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瑞、長壽，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父塔思哈，道光初，官喀什噶爾幫辦大臣。叛回張格爾作亂，殉難，予騎都尉世職。長瑞襲世職，授三等侍衛，累擢直隸天
津鎮總兵；長壽以廕授藍翎侍衛，累擢甘肅涼州鎮總兵：並從賽尚阿赴廣西剿匪，同領湖南兵。長瑞戰風門坳有功，新墟禦賊失利，奪職留營。及賊由永安出竄，從烏蘭泰躡追至龍寮嶺 ，地險，
左右止勿進。長瑞曰：「軍令孰敢違者！死耳，勿復言。」以母老，令長壽毋相從，長壽泣曰：「貪生忘國，非孝也。」卒偕行。值大霧，賊以巨砲扼山間。軍士兩日不得食，為賊衝潰踐踏，死無算。長壽墜馬，長瑞挺矛救之，身被數十創，同遇害。文宗以其父子兄弟皆死難，深惜之，並贈提督，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存問其母，賜銀三百兩。長瑞諡武壯，長壽諡勤勇，於永安建祠曰雙忠，同死者附祀焉。
董光甲，直隸河間人。嘉慶十四年武進士，授守備。累擢河南河北鎮總兵。從向榮攻永安，奪槓嶺、摩天嶺、天鵝嶺諸要隘。追賊至昭平，迭擊賊於古束、龍寮嶺，次黃茆嶺。賊反撲，力戰死之，贈提督，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諡勇烈。
（《大清畿輔先哲傳．卷九．名將傳二》三〇八～三〇九：董光甲，字冠一，河間人。嘉慶十四年武進士。以營守備，分河南。十八年，隨剿滑濬教匪，力戰而創，積功至遊擊。道光十八年，鄧州有潛匪，光甲入其巢，捕獲賊魁黃佩臣等十人。咸豐元年，擢河北鎮總兵。時粵逆洪秀全踞永安州城。光甲隨提督向榮壁上壟、橫嶺、龍眼塘。賊乘壘未定，輒出沖突。擊退之，進攻摩天、天鵝二嶺。賊出紅廟子，我兵設伏，敗諸河。向榮過河擊之，光甲身爲士卒先，戰一日，賊不支，大潰。二年正月，川兵被圍，光甲馳往援，殺黃旗賊六人。圍解，進援滇兵，賊見光甲旗輒遁走。攻摩天嶺西，逼賊壘而營，濬溝納巨炮，破賊壁丈餘，賊驚奔。移營老柏村，再移新營，築炮臺，逼賊巢益促。夜風雨作，賊遠竄，復州城。俘獲賊首洪大全，餘匪竄昭平。光甲麾軍追，敗賊於古束龍寮嶺。時光甲三晝夜不得食，割靴充飢，至黃茆嶺，薄於險。雨甚，賊反撲，力戰死之。事聞，贈提督銜，諡勇烈，入祀昭忠祠。）
邵鶴齡，山東招遠人。嘉慶二十五年進士，授三等侍衛。累擢湖北鄖陽鎮總兵。偕長瑞等同追賊龍寮嶺，殞於陣，予騎都尉兼雲騎尉世職，諡威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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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任坤：《天囯史鑑：金田村風雲錄》P.83：「（湖北鄖陽鎮）總兵邵鶴齡『被傷七處，身首異處』，（河南河北鎮）總兵董光甲『屍已燒壞不可別』，（直隸天津鎮）總兵長瑞、（甘肅涼州鎮總兵）長壽兩兄弟被擊斃。桓桓四將軍，斷脰歸天閶。」
大清自建國以還，一日四總兵斃命可謂立國以後最大紀錄......總兵嘛，遼東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當是一日死四個吳三桂吧哈哈哈！當然，明總兵跟清總兵差別很大，總兵，官名。明初，鎮守邊區的統兵官有總兵和副總兵，無定員。總兵官本為差遣的名稱，無品級，遇有戰事，總兵佩將印出戰，事畢繳還，後漸成常駐武官。清朝則通常為正二品；比敘今之軍長。清朝綠營，軍階由高至低分別為提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及把總。一般來說，清朝於全中國設有總兵定員83名，其中，陸路總兵約佔70名，水路則為13名，統轄中國內地十八省614防營約63萬兵力。
龍寮嶺慘敗
大峒殲滅戰
陶短房：給秦日綱一個公正的評價
在永安，太平天囯控制的地盤很小，除了州城，就只有城外東平里一個里、70多個村，總共400平方華里的面積，他們採用的守城戰術，是「守險不守陴」 ，將主力集中在城外幾個戰略要地，即城南的水竇，城北的龍眼潭，和靠近城垣的莫家村-長壽墟等，其中兵力最多的就是水竇，能戰之士數千，加上家屬老弱，總人數近萬人。之所以如此厚集兵力，是因為水竇當面是清軍兵力最多的烏蘭泰部，總兵力超過1萬（都是戰鬥兵），且有清軍最精良的重砲裝備（烏蘭泰本人是用砲能手），而守水竇的主將正是秦日綱。
在長達6個半月的永安攻防戰中，水竇要塞頂住了烏蘭泰的猛攻，始終未曾失守。秦日綱克服了火力差距懸殊（太平軍因為缺乏火藥和炮子，後期不但很少開砲助戰，即使開砲也只能發射石子、銅錢等）、外援不濟等，「赤身赴敵，有進無退」，以血肉之軀，牢牢捍衛了永安的南大門。
由於彈盡糧絕，1852年4月，太平軍部署突圍，5日傍晚，太平軍冒著傾盆大雨全軍突圍，取道城東古蘇沖向昭平進發，秦日綱率領的水竇守軍一部奉命殿後，後半夜才拔隊出發，到第二天凌晨，因前隊尚有很多家屬、老弱掉隊，不得不在古蘇沖、龍寮嶺成兩線布防，結果在6日下午遭到清向榮、烏蘭泰兩支主力搶佔龍寮嶺制高點後輪番衝擊，損失數千人，成為太平軍歷史上第一次慘敗。
雖然太平軍僅用了1天時間，就以一個殲敵數千、殺死四個總兵的大峒殲滅戰還以顏色，但龍寮嶺慘敗卻給許多太平軍將士留下陰影，秦日綱「並無甚麼才情」的傳說，恐怕也是此時傳出的，此後直到定都南京，秦日綱再沒有得到獨當一面帶兵打仗的機會，怕正是因為這一仗的關係。
秦日綱在這一仗中將不多的兵力兩線佈置，又沒有防住向榮對製高點的偷襲，導致幾千人馬擠在狹窄泥濘的峽谷中被動挨打，責任是不可推卸的。不過此戰的直接指揮是蕭朝貴，而不是秦日綱，這個導致被動挨打的布陣，怕也是出自蕭朝貴的授意，否則以楊秀清執法之嚴，秦日綱早就革職查辦了，而實際情況則是他雖然不再帶兵，天官正丞相卻當得穩穩噹噹。
2016年8月3日 星期三
2016年7月18日 星期一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58 記粵逆洪秀全事
粵逆洪秀全，廣東花縣人，飲博無賴，以演命賣卜為業。先從上帝會，繼託名西洋天主教，捏造天父、天兄名目，撰各妖言書，肆為煽惑，遠近不逞之徒附之。道光三十年六月，在桂平縣金田村倡亂，不過千百人耳。延既久，脅從愈眾，僭偽號太平天囯，稱天王。騷擾至十六省，陷名都大城、郡縣六在餘處，伊古以來，盜賊縱橫之甚，未之有也。同治三年五月，大軍圍之於江寧，城垂克，乃仰藥死，賊平。搜得其屍，寸礫之後，烈火焚之。其子洪福瑱，次年亦獲於江西之廣昌縣，凌遲處死。逆案遂結。然天下被其毒者已十有五年，考其行事，全無義理，而能作亂如是之久，殆劫運使然耳。逆先改正朔，以三百六十六日為一年，一月有三十日、三十一日者，遂不置閏；而改天干地支之名，如「丑」為「好」，「卯」為「榮」，「亥」為「開」之類。繼滅人倫，令軍中夫婦不得同處。蕭朝貴，偽封西王，其妹婿也。朝貴之父於長沙途中私招朝貴之母同臥，朝貴即公訟，斬其父母警眾，揚揚語人曰：「父母違犯天條，不足為父母也。」而其妻洪宣嬌與偽東王楊秀清通，嘗共臥起，為眾所見，乃傳天父令曰：「秀清、宣嬌同胞兄妹，臥何嫌？我令宣嬌與秀清臥者，為天下兄弟姊妹贖病也。」共逆乃號楊逆為「禾乃師贖病主」。蓋賊最尊者曰天父，追其所自出，云有叔嫂姦而生耶火華，即為天父；天父以一七日造成世界，生五子一女，長為耶穌，次為洪逆，次為楊逆，又次為馮逆，為韋逆，女為宣嬌，即洪逆之親妹。蕭朝貴殺其父母以示天條而妻與楊逆通，則不敢言。韋逆之父尊為國宗伯，然見韋逆亦跪而稱千歲。其悖謬如此。後馮逆被正擒法，韋逆殺楊逆並宣嬌後，為洪逆所殺，蕭朝貴於湖南為官軍擊斬，其起事死黨遂無一人存者。
賊之最無道理者曰「講道理」。每遇講道理之時，必有所為也。凡擄眾、搜糧則講道理；行軍、出令則講道理，選女色為妃嬪，則講道理；驅蠢夫壯丁為極苦至難之事，則講道理。究其所講者，其初必稱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莫大功德；理應供奉歡喜，娛其心志，暢其體膚。爾等眾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財祿，驕淫怠惰，犯天條律云云。以後則宣揚賊將欲為之事，以一眾心，而復引天父之語以證之。如謂孔子為「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將其責打手心等語。聞之令人髮指，即在賊中之人，聞之亦不復信也。
賊之最無道理者曰「講道理」。每遇講道理之時，必有所為也。凡擄眾、搜糧則講道理；行軍、出令則講道理，選女色為妃嬪，則講道理；驅蠢夫壯丁為極苦至難之事，則講道理。究其所講者，其初必稱天父造成山海，莫大功德；天王、東王操心勞力，安養世人，莫大功德；理應供奉歡喜，娛其心志，暢其體膚。爾等眾小，安得妄享天父之財祿，驕淫怠惰，犯天條律云云。以後則宣揚賊將欲為之事，以一眾心，而復引天父之語以證之。如謂孔子為「不通秀才」，天父前日已將其責打手心等語。聞之令人髮指，即在賊中之人，聞之亦不復信也。
2016年3月29日 星期二
戚其章：探訪丁汝昌身世之謎
丁汝昌，清海軍將領。甲午（1894年）戰爭中，他率領北洋艦隊在黃海與日艦大戰，重創日軍旗艦。次年，在山東威海衛的劉公島再次與日艦作戰，擊沉敵艦艇七艘，後因兵敗勢孤，服毒自殺，本文作者是我國甲午戰爭史著名專家，文中記述了他親身調查丁汝昌身世的經過。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一生，給後人留下了許多謎。首先是他的身世及早年經歷就疑雲重重，莫明底蘊。上個世紀50年代，筆者正在威海，聽到不少有關甲午戰爭人 物的傳說和軼聞，從而對丁汝昌其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丁汝昌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卻口碑極佳，贏得了當地百姓的極大尊敬。早年在威海西城上的環翠樓裡，還供奉著他的遺像，讓遊人瞻仰。當時，筆者正準備撰寫《中國甲午威海之戰》一書，丁汝昌更成為需要進一步研究的人物。但是，十分可惜的是，有關丁汝昌的記載太少，且語焉不詳，甚至相互矛盾，使研究難有進展。
丁汝昌身世之謎
關於丁汝昌的傳記，最容易看到的是《清史稿》列傳二四九《丁汝昌傳》，但記述其身世及早年經歷十分簡略，稱：
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廬江人。初隸長江水師。從劉銘傳征捻。
讀後使人產生不少疑問：
第一，《丁傳》未記丁汝昌的生年，故有關著作中或略而不提，或用「？」表示。調查中有人說死時59歲，也有人說是60歲；因無可印證，難作確論。
第二，關於丁汝昌的軍旅生涯的開始，《丁傳》只提了一句：「初隸長江水師。」此說的依據是甚麼呢？經查，此係來自李鴻章的奏稿。對於丁汝昌的海軍職務的任命，李鴻章曾有兩次上奏：一次是光緒五年十月十六日（1879年11月29日）的《奏留丁汝昌片》；一次是光緒七年十月十一日（1881年12月2日）的 《丁汝昌統領海船片》。
前片奏請派丁汝昌留北洋督操砲船，並未提及他任職水師的經歷；後片奏請派丁統領北洋水師，卻突然說他「曾在長江水師管帶砲船」，顯得十分突兀，不能不令人生疑。如果丁汝昌真有這段重要經歷的話，為甚麼李鴻章不早奏呢？
然而，李鴻章此說不但得不到其他記載的印證，反而有一些相反的記述。如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海軍中將斐利曼特（Freemantle）即指出「丁氏出身於陸軍騎兵」，「少年時僅充馬隊營官，中年以後始登戰船」。裴利曼特此言不會是無稽之談，他肯定丁汝昌「中年以後始登戰船」，表明此前不可能在長江水師管帶砲船。 何況丁汝昌的軍旅生涯是否從入伍清軍開始，也是值得考慮的。翰林院編修曾廣均曾有「丁汝昌皖捻餘孽」之語，恐怕也非空穴來風，無端誣陷。所以，李鴻章的說法是值得懷疑的。
第 三，《丁傳》說丁汝昌「初隸長江水師」之後，接著又寫「從劉銘傳征捻」，也是根據李鴻章之奏章，稱丁「久隨臣軍轉戰南北，統帶銘營」。但是，眾所周知，丁汝昌隨李鴻章駐軍上海，是在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上旬，是否一開始就隸於劉銘傳部？若再向前追查，丁汝昌隨李鴻章進駐上海之前，他又隸於何部？ 對此，《丁傳》裡皆避而不談，是否有何隱情？
所有這些疑問，當時只能藏在心中，長期無法找到答案。直到1978年，我才有機會到安徽做調查，下決心要去解開丁汝昌的身世之謎。
