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中的中外關係是合作而非單純援助

中國長期以來受世界列強的侵略，不僅以不公平條約瓜分中國，而且在中國培養代理人為各自的利益服務。

在中國影響較大的大國主要有日本、蘇俄、美國、德國和英國。在軍閥混戰時期，把持黃河、長江中下游地區，以馮國璋、曹錕、吳佩孚、孫傳芳為首的直系背靠的是美國和英國。分佈在安徽、浙江、山東、福建、陝西等地區，以段祺瑞，徐樹錚，靳雲鵬﹑段芝貴等為首的皖系軍閥背靠的是日本。東三省張作霖背靠的是日本。而新生的共產黨與蘇俄交好。國民黨政權內部則以親日派為主，還存在著親俄派、親美英派、親德派。各地方軍閥都在外國列強操縱下，割據一方。

中德合作為中國經濟和軍事現代化做出了貢獻。

德國與中國的合作由來已久，開始不僅限於軍事方面，也包括工業和技術交流領域。來自西門子公司、克虜伯公司的工程師幫助中國建立了近代的發電廠和鋼鐵工廠。後來在1898年3月，德國逼迫清朝與其簽訂《膠澳租借條約》，德國取得山東膠州灣的99年租借權，以及山東半島的開礦權和鐵路鋪設權。 1900年，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被殺，中德關係跌落至最低點。

辛亥革命後，在廣州市的國民政府開始尋求中德合作，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曾在德國留學後來曾代總統的朱家驊。德國當時對中國沒有政治上的興趣，政府層面極少衝突。由於日本對中國咄咄逼人，中華民國迫切需要實現軍備和國防工業現代化以獲得自衛生存的能力。德國方面正被凡爾賽條約束縛，在歐洲受困的情況下需要中國原材料的穩定供應。到1930年，中德合作的規模已經超過了日本。

日本侵略中國的1931年後，雖然日本與德國合作開始加強，但德國仍然堅持在東亞政策上保持中立，德國軍工業對鎢砂等戰略物資的需要使其仍然保持與中國合作。

1933年，漢斯．馮．塞克特（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1866年4月22日-1936年12月27日）將軍擔任國民政府的資深顧問，提出中國工業化和軍事化規劃，制定了三年規劃。他反對中國傳統的大型低素質武裝力量，強調規模較小但是機動能力強、裝備精良的武裝力量。建議中國的武裝力量必須統一訓練，聽從於蔣介石的號令，整個軍事系統必須成為中央集權金字塔的基石。此建議正合蔣介石的口味，由此誕生了與德國陸軍架構相似的「教導總隊」，這些被嚴格挑選且直屬於中央管轄的精英部隊成員類似於德國的軍官團。他還推舉了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Alexander Ernst Alfred Hermann von Falkenhausen，1878年10月29日-1966年7月31日）將軍擔任國府軍事顧問，負責部分軍事訓練計劃以及中國的防線設計。

此後，約4萬人接受了德國教官訓練，這些部隊編成了教導總隊、87、88、36師四個部隊，俗稱的德械師。隸屬於財政部宋子文指揮的稅警總團也是德械裝備。這些德械精銳師後來投入到淞滬戰役和南京保衛戰中。

德國方面與國民政府合作雖然沒有政治訴求，但成本較高。交給中國的德國產品，其價格比國際市場高出15%以上。馮．法肯豪森則對宋美齡表示，這兩個問題的原因，前者有可能是德方發錯了貨，至於價格偏高，則是因為中方在驗貨時出了問題。

1938年2月希特拉宣布德國將正式承認「滿洲國」，禁止對華輸出軍火。1941年7月1日，德國正式承認南京汪精衛政權，重慶國民政府遂與德國斷交。中德合作對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提高了中國抵禦日本侵略的能力。既對立又學習的中日關係。中國人在近代經常受到近鄰日本頻繁的侵略，即使這樣，中國一面打日本，一面學日本，與日本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清朝末年的1895年，日本發動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 1900年，日俄在中國東北發生了戰爭，俄國戰敗，日本繼承了俄國把以前與清政府簽訂的在關東州的特權，並將在關東州的駐軍稱為關東軍。

中國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梁啟超等改良派流亡日本。孫帝象前後在日本住了十幾年，同盟會等革命組織也都是在日本成立的，接收了日本政界和民間的很多資助。即使在國人奮起反對不公平的《二十一條》和在日本的數万中國留學生多數憤而回國時，反袁的孫帝象仍然留在日本，以至於當時很多人罵孫帝象為「漢奸」。如果孫帝象坐穩了中華民國的總統，很可能建立一個親日的政府。

1922年，日本把青島正式還給中國，取消中國在義和團事件中對日賠款的剩餘部分（約佔總賠款額的70%）。此舉曾引來了日本國內強硬派的強烈反對。

1927年開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提出要收回租界，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英國雖然惱怒之極，卻因能力有限只好撤兵。日本因為不像英國那樣在世界上有數不清的租界和殖民地，只有中國一塊，因此日本人絕不會輕易允許中國軍隊強行收回租界的。

