最近香港爆發反水貨示威行動，其實中港衝突本身的問題，你在地觀察的話會發覺架構上的矛盾，使它必然會這樣發生。
首先，香港政府的權力不完整，香港政府是無權審核來港遊客及移民的，自由行的城市數量也不是香港政府能控制的；就像我的（應付過雨傘革命）警察朋友所說：「香港的問題來自外部」，對於大部份人來說，他們以為香港政府是有這權力，但香港政府事實上是沒有的。
再者，香港的立法會本身有一半議席是功能組別，而這些功能組別，很多都是零票當選。換句話說，香港是一種寡頭政治，而寡頭政治之上的是殖民地時代的買辦階級（地主、富商、公務員），中共希望像英國一樣，以控制買辦階級去管治整個香港，但是這些買辦階級本身卻非常羡慕中國官僚腐敗的榮達和無上權力，功能組別決定了香港的民選議席永遠無法過半，利益就向著寡頭傾斜。
透過控制功能組別，行政權的源頭掌握了大部份立法權，香港的三權分立有一權基本上是廢掉了；像是處理因為過量人口流動產生社會問題的事情，都是被這樣失衡的議會所擋下，要提出相關的議案都會被既得利益者反對，而他們不斷進一步加強這方面利益的議案。
香港在1998年解放了原本的立法會，而由中共委任的臨時立法會，他們基本上就是中共能信任的權貴，他們贏得中共政府信任之後，第一件事就是取消殖民地政府幾個很重要的、維持社會穩定的政策：
租務管制--也就是限制租金上升速度的政策。很多人問香港社會在殖民地時期為何沒有這麼不滿，租務管制就是其中一個原因，因為這限制了租金和房價的上升速度，而這在1997年後的寡頭政治下瞬間消失，之後香港的房價和租金都失控上升，擁有土地和房產的人一夕致富。對遊客而言，香港的房間太小、租金太貴，但對於當地人而言，這是每天的生活，每個月交幾萬元的租金，大部份的勞動成果都被剝奪。
公安條例--強化了警權，壓縮了之前香港的集體和遊行自由，使得向政府抗議這件事變得更有風險，更可能會被拘捕。這導致殖民地時期良好的警民關係走向惡化，警察作為執行者動用這些條例，對和平示威者拘留、搜屋、各種為難。其實香港長期都是以和平示威聞名，但是當和平示威和抗議都被政府視而不見，且會動用警察驅離、甚至因此遭撿控時，就使香港走向「反正和平的結果也是被鎮壓，那和平有何意義？」的思潮；如我之前說過，政府對溫和示威者抹黑和鎮壓，那就是激出更多硬派抗爭者出場的時刻。
香港九七回歸前後的變化，在於解放了既得利益者的限制，也在於授予了警察打擊民眾的武器，這點中共是脫不了責任的。只能說，他們太小看殖民地，以為可以複製買辦政治，卻不明白買辦政治的背後要有一個嚴謹的三權分立體制去控制這些買辦不要失控。中共長期對香港的看法就是殖民地，教育中大多有「殖民地就是侵略者控制買辦的政治」這樣的印象，當自己有一天能當統治者時便誤以為只要跟英國一樣控制買辦走狗，這裡就能如殖民時代一樣穩固。
實際上，中共本身也沒有三權分立，自然也沒有任何正義制衡買辦，欠缺制衡之後就形成了更老式的殖民地政治－那種慢慢走向剝削、壓迫、鎮壓、對抗，然後獨立的那種。
在立法會中，得到幾十萬票的民選議員是一席，一票也沒有、零票當選的功能組別議員也是一席；香港的選舉制度是不平等的，後者是既得利益者，他們多數投資了大量的店鋪，從自由行和走私活動當中獲得極巨大的利益（你想像一下，一個1千呎、即30幾坪的店鋪月租是一百萬港幣、4百萬台幣，在地球上別的地方都難以想像），而對於處理隨之而來的社會副作用，政府的想法很單純就是「鎮壓」。
然則，同時中共的政爭又涉入了香港，一些中資機構資助的流氓組織和法輪功這兩群來自中國的團體之間的衝突，把中共形式的批鬥展現在香港的街頭。一開始香港人認為事不關己，但慢慢的從他們身上發現，面對與中共相關的事情，和平的手段會被視為無效、甚至被嘲笑的。
政府對香港人的抗議是視而不見的，更在政府總部架設新的圍牆，禁止民眾進入；也就是說，政府不斷的破壞向政府抗議的渠道和空間，並利用警察不斷的鎮壓、刁難示威者，政府認為只要令合法抗議變得困難而且無效，市民就會知難而逃。