「國民黨海軍司令」
11月中旬到合肥後，了解到在巢縣仍有丁汝昌的後裔。於是，直奔巢縣，打聽到丁汝昌後裔有兩人在縣城工作：一是其重孫丁榮濤，為縣藥材公司職工；一是重孫女丁亞芝，為縣飲食服務公司職工。但對二人的採訪卻很不順利。
丁 榮濤當時是47歲，從部隊退役回來，對家世已了解不多，對其曾祖父丁汝昌的情況也很模糊，或者可能不願多談。他只是說，他的老家在廬江，祠堂也在廬江。問他怎麼來的巢縣，答道：「何時搬來巢縣並不清楚。」因不得要領，又去訪問丁亞芝。縣飲食服務公司的經理和書記都出了面，說最好不要見丁亞芝，因為她還戴著 「帽子」。問戴的是甚麼「帽子」，經理的回答是：「破落地主」。我感到震驚，疑惑地問：「巢湖地區是老解放區，那時她才十幾歲，怎麼能是『破落地主』？」 經理說：「她父親丁發澤土改時被定為『破落地主』，傳給她的。」我哭笑不得，不由得冒出一句：「竟有這樣的事！」那位書記似乎有點尷尬，解釋道：「這是我們這裡的土政策！」我接著又問：「她的曾祖父丁汝昌，你們了解嗎？」這兩位領導相互看了一眼，說：「聽說是國民黨海軍司令。」我對他們說明：「這是訛傳。 丁汝昌是清朝的海軍提督，那時還沒有國民黨。他是同日本軍隊作戰，失敗後自殺了，應該說是愛國的。」第二天得知，當天下午縣飲食服務公司領導便向丁亞芝宣布，決定給她摘掉「帽子」。這雖然是一個不錯的消息，但由於事情過去已近百年，社會經過滄桑巨變，以她的年齡和情況，也談不出多少有價值的東西來。
有 幸訪問到56歲的縣貧協主任汪章鑑，他倒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線索。他說：「丁汝昌故居在縣西南鄉的汪郎中村。我家在栗樹汪村，離汪郎中不遠，小時候去過。我記事的時候，那裡只有丁氏一家，其餘住的都是佃戶。汪郎中村建村晚，先有山陳村，到丁汝昌起家後，又在旁邊蓋了汪郎中村。現在山陳歸汪郎中大隊四隊。故居一直保存到土改。不過，汪郎中村也不是丁汝昌的老家，聽我的祖父講，丁汝昌從軍後常年在外，那年他家裡準備給他慶六十大壽，不料不到過生日就死了，活到 59歲。」他的話引起我的極大興趣，覺得應該到汪郎中村走一趟。
從縣裏到高林公社的汪郎中村，約六十里地，有長途汽車可通。到村後先去看丁汝昌故居，已經是殘破不堪，除尚留下兩間居室勉可住人外，盡是斷壁頹垣。據說是因為土改時分給幾戶貧農，大部建築都被拆掉，拆下的木料和磚瓦也賣了，以致留下這般景象。故居後原有的花園已經荒蕪，只有一座假山石在那裡孤寂地兀立著。原來宅前有一方池塘，現在成了鴨群的嬉戲之所。在村裏找到了一位丁家的四世孫，名叫丁榮準，62歲，土改時成份定為貧農，後到合肥一家工廠當工人，退休後回家。丁榮準並不是丁汝昌的嫡系後代，其曾祖與丁汝昌是本家弟兄輩，但其父活到九十多歲，而且見過丁汝昌，並熟悉丁汝昌家裡一些人的情況。從兒時起，丁榮準便常聽父輩講丁汝昌的故事。當年，汪郎中村隨丁汝昌出去當海軍的人有十幾個，其中有一些戰後回到村裏，也常講起甲午海戰的事。每次，丁榮準都聽得津津有味，一直記在心裡。所以，他所知道的事情比丁榮濤等丁汝昌的嫡系後代還要多。
關於丁汝昌的籍貫和生平，丁榮準講了兩個重要情況：
其一，丁汝昌的老家在廬江縣丁家坎村，丁氏的祠堂也在那裡，舊時凡遇上冬至和清明節，本村丁氏人家還要去丁家坎祭祖。
其二，丁汝昌給人磨豆腐出身，也當過長工，放過鴨子。18歲跑出去當兵。那年他準備過60歲生日時慶壽，還未來得及過就自殉了。他活了60歲。
根 據丁榮準所述，丁汝昌原籍是廬江縣，在丁家坎村出生，但其故居為何在巢縣汪郎中村，卻說不清楚。至於說丁汝昌18歲當兵，他18歲時又是哪一年？說丁汝昌還未過60歲生日就自殺了，與汪章鑑所說相同，但一個說是60歲，一個說是59歲，哪個說法對呢？當時覺得，多日來的調查雖不夠圓滿，然卻有不少收穫，為 不使此行半途而廢，以至功虧一匱，應該去丁家坎村一趟。
尋找《丁氏宗譜》
丁家坎村屬石嘴頭鄉，當時叫石頭公社， 在廬江縣北三十多里，也有長途汽車可通。於是，先到石頭公社住了一夜。第二天，打聽到丁家坎大隊在石頭東南，相距大約三里地，步行20分鐘可到。去丁家坎村是11月26日，是難忘的一天。因為這在村裏是件大事，村民們聽說來人調查丁汝昌，大都出來觀看，兒童們更是圍了一大群。大隊幹部老主任丁榮玉、書記左秀倉、副書記丁發本、民兵連長張光松等都出面接待，非常熱情。據大隊幹部介紹，丁家坎共有一百六十多戶，其中一百四十多戶姓丁，又因該村地勢較高，故名， 現又稱「丁坎」。
隨後，大隊幹部找來五六位歲數較大的村民前來座談。其中，72歲的丁發勤說：「丁姓的排輩是先、代、發、榮、昌，丁汝昌是『先』字輩，汝昌是後來改的名。他無兄無弟，小時幫人放牛、打長工，也放過鴨子。他有個堂叔住在荒圩，就去投靠他。他是從堂叔那裡去當兵的。」我不禁插了一句問話：「丁汝昌既是本村人，怎麼把房宅蓋在巢縣？」老人回答說：「這是十年以後的事了。丁汝昌做官以後，因為姓犯地名，算命的說丁（釘）不在廬 （爐），就搬到巢縣去了。」76歲的丁代松說：「丁汝昌小時候孤苦一人，獨自生活，本村沒人收留他。後來給一人家放鴨子，雨天披蓑衣坐在塘邊，因為太疲勞打起盹來，一翻身掉到塘裏。村裏人都笑話他懶，不成才。他有個叔在荒墟開豆腐鋪，就去投奔。有一次，他把豆腐挑子弄翻了，他叔打他，又跑回本村，告訴人想出去當兵。過年祭祖，丁汝昌磕頭時，公雞叫了三聲。旁邊有一個小伙伴逗他說：『你能當成兵，再連叫三聲！』果然雞又連叫三聲。」我連忙追問：「丁汝昌當的是甚麼兵？」他的回答竟出乎我的意料：「他投的是太平軍，不過後來又離開了。他有一身好馬上功夫。」
聽了老人們的談話，明白了兩件事：
第一，丁汝昌做官後，是為避諱地名而闔家搬到巢縣汪郎中村，這就是他的故居和後裔都在巢縣的緣故。
第二，丁汝昌最初投的是太平軍。這一發現很重要，可以使我們真正了解丁汝昌的出身，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弄清丁汝昌生平的線索。
這時，我突然覺得，如果能找到一部丁氏家譜的話，許多問題可能就會全部迎刃而解了。但是，據大隊幹部說，村裏原先倒是有好多部家譜，「掃四舊」時都燒了，現在一部也找不到了。
我帶著惋惜的心情告別，又回到石頭，在街旁等待過路的長途汽車，準備在天黑前趕回廬江縣。當時是下午四點多鐘，太陽已經偏西，突然有一位三十歲左右的男子跑到跟前來，問：「是來調查丁汝昌的吧？」我做了肯定的表示，他說：「我知道哪裡有家譜，在三大隊，丁昌柏家裡就有。」我看了一下天色，又覺得人生地不熟，不禁猶豫起來。他明白了我的心思，又說：「我送你去，稍等一下，我去借車。」過了片刻，他開了一輛中型載重汽車過來，讓我坐進駕駛室右邊的位子上。在路上，他對我說，他叫丁發展，是石頭公社的農機管理員，家在丁坎大隊，回家聽說來人調查丁汝昌，還打聽家譜的事，所以趕過來。又講起丁昌柏保護家譜的經過：「『掃四舊』時，他女兒是紅衛兵，抱起家譜要投進火裡燒，被他打了一巴掌，奪了過來，才保存到現在。」
我們到三大隊時，天已經黑了下來。 丁昌柏，四十多歲的年紀，十分熱情，立即抱來了整套的家譜，並點亮了罩子煤油燈。一看，厚厚的十大冊，木刻版，民國十一年刊印，題簽為《丁氏宗譜》。我一頁一頁、一册一册地翻閱，直翻到第10冊，眼睛為之一亮，真的有不少關於丁汝昌家世及生平的資料。趕緊掏出筆記本，一字一字地抄錄著，直到晚上9點鐘抄 完。雖然有大半天沒吃飯，腹中也沒有飢餓的感覺。好客的主人事先並未提及，就端上了熱氣騰騰的餛飩和荷包蛋，真是令人感動！
在回程的路上，由於天太黑，汽車開進泥塘裏，怎麼也出不來。丁發展人熟，到附近村裏找來十幾名社員，才把車推上路。回到石頭時，已到半夜，鎮上惟一的旅社也關了門。 於是，他把我領進公社的一間宿舍，對我說：「這是我的床，今夜你就住在這裡，我回村去住，反正不太遠，只是明天早晨來不及送你了。 」隨後又去拿來熱水瓶和腳盆，並囑咐我早點休息。我望著這位熱情周到的年輕人，真不知怎麼感謝才好。躺下來後，想到多虧丁發展，才有了今天的意外收穫，仍然興奮不已，久久不能入睡。
疑問有了答案
這次南下調查，總算取得了比較圓滿的結果。根據所蒐集到的口碑資料，再結合《丁氏家譜》及其他文獻記載，也就不難將丁汝昌的出身和早年經歷理出一條線索來，並且可以對諸多疑問一一作出明確的回答了。例如：
關於生年
口碑說丁汝昌當兵，應該在太平軍攻占廬江時。光緒《廬江縣志》卷5《兵事》載咸豐三年十二月事：「是月，知縣徐肱往鄉募勇，並徵練禦敵，賊尋至金牛，有奸人某通賊，往獻貢，允為內應，賊乘虛襲之。庚寅，城陷」。庚寅為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這年丁汝昌為18虛歲，則其生年當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這一推算正與《丁氏宗譜》所記相符：
丁先達，賞穿黃馬褂，賞戴雙眼花翎，西林巴魯圖，正一品，封典北洋海軍提督。諱汝昌，字禹廷，生於道光十六年丙申十月初十日巳時。
弄清楚丁汝昌的生年和生日，便知道他死時不僅已過了59歲生日，而且還過了乙未年（光緒二十一年）的春節。按中國的傳統習慣，就是60歲了，所以池仲祐《丁軍門禹廷事略》說他「死時年六十」是正確的。
關於投太平軍
丁汝昌18歲當兵，投的是太平軍，而不是投清軍。陳詩《丁汝昌傳》記述其投太平軍的經過：
咸豐荒旱，父母亦逝。太平軍過廬邑，掠人入伍，汝昌被掠，從至皖城。與同館者，則桐城程忠烈學啟也，傾懷效能，意氣相得。無何，湘鄉曾忠襄國荃圍皖城，學啟偕汝昌率三百人逾城出降。忠襄猶疑慮，每戰令居前，屢獲捷，既克皖，學啟授參將，領開字營。汝昌哨官，亦授千總。
根據這段記載，太平軍於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1854年1月18日）攻陷廬江縣後，丁汝昌便參加了。文中稱「汝昌被掠」，與口碑不符，應是掩飾之詞。起初，丁汝昌與程學啟隨太平軍作戰。後隸於太平天囯受天安葉芸來守安慶。咸豐十年（1860年），曾國荃率湘軍圍攻安慶。又據《江表忠略．程學啟列傳》，程學啟偕丁汝昌「率三百人逾城出降」，是咸豐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61年3月29日）事。於此可知，丁汝昌在太平軍幹了七年多，因隨程學啟降清，被編入湘軍，隸程學啟的開字營，為哨官。
關於改隸淮軍
丁汝昌被編入淮軍是一年以後的事。曾國藩命李鴻章招募淮軍，並撥湘軍程學啟開字二營以助之，丁汝昌遂改隸淮軍。陳詩《丁汝昌傳》稱：
旋從江蘇臬司合肥李文忠公鴻章征吳。同治元年壬戌，乘輪船至滬。汝昌佐學啟於泗涇、新涇、四江口之役，每戰輒先登。合肥劉壯肅銘傳領銘字營，同戰四江口，見其驍勇，異之，乞之帳下。率親兵百人，屢立戰功，旋領馬隊營。甲子平吳，洊濯副將。
丁汝昌由湘軍改隸淮軍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春，隨即開赴上海與太平軍作戰。是年秋，四江口之役後，丁汝昌始調至劉銘傳銘字營，仍充哨官，統步隊百人。 後又領馬隊營。到同治三年（1864年），統馬隊3營，擢副將。可知丁汝昌入劉銘傳銘字營以前，曾有過一段複雜曲折的經歷。蓋後來李鴻章創建北洋海軍，而統領人選難覓，見丁汝昌「才略武勇」，思「倚為橫海樓船之選」，便奏報其「曾在長江水師管帶砲船」，一則可掩蓋丁在太平軍的這段不便公開的歷史，一則可為之造這樣一段水師經歷，以爭取朝廷的批准。 《清史稿．丁汝昌傳》從之，因謂「初隸長江水師」，是不能視為信史的。
關於遷家於巢縣汪郎中村「甲子平吳，洊濯副將」一語，值得注意。「甲子」，指咸豐三年（1864年）；「平吳」，指太平天囯失敗。據知，太平天囯天京陷落，時在是年六月十六日 （7月19日）。丁汝昌也以「平吳」之功，晉官副將。正在這時，他遇到了從太平天囯女營散出來的一個女孩，姓魏，時年15歲，湖北鍾祥縣人。他一見魏女， 非常喜歡，娶之，成為繼配夫人，人稱魏夫人。調查時有老人說：「魏夫人當過太平軍女兵，有武藝，常見她舞劍。」當不虛也。為安置新人，又相信了算命人「釘 （丁）不在爐（廬）」的話，於是丁汝昌決定在巢縣西南鄉汪郎中村建宅。任繼棠《姻兄少廷家傳》稱：「先世居廬江，甲子歲隨軍門，從父禹廷卜宅巢南。」少廷名代齡，為丁汝昌原配錢夫人所生，時方3歲，由魏夫人撫育，視如己出，「不知其為異母也」。由此可知，丁汝昌是在1864年從廬江丁家坎遷至巢南，這就是為甚麼其故居在汪郎中村的原因。
關於由陸軍轉為海軍
此事還需要從丁汝昌與劉銘傳之間的恩怨說起。劉銘傳對丁汝昌本有知遇之恩，後結怨甚深，已是10年以後的事情。太平天囯失敗後，丁汝昌統馬隊三營隨劉銘傳參加鎮壓捻軍諸役，起初兩個人的關係一直很好。同治七年五月（1868年6月），丁汝昌升總兵，加提督銜，賞協勇巴圖魯漢字勇號。同年十月（11月），又授直隸天津鎮總兵，賞換西林巴圖魯滿字勇號。劉丁交惡是 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陳詩《丁汝昌傳》載：
