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臺灣《潮州文獻》雜誌上，赫然登出文章《韓文公蘇東坡給與潮州後人的觀感》。作者郭壽華提及：「韓愈為人尚不脫古文人風流纔子的怪習氣，妻妾之外，不免消磨於風花雪月，曾在潮州染風流病，以致體力過度消耗，及後誤信方士硫磺下補劑。離潮州不久，果卒於硫磺中毒。」
回眸歷史，明朝以前並無「風流病」一說。嘉靖年間，方廣所著《丹溪心法附錄》首次提及，民間所謂楊梅瘡，後世所稱梅毒是也。此病由哥倫布艦隊水手，從美洲傳到西班牙，後經東南亞，最後輾轉傳到中國，不折不扣的舶來品。唐人韓愈再風流，恐怕也是與「風流病」緣慳一面。文人信筆所及，好似指控韓愈偷了鄰人的「美鈔」。唐代哪有「美鈔」，如此「栽贓」，韓愈何其冤枉？
韓愈第三十九代孫韓思道，視為奇恥大辱，拍案而起。急忙翻閱「刑法」，查到第312條誹謗死者罪：對於已死之人，犯誹謗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此條其後解釋是：所以保護死者後人之孝思也。我國風俗，對於死者，其尊重心過乎外國，故不可不立此條，以勵俗薄而便援用。遂向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自訴。
刑庭推事（法官）認定：「自訴人以其祖先韓愈之道德文章，素為世人尊敬，被告竟以涉於私德而與公益無關之事，無中生有，對韓愈自應成立誹謗罪。自訴人為韓氏子孫，因先人名譽受侮，而提出自訴，自屬正當。」判處被告罰金三百元。郭壽華不服上訴，臺灣高等法院判決駁回，維持原判，該案遂告定讞。
判決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臺灣社會軒然大波，學者專家，紛紛撰文陳述己見。法學家薩孟武指之為文字獄，作家柏楊評價說：「此乃六法全輸。」小說家高陽痛斥：「誹韓案是名副其實的文字獄，所不同者，判罰金與族誅而已。」學術界中，唯有錢穆一人為判決緩頰。
薩孟武譏諷判決離譜：「韓愈到底得了甚麼病，有沒有吃過硫磺，這都是無關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餘年以後，有人寫了文章，考證韓愈的病，而司法
機關竟為一千餘年前的韓愈，判決現在著作人郭壽華犯了誹謗罪罰金三百元。我不知道這個判決是根據『刑法』那一條；根據『刑法』第309條麼？此條所謂的『人』是指活生生的人。根據『刑法』第312條麼？本條所謂「已死之人」，必有期間上的限制，否則我們隨便評論一位古人，均將犯了誹謗罪。此風一開，我們不能批評王莽，不能批評曹操，不能批評秦檜，不能批評張邦昌。文人一執筆，一下筆，動輒得咎，那裡尚有什麼言論自由？」
蔣經國第一高參嚴靈峰，發表《公是公非，必須判明》一文，質問法院：「第一，我要問『刑法』哪一條哪一項，指人有風流病是犯罪行為？第二，韓思道是否韓愈的直系血親？」
學術界清剿法官，錢穆頗不以為然。他在《聯合報》副刊上發文《為誹韓案鳴不平》，加以聲援。「昌黎韓文公，不僅為唐代一大人物，實系中國全史上下古今三四千年來少數之第一流大人物也。」
在錢穆看來，誹韓案要害，不只是攻擊韓文公，而是要否定所有的古聖先賢，否定中國的歷史。錢先生斷言：「民國以來，競務為崇洋譴華，在中國歷史上不甘仍留一好人。孔子大聖，以子見南子肆嘲弄。岳武穆為武聖，以軍閥恣誣蔑。韓公亦自不免。」最後感慨：「偶值誹韓風潮，以不免作不平鳴，然其聲啞以
嘶，其辭晦而抑，並不能鳴舉國一世之盛，而特為國族往古鳴不平。」
法學家楊仁壽，也發表《惡法亦法？--從古今中外法制談直系血親》一文，從法律角度，為判決辯護。強調韓愈千載之後人，有起訴權，這在現行法律是站得住腳的。原來「民法」制定之初，於親屬法審查意見書第三點，指出：「親屬不規定範圍」。也就是說，直系血親之親疏，不作規定，由民刑及其他法律，視其情形，分別規定。
立法者一時疏忽，於制定「刑事訴訟法」第234條第5項時，僅規定：「『刑法』第312條之妨害名譽及信用罪（誹謗死者罪），已死者之直系血親得為告訴。」未就直系血親之親疏設有限制，以致法院成為代罪羔羊，未免冤枉。
直系血親之親疏，是否應設限制，答案不言自明。地不分中外，時不分古今，無不如此。傳統中國法中，素有九族之稱。所謂九族，是以己身為准，從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己身，到子、孫、曾孫、玄孫。逾此范圍，既非屬於「法律上」之直系血親。
果不其然，民間有人追究起來，黃正模告發韓思道「偽造文書」。原來後者所出具《韓氏宗譜》，係民國二年二月所修。譜中能確定的先人，不過是「相傳文公二十四代孫玉珍」。韓玉珍係從傳聞而被認定，尚無法確定他與韓愈的血親關系。那麼從韓玉珍算起，又過十五代的韓思道，算得上甚麼？又憑甚麼有「告訴權」？且家譜最後一頁，筆跡與原譜根本不一樣，法院為甚麼不予追究？案外案，更是鬧得滿城風雨！
楊仁壽先生後來態度轉變，坦承：「此件判決，至今思之，未免可哂。平心而論，此號判決仍在『概念法學』陰影籠罩之下。審判者一味專注於概念邏輯，只知『運用邏輯』，為機械的操作，未運用智慧，為『利益衡量』，纔會鬧此笑話。」
這一則奇案，後人戲稱為最後一樁文字獄。細究起來，本是騷人墨客，發思古之幽情，用不著認真，更不值得提出訴訟。文史學者今後除非不動筆，否則難免誤蹈法網。除非將來學文史的個個先讀完法律系，學到法律防身術，遇到韓思道之流告狀，纔能立於不敗之地。為自身利害計，學者只有歌頌偉大的自由，而無臧否是否的自由，試想學術到了這步田地，豈不可悲？
歷史上，呂后、武則天遠的不說，清代多爾袞與太後的叔嫂曖昧，慈禧太后的私生活，「可憐天子出天花」的同治，最好不要研究，更不能編成電視劇、
電影、小說，否則愛新覺羅氏的直系血親，准跳出來告你誹謗。考古學家切勿發掘古墓，其後代子孫定會來爭奪財產所有權，還會控你盜墓罪。
有關歷史人物的是是非非，都要讓法官來審判，那還得了？法院恐怕除了民庭、刑庭之外，還得增設一個歷史法庭。法官案牘勞形，每月辦案數以百計，本已不勝其苦。若不自量力，貿然受理此案，侵犯學術研究領域不說，難免費力不討好，被譏為文字獄。
司法界大抵認為法官依法斷案，並無成見。即使對學術研究不無影響，那也不是自己的責任。薛爾毅法官在《異哉，所謂文字獄！》文中，擔懮：「我們的法治，還在起步階段。實在經不起士林學者無心的踐踏。」似是而實非。司法不能確認歷史，司法也不能創造歷史，訓詁考證此類學術問題，原非法官之所長。法
官匆忙下判，置學術自由於不顧，豈能教人心服？何況惡例一開，後患必多。
郭壽華所言，即使失慎失實，也只是一個學術問題。吾國明代之前，民間言論頗為自由。君不見，杜甫《石壕吏》痛斥賦稅之苛；《兵車行》譴責兵役之重；白居易《長恨歌》諷喻玄宗「重色思傾國」，而致「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後來天子是否以「大不敬」罪名相繩詩人？
自古文人多風流，又何必細究？學者高談闊論，法院與我何有哉？真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奇在偏偏有後人起訴，殊不知，唐末天下大亂，譜牒罕存，家譜真假難辨，攀龍附鳳者所在多有。
此案報紙幾度渲染，對簿公堂之外，又在報刊上開闢第二戰場。多位學者撰文，學界泰斗、法界名流，林林總總，不勝枚舉。護道派、護法派、自由派鬥得不亦樂乎，韓愈老先生一干瑣事全抖了出來。官司縱然打贏了，公道自在人心，究竟是得是失？「匹夫而為百世師」的韓愈，若地下有知，一定也會斥責其子孫太
不知風趣幽默。
古人的名譽，今人的權益，法官的威信，學術的自由，何者為輕？何者為重？本不難分辨，歷史的公案，亦唯有歷史能裁判。一言以蔽之，法治不容曲解，學術必須自由，或許正是當時臺灣街頭巷尾，人人津津樂道的「誹謗韓愈案」，帶給人們的最大啟示。
2016年8月18日 星期四
2016年7月15日 星期五
俞允堯：日本駐南京外交官藏本英明失踪事件始末
民國23年（1934）6月，南京發生的日本駐華副領事藏本英明「失踪」事件轟動中日朝野上下。為了不給日本軍國主義找到發動侵華戰爭的藉口，南京軍警竭盡全力，終將失踪多日的藏本尋獲，使日本蓄意的企圖沒能得逞，延緩了侵華戰爭的全面爆發。
6月9日清晨，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突然通知中國外交部：日本駐南京副領事藏本英明，在8日晚送公使有吉明去下關車站之後忽然失踪，現請中國政府幫助查找下落。藏本失踪的消息，立時給本已緊張的中日關係蒙上一層不安和危機的迷霧，驚動中國政府和朝野上下。國民政府立即下令緊急查找。
首都警察廳9時半接到命令，廳長陳焯派督察長陳獨真火速去日本總領事館訪查，了解藏本的身材外貌、服飾特徵、平時的個性、嗜好等等，並索取藏本的照片翻印。 12時展開了全城性搜尋，警廳分別向藏本平時來往各處及城關站埠四出查尋，嚴令各警察分局分片搜查。一時間摩托、警車四處出動，警察憲兵、便衣佈滿大街小巷及郊區各地，全城內外皆被驚動，但沒有絲毫線索。
11日仍無藏本音訊，警廳又在督察處召集各主管人員報告連日查訪經過，研究繼續偵查辦法，命令各警區不分晝夜竭力尋查。同時，警廳與警備司令部在南京各報刊發緊急懸賞佈告：無論何人，如能將藏本直接尋獲者，賞洋1萬元；能知其踪跡下落，報告警廳或警備司令部因而尋獲者，賞洋5000元。並在全城各要道張貼懸賞佈告。當晚警察廳與警備司令部召開聯席會議，議決緊急方案：由憲兵警察聯合編成九組，在南京四郊共同搜查；實行戶口總檢查；派便衣隊攜照片四處明察暗訪；請江寧縣政府協助查尋；派員分別與蘇州、無錫、鎮江等地聯合搜尋。一時間滬寧沿線城市驚動，軍警民眾聯手，展開了一場大規模尋找藏本行動。
正當中國政府在竭盡全力尋找藏本之時，日方步步緊逼，經過各種媒介手段，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和威脅，力圖擴大事態。 11日晨，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致電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弥吉郎，訓示與南京政府交涉的3條原則：
1. 在中國首都發生的外國使館人員失踪事件，在經過數小時後，仍未能判明事件的真相與責任之所在，這是近代國家從來沒有過的事件。
2. 中國政府如果確實沒有調查事件真相的能力，日本政府就很難相信他的警察力，而不得不為保護公使館人員生命財產的安全加以「重大考慮」。
3. 向中國政府要求迅速解決此案，如果有故意拖延、放鬆調查的情況，日本政府將提出「重大抗議」。
同日，日本將海軍第三艦隊第27驅逐隊的「葦」號驅逐艦調往南京下關江邊。次日晨，又增派「對馬」號軍艦抵下關江面，另還有5艘小型兵艦排列在江面上，進行武力威脅。日本大使館參贊有野與日本第三艦隊參謀長高須四郎也從上海趕到南京。下午3時，總領事須磨和有野參贊與中國政府外交部長汪精衛進行會談。會談後須磨蠻橫地威脅：要求迅速查明藏本行止，藏本行止不明及因此發生的一切後果，當然由中方擔負；這一要求只是第一步方案，倘若中方仍然沒有誠意，那麼將實施第二、第三步方案。
同日，日本外相廣田與外務省高級官員決定，命令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向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汪精衛通告：日本政府要求國民政府竭誠調查事件真相，速謀解決方法。國民政府如果對此事件處理失當因而發生不測事件，責任必須由中方負擔。日本政府保留其在事件判明後，要求國民政府道歉、處罰責任者、賠償損失等權利。通告態度驕橫，咄咄逼人。廣田外相在6月12日日本內閣會議上甚至提出，要「派陸戰隊到中國進行實力搜索」。
當天東京新聯社通電道：日本政府認為藏本失踪案是義和拳運動中，杉山彬書記官被殺以來的又一個重大事件，對南京政府應絕對採取強硬態度。 6月13日，大阪的《每日新聞》捏造謠言說：一穿中山裝之巨漢，最近一星期曾跟隨藏本之後，或將藏本綁去，或予以不意之打擊，而使之倒地，並巧妙地將一切行踪湮滅。該處常有憲兵站立，關於此事，憲兵決無不知之理。 《朝日新聞》社論說：藏本失踪事件的原因是有人企圖破壞中日關係的好轉，因此採取了這一行動，南京政府對此難辭其責任；南京報紙所作的自殺等類的推測，不過是為了混淆視聽。 《每日新聞》在10日報導中造謠說：目前南京對於日本官兵之壓迫非常之至，中國憲兵隊對於日人皆有便衣偵察跟隨，電話亦一一竊聽。此外，駐留南京的日本人也在12日召集會議，擺出一副準備絕交的架勢，揚言「如果這一事件不能迅速解決，全體日人僑民將回國」。一系列不合事實的報導和造謠，充滿著戰爭的火藥味。
面對日方的各種威逼和武力恐嚇，中國政府慎重應付，同時下令督促首都警察廳、警備司令部進一步嚴密搜查，「如有怠忽，定當從嚴懲處，決不寬貸」。 12日，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對藏本案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在江西「剿匪」前線指揮作戰的蔣介石也致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詳細詢問了藏本案的情況，並下令軍警嚴查。外交部、警備司令部和警察廳三機關為了便於查找，決定各派1人組成聯絡組，交換情報並決定第二天的行動計劃。
正當中國政府晝夜全力搜尋藏本未果之際，13日上午8時45分，首都警察廳民眾專線電話響起，中山陵園植物園的領工張燕亮來電報告發現了藏本踪跡。警廳人員立即趕往陵園。原來這天早晨6時許，住在明孝陵大殿後的張燕亮發現一身著西服、鬍鬚滿腮的人從後山走來，並向張要水喝，要報紙看。張在給他喝水時發現此人面容憔悴，極像報紙上的藏本照片，隨即叫兩名工人暗中跟踪他返回明孝陵後山。上午10時，警廳人員由張燕亮帶引上後山搜索。 11時，在一山洞口發現此人，問其姓名，對方欲言又止。雖然此人蓬頭垢面，但與照片上的藏本一樣。至此，對方不否認自己就是藏本，但他不願下山，經警廳人員再三勸說，才乘車隨同去警察廳。從8日晚11時失踪到13日中午11時尋獲，共108小時，日本發動戰爭的藉口流產。時人戲稱為明太祖和孫總理在天之靈的保佑。警廳廳長陳焯與警備司令谷正倫先後趕到警廳，他們與藏本原就相識。藏本在吃了些牛奶、餅乾後，講述了自己失踪的經過。
8日晚，藏本擬送有吉公使到下關車站，因為人多汽車坐不下而罷。有吉走後，他在11 時前坐黃包車出中山門，在中山陵附近登紫金山，意欲自殺。他想被狼咬死、絕食而亡、掘坑自埋等，均求死未成，在矛盾、徬徨之中，在山上度過了兩天。 6月11日中午，由於飢渴難忍，下山到明孝陵前的一茶館喝茶，並飽餐一頓火腿鴨蛋麵條，又要一包香煙、一包瓜子，直待到下午4時多，臨走前又要了一瓶啤酒，合計大洋二元多，由於錢不夠，便解下衣服上的金鈕扣留下作價。藏本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所以沒有引起店家的懷疑。他回到山上又過了兩天，直至尋獲。至於為甚麼要出走和自殺？藏本則不願談。當提及他失踪後，他在日本的老母和在南京的夫人如何焦急悲痛時，藏本雙手合十跪下痛哭。
緊接著，在6月8日剛落成的國民政府外交部禮堂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並請來日本公使有吉。當藏本出現在大庭廣眾前時，在中外記者的目光下，有吉還厚顏辯解。會後，藏本交有吉大使帶回。藏本在日領事館人員陪伴下送回其住宅，與其夫人相會，兩人相抱痛哭。
藏本尋穫後，14日下午總領事須磨拜會汪精衛，代表日本政府向國民政府道謝。 《每日新聞》15日稱：藏本「完全忘其外交官之身份，不特答覆中國之訊問，且連待遇之不平亦全行告白。故領事館全體對之悲憤慷慨，須磨總領事亦似被自己所養之狗所反噬」。 6月20日，藏本與家人在上海總領事館書記生橫川及兩名便衣陪護下，在上海乘「上海丸」輪遣送回國。
