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誹謗韓愈」奇案

　　1976年10月，臺灣《潮州文獻》雜誌上，赫然登出文章《韓文公蘇東坡給與潮州後人的觀感》。作者郭壽華提及：「韓愈為人尚不脫古文人風流纔子的怪習氣，妻妾之外，不免消磨於風花雪月，曾在潮州染風流病，以致體力過度消耗，及後誤信方士硫磺下補劑。離潮州不久，果卒於硫磺中毒。」

　　回眸歷史，明朝以前並無「風流病」一說。嘉靖年間，方廣所著《丹溪心法附錄》首次提及，民間所謂楊梅瘡，後世所稱梅毒是也。此病由哥倫布艦隊水手，從美洲傳到西班牙，後經東南亞，最後輾轉傳到中國，不折不扣的舶來品。唐人韓愈再風流，恐怕也是與「風流病」緣慳一面。文人信筆所及，好似指控韓愈偷了鄰人的「美鈔」。唐代哪有「美鈔」，如此「栽贓」，韓愈何其冤枉？

　　韓愈第三十九代孫韓思道，視為奇恥大辱，拍案而起。急忙翻閱「刑法」，查到第312條誹謗死者罪：對於已死之人，犯誹謗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此條其後解釋是：所以保護死者後人之孝思也。我國風俗，對於死者，其尊重心過乎外國，故不可不立此條，以勵俗薄而便援用。遂向臺北地方法院，提起自訴。

　　刑庭推事（法官）認定：「自訴人以其祖先韓愈之道德文章，素為世人尊敬，被告竟以涉於私德而與公益無關之事，無中生有，對韓愈自應成立誹謗罪。自訴人為韓氏子孫，因先人名譽受侮，而提出自訴，自屬正當。」判處被告罰金三百元。郭壽華不服上訴，臺灣高等法院判決駁回，維持原判，該案遂告定讞。

　　判決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臺灣社會軒然大波，學者專家，紛紛撰文陳述己見。法學家薩孟武指之為文字獄，作家柏楊評價說：「此乃六法全輸。」小說家高陽痛斥：「誹韓案是名副其實的文字獄，所不同者，判罰金與族誅而已。」學術界中，唯有錢穆一人為判決緩頰。

　　薩孟武譏諷判決離譜：「韓愈到底得了甚麼病，有沒有吃過硫磺，這都是無關重要的。重要的是，一千餘年以後，有人寫了文章，考證韓愈的病，而司法 機關竟為一千餘年前的韓愈，判決現在著作人郭壽華犯了誹謗罪罰金三百元。我不知道這個判決是根據『刑法』那一條；根據『刑法』第309條麼？此條所謂的『人』是指活生生的人。根據『刑法』第312條麼？本條所謂「已死之人」，必有期間上的限制，否則我們隨便評論一位古人，均將犯了誹謗罪。此風一開，我們不能批評王莽，不能批評曹操，不能批評秦檜，不能批評張邦昌。文人一執筆，一下筆，動輒得咎，那裡尚有什麼言論自由？」

　　蔣經國第一高參嚴靈峰，發表《公是公非，必須判明》一文，質問法院：「第一，我要問『刑法』哪一條哪一項，指人有風流病是犯罪行為？第二，韓思道是否韓愈的直系血親？」

　　學術界清剿法官，錢穆頗不以為然。他在《聯合報》副刊上發文《為誹韓案鳴不平》，加以聲援。「昌黎韓文公，不僅為唐代一大人物，實系中國全史上下古今三四千年來少數之第一流大人物也。」

　　在錢穆看來，誹韓案要害，不只是攻擊韓文公，而是要否定所有的古聖先賢，否定中國的歷史。錢先生斷言：「民國以來，競務為崇洋譴華，在中國歷史上不甘仍留一好人。孔子大聖，以子見南子肆嘲弄。岳武穆為武聖，以軍閥恣誣蔑。韓公亦自不免。」最後感慨：「偶值誹韓風潮，以不免作不平鳴，然其聲啞以 嘶，其辭晦而抑，並不能鳴舉國一世之盛，而特為國族往古鳴不平。」

　　法學家楊仁壽，也發表《惡法亦法？--從古今中外法制談直系血親》一文，從法律角度，為判決辯護。強調韓愈千載之後人，有起訴權，這在現行法律是站得住腳的。原來「民法」制定之初，於親屬法審查意見書第三點，指出：「親屬不規定範圍」。也就是說，直系血親之親疏，不作規定，由民刑及其他法律，視其情形，分別規定。