時議裁兵節餉，劉欲裁馬隊三營，置汝昌於閒散。汝昌時別屯，陳書抗議。劉怒其梗，命將召至而戳之。有相告者，汝昌即率親信十二人乘馬馳歸里。
魏應濤《誥授一品夫人魏夫人事略》又稱：
同治甲戌，軍門以事罣誤，罷兵歸里，居常愀然，夫人寬之曰：「有薄田數畝，足治饔飧……建功立業自有時也。姑待之。」後朝命果起，軍門視師北洋。
到光緒三年（1877年），丁汝昌已家居三年，又去天津向李鴻章乞一差使。李曰：「省三（劉銘傳）與爾有隙，我若用爾，則與省三齟齬矣，爾宜與之分道揚鑣。吾今欲立海軍，乏人統率，爾如能赴英國學習海軍 ……當以此任相屬。」 因留丁汝昌於北洋差遣。光緒五年十月（1879年11月），從英國購買的鎮東等四艘砲船來華，李鴻章奏准丁汝昌督操砲船。光緒七年（1881年），丁汝昌奉派赴英國接帶新購超勇、揚威兩艘快船回國，於是年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駛抵大沽。十月十一日（12月2日），又奏准委以統領北洋水師重任。此丁 汝昌以陸將轉統海軍之經過也。
這次安徽調查已經過去了26年，至今回憶起來仍歷歷在目。這可能是因為此行回答了積存在心中的許多疑問，特別是解開了丁汝昌的身世之謎，所以印象特別深刻的緣故。由此體會到，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不但要詳細佔有文獻資料，也要開展調查工作，將二者很好地結合 起來。這樣做起碼有四個作用：一、可以豐富研究者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認識，從而進一步掌握歷史的具體性。二、容易發現散落各處的有價值的文字記載；三、可以彌補文獻記載的缺漏；四、有助於訂正文獻記載之舛誤。通過調查實踐，我才可能有此體會，真正嚐到了開門走出去調查研究的甜頭。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一生，給後人留下了許多謎。首先是他的身世及早年經歷就疑雲重重，莫明底蘊。上個世紀50年代，筆者正在威海，聽到不少有關甲午戰爭人 物的傳說和軼聞，從而對丁汝昌其人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丁汝昌是一個悲劇性的人物，卻口碑極佳，贏得了當地百姓的極大尊敬。早年在威海西城上的環翠樓裡，還供奉著他的遺像，讓遊人瞻仰。當時，筆者正準備撰寫《中國甲午威海之戰》一書，丁汝昌更成為需要進一步研究的人物。但是，十分可惜的是，有關丁汝昌的記載太少，且語焉不詳，甚至相互矛盾，使研究難有進展。
丁汝昌身世之謎
關於丁汝昌的傳記，最容易看到的是《清史稿》列傳二四九《丁汝昌傳》，但記述其身世及早年經歷十分簡略，稱：
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廬江人。初隸長江水師。從劉銘傳征捻。
讀後使人產生不少疑問：
第一，《丁傳》未記丁汝昌的生年，故有關著作中或略而不提，或用「？」表示。調查中有人說死時59歲，也有人說是60歲；因無可印證，難作確論。
第二，關於丁汝昌的軍旅生涯的開始，《丁傳》只提了一句：「初隸長江水師。」此說的依據是甚麼呢？經查，此係來自李鴻章的奏稿。對於丁汝昌的海軍職務的任命，李鴻章曾有兩次上奏：一次是光緒五年十月十六日（1879年11月29日）的《奏留丁汝昌片》；一次是光緒七年十月十一日（1881年12月2日）的 《丁汝昌統領海船片》。
前片奏請派丁汝昌留北洋督操砲船，並未提及他任職水師的經歷；後片奏請派丁統領北洋水師，卻突然說他「曾在長江水師管帶砲船」，顯得十分突兀，不能不令人生疑。如果丁汝昌真有這段重要經歷的話，為甚麼李鴻章不早奏呢？
然而，李鴻章此說不但得不到其他記載的印證，反而有一些相反的記述。如英國遠東艦隊司令海軍中將斐利曼特（Freemantle）即指出「丁氏出身於陸軍騎兵」，「少年時僅充馬隊營官，中年以後始登戰船」。裴利曼特此言不會是無稽之談，他肯定丁汝昌「中年以後始登戰船」，表明此前不可能在長江水師管帶砲船。 何況丁汝昌的軍旅生涯是否從入伍清軍開始，也是值得考慮的。翰林院編修曾廣均曾有「丁汝昌皖捻餘孽」之語，恐怕也非空穴來風，無端誣陷。所以，李鴻章的說法是值得懷疑的。
第 三，《丁傳》說丁汝昌「初隸長江水師」之後，接著又寫「從劉銘傳征捻」，也是根據李鴻章之奏章，稱丁「久隨臣軍轉戰南北，統帶銘營」。但是，眾所周知，丁汝昌隨李鴻章駐軍上海，是在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上旬，是否一開始就隸於劉銘傳部？若再向前追查，丁汝昌隨李鴻章進駐上海之前，他又隸於何部？ 對此，《丁傳》裡皆避而不談，是否有何隱情？
所有這些疑問，當時只能藏在心中，長期無法找到答案。直到1978年，我才有機會到安徽做調查，下決心要去解開丁汝昌的身世之謎。
「國民黨海軍司令」
11月中旬到合肥後，了解到在巢縣仍有丁汝昌的後裔。於是，直奔巢縣，打聽到丁汝昌後裔有兩人在縣城工作：一是其重孫丁榮濤，為縣藥材公司職工；一是重孫女丁亞芝，為縣飲食服務公司職工。但對二人的採訪卻很不順利。
丁 榮濤當時是47歲，從部隊退役回來，對家世已了解不多，對其曾祖父丁汝昌的情況也很模糊，或者可能不願多談。他只是說，他的老家在廬江，祠堂也在廬江。問他怎麼來的巢縣，答道：「何時搬來巢縣並不清楚。」因不得要領，又去訪問丁亞芝。縣飲食服務公司的經理和書記都出了面，說最好不要見丁亞芝，因為她還戴著 「帽子」。問戴的是甚麼「帽子」，經理的回答是：「破落地主」。我感到震驚，疑惑地問：「巢湖地區是老解放區，那時她才十幾歲，怎麼能是『破落地主』？」 經理說：「她父親丁發澤土改時被定為『破落地主』，傳給她的。」我哭笑不得，不由得冒出一句：「竟有這樣的事！」那位書記似乎有點尷尬，解釋道：「這是我們這裡的土政策！」我接著又問：「她的曾祖父丁汝昌，你們了解嗎？」這兩位領導相互看了一眼，說：「聽說是國民黨海軍司令。」我對他們說明：「這是訛傳。 丁汝昌是清朝的海軍提督，那時還沒有國民黨。他是同日本軍隊作戰，失敗後自殺了，應該說是愛國的。」第二天得知，當天下午縣飲食服務公司領導便向丁亞芝宣布，決定給她摘掉「帽子」。這雖然是一個不錯的消息，但由於事情過去已近百年，社會經過滄桑巨變，以她的年齡和情況，也談不出多少有價值的東西來。
有 幸訪問到56歲的縣貧協主任汪章鑑，他倒提供了一條重要的線索。他說：「丁汝昌故居在縣西南鄉的汪郎中村。我家在栗樹汪村，離汪郎中不遠，小時候去過。我記事的時候，那裡只有丁氏一家，其餘住的都是佃戶。汪郎中村建村晚，先有山陳村，到丁汝昌起家後，又在旁邊蓋了汪郎中村。現在山陳歸汪郎中大隊四隊。故居一直保存到土改。不過，汪郎中村也不是丁汝昌的老家，聽我的祖父講，丁汝昌從軍後常年在外，那年他家裡準備給他慶六十大壽，不料不到過生日就死了，活到 59歲。」他的話引起我的極大興趣，覺得應該到汪郎中村走一趟。
從縣裏到高林公社的汪郎中村，約六十里地，有長途汽車可通。到村後先去看丁汝昌故居，已經是殘破不堪，除尚留下兩間居室勉可住人外，盡是斷壁頹垣。據說是因為土改時分給幾戶貧農，大部建築都被拆掉，拆下的木料和磚瓦也賣了，以致留下這般景象。故居後原有的花園已經荒蕪，只有一座假山石在那裡孤寂地兀立著。原來宅前有一方池塘，現在成了鴨群的嬉戲之所。在村裏找到了一位丁家的四世孫，名叫丁榮準，62歲，土改時成份定為貧農，後到合肥一家工廠當工人，退休後回家。丁榮準並不是丁汝昌的嫡系後代，其曾祖與丁汝昌是本家弟兄輩，但其父活到九十多歲，而且見過丁汝昌，並熟悉丁汝昌家裡一些人的情況。從兒時起，丁榮準便常聽父輩講丁汝昌的故事。當年，汪郎中村隨丁汝昌出去當海軍的人有十幾個，其中有一些戰後回到村裏，也常講起甲午海戰的事。每次，丁榮準都聽得津津有味，一直記在心裡。所以，他所知道的事情比丁榮濤等丁汝昌的嫡系後代還要多。
關於丁汝昌的籍貫和生平，丁榮準講了兩個重要情況：
其一，丁汝昌的老家在廬江縣丁家坎村，丁氏的祠堂也在那裡，舊時凡遇上冬至和清明節，本村丁氏人家還要去丁家坎祭祖。
其二，丁汝昌給人磨豆腐出身，也當過長工，放過鴨子。18歲跑出去當兵。那年他準備過60歲生日時慶壽，還未來得及過就自殉了。他活了60歲。
根 據丁榮準所述，丁汝昌原籍是廬江縣，在丁家坎村出生，但其故居為何在巢縣汪郎中村，卻說不清楚。至於說丁汝昌18歲當兵，他18歲時又是哪一年？說丁汝昌還未過60歲生日就自殺了，與汪章鑑所說相同，但一個說是60歲，一個說是59歲，哪個說法對呢？當時覺得，多日來的調查雖不夠圓滿，然卻有不少收穫，為 不使此行半途而廢，以至功虧一匱，應該去丁家坎村一趟。
尋找《丁氏宗譜》
丁家坎村屬石嘴頭鄉，當時叫石頭公社， 在廬江縣北三十多里，也有長途汽車可通。於是，先到石頭公社住了一夜。第二天，打聽到丁家坎大隊在石頭東南，相距大約三里地，步行20分鐘可到。去丁家坎村是11月26日，是難忘的一天。因為這在村裏是件大事，村民們聽說來人調查丁汝昌，大都出來觀看，兒童們更是圍了一大群。大隊幹部老主任丁榮玉、書記左秀倉、副書記丁發本、民兵連長張光松等都出面接待，非常熱情。據大隊幹部介紹，丁家坎共有一百六十多戶，其中一百四十多戶姓丁，又因該村地勢較高，故名， 現又稱「丁坎」。
隨後，大隊幹部找來五六位歲數較大的村民前來座談。其中，72歲的丁發勤說：「丁姓的排輩是先、代、發、榮、昌，丁汝昌是『先』字輩，汝昌是後來改的名。他無兄無弟，小時幫人放牛、打長工，也放過鴨子。他有個堂叔住在荒圩，就去投靠他。他是從堂叔那裡去當兵的。」我不禁插了一句問話：「丁汝昌既是本村人，怎麼把房宅蓋在巢縣？」老人回答說：「這是十年以後的事了。丁汝昌做官以後，因為姓犯地名，算命的說丁（釘）不在廬 （爐），就搬到巢縣去了。」76歲的丁代松說：「丁汝昌小時候孤苦一人，獨自生活，本村沒人收留他。後來給一人家放鴨子，雨天披蓑衣坐在塘邊，因為太疲勞打起盹來，一翻身掉到塘裏。村裏人都笑話他懶，不成才。他有個叔在荒墟開豆腐鋪，就去投奔。有一次，他把豆腐挑子弄翻了，他叔打他，又跑回本村，告訴人想出去當兵。過年祭祖，丁汝昌磕頭時，公雞叫了三聲。旁邊有一個小伙伴逗他說：『你能當成兵，再連叫三聲！』果然雞又連叫三聲。」我連忙追問：「丁汝昌當的是甚麼兵？」他的回答竟出乎我的意料：「他投的是太平軍，不過後來又離開了。他有一身好馬上功夫。」
聽了老人們的談話，明白了兩件事：
第一，丁汝昌做官後，是為避諱地名而闔家搬到巢縣汪郎中村，這就是他的故居和後裔都在巢縣的緣故。
第二，丁汝昌最初投的是太平軍。這一發現很重要，可以使我們真正了解丁汝昌的出身，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弄清丁汝昌生平的線索。
這時，我突然覺得，如果能找到一部丁氏家譜的話，許多問題可能就會全部迎刃而解了。但是，據大隊幹部說，村裏原先倒是有好多部家譜，「掃四舊」時都燒了，現在一部也找不到了。
我帶著惋惜的心情告別，又回到石頭，在街旁等待過路的長途汽車，準備在天黑前趕回廬江縣。當時是下午四點多鐘，太陽已經偏西，突然有一位三十歲左右的男子跑到跟前來，問：「是來調查丁汝昌的吧？」我做了肯定的表示，他說：「我知道哪裡有家譜，在三大隊，丁昌柏家裡就有。」我看了一下天色，又覺得人生地不熟，不禁猶豫起來。他明白了我的心思，又說：「我送你去，稍等一下，我去借車。」過了片刻，他開了一輛中型載重汽車過來，讓我坐進駕駛室右邊的位子上。在路上，他對我說，他叫丁發展，是石頭公社的農機管理員，家在丁坎大隊，回家聽說來人調查丁汝昌，還打聽家譜的事，所以趕過來。又講起丁昌柏保護家譜的經過：「『掃四舊』時，他女兒是紅衛兵，抱起家譜要投進火裡燒，被他打了一巴掌，奪了過來，才保存到現在。」
我們到三大隊時，天已經黑了下來。 丁昌柏，四十多歲的年紀，十分熱情，立即抱來了整套的家譜，並點亮了罩子煤油燈。一看，厚厚的十大冊，木刻版，民國十一年刊印，題簽為《丁氏宗譜》。我一頁一頁、一册一册地翻閱，直翻到第10冊，眼睛為之一亮，真的有不少關於丁汝昌家世及生平的資料。趕緊掏出筆記本，一字一字地抄錄著，直到晚上9點鐘抄 完。雖然有大半天沒吃飯，腹中也沒有飢餓的感覺。好客的主人事先並未提及，就端上了熱氣騰騰的餛飩和荷包蛋，真是令人感動！
在回程的路上，由於天太黑，汽車開進泥塘裏，怎麼也出不來。丁發展人熟，到附近村裏找來十幾名社員，才把車推上路。回到石頭時，已到半夜，鎮上惟一的旅社也關了門。 於是，他把我領進公社的一間宿舍，對我說：「這是我的床，今夜你就住在這裡，我回村去住，反正不太遠，只是明天早晨來不及送你了。 」隨後又去拿來熱水瓶和腳盆，並囑咐我早點休息。我望著這位熱情周到的年輕人，真不知怎麼感謝才好。躺下來後，想到多虧丁發展，才有了今天的意外收穫，仍然興奮不已，久久不能入睡。
