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戈
書報刊名：《世界軍事》2009年第5期，第95-97頁
網上有篇廣為流傳的文章，題為〈從日本軍事地圖說開去〉。作者是一位有幾十年軍旅生涯的老兵，他介紹說從抗日戰爭時期起，我軍使用的作戰地圖多數都是從日寇手中繳獲來的，甚至沿用到了新中國成立後十幾年。1949年，有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將軍曾對他說：「我軍繳獲的日本軍用地圖，範圍之廣，可以覆蓋整個中國領土；數量之大，可以配備到每一個團甚至每一個營。」作者說自己數次接觸到日本軍用地圖，「看到他們畫得那樣精密、詳盡、準確、清晰，其驚心動魄、毛骨悚然的感覺，真是筆墨難以形容！」近日《三聯生活周刊》軍事專欄主筆蔡偉撰文《軍事地圖：生死攸關的秘密》，也指出當年日軍使用的軍事地圖非常精密，許多地圖甚至連中國腹地人煙稀少的山區都被測繪清清楚楚，「令我們汗顏」。兩位作者想說的是，從軍用地圖這個軍事專業角度來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準備工作動手既早，又做得非常紮實。
確實，日本掌握現代軍事測繪技術，起步於明治維新初期，中國是落後於日本的。直到民國初年，中國才有了最初的1/5萬比例的分區地圖，這還是清末派到日本留學軍事的部分學生在日本陸地測量部學成歸國後測繪的，測繪方式與日本完全相同。在這方面，中國是日本的學生。然而前述兩篇文章的作者有所不知的是，日本在侵華戰爭時期使用的軍用地圖，只有極少量是日軍自行測量、繪製的，絕大多數是利用偷竊、繳獲中華民國測繪的地圖翻版印製的。這是因為，自行測繪大比例尺地圖的成本非常高，其工作量之巨、耗時之久、勞動之艱辛非外人所能想像。即便在和平時期對一個擁有主權的國家，這都是一項曠日持久的浩瀚工程，何況是敵對國家派人潛入來偷著幹。
說到軍用地圖，就應該連帶提及兵要地志。軍事上所說的兵要地志，是軍隊對預設戰場的地理、天候、人文等各項情報，以作戰的觀點進行蒐集分析的綜合匯集成果，是直接用於軍事的作戰資料。它包括地形圖在內，又比地形圖的內容更豐富。如果說地形圖還是「死地圖」，標註上火砲道路、載重車道、橋樑、鐵路、河川、汽船可航區、民船可航區、險要地形標誌、道路隨季節變化情況及生活用水、哪些地方可降落飛機等地志資料，就成了「活地圖」。這種地圖叫做兵要地誌圖，一般為1/10萬比例，極具作戰價值。
寧夏學者沈克尼說，日本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就開始對中國進行情報蒐集和資料編撰工作，20世紀初更是利用《辛丑條約》駐軍中國之便，派間諜人員潛入中國內地秘密測繪地形、調查兵要地志，甚至後來還因此引發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為「中村事件」，即是日本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及助手退伍騎兵曹長井杉延太郎秘密潛入中國興安嶺地區進行兵要地志調查，被中國東北軍屯墾三團關玉衡團以間諜罪處決，從而成為日本關東軍挑起「九一八事變」的藉口。當時，日本參謀本部賦予中村大尉一行的任務，是對戰時日軍沿興安嶺斜向縱段支隊的宿營、給養、給水、行動的難易進行實地調查。被中國東北軍繳獲的中村一行的主要文件資料有：日文和中文1/10萬比例軍用地圖各一份，曬藍紙俄文地圖一張；表冊三份：一冊為調查興安區中國屯墾軍的兵力，槍砲種類、口徑，官兵數量，駐屯地點，營房景況等；一冊是調查蒙旗、縣人口等；另一冊是調查地方風土情況，如土壤、水源、氣候等項。
值得一提的事，中村大尉的這一手，在日本軍方是一個老勾當。1904年4月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大本營參謀本部特務班的橫川省三、衝禎介二人就曾秘密潛入俄佔旅順口刺探情報，被俄軍抓住當場槍斃了。儘管日軍在蒐集情報方面如此處心積慮，但要調查、測繪完成全部中國預想戰場的大比例尺分區地圖和兵要地志，也是不可想像之事。