據日方聲稱，藏本是因精神衰弱症而導致出走和自殺。當年藏本42歲，住在南京市內陰陽營62號二層樓的洋房裡，家有愛妻和一子二女，生活美滿，似又不可能輕易出走自殺。從藏本失踪後日本政府劍拔弩張之態，聯想3年後挑起盧溝橋事變而爆發的全面侵華戰爭，不能不令人去尋思其自殺的真正內幕。
6月9日清晨，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突然通知中國外交部：日本駐南京副領事藏本英明，在8日晚送公使有吉明去下關車站之後忽然失踪，現請中國政府幫助查找下落。藏本失踪的消息，立時給本已緊張的中日關係蒙上一層不安和危機的迷霧，驚動中國政府和朝野上下。國民政府立即下令緊急查找。
首都警察廳9時半接到命令，廳長陳焯派督察長陳獨真火速去日本總領事館訪查，了解藏本的身材外貌、服飾特徵、平時的個性、嗜好等等，並索取藏本的照片翻印。 12時展開了全城性搜尋，警廳分別向藏本平時來往各處及城關站埠四出查尋，嚴令各警察分局分片搜查。一時間摩托、警車四處出動，警察憲兵、便衣佈滿大街小巷及郊區各地，全城內外皆被驚動，但沒有絲毫線索。
11日仍無藏本音訊，警廳又在督察處召集各主管人員報告連日查訪經過，研究繼續偵查辦法，命令各警區不分晝夜竭力尋查。同時，警廳與警備司令部在南京各報刊發緊急懸賞佈告：無論何人，如能將藏本直接尋獲者，賞洋1萬元；能知其踪跡下落，報告警廳或警備司令部因而尋獲者，賞洋5000元。並在全城各要道張貼懸賞佈告。當晚警察廳與警備司令部召開聯席會議，議決緊急方案：由憲兵警察聯合編成九組，在南京四郊共同搜查；實行戶口總檢查；派便衣隊攜照片四處明察暗訪；請江寧縣政府協助查尋；派員分別與蘇州、無錫、鎮江等地聯合搜尋。一時間滬寧沿線城市驚動，軍警民眾聯手，展開了一場大規模尋找藏本行動。
正當中國政府在竭盡全力尋找藏本之時，日方步步緊逼，經過各種媒介手段，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和威脅，力圖擴大事態。 11日晨，日本外相廣田弘毅致電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弥吉郎，訓示與南京政府交涉的3條原則：
1. 在中國首都發生的外國使館人員失踪事件，在經過數小時後，仍未能判明事件的真相與責任之所在，這是近代國家從來沒有過的事件。
2. 中國政府如果確實沒有調查事件真相的能力，日本政府就很難相信他的警察力，而不得不為保護公使館人員生命財產的安全加以「重大考慮」。
3. 向中國政府要求迅速解決此案，如果有故意拖延、放鬆調查的情況，日本政府將提出「重大抗議」。
同日，日本將海軍第三艦隊第27驅逐隊的「葦」號驅逐艦調往南京下關江邊。次日晨，又增派「對馬」號軍艦抵下關江面，另還有5艘小型兵艦排列在江面上，進行武力威脅。日本大使館參贊有野與日本第三艦隊參謀長高須四郎也從上海趕到南京。下午3時，總領事須磨和有野參贊與中國政府外交部長汪精衛進行會談。會談後須磨蠻橫地威脅：要求迅速查明藏本行止，藏本行止不明及因此發生的一切後果，當然由中方擔負；這一要求只是第一步方案，倘若中方仍然沒有誠意，那麼將實施第二、第三步方案。
同日，日本外相廣田與外務省高級官員決定，命令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向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汪精衛通告：日本政府要求國民政府竭誠調查事件真相，速謀解決方法。國民政府如果對此事件處理失當因而發生不測事件，責任必須由中方負擔。日本政府保留其在事件判明後，要求國民政府道歉、處罰責任者、賠償損失等權利。通告態度驕橫，咄咄逼人。廣田外相在6月12日日本內閣會議上甚至提出，要「派陸戰隊到中國進行實力搜索」。
當天東京新聯社通電道：日本政府認為藏本失踪案是義和拳運動中，杉山彬書記官被殺以來的又一個重大事件，對南京政府應絕對採取強硬態度。 6月13日，大阪的《每日新聞》捏造謠言說：一穿中山裝之巨漢，最近一星期曾跟隨藏本之後，或將藏本綁去，或予以不意之打擊，而使之倒地，並巧妙地將一切行踪湮滅。該處常有憲兵站立，關於此事，憲兵決無不知之理。 《朝日新聞》社論說：藏本失踪事件的原因是有人企圖破壞中日關係的好轉，因此採取了這一行動，南京政府對此難辭其責任；南京報紙所作的自殺等類的推測，不過是為了混淆視聽。 《每日新聞》在10日報導中造謠說：目前南京對於日本官兵之壓迫非常之至，中國憲兵隊對於日人皆有便衣偵察跟隨，電話亦一一竊聽。此外，駐留南京的日本人也在12日召集會議，擺出一副準備絕交的架勢，揚言「如果這一事件不能迅速解決，全體日人僑民將回國」。一系列不合事實的報導和造謠，充滿著戰爭的火藥味。
面對日方的各種威逼和武力恐嚇，中國政府慎重應付，同時下令督促首都警察廳、警備司令部進一步嚴密搜查，「如有怠忽，定當從嚴懲處，決不寬貸」。 12日，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對藏本案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在江西「剿匪」前線指揮作戰的蔣介石也致電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詳細詢問了藏本案的情況，並下令軍警嚴查。外交部、警備司令部和警察廳三機關為了便於查找，決定各派1人組成聯絡組，交換情報並決定第二天的行動計劃。
正當中國政府晝夜全力搜尋藏本未果之際，13日上午8時45分，首都警察廳民眾專線電話響起，中山陵園植物園的領工張燕亮來電報告發現了藏本踪跡。警廳人員立即趕往陵園。原來這天早晨6時許，住在明孝陵大殿後的張燕亮發現一身著西服、鬍鬚滿腮的人從後山走來，並向張要水喝，要報紙看。張在給他喝水時發現此人面容憔悴，極像報紙上的藏本照片，隨即叫兩名工人暗中跟踪他返回明孝陵後山。上午10時，警廳人員由張燕亮帶引上後山搜索。 11時，在一山洞口發現此人，問其姓名，對方欲言又止。雖然此人蓬頭垢面，但與照片上的藏本一樣。至此，對方不否認自己就是藏本，但他不願下山，經警廳人員再三勸說，才乘車隨同去警察廳。從8日晚11時失踪到13日中午11時尋獲，共108小時，日本發動戰爭的藉口流產。時人戲稱為明太祖和孫總理在天之靈的保佑。警廳廳長陳焯與警備司令谷正倫先後趕到警廳，他們與藏本原就相識。藏本在吃了些牛奶、餅乾後，講述了自己失踪的經過。
8日晚，藏本擬送有吉公使到下關車站，因為人多汽車坐不下而罷。有吉走後，他在11 時前坐黃包車出中山門，在中山陵附近登紫金山，意欲自殺。他想被狼咬死、絕食而亡、掘坑自埋等，均求死未成，在矛盾、徬徨之中，在山上度過了兩天。 6月11日中午，由於飢渴難忍，下山到明孝陵前的一茶館喝茶，並飽餐一頓火腿鴨蛋麵條，又要一包香煙、一包瓜子，直待到下午4時多，臨走前又要了一瓶啤酒，合計大洋二元多，由於錢不夠，便解下衣服上的金鈕扣留下作價。藏本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所以沒有引起店家的懷疑。他回到山上又過了兩天，直至尋獲。至於為甚麼要出走和自殺？藏本則不願談。當提及他失踪後，他在日本的老母和在南京的夫人如何焦急悲痛時，藏本雙手合十跪下痛哭。
緊接著，在6月8日剛落成的國民政府外交部禮堂舉行中外記者招待會，並請來日本公使有吉。當藏本出現在大庭廣眾前時，在中外記者的目光下，有吉還厚顏辯解。會後，藏本交有吉大使帶回。藏本在日領事館人員陪伴下送回其住宅，與其夫人相會，兩人相抱痛哭。
藏本尋穫後，14日下午總領事須磨拜會汪精衛，代表日本政府向國民政府道謝。 《每日新聞》15日稱：藏本「完全忘其外交官之身份，不特答覆中國之訊問，且連待遇之不平亦全行告白。故領事館全體對之悲憤慷慨，須磨總領事亦似被自己所養之狗所反噬」。 6月20日，藏本與家人在上海總領事館書記生橫川及兩名便衣陪護下，在上海乘「上海丸」輪遣送回國。
據日方聲稱，藏本是因精神衰弱症而導致出走和自殺。當年藏本42歲，住在南京市內陰陽營62號二層樓的洋房裡，家有愛妻和一子二女，生活美滿，似又不可能輕易出走自殺。從藏本失踪後日本政府劍拔弩張之態，聯想3年後挑起盧溝橋事變而爆發的全面侵華戰爭，不能不令人去尋思其自殺的真正內幕。
2016年5月17日 星期二
日本繪製地圖暴露侵華野心
7月7日是盧溝橋事變78週年紀念日，6日上午，北碚區檔案局公開一批抗戰時期日軍拍攝的圖片、文字資料以及珍貴地圖，首次披露盧溝橋事變部分史料，這些史料足以證明盧溝橋事變是日本早有預謀、蓄意製造的。北碚區檔案局供圖
日本地圖暴露侵華野心
6日，北碚區檔案局局長馮琰向記者展示了一張1937年1月1日大阪每日新聞社編制的東亞形勢圖。「這張地圖實際上是一份測繪詳細、標註細緻的軍事地圖。從這張圖可以看出，日本早在1937年初就做好了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軍事準備。」馮琰說，這批檔案是日本當年拍攝的圖片和記錄的文字資料，在國內屬首次公開，可以充分證明日本發動七七事變是早有預謀、蓄意製造的。
地圖不但清晰、詳細地標註了中國各個省區礦產資源和物產，例如四川標註物產大熊貓、重慶標註岩鹽、山西標註煤礦等，對中國共產黨軍隊總兵力數量和每個城市機場的位置、各國大使館位置，共產黨、國民黨兵力分佈、數量、武器裝備,海軍、軍事交通運輸線路、軍用航線、重工業區，以及中國軍用機場具體位置、重點防禦地帶、交通幹線、重要跨境軍需聯絡線等也都有詳細標註。潛伏中國刺探軍事情報「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前,日本就曾派出大量專業技術人員秘密潛入中國廣大地區，編制地形圖。」
馮琰說，他們全方面調查各地物產，刺探中國軍事情報,為全面侵華作大量準備。在北碚區檔案局，記者看到了這張原版地圖,地圖色彩分明，還有各種小圖示，比如盛產棉花的地區就用一個棉花圖示標註，盛產礦產的地區就用裝滿煤炭的車標註。圖上用粉紅色人形圖案特別註明了共產黨兵力的分佈狀況，比如在陝甘寧地區專門註明根據地有共產黨軍隊20萬。馮琰說，從圖上可以清楚看到，大別山脈、武夷山脈、甘肅六盤山脈以及四川、甘肅、寧夏交接地帶都標註有共產黨軍隊在活動。
同時，地圖上還以藍色人形圖案代表國民黨兵力分佈情況，東南沿海以及內陸的軍用機場也用圖案清楚標示出來，地圖的左上方則用日文註明,國民政府軍隊兵力，軍用飛機兩百臺。除了詳細標註中國境內的物產和軍備部署之外，該地圖還清楚地標註了蘇聯軍隊在緊靠中國邊境地區的軍事部署和裝備情況，而且還將蘇聯駐軍地域和中共活動地帶用淡紅色標記。地圖左上角還特別寫明,蘇聯在中國邊境駐紮軍隊30萬，還有40艘潛水艇。此外，地圖上畫出四條從蘇聯連線至中國內陸的紅色線條，馮琰說：「這四條線被日本政府認為是蘇聯向中國支援的軍事運輸線。」
日軍演地圖顯示無底線挑釁
盧溝橋事變發生前後，日軍曾多次在華北地區進行軍事演習，無底線挑釁中國軍隊。北碚檔案局蒐集到的另外一張日軍繪製的盧溝橋地區地勢地圖，詳細記錄了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後，盧溝橋附近地區的地理狀況、交通幹線、中日軍隊部署以及日軍演習區域。這張圖上可清楚看到日軍佔領了盧溝橋地區大部分範圍，甚至在永定河岸邊設有射擊場。「這張圖顯示出日軍軍事演習時肆意擴大範圍，甚至將中國軍隊駐地劃入演習區域，逼近盧溝橋戰略重地,從三個方向對盧溝橋形成包抄夾擊的態勢,無底線向中國軍隊挑釁。」馮琰介紹。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在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演習時，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因遭到中國守軍第29軍嚴辭拒絕,日軍遂開槍射擊，又炮轟宛平城，引發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起點。據權威資料記載，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很快做出決定，不斷向中國派遣侵略軍隊，並且增撥侵華軍費。
北碚區檔案局收藏的日本朝日新聞社1937年編輯的北支事變日誌清楚記載了這一段史事：「7月11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針對北支事變經費增加1000萬元的第二預算金案。7月15日，日本首相官邸舉行緊急會議，決定從日本國內抽調一批部隊到中國作戰。9月8日,日本眾議院、貴族院決定通過了二十億兩千萬餘日元的征戰軍事費臨時預算。」在1937年8月東京東洋文化協會出刊的《畫報躍進之日本》中，也詳細記載了日本政府高層在盧溝橋事變發生時的態度：「中國政府毅然決定向華北地區派兵，向中外各國宣揚我帝國主義政府的方針，毫不畏懼。」
記者：吳娟、許美延
日本地圖暴露侵華野心
6日，北碚區檔案局局長馮琰向記者展示了一張1937年1月1日大阪每日新聞社編制的東亞形勢圖。「這張地圖實際上是一份測繪詳細、標註細緻的軍事地圖。從這張圖可以看出，日本早在1937年初就做好了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軍事準備。」馮琰說，這批檔案是日本當年拍攝的圖片和記錄的文字資料，在國內屬首次公開，可以充分證明日本發動七七事變是早有預謀、蓄意製造的。
地圖不但清晰、詳細地標註了中國各個省區礦產資源和物產，例如四川標註物產大熊貓、重慶標註岩鹽、山西標註煤礦等，對中國共產黨軍隊總兵力數量和每個城市機場的位置、各國大使館位置，共產黨、國民黨兵力分佈、數量、武器裝備,海軍、軍事交通運輸線路、軍用航線、重工業區，以及中國軍用機場具體位置、重點防禦地帶、交通幹線、重要跨境軍需聯絡線等也都有詳細標註。潛伏中國刺探軍事情報「在盧溝橋事變發生之前,日本就曾派出大量專業技術人員秘密潛入中國廣大地區，編制地形圖。」
馮琰說，他們全方面調查各地物產，刺探中國軍事情報,為全面侵華作大量準備。在北碚區檔案局，記者看到了這張原版地圖,地圖色彩分明，還有各種小圖示，比如盛產棉花的地區就用一個棉花圖示標註，盛產礦產的地區就用裝滿煤炭的車標註。圖上用粉紅色人形圖案特別註明了共產黨兵力的分佈狀況，比如在陝甘寧地區專門註明根據地有共產黨軍隊20萬。馮琰說，從圖上可以清楚看到，大別山脈、武夷山脈、甘肅六盤山脈以及四川、甘肅、寧夏交接地帶都標註有共產黨軍隊在活動。
同時，地圖上還以藍色人形圖案代表國民黨兵力分佈情況，東南沿海以及內陸的軍用機場也用圖案清楚標示出來，地圖的左上方則用日文註明,國民政府軍隊兵力，軍用飛機兩百臺。除了詳細標註中國境內的物產和軍備部署之外，該地圖還清楚地標註了蘇聯軍隊在緊靠中國邊境地區的軍事部署和裝備情況，而且還將蘇聯駐軍地域和中共活動地帶用淡紅色標記。地圖左上角還特別寫明,蘇聯在中國邊境駐紮軍隊30萬，還有40艘潛水艇。此外，地圖上畫出四條從蘇聯連線至中國內陸的紅色線條，馮琰說：「這四條線被日本政府認為是蘇聯向中國支援的軍事運輸線。」
日軍演地圖顯示無底線挑釁
盧溝橋事變發生前後，日軍曾多次在華北地區進行軍事演習，無底線挑釁中國軍隊。北碚檔案局蒐集到的另外一張日軍繪製的盧溝橋地區地勢地圖，詳細記錄了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後，盧溝橋附近地區的地理狀況、交通幹線、中日軍隊部署以及日軍演習區域。這張圖上可清楚看到日軍佔領了盧溝橋地區大部分範圍，甚至在永定河岸邊設有射擊場。「這張圖顯示出日軍軍事演習時肆意擴大範圍，甚至將中國軍隊駐地劃入演習區域，逼近盧溝橋戰略重地,從三個方向對盧溝橋形成包抄夾擊的態勢,無底線向中國軍隊挑釁。」馮琰介紹。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在北平西南盧溝橋附近演習時，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搜查。因遭到中國守軍第29軍嚴辭拒絕,日軍遂開槍射擊，又炮轟宛平城，引發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又稱盧溝橋事變。七七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中華民族進行全面抗戰的起點。據權威資料記載，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很快做出決定，不斷向中國派遣侵略軍隊，並且增撥侵華軍費。
