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之間，從事清史研究與教學已經三十多年了。常有人問，哪種類型的史料你最喜歡閱讀？我答曰：日記。要認識一個歷史人物，最簡潔的辦法，莫過於細讀其日記。日記是記載作者見聞以及感悟的文字。日記彷彿是一扇心靈的窗戶，一旦這扇窗戶被打開，一切便都呈現在眼前了。許多歷史人物內心活動，並不見諸奏章尺牘，或
文書檔案，而只有在日記中才能看到他們內心深處的東西。而且，就其體裁而言，大多數日記都類似散文。好的日記讀起來琅琅上口，津津有味，令人愛不釋手，讀罷常使人浮想聯翩，能給人以不少啟迪。
清人日記的兩個鮮明特點
清人日記存世者，數量非常多，內容也要比過去任何一個朝代都更加豐富多彩，形成了兩個鮮明的特點。
其一，清代滿漢矛盾特別突出，記載滿漢之間的矛盾與爭鬥，成了清人日記的一個主要內容。不少日記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尤其是清軍入關伊始，滿人政權剛剛建立的時候。
王秀楚的《揚州十日記》可稱為這方面日記的代表作。它記載從順治二年夏四月十四日，督鎮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踉蹌奔揚州，堅閉城以禦敵」（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清抄本），四庫禁毀書叢刊編委會：《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出版社影印，史部72，第190-197頁。）寫起，逐日記載了清軍攻克揚州前後的所見所聞，細節逼真，讀後令人毛骨悚然。
十日之間，作者身處危城之中，全家八口，僅存三人，全城一片血腥，「行過一溝一池，堆屍貯積，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為五色，塘為之平。」數不清的揚州百姓身首異處，讀後使人不寒而栗，痛恨之情，油然而生。
然而，坊間卻流傳有《〈揚州十日記〉證訛》等文，懷疑此日記係偽造的。以余觀之，此日記當係真作，其原因如下：
首先，開始時作者並未顯示對清軍之不良印象與恐懼，相反，對史可法所部入城後騷擾敲詐，不勝其煩。其文稱：
予宅寓二卒，左右舍亦然，踐踏無所不至，供給日費錢千馀。不繼，不得已共謀為主者觴，予更謬為恭敬，酬好漸洽；主者喜，誡卒稍遠去。主者喜音律，善琵琶，思得名妓以娛軍暇；是夕，邀予飲，滿擬縱歡，忽督鎮以寸紙至，主者覽之色變，遽登城，予眾亦散去。 （同上）
在大敵當前，清兵已臨城下的萬分危急時刻，史可法所率明軍還要縱歡取樂，吹拉彈唱，而且要名妓作陪。該日記揭示了明末軍紀之極端腐敗，正是明朝亡國的首要原因，說明了作者不存偏見、無所袒護的客觀立場。
其次，作者在日記中並非只是描述清軍暴行，對於明末揚州地方之不良習氣，以及民族敗類之醜惡行為，多有揭示。如果非身歷其境者，很難描繪出這樣一幅圖畫來。如四月二十五日日記寫一揚州女子，討好清軍時謂：
三衣匠一中年婦人製衣。婦揚人，濃抹麗妝，鮮衣華飾，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即向卒乞取，曲盡媚態，不以為恥。予恨不能奪卒之刀，斷此淫孽。 （同上）
再次，日記在一定程度上還暴露了作者本人的醜陋人格。如寫清軍大舉進入揚州之前，城內便有人組織歡迎。作者稱：
忽叩門聲急，則鄰人相約共迎王師，設案焚香，示不敢抗，予雖知事不濟，然不能拂眾議，姑應曰唯唯。於是改易服色，引領而待，良久不至。予復至後窗窺城上，則隊伍稍疏，或行或止；俄見有擁婦女雜行，闞其服色皆揚俗，予始大駭。 （同上）
可見，在國破家亡的危難時刻，作者活動的出發點，只是為了苟活，別無他求，其麻木不仁，不辨是非有若是者。像這樣沒有絲毫民族自尊，國家尊嚴感的人，是不可能偽造日記的。因此，認為《揚州十日記》是偽書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到了清代後期，滿漢之間日漸融合。但是，在清代官員的日記中，仍然有一些關於滿漢矛盾的言論。如趙烈文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的日記中，記載了一段與兩江總督曾國藩的談話，頗含深意。其文曰：