蔣介石原來也是親日派，不僅秉承了孫帝象的衣缽，自己也曾在日本學習軍事，在日本有許多朋友。1927年3月蔣介石在北伐軍攻佔南京後，特地招請日本記者，暗示北伐將不包括東北地區。並且於當年訪問日本，與當時的首相田中義一、後來的侵華戰犯松井石根等秘密會談。

1927年日本以保護國民安全為由出兵山東對北伐軍進行威脅，但並沒有能夠阻止北伐軍進軍。在此背景下，日本右翼考慮扶植張作霖在東北建立一個與國民黨對立的親日政權，這個計劃被關東軍的一個高級參謀河本大佐暗殺了張作霖而破壞，而接替張作霖的張學良突然宣布全東北「易幟」，接受國民黨的領導。此後，中國要收回大連、旅順主權和南滿鐵路，日本國內也掀起了反華的高潮。

1931年，石原莞爾調任關東軍參謀，策劃了918事變。蔣介石政府實行了不抵抗政策，試圖通過外交的方式解決問題。而日本國內激進派軍人佔據了優勢，不僅扶持了溥儀的滿洲國，而且在國內殺害了不承認滿洲國的首相犬養毅。日本也失去控制，走上了軍國主義侵略擴張道路。以上情況表明，中國的國民黨政權對日本一直保持親善。即使在東三省被佔領，仍然猶猶豫豫，這種狀態與國民黨政府高層與日本抱有「感情」有一定的關係。蔣介石後來轉向，一方面是日本大舉全面入侵中國，國人反侵略呼聲高漲。另一方面是國民黨副總裁汪靖衛捷足先登投靠了日本人，堵住了蔣介石與日本交好的路。即使在抗日戰爭中，中日合作仍然沒有中斷。不僅僅是汪偽政權與日本合作，國人到日本留學一直沒有停止。其實即使在戰後直到現代，中日關係仍然是既對立又學習的狀態。可以說是相互利用，也可以說是兩國兩民族的歷史成因。政治對立與合作的中蘇關係。雖然辛亥革命建立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權，由於孫帝象的三民主義和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中蘇關係直到1941年，仍然是友好的。孫帝象要建立的國民政府是民主的聯合政府，包括共產黨人在內。正因為此，政治信仰不同並沒有影響與蘇聯的關係。



抗日戰爭爆發後，當德國停止軍供以後，國民黨政府曾向蘇聯求援。立法院長孫科曾三次赴蘇聯求援。

蘇聯爲了能夠讓中國戰場拖住日本，使用蘇聯對華信用借款支付，購買了各類飛機1235架，坦克82輛，汽車1526輛，牽引車602輛，各類大砲1600門，機關槍1.4萬挺，步槍5萬枝及子彈砲彈汽油等。蘇聯還派遣空軍志願人員和軍事顧問5000多人來華助戰。據國民政府統計，從1937年8月至1941年，蘇聯空軍志願隊與中國空軍共擊落擊毀日機1049架。直到1939年歐洲形勢日趨緊張，蘇聯空軍志願人員才分批回國。

中蘇決裂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取向。因為中國共產黨與蘇聯一樣以共產主義為信仰，而共產黨勢力是蔣介石右派的主要敵人。

蘇聯在抗日戰爭中與中國合作有自己的考量。它的目的既不是支持中國的共產主義勢力，也不是完全支持中國打敗日本侵略者。而是對付中蘇兩國共同的敵人日本法西斯。

日本從戰略上一直存在著是北上還是南進的考慮。北上是進攻蘇聯，南進是進攻美英所屬的亞洲其它國家。

中國堅決抵抗日本侵略，客觀上消耗了日本的力量，使日本無法展開與中國和蘇聯的兩線作戰。因此，國民黨政權與蘇聯的關係既有政治上的警惕，又有合作對抗日本侵略者的需要。



各有利益取向的中美合作

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最後投向美國，既有其夫人宋美玲和姻親孔祥熙等親美派的影響，又有抗戰形勢的實際需要，更有政治上的選擇。

美國在中國抗日戰爭前期一直把「避免和日本衝突」列為首位，不僅沒有支援中國的抗日戰爭，而且向日本提供物資，僅石油一項，1937年和1940年分別佔日本當年進口的80%和60%。

美國是個以利益為中心取向的國家，在法西斯軸心國把世界攪的天昏地暗時，美國一直利用機會賺錢。它一面向反西斯國家賣物資，另一面也賺法西斯陣營的錢。

直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才在1942年3月給了中國5億美元「無擔保、無利息、無指定用途、無任何附帶條件的貸款」。從1939年到1941年，美國援華貸款1.95億美元，同期蘇聯援華總額則有2.5億美元。

1941年4月，蘇聯停止援華。美國採取租借的方式加大對中國的援助。在中國戰場最困難的1943年和1944年，美國租借給中國的物資分別價值4900萬美元、5300萬美元。