筆者查閱近年來有關各地發現日本軍用地圖的新聞報導，發現只有兩則報導中提到的地圖為日本自行測繪：一張是山東陽谷幅1/5萬比例地圖，圖上標明為「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測圖」；一張是以正太路為中心的1/10萬比例地圖，圖上有「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測圖」、「大正元年（1926年）製版」等字樣，這些以日本天皇紀年註明測圖時間的，表明是日本軍方的自測圖。這些地圖，應該是日本參加八國聯軍侵華，利用《庚子條約》駐軍中國後秘密測繪的。
而其他幾十則報導中提到的日軍地圖，上面均標有「中華民國某年測圖」、「昭和某年製版」字樣--這是指地圖為中國方面測繪，被日本得到後翻印的，翻印時間大都在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不久的「昭和十三年（1938年）」。
筆者多年來收藏到侵華日軍地圖13幅，其中10幅為日軍用中華民國地圖翻印的，只有3幅是其自行測繪的。戰時日軍自行測繪地圖，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對系統的戰場地圖進行拾遺補缺，二是因某些重要地區地形改變而重新測繪，三是為新的軍事行動作資料準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後兩種情況。
1938年徐州會戰後期，為遲滯日軍追擊，國民黨軍從花園口扒開了黃河大堤，使得河南、安徽等地區因黃河氾濫地形地貌發生了重大改變。為此日軍專門測繪、修訂了這些地域的新地圖，從圖上可見當時改道的黃河使得這些地方幾成澤國。日軍在一些地方重新開闢了道路並用紅藍色筆作了標註。
早在1942年，由於中國政府以重慶為大後方堅持抗戰不妥協，以岡村寧次任司令官的日本華北方面軍極力鼓譟進攻四川的「5號作戰」，計劃從西安、宜昌兩路進攻。華北方面軍承擔北路進攻任務，並著手進行了包括地圖在內的作戰資料準備，後因為太平洋戰場兵力牽制未能如願。1944年，日本已呈現敗相，升任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絕望之際再次「強烈要求」進攻四川。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撰的《華北治安戰》一書說，岡村寧次「西向作戰的真意是估計美軍要在日本本土登陸，而想要把美軍吸引到大陸上來」。為此，其情報機關又開始進行作戰資料準備。這些準備工作包括：製作1：10萬比例的地圖，攝製新黃河附近的航空照片，為派遣間諜潛入敵後做準備工作（從開封沿隴海路），對黃河、秦嶺地區進行統計的觀察。
筆者收藏到了兩幅這批地圖，圖上有紅色圓形戳記「川陝」兩字，意為進攻川陝計劃用圖。圖上均標註「昭和十七年（1942年）七月測圖（六月攝影）」，由「北支方面軍參謀部測量班」製作。這批日軍自行測繪的地圖都是以航空拍攝的照片初步製版、再派遣人員秘密地赴現地調查兵要地志繪製而成的。對有些一時無法掌握的情況，如很多偏僻的小村莊的名稱，日軍都取一個日本的名稱來代替。如在一幅黃河西岸的陝西郃陽的地圖上，很多小村莊都取了「中島村」、「羽田村」、「鶴見村」等日本地名。
筆者所收藏的這10餘幅日軍地圖涉及地域為湖北、湖南、扛西、河南、陝西、四川等地。其中河南省黃泛區的界首集、柘城、鹿邑等幾幅以套紅字標明「兵要地志地圖」，上面以紅藍兩色標註了兵要地志資料，如攻防要點、道路是否可以供輜重或馱馬車輛通行、橋樑承重標準、黃泛造成的濕地等。測圖時間為昭和十七年（1942年），又覆以紅字標明為「昭和十九年（1944年）調製」，應該是日軍為進行打通大陸交通線而發動的「1號作戰」（中國稱豫湘桂作戰）對老地圖所進行的兵要修訂和補充。每幅日軍地圖的樣式統一，1：5萬比例地圖尺幅約為460毫米×580毫米，1：10萬地圖尺幅約為400毫米×560毫米。上方正中為幅名，一般以地圖中心位置的某個鄉鎮名稱命名。左上角為測圖、製版時間；右上角標有「軍事秘密」、「部外密」等密級字樣以及本幅在全套地圖中的編序號；右下角注有圖式、標高等測繪參數。地圖左下角則是日軍測繪機關的落款，最常見的是「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這是日軍最高測繪機關；此外方面軍、軍和師團的參謀機關里也設有相應的測繪部門，可以根據所轄地區情況對舊圖進行補充和完善，署有「支那駐屯軍司令部」、「多田部隊測量班」、「杉山部隊參謀部」、「第1野戰軍測量隊」等名稱，分別指的是早期司令部設在天津的中國駐屯軍，中期以杉山元、多田駿先後任司令官的華北方面軍及其所轄第1軍的測繪部門。