初鼓後，滌師來暢談，言得京中來人所說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余曰：「天下治安一統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先根本顛僕，而後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師蹙額良久，曰：「然則當南遷乎？」余云：「恐遂陸沉，未必能效晉宋也。」師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余曰：「君德正矣，而國勢之隆，食報不為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趙烈文：《能靜居日記》，《續修四庫全書》562，史部傳記類，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頁。）
趙烈文的這番話大膽指責清朝初年「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因而激起了漢族的反抗。這些言論與《揚州十日記》頗有異曲同工之妙。趙烈文甚至還預言，清王朝不出五十年將會壽終正寢。趙氏能把這樣「無父無君」的文字記述下來，真可謂有膽有識，也反映出他同曾國藩之間互相信任、無話不談的親密關係。人們常說，日記就像一面鏡子，它可以折射出作者的心靈，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內心深處隱藏最深的機密。《能靜居日記》堪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其二，在清代二百六十多年漫長歲月裡，統治者為了加強統治，屢次興起文字獄，以至於使許多文人動起筆來心有餘悸。不少文人寫日記，再三斟酌，翼翼小心，使清人日記內容受到很大扭曲。
日記主要是寫給自己看的，用不著藏著掖著，遮遮掩掩，但也有例外的時候。每當政治不清明，專制制度橫行之時，喜歡寫日記的文人就要厄運臨頭了。
最典型的就是戴名世案子了。戴名世，字田有，安徽桐城人。他滿腹經綸，喜歡舞文弄墨。此君也有寫日記的嗜好。我讀過他所寫的《乙亥北行日記》，記述康熙三十四年六月初九日由南京出發，七月初二日到達北京的旅途經歷。文字簡練，清新細膩，把沿途的名山大川及所見所聞，一一敘來，如數家珍，堪稱清人日記的珍品。戴氏記述是年四月初九日渡長江後，「甫行數里，見四野禾油油然，老幼男女，俱耘於田間。蓋江北之俗，婦女亦耕田力作；以視西北男子遊惰不事生產者，其俗洵美矣。偶舍騎步行，過一農家，其丈夫方擔糞灌園，而婦人汲井且浣衣；間有豆棚瓜架，又有樹數株鬱鬱然，兒女啼笑，雞鳴犬吠。余顧而慕之，以為此家之中，有萬物所得之意。自恨不如遠甚也。」（鄧進深選注：《歷代名人日記選》，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頁）
在戴名世筆下，把長江北岸農村的自然景象寫得輕鬆自如，活龍活現。戴氏日記清樸自然，紀事真實，毫無矯飾。不想數年之後，這位文采飛揚的翰林院的編修，卻因有御史彈劾其《南山集》中用了明永曆年號，被康熙皇帝以大逆之罪，誅滅九族。
後來，又有所謂查嗣庭案。查嗣庭，乃浙江海寧縣人，康熙四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翰林院編修。查氏兄弟四人皆中進士，可謂人才輩出，名聞鄉里。後授禮部左侍郎，加經筵講官，雍正四年任江西正考官，以試題為「維民所止」被人告發，謂其意在割取「雍正」二字之首，於是大禍臨頭。雍正帝為羅織其罪名，居然派人去抄家，專門搜查其日記，要從查氏日記中尋找罪證。這位封建君王還自鳴得意地稱：「所出題目，顯露其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料其居心澆薄乖張，平日必有紀載。派人搜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得日記二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起居注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雍正四年九月二十六日。）
其實，查嗣庭在日記中所記，均為雞毛蒜皮的日常瑣事。如，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記有皇帝逝世；數日後又寫自己「患腹瀉，狼狽不堪」；還寫有「雨中飛蝗蔽天」等自然災害，均被指責為「內容悖亂荒唐，怨誹捏造之語甚多」。雍正帝又牽強穿鑿，深文周納，稱「其日記所載，狂妄悖逆之語，與汪景祺相為表裡。而其誹議聖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勝舉。」（同上）最後，查嗣庭被處以凌遲。因死於獄中，將其戮屍梟示，其子十六歲以上者處斬，其餘有牽連者均流放三千里。