疑問有了答案
這次南下調查，總算取得了比較圓滿的結果。根據所蒐集到的口碑資料，再結合《丁氏家譜》及其他文獻記載，也就不難將丁汝昌的出身和早年經歷理出一條線索來，並且可以對諸多疑問一一作出明確的回答了。例如：
關於生年
口碑說丁汝昌當兵，應該在太平軍攻占廬江時。光緒《廬江縣志》卷5《兵事》載咸豐三年十二月事：「是月，知縣徐肱往鄉募勇，並徵練禦敵，賊尋至金牛，有奸人某通賊，往獻貢，允為內應，賊乘虛襲之。庚寅，城陷」。庚寅為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這年丁汝昌為18虛歲，則其生年當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這一推算正與《丁氏宗譜》所記相符：
丁先達，賞穿黃馬褂，賞戴雙眼花翎，西林巴魯圖，正一品，封典北洋海軍提督。諱汝昌，字禹廷，生於道光十六年丙申十月初十日巳時。
弄清楚丁汝昌的生年和生日，便知道他死時不僅已過了59歲生日，而且還過了乙未年（光緒二十一年）的春節。按中國的傳統習慣，就是60歲了，所以池仲祐《丁軍門禹廷事略》說他「死時年六十」是正確的。
關於投太平軍
丁汝昌18歲當兵，投的是太平軍，而不是投清軍。陳詩《丁汝昌傳》記述其投太平軍的經過：
咸豐荒旱，父母亦逝。太平軍過廬邑，掠人入伍，汝昌被掠，從至皖城。與同館者，則桐城程忠烈學啟也，傾懷效能，意氣相得。無何，湘鄉曾忠襄國荃圍皖城，學啟偕汝昌率三百人逾城出降。忠襄猶疑慮，每戰令居前，屢獲捷，既克皖，學啟授參將，領開字營。汝昌哨官，亦授千總。
根據這段記載，太平軍於咸豐三年十二月二十日（1854年1月18日）攻陷廬江縣後，丁汝昌便參加了。文中稱「汝昌被掠」，與口碑不符，應是掩飾之詞。起初，丁汝昌與程學啟隨太平軍作戰。後隸於太平天囯受天安葉芸來守安慶。咸豐十年（1860年），曾國荃率湘軍圍攻安慶。又據《江表忠略．程學啟列傳》，程學啟偕丁汝昌「率三百人逾城出降」，是咸豐十一年二月十九日（1861年3月29日）事。於此可知，丁汝昌在太平軍幹了七年多，因隨程學啟降清，被編入湘軍，隸程學啟的開字營，為哨官。
關於改隸淮軍
丁汝昌被編入淮軍是一年以後的事。曾國藩命李鴻章招募淮軍，並撥湘軍程學啟開字二營以助之，丁汝昌遂改隸淮軍。陳詩《丁汝昌傳》稱：
旋從江蘇臬司合肥李文忠公鴻章征吳。同治元年壬戌，乘輪船至滬。汝昌佐學啟於泗涇、新涇、四江口之役，每戰輒先登。合肥劉壯肅銘傳領銘字營，同戰四江口，見其驍勇，異之，乞之帳下。率親兵百人，屢立戰功，旋領馬隊營。甲子平吳，洊濯副將。
丁汝昌由湘軍改隸淮軍是在同治元年（1862年）春，隨即開赴上海與太平軍作戰。是年秋，四江口之役後，丁汝昌始調至劉銘傳銘字營，仍充哨官，統步隊百人。 後又領馬隊營。到同治三年（1864年），統馬隊3營，擢副將。可知丁汝昌入劉銘傳銘字營以前，曾有過一段複雜曲折的經歷。蓋後來李鴻章創建北洋海軍，而統領人選難覓，見丁汝昌「才略武勇」，思「倚為橫海樓船之選」，便奏報其「曾在長江水師管帶砲船」，一則可掩蓋丁在太平軍的這段不便公開的歷史，一則可為之造這樣一段水師經歷，以爭取朝廷的批准。 《清史稿．丁汝昌傳》從之，因謂「初隸長江水師」，是不能視為信史的。
關於遷家於巢縣汪郎中村「甲子平吳，洊濯副將」一語，值得注意。「甲子」，指咸豐三年（1864年）；「平吳」，指太平天囯失敗。據知，太平天囯天京陷落，時在是年六月十六日 （7月19日）。丁汝昌也以「平吳」之功，晉官副將。正在這時，他遇到了從太平天囯女營散出來的一個女孩，姓魏，時年15歲，湖北鍾祥縣人。他一見魏女， 非常喜歡，娶之，成為繼配夫人，人稱魏夫人。調查時有老人說：「魏夫人當過太平軍女兵，有武藝，常見她舞劍。」當不虛也。為安置新人，又相信了算命人「釘 （丁）不在爐（廬）」的話，於是丁汝昌決定在巢縣西南鄉汪郎中村建宅。任繼棠《姻兄少廷家傳》稱：「先世居廬江，甲子歲隨軍門，從父禹廷卜宅巢南。」少廷名代齡，為丁汝昌原配錢夫人所生，時方3歲，由魏夫人撫育，視如己出，「不知其為異母也」。由此可知，丁汝昌是在1864年從廬江丁家坎遷至巢南，這就是為甚麼其故居在汪郎中村的原因。
關於由陸軍轉為海軍
此事還需要從丁汝昌與劉銘傳之間的恩怨說起。劉銘傳對丁汝昌本有知遇之恩，後結怨甚深，已是10年以後的事情。太平天囯失敗後，丁汝昌統馬隊三營隨劉銘傳參加鎮壓捻軍諸役，起初兩個人的關係一直很好。同治七年五月（1868年6月），丁汝昌升總兵，加提督銜，賞協勇巴圖魯漢字勇號。同年十月（11月），又授直隸天津鎮總兵，賞換西林巴圖魯滿字勇號。劉丁交惡是 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陳詩《丁汝昌傳》載：
時議裁兵節餉，劉欲裁馬隊三營，置汝昌於閒散。汝昌時別屯，陳書抗議。劉怒其梗，命將召至而戳之。有相告者，汝昌即率親信十二人乘馬馳歸里。
魏應濤《誥授一品夫人魏夫人事略》又稱：
同治甲戌，軍門以事罣誤，罷兵歸里，居常愀然，夫人寬之曰：「有薄田數畝，足治饔飧……建功立業自有時也。姑待之。」後朝命果起，軍門視師北洋。
到光緒三年（1877年），丁汝昌已家居三年，又去天津向李鴻章乞一差使。李曰：「省三（劉銘傳）與爾有隙，我若用爾，則與省三齟齬矣，爾宜與之分道揚鑣。吾今欲立海軍，乏人統率，爾如能赴英國學習海軍 ……當以此任相屬。」 因留丁汝昌於北洋差遣。光緒五年十月（1879年11月），從英國購買的鎮東等四艘砲船來華，李鴻章奏准丁汝昌督操砲船。光緒七年（1881年），丁汝昌奉派赴英國接帶新購超勇、揚威兩艘快船回國，於是年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駛抵大沽。十月十一日（12月2日），又奏准委以統領北洋水師重任。此丁 汝昌以陸將轉統海軍之經過也。
這次安徽調查已經過去了26年，至今回憶起來仍歷歷在目。這可能是因為此行回答了積存在心中的許多疑問，特別是解開了丁汝昌的身世之謎，所以印象特別深刻的緣故。由此體會到，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不但要詳細佔有文獻資料，也要開展調查工作，將二者很好地結合 起來。這樣做起碼有四個作用：一、可以豐富研究者對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認識，從而進一步掌握歷史的具體性。二、容易發現散落各處的有價值的文字記載；三、可以彌補文獻記載的缺漏；四、有助於訂正文獻記載之舛誤。通過調查實踐，我才可能有此體會，真正嚐到了開門走出去調查研究的甜頭。
2016年1月4日 星期一
太平天囯「梯王」之謎：曾娶洪秀全兩女兒？
南京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裏常年展出著各種珍貴的展品，其中有一塊墓碑，上面寫著「天朝頂天扶朝綱梯王真千歲之墳墓」。這塊碑石料粗糙，沒有任何藻飾，
在時光的打磨下，上面的文字已經有些模糊。往來的遊人在碑前停留片刻，對歷史唏噓一番，便繼續趕路。然而一位名叫王利的老人卻對這塊碑有著別樣的感情，他
心中藏著一個秘密--這塊碑的主人練業坤，是太平天囯「梯王」，也是自己的曾祖父。
歷史上的練業坤是個甚麼樣的人，他的後人為何姓王？讓我們一起去發現。
珍貴墓碑的神秘主人 天囯史載僅200多字
經過南京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工作人員的驗証，這塊墓碑的主人的確叫練業坤，是太平天囯時期的「梯王」。關於他的資料十分稀少，只在太平天囯史研究專家羅爾綱先生的《太平天囯史》一書中有簡單介紹：練業坤是廣西人，生於清道光七年（1827年），隸屬於太平天囯時侍王李世賢部下，屢立戰功，太平天囯辛酉十一年（1861年）三月時，因功封輪天義。壬戌十二年（1862年）夏，敘功進封梯王。到了癸開十三年春天（1863年），他回軍守衛天京（今南京）。七月初十日，練業坤帶兵出城反攻，與敵人爭奪印子山，在這場戰役中犧牲，年僅36歲……
至於這塊墓碑，工作人員介紹當初是在太平門外的陰溝裡發現的。「太平天囯以來，南京一直不安寧，之後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南京多次經歷炮火的摧殘，所以這塊碑是怎麼跑到這條陰溝裡的，誰也弄不清。但是這塊碑卻是僅有的兩塊太平天囯重要歷史人物墓碑中的一塊，十分珍貴。」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從石碑上的文字中可以了解到，練業坤有5個兒子，分別叫練里仁、練居仁、練旺仁、練崇仁、練旌仁，兒子們還給他生了孫子。但是目前沒有任何文獻資料顯示他是否有後人存世，以及這些人在哪裡。那麼，這位姓王的老人為甚麼說自己是練業坤的後人呢？
練業坤戰死印子山，夫人攜子改名換姓走他鄉
王利告訴記者，小時候，父親帶他來瞻園看過曾祖父的這塊碑，家裡其他的孩子也都聽父輩說過這件事。「前不久，叔叔去世了，他已經100歲了。去世前，我和堂妹都聽他說過曾祖父的故事。堂妹王菊雲有意識地把老人家說的話記錄了下來。」
老人家說，當年洪秀全曾先後把兩個女兒嫁給了練業坤。後嫁的生下了兩個兒子。1863年，練業坤帶兵征戰南京，想到戰事艱險，為避免戰敗後家人受清兵凌辱，便想在出征前殺了妻兒。練夫人猜到了丈夫的心思，想為練家留下後代，便偷偷領著兩個兒子跑了。結果，此戰練業坤保住性命，練夫人又帶著兒子們回來了。可是不多久，練業坤就在印子山一戰中犧牲了。練夫人帶著兩個兒子連夜出逃。當時大兒子才2歲，小兒子才幾個月大。為躲避清軍的搜捕，一路隱姓埋名，直到安徽定遠的王回崗，才停下來。後來練夫人把兩個兒子的姓名都改為當地大姓--王。沒幾年，小兒子夭折，只留下大兒子王光輝，也就是王利的爺爺。王光輝成人後和當地一名女子哈氏結婚，又生下了5個兒子。王光輝50多歲就去世了，哈氏辛辛苦苦養育了這些孩子，並帶他們回到了南京。
「從練業坤算起，如今家族已有了第六代。我們後來也查了資料，定遠的王回崗當年確實有很多因天災人禍而來的外地人，但150年過去了，當地可能已經沒有人知道我們的歷史了。不過，據我們家中老一輩回憶，曾經家裡的生活還是很奢華的，吃穿用度都很講究，還有金筷子、金碗等。」王利把掌握的資料都告訴我們了。
史傳太平天囯封了2700位王，梯王到底是甚麼王？
雖然知道自己是梯王練業坤的後人，但是王利和家人並不了解自己的祖先。帶著疑問，記者請教了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研究部主任張鐵寶。張鐵寶給記者解釋說，碑上寫的「天朝頂天扶朝綱」意思就是說這些都是為太平天囯發展作出極大貢獻的棟樑之才；「真千歲」是對他的尊稱。當時天王洪秀全和他的長子幼天王洪天貴福都稱「萬歲」，東王楊秀清被稱「九千歲」，其他諸王都稱「千歲」，前面加個吉利字。像陳玉成叫「祿千歲」、李秀成叫「榮千歲」、李世賢叫「雄千歲」，練業坤則被稱作「真千歲」。既然能被封王，地位肯定是很顯赫的，為甚麼沒有留下更多的資料呢？
「其實，梯王在太平天囯諸王中是一個中間等級的王。因為到了太平天囯後期，被封作『王』的人已經很多了。」
早期太平天囯對封王還十分謹慎，都由中央嚴格控制。天京事變之後，洪秀全一度打算不再封王，但是為了安撫李秀成、陳玉成等新人立下的戰功，於是又加封為「王」。
到了後期，為了鼓舞人心，太平天囯更是開始廣泛封王。那麼後期到底封了多少位王呢？昭王黃文英被捕後，在供詞中說：「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後來就亂了，由廣東跟出來的都封王，本家親戚也都封王，捐錢糧的也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位王」。
不過，張鐵寶認為，「應該還不至於有2700多位王，這可能是清朝官員的筆誤，也可能是過分誇大。沒有兩千多，但是四五百位王是有的。」而這位梯王， 應是個三等王。張鐵寶說，王爵分成五等：干王洪仁玕職掌朝綱為一等王，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賢等職掌兵權為二等王，堵王黃文金等戰將為三等王，梯王為天囯打了不少硬仗也是三等王，地位在諸王中處於中等。
在練業坤之下，還有四等王和五等王列王。後來連列王都太多了，再封的王，都用（上小下王）來表示，這種所謂「（上小下王）字之封」者，相當於「小王」。