北碚區檔案局收藏的日本朝日新聞社1937年編輯的北支事變日誌清楚記載了這一段史事：「7月11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針對北支事變經費增加1000萬元的第二預算金案。7月15日，日本首相官邸舉行緊急會議，決定從日本國內抽調一批部隊到中國作戰。9月8日,日本眾議院、貴族院決定通過了二十億兩千萬餘日元的征戰軍事費臨時預算。」在1937年8月東京東洋文化協會出刊的《畫報躍進之日本》中，也詳細記載了日本政府高層在盧溝橋事變發生時的態度：「中國政府毅然決定向華北地區派兵，向中外各國宣揚我帝國主義政府的方針，毫不畏懼。」
記者：吳娟、許美延
日軍地圖：偷竊來的「軍事秘密」
作者：余戈
書報刊名：《世界軍事》2009年第5期，第95-97頁
網上有篇廣為流傳的文章，題為〈從日本軍事地圖說開去〉。作者是一位有幾十年軍旅生涯的老兵，他介紹說從抗日戰爭時期起，我軍使用的作戰地圖多數都是從日寇手中繳獲來的，甚至沿用到了新中國成立後十幾年。1949年，有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將軍曾對他說：「我軍繳獲的日本軍用地圖，範圍之廣，可以覆蓋整個中國領土；數量之大，可以配備到每一個團甚至每一個營。」作者說自己數次接觸到日本軍用地圖，「看到他們畫得那樣精密、詳盡、準確、清晰，其驚心動魄、毛骨悚然的感覺，真是筆墨難以形容！」近日《三聯生活周刊》軍事專欄主筆蔡偉撰文《軍事地圖：生死攸關的秘密》，也指出當年日軍使用的軍事地圖非常精密，許多地圖甚至連中國腹地人煙稀少的山區都被測繪清清楚楚，「令我們汗顏」。兩位作者想說的是，從軍用地圖這個軍事專業角度來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準備工作動手既早，又做得非常紮實。
確實，日本掌握現代軍事測繪技術，起步於明治維新初期，中國是落後於日本的。直到民國初年，中國才有了最初的1/5萬比例的分區地圖，這還是清末派到日本留學軍事的部分學生在日本陸地測量部學成歸國後測繪的，測繪方式與日本完全相同。在這方面，中國是日本的學生。然而前述兩篇文章的作者有所不知的是，日本在侵華戰爭時期使用的軍用地圖，只有極少量是日軍自行測量、繪製的，絕大多數是利用偷竊、繳獲中華民國測繪的地圖翻版印製的。這是因為，自行測繪大比例尺地圖的成本非常高，其工作量之巨、耗時之久、勞動之艱辛非外人所能想像。即便在和平時期對一個擁有主權的國家，這都是一項曠日持久的浩瀚工程，何況是敵對國家派人潛入來偷著幹。
說到軍用地圖，就應該連帶提及兵要地志。軍事上所說的兵要地志，是軍隊對預設戰場的地理、天候、人文等各項情報，以作戰的觀點進行蒐集分析的綜合匯集成果，是直接用於軍事的作戰資料。它包括地形圖在內，又比地形圖的內容更豐富。如果說地形圖還是「死地圖」，標註上火砲道路、載重車道、橋樑、鐵路、河川、汽船可航區、民船可航區、險要地形標誌、道路隨季節變化情況及生活用水、哪些地方可降落飛機等地志資料，就成了「活地圖」。這種地圖叫做兵要地誌圖，一般為1/10萬比例，極具作戰價值。
寧夏學者沈克尼說，日本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就開始對中國進行情報蒐集和資料編撰工作，20世紀初更是利用《辛丑條約》駐軍中國之便，派間諜人員潛入中國內地秘密測繪地形、調查兵要地志，甚至後來還因此引發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為「中村事件」，即是日本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及助手退伍騎兵曹長井杉延太郎秘密潛入中國興安嶺地區進行兵要地志調查，被中國東北軍屯墾三團關玉衡團以間諜罪處決，從而成為日本關東軍挑起「九一八事變」的藉口。當時，日本參謀本部賦予中村大尉一行的任務，是對戰時日軍沿興安嶺斜向縱段支隊的宿營、給養、給水、行動的難易進行實地調查。被中國東北軍繳獲的中村一行的主要文件資料有：日文和中文1/10萬比例軍用地圖各一份，曬藍紙俄文地圖一張；表冊三份：一冊為調查興安區中國屯墾軍的兵力，槍砲種類、口徑，官兵數量，駐屯地點，營房景況等；一冊是調查蒙旗、縣人口等；另一冊是調查地方風土情況，如土壤、水源、氣候等項。
值得一提的事，中村大尉的這一手，在日本軍方是一個老勾當。1904年4月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大本營參謀本部特務班的橫川省三、衝禎介二人就曾秘密潛入俄佔旅順口刺探情報，被俄軍抓住當場槍斃了。儘管日軍在蒐集情報方面如此處心積慮，但要調查、測繪完成全部中國預想戰場的大比例尺分區地圖和兵要地志，也是不可想像之事。
筆者查閱近年來有關各地發現日本軍用地圖的新聞報導，發現只有兩則報導中提到的地圖為日本自行測繪：一張是山東陽谷幅1/5萬比例地圖，圖上標明為「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測圖」；一張是以正太路為中心的1/10萬比例地圖，圖上有「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測圖」、「大正元年（1926年）製版」等字樣，這些以日本天皇紀年註明測圖時間的，表明是日本軍方的自測圖。這些地圖，應該是日本參加八國聯軍侵華，利用《庚子條約》駐軍中國後秘密測繪的。
而其他幾十則報導中提到的日軍地圖，上面均標有「中華民國某年測圖」、「昭和某年製版」字樣--這是指地圖為中國方面測繪，被日本得到後翻印的，翻印時間大都在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不久的「昭和十三年（1938年）」。
筆者多年來收藏到侵華日軍地圖13幅，其中10幅為日軍用中華民國地圖翻印的，只有3幅是其自行測繪的。戰時日軍自行測繪地圖，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對系統的戰場地圖進行拾遺補缺，二是因某些重要地區地形改變而重新測繪，三是為新的軍事行動作資料準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後兩種情況。
1938年徐州會戰後期，為遲滯日軍追擊，國民黨軍從花園口扒開了黃河大堤，使得河南、安徽等地區因黃河氾濫地形地貌發生了重大改變。為此日軍專門測繪、修訂了這些地域的新地圖，從圖上可見當時改道的黃河使得這些地方幾成澤國。日軍在一些地方重新開闢了道路並用紅藍色筆作了標註。
早在1942年，由於中國政府以重慶為大後方堅持抗戰不妥協，以岡村寧次任司令官的日本華北方面軍極力鼓譟進攻四川的「5號作戰」，計劃從西安、宜昌兩路進攻。華北方面軍承擔北路進攻任務，並著手進行了包括地圖在內的作戰資料準備，後因為太平洋戰場兵力牽制未能如願。1944年，日本已呈現敗相，升任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絕望之際再次「強烈要求」進攻四川。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撰的《華北治安戰》一書說，岡村寧次「西向作戰的真意是估計美軍要在日本本土登陸，而想要把美軍吸引到大陸上來」。為此，其情報機關又開始進行作戰資料準備。這些準備工作包括：製作1：10萬比例的地圖，攝製新黃河附近的航空照片，為派遣間諜潛入敵後做準備工作（從開封沿隴海路），對黃河、秦嶺地區進行統計的觀察。
筆者收藏到了兩幅這批地圖，圖上有紅色圓形戳記「川陝」兩字，意為進攻川陝計劃用圖。圖上均標註「昭和十七年（1942年）七月測圖（六月攝影）」，由「北支方面軍參謀部測量班」製作。這批日軍自行測繪的地圖都是以航空拍攝的照片初步製版、再派遣人員秘密地赴現地調查兵要地志繪製而成的。對有些一時無法掌握的情況，如很多偏僻的小村莊的名稱，日軍都取一個日本的名稱來代替。如在一幅黃河西岸的陝西郃陽的地圖上，很多小村莊都取了「中島村」、「羽田村」、「鶴見村」等日本地名。
筆者所收藏的這10餘幅日軍地圖涉及地域為湖北、湖南、扛西、河南、陝西、四川等地。其中河南省黃泛區的界首集、柘城、鹿邑等幾幅以套紅字標明「兵要地志地圖」，上面以紅藍兩色標註了兵要地志資料，如攻防要點、道路是否可以供輜重或馱馬車輛通行、橋樑承重標準、黃泛造成的濕地等。測圖時間為昭和十七年（1942年），又覆以紅字標明為「昭和十九年（1944年）調製」，應該是日軍為進行打通大陸交通線而發動的「1號作戰」（中國稱豫湘桂作戰）對老地圖所進行的兵要修訂和補充。每幅日軍地圖的樣式統一，1：5萬比例地圖尺幅約為460毫米×580毫米，1：10萬地圖尺幅約為400毫米×560毫米。上方正中為幅名，一般以地圖中心位置的某個鄉鎮名稱命名。左上角為測圖、製版時間；右上角標有「軍事秘密」、「部外密」等密級字樣以及本幅在全套地圖中的編序號；右下角注有圖式、標高等測繪參數。地圖左下角則是日軍測繪機關的落款，最常見的是「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這是日軍最高測繪機關；此外方面軍、軍和師團的參謀機關里也設有相應的測繪部門，可以根據所轄地區情況對舊圖進行補充和完善，署有「支那駐屯軍司令部」、「多田部隊測量班」、「杉山部隊參謀部」、「第1野戰軍測量隊」等名稱，分別指的是早期司令部設在天津的中國駐屯軍，中期以杉山元、多田駿先後任司令官的華北方面軍及其所轄第1軍的測繪部門。
一般而言，除標明為日軍「航空寫真製版」的少數幾幅地圖外，地圖上標明為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以後測圖的主要是日軍在戰爭爆發後通過戰場繳獲得到的；而標明民國早期測圖的則有相當一部分是日軍在多年以前利用間諜特務偷竊的。其中，最著名的兩個偷地圖的賊，一為佐佐木到一，一為前文一再提及的岡村寧次。
佐佐木到一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1921年12月，任職於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情報部）第6課「支那班」。「支那班」的主要任務是「蒐集交戰中的中國各派軍閥的情報，並與各軍閥聯絡，進一步完善懷柔謀略以及收集預料成為戰場的兵要地志資料」。1922年，佐佐木到一被派往廣州任諜報武官，開始結識國民黨上層官員，並受到孫帝象的信任，參與機要事宜。他一面表現出極其尊敬孫帝象並關心中國革命，一面積極為參謀本部蒐集情報。 1923年9月，為討伐陳炯明叛軍，孫帝象正式邀請佐佐木到一參與製定作戰計劃。在此期間，佐佐木到一偷竊到200多張1：10萬比例的廣東、廣西地圖，秘密送往日本，受到當時參謀次長武藤信義中將的嘉獎。1924年3月，佐佐木到一又對香港島背面地區的設防及臨海正面進行了調查，後來根據這份調查整理成《香港兵要地志》。當月，他又溯西江而上直到廣西梧州進行水運情況調查。因為這些「出色」的成績，1924年8月佐佐木到一被調回日本，升任參謀本部第2部第6課地志班班長並兼任陸軍大學軍事學教官，講授中國、菲律賓、遠東俄領兵要地理並曾兼作戰資料整備會議幹事。
另一個偷地圖的賊岡村寧次名氣更大，曾為日本侵華的最後一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大將軍銜，也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日本陸軍大學出身。
侵華戰爭爆發前，岡村寧次曾18次進入中國從事情報工作，收集到大量兵要地志資料。他常感嘆得到地圖不容易。當時中國各方都極珍視為數不多的軍用地圖，按極密文件保管，嚴禁出售，因而極難獲得。在他給孫傳芳當顧問時，孫及其手下的大部分指揮官都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6期留學生。由於岡村寧次曾擔任過他們的區隊長，因此他們稱岡村寧次為老師，極為尊重。 1926年秋，蔣介石率軍北伐。孫傳芳在九扛、南昌地區布防攔阻，連遭挫敗。儘管孫傳芳身邊的人一再向岡村寧次諮詢作戰事宜，但軍用地圖卻從來沒給過他。
但是，機會終於來了。有一天，岡村寧次去最前線的南昌。當地的指揮官把華中中部地區1：5萬比例的地圖全部借給岡村寧次，委託岡村寧次製定作戰指導方針和計劃。岡村寧次按其要求提出了計劃方案，卻把地圖徑直帶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孫傳芳軍節節敗退以至全軍覆沒，設在長江江面船上的司令部也遭北伐軍集中火力射擊。孫傳芳束手無策，決定起錨順流而逃。這時，岡村寧次雇了條小船狼狽不堪地逃到了為保護九江租界的日本人而停泊在江上的日艦「安宅」號上。倉促間，岡村寧次丟棄了所有的行李，卻未忘記帶上這套1：5萬比例的軍用地圖。回國後，岡村寧次把地圖交給參謀本部，為此獲得了一筆巨額秘密賞金。
這一整套華中中部地區1：5萬比例的地圖在10餘年後日本侵華戰爭爆發日軍進攻武漢作戰時發揮了大作用，而指揮進攻武漢作戰的日軍第11軍司令官正是岡村寧次本人。限於中國當時的測繪條件，這套地圖錯誤較多。在戰時岡村寧次常聽到手下人對地圖的批評。每當此時，他都在心裏暗自不平：「真不知此圖來之不易！」可以說，岡村寧次日後之所以青雲直上官居侵華日軍總司令，與其早年在中國做間諜的經歷與成就密不可分，偷地圖之功應算其中重要一筆。在筆者收藏的日軍地圖中，標明「中華民國七年測圖」的湖北蘄春「道士袱」幅以測繪時間推斷，很可能就是岡村寧次當年所偷的那批華中中部地區地圖之一。
筆者收藏到的4幅日軍地圖，圖上地域涉及湖北省靳春縣、麻城縣、江西省樂安縣、湖南省平江縣等地，分別標明是中華民國七年（1918年）、十五年（ 1926年）、二十七年（1938年）測圖，而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於昭和十三年（1938年）製版翻印的；其中民國二十七年測圖的一幅，背面也印著一幅地圖，註明「昭和二十年（1945年）七月複制」，製作單位為「統集團參謀部」，還特別標明此面為「使用圖面」--這種雙面地圖，是戰爭後期資源匱乏為節省紙張利用舊圖背面翻印的新圖。從複制時間看，距日軍投降只有一個月時間；「統集團」是日軍第十一軍的保密代號，當時在湖南與中國軍隊對壘相持。
==================
〈從日本軍事地圖說開去〉
從抗日戰爭時期起，我軍使用的作戰地圖多數都是從日寇手中繳獲來的。1949年冬天，我聽一位參加過萬里長征的老將軍在閒談中提出：「我軍繳獲的日本軍用地圖，範圍之廣，可以覆蓋整個中國領土；數量之大，可以配備到每一個團甚至每一個營。”當時聽了衹是高興，并沒有往深處去想。以後，我在部隊文化工作崗位服役了几十年，曾經多次接触到這些日本軍用地圖。「百聞不如一見」，親眼看到這种地圖的感受是大不一樣的，第一次看到他們畫得那樣精密、詳盡、準確、清晰，其惊心動魄、毛骨悚然的感覺，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1950年秋天，我們出差去到湖南省宜章軍分區，任務是按照中央檔案館和總政治部的要求搜集革命歷史文物。軍分區司令員也是一位老紅軍幹部，他說：「宜章地區是革命老區，1928年朱總司令曾在這裏領導過宜章暴動和湘南暴動，疏散在民間的革命歷史文物肯定是不少的。我會盡可能地給你們提供線索。不過這裏山高路險，人煙稀少，宜章城以南100多里的太平垌過去就有大股土匪，自稱『湘粵反共遊擊根據地』，去年我們才把它搞掉，但是殘餘分子還存在。既然你們要走很多地方訪問很多人物，為了安全，我至少要給你們配備一個警衛排的兵力，沿途護送……」