一般而言，除標明為日軍「航空寫真製版」的少數幾幅地圖外，地圖上標明為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以後測圖的主要是日軍在戰爭爆發後通過戰場繳獲得到的；而標明民國早期測圖的則有相當一部分是日軍在多年以前利用間諜特務偷竊的。其中，最著名的兩個偷地圖的賊，一為佐佐木到一，一為前文一再提及的岡村寧次。
佐佐木到一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1921年12月，任職於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情報部）第6課「支那班」。「支那班」的主要任務是「蒐集交戰中的中國各派軍閥的情報，並與各軍閥聯絡，進一步完善懷柔謀略以及收集預料成為戰場的兵要地志資料」。1922年，佐佐木到一被派往廣州任諜報武官，開始結識國民黨上層官員，並受到孫帝象的信任，參與機要事宜。他一面表現出極其尊敬孫帝象並關心中國革命，一面積極為參謀本部蒐集情報。 1923年9月，為討伐陳炯明叛軍，孫帝象正式邀請佐佐木到一參與製定作戰計劃。在此期間，佐佐木到一偷竊到200多張1：10萬比例的廣東、廣西地圖，秘密送往日本，受到當時參謀次長武藤信義中將的嘉獎。1924年3月，佐佐木到一又對香港島背面地區的設防及臨海正面進行了調查，後來根據這份調查整理成《香港兵要地志》。當月，他又溯西江而上直到廣西梧州進行水運情況調查。因為這些「出色」的成績，1924年8月佐佐木到一被調回日本，升任參謀本部第2部第6課地志班班長並兼任陸軍大學軍事學教官，講授中國、菲律賓、遠東俄領兵要地理並曾兼作戰資料整備會議幹事。
另一個偷地圖的賊岡村寧次名氣更大，曾為日本侵華的最後一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大將軍銜，也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日本陸軍大學出身。
侵華戰爭爆發前，岡村寧次曾18次進入中國從事情報工作，收集到大量兵要地志資料。他常感嘆得到地圖不容易。當時中國各方都極珍視為數不多的軍用地圖，按極密文件保管，嚴禁出售，因而極難獲得。在他給孫傳芳當顧問時，孫及其手下的大部分指揮官都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6期留學生。由於岡村寧次曾擔任過他們的區隊長，因此他們稱岡村寧次為老師，極為尊重。 1926年秋，蔣介石率軍北伐。孫傳芳在九扛、南昌地區布防攔阻，連遭挫敗。儘管孫傳芳身邊的人一再向岡村寧次諮詢作戰事宜，但軍用地圖卻從來沒給過他。
但是，機會終於來了。有一天，岡村寧次去最前線的南昌。當地的指揮官把華中中部地區1：5萬比例的地圖全部借給岡村寧次，委託岡村寧次製定作戰指導方針和計劃。岡村寧次按其要求提出了計劃方案，卻把地圖徑直帶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孫傳芳軍節節敗退以至全軍覆沒，設在長江江面船上的司令部也遭北伐軍集中火力射擊。孫傳芳束手無策，決定起錨順流而逃。這時，岡村寧次雇了條小船狼狽不堪地逃到了為保護九江租界的日本人而停泊在江上的日艦「安宅」號上。倉促間，岡村寧次丟棄了所有的行李，卻未忘記帶上這套1：5萬比例的軍用地圖。回國後，岡村寧次把地圖交給參謀本部，為此獲得了一筆巨額秘密賞金。