不久前，媒體爆出最新出爐的「新百家姓」，其中，「王」取代之前的李，成為第一大姓。姓氏專家說，自宋朝以來，李、王、張一直是中國人口最多的三大姓氏，李姓和王姓的人口在不同時代各有不同，排序經常在伯仲之間；此次，王之所以取代李，主要是因為人口統計樣本的擴大。
不過，也有報道稱，在眾多的「王」家人裡，其實有一部分原本並不姓王。在南京，記者就發現了這麼一戶「王」家人，他們的先祖其實姓練。
歷史留下的疑問：洪秀全曾將兩位女兒嫁給練業坤？
張鐵寶對王利所說的，練業坤接連娶了洪秀全兩位女兒這件事，持懷疑態度。「口述歷史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現階段缺乏文獻佐証。而且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很可能發生了變化，以訛傳訛。」張鐵寶認為洪秀全這個人封建意識很強，家族感很強，對「家天下」極力維護。他把自己兩三歲的兒子，近親的小娃娃都封為王，對女婿也很「關照」。在他發出的一些詔旨中，抬頭總是從尊到卑，羅列一串權貴政要的名銜，其中兩名女婿--天四駙馬黃棟梁、天西駙馬黃文勝的排名就排在石達開、李秀成、陳玉成等一干諸王之前。
這一點在洪秀全頒布的《朝天朝主圖》中，也有所體現。《朝天朝主圖》是規定太平天囯各級官員禮拜上帝、朝見洪秀全時「隊形」、位置的法定文件，圖中，洪秀全兒子的位置是很靠中間的；其他王雖然地位也很重要，但地位都不如黃棟樑、黃文勝兩位駙馬和叫不出名字的天東駙馬、天八駙馬。「如果練業坤是女婿的話，按照洪秀全的特點，在詔命中應該有所反映，但是目前沒有任何文獻證明這一點。在《朝天朝主圖》這種座次嚴明的表中也沒有提到。」
另外，洪秀全到底有多少女兒，歷史上沒有留下記錄。他有沒有可能先後把兩個女兒都嫁給練業坤，更是無法考證。
洪秀全女婿品級到底該多大
不過，記者查閱資料發現，雖然洪秀全的確很寵愛一些女婿，但並不是所有的女婿都出現在了座次表上，並且他的女兒也並沒有都嫁給當時的「權貴」。
洪天姣是洪秀全所有女兒中名氣最大的一個，她的丈夫鍾萬信被稱作「天二駙馬金王」，本來應該地位很高。而且據傳當年「天京事變」中，正是他懷揣天王密詔赴北王韋昌輝府邸傳詔，最終置楊秀清於死地。然而這位「老資格」的駙馬卻因「生活作風問題」愈來愈不受待見，在《朝天朝主圖》中就沒有出現他的名字。還有位駙馬、廣東人徐朗甚至才是個品級極低的「列王」。由此可見，洪秀全的女婿也不見得個個都能被載入史冊。所以，究竟練業坤是不是洪秀全的女婿，目前還沒有人能給出答案。
歷史上的練業坤是個甚麼樣的人，他的後人為何姓王？讓我們一起去發現。
珍貴墓碑的神秘主人 天囯史載僅200多字
經過南京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工作人員的驗証，這塊墓碑的主人的確叫練業坤，是太平天囯時期的「梯王」。關於他的資料十分稀少，只在太平天囯史研究專家羅爾綱先生的《太平天囯史》一書中有簡單介紹：練業坤是廣西人，生於清道光七年（1827年），隸屬於太平天囯時侍王李世賢部下，屢立戰功，太平天囯辛酉十一年（1861年）三月時，因功封輪天義。壬戌十二年（1862年）夏，敘功進封梯王。到了癸開十三年春天（1863年），他回軍守衛天京（今南京）。七月初十日，練業坤帶兵出城反攻，與敵人爭奪印子山，在這場戰役中犧牲，年僅36歲……
至於這塊墓碑，工作人員介紹當初是在太平門外的陰溝裡發現的。「太平天囯以來，南京一直不安寧，之後辛亥革命、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南京多次經歷炮火的摧殘，所以這塊碑是怎麼跑到這條陰溝裡的，誰也弄不清。但是這塊碑卻是僅有的兩塊太平天囯重要歷史人物墓碑中的一塊，十分珍貴。」工作人員告訴記者。
從石碑上的文字中可以了解到，練業坤有5個兒子，分別叫練里仁、練居仁、練旺仁、練崇仁、練旌仁，兒子們還給他生了孫子。但是目前沒有任何文獻資料顯示他是否有後人存世，以及這些人在哪裡。那麼，這位姓王的老人為甚麼說自己是練業坤的後人呢？
練業坤戰死印子山，夫人攜子改名換姓走他鄉
王利告訴記者，小時候，父親帶他來瞻園看過曾祖父的這塊碑，家裡其他的孩子也都聽父輩說過這件事。「前不久，叔叔去世了，他已經100歲了。去世前，我和堂妹都聽他說過曾祖父的故事。堂妹王菊雲有意識地把老人家說的話記錄了下來。」
老人家說，當年洪秀全曾先後把兩個女兒嫁給了練業坤。後嫁的生下了兩個兒子。1863年，練業坤帶兵征戰南京，想到戰事艱險，為避免戰敗後家人受清兵凌辱，便想在出征前殺了妻兒。練夫人猜到了丈夫的心思，想為練家留下後代，便偷偷領著兩個兒子跑了。結果，此戰練業坤保住性命，練夫人又帶著兒子們回來了。可是不多久，練業坤就在印子山一戰中犧牲了。練夫人帶著兩個兒子連夜出逃。當時大兒子才2歲，小兒子才幾個月大。為躲避清軍的搜捕，一路隱姓埋名，直到安徽定遠的王回崗，才停下來。後來練夫人把兩個兒子的姓名都改為當地大姓--王。沒幾年，小兒子夭折，只留下大兒子王光輝，也就是王利的爺爺。王光輝成人後和當地一名女子哈氏結婚，又生下了5個兒子。王光輝50多歲就去世了，哈氏辛辛苦苦養育了這些孩子，並帶他們回到了南京。
「從練業坤算起，如今家族已有了第六代。我們後來也查了資料，定遠的王回崗當年確實有很多因天災人禍而來的外地人，但150年過去了，當地可能已經沒有人知道我們的歷史了。不過，據我們家中老一輩回憶，曾經家裡的生活還是很奢華的，吃穿用度都很講究，還有金筷子、金碗等。」王利把掌握的資料都告訴我們了。
史傳太平天囯封了2700位王，梯王到底是甚麼王？
雖然知道自己是梯王練業坤的後人，但是王利和家人並不了解自己的祖先。帶著疑問，記者請教了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研究部主任張鐵寶。張鐵寶給記者解釋說，碑上寫的「天朝頂天扶朝綱」意思就是說這些都是為太平天囯發展作出極大貢獻的棟樑之才；「真千歲」是對他的尊稱。當時天王洪秀全和他的長子幼天王洪天貴福都稱「萬歲」，東王楊秀清被稱「九千歲」，其他諸王都稱「千歲」，前面加個吉利字。像陳玉成叫「祿千歲」、李秀成叫「榮千歲」、李世賢叫「雄千歲」，練業坤則被稱作「真千歲」。既然能被封王，地位肯定是很顯赫的，為甚麼沒有留下更多的資料呢？
「其實，梯王在太平天囯諸王中是一個中間等級的王。因為到了太平天囯後期，被封作『王』的人已經很多了。」
早期太平天囯對封王還十分謹慎，都由中央嚴格控制。天京事變之後，洪秀全一度打算不再封王，但是為了安撫李秀成、陳玉成等新人立下的戰功，於是又加封為「王」。
到了後期，為了鼓舞人心，太平天囯更是開始廣泛封王。那麼後期到底封了多少位王呢？昭王黃文英被捕後，在供詞中說：「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後來就亂了，由廣東跟出來的都封王，本家親戚也都封王，捐錢糧的也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位王」。
不過，張鐵寶認為，「應該還不至於有2700多位王，這可能是清朝官員的筆誤，也可能是過分誇大。沒有兩千多，但是四五百位王是有的。」而這位梯王， 應是個三等王。張鐵寶說，王爵分成五等：干王洪仁玕職掌朝綱為一等王，英王陳玉成、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賢等職掌兵權為二等王，堵王黃文金等戰將為三等王，梯王為天囯打了不少硬仗也是三等王，地位在諸王中處於中等。
在練業坤之下，還有四等王和五等王列王。後來連列王都太多了，再封的王，都用（上小下王）來表示，這種所謂「（上小下王）字之封」者，相當於「小王」。
不久前，媒體爆出最新出爐的「新百家姓」，其中，「王」取代之前的李，成為第一大姓。姓氏專家說，自宋朝以來，李、王、張一直是中國人口最多的三大姓氏，李姓和王姓的人口在不同時代各有不同，排序經常在伯仲之間；此次，王之所以取代李，主要是因為人口統計樣本的擴大。
不過，也有報道稱，在眾多的「王」家人裡，其實有一部分原本並不姓王。在南京，記者就發現了這麼一戶「王」家人，他們的先祖其實姓練。
歷史留下的疑問：洪秀全曾將兩位女兒嫁給練業坤？
張鐵寶對王利所說的，練業坤接連娶了洪秀全兩位女兒這件事，持懷疑態度。「口述歷史是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現階段缺乏文獻佐証。而且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很可能發生了變化，以訛傳訛。」張鐵寶認為洪秀全這個人封建意識很強，家族感很強，對「家天下」極力維護。他把自己兩三歲的兒子，近親的小娃娃都封為王，對女婿也很「關照」。在他發出的一些詔旨中，抬頭總是從尊到卑，羅列一串權貴政要的名銜，其中兩名女婿--天四駙馬黃棟梁、天西駙馬黃文勝的排名就排在石達開、李秀成、陳玉成等一干諸王之前。
這一點在洪秀全頒布的《朝天朝主圖》中，也有所體現。《朝天朝主圖》是規定太平天囯各級官員禮拜上帝、朝見洪秀全時「隊形」、位置的法定文件，圖中，洪秀全兒子的位置是很靠中間的；其他王雖然地位也很重要，但地位都不如黃棟樑、黃文勝兩位駙馬和叫不出名字的天東駙馬、天八駙馬。「如果練業坤是女婿的話，按照洪秀全的特點，在詔命中應該有所反映，但是目前沒有任何文獻證明這一點。在《朝天朝主圖》這種座次嚴明的表中也沒有提到。」
另外，洪秀全到底有多少女兒，歷史上沒有留下記錄。他有沒有可能先後把兩個女兒都嫁給練業坤，更是無法考證。
洪秀全女婿品級到底該多大
不過，記者查閱資料發現，雖然洪秀全的確很寵愛一些女婿，但並不是所有的女婿都出現在了座次表上，並且他的女兒也並沒有都嫁給當時的「權貴」。
洪天姣是洪秀全所有女兒中名氣最大的一個，她的丈夫鍾萬信被稱作「天二駙馬金王」，本來應該地位很高。而且據傳當年「天京事變」中，正是他懷揣天王密詔赴北王韋昌輝府邸傳詔，最終置楊秀清於死地。然而這位「老資格」的駙馬卻因「生活作風問題」愈來愈不受待見，在《朝天朝主圖》中就沒有出現他的名字。還有位駙馬、廣東人徐朗甚至才是個品級極低的「列王」。由此可見，洪秀全的女婿也不見得個個都能被載入史冊。所以，究竟練業坤是不是洪秀全的女婿，目前還沒有人能給出答案。
2014年11月24日 星期一
洪秀全與太平天囯的真面目
2014年是洪秀全誕辰200周年，太平天囯運動失敗150周年。多少年來，譽之者稱之爲復興運動、民族革命、民主革命、農民革命、共産主義的實行者；毀之者詆之爲粵匪、髮逆、長毛、異端、極權主義的代言人。太平天囯與洪秀全的功過是非，一言難盡。但這場延續十多年、波及十多個省份的建造人間天囯的運動， 造成數千萬生命的喪失，則是不爭的事實。《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1期刊文《洪秀全「上帝之子」的「人間天囯」》，還原這位太平天囯締造者的真面目。
天王不用讀書人
被太平軍攪得焦頭爛額時，不知咸豐帝奕詝有沒有動過這樣的念頭：從道光八年到道光二十三年（1828-1843），這15年裏的廣州知府和廣東學政都應該砍頭。要是他們當初稍微放放水，給洪秀全一個秀才的功名，很可能就不會有後來這場綿延14年、兵連18省的大禍。
1850年2月末，在大清帝國的都城北京，道光帝駕崩咸豐帝登基。一個月後，在帝國偏遠省份廣西，前教書先生、現拜上帝會教主洪秀全決定起事。不到一年， 廣西桂平金田村聚集起一支兩萬人的軍隊。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登基，稱太平天王，正號太平天囯。所以，1851年既是咸豐元年，也成了太平天囯辛開元年。
當時，廣西正大鬧「會匪」。咸豐帝並不清楚數十股叛亂孰輕孰重、孰急孰緩。很長一段時間裏，他都沒鬧明白「金田逆匪」的「賊首」到底是誰。
洪秀全比奕詝年長17歲，出生於廣東省廣州府花縣一個農民家庭，族名仁坤，小名火秀。洪家是由嘉應州（今梅縣）遷居此地的客家人。
火秀6歲進村塾念書，14歲第一次參加「童試」。當時童試共有縣試、府試、院試3次，連過3關就能成爲生員，俗稱秀才。那一次洪仁坤縣試高中，府試卻失手了。這沒甚麼，畢竟他還只有14歲。
1836年、1837年，二十出頭的洪仁坤又考了兩次，照樣名落孫山。第3次失利之後，他似乎連走回家去的力氣都沒有了，只得僱了兩個轎夫。之後他在鄰近的鄉村當了6年塾師。歷來塾師倒以科舉失意者居多。他們靠教授知識謀生，稱爲「舌耕」。6年之後，已屆而立的洪仁坤最後一次赴考，依然落榜，憤憤不平地說了句大話：等我自己來開科取天下士罷。就在那一年他失去教席，開始了秘密傳教的活動。