我們一切按照司令員的囑咐行事。警衛排排長姓李，20出頭，非常精明強干。他身邊老有一個背著圖囊的小通信兵，形影不離；在路上一遇到有疑問的岔口，他就找出地圖來查看一下。也虧得他這樣做，我們很少僱請嚮導，也幾乎沒走過彎路。有一天，我們準備走70多華里去訪問一位烈士的親屬。當我們用急行軍的速度不歇气地走到一座大山腳下休息的時候，李排長又把地圖找了出來，看了一會兒說：「這裏有一條小路，可以不用繞道直接穿山而過，少走20華里。不等天黑我們就能到達目的地。可就是不知道路口在哪兒。」問了好几個過路的年輕人，都說沒有這條小路。李排長說：「這种地圖是很精確的，它畫著有就一定有。我們需要找一個嚮導。一班長代我指揮，二班長跟我一道去！」說著，他把地圖交給了我，自己和二班長飛快地下了山。
這是我第一次仔細地查看日本軍用地圖。首先叫我十分惊訝的是它作的比例尺竟然是5萬分之一，這就是說，地圖上的1厘米等於實地的500米，在作戰地圖當中這是最精密最實用的了。一座山丘、一條小溪、一個村莊、一塊水田、一條小路、一座廟宇，一片樹林……都在圖上畫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漢字，山頂制高點和山腰等高線一律用阿拉伯數字標明了若干米，所有的道路也都標明了分段里程……即使以測繪的工藝水平來衡量，這張地圖也堪稱一流，清晰而精确地丈量出我國大好河山的山山水水。然而，這張中國地圖卻不是中國人畫的，而是日本人為了要在中國本土上作戰畫出來的！圖上明目張膽用漢字注明「大日本陸軍總部繪製」等字樣，而且還標著制作日期「昭和3年」（1928年）！
我定過神來細看地圖，果然發現有一條虛線穿過眼前的大山，如果可以通行顯然就比繞山大路要近得多。不一會兒，李排長他們回來了，帶來了一位50歲左右的瑤胞打扮的男子。他非常熱情地過來笑著和我們握手，說：「過山小路是有的，從前打獵、採藥的人都知道。這些年走的人少了，難怪後生仔搞不清楚。帶你們過去吧！」他抽出腰帶上繫著的長柄柴刀，走到前邊把山坡下的雜草灌木砍倒，立即出現了一個路口。我們就跟著他穿過那濃蔭蔽日，藤蔓纏繞的崎嶇小路，雖然吃力卻也順利地過了大山，晚飯前就到達了目的地。
這是我第一次領教了日本軍用地圖的魔鬼般的「厲害」，又是震驚又是氣憤。湘南地區可以說是我國的內地、腹地了，為甚麼東洋鬼子也能夠弄得一清二楚，甚至於比我們自己人還要明白？真他媽的歹毒！陰險！一連好几天，這樣沉重的思想索繞在心頭，揮之不去。
從這次往後，由于工作關係，我每年都要經常下部隊去和官兵們一道訓練、執勤（當時稱為「體驗生活」），因此仍舊不斷地會接觸到日本軍用地圖，至少還有兩次經歷很值得記下來。
1963年春夏之交，我參加駐惠州地區一個步兵營的小型野營拉練，准備用一天的時間縱貫大鵬半島。全營凌晨4時起床，4時半早餐完畢從駐地出發，中午在半島中部的黃村午餐，然後一氣插到半島最南端的西涌鎮宿營。這個行軍路線是包營長和我對照日本軍用地圖製訂的。當部隊按時到達了半島中部應該是黃村的位置，卻找不見村莊的影子。縱目四望，到處都是雜草樹木和茅草，一片荒蕪。那時的大鵬半島人煙非常稀少，找不到一個可以打聽的人。包營長只好下令就地埋鍋造飯，同時拿著地圖對我說：「小日本的測繪也不怎么樣！這兒明明沒有村莊，他硬畫出一個村莊來！」我因為有了以往的經驗，認為既然地圖上有，那麼至少以前是有過的。包營長還是不信：「決不可能！今晚咱們到了宿營地就搞清楚了，我跟你賭一瓶酒！」當天晚上部隊到達西涌之後，包營長果然輸給了我一瓶酒。可是在這瓶酒的背后，有一段极為悲慘的故事。當地群眾告訴我們：1938年10月12日，日寇為了策應武漢會戰，切斷我國的海上對外通道，集中了3個軍團7萬多人、數百艘艦艇和100多架作戰飛機，突然從海上進攻華南，登陸點就是大鵬半島。國民党政府事先毫無覺察，布置的防禦兵力极少。雖然守軍和沿海人民自衛隊英勇抵抗，可是擋不住敵人的優勢兵力，10月下旬廣州就陷落了。日寇一路燒殺搶掠，黃村首當其衝，全村男女老幼數百口慘遭殺害，村舍也全被焚毀。從那以後，黃村的村民們開墾耕种的田地就從地面上消失了，成了今天的荒煙蔓草，雜樹荊棘……
如果說日本軍國主義者製作的中國大陸作戰地圖堪稱「高水平」的話，那麼他們畫的中國海域的海圖就更加「出色」了。1974年1月，我軍收復西沙群島的戰鬥打響了，我南海艦隊在海戰中擊沉擊傷南越軍艦4艘，并且把強佔我國島嶼的南越偽軍悉數俘虜。這次隨軍在西沙群島住了一個多月，我從來都不暈船，所以能夠經常跟隨艦艇出海，走遍了永樂群島（西沙群島的組成部分）的甘泉島、金銀島、珊瑚島、琛航島、東島……等地，由此認識了不少海軍軍官和水兵。有一天，我參加了一次規模較大的艦艇編隊海上巡邏，從西沙群島出發直達南沙群島附近的海域。在航行當中，已經和我很熟悉的林艦長給我看了新舊兩份海圖，讓我比較一下。舊的那份是日本軍用海圖，它不但準確地標明了各主要島嶼的位置，畫出了各個海域的主航道，而且用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數字在遼闊的海面注明了各處水深的尋數（1尋＝1海里＝1.852米）。衹是它顯示的島礁遠遠少於我們眼前所見的數目，而畫出了的島嶼面積和高度也遠比實際的小。這張海圖怎麼不准呢？林艦長笑著說：「不！這恰恰証明它是精確的。幾十年前日本人測繪的時候，這片海域就是這個樣子。因為珊瑚島是活的，它會一年年不斷地擴大升高；海水下面的珊瑚也是活的，它會慢慢地長出水面成為新的島礁。舊圖不符合現狀是必然的。說實話，我倒是很佩服日本鬼子辦事認真的精神。你看，這整個海區裏凡是沒有珊瑚盤的地方，他們測量的水深和我們測到的一模一樣，航道也標得非常準確。即使在今天，這份舊海圖也仍然可以在海戰中派上用場！毫無疑問，他們過去是我們的海上勁敵，今后還可能是我們的海上勁敵。我希望甲午海戰那樣的悲劇永遠不要重演。」
書報刊名：《世界軍事》2009年第5期，第95-97頁
網上有篇廣為流傳的文章，題為〈從日本軍事地圖說開去〉。作者是一位有幾十年軍旅生涯的老兵，他介紹說從抗日戰爭時期起，我軍使用的作戰地圖多數都是從日寇手中繳獲來的，甚至沿用到了新中國成立後十幾年。1949年，有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將軍曾對他說：「我軍繳獲的日本軍用地圖，範圍之廣，可以覆蓋整個中國領土；數量之大，可以配備到每一個團甚至每一個營。」作者說自己數次接觸到日本軍用地圖，「看到他們畫得那樣精密、詳盡、準確、清晰，其驚心動魄、毛骨悚然的感覺，真是筆墨難以形容！」近日《三聯生活周刊》軍事專欄主筆蔡偉撰文《軍事地圖：生死攸關的秘密》，也指出當年日軍使用的軍事地圖非常精密，許多地圖甚至連中國腹地人煙稀少的山區都被測繪清清楚楚，「令我們汗顏」。兩位作者想說的是，從軍用地圖這個軍事專業角度來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準備工作動手既早，又做得非常紮實。
確實，日本掌握現代軍事測繪技術，起步於明治維新初期，中國是落後於日本的。直到民國初年，中國才有了最初的1/5萬比例的分區地圖，這還是清末派到日本留學軍事的部分學生在日本陸地測量部學成歸國後測繪的，測繪方式與日本完全相同。在這方面，中國是日本的學生。然而前述兩篇文章的作者有所不知的是，日本在侵華戰爭時期使用的軍用地圖，只有極少量是日軍自行測量、繪製的，絕大多數是利用偷竊、繳獲中華民國測繪的地圖翻版印製的。這是因為，自行測繪大比例尺地圖的成本非常高，其工作量之巨、耗時之久、勞動之艱辛非外人所能想像。即便在和平時期對一個擁有主權的國家，這都是一項曠日持久的浩瀚工程，何況是敵對國家派人潛入來偷著幹。
說到軍用地圖，就應該連帶提及兵要地志。軍事上所說的兵要地志，是軍隊對預設戰場的地理、天候、人文等各項情報，以作戰的觀點進行蒐集分析的綜合匯集成果，是直接用於軍事的作戰資料。它包括地形圖在內，又比地形圖的內容更豐富。如果說地形圖還是「死地圖」，標註上火砲道路、載重車道、橋樑、鐵路、河川、汽船可航區、民船可航區、險要地形標誌、道路隨季節變化情況及生活用水、哪些地方可降落飛機等地志資料，就成了「活地圖」。這種地圖叫做兵要地誌圖，一般為1/10萬比例，極具作戰價值。
寧夏學者沈克尼說，日本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就開始對中國進行情報蒐集和資料編撰工作，20世紀初更是利用《辛丑條約》駐軍中國之便，派間諜人員潛入中國內地秘密測繪地形、調查兵要地志，甚至後來還因此引發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為「中村事件」，即是日本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及助手退伍騎兵曹長井杉延太郎秘密潛入中國興安嶺地區進行兵要地志調查，被中國東北軍屯墾三團關玉衡團以間諜罪處決，從而成為日本關東軍挑起「九一八事變」的藉口。當時，日本參謀本部賦予中村大尉一行的任務，是對戰時日軍沿興安嶺斜向縱段支隊的宿營、給養、給水、行動的難易進行實地調查。被中國東北軍繳獲的中村一行的主要文件資料有：日文和中文1/10萬比例軍用地圖各一份，曬藍紙俄文地圖一張；表冊三份：一冊為調查興安區中國屯墾軍的兵力，槍砲種類、口徑，官兵數量，駐屯地點，營房景況等；一冊是調查蒙旗、縣人口等；另一冊是調查地方風土情況，如土壤、水源、氣候等項。
值得一提的事，中村大尉的這一手，在日本軍方是一個老勾當。1904年4月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大本營參謀本部特務班的橫川省三、衝禎介二人就曾秘密潛入俄佔旅順口刺探情報，被俄軍抓住當場槍斃了。儘管日軍在蒐集情報方面如此處心積慮，但要調查、測繪完成全部中國預想戰場的大比例尺分區地圖和兵要地志，也是不可想像之事。
筆者查閱近年來有關各地發現日本軍用地圖的新聞報導，發現只有兩則報導中提到的地圖為日本自行測繪：一張是山東陽谷幅1/5萬比例地圖，圖上標明為「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測圖」；一張是以正太路為中心的1/10萬比例地圖，圖上有「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測圖」、「大正元年（1926年）製版」等字樣，這些以日本天皇紀年註明測圖時間的，表明是日本軍方的自測圖。這些地圖，應該是日本參加八國聯軍侵華，利用《庚子條約》駐軍中國後秘密測繪的。
而其他幾十則報導中提到的日軍地圖，上面均標有「中華民國某年測圖」、「昭和某年製版」字樣--這是指地圖為中國方面測繪，被日本得到後翻印的，翻印時間大都在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不久的「昭和十三年（1938年）」。
筆者多年來收藏到侵華日軍地圖13幅，其中10幅為日軍用中華民國地圖翻印的，只有3幅是其自行測繪的。戰時日軍自行測繪地圖，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對系統的戰場地圖進行拾遺補缺，二是因某些重要地區地形改變而重新測繪，三是為新的軍事行動作資料準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後兩種情況。
1938年徐州會戰後期，為遲滯日軍追擊，國民黨軍從花園口扒開了黃河大堤，使得河南、安徽等地區因黃河氾濫地形地貌發生了重大改變。為此日軍專門測繪、修訂了這些地域的新地圖，從圖上可見當時改道的黃河使得這些地方幾成澤國。日軍在一些地方重新開闢了道路並用紅藍色筆作了標註。
早在1942年，由於中國政府以重慶為大後方堅持抗戰不妥協，以岡村寧次任司令官的日本華北方面軍極力鼓譟進攻四川的「5號作戰」，計劃從西安、宜昌兩路進攻。華北方面軍承擔北路進攻任務，並著手進行了包括地圖在內的作戰資料準備，後因為太平洋戰場兵力牽制未能如願。1944年，日本已呈現敗相，升任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絕望之際再次「強烈要求」進攻四川。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撰的《華北治安戰》一書說，岡村寧次「西向作戰的真意是估計美軍要在日本本土登陸，而想要把美軍吸引到大陸上來」。為此，其情報機關又開始進行作戰資料準備。這些準備工作包括：製作1：10萬比例的地圖，攝製新黃河附近的航空照片，為派遣間諜潛入敵後做準備工作（從開封沿隴海路），對黃河、秦嶺地區進行統計的觀察。
筆者收藏到了兩幅這批地圖，圖上有紅色圓形戳記「川陝」兩字，意為進攻川陝計劃用圖。圖上均標註「昭和十七年（1942年）七月測圖（六月攝影）」，由「北支方面軍參謀部測量班」製作。這批日軍自行測繪的地圖都是以航空拍攝的照片初步製版、再派遣人員秘密地赴現地調查兵要地志繪製而成的。對有些一時無法掌握的情況，如很多偏僻的小村莊的名稱，日軍都取一個日本的名稱來代替。如在一幅黃河西岸的陝西郃陽的地圖上，很多小村莊都取了「中島村」、「羽田村」、「鶴見村」等日本地名。
筆者所收藏的這10餘幅日軍地圖涉及地域為湖北、湖南、扛西、河南、陝西、四川等地。其中河南省黃泛區的界首集、柘城、鹿邑等幾幅以套紅字標明「兵要地志地圖」，上面以紅藍兩色標註了兵要地志資料，如攻防要點、道路是否可以供輜重或馱馬車輛通行、橋樑承重標準、黃泛造成的濕地等。測圖時間為昭和十七年（1942年），又覆以紅字標明為「昭和十九年（1944年）調製」，應該是日軍為進行打通大陸交通線而發動的「1號作戰」（中國稱豫湘桂作戰）對老地圖所進行的兵要修訂和補充。每幅日軍地圖的樣式統一，1：5萬比例地圖尺幅約為460毫米×580毫米，1：10萬地圖尺幅約為400毫米×560毫米。上方正中為幅名，一般以地圖中心位置的某個鄉鎮名稱命名。左上角為測圖、製版時間；右上角標有「軍事秘密」、「部外密」等密級字樣以及本幅在全套地圖中的編序號；右下角注有圖式、標高等測繪參數。地圖左下角則是日軍測繪機關的落款，最常見的是「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這是日軍最高測繪機關；此外方面軍、軍和師團的參謀機關里也設有相應的測繪部門，可以根據所轄地區情況對舊圖進行補充和完善，署有「支那駐屯軍司令部」、「多田部隊測量班」、「杉山部隊參謀部」、「第1野戰軍測量隊」等名稱，分別指的是早期司令部設在天津的中國駐屯軍，中期以杉山元、多田駿先後任司令官的華北方面軍及其所轄第1軍的測繪部門。
一般而言，除標明為日軍「航空寫真製版」的少數幾幅地圖外，地圖上標明為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以後測圖的主要是日軍在戰爭爆發後通過戰場繳獲得到的；而標明民國早期測圖的則有相當一部分是日軍在多年以前利用間諜特務偷竊的。其中，最著名的兩個偷地圖的賊，一為佐佐木到一，一為前文一再提及的岡村寧次。