嗚呼，哀哉！無論是戴名世，還是查嗣庭，這樣充滿才氣，又有寫日記習慣的文人，其下場實在可悲。他們的案件在清前期影響深遠，很長時間內，文人們如驚弓之鳥，謹小慎微，噤若寒蟬，更不消說在政治上有所指陳了。中國歷代封建文人，大概都沒有享受過暢所欲言的福氣。史家所謂的「康乾盛世」，大概也是清代文人思想上最不自在的年代，也是寫日記最受限制的黑暗年代。以至於出現了像顏李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李塨這樣著名文人，死前每月的日記的後面，總是寫著「小心翼翼，懼以終始」。其實，封建帝王們剝奪了他們寫日記的自由，窒息了文化人的思想，也就等於扼殺了整個民族的生機。中國後來的落後挨打，風雨飄搖，這未嘗不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從日記中可以讀出民主思想與封建意識的碰撞
到了近代，隨著西風東漸和歐風美雨的吹打，給清人日記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內容。傳統的中國文人，思想開始發生變化。他們開始懷疑，我們的制度是不是比西方優越？開新與守舊的鬥爭、民主思想與封建意識的碰撞，每每在日記中也能得到反映。即以郭嵩燾而論，讀了他厚厚的日記，便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位晚清著名的「通達外情，明識政體」外交家的思想發展脈絡。
郭氏最早接觸西洋事物，是在咸豐六年奉曾國藩之命，前往浙江籌餉時取道上海，他在日記中頗為翔實地記述了在上海灘見到的西洋人和事。開始時他相當愚昧，謂：「近見西洋書，言日不動而地動，頗以為疑慮。」後來，他接觸了來自大洋彼岸的學人，思想與認識逐步發生了變化。他於是年二月記載：
初九日，往看（西洋）火輪船……此范姓，近時人，造船為周行地毬之計，至極北地，船為冰所裂，遂不得還……次至墨海書館。有麥都事者，西洋傳教人也，自號墨海老人。所居前為禮拜祠，後廳置書甚多。東西窗下各設一毬，右為天毬，左為地毬。麥君著書甚勤，其間相與校定者，一為海鹽李任（壬）叔，一為蘇州王蘭卿。李君淹博，習勾股之學。王君語言豪邁，亦方雅士也。 （《郭嵩燾日記》第1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33頁）
郭嵩燾不但見到西洋人的大輪船，而且還遇見在那裏為洋人當翻譯的李善蘭及王韜。通過交談與觀察，他得出了「西人舉動，務為巧妙」，這比其早期的認識，已稍稍進了一步。
郭嵩燾是一個善於思考的人，而善於思考的人往往都喜歡寫日記。從郭氏日記可以看出，他通過接觸外洋事物，逐步認識到盲目排外，無濟於事；相反，應該通過向西方學習的途徑，來擺脫困境。這種新思想為他招來許多非議，他在光緒二年二月初一日的日記中，向帝師翁同龢傾訴了自己無可奈何的心境。郭氏云：
方今十八省與洋人交涉略少者，獨湖南與山西耳。能知洋情，而後知所以控制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荊棘也。吾每見士大夫，即傾情告之，而遂以是大招物議。為語及洋情，不樂，詬毀之。然則士大夫所求知者，詬毀洋人之詞，非求知洋情者也。京師士大夫不下萬人， 皆知詬毀洋人，安事吾一人而附益之？但以詬毀洋人為快，一切不復求知，此洋禍所以日深，士大夫之心思智慮所以日趨浮囂，而終歸無用也。 （第11頁）
郭嵩燾對京師那些「但以詬毀洋人為快，一切不復求知」愚昧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抨擊。他是出於對國家民族命運關切，才主張理解西方文化，並進而學習他們的長處的。
郭嵩燾的日記寫得都比較長，看得出來，他是通過「觀察-思考-寫日記」，到「再觀察-再思考-再寫日記」這樣程序，深入觀察生活，仔細思考問題的。他堅持寫了三十多年日記，從中領悟了許多治國良策。郭嵩燾大約是中國最早認識到中國的封建專制不如西方的民主制度優越的知識分子。他於光緒三年十二月十八日日記中寫道：