咸豐帝對廣西叛亂是極度關切的，他先後派了數位名臣去平定。第一位欽差大臣是林則徐。他不顧病體上了路，但走了17天，還沒到廣西境內便溘然長逝（後人倒因此少了麻煩，否則人民英雄紀念碑上「虎門銷烟」、「金田起義」相對，多少會有幾分尷尬）。而後是當時的能人、前兩江總督李星沅，有名的酷吏、前漕運總督周天爵，已位極人臣的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賽尚阿。結果卻是：李星沅病死、周天爵奉旨回京、賽尚阿革職拿問。
令咸豐帝和名臣們手忙脚亂的到底是些甚麼人？
1851年9月，太平軍奪取了他們的第一座城池永安州城（今蒙山縣）。在此停留的7個月裏，洪秀全完成了一系列的軍政建設，還封了5個王。東王楊秀清是個 燒炭的山民；西王蕭朝貴是自耕農；南王馮雲山和洪秀全一樣，在鄉下讀過幾年私塾，可以算小知識分子；北王韋昌輝有幾家店鋪和大片田地，翼王石達開出身於富貴之家，這兩人可以算士紳或地主。
他們的出身不盡相同，學識有限倒算是共同點。
據說，太平軍圍攻長沙時，左宗棠曾去拜見洪秀全，獻攻守建國之策，並勸天王尊崇儒教，放弃拜上帝會。因洪秀全不以爲然，左某悄然離去，成爲湘軍中平定太平天囯的重要人物之一。忠王李秀成日後的自供詞一語破的：「天王不用讀書人。」
知識分子常有自己的想法，頭腦不容易改造，自不能輕易信任。書生文士在天朝是不可能得志的。太平軍視爲至寶的是孩子。每攻陷一座城市、路過一個鄉村，必定竭盡可能把他們帶走。孩子最天真無邪，加以訓練，將來就可以成爲死士。天朝晚期的將領，許多都是被帶上路的孩子，例如英王陳玉成。
至於普通將士，大多出身於苦寒之家。除了廣西山民，「所據之地，男子一律『隨營』，先動以甘言，再施以威劫。所謂甘言，即傳集百姓聽『講道理』，如有不 從，定斬不留。」--史家郭廷以總結。湘軍的張德堅在《賊情匯纂》中記錄，太平軍擄人常常要「看手相」：如果掌心紅潤，手指上沒有老繭，「恒指爲妖」。反之，「挖煤開礦人、沿江縴夫、船戶、碼頭挑脚、轎夫、鐵木匠作、艱苦手藝，皆終歲勤勞，未嘗溫飽，被擄服役，賊必善遇之。」
清末革命團體光復會創始人之一陶成章認爲，太平軍有中國民間秘密會社色彩。「非盡本於耶穌，而實有根於洪門之舊規而然也。」
洪門又稱天地會。爲了壯大其隊伍，太平軍曾大量收納會衆，尤其是天地會黨徒。不過洪秀全並不認同其「反清復明」的宗旨，「此種主張在康熙年間該會初創時，果然不錯的；但如今已過去二百年，我們可以仍說反清，但不可再說復明了……如我們可以恢復漢族山河，當開創新朝。」
太平軍號稱平等，其實分別心甚重。入上帝會的稱爲兄弟。來自廣西的稱爲「老兄弟」，享特殊待遇，後入會的稱爲新兄弟，一般百姓則一律稱爲「外小」。天王許諾「兄弟」們：「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勛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小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按太平天囯軍制，每軍置軍帥一，下轄一萬三千多人。
「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了。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他們走上的是一條不歸路。
錢穆先生曾分析說：「農民騷動的主因，必由於吏治的不良，再促成之以饑荒。在官逼民反的實況下，回憶到民族的舊恨。這是清中葉以後變亂的共通現象。」「因一時一地的饑荒而激動變亂，要想乘機擴大延長，勢必採用一種流動的恐怖政策，裹脅良民，使他們無産可依，只有追隨著變亂的勢力；這便是所謂『流寇』。這一種變亂，騷擾區域愈大，虐殺愈烈，則裹脅愈多。」「饑荒可以促動農民，卻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要臨時組織農民，便常賴於宗教。」「用邪教的煽惑起事，用流動的騷擾展開，這是安靜散漫的農民所以能走上長期叛變的兩條路子。」
天父入夢對天父下凡
當年的《英國政府藍皮書》有一段關於太平軍的史料：「彼等已創立一種新宗教，可稱之爲一種僞啓示……足令一般毫無成見者懷疑其信仰是否真有誠意。」 「如冒稱直接與神晤對……上帝臨凡，此誠與吾人就基督教聖經中所習見者大相徑庭。」一位遊覽過天京的洋人則表示，「我們的聖經注解，都很難得到他的贊同，我們最好的經本，都被他用朱筆在旁批上天意，全弄壞了。」「教皇如有權治他，早就把他燒死了。」
這裏的「他」指的是洪秀全，拜上帝會的創始人。1836年第二次趕考時，他在街頭得到一部基督教布道書《勸世良言》，作者是當過排字工人、後來成爲中國近代第一位華人牧師的梁發。當時他翻了翻目錄便放下了。1843年第4次科考失利後，有人勸他細讀--結果他大徹大悟，敬拜上帝，自施洗禮，自行傳教。
人們聽說他不是一個普通人。1837年第3次落榜之後，他大病四十多天，做過一個很奇怪的夢。夢中他見到天上的父親、母親和兄長。父親指點他必須改名。 「洪火秀」的「火」字犯諱，要用「全」字代替。他可以叫「洪秀」、「洪全」或「洪秀全」。父親還賜封他爲「天王大道君王全」，並說，「爾勿懼，爾放膽爲之，凡有煩難，有朕做主；左來左頂，右來右頂，隨便來隨便頂，爾何懼焉！」
後來他讀了《勸世良言》才知道，頂他的父親是上帝爺火華，他的兄長是耶穌。
「秀全」二字拆開來是「禾（我）乃人王」。他在讀書之後是解了夢還是造了夢，無人知曉。不過教衆們日後得知，馮雲山、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分別是天父的第三子、第四子、第五子、第七子，蕭朝貴既然是天父第六女楊宣嬌（楊秀清的乾妹妹）的丈夫，當然是天父的女婿。
按說除洪秀全之外，馮雲山的資歷是最老的。據說他精於相術，早就看出洪秀全「多異相」、「有王者風」，所以成了他最早的追隨者。事實上廣西的許多信徒，包括楊秀清和蕭朝貴等人，都是在他孤身深入紫荊山區傳教時入會的。就算在天囯大家庭裏，他也僅次於洪秀全。然而在永安城封王時，他的排名卻在四弟、六妹夫的後面。原因是這兩人已經是天父上帝、天兄耶穌的代言人。
傳教過程中，馮雲山一度被捕，洪秀全離開廣西避禍。拜上帝會衆人心惶惶時，楊秀清忽然跌倒在地不省人事，沒過多久又站了起來，念念有詞：「衆小子聽著，我乃天父是也！今日下凡，降托楊秀清，來傳聖旨。」半年之後，天兄耶穌降臨到了他的密友蕭朝貴身上。
事後，洪秀全和馮雲山承認了天父天兄下凡的真實性。天父還獲得了一個別名：高佬（粵語，高個子的人）--也許是爲了讓信徒感覺親近。夢中受命的天父第二子和爲天父代言的第四子孰高孰低？這是危險的問題，但到南京之前他們沒必要也沒時間想得太多。
恰好在太平天囯建號兩年後，1853年3月，太平軍攻陷南京。29日，一切準備停當，天王坐著黃色的大轎子從水西門進入南京城。據說這頂轎子要由16個人 來抬。簇擁著轎子的人下令路人跪迎，且不許仰視。此外還有32位艶妝女官，紗帕蒙面，騎著馬跟在天王坐轎後面，一起進了兩江總督衙署。
現在，這座城市被改名天京，成爲天朝的都城。洪秀全開始布置將兩江總督衙署改建、擴建爲天王府。時人記載它「周圍十餘里」，比明清故宮大一倍多（太平軍失敗之後，建築所剩無幾，在此重建兩江總督衙署。民國時期，這裏又成爲孫帝象的臨時大總統府和蔣介石的總統府所在地）。宮殿門外掛著十餘丈黃綢，上面是每個直徑五尺的字：「大小衆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詔方准進，否則雪雲中。」（「雲中雪」指劍，「雪雲中」指問死罪）。
軍國大事一直是東王楊秀清主持--他制定了一路北伐、一路西征的戰略。北伐軍竟只用了5個月便兵臨天津城下，搞得咸豐帝坐臥不寧。天京方面，天王洪秀全深居不出，此時西王、南王已死，按規矩能瞻仰天顔的「兄弟」只有東王、北王、翼王等幾個人。天京城裏有人揣想，其實根本沒有洪秀全這個人，當初被大轎子抬進城的是個木偶。
原本洪秀全是可以「開科取天下士」了。令人意外的是，這年首次開考題目居然是「四海之內有東王」。年底，天父突然下凡怒責次子，並要他跪下受四十杖。北王等哭求開恩，並表示願代天王受杖，天父也不答應。直到天王趴下準備接受杖打，天父才饒過他。
但天父還是下凡不斷，而且脾氣越來越壞了。他經常責罰天王的親信韋昌輝和秦日綱。有時連洪秀全本人也要出宮迎接東王，跪接天父聖旨。1856年8月中，他 又一次降臨了。一向不離天王府的洪秀全被叫到了東王府。楊秀清向他轉告，天父認爲東王也應當被稱爲萬歲。洪秀全身邊沒有心腹將領，只好答應了，建議在兩個月後楊秀清生日宴時辦這場盛事。
半個月後，北王韋昌輝潛回天京，率兵突襲東王府。楊秀清沒有來得及躲進應付緊急狀況的「空墻」。他的頭被割下來掛在街心的木杆上。問題是城中還有許多東王部隊。他們得知天王已經頒下詔書，怒責韋昌輝和秦日綱大肆屠殺的罪過，判兩人接受處置叛徒的刑罰：五百大杖。東王部下被請來見證兩人受刑的過程。他們按規定把武器留在天王府外。等他們差不多到齊之後各扇門就一齊關上了。
翼王石達開奉命回到天京時，事情已經無可挽回了。他當面指責韋昌輝殺戮過甚，卻很快收到消息他也可能被暗殺，於是入城當晚又逃離了天京。韋昌輝和秦日綱殺了他的妻子和隨從，並派人去追捕他。石達開召集了數萬靖難之師直奔天京。於是，韋昌輝的人頭被送到了他的帳中。秦日綱也被處死。
12月，「翼王回京，合朝同舉他提理政務，衆人歡悅，主有不樂心，專用安、福兩王……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歡悅。」（李秀成供詞）安、福兩王是洪秀全的哥哥洪仁發、洪仁達。次年夏天，石達開帶著自己的部隊離開天京。在沿途張貼的布告中，他透露出了一些蛛絲馬迹：「……自謂此愚忠，定蒙聖君明。萬事有不然，詔旨降頻仍。重重生疑忌，一筆難盡陳……」
1856也許是太平天囯史上密度最大的一年。天朝的命運像南京城下的長江水，拐過一個高點後急轉直下。
紙面上的天朝「土改」
對天王來說，删改、批注《舊約》《新約》乃是至關重要的工作。經文中說道：「上帝無形、無聲、無味；通過凡身，我們看不到他的形體，聽不到他的聲音，感知不到他的存在。」他將其整段删除，因爲他見過上帝。另外，耶穌以「上帝長子」的身份進入了《舊約》。在某些段落，天王加入「大哥」、「小弟」之類的詞語加強家庭的親密感。此外他不能容忍不符合天朝道德綱領的文字。《出埃及記》中有一段是「人若引誘沒有受聘的處女，與她行淫，他總要交出聘禮，娶她爲妻。」這哪算是甚麼懲罰！他改成了「他犯了天條第七款（不好奸邪淫亂）。」這在天朝，是要殺頭的。
他常常能在《聖經》中得到啓示並作發揮。例如批注《馬太福音》這一條：「天囯是總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囯，地下有天囯。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囯，勿誤認單指天上天囯。」所以耶穌說「天囯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分明是告訴他，天父和天兄要下凡幫他開創地上天囯。
這地上的天囯應奉行何種制度呢？
從前創作《原道覺世訓》的時候，他參考的是儒家的理想模型，《禮記．禮運》中關於天下「大同」的舊說。現在他要自創新制度了。
1853年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告訴我們他是怎麼設計人間天囯的。其中至關重要的是怎麼處理土地問題。「分田」--這兩個字一直是最能挑動農民神經的。他的辦法是按人口來。一戶家庭，無論男女，人口多就分得多，人口少就分得少。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
無人不飽暖自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洪秀全的描繪十分簡略：凡天下樹墻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鶏、二母彘（猪），無失其時。
這段文字原型在《孟子》中：「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鶏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洪秀全沒有提到吃肉。據說在天朝吃肉是從上往下嚴格管制的。天王每天能分到10斤，依次遞減到總制便只剩半斤，一般百姓更是連一口都吃不上。即使無人不飽暖，此飽暖彼飽暖，到底不是一回事。
問題在於，無處不均勻要怎麼實現？