佐佐木到一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1921年12月，任職於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情報部）第6課「支那班」。「支那班」的主要任務是「蒐集交戰中的中國各派軍閥的情報，並與各軍閥聯絡，進一步完善懷柔謀略以及收集預料成為戰場的兵要地志資料」。1922年，佐佐木到一被派往廣州任諜報武官，開始結識國民黨上層官員，並受到孫帝象的信任，參與機要事宜。他一面表現出極其尊敬孫帝象並關心中國革命，一面積極為參謀本部蒐集情報。 1923年9月，為討伐陳炯明叛軍，孫帝象正式邀請佐佐木到一參與製定作戰計劃。在此期間，佐佐木到一偷竊到200多張1：10萬比例的廣東、廣西地圖，秘密送往日本，受到當時參謀次長武藤信義中將的嘉獎。1924年3月，佐佐木到一又對香港島背面地區的設防及臨海正面進行了調查，後來根據這份調查整理成《香港兵要地志》。當月，他又溯西江而上直到廣西梧州進行水運情況調查。因為這些「出色」的成績，1924年8月佐佐木到一被調回日本，升任參謀本部第2部第6課地志班班長並兼任陸軍大學軍事學教官，講授中國、菲律賓、遠東俄領兵要地理並曾兼作戰資料整備會議幹事。
另一個偷地圖的賊岡村寧次名氣更大，曾為日本侵華的最後一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大將軍銜，也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日本陸軍大學出身。
侵華戰爭爆發前，岡村寧次曾18次進入中國從事情報工作，收集到大量兵要地志資料。他常感嘆得到地圖不容易。當時中國各方都極珍視為數不多的軍用地圖，按極密文件保管，嚴禁出售，因而極難獲得。在他給孫傳芳當顧問時，孫及其手下的大部分指揮官都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6期留學生。由於岡村寧次曾擔任過他們的區隊長，因此他們稱岡村寧次為老師，極為尊重。 1926年秋，蔣介石率軍北伐。孫傳芳在九扛、南昌地區布防攔阻，連遭挫敗。儘管孫傳芳身邊的人一再向岡村寧次諮詢作戰事宜，但軍用地圖卻從來沒給過他。
但是，機會終於來了。有一天，岡村寧次去最前線的南昌。當地的指揮官把華中中部地區1：5萬比例的地圖全部借給岡村寧次，委託岡村寧次製定作戰指導方針和計劃。岡村寧次按其要求提出了計劃方案，卻把地圖徑直帶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孫傳芳軍節節敗退以至全軍覆沒，設在長江江面船上的司令部也遭北伐軍集中火力射擊。孫傳芳束手無策，決定起錨順流而逃。這時，岡村寧次雇了條小船狼狽不堪地逃到了為保護九江租界的日本人而停泊在江上的日艦「安宅」號上。倉促間，岡村寧次丟棄了所有的行李，卻未忘記帶上這套1：5萬比例的軍用地圖。回國後，岡村寧次把地圖交給參謀本部，為此獲得了一筆巨額秘密賞金。
這一整套華中中部地區1：5萬比例的地圖在10餘年後日本侵華戰爭爆發日軍進攻武漢作戰時發揮了大作用，而指揮進攻武漢作戰的日軍第11軍司令官正是岡村寧次本人。限於中國當時的測繪條件，這套地圖錯誤較多。在戰時岡村寧次常聽到手下人對地圖的批評。每當此時，他都在心裏暗自不平：「真不知此圖來之不易！」可以說，岡村寧次日後之所以青雲直上官居侵華日軍總司令，與其早年在中國做間諜的經歷與成就密不可分，偷地圖之功應算其中重要一筆。在筆者收藏的日軍地圖中，標明「中華民國七年測圖」的湖北蘄春「道士袱」幅以測繪時間推斷，很可能就是岡村寧次當年所偷的那批華中中部地區地圖之一。
筆者收藏到的4幅日軍地圖，圖上地域涉及湖北省靳春縣、麻城縣、江西省樂安縣、湖南省平江縣等地，分別標明是中華民國七年（1918年）、十五年（ 1926年）、二十七年（1938年）測圖，而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於昭和十三年（1938年）製版翻印的；其中民國二十七年測圖的一幅，背面也印著一幅地圖，註明「昭和二十年（1945年）七月複制」，製作單位為「統集團參謀部」，還特別標明此面為「使用圖面」--這種雙面地圖，是戰爭後期資源匱乏為節省紙張利用舊圖背面翻印的新圖。從複制時間看，距日軍投降只有一個月時間；「統集團」是日軍第十一軍的保密代號，當時在湖南與中國軍隊對壘相持。
==================
〈從日本軍事地圖說開去〉
從抗日戰爭時期起，我軍使用的作戰地圖多數都是從日寇手中繳獲來的。1949年冬天，我聽一位參加過萬里長征的老將軍在閒談中提出：「我軍繳獲的日本軍用地圖，範圍之廣，可以覆蓋整個中國領土；數量之大，可以配備到每一個團甚至每一個營。”當時聽了衹是高興，并沒有往深處去想。以後，我在部隊文化工作崗位服役了几十年，曾經多次接触到這些日本軍用地圖。「百聞不如一見」，親眼看到這种地圖的感受是大不一樣的，第一次看到他們畫得那樣精密、詳盡、準確、清晰，其惊心動魄、毛骨悚然的感覺，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1950年秋天，我們出差去到湖南省宜章軍分區，任務是按照中央檔案館和總政治部的要求搜集革命歷史文物。軍分區司令員也是一位老紅軍幹部，他說：「宜章地區是革命老區，1928年朱總司令曾在這裏領導過宜章暴動和湘南暴動，疏散在民間的革命歷史文物肯定是不少的。我會盡可能地給你們提供線索。不過這裏山高路險，人煙稀少，宜章城以南100多里的太平垌過去就有大股土匪，自稱『湘粵反共遊擊根據地』，去年我們才把它搞掉，但是殘餘分子還存在。既然你們要走很多地方訪問很多人物，為了安全，我至少要給你們配備一個警衛排的兵力，沿途護送……」
我們一切按照司令員的囑咐行事。警衛排排長姓李，20出頭，非常精明強干。他身邊老有一個背著圖囊的小通信兵，形影不離；在路上一遇到有疑問的岔口，他就找出地圖來查看一下。也虧得他這樣做，我們很少僱請嚮導，也幾乎沒走過彎路。有一天，我們準備走70多華里去訪問一位烈士的親屬。當我們用急行軍的速度不歇气地走到一座大山腳下休息的時候，李排長又把地圖找了出來，看了一會兒說：「這裏有一條小路，可以不用繞道直接穿山而過，少走20華里。不等天黑我們就能到達目的地。可就是不知道路口在哪兒。」問了好几個過路的年輕人，都說沒有這條小路。李排長說：「這种地圖是很精確的，它畫著有就一定有。我們需要找一個嚮導。一班長代我指揮，二班長跟我一道去！」說著，他把地圖交給了我，自己和二班長飛快地下了山。
這是我第一次仔細地查看日本軍用地圖。首先叫我十分惊訝的是它作的比例尺竟然是5萬分之一，這就是說，地圖上的1厘米等於實地的500米，在作戰地圖當中這是最精密最實用的了。一座山丘、一條小溪、一個村莊、一塊水田、一條小路、一座廟宇，一片樹林……都在圖上畫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漢字，山頂制高點和山腰等高線一律用阿拉伯數字標明了若干米，所有的道路也都標明了分段里程……即使以測繪的工藝水平來衡量，這張地圖也堪稱一流，清晰而精确地丈量出我國大好河山的山山水水。然而，這張中國地圖卻不是中國人畫的，而是日本人為了要在中國本土上作戰畫出來的！圖上明目張膽用漢字注明「大日本陸軍總部繪製」等字樣，而且還標著制作日期「昭和3年」（1928年）！
我定過神來細看地圖，果然發現有一條虛線穿過眼前的大山，如果可以通行顯然就比繞山大路要近得多。不一會兒，李排長他們回來了，帶來了一位50歲左右的瑤胞打扮的男子。他非常熱情地過來笑著和我們握手，說：「過山小路是有的，從前打獵、採藥的人都知道。這些年走的人少了，難怪後生仔搞不清楚。帶你們過去吧！」他抽出腰帶上繫著的長柄柴刀，走到前邊把山坡下的雜草灌木砍倒，立即出現了一個路口。我們就跟著他穿過那濃蔭蔽日，藤蔓纏繞的崎嶇小路，雖然吃力卻也順利地過了大山，晚飯前就到達了目的地。
這是我第一次領教了日本軍用地圖的魔鬼般的「厲害」，又是震驚又是氣憤。湘南地區可以說是我國的內地、腹地了，為甚麼東洋鬼子也能夠弄得一清二楚，甚至於比我們自己人還要明白？真他媽的歹毒！陰險！一連好几天，這樣沉重的思想索繞在心頭，揮之不去。
從這次往後，由于工作關係，我每年都要經常下部隊去和官兵們一道訓練、執勤（當時稱為「體驗生活」），因此仍舊不斷地會接觸到日本軍用地圖，至少還有兩次經歷很值得記下來。
1963年春夏之交，我參加駐惠州地區一個步兵營的小型野營拉練，准備用一天的時間縱貫大鵬半島。全營凌晨4時起床，4時半早餐完畢從駐地出發，中午在半島中部的黃村午餐，然後一氣插到半島最南端的西涌鎮宿營。這個行軍路線是包營長和我對照日本軍用地圖製訂的。當部隊按時到達了半島中部應該是黃村的位置，卻找不見村莊的影子。縱目四望，到處都是雜草樹木和茅草，一片荒蕪。那時的大鵬半島人煙非常稀少，找不到一個可以打聽的人。包營長只好下令就地埋鍋造飯，同時拿著地圖對我說：「小日本的測繪也不怎么樣！這兒明明沒有村莊，他硬畫出一個村莊來！」我因為有了以往的經驗，認為既然地圖上有，那麼至少以前是有過的。包營長還是不信：「決不可能！今晚咱們到了宿營地就搞清楚了，我跟你賭一瓶酒！」當天晚上部隊到達西涌之後，包營長果然輸給了我一瓶酒。可是在這瓶酒的背后，有一段极為悲慘的故事。當地群眾告訴我們：1938年10月12日，日寇為了策應武漢會戰，切斷我國的海上對外通道，集中了3個軍團7萬多人、數百艘艦艇和100多架作戰飛機，突然從海上進攻華南，登陸點就是大鵬半島。國民党政府事先毫無覺察，布置的防禦兵力极少。雖然守軍和沿海人民自衛隊英勇抵抗，可是擋不住敵人的優勢兵力，10月下旬廣州就陷落了。日寇一路燒殺搶掠，黃村首當其衝，全村男女老幼數百口慘遭殺害，村舍也全被焚毀。從那以後，黃村的村民們開墾耕种的田地就從地面上消失了，成了今天的荒煙蔓草，雜樹荊棘……
如果說日本軍國主義者製作的中國大陸作戰地圖堪稱「高水平」的話，那麼他們畫的中國海域的海圖就更加「出色」了。1974年1月，我軍收復西沙群島的戰鬥打響了，我南海艦隊在海戰中擊沉擊傷南越軍艦4艘，并且把強佔我國島嶼的南越偽軍悉數俘虜。這次隨軍在西沙群島住了一個多月，我從來都不暈船，所以能夠經常跟隨艦艇出海，走遍了永樂群島（西沙群島的組成部分）的甘泉島、金銀島、珊瑚島、琛航島、東島……等地，由此認識了不少海軍軍官和水兵。有一天，我參加了一次規模較大的艦艇編隊海上巡邏，從西沙群島出發直達南沙群島附近的海域。在航行當中，已經和我很熟悉的林艦長給我看了新舊兩份海圖，讓我比較一下。舊的那份是日本軍用海圖，它不但準確地標明了各主要島嶼的位置，畫出了各個海域的主航道，而且用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數字在遼闊的海面注明了各處水深的尋數（1尋＝1海里＝1.852米）。衹是它顯示的島礁遠遠少於我們眼前所見的數目，而畫出了的島嶼面積和高度也遠比實際的小。這張海圖怎麼不准呢？林艦長笑著說：「不！這恰恰証明它是精確的。幾十年前日本人測繪的時候，這片海域就是這個樣子。因為珊瑚島是活的，它會一年年不斷地擴大升高；海水下面的珊瑚也是活的，它會慢慢地長出水面成為新的島礁。舊圖不符合現狀是必然的。說實話，我倒是很佩服日本鬼子辦事認真的精神。你看，這整個海區裏凡是沒有珊瑚盤的地方，他們測量的水深和我們測到的一模一樣，航道也標得非常準確。即使在今天，這份舊海圖也仍然可以在海戰中派上用場！毫無疑問，他們過去是我們的海上勁敵，今后還可能是我們的海上勁敵。我希望甲午海戰那樣的悲劇永遠不要重演。」
2016年3月9日 星期三
2016年1月15日 星期五
一切都是天注定啊，歷史上國民黨第一艘投共軍艦居然叫「黃安」
62年前，國民黨海軍軍艦「黃安」在青島造反，成為了附匪蝗国海軍第一艘軍艦--那是一艘排水量只有745噸之護航驅逐艦。
對比今日舐共舔共之黃安
這根本就是歷史重演
命運安排阿
同樣是個羽量級角色
但同樣無恥地出賣原本嘅國家
這也巧合得太可怕了
================
「黃安」為日本第二次大戰末期建造之海防艦第一號型（丙型海防艦）：「海防第81號」舞鶴造船廠建造，於1944年12月15日竣工；戰後由東京盟總分配賠償給中國於1947年八月卅日在青島接收，字號「接22」，後命名為「黃安」。
中共對爭取「黃安」官兵投共，做了多重工作，不同單位分別安插或運動了槍砲官劉增厚、艦務官鞠慶珍、槍砲士官長王子良與槍砲班長孫露山等人。1949年二月十二日元宵節，艦長（劉廣超，為後任台灣海軍總司令劉廣凱胞兄）上岸返家過節，晚間七點鐘各員會商後於2030發動叛變，由青島將軍艦開出，於次日凌晨四點到達中共控制下之連雲港，隨艦官兵共有65人一起投共，這是國府海軍艦艇投共第一艦。
本艦於三月十七及十八日被國府空軍派B-25轟炸機群炸沉於連雲港，中共後來將她撈起整修，並改名為「瀋陽」號服役，於1980年除役。
對比今日舐共舔共之黃安
這根本就是歷史重演
命運安排阿
同樣是個羽量級角色
但同樣無恥地出賣原本嘅國家
這也巧合得太可怕了
================
「黃安」為日本第二次大戰末期建造之海防艦第一號型（丙型海防艦）：「海防第81號」舞鶴造船廠建造，於1944年12月15日竣工；戰後由東京盟總分配賠償給中國於1947年八月卅日在青島接收，字號「接22」，後命名為「黃安」。
中共對爭取「黃安」官兵投共，做了多重工作，不同單位分別安插或運動了槍砲官劉增厚、艦務官鞠慶珍、槍砲士官長王子良與槍砲班長孫露山等人。1949年二月十二日元宵節，艦長（劉廣超，為後任台灣海軍總司令劉廣凱胞兄）上岸返家過節，晚間七點鐘各員會商後於2030發動叛變，由青島將軍艦開出，於次日凌晨四點到達中共控制下之連雲港，隨艦官兵共有65人一起投共，這是國府海軍艦艇投共第一艦。
本艦於三月十七及十八日被國府空軍派B-25轟炸機群炸沉於連雲港，中共後來將她撈起整修，並改名為「瀋陽」號服役，於1980年除役。
2015年12月1日 星期二
歐大雄：「東方納爾遜」陳策（節錄）
陳策親率艦隊至上海，2月15日與廖仲愷、蔣介石、張繼陪孫先生離滬返粵。2月21日，孫中山在廣州東郊農林試驗場設立大元帥府。這是孫先生在廣東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權。孫中山重新任命了一批黨政要人，下令嘉獎陳策，並任命他兼廣東禁煙局局長。
時桂系竟在廣州設煙開賭，危害甚烈。陳策按孫中山指令，堅決取締。不久，孫中山又任命陳策為江海防艦隊司令，歸屬大本營直轄，設司令部於江門。
陳策看到一些部隊反覆無常，經常易主，故向孫中山建議改編心懷叵測的江門陳德春、徐漢臣、丘耀西等部。孫中山接納了此建議。陳德春抗命。陳策、梁鳴楷遵照孫中山密令，迫使陳德春繳械。
4月16日，沈鴻英接受北洋政府所任命之督理廣東軍務職，公開叛變。他命令李易林率幾個步兵營，從白雲山攻農林試驗場大元帥大本營。
孫中山親率楊希閣的滇軍反擊，並調劉震寰部救廣州。次日又急電許崇智迅速回擊沈鴻英叛軍。4月18日，沈部在新衡、源潭與楊希閣等相持。沈令沈榮光部出英德、四會，直攻雲水，與粵軍交上火。4月22日，駐肇慶的討賊桂軍陳天太部與沈部張希拭開戰，孫中山下了大元帥令：「著陳司令將所駐香山部隊調往增援四邑兩陽前線，所遺防地由朱卓文部接防。此令。」陳策立即率「楚豫」、「同安」、「豫章」、「江大」等艦沿江進擊，痛殲叛軍，打敗了張希拭，攻克肇慶。
1923年夏初,廣西將領黃紹竑回到廣西。黃紹弘駐在戎圩、新地一帶，他召集俞作柏、李明瑞、夏威、韋之淞、陸炎等開會，決定全軍歸附孫大元帥。特使陳策趕到廣州，要求孫先生派遣海、陸軍協助起義。孫中山同意照他們的計劃行事，任命黃紹弘為廣西討賊軍總司令，並決定派海、陸軍援助。隨即給陳策下達手令，叫他派出艦艇援應黃紹弘部攻取梧州。
5月7日，陳策派出「江固」等艦協助黃紹弘。7月攻取了兩江上游與北流江匯合處的重要軍事據點藤縣，消滅自治軍盧得祥一個旅。沈鴻英受到沉重打擊後，於是日退出韶關。北江戰爭暫告結束。陳策從此結識了新桂系的黃紹弘、俞作柏、李明瑞等重要將領。
在軍事上打開了局面以後，為使海軍由信得過、靠得住的堅定分子掌握，陳策建議孫中山任命盛延祺為「肇和」艦艦長，歐陽琳為「永豐」艦艦長，潘文治為「楚豫」艦艦長。
陳策向孫先生講了溫樹德朝秦暮楚的問題。孫中山對溫樹德過去與陳炯明合作，尚體諒其處境困難，且有悔過之表示，仍保留其艦隊司令職務。北洋軍閥也在極力拉攏溫樹德，於3月20日任命他為「駐粵海軍艦隊司令」。溫樹德叛心不死，收買了「肇和」艦的一些官兵，於4月14日將艦長盛延祺等殺害。
陳策趕緊向孫中山報告並進一步建議：必須撤去溫的職務，並加強對艦隊的監視。孫中山沉思後說：「溫樹德還沒有發現確切謀反證據，可先不抓。但我可派出楊虎、孫祥夫、李元箸為特派員，配合你監視指揮各艦。」