西洋君德，視中國三代令主，無有能庶幾者；及伊、周之相業，亦未有聞焉。而國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為私。其擇官治事，亦有階級資格，而所用必皆賢能，一與其臣民共之，朝廷之愛憎無所施。臣民一有不愜，即不得安其位。自始設立議政院，即分同、異二黨，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辨駁，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於其間迭起而爭勝。於是兩黨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問難酬答，直輸其情，無有隱避，積之久而亦習為風俗。 （《郭嵩燾日記》第3册，第393頁。）
郭嵩燾的這些日記，揭示了近代善於思辨的知識分子思想發展的脈絡，由開始時對地球轉動之說，表示「疑慮」，發展到後來，對西方民主政治產生了欣慕與嚮往，實在是高瞻遠矚，不同凡響。非常可惜的是，郭嵩燾的這些遠見卓識，沒有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發芽，傳播開來，以至於封建專制主義的陰魂遲遲未能散去。
從日記中可以讀出中西文化的交匯融合
日記是時代的風向標。到了晚清，中外交涉頻繁，清人日記還包含了許多中西文化交匯融合的內容。尤其在同光宣三朝，許多中國的外交官及文人學士，都寫出了新意迭出的日記。
這些日記內容有一個顯明的特色，即具體介紹西方國家的社會風情與文化習俗，以及日記作者的領悟及感受。如近代著名科學家徐建寅，在擔任駐德國使館參贊時，曾在德、英、法諸國詳細考察，寫有日記《遊歐雜錄》。其中光緒七年八月十八日之日記云：
曾侯由俄國赴法，道出柏林，往火車站相迓。同遊圓畫館、生靈囿，復遊臘像院。院中新到臘像一位，面目衣履，與生人無異，能據案疾書，足有輪，可任意推置何處。揭其襟，則見胸膈間機輪甚繁，表裏洞然。開其機棙，則蠟人一手按紙，一手握管橫書。試書數字於掌心，握拳叩之，則口不能言，而能以筆答，往往出人意表。曾侯在掌心寫中國字，問余到外國幾年？則蠟人書一月數。余亦寫數華字掌心，問余幾時能返中國？則答以冬間。其時，余未有歸志，其後卒如其言，不知蠟人何以能先知也？此事若非目擊，出於他人之口，鮮有不河漢其言。在外洋數年，所見奇異，終以此事為第一。其神妙莫測，真覺言思擬議之俱窮矣。（徐建寅：《歐遊雜錄》，《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南清河王氏版，第11帙。）
徐建寅在日記中記述的在德國臘像院所見的神妙莫測的臘像，與現代的機器人的功能頗有些類似，但是，肯定並非同類。然而，這些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使徐建寅的眼界大為開闊，對其在國內科學研究領域裡鑽研與製造，產生了很大的啟迪和誘導作用。
與徐氏日記堪稱姊妹篇的，還有薛福成的《出使日記》。薛福成，字叔耘，號庸庵，江蘇無錫人，曾奉使英、法、德、比諸國，可謂思維敏捷、留心時務之人。薛氏的《出使日記》以記述他在歐洲的所見所聞為主要內容，文筆簡潔明快，生動傳神。他於光緒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寫道：
與世益三同登法國新造之鐵塔，高三百邁，當合中國之一百丈。乘機器而上，凡四換機器而至頂。每高一層，則下見川原廬舍人物車馬愈小一倍，俯視巴黎，全城在目，飄飄乎有凌虛御風，遺世獨立之意。（薛福成：《出使日記》，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藏版，卷1，第55頁。）
據有關文獻記載，巴黎艾菲爾鐵塔始建於1887年，兩年後竣工。次年初，薛福成便到此一遊，他應該是最早登上艾菲爾鐵塔的中國人之一。
次日，薛福成又在日記中十分傳神地寫道：
又赴油畫院，觀普法交戰畫圖。其法為一大圜室，以巨幅懸之四壁，由屋頂放進光明。人入其中，極目四望，則見城堡、岡巒、溪澗、樹林，森然布列。兩軍人馬雜邃，放槍者、點炮者、搴大旗者、挽砲車者，絡繹相屬。各處有巨彈墜地，則火光迸列，煙焰迷漫。其被轟擊者，則斷壁危樓，或黔其廬，或赭其垣。而軍士之折臂斷足，血流殷地，偃仰僵仆者，令人目不忍睹。仰視天，則明月斜掛，雲霞掩映；俯視地，則綠草如茵，川原無際。情景靡不逼真，幾自疑身處即戰場，而忘其在一室中者。迨以手捫之，始知其為壁也，畫也，皆幻也。夫以西洋油畫之奇妙，則幻者可視為真；然普法之戰，逾二十年，已為陳跡，則真者亦無殊於幻矣。 （同上，55-56頁）
薛福成採用白描的筆法，從進入巴黎的油畫院那一刻寫起，把普法戰爭的場面描繪得具體生動，活靈活現，使人有身臨其境的感覺。這樣的篇章，令人百讀不厭。清人日記的魅力，在薛福成的筆下得到充分的體現。