金田起事之前，洪秀全沒有表示過否定私有財産的意思。但佔領永安之後他就下詔，「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現在，他規定每二十五家設一個國庫。
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鶏、犬各物及銀、錢亦然。
這麼做的理由是：「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處處平勻，人人飽暖矣。」也就是說，只要人人無私，自然就人人飽暖。基本生存需求以外，勞動成果納入聖庫，於是「無處不均勻」。不過國庫並非只入不出的。「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洪秀全還建議「兄弟姊妹」們：凡天下婚姻不論財。
此外，天朝體恤弱勢人群：鰥、寡、孤、獨、殘廢者，不但免除兵役，而且可以依靠國庫來生活。
如此追求「均勻」的集體生活，自然需要行政力量和社會組織的支持。洪秀全所反覆提到的「二十五家」，正是天朝最基本的社會組織細胞--「兩」。
兩的長官稱爲兩司馬。雖然只管著區區二十五戶人家，要處理的事務卻很繁雜。平時他多半會呆在禮拜堂--這也是每二十五家就有一個的公共設施。每戶人家的孩子日日都要到那裏去，跟著兩司馬讀聖書。等到了禮拜天，這二十五戶人家都要到禮拜堂去，「講聽道理，頌贊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
太平天囯的系統，原就是軍事、政治、社會一體化的。每戶人家抽一人爲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爲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爲農，耕田奉尚（爲避上帝諱用 「尚」代「上」）」。兩司馬要記錄納入國庫的錢谷數目，並將這個數字上報。農忙結束後，他還要帶著那二十五個伍卒，負責這二十五戶人家的陶、冶、木、石等工匠活。
此外，他還要賞善罰惡--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處理訴訟--有爭訟時，他負責聽其曲直。天朝每年有一次保舉，補充官員的空缺。保舉之法，就是從兩司馬推薦遵守天條王命以及致力務農者開始的。
天朝的官員，每3年升貶一次，以示公正。在升貶年，每級官員都要提出應當升貶的下屬，由上級核實。有些特別的是，洪秀全允許縣長官「監軍」對其上級州長官 「總制」保升奏貶。中央各級官員，從將軍以至丞相，都可以互相褒貶。濫保舉或濫奏貶則會受到懲罰。不過，上級這麼做是被削職貶爲平民；下級這麼做還要另外加罪。官員有大功勞或大奸惡，則不必受升貶年的限制。
天朝聽上去很理想的田畝制度沒能推行下去。一來「土改」從不容易，二來天朝不幸始終陷於戰事中，控制的區域時有變動。最重要的是，農民居然並不歡迎它。大約是在定都南京前後，還沒給農民分地，天朝就命令農民，除口糧之外，將其餘的糧食送到聖庫。結果是「究不能行」，只好讓農民按田畝的數目照舊交糧納稅。
至於那套從上到下的嚴密的組織系統，倒沒隨著天囯陷落湮滅無聞，未來將會改頭換面爲後世取法吸收。
百姓禁欲，王公多妻
天朝最好的制度，往往以「禁」字開頭：禁纏足、禁畜妾、禁娼妓、禁買賣奴婢、禁吸食鴉片。除了最後這一條，大多同女子的解放有關。有人甚至說天京那時就已經實現了男女平等。
既然都是天父的子女，又何須分高低、尊卑--「天下多男子，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天朝分田時不論男女。在皇宮內、女館中設女官，最高可以做到丞相一級，還有同男子平行的爵位。在教堂裏、大街上女子可以「抛頭露面」，參加禮拜和社交活動。挎刀躍馬、來去馳騁的太平軍女子，更是天京一景。連到此一遊的洋人也不免驚嘆，這是「洵世界得未曾見之奇觀」。
不過，權利的對等是以義務的相當作爲代價的。
太平軍初期輾轉於桂湘鄂，女子也不得不上陣作戰--「男將女將盡持刀，同心放膽同殺妖」。親歷太平軍攻取武漢一役的陳徽言對她們留下了如此印象：「紅綃抹額，著芒鞋，頗矯健」。等打到了南京城，清軍大營一直扎在城下。無論你是「老姊妹」或「新姊妹」，要麼去製造戰具，要麼去上城助守，情況緊急時還得同「兄弟」們並肩作戰。
最嚴厲的是打下南京前，軍中分男營女營，像隔離傳染病一樣禁止異性接觸，即便是夫妻，同宿即斬首。打下南京之後，婦女一律入「女館」。丈夫探望妻子，兒子問候母親時，只許在門口相隔數米作問答，聲音必須清亮，以免說私房話。男子如進入女館，無論軍民均要正法。
洪秀全有詩句解釋不讓男女見面的道理：「耳賤亂聽犯天條，心賤亂想最滔天。」他勉勵提高覺悟、改造審美以抵禦誘惑：「嬌娥美女嬌聲貴，因何似狗吠城邊？」但天王的內宮除了家中的女眷，還有女官和女侍從，總人數接近兩千人。
郭廷以先生認爲，洪秀全實行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有雙重理由，說得出口的是：先苦後甜是幹革命基本程序。私圖一時之樂並非真樂，急享眼前之福並非真福。在創業之初強調先國而後家、先公而後私並不太奇怪。說不出口的是：
第一、太平軍初期沒有根據地，必須携帶家眷同行。分置男營女營可以避免影響軍事行動。第二、定都南京後，婦女安置在女館裏，無形中成爲人質，等於控制了將士的母親妻子姊妹，使他們不敢背叛。第三、女館中的婦女又有點像是懸賞。等到天下平定，已婚者才得以團聚，未婚者才有機會婚配，功勞高的可以納妾，犯過錯的可以罰他晚婚。第四、女館也以軍法部署，婦女們從事勞作，所以也是一種集體生産組織方式。
太平天囯春官又正丞相丞相蒙得恩早看出這套辦法不能持久，要求不分男女行，洪秀全沒答應。可是人性到底強過制度。因爲天王不許夫妻團聚，天京的高級幹部紛紛私逃。到了1855年，天朝終於迎來家庭生活的回歸。
到太平天囯己未九年，洪秀全的族弟、干王洪仁玕秉政之後，天朝規定了婚姻制度。男女雙方由宗教官或主管官主婚，簽署婚約，發給結婚證書，稱爲「龍鳳合揮」。據說，其中有不少組織指定的包辦婚姻。
不過，天王並不主張在家庭中也實行男女平等。他在《幼學詩》中諄諄教導--「妻道在三從，無違爾夫主。牝鶏（母鶏）若司晨，自求家道苦。」他是一個愛拿動物打比方的詩人。
他認爲男女始終有別。「男理外事，內非所宜聞。女理內事，外非所宜聞。」所以，早在太平天囯三年時，他就下過詔書整肅後宮，宣稱「後宮爲治化之原，宮城爲風俗之本」。從今往後「外言永不准入，內言永不准出」。爲此他還定下了好幾條「永不准」和「斬不赦」。第一是對於天王的妻妾，統稱娘娘，永不准臣下提及她們的姓名以及位次，提到後宮姓名位次者斬不赦。爲避免看到娘娘的臉，臣下需要低頭垂眼，永不准抬頭偷看娘娘，否則斬不赦。臣下的話永不准傳入後宮，有敢傳入，傳遞人斬不赦，被傳話的臣下也斬不赦。
大約是在太平天囯辛酉十一年，洪秀全頒了一道詔書，事關「婚姻之規定」。他說天父造亞當、夏娃的時候，只不過一夫一妻，這是正確的。不過天父現在又說，一夫多妻也沒甚麼不可以。他獲得天父允准，增減臣下們妻子的數目。主要依據是官階高低，上多而下少，按等級遞減。
天王的兩個哥哥及干王、英王、忠王等人可以有6個妻子。數目不到的，應該補足，共迎他的壽辰。已經脫離天京的翼王也適用這個標準。此外高級官員可以三妻，中級官員只能二妻，低級官員和老百姓一樣，按亞當夏娃的規矩來。洪秀全甚至還給已經升天的3個王定下了指標，南王6個妻子，東王、西王規格最高，可以有 11個。
詔書沒有提到北王，也沒有提到天王適用甚麼標準。大概連上帝也覺得多子多孫有福，所以沒有限制這個次子旺盛的生命力吧。
洪秀全的長子洪天貴福後來說，金田起事時父親有十多個妻妾，一年之後從永安突圍時又增加到36個。而到天京陷落前，他已經有88位母后。在他八九歲時，父親就不准他再同母親姊妹見面了，反倒給他安排了4個妻子，「老天王做有十救詩給我讀，都是說這男女別開不准見面的道理。」（也許老天王擔心的是鬧出家醜）想念母親姊妹了，他就乘父親有事坐朝時偷偷去看她們。
真要追究起來，恐怕他也已經夠得上「斬不赦」了。
曾經聖子難爲人
早在太平天囯乙榮五年時，就有人褒貶洪秀全「所言則教人爲善，所行則窮凶極惡」，「但求濟事，雖未嘗不收效於一時，然滅亡必速。」是爲善還是行凶姑且不論，但似乎連年輕的咸豐帝也相信對方有某種天命在身。1853年他曾很沉不住氣地下令地方官將洪秀全、楊秀清、馮雲山、韋昌輝這些人的三代祖墳刨個底朝天，並明確指示要將墳後的「坐山後脈概行鑿斷」以破壞其風水。皇帝本人終究沒能看到天囯的陷落。1861年8月22日，他病死在熱河。洪秀全的命到底比他要硬。
然而，對洪秀全來說，壞消息也緊跟著好消息到了。半個月後，天朝丟失了長江上遊的最後一座重鎮安慶，天京自此失去屏障。次年5月，湘軍直抵南京城下。這已經是天京第3次被圍困了。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一次他們始終沒能解圍。
到1863年12月，天朝最可靠的將領忠王李秀成也絕望了。無糧、無兵、無援，無論如何努力也保不住天京城。他只好建議天王突圍而去。洪秀全的答覆是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天話」：
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爾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於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
他一向愛用「天」字：天朝、天軍、天官、天民、天將、天兵。按李秀成的理解這其實是「恐人霸佔其國」。稱天將、天兵就只是天王一個人的兵。天朝的將領要是說漏了嘴提到「我隊之兵」，他便駡道：爾有奸心。這裏只有天軍、天官、天兵、天囯，哪有甚麼你隊之兵？「何人敢稱我兵者，五馬分屍。」
但干王洪仁玕1864年初去太湖一帶徵集糧草時，卻發現儘管他對各路天軍力陳迅速援助天京之至關重要，他們「爲恐少了糧草，多不願回應號召」。不久之後，官軍在南京周邊集結，以致他無法回到堂兄身邊。
據李秀成說，當時他告訴洪秀全「合城無食，男婦死者甚多」，並懇請天王降旨，「應何籌謀，以安衆心。」天王回答：「合城俱食咁露（甜露），可以養生。」並且下令，「取來做好，朕先食之。」
所謂「咁露」是他讀《出埃及記》的重要收穫。當年上帝曾把嗎哪撒在露水中，供給荒漠中的以色列子女四十年之久。所以1862年他就下令模仿以色列子民，每 年存放一定量的嗎哪以備不時之需。這會兒，他在宮中尋找食材，將百草之類製作一團，送出宮來，要滿朝文武和全城百姓也照著他的樣子來做。
那年4月，洪秀全病倒了。他寧肯吃咁露也不願服藥。5月30日，他下了一道詔書，說自己即將上天堂，到天父天兄那裏領取天兵保衛天京。兩天后他靜悄悄地「昇天」了--此前，他已經禁止天朝臣民提「死」字，而是要用「昇天」或「遷福」來表示。
天朝雖秘不發喪，天王駕崩的消息還是傳遍城內城外。5日後幼天王洪天貴福被臣子們扶上龍椅，拜了上帝，接受大家的朝賀。小時候他一直叫天貴，幾年前洪秀全給他加了個福字。
不過就像他自己說的，朝事都是干王管，兵權都是忠王管，下的詔旨，都是他們做現成了叫他寫。他這個天王其實無事可做。此時天京城內已經斷糧，滿城文武無計可施，軍中更是人心浮動。大家似乎都在等著塵埃落定的時刻。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囯歷史上最爲漫長的一天。
清軍引爆了城墻下所挖地道中的炸藥。太平門那一段的城墻被炸塌了六七十米，浙江巡撫曾國荃所部從缺口搶攻入城。正午到黃昏，不過半日，天京易主。
忠王李秀成帶著幼主轉了幾個城門都沖不出去，只好在夜裏僞裝官兵，從被清軍炸開的那個缺口出逃。他把自己的戰馬讓給洪天貴福，結果所騎的劣馬中途倒下。因爲後有追兵，其他人顧不上扶他，一路疾馳而去。
7月22日，李秀成被清軍捕獲。曾國藩從安慶趕赴南京，命人會審忠王，並讓李秀成寫自供書。9天之後，自供書寫成。或許是怕夜長夢多，曾國藩沒有遵行朝廷將李秀成解送到北京的命令，而將他「就地正法」了。
李秀成在供詞中，總結了天朝的「十誤」，與洪秀全相關的有7條：東王、北王兩家相殺；翼王與主不和，君臣相猜；主不信外臣，用其長兄次兄爲輔；主不問政事；封王太多；國不用賢才；立政無章。在供詞最後，李秀成一再提醒曾國藩要「買炮」：「今天朝之事此（已）定，不甚費力，要防鬼反爲先……欲與洋鬼爭 衡，務先買大炮早備爲先，與其有爭是定。」