陳策與楊虎、孫祥夫、李元箸他們認真研究如何進一步控制海軍、肅清溫樹德餘孽問題，認為艦隊不忠關鍵在溫樹德。於是又一次向孫中山建議撤銷溫的職務。孫中山終於在5月31日下令撤去溫樹德艦隊司令職務，並命令在省河、東灣、汕頭的海軍各艦，一律暫由本大元帥直接管轄。當天，陳策，趙梯崐等海軍將領致電孫中山：「誓死忠誠，一致擁戴大元帥。始終不渝。」
溫樹德接受澳督50萬元後策動「海圻」、「永翔」、「同安」、「肇和」、「海琛」、「楚豫」艦駛往青島，組成北洋軍閥渤海艦隊。
溫樹德雖帶走了主力艦隻，但「飛鷹」、「永豐」等艦不願跟隨他而留在廣州，這些艦艇和原江海防艦隊，統歸陳策指揮，陳策成為廣東海軍統帥。
10月16日，孫中山令陳策和西江督辦李濟深：「江海防艦隊已令限於10月20日集中虎門，直接受行營調遣。自20日起著西江督辦將該艦隊餉項煤價悉繳歸行營金庫長支發。」陳策於20日準時將江海防艦隊集中在虎門要塞。21日，孫中山偕大元帥府顧問鮑羅廷及宋慶齡等赴虎門要塞巡視，並檢閱了艦隊。
1924年1月16日，陳策派出的為商人拖走私船的軍艦在金斗灣被香山縣駐軍查穫後發生衝突，他得知後大發其火，罵道：「他敢欺負我們海軍？」隨即派陸戰隊乘軍艦將當地駐軍繳械，並攻入了香山縣城。
香山縣長朱卓文向孫中山告陳策，孫中山很惱怒，撤了陳策江海防司令職務。
孫中山雖撤了陳策的職，但仍很信賴陳策。 8月初，廣州商團英國香港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支持陳炯明，夥同陳恭受等人向香港德國軍火商訂購9000餘支槍械。秘密運到虎門沙角，要運進廣州暴動。8月10日，孫中山令陳策指揮「江固」艦載運黃埔軍校學生前往攔截，將這批軍械押回黃埔軍校。陳策又堅決支持孫中山採取武力，平定了商團的叛亂。
1924年8月16日亥時司徒美雲去逝。陳策悲痛至極，將她葬於埋葬七十二烈士的黃花崗對面前嶺仔。
1924年10月，風雲突變的神州大地，又響起了撼天動地的雷聲。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趁第二次直奉戰爭之機，率部殺奔北京，囚禁曹錕，重組內閣。後邀請孫中山北上商討祖國統一的大計。
孫中山於11月13日，偕宋慶齡乘「永豐」艦離開廣州。踏上去北京的征途。陳策自孫中山北上後一直關注著時局的發展。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鐵獅子胡同5號，扁鵲無力而逝世。
陳策悲痛交加。作為孫中山義子和堅定的追隨者，他參加了孫中山遺體瞻仰及葬禮等活動。為了紀念孫中山，廣東省省長胡漢民下令將「永豐」艦改稱「中山」艦。看着「中山」艦，陳策不禁熱淚盈眶，決心繼承國父遺志，完成國父未竟事業。
時江海防艦隊歸軍事委員會海軍局，陳策出任海軍局顧問。
時桂系竟在廣州設煙開賭，危害甚烈。陳策按孫中山指令，堅決取締。不久，孫中山又任命陳策為江海防艦隊司令，歸屬大本營直轄，設司令部於江門。
陳策看到一些部隊反覆無常，經常易主，故向孫中山建議改編心懷叵測的江門陳德春、徐漢臣、丘耀西等部。孫中山接納了此建議。陳德春抗命。陳策、梁鳴楷遵照孫中山密令，迫使陳德春繳械。
4月16日，沈鴻英接受北洋政府所任命之督理廣東軍務職，公開叛變。他命令李易林率幾個步兵營，從白雲山攻農林試驗場大元帥大本營。
孫中山親率楊希閣的滇軍反擊，並調劉震寰部救廣州。次日又急電許崇智迅速回擊沈鴻英叛軍。4月18日，沈部在新衡、源潭與楊希閣等相持。沈令沈榮光部出英德、四會，直攻雲水，與粵軍交上火。4月22日，駐肇慶的討賊桂軍陳天太部與沈部張希拭開戰，孫中山下了大元帥令：「著陳司令將所駐香山部隊調往增援四邑兩陽前線，所遺防地由朱卓文部接防。此令。」陳策立即率「楚豫」、「同安」、「豫章」、「江大」等艦沿江進擊，痛殲叛軍，打敗了張希拭，攻克肇慶。
1923年夏初,廣西將領黃紹竑回到廣西。黃紹弘駐在戎圩、新地一帶，他召集俞作柏、李明瑞、夏威、韋之淞、陸炎等開會，決定全軍歸附孫大元帥。特使陳策趕到廣州，要求孫先生派遣海、陸軍協助起義。孫中山同意照他們的計劃行事，任命黃紹弘為廣西討賊軍總司令，並決定派海、陸軍援助。隨即給陳策下達手令，叫他派出艦艇援應黃紹弘部攻取梧州。
5月7日，陳策派出「江固」等艦協助黃紹弘。7月攻取了兩江上游與北流江匯合處的重要軍事據點藤縣，消滅自治軍盧得祥一個旅。沈鴻英受到沉重打擊後，於是日退出韶關。北江戰爭暫告結束。陳策從此結識了新桂系的黃紹弘、俞作柏、李明瑞等重要將領。
在軍事上打開了局面以後，為使海軍由信得過、靠得住的堅定分子掌握，陳策建議孫中山任命盛延祺為「肇和」艦艦長，歐陽琳為「永豐」艦艦長，潘文治為「楚豫」艦艦長。
陳策向孫先生講了溫樹德朝秦暮楚的問題。孫中山對溫樹德過去與陳炯明合作，尚體諒其處境困難，且有悔過之表示，仍保留其艦隊司令職務。北洋軍閥也在極力拉攏溫樹德，於3月20日任命他為「駐粵海軍艦隊司令」。溫樹德叛心不死，收買了「肇和」艦的一些官兵，於4月14日將艦長盛延祺等殺害。
陳策趕緊向孫中山報告並進一步建議：必須撤去溫的職務，並加強對艦隊的監視。孫中山沉思後說：「溫樹德還沒有發現確切謀反證據，可先不抓。但我可派出楊虎、孫祥夫、李元箸為特派員，配合你監視指揮各艦。」
陳策與楊虎、孫祥夫、李元箸他們認真研究如何進一步控制海軍、肅清溫樹德餘孽問題，認為艦隊不忠關鍵在溫樹德。於是又一次向孫中山建議撤銷溫的職務。孫中山終於在5月31日下令撤去溫樹德艦隊司令職務，並命令在省河、東灣、汕頭的海軍各艦，一律暫由本大元帥直接管轄。當天，陳策，趙梯崐等海軍將領致電孫中山：「誓死忠誠，一致擁戴大元帥。始終不渝。」
溫樹德接受澳督50萬元後策動「海圻」、「永翔」、「同安」、「肇和」、「海琛」、「楚豫」艦駛往青島，組成北洋軍閥渤海艦隊。
溫樹德雖帶走了主力艦隻，但「飛鷹」、「永豐」等艦不願跟隨他而留在廣州，這些艦艇和原江海防艦隊，統歸陳策指揮，陳策成為廣東海軍統帥。
10月16日，孫中山令陳策和西江督辦李濟深：「江海防艦隊已令限於10月20日集中虎門，直接受行營調遣。自20日起著西江督辦將該艦隊餉項煤價悉繳歸行營金庫長支發。」陳策於20日準時將江海防艦隊集中在虎門要塞。21日，孫中山偕大元帥府顧問鮑羅廷及宋慶齡等赴虎門要塞巡視，並檢閱了艦隊。
1924年1月16日，陳策派出的為商人拖走私船的軍艦在金斗灣被香山縣駐軍查穫後發生衝突，他得知後大發其火，罵道：「他敢欺負我們海軍？」隨即派陸戰隊乘軍艦將當地駐軍繳械，並攻入了香山縣城。
香山縣長朱卓文向孫中山告陳策，孫中山很惱怒，撤了陳策江海防司令職務。
孫中山雖撤了陳策的職，但仍很信賴陳策。 8月初，廣州商團英國香港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支持陳炯明，夥同陳恭受等人向香港德國軍火商訂購9000餘支槍械。秘密運到虎門沙角，要運進廣州暴動。8月10日，孫中山令陳策指揮「江固」艦載運黃埔軍校學生前往攔截，將這批軍械押回黃埔軍校。陳策又堅決支持孫中山採取武力，平定了商團的叛亂。
1924年8月16日亥時司徒美雲去逝。陳策悲痛至極，將她葬於埋葬七十二烈士的黃花崗對面前嶺仔。
1924年10月，風雲突變的神州大地，又響起了撼天動地的雷聲。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趁第二次直奉戰爭之機，率部殺奔北京，囚禁曹錕，重組內閣。後邀請孫中山北上商討祖國統一的大計。
孫中山於11月13日，偕宋慶齡乘「永豐」艦離開廣州。踏上去北京的征途。陳策自孫中山北上後一直關注著時局的發展。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鐵獅子胡同5號，扁鵲無力而逝世。
陳策悲痛交加。作為孫中山義子和堅定的追隨者，他參加了孫中山遺體瞻仰及葬禮等活動。為了紀念孫中山，廣東省省長胡漢民下令將「永豐」艦改稱「中山」艦。看着「中山」艦，陳策不禁熱淚盈眶，決心繼承國父遺志，完成國父未竟事業。
時江海防艦隊歸軍事委員會海軍局，陳策出任海軍局顧問。
2015年10月29日 星期四
臧運祜：中日戰爭可以避免嗎？ --兼論「從九一八到七七」的連續性問題
2011-12-14
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11年第2期
《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書》2010年1月公開發表一年來，作為近現代史組的中方委員之一，筆者在關注學界評論的同時，也不斷反思歷時三年的第一期共同歷史研究的過程，繼續思考本人承擔部分所涉及的重要學術問題。
首先應該指出，我們在與日方開始共同研究之初，對於近現代中日關係史的歷史分期，即階段劃分的問題，並無多少分歧，因而很快就在2007年3月於東京會議上達成了共識。雙方同意按照傳統史學的縱向演變過程的表述方法，把近代（1840-1945年，戰前）中日關係歷史，劃分為兩個時期：1840-1931年為第一時期（即「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的開端與演變」），1931-1945年為第二時期（即「第二部戰爭的時代」）；相應地又將以上兩個時期（即「部」），分別劃分為三個階段（即「章」），由此構成了本報告書的兩部、六章的形式。筆者所承擔的是第二部第一章的執筆和研究工作（後來根據需要，又邀請了黑龍江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王希亮研究員，作為「外部執筆者」，主要承擔了第一節之第五目），日方的執筆者則為日本防衛大學戶部良一教授。
我們之所以將1931-1937年間的中日關係（中方慣稱「從九一八到七七」、日方習稱「從滿洲事變到日中戰爭」）作為第二部「戰爭的時代」之第一章，也就是要表明：雙方都認為這是「戰爭時代」的組成部分，即其前期或第一階段；它與後續的兩章（「日中戰爭」、「太平洋戰爭」）一起，共同構成了第二部「十五年戰爭」的三個歷史階段。雖然在中日兩國學界，歷來都重視歷史分期問題的討論，但在共同歷史研究開始之初，雙方委員們並未就此展開過多的討論就達成一致了上述共識，這一方面說明了兩國學界對於日本「十五年戰爭史」達成了重要共識，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對「從九一八到七七」的重要歷史定位。這不但具有重大的象徵意義，也為共同歷史研究的迅速展開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但是，問題並沒有隨著上述分期問題的迅速達成而完全得到解決。雙方在分別完成執筆報告之後的幾次共同討論中，對於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關係的走向、華北事變前後中日關係的狀況、全面戰爭前夕日方有無計劃性等三個問題，展開過多次爭論。在上述討論的基礎上，雙方分別對初稿進行過兩次修改，最後形成了發表的正式文本。筆者擬在中方報告書的基礎上，就上述三個問題，繼續發表自己的見解。
一、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關係的走向
關於九一八事變（即日方所通稱之「満州事変」），雙方雖然在事變發生的近因與具體過程上還有些爭論，但對於其性質問題並無異議。在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關係歷時六年，並沒有迅速走向全面戰爭，因此，如何看待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關係的走向，就是需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首先要指出的是，中日史學界對於九一八事變的下限問題，一直存在很大的差異：中國學界一般認為是在1932年9月日本承認偽滿洲國，日本學界基本上以1933年5月《塘沽協定》的簽訂為標誌。筆者在報告書和本文所述，遵從中方的一般見解。
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迅速侵佔了中國的東北三省，並在一二八事變的硝煙掩護下，迅速扶植了偽滿洲國，隨後予以外交上的承認。這個歷史過程是非常清晰的，無需贅述。問題在於九一八事變期間，日本的對華政策是否僅限於侵佔東北三省、扶植與承認偽滿洲國？日本學界之所以將「満州事変」的下限劃定為1933年5月《塘沽協定》的簽訂，其實已經清楚地表達了他們的看法。筆者曾在拙著（《七七事變前的日本對華政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的基礎上，專門發表論文指出：日本在九一八事變期間，就已經通過發動「天津事變」、醞釀華北政策、計劃新的對華政策，並以熱河、山東省為重點，開始了向中國華北的擴張。【1】 堅持「十五年戰爭史觀」的日本學者安井三吉先生，在其後的大作中未稱「満州事変」，並專門論述了「柳條湖事件與華北問題」、「熱河作戰與華北問題」等內容。【2】 為彌補中方研究報告書之不足，茲繼續略論如下：
九一八事變爆發不久，9月24日，日本政府發布了《關於滿洲事變的第一次聲明》，聲稱將採取「不擴大」方針。【3】 30日，陸軍省、參謀本部研究並制訂了《關於解決滿洲事變的方針》，不但提出了「解決滿蒙問題的目標」」，而且進一步提出了「對中國本部的方策」。【4】 10月8日，陸軍三長官（陸相、參謀總長、教育總監）共同決定的《處理時局方策》，以上述文件為基礎，除了滿蒙政策之外，又分別規定了對於「中國本部」的政策；9日，陸相南次郎向若？首相提出了這個文件，要求政府迅速確立方針。【5】 18日，前陸相白川義則赴滿洲視察出發之前，陸相南次郎在委託他向關東軍傳達的事項中，不但包括了這份文件（但僅限於向關東軍司令官出示），而且特別說明了軍部制訂上述政策的過程。【6】 在事變後的一個月之內，日本軍部與關東軍之間，關於滿蒙政策與對中國本部政策，已經達成了一致。
10月26日，日本政府發布了《關於滿洲事變的第二次聲明》，提出了為應付國際聯盟而進行日中直接談判的要求。【7】 與此相呼應，陸軍省在徵得外務省的諒解後，於11月4日制訂了《對列國的政策》，分別規定了對英國、美國、法國、國際聯盟及蘇聯的有關對策。【8】 12月13日，若槻禮次郎內閣總辭職，犬養毅內閣成立。23日，陸軍省、參謀本部在前述《處理時局方策》的基礎上，商定了《處理時局綱要案》第一案，除了滿蒙政策之外，還規定了對於中國本部的兩項政策。【9】
1932年1月6日，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返回東京與陸軍中央部商談期間，得到過一份由犬養內閣的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協定的方案《處理中國問題的方針綱要》。這份文件除了在形式上改稱「中國問題」之外，在內容上幾乎就是上述《處理時局綱要案》的翻版，仍然分別規定了對滿蒙與中國本部的政策。【10】 14日，芳澤謙吉出任外相，他完全同意上述文件的主旨。【11】 犬養內閣隨後於2月17日設置「對滿蒙實行策案審議委員會」，並規定對滿蒙實行策各項方案的立案依據就是上述《處理中國問題的方針綱要》。【12】 3月9日，溥儀出任偽滿洲國執政。 12日，犬養內閣閣議決定了《處理滿蒙問題的方針綱要》等文件。【13】 隨著《處理中國問題的方針綱要》作為國策文件的地位被確立，「對中國本部政策」也正式上升為日本在「滿蒙政策」之外的國策。