這一整套華中中部地區1：5萬比例的地圖在10餘年後日本侵華戰爭爆發日軍進攻武漢作戰時發揮了大作用，而指揮進攻武漢作戰的日軍第11軍司令官正是岡村寧次本人。限於中國當時的測繪條件，這套地圖錯誤較多。在戰時岡村寧次常聽到手下人對地圖的批評。每當此時，他都在心裏暗自不平：「真不知此圖來之不易！」可以說，岡村寧次日後之所以青雲直上官居侵華日軍總司令，與其早年在中國做間諜的經歷與成就密不可分，偷地圖之功應算其中重要一筆。在筆者收藏的日軍地圖中，標明「中華民國七年測圖」的湖北蘄春「道士袱」幅以測繪時間推斷，很可能就是岡村寧次當年所偷的那批華中中部地區地圖之一。
筆者收藏到的4幅日軍地圖，圖上地域涉及湖北省靳春縣、麻城縣、江西省樂安縣、湖南省平江縣等地，分別標明是中華民國七年（1918年）、十五年（ 1926年）、二十七年（1938年）測圖，而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於昭和十三年（1938年）製版翻印的；其中民國二十七年測圖的一幅，背面也印著一幅地圖，註明「昭和二十年（1945年）七月複制」，製作單位為「統集團參謀部」，還特別標明此面為「使用圖面」--這種雙面地圖，是戰爭後期資源匱乏為節省紙張利用舊圖背面翻印的新圖。從複制時間看，距日軍投降只有一個月時間；「統集團」是日軍第十一軍的保密代號，當時在湖南與中國軍隊對壘相持。
==================
〈從日本軍事地圖說開去〉
從抗日戰爭時期起，我軍使用的作戰地圖多數都是從日寇手中繳獲來的。1949年冬天，我聽一位參加過萬里長征的老將軍在閒談中提出：「我軍繳獲的日本軍用地圖，範圍之廣，可以覆蓋整個中國領土；數量之大，可以配備到每一個團甚至每一個營。”當時聽了衹是高興，并沒有往深處去想。以後，我在部隊文化工作崗位服役了几十年，曾經多次接触到這些日本軍用地圖。「百聞不如一見」，親眼看到這种地圖的感受是大不一樣的，第一次看到他們畫得那樣精密、詳盡、準確、清晰，其惊心動魄、毛骨悚然的感覺，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1950年秋天，我們出差去到湖南省宜章軍分區，任務是按照中央檔案館和總政治部的要求搜集革命歷史文物。軍分區司令員也是一位老紅軍幹部，他說：「宜章地區是革命老區，1928年朱總司令曾在這裏領導過宜章暴動和湘南暴動，疏散在民間的革命歷史文物肯定是不少的。我會盡可能地給你們提供線索。不過這裏山高路險，人煙稀少，宜章城以南100多里的太平垌過去就有大股土匪，自稱『湘粵反共遊擊根據地』，去年我們才把它搞掉，但是殘餘分子還存在。既然你們要走很多地方訪問很多人物，為了安全，我至少要給你們配備一個警衛排的兵力，沿途護送……」
我們一切按照司令員的囑咐行事。警衛排排長姓李，20出頭，非常精明強干。他身邊老有一個背著圖囊的小通信兵，形影不離；在路上一遇到有疑問的岔口，他就找出地圖來查看一下。也虧得他這樣做，我們很少僱請嚮導，也幾乎沒走過彎路。有一天，我們準備走70多華里去訪問一位烈士的親屬。當我們用急行軍的速度不歇气地走到一座大山腳下休息的時候，李排長又把地圖找了出來，看了一會兒說：「這裏有一條小路，可以不用繞道直接穿山而過，少走20華里。不等天黑我們就能到達目的地。可就是不知道路口在哪兒。」問了好几個過路的年輕人，都說沒有這條小路。李排長說：「這种地圖是很精確的，它畫著有就一定有。我們需要找一個嚮導。一班長代我指揮，二班長跟我一道去！」說著，他把地圖交給了我，自己和二班長飛快地下了山。
這是我第一次仔細地查看日本軍用地圖。首先叫我十分惊訝的是它作的比例尺竟然是5萬分之一，這就是說，地圖上的1厘米等於實地的500米，在作戰地圖當中這是最精密最實用的了。一座山丘、一條小溪、一個村莊、一塊水田、一條小路、一座廟宇，一片樹林……都在圖上畫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漢字，山頂制高點和山腰等高線一律用阿拉伯數字標明了若干米，所有的道路也都標明了分段里程……即使以測繪的工藝水平來衡量，這張地圖也堪稱一流，清晰而精确地丈量出我國大好河山的山山水水。然而，這張中國地圖卻不是中國人畫的，而是日本人為了要在中國本土上作戰畫出來的！圖上明目張膽用漢字注明「大日本陸軍總部繪製」等字樣，而且還標著制作日期「昭和3年」（1928年）！