在長期閱讀清人日記的實踐中，我體會到大凡是愛動心思，喜歡用腦的人，都喜歡在寫日記上下功夫，通過撰寫日記來加深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正因為薛福成的日記寫得精彩深刻，因此，他給朝廷的奏章同樣光彩照人。我在清檔中看到了他光緒十九年九月呈遞的奏章，深感不同凡響。其文曰：
臣觀西洋大國，圖治之原，頗有條理。英俄皆創國數百年，或近千年，炎炎之勢，不始今日。今其製勝之術，屢變益精，舟車則變而火輪矣，音信則變而電傳矣，槍砲則變而後膛矣，艦則變而鐵甲矣，水雷則變而魚雷矣……顧國必自強而後和可持。事變如此之棘，時局如此之艱，皆肇端於此數十年內……歐洲強國，四面環逼，此巢燧羲軒之所不及料，堯舜周孔之所不及防者也。今欲以柔道應之，則啟侮而意有難饜；以剛道應之，則召釁而力有難支；以舊法應之，則違時而勢有所窮；以新法應之，則異地而俗有所隔。交涉之事，日繁一日，應付之機，日難一日，誠不知何所底止矣。
惟是變通方能持久，因時所以製宜，伊古盛時，或多難以保邦，或殷憂而啟聖。臣愚以為，皇上值亙古未有之奇局，亦宜恢亙古未有之宏謨。夫英國地多而勢散，俄國土曠而人稀，法國政煩而民困。彼有所長，亦有所短；我有所短，亦有所長。誠能棄所短而集所長，自可用所長而乘所短，未得其術，則難者益難，苟握其竅，則難者亦易。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奏為強鄰環伺，謹陳愚計略備採擇折》，錄副奏摺類，新政變法。）
薛福成希望皇帝能「恢亙古未有之宏謨」，在政治上破格拔擢「通達時勢之英才」；軍事方面整頓武備，練習水陸將才；經濟方面則應開礦、築路、振興商務；此外還應培養外交人才。奏章中所提出的建議與其日記內容大多是相輔相成的。薛福成奏章遞上之後，並未引起朝廷的重視，光緒皇帝只是於九月二十七日用硃筆批了「該衙門知道，欽此。」（同上）於是，如此重要的奏章便被束之高閣，不了了之。當時，我們的鄰國日本正磨刀霍霍，處心積慮地積極備戰；而薛福成的重要建議，卻被那些為慈禧慶賀六旬大壽而忙碌的大臣們徹底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標點、整理、出版、研究清人日記的前景非常廣闊
清人日記之內容，豐富多彩，美不勝收，這是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比擬的。而且，清人所遺留下來的日記，除了少部分已經出版外，絕大多數還是抄本或稿本，有的由私人收藏，有的在圖書館、資料室的善本庫裡，待字閨中，等候發掘。
清人日記存世的未刊稿本雖然甚多，但要研究整理，殊非易事。即以新近出版的惲毓鼎的《澄齋日記》為例，上個世紀80年代之前，學界很少有人知道惲氏有日記存世。記得1978年冬季，我剛進入清史所研究生班，一天戴逸老師把我找去，稱欲派我和王道成老師一起，陪中央文史館的一位老先生整理晚清史料。這位老先生叫惲寶惠，宣統朝當過副都統，其父乃翰林院侍讀學士起居注官惲毓鼎。聞訊之後，我頗感興奮，大概因為我當時正在第一歷史檔案館讀光緒朝起居注的緣故。可是，等了好久，始終未能見到這位惲寶惠老先生。再後來，便聽說他已病故。他人雖未來，卻捎話說，其父有一部日記存北京大學圖書館。
得到此信息後，我想方設法地通過各種途徑，想讀到惲毓鼎的日記。幫忙最大的是我的學術「忘年交」、已故的陳慶華老師。他帶領我到善本室，因為其弟子在那裡負責。可是，左找右找，在書名目錄中就是找不到《惲毓鼎日記》。後來，陳先生又不辭辛勞，帶我找到在北大圖書館有「活字典」之稱的副館長梁思莊先生。我很幸運有此機緣，見到滿頭銀髮的梁老先生。她頭腦清晰，記憶力超人，不愧為任公先生之愛女。她說，北大確有此書，係歷史系邵循正、楊濟安經手，在三年困難時期花300元購置的。陳先生便又帶我找到歷史系資料室的楊濟安先生。楊先生對此書購置情形，記憶猶新，並稱書名應為《澄齋日記》，凡五函。
經過許多周折，我終於成了這部稿本入藏北大圖書館後的第一個系統利用的讀者。我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抄寫了十多萬字，享受到一種難以言喻的學術快樂。可見，要尋求一本未刊的清人日記，的確不是輕而易舉的事。如果進而要整理出版，更須花許多氣力。但是，世上無難事，只要有恆心毅力，必能有所成就。可以說標點、整理、出版與研究清人日記的前景是非常廣闊的。
（《清人日記研究》即將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