　　立法者一時疏忽，於制定「刑事訴訟法」第234條第5項時，僅規定：「『刑法』第312條之妨害名譽及信用罪（誹謗死者罪），已死者之直系血親得為告訴。」未就直系血親之親疏設有限制，以致法院成為代罪羔羊，未免冤枉。

　　直系血親之親疏，是否應設限制，答案不言自明。地不分中外，時不分古今，無不如此。傳統中國法中，素有九族之稱。所謂九族，是以己身為准，從高祖父母、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己身，到子、孫、曾孫、玄孫。逾此范圍，既非屬於「法律上」之直系血親。

　　果不其然，民間有人追究起來，黃正模告發韓思道「偽造文書」。原來後者所出具《韓氏宗譜》，係民國二年二月所修。譜中能確定的先人，不過是「相傳文公二十四代孫玉珍」。韓玉珍係從傳聞而被認定，尚無法確定他與韓愈的血親關系。那麼從韓玉珍算起，又過十五代的韓思道，算得上甚麼？又憑甚麼有「告訴權」？且家譜最後一頁，筆跡與原譜根本不一樣，法院為甚麼不予追究？案外案，更是鬧得滿城風雨！

　　楊仁壽先生後來態度轉變，坦承：「此件判決，至今思之，未免可哂。平心而論，此號判決仍在『概念法學』陰影籠罩之下。審判者一味專注於概念邏輯，只知『運用邏輯』，為機械的操作，未運用智慧，為『利益衡量』，纔會鬧此笑話。」

　　這一則奇案，後人戲稱為最後一樁文字獄。細究起來，本是騷人墨客，發思古之幽情，用不著認真，更不值得提出訴訟。文史學者今後除非不動筆，否則難免誤蹈法網。除非將來學文史的個個先讀完法律系，學到法律防身術，遇到韓思道之流告狀，纔能立於不敗之地。為自身利害計，學者只有歌頌偉大的自由，而無臧否是否的自由，試想學術到了這步田地，豈不可悲？

　　歷史上，呂后、武則天遠的不說，清代多爾袞與太後的叔嫂曖昧，慈禧太后的私生活，「可憐天子出天花」的同治，最好不要研究，更不能編成電視劇、 電影、小說，否則愛新覺羅氏的直系血親，准跳出來告你誹謗。考古學家切勿發掘古墓，其後代子孫定會來爭奪財產所有權，還會控你盜墓罪。

　　有關歷史人物的是是非非，都要讓法官來審判，那還得了？法院恐怕除了民庭、刑庭之外，還得增設一個歷史法庭。法官案牘勞形，每月辦案數以百計，本已不勝其苦。若不自量力，貿然受理此案，侵犯學術研究領域不說，難免費力不討好，被譏為文字獄。

　　司法界大抵認為法官依法斷案，並無成見。即使對學術研究不無影響，那也不是自己的責任。薛爾毅法官在《異哉，所謂文字獄！》文中，擔懮：「我們的法治，還在起步階段。實在經不起士林學者無心的踐踏。」似是而實非。司法不能確認歷史，司法也不能創造歷史，訓詁考證此類學術問題，原非法官之所長。法 官匆忙下判，置學術自由於不顧，豈能教人心服？何況惡例一開，後患必多。

　　郭壽華所言，即使失慎失實，也只是一個學術問題。吾國明代之前，民間言論頗為自由。君不見，杜甫《石壕吏》痛斥賦稅之苛；《兵車行》譴責兵役之重；白居易《長恨歌》諷喻玄宗「重色思傾國」，而致「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後來天子是否以「大不敬」罪名相繩詩人？

　　自古文人多風流，又何必細究？學者高談闊論，法院與我何有哉？真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奇在偏偏有後人起訴，殊不知，唐末天下大亂，譜牒罕存，家譜真假難辨，攀龍附鳳者所在多有。

　　此案報紙幾度渲染，對簿公堂之外，又在報刊上開闢第二戰場。多位學者撰文，學界泰斗、法界名流，林林總總，不勝枚舉。護道派、護法派、自由派鬥得不亦樂乎，韓愈老先生一干瑣事全抖了出來。官司縱然打贏了，公道自在人心，究竟是得是失？「匹夫而為百世師」的韓愈，若地下有知，一定也會斥責其子孫太 不知風趣幽默。

　　古人的名譽，今人的權益，法官的威信，學術的自由，何者為輕？何者為重？本不難分辨，歷史的公案，亦唯有歷史能裁判。一言以蔽之，法治不容曲解，學術必須自由，或許正是當時臺灣街頭巷尾，人人津津樂道的「誹謗韓愈案」，帶給人們的最大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