我定過神來細看地圖，果然發現有一條虛線穿過眼前的大山，如果可以通行顯然就比繞山大路要近得多。不一會兒，李排長他們回來了，帶來了一位50歲左右的瑤胞打扮的男子。他非常熱情地過來笑著和我們握手，說：「過山小路是有的，從前打獵、採藥的人都知道。這些年走的人少了，難怪後生仔搞不清楚。帶你們過去吧！」他抽出腰帶上繫著的長柄柴刀，走到前邊把山坡下的雜草灌木砍倒，立即出現了一個路口。我們就跟著他穿過那濃蔭蔽日，藤蔓纏繞的崎嶇小路，雖然吃力卻也順利地過了大山，晚飯前就到達了目的地。
這是我第一次領教了日本軍用地圖的魔鬼般的「厲害」，又是震驚又是氣憤。湘南地區可以說是我國的內地、腹地了，為甚麼東洋鬼子也能夠弄得一清二楚，甚至於比我們自己人還要明白？真他媽的歹毒！陰險！一連好几天，這樣沉重的思想索繞在心頭，揮之不去。
從這次往後，由于工作關係，我每年都要經常下部隊去和官兵們一道訓練、執勤（當時稱為「體驗生活」），因此仍舊不斷地會接觸到日本軍用地圖，至少還有兩次經歷很值得記下來。
1963年春夏之交，我參加駐惠州地區一個步兵營的小型野營拉練，准備用一天的時間縱貫大鵬半島。全營凌晨4時起床，4時半早餐完畢從駐地出發，中午在半島中部的黃村午餐，然後一氣插到半島最南端的西涌鎮宿營。這個行軍路線是包營長和我對照日本軍用地圖製訂的。當部隊按時到達了半島中部應該是黃村的位置，卻找不見村莊的影子。縱目四望，到處都是雜草樹木和茅草，一片荒蕪。那時的大鵬半島人煙非常稀少，找不到一個可以打聽的人。包營長只好下令就地埋鍋造飯，同時拿著地圖對我說：「小日本的測繪也不怎么樣！這兒明明沒有村莊，他硬畫出一個村莊來！」我因為有了以往的經驗，認為既然地圖上有，那麼至少以前是有過的。包營長還是不信：「決不可能！今晚咱們到了宿營地就搞清楚了，我跟你賭一瓶酒！」當天晚上部隊到達西涌之後，包營長果然輸給了我一瓶酒。可是在這瓶酒的背后，有一段极為悲慘的故事。當地群眾告訴我們：1938年10月12日，日寇為了策應武漢會戰，切斷我國的海上對外通道，集中了3個軍團7萬多人、數百艘艦艇和100多架作戰飛機，突然從海上進攻華南，登陸點就是大鵬半島。國民党政府事先毫無覺察，布置的防禦兵力极少。雖然守軍和沿海人民自衛隊英勇抵抗，可是擋不住敵人的優勢兵力，10月下旬廣州就陷落了。日寇一路燒殺搶掠，黃村首當其衝，全村男女老幼數百口慘遭殺害，村舍也全被焚毀。從那以後，黃村的村民們開墾耕种的田地就從地面上消失了，成了今天的荒煙蔓草，雜樹荊棘……
如果說日本軍國主義者製作的中國大陸作戰地圖堪稱「高水平」的話，那麼他們畫的中國海域的海圖就更加「出色」了。1974年1月，我軍收復西沙群島的戰鬥打響了，我南海艦隊在海戰中擊沉擊傷南越軍艦4艘，并且把強佔我國島嶼的南越偽軍悉數俘虜。這次隨軍在西沙群島住了一個多月，我從來都不暈船，所以能夠經常跟隨艦艇出海，走遍了永樂群島（西沙群島的組成部分）的甘泉島、金銀島、珊瑚島、琛航島、東島……等地，由此認識了不少海軍軍官和水兵。有一天，我參加了一次規模較大的艦艇編隊海上巡邏，從西沙群島出發直達南沙群島附近的海域。在航行當中，已經和我很熟悉的林艦長給我看了新舊兩份海圖，讓我比較一下。舊的那份是日本軍用海圖，它不但準確地標明了各主要島嶼的位置，畫出了各個海域的主航道，而且用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數字在遼闊的海面注明了各處水深的尋數（1尋＝1海里＝1.852米）。衹是它顯示的島礁遠遠少於我們眼前所見的數目，而畫出了的島嶼面積和高度也遠比實際的小。這張海圖怎麼不准呢？林艦長笑著說：「不！這恰恰証明它是精確的。幾十年前日本人測繪的時候，這片海域就是這個樣子。因為珊瑚島是活的，它會一年年不斷地擴大升高；海水下面的珊瑚也是活的，它會慢慢地長出水面成為新的島礁。舊圖不符合現狀是必然的。說實話，我倒是很佩服日本鬼子辦事認真的精神。你看，這整個海區裏凡是沒有珊瑚盤的地方，他們測量的水深和我們測到的一模一樣，航道也標得非常準確。即使在今天，這份舊海圖也仍然可以在海戰中派上用場！毫無疑問，他們過去是我們的海上勁敵，今后還可能是我們的海上勁敵。我希望甲午海戰那樣的悲劇永遠不要重演。」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