1941年，美國宣布中國為受援國，並向中國派出軍事使團。從1941年到1945年，五年間中國共得到美國16億美元的實物和勞務援助，佔這一期間美國向世界各國對外租借的3%。其中僅1945年一年就達到11億美元。

此數據說明美國在中國抗戰前期基本沒有援助過中國，即使在參戰後的四年間援助中國也很少。

據戰後統計，在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對華援助是對蘇援助的1/7，是對英援助的1/20。

美國與中國國民黨政權主要是軍事合作，不僅派出航空隊，而且給蔣介石派來了參謀長史迪威，直接參預作戰指揮。美國軍隊尤其是空軍對中國的抗日戰爭做出了重要貢獻。

美國與中國合作抗日與蘇聯的目的同出一轍。日本威脅到美國的亞洲利益，支持中國的抗日，促進有效的聯合作戰，共同打敗日本法西斯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它支持和援助國民黨政權，卻在中共要求美國援助時，以不會支持除國民黨政權以外的任何「軍閥」為藉口拒絕。它要樹立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大國地位，防止共產主義擴張。

美國即使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結束後，仍然加強了對國民黨政權的合作。把大批的軍用物資和重裝備留給了國民黨，政治上公開表態支持國民黨政權。根據租借法案，美國移讓給國民政府物資總值達78100萬美元。

1946年6月26日，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執行會議以15對2票通過《美國軍事援華法案》，在中國全面內戰爆發期間，美國對國民黨政府加強軍事和財政援助是出於政治考量。

美國還為國民政府訓練部隊和軍事人員，裝備國民黨軍45個師。用軍艦、飛機直接運送國民黨軍14個軍、41個師、3個交通警察總隊共約54萬人進攻解放區。贈給國民黨軍大量飛機和艦艇，為國民黨軍建立了8個大隊的空軍，其全部設備及訓練費用達3.07億元。飛機總數為936架。

美國對國共兩黨的調停並非是公平公正，而是拉偏架，目的是在中國建立由國民黨主導的親西方政權。



抗日戰爭中外關係是合作而非單純的援助

在後天的語景裡，凡是參與和提供幫助中國抗日戰爭的都稱為援助，這個定義值得商榷。

援助的定義為以出錢、出力或出主意以及提供精神上支持等方式相助別人。援助有單方面的，有相互的。互相利用的不叫援助，有回報的也不叫援助。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與德國、蘇聯、美國都屬於合作性質，是各取所需。

德國與中國是經濟互惠關係，不存在誰援助誰或者誰幫助誰。主觀上德國需要中國的稀缺物資，客觀上助力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中、蘇、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共同的敵人，那就是軸心國。

中國不能堅持抗戰，日本侵略者這股禍水北移的可能是存在的。日本龐大的關東軍一直對蘇聯虎視眈眈，隨時都可能北進與德國夾擊蘇聯。這種情況下，支持中國抗戰實質上是保證自己安全，至少可以消耗日軍實力延緩日軍的進攻。

美國則更明顯，中國抗戰多年仍然袖手旁觀。直到日本對美國發動進攻，才開始把中國當作盟友，支持中國抗戰。表面是幫助中國，實則是減輕自己的負擔。

在許多人看來，中國出兵緬甸作戰，是為了保護美英向中國提供戰略物資的交通線滇緬公路。這種觀點過於狹諡。

日軍緬甸作戰的目的是保障東南亞地區日軍翼側的安全。進軍印度的目的是促其脫離英聯邦，完成大東亞共榮圈建設。

此時日本南方軍已經先後入侵菲律賓、泰國、馬來亞、關島、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所羅門群島，一直到中途島以西的廣大地區，聲言將與希特拉會師中東。

國民黨政府與美、英建立戰時聯盟，是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需要，並不僅僅是中國的抗日戰爭。

就中國而言，維持較為便捷的陸上和海外物資輸入的運輸線對抗日非常重要。緬北地區可以充當中國大西南地區的緩衝，使大西南地區免受日軍的直接威脅。

對美英而言，想的是保護東南亞殖民地。挽救遠東大後方的危機，利用中國軍事力量抵抗法西斯的進一步擴張。

中國在緬作戰的最大利益目標是獲得盟國戰略物資的接濟和防止日軍從大後方攻擊，並不是替英國作嫁衣裳防守緬甸。

美英的利益目標則是保護東南亞不要落入日軍之手。

中國和美英方面在對日作戰上存在著戰略目的的分歧，此為最終失敗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蔣介石與美國派來的戰區參謀長史迪威矛盾的焦點。

中緬印大戰歷時3年零3月，中國投入兵力總計40萬人，傷亡接近20萬人。

中國軍隊出國作戰，不僅有力地支援了盟軍在中、印、緬戰場的對日作戰，打通了中國西南國際運輸線。而且支持了中國國內的抗戰，大長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正如蔣介石所言：「我國軍入緬，其目的不僅保障滇緬交通線，更為保障盟軍統一戰線之大事業。」

因此，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中國的抗日戰爭而言，不可輕言援助。這種國與國的援助有利益糾結，是互相支持配合，相互利用。稱合作更恰當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