5月26日，齋藤實內閣成立，7月6日，原滿鐵總裁內田康哉擔任外相。為了滿蒙問題而不惜採取「焦土外交」的內田外相，上任之後，圍繞著國際關係中的時局處理方針問題，與陸相、海相進行了多次協商，後經過首相和其他閣僚的同意，8月27日齋藤內閣閣議決定了《從國際關係出發的處理時局的方針》。【14】 它首先規定了日本外交的核心是「採取自主的立場，為實現治理滿蒙而邁進」，並規定沿用犬養內閣3月12日的閣議決定。這就不但繼承了滿蒙政策上的一貫立場，也為不久（9月15日）的承認偽滿洲國奠定了基礎。但這份文件的重點並不在於此，它要規定的乃是日本圍繞滿蒙政策而必須處理的對中國本部的政策，以及對英、法、美、蘇等列國的政策。為此而首先規定的對華政策，提出了將「對滿蒙政策」與「對中國本部政策」區別開來、分別對待的方針；在對中國本部的政策上，雖然在正文中規定的方針是「主要使其發揮貿易及企業市場的性能」，但又規定當前要按照附件甲號的「對中國本部政策」進行處理。該附件則規定「我方要密切注視因近來中國本部的地方政權愈加明顯的分立狀態而帶來的政局演變。對採取比較穩健態度的政權，應盡可能尊重其立場及體面，或者進而採取善意態度，使其有利於我方」；「在情況允許之時，努力謀求與各地方政權之間實際解決各種案件，並避免發生事端」。該附件還規定了日本對於上海方面、沿海及長江沿岸地區以及「山東地方及華北」的不同對策；對於「山東地方及華北」，「萬一該地區治安發生顯著混亂、帝國臣民的生命財產及其他重要權益絕對需要保護時，就應當出兵」。【15】
自從1927年7月田中義一內閣在東方會議上決定的對華政策將滿蒙與中國本土分離的方針【16】以來，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即將結束之際，由齋藤內閣閣議決定的上述文件，具有承前啟後的過渡意義。如同犬養內閣在滿洲事變期間閣議決定了日本的對滿蒙政策一樣，齋藤內閣閣議決定的這份文件，標誌著在事變之後，日本的對華政策已經完全轉向了「對中國本部政策」。
10月5日，陸軍次官以「陸滿1489號」電報，向天津的中國駐屯軍參謀長通報了閣議決定的上述《對中國本部政策》。【17】 1933年2月23日，內田外相致電駐華各總領事，重新解釋了上述對華政策。他說這不過是把以前的一貫方針，重新以閣議的方式加以決定，陸海軍方面已經貫徹。他還把上述文件中的對華政策內容加以綜合，取消了原先的附件形式，而改稱《處理對華時局的方針綱要》，其要點計有五項。【18】 內田外相的這個解釋，就使得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的「對中國本部政策」，進一步明確而完善起來。
綜上所述，日本政府與軍部在九一八事變期間決定的在「滿蒙政策」之外的「對中國本部政策」，實際上就是日本將繼續向以華北為中心的中國本土進行侵略與擴張的政策，它因此決定和規定了九一八事變以後中日關係的走向。
根據上述內容，我們自然可以認定九一八事變就是日本「十五年戰爭史」的開端。在九一八事變10年之後的1941年，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的前夕，陸相東條英機9月18日在「紀念滿洲事變十週年」的演講中，即宣稱「満州事変」是日本建設「大東亞新秩序」的先驅【19】；外務省條約局在首次編纂的《大東亞共榮圈關係條約》中，亦將1932年9月15日日本承認偽滿的《日滿議定書》 ，作為其「大東亞共榮圈」的第一份條約文書。【20】
二、華北事變前後中日關係的狀況
九一八事變後，中日關係雖在1933年上半年由於日軍發動熱河、長城作戰而一度再現緊張的局面，但隨後的相當一段時期，直至1935年下半年，都呈現了相對穩定的局面。因此，如何認識1935年華北事變前後中日關係的狀況，不僅關係到「十五年戰爭史」的構成問題，也關係到九一八事變與七七事變的連續性問題。
首先就是關於1933年上半年中日關係的定位問題。如上所述，日方由於將「満州事変」的下限定位於1933年5月《塘沽協定》的簽訂，因此戰後學界所述，基本上沿襲了戰前的史觀，即認為這一時期乃是「満州事変」的收尾、終點階段。【21】 筆者雖然並不否定這一時期對於九一八事變的「結束」意義，但重點是要結合研究日軍在熱河、長城作戰期間的「華北謀略」以及分析《塘沽協定》的「啟後」意義，論述其作為日本實施上述華北政策、向華北擴張的開端標誌。【22】 這不但反映了中國學界的一般看法【23】，其實在日方也有不少類似的見解。當時主持與中方談判、簽訂《塘沽協定》的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即認為該協定「是從滿洲事變到大東亞戰爭之間我國長期對外政策中的境界點」。【24】 堀場一雄在其戰史名著《支那事變戰爭指導史》中，通過反省後也認為：「國策越過了山海關，就演變為支那事變。」【25】 日本著名的「十五年戰爭史」專家江口圭一，雖然也將《塘沽協定》作為滿洲事變的終點，但也同時指出：「《塘沽協定》形成了日本以現地軍為先鋒的繼續、擴大侵略的華北分離工作的立足點。」【26】
關於1933年5月《塘沽協定》之後到1935年華北事變期間的中日關係的狀況，日本不少學者認為這是「小康狀態」、「安定化」的時期，這也是有些日本學者否認「十五年戰爭史」的一個重要理由。日方的報告書反映了這一見解【27】，其執筆者戶部良一教授隨後繼續發揮了他的看法。【28】 筆者尊重日方學者的學術見解，但是要補充以下兩點反論：
（一）中日關係「安定化」的中方因素
迄今日本學者所論，基本立足於日方因素，指出在這一時期，日方在「廣田--重光外交」的主導下，壓抑了現地日軍的「獨走」，而致力於探索實現「安定化」，華北當局與日方的現地交涉則是一個模式。作為主宰當時中日關係的矛盾之主要方面，筆者並不否認廣田外相的「協和外交」、有吉明大使的「水鳥外交」等，對緩和中日緊張關係的作用，但也注意到之所以會一度出現中日關係「安定化」的局面，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對日政策和汪精衛--唐有壬--黃郛等親日派的妥協外交，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對於這個問題，中國學界以往長期忽略之，但近年來中國學者發表的大量專著，對此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可以為證而無需贅述了。【29】
筆者因此想指出的是：在1930年代中期，實現中日關係的「安定化」，並非日方的一廂情願，如果沒有中方的主動和配合，那才是水月鏡花般的虛幻。而如果仔細研究中國資料，可以發現所謂實現中日親善及其高潮，其實更多地倒是中方的一廂情願，而日方的回應則不過是將駐華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這樣一件徒具虛表之形式。對此，筆者曾參閱新近在美國公開的《蔣介石日記》，並結合有關最新資料，論述了蔣介石在發表《敵乎？友乎？
》之後，主動提出對日政策「三原則」來改善、緩和中日關係，而日方則以「廣田三原則」來加以抵制和對抗，終使兩國關係持續緊張到1936年底的歷史過程。【30】
（二）中日關係喪失「安定化」機會的日方因素
與以上問題相關聯，日方學者注意到了「安定化」遭遇的挫折，並認為「安定化」喪失了機會。【31】 關於喪失「安定化」機會的原因，則更多地指出了來自中方的因素，比如中國政府推行的幣制改革等。如同將日本侵華歸因於中國排日、抗日這種倒果為因的邏輯一樣，這個問題大有學術討論的必要。
筆者擬結合1930年代中期日本對華政策的演變過程，作一簡單的考察：1933年初日本開始了新的侵華階段之後，日本政府以9月廣田弘毅出任外相為契機，根據新的國際形勢的變化，在1932年8月27日閣議決定的基礎上，10月由五相會議制訂了《外交方針》之「對華方策」。1934年4月的「天羽聲明」事件之後，外務、陸軍、海軍三省當局，奉命繼續協商其具體政策，並於1934年12月7日決定了《關於對華政策的文件》。該文件不但把上述「對華方策」進一步具體化，而且指導了即將付諸實施的華北政策，因而成為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對華政策基本形成的標誌。 1935年華北事變高潮之際，10月4日，外務、陸軍、海軍三省決定的《關於對華政策的諒解》及其附屬文書，既以廣田三原則敷衍了中國政府提出的三原則，又肯定了去年政策的繼續有效性。這些政策相繼被傳達、貫徹之後，遂成為日本發動、推進華北事變的指導與依據。【32】 對於此過程，1935年4月8日，在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奉命召集的駐華領事會議上，駐天津總領事川越茂（1936年4月後升任駐華大使）曾在發言中坦承：「年來對華交涉，均集中於華北問題，而本總領事館又適在華北區域內，故參與重要交涉較多……其一切交涉方針及處理方法，均事先得外務省及軍部批准，總領事不過其中負責共同交涉之一員而已。」【33】
日本政府、軍部共同決定的這些政策，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仍然前後連貫、一脈相承。那麼，所謂「華北事變」的責任、中日關係喪失「安定化」機會的原因等問題，不是已經很清楚的了嗎？就連九一八以後在對日問題上一直唱低調的胡適先生，聞知日本發表了「天羽聲明」之後，也迅速發表文章，指出這是「日本東亞門羅主義的最新綱領」，並認定廣田外相的「協和外交」原來還是內田外相的「焦土外交」。【34】 胡適作為中國的時人和國人的這種認識，應該是深刻而合理的。
三、全面戰爭前夕日本侵華的計劃性
1935年底達於高潮的華北事變，不僅結束了《塘沽協定》以後中日關係的「安定化」局面，而且把此後的中日關係推向了劍拔弩張的高度緊張期，即處於全面戰爭的前夕。日本在二二六政變後，迅速走向了法西斯主義道路，廣田內閣全面確立了以分離華北為中心的對華政策，軍部制訂了1937年度對華作戰計劃；中國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以後，確立了新的對日政策，在「最後關頭」到來之前，進行了全面抗戰的準備。因此，「華北事變」不但是從滿洲事變到日中戰爭的連接點，也構成了日本「十五年戰爭史」的階段性標誌。【35】
1936年間至1937年上半年的全面戰爭前夕，日本有無對華戰爭的計劃性？這個問題既關係到從九一八事變到日中戰爭的連續性問題，也影響到七七事變的必然性問題的判斷。與日方報告書更多地關注戰前中日之間的各個具體事件的寫法不同，中方報告書更多地立足於中日兩國當局的決策過程與政策和計劃的本身，來論述走向全面戰爭的必然性。由於此事變的發生問題不在本章的討論範圍，筆者主要討論以下兩個問題：
（一）關於日本對華政策的全面確立與再確立的過程
1936年1月9日，參謀本部發表《華北自治運動的演變》，在總結以往華北工作的基礎上，提出了「華北明朗化」的政策目標。【36】 13日，陸軍省對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發出《處理華北綱要》的指示，進一步明確了華北五省自治的政策。【37】 17日，陸軍省通報駐華官員：外務、海軍方面對於上述宗旨，沒有異議。【38】 以第一次《處理華北綱要》為標誌，華北政策正式成為日本的國策。
二二六政變之後，3月9日，前外相廣田弘毅組閣，4月2日，前駐華大使有田八郎出任外相。隨著「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的恢復，在軍部國策的左右下，廣田內閣的對華政策全面確立下來：8月7日，首先召開的「五相會議」，決定了《國策基準》，規定日本「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地位，同時向南方海洋擴張發展」的根本國策；隨後召開的「四相會議」，決定了《帝國外交方針》，規定了日本的對外政策，關於對華政策的根本方針，則規定參照1935年10月4日的對華政策決定。【39】 11日，廣田內閣的有關各省決定了《對華實行策》【40】，同時還決定了《第二次處理華北綱要》。【41】 上述一系列文件，標誌著日本以華北政策為中心的對華政策的全面確立。
1936年底中國綏遠事件的爆發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宣告了日本貫徹既定對華政策的挫敗。 1937年1月23日，廣田內閣總辭職。2月2日，林銑十郎內閣成立。3月3日，佐藤尚武就任外相，繼續調整對華政策。 4月16日，外務、大藏、陸軍、海軍四大臣共同決定了《對華實行策》和《指導華北方策》。【42】 此次最大的變化在於對華北的施策，取消了「完成以華北民眾為中心的分治政治」，規定當前的策略主要是進行以華北民眾為對象的經濟工作以及文化工作。【43】 但「佐藤外交」在對華政策上的調整，並未改變前內閣的根本對華方針，並伴隨著5月31日林內閣的總辭職而宣告夭折。
6月4日近衛內閣成立，廣田弘毅再次出任外相。在對華政策上，近衛首相12日說：還是廣田內閣時代的三原則為好；內閣書記官長風見章隨後表示：要採用廣田內閣時代決定的《對華實行策》及《第二次處理華北綱要》（1936年8月11日）。【44】 廣田外相20日在給駐華大使川越茂的訓令中，指示他歸任後，「對佐藤外交之後退色彩予以修正」。【45】 否定「佐藤外交」而回歸到1936年8月廣田內閣的對華政策，就成為近衛內閣在對華政策上的選擇。7月6日，在近衛內閣閣議上，廣田外相認為：日本的對華外交方針，除了毅然推行正確政策之外，別無他途；他的意見，得到了全體閣僚的一致同意。【46】
盧溝橋事變後不久的7月15日，近衛內閣情報委員會發表了外務省編輯、「絕密」標示的「時局宣傳資料」，其中一份《關於對華政策》的文件，共分三部分： 1.對華政策的基調，規定與1934年12月7日外務、陸、海軍三省有關課長之間決定的《關於對華政策的文件》相一致；2.對華三原則，「即1935年10月有關各省決定的所謂對華三原則」，亦即「廣田三原則」；3.對華施策的綱要，則是將上述目標和原則在政策實施上進行的細化。【47】 上述文件，就將七七事變以前日本的對華政策及其繼承關係，進行了最好的總結。
以上所述在全面戰爭前夕，日本對華政策經過「否定之否定」的過程而在盧溝橋事變之際確立的對華方針，難道還不足以證明日本侵華戰爭在決策上的必然性嗎？它因此也成為戰後東京審判對於廣田弘毅判決的歷史證據之一。【48】
（二）關於日軍對華作戰的計劃性
由於近代日本在軍政體制上的特殊性，日本政府主要以外務、陸軍、海軍三省決定的上述對華政策，雖然部分地體現了軍部的意圖，但軍部勢力對政府的決策，未必就是上行下效、令行禁止的，以致經常出現日本學者所謂軍部「獨走」以及「下剋上」的現象。但在問題的另一方面，我們仍應看到日本對華作戰上的計劃性及其與上述政策之間的關聯。
1936年8月，參謀本部制訂了「1937年度對華作戰計劃」，其中規定：在華北，將用8個師團，佔領北平、天津等地，在華北五省作戰；在華中，將用5個師團，一部進攻上海，一部在杭州灣登陸，兩軍策應向南京作戰；在華南，將用1個師團佔領廣州一帶地區。軍令部對此採取了同一步調，規定日本海軍要協助陸軍佔領中國各戰略要地。【49】 據此，日本陸軍在1936年9月開始的對華作戰年度內，將使用14個師團的兵力，而大大超過了上一個年度的9個師團；其中在華北作戰，則由5個師團增加到8個師團。【50】 軍令部繼1935年9月3日制訂的《1936年度帝國海軍作戰計劃》之後，也於1936年9月3日制訂了《1937年度帝國海軍作戰計劃》，以上兩計劃均規定了日本海軍在中國華北、長江及江南方面的作戰計劃。【51】 9月15日，中國駐屯軍根據參謀本部此前的有關計劃，制訂了《昭和十一年度華北佔領地統治計劃書》，於23日上報陸軍省，提出了將要佔領、統治華北的計劃。【52】 參謀本部、軍令部制訂的1937年度對華作戰計劃，雖然屬於例行的年度計劃事宜，但如果聯繫到它們出台的時機、計劃內容的變化以及全面侵華戰爭以後的實際行動，就很難否定它們與日本上述對華政策之間的關聯性了。即使中國駐屯軍的上述計劃書，雖然源於參謀本部1933年9月的文書及該軍1934年3月的計劃，但恐怕也很難區割它與日本政府同時的分離華北政策、為此而增強中國駐屯軍的措施，以及七七事變以後日軍殖民統治華北之間的必然性關聯。【53】