然而這樣的想法也是錯的，雨傘革命之所以從一開始只有幾十人的罷課，到幾萬人長達兩三個月的街頭衝突，源頭在於政府對於民眾的反應完全誤判。每一次鎮壓的起源都是認為「只要鎮壓了就會驅散」，但香港新一代民族性卻是越鎮壓越反抗，結果動用更高級的鎮壓武器，例如催淚彈、警棍等，反而導致事情越惡化。越多人參與，越多非傳統、遊擊性質的手段出現，從一開始的和平抗議到戴上護具、幪面，從一開始會自願和警察合作到逃跑、遊擊、從警察手上搶奪被抓的同伴，從向政府抗議到直接破壞走私經濟的活動。
鎮壓越來越升級，反過來說參與人的手段也在升級，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下一個瓶頸點應在於「國界」，用歷史學家的角度看，這是重覆每一個殖民期的末期政治，情況像波士頓茶黨或者荷蘭80年戰爭一樣，抗爭地點會慢慢轉移到國界，也就是香港外，可能會在中國或海外，無論政府再怎樣升級鎮壓手段，都管不到領土範圍外的地方。
自從九七之後，香港的教育就不斷被滲入中共的元素，例如一堆向著國旗敬禮、唱國歌的活動，並不斷宣傳關於中共的好話。那時候看起來香港下一代會被洗腦效忠中共，但結果卻完全相反。今天雨傘革命的世代很多都是從小學開始就受那些親中共教育影響，但我當教師時卻發覺他們在學生時代就很厭惡這些灌輸，例如他們要去中共的軍營受訓，回來之後反而更厭惡中共。還有教師對學生要求唱國歌、敬禮的強迫行為，使他們開始覺得中國是一個莫名其妙不斷壓迫人做奇怪事情的地方，結果這些洗腦教育反而造就了新一代比以前殖民地時代更加反共。
此外，雖然香港人多數主張新移民是換血，但事實上雨傘世代很多人就是新移民後代，他們有些甚至在中國讀小學。這些人來到香港之後生活艱難、居住環境惡劣、經濟困難，但同時對香港和中國來說兩面不是人，最終反而產生更激烈的反共意識；因為他們在中國和香港之間變得一無所有，也沒有回到中國的可能性，結果只能選擇強化自己的香港人身份，使自己比香港人更香港人。
這聽起來有點荒謬但從歷史上也合理，拿破崙是法國皇帝卻是科西嘉人，希特拉是納粹元首但他是奧地利人，史達林是蘇聯領導人卻是喬治亞人。外來者前無去路後沒退路，反而對於加入排外運動義無反顧，香港這十幾年收了幾乎一百萬新移民，製造了更多這樣的下一代。
還有一點是人民幣是一種不能自由兌換的貨幣，而港幣則因為聯繫匯率制度和美金一樣有一個固定的匯率。而香港是中華區唯一的普通法國家，法律上可以和英美兼容，這使香港的貨幣、護照、法律都有國際的認受性，這點是中共任何城市包括上海在內都不可能擁有的，他們的房價就算再翻上一倍，GDP爆出再驚人的數字也不可能變成擁有獨立的法律、發行自身的貨幣，並受國際認受。
這是很多人對中港關係的最大盲點，就是他背後有一種很關鍵且難以割捨的利益存在。香港的最大財富在於他獨立於中共的制度，那些買辦也理解這一點，所以他們知道中央不能對香港動手，便隨意的借中共的支持去伸張自己在港的利益。像香港的護照和相關公司提供了很多中共權貴和成功人士離開中共的跳板，他們並不在意激化衝突，即使出事這些買辦也可以隨時捨棄香港。香港的高官包括梁振英本人在內，基本上全家都在英國，香港出了大事這些人會安全的抵達歐美國家並留下所有爛攤子以及一個人民幣經濟最巨大的炸彈。
很多人以為只要給予精英最大的權力事情就會辦好，香港卻完全展現了絕對的權力如何令人絕對腐敗，因為他們可以把事情完全為自己利益服務，且權力大到足以不負任何責任。我有一個在中國共產黨中比較開明的朋友，他直說，太多人低估了香港社會的複雜性，結果國家吃下了一個危險的定時炸彈，香港在70年代後已經不能再視為一個殖民地，可是大家很晚才意識到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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