關於七七事變前夕日軍的對華作戰計劃，如果學者們可以找到更多的軍部戰前的機密文書，特別是中國駐屯軍以及關東軍的有關檔案，上述問題相信自可迎刃而解。但遺憾的是，直到目前為止，我們似乎還只能舉出以上三份文書。而同樣更加遺憾的是，由於在戰敗投降前後，日方有計劃、大規模地銷毀了與侵華戰爭有關的大量外交與軍事文書，這就為所有奉行實證主義研究的後世歷史學者們，在現代中日關係史的研究上，留下了永遠的缺憾。【54】 而這種特殊而客觀的「缺憾」情況的存在，就使得我們在研究中日戰爭史上，既不能以「如果」來假設史實，也不能以僅有的材料來輕易斷論，而只能通過關注歷史事實之間的關聯性，來尋求其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和邏輯了。對此方法，我相信日本學者也不會否定吧。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也。」在近百年的歷史上，兩次中日戰爭所給予近代中日關係的影響是重大而深遠的；而第二次中日戰爭甚至影響到了戰後。因此，正確研究第二次中日戰爭史，乃是從學術層面解決中日曆史問題的關鍵所在。為此，如何在研究、總結「史實」的基礎上，產生出正確的「史識」，既需要正確的「史觀」，也需要科學的方法。通過此次共同歷史研究，中日兩國的學者應該都有同感。
本文通過對以上三個問題的再探討，筆者的最終見解如下：
就1930年代的中日關係史而言，作為中日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的對華政策及其由此產生的對華行動，無疑具有主導的地位和制約的作用。因此，就本文以上所述「從九一八到七七」的日本對華政策與行動的連續性而言，筆者認為中日戰爭不可避免，並因此贊同日本學界的「十五年戰爭史」觀。
但在問題的另一方面，雖然中國人民從九一八那個苦難的時候就開始了局部抗戰而可以籠統地稱為「十四年抗戰史」，不過，考慮到中國局部抗戰的間斷性而非連續性的特點，並從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漸演變過程來看，即使華北事變使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舉國、全民族的全面抗戰仍然是七七事變以後的事情。筆者因此同意並堅持中國學界傳統的「八年抗戰史」觀。【55】
（作者臧運祜，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注釋：
【1】臧運祜：《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的華北謀略》，《北京檔案史料》2001年第3期；又收入中國社會科學院中日曆史研究中心編《九一八事變與近代中日關係--—九一八事變7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30頁；《九一八事變時期日本的對華新政策》，《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2002年第2期。
【2】安井三吉：『柳条湖事件から盧溝橋事件へ : 1930年代華北をめぐる日中の対抗』，東京：研文社2003年版，第27-126頁。
【3】外務省？纂：『日本外交年表？主要文？ 』下？ ，？京：原？房1978年版，『主要文書』第181—182頁，本文以下略稱『主要文？ 』下？ 。
【4】參謀本部第二？ ：「？州事？？密作？日？」，載？ ？正夫ほか？ ：『太平洋？爭への道 ？卷 ？料？ 』，？京：朝日新？社1963年版，第131頁。以下所引該書，均係出自該『日？ 』。
【5】『太平洋？爭への道 ？卷 ？料？ 』，第135-136、144頁。
【6】『太平洋？爭への道 ？卷 ？料？ 』，第144-145頁。
【7】『主要文？ 』下？ ，第185-186頁。
【8】『滿密大日記』昭和七年十四？の1，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
【9】片？衷：「？洲事變？密政略日？」其三，載小林？夫、？田俊彥？集·解？ ：『？代史？料7·？洲事？ 』，？京：みすず？房1964年版，第320-321頁。
【10】『太平洋？爭への道 ？卷 ？料？ 』，第172-173頁。
【11】『滿密大日記』昭和七年十四？の1，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
【12】外？省？纂：『日本外交文？ ·？州事？ 』第二卷第一？ ，外？省1979年版，第363頁。
【13】『主要文？ 』下？ ，第204-205頁。
【14】內田康哉？ ？ ？纂委？會：『內田康哉』，？京：鹿？研究所出版會1969年版，第380-381頁。
【15】『主要文？ 』下？ ：第206-210頁。
【16】『主要文？ 』下？ ：第101-102頁。
【17】『滿密大日記』昭和八年二十四？の18，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
【18】『帝國ノ？支外交政策一件』（松本？？第一？），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省？ ？ ：A.1.1.0.10。
【19】？條英？ ：『大？ ？ ？爭に直面して ？條英？首相演？集』，？京：改造社1942年版，第162頁。
【20】外？省條？局？纂：『大？ ？共？ ？第二次歐洲大？ ？ ？條？集』，？京：日本國？
？會、研文社，1941年9月27日。
【21】應該指出的是，日本官方當初並沒有劃定「満州事変」的下限：1931年9月18日柳條湖事件以後，21日，日本政府舉行閣議，決定將此次事件看作「事変」；11月28日，閣議決定把天津事變包括於該事變的範圍；1932年1月29日，閣議又決定把上海事變也包括於該事變的範圍（《公文類聚》第55編，昭和6年第32卷·軍事，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據此，日本陸軍省在1931年9月23日、12月5日、1932年2月5日，分別發出通告，將這些事變一律稱為「満州事変」（『？？？密大日？』昭和六年？洲事？？，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
【22】《中日共同歷史研究中方報告書》，第187-188頁。
【23】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日本侵華七十年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十二章第一節；中國史學會等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之十三·抗日戰爭》（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一卷「七七之前」；中央檔案館等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華北事變》（中華書局2000年），第一部分；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一），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年版。
【24】防？ ？防？研修所？史室：『？史？ ？ ·大本？ ？ ？部』（1），？京：朝？新？社1967年版，第338頁。
【25】堀？一雄：『支那事？ ？爭指？史』，？京：原？房1973年版，第738頁。
【26】江口圭一：『十五年戦爭小史新版版』，？京：青木？店1991年版，第74頁。
【27】《中日共同歷史研究日方報告書》，第245-250頁。
【28】？部良一：「日中？爭をめぐる研究？向」，『？事史學』第四十六？第一號，2010年6月。
【29】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國史館」1995年版；許育銘：《汪兆銘與國民政府--1931至1936年對日問題下的政治變動》，台北：「國史館」1999年版；周美華：《中國抗日政策的形成--從九一八到七七》，台北：「國史館」2000年版；李君山：《全面抗戰前夕的中日關係》，台北：文津出版2010年版；楊天石：《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彭敦文：《國民政府對日政策及其變化--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鹿？俊：『中國國民政府の？日政策 1931-1933』，？京：？京大學出版會2001年版。
【30】臧運祜：《蔣介石與中日三原則談判》，《民國檔案》2010年第4期。
【31】？部良一：「日中？？安定化の？會？失（一九三三-一九三七）をめぐって--最近の研究？向から--」，『國學院？ ？ 』第97？第6號，1996年4月。
【32】臧運祜：《七七事變以前的日本對華政策及其演變》，《抗日戰爭研究》2007年第2期。
【33】《日帝國主義侵華之陰謀--日本駐華領事會議記錄》，上海：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1937年印行，第71-72頁。又見杜春和、耿來金整理《1935年日本駐華總領事會議記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編輯部《近代史資料》總第86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頁。
【34】胡適：《「協和外交」原來還是「焦土外交」》，《獨立評論》第98期，1934年4月29日。胡氏此文作於4月23日夜。
【35】對於中方所稱的「華北事變」，日本戰前和戰後的學界一般稱為「華北工作」；最近也有日本學者專門研究了「華北事變」。如，內田尚孝：『？北事？の研究--塘沽？定と？北危？下の日中？ ？一九三三--一九三五———』，？京：汲古？院2006年版。
【36】？田俊彥、？ ？正夫？集·解？ ：『？代史？料8·日中？爭1』，？京：みすず？房1964年版，第128-134頁。
【37】『主要文？ 』下？ ，第322-323頁。
【38】『？ ？密？ 』昭和十一年第七號，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藏。
【39】『主要文？ 』下？ ，第344-347頁。
【40】『？代史？料8·日中？爭1』，第366-367頁。
【41】『主要文？ 』下？ ，第347-348頁。
【42】『主要文？ 』下？ ，第360-362頁。
【43】『主要文？ 』下？ ，第362-365頁。
【44】轉引自臼井？美：『日中外交史研究--昭和？前期』，？京：吉川弘文？ 1998年版，第227頁。
【45】中國駐日大使館致南京外交部電（1937年6月20日），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印《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四），台北：1966年印，第128頁。
【46】『？史？ ？ ·大本？ ？ ？部』（1），第429頁。
【47】『帝國ノ？支外交政策一件』（第七？），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外？省？ ？ ：A.1.1.0.10。
【48】張效林譯：《遠東國際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之對於「廣田弘毅」的判決書，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576頁。
【49】防？ ？防？研修所？史室：『？史？ ？ ·支那事？ ？ ？作？ 』（1），？京：朝？新？社1975年版，第102-104頁。
【50】關於1936年度的對華作戰計劃及其與1937年度計劃的對比，參考『？史？ ？ ·大本？ ？ ？部』（1），第368-370、412-414頁。
【51】防？ ？防？研究所？史室？ ：『史料集 海？年度作？ ？畫』，？京：朝？新？社1986年版，第18-32、48-61頁。
【52】美國國會圖書館制，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日本陸海軍檔案》（縮微膠卷），Reel109，T784，第18798—18857頁。
【53】1936年4月17日，廣田內閣決定加強中國駐屯軍，18日，陸軍省命令該軍實行新的編制：軍司令官為天皇「親補職」、兵力增加到三倍、由一年輪換制改為「永駐制」（『？史？？·支那事？？？作？』（1），第71頁）。關於該文書的考證與研究，參見臧運祜：《關於一份七七事變前夕日軍陰謀侵占華北的機密文書的考論》，《抗日戰爭研究》2002年第3期；永井和：『日中？爭から世界？爭へ』第一章，京都：思文？ 2007年版。
【54】臧運祜：《現代中日關係史研究上永遠的缺憾--關於日本投降前後燒毀文書的情況及其他》，《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
【55】中國的「八年抗戰史」（1937-1945），本來是一個歷史上的慣用語。1980年代以後，中國有些學者提出了「十五年抗戰史」（1931-1945）的說法（如王維禮著《中日戰爭15年及其他》，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並由此產生了一些著作（如胡德坤著《中日戰爭史》，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抗日戰爭史》，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1994年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1931-1945）》，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張憲文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1931-1945）》，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何理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到2005年，「十四年抗戰史」似成定論。但是，迄今仍然有相當多的中國學者堅持「八年抗戰史」觀（如劉大年、白介夫主編：《中國復興樞紐--抗日戰爭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張振鵾：《抗日戰爭：八年還是十四年？》，《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1期；王檜林：《論「十五年中日戰爭」與「八年抗戰」》，《抗日戰爭研究》 2009年第1期；曾景忠：《中國抗日戰爭開端問題再研討》，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紀念七七事變爆發7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149頁；章百家：「八年抗戰」更準確，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73577/12620573.html.）。
訂閱：
文章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