曾國藩對這份供詞做了增删，其中一處是關於天王死因的，李秀成原文寫病死。他删去相關文字，改爲「因九帥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斯時焦急，日日煩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此前他已向朝廷報告洪秀全服毒而死，不改則有欺君之憂，而且這一改還能替他兄弟（打南京的主將是其九弟曾國荃）長長臉。供詞中有一句是李秀成轉述天王口諭：「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者乎？」他自己補了個「妖」字上去。
曾國藩還得到了一個好消息。一名黃姓宮女向官軍告發了洪秀全的藏屍處。遵循生前所信的宗教，屍體沒有用棺木收殮，而是用綉著龍的黃緞包裹住全身。打開來的時候，這位「長毛」領袖的頭上已經寸髮不存，鬍子倒是還在，已經斑白了。
10月25日，在江西的一處荒谷中，洪天貴福被遊擊周家良，知縣謝蘭階、陳寶箴（陳寅恪祖父）搜獲，並寫下了自供詞。在供詞最後，他不無誠懇表示：「那打江山的事，都是老天王做的，與我無干。」他覺得廣東不是好地方，不想回去了，只想跟到湖南去好好讀書，考個秀才的功名。
不過，審判他的人可不敢再冒一次險了。1864年11月18日，太平天囯第二任天王、14歲的洪天貴福被淩遲。這正是他父親第一次去參加科考的年紀。他的兩個兄弟在從天京突圍的混亂中掉了隊，早已與城內的十多萬人一同被屠。5天之後，干王洪仁玕在南昌也被淩遲。
民間有傳言說，干王和忠王各有一個兒子逃出生天。有人甚至說，連洪天貴福那兩個弟弟也活了下來。這只能是一廂情願的懸想了。
1866年2月，太平軍最後的殘部也被官方肅清，地點恰好在洪家祖居的嘉應州。9個月後，一個名叫孫帝象的孩子在廣東香山縣出生。據說，他13歲時聽村裏的太平軍老兵講洪楊故事後，便立志要做洪秀全第二。多年之後，他有了一個爲我們所熟知的名字：孫帝象。
「因一時一地的饑荒而激動變亂，要想乘機擴大延長，勢必採用一種流動的恐怖政策，裹脅良民，使他們無産可依，只有追隨著變亂的勢力；這便是所謂『流寇』。 這一種變亂，騷擾區域愈大，虐殺愈烈，則裹脅愈多。」「饑荒可以促動農民，卻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要臨時組織農民，便常賴於宗教。」
參考資料：
錢穆《國史大綱》
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囯》
郭廷以《太平天囯史事日誌》
簡又文《太平天囯全史》
羅爾綱《太平天囯史綱》《增補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史景遷《太平天囯》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潘旭瀾《太平雜說》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豐皇帝奕詝》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天王不用讀書人
被太平軍攪得焦頭爛額時，不知咸豐帝奕詝有沒有動過這樣的念頭：從道光八年到道光二十三年（1828-1843），這15年裏的廣州知府和廣東學政都應該砍頭。要是他們當初稍微放放水，給洪秀全一個秀才的功名，很可能就不會有後來這場綿延14年、兵連18省的大禍。
1850年2月末，在大清帝國的都城北京，道光帝駕崩咸豐帝登基。一個月後，在帝國偏遠省份廣西，前教書先生、現拜上帝會教主洪秀全決定起事。不到一年， 廣西桂平金田村聚集起一支兩萬人的軍隊。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登基，稱太平天王，正號太平天囯。所以，1851年既是咸豐元年，也成了太平天囯辛開元年。
當時，廣西正大鬧「會匪」。咸豐帝並不清楚數十股叛亂孰輕孰重、孰急孰緩。很長一段時間裏，他都沒鬧明白「金田逆匪」的「賊首」到底是誰。
洪秀全比奕詝年長17歲，出生於廣東省廣州府花縣一個農民家庭，族名仁坤，小名火秀。洪家是由嘉應州（今梅縣）遷居此地的客家人。
火秀6歲進村塾念書，14歲第一次參加「童試」。當時童試共有縣試、府試、院試3次，連過3關就能成爲生員，俗稱秀才。那一次洪仁坤縣試高中，府試卻失手了。這沒甚麼，畢竟他還只有14歲。
1836年、1837年，二十出頭的洪仁坤又考了兩次，照樣名落孫山。第3次失利之後，他似乎連走回家去的力氣都沒有了，只得僱了兩個轎夫。之後他在鄰近的鄉村當了6年塾師。歷來塾師倒以科舉失意者居多。他們靠教授知識謀生，稱爲「舌耕」。6年之後，已屆而立的洪仁坤最後一次赴考，依然落榜，憤憤不平地說了句大話：等我自己來開科取天下士罷。就在那一年他失去教席，開始了秘密傳教的活動。
咸豐帝對廣西叛亂是極度關切的，他先後派了數位名臣去平定。第一位欽差大臣是林則徐。他不顧病體上了路，但走了17天，還沒到廣西境內便溘然長逝（後人倒因此少了麻煩，否則人民英雄紀念碑上「虎門銷烟」、「金田起義」相對，多少會有幾分尷尬）。而後是當時的能人、前兩江總督李星沅，有名的酷吏、前漕運總督周天爵，已位極人臣的文華殿大學士、軍機大臣賽尚阿。結果卻是：李星沅病死、周天爵奉旨回京、賽尚阿革職拿問。
令咸豐帝和名臣們手忙脚亂的到底是些甚麼人？
1851年9月，太平軍奪取了他們的第一座城池永安州城（今蒙山縣）。在此停留的7個月裏，洪秀全完成了一系列的軍政建設，還封了5個王。東王楊秀清是個 燒炭的山民；西王蕭朝貴是自耕農；南王馮雲山和洪秀全一樣，在鄉下讀過幾年私塾，可以算小知識分子；北王韋昌輝有幾家店鋪和大片田地，翼王石達開出身於富貴之家，這兩人可以算士紳或地主。
他們的出身不盡相同，學識有限倒算是共同點。
據說，太平軍圍攻長沙時，左宗棠曾去拜見洪秀全，獻攻守建國之策，並勸天王尊崇儒教，放弃拜上帝會。因洪秀全不以爲然，左某悄然離去，成爲湘軍中平定太平天囯的重要人物之一。忠王李秀成日後的自供詞一語破的：「天王不用讀書人。」
知識分子常有自己的想法，頭腦不容易改造，自不能輕易信任。書生文士在天朝是不可能得志的。太平軍視爲至寶的是孩子。每攻陷一座城市、路過一個鄉村，必定竭盡可能把他們帶走。孩子最天真無邪，加以訓練，將來就可以成爲死士。天朝晚期的將領，許多都是被帶上路的孩子，例如英王陳玉成。
至於普通將士，大多出身於苦寒之家。除了廣西山民，「所據之地，男子一律『隨營』，先動以甘言，再施以威劫。所謂甘言，即傳集百姓聽『講道理』，如有不 從，定斬不留。」--史家郭廷以總結。湘軍的張德堅在《賊情匯纂》中記錄，太平軍擄人常常要「看手相」：如果掌心紅潤，手指上沒有老繭，「恒指爲妖」。反之，「挖煤開礦人、沿江縴夫、船戶、碼頭挑脚、轎夫、鐵木匠作、艱苦手藝，皆終歲勤勞，未嘗溫飽，被擄服役，賊必善遇之。」
清末革命團體光復會創始人之一陶成章認爲，太平軍有中國民間秘密會社色彩。「非盡本於耶穌，而實有根於洪門之舊規而然也。」
洪門又稱天地會。爲了壯大其隊伍，太平軍曾大量收納會衆，尤其是天地會黨徒。不過洪秀全並不認同其「反清復明」的宗旨，「此種主張在康熙年間該會初創時，果然不錯的；但如今已過去二百年，我們可以仍說反清，但不可再說復明了……如我們可以恢復漢族山河，當開創新朝。」
太平軍號稱平等，其實分別心甚重。入上帝會的稱爲兄弟。來自廣西的稱爲「老兄弟」，享特殊待遇，後入會的稱爲新兄弟，一般百姓則一律稱爲「外小」。天王許諾「兄弟」們：「上到小天堂，凡一概同打江山功勛等臣，大則封丞相、檢點、指揮、將軍、侍衛，至小亦軍帥職，累代世襲，龍袍角帶在天朝。」按太平天囯軍制，每軍置軍帥一，下轄一萬三千多人。
「凡是拜上帝之家，房屋俱要放火燒了。寒家無食，故而從他。鄉下之人，不知遠路，行百十里外，不悉回頭，後又有追兵。」他們走上的是一條不歸路。
錢穆先生曾分析說：「農民騷動的主因，必由於吏治的不良，再促成之以饑荒。在官逼民反的實況下，回憶到民族的舊恨。這是清中葉以後變亂的共通現象。」「因一時一地的饑荒而激動變亂，要想乘機擴大延長，勢必採用一種流動的恐怖政策，裹脅良民，使他們無産可依，只有追隨著變亂的勢力；這便是所謂『流寇』。這一種變亂，騷擾區域愈大，虐殺愈烈，則裹脅愈多。」「饑荒可以促動農民，卻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要臨時組織農民，便常賴於宗教。」「用邪教的煽惑起事，用流動的騷擾展開，這是安靜散漫的農民所以能走上長期叛變的兩條路子。」
天父入夢對天父下凡
當年的《英國政府藍皮書》有一段關於太平軍的史料：「彼等已創立一種新宗教，可稱之爲一種僞啓示……足令一般毫無成見者懷疑其信仰是否真有誠意。」 「如冒稱直接與神晤對……上帝臨凡，此誠與吾人就基督教聖經中所習見者大相徑庭。」一位遊覽過天京的洋人則表示，「我們的聖經注解，都很難得到他的贊同，我們最好的經本，都被他用朱筆在旁批上天意，全弄壞了。」「教皇如有權治他，早就把他燒死了。」
這裏的「他」指的是洪秀全，拜上帝會的創始人。1836年第二次趕考時，他在街頭得到一部基督教布道書《勸世良言》，作者是當過排字工人、後來成爲中國近代第一位華人牧師的梁發。當時他翻了翻目錄便放下了。1843年第4次科考失利後，有人勸他細讀--結果他大徹大悟，敬拜上帝，自施洗禮，自行傳教。
人們聽說他不是一個普通人。1837年第3次落榜之後，他大病四十多天，做過一個很奇怪的夢。夢中他見到天上的父親、母親和兄長。父親指點他必須改名。 「洪火秀」的「火」字犯諱，要用「全」字代替。他可以叫「洪秀」、「洪全」或「洪秀全」。父親還賜封他爲「天王大道君王全」，並說，「爾勿懼，爾放膽爲之，凡有煩難，有朕做主；左來左頂，右來右頂，隨便來隨便頂，爾何懼焉！」
後來他讀了《勸世良言》才知道，頂他的父親是上帝爺火華，他的兄長是耶穌。
「秀全」二字拆開來是「禾（我）乃人王」。他在讀書之後是解了夢還是造了夢，無人知曉。不過教衆們日後得知，馮雲山、楊秀清、韋昌輝、石達開分別是天父的第三子、第四子、第五子、第七子，蕭朝貴既然是天父第六女楊宣嬌（楊秀清的乾妹妹）的丈夫，當然是天父的女婿。
按說除洪秀全之外，馮雲山的資歷是最老的。據說他精於相術，早就看出洪秀全「多異相」、「有王者風」，所以成了他最早的追隨者。事實上廣西的許多信徒，包括楊秀清和蕭朝貴等人，都是在他孤身深入紫荊山區傳教時入會的。就算在天囯大家庭裏，他也僅次於洪秀全。然而在永安城封王時，他的排名卻在四弟、六妹夫的後面。原因是這兩人已經是天父上帝、天兄耶穌的代言人。
傳教過程中，馮雲山一度被捕，洪秀全離開廣西避禍。拜上帝會衆人心惶惶時，楊秀清忽然跌倒在地不省人事，沒過多久又站了起來，念念有詞：「衆小子聽著，我乃天父是也！今日下凡，降托楊秀清，來傳聖旨。」半年之後，天兄耶穌降臨到了他的密友蕭朝貴身上。
事後，洪秀全和馮雲山承認了天父天兄下凡的真實性。天父還獲得了一個別名：高佬（粵語，高個子的人）--也許是爲了讓信徒感覺親近。夢中受命的天父第二子和爲天父代言的第四子孰高孰低？這是危險的問題，但到南京之前他們沒必要也沒時間想得太多。
恰好在太平天囯建號兩年後，1853年3月，太平軍攻陷南京。29日，一切準備停當，天王坐著黃色的大轎子從水西門進入南京城。據說這頂轎子要由16個人 來抬。簇擁著轎子的人下令路人跪迎，且不許仰視。此外還有32位艶妝女官，紗帕蒙面，騎著馬跟在天王坐轎後面，一起進了兩江總督衙署。
現在，這座城市被改名天京，成爲天朝的都城。洪秀全開始布置將兩江總督衙署改建、擴建爲天王府。時人記載它「周圍十餘里」，比明清故宮大一倍多（太平軍失敗之後，建築所剩無幾，在此重建兩江總督衙署。民國時期，這裏又成爲孫帝象的臨時大總統府和蔣介石的總統府所在地）。宮殿門外掛著十餘丈黃綢，上面是每個直徑五尺的字：「大小衆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詔方准進，否則雪雲中。」（「雲中雪」指劍，「雪雲中」指問死罪）。
軍國大事一直是東王楊秀清主持--他制定了一路北伐、一路西征的戰略。北伐軍竟只用了5個月便兵臨天津城下，搞得咸豐帝坐臥不寧。天京方面，天王洪秀全深居不出，此時西王、南王已死，按規矩能瞻仰天顔的「兄弟」只有東王、北王、翼王等幾個人。天京城裏有人揣想，其實根本沒有洪秀全這個人，當初被大轎子抬進城的是個木偶。
原本洪秀全是可以「開科取天下士」了。令人意外的是，這年首次開考題目居然是「四海之內有東王」。年底，天父突然下凡怒責次子，並要他跪下受四十杖。北王等哭求開恩，並表示願代天王受杖，天父也不答應。直到天王趴下準備接受杖打，天父才饒過他。
但天父還是下凡不斷，而且脾氣越來越壞了。他經常責罰天王的親信韋昌輝和秦日綱。有時連洪秀全本人也要出宮迎接東王，跪接天父聖旨。1856年8月中，他 又一次降臨了。一向不離天王府的洪秀全被叫到了東王府。楊秀清向他轉告，天父認爲東王也應當被稱爲萬歲。洪秀全身邊沒有心腹將領，只好答應了，建議在兩個月後楊秀清生日宴時辦這場盛事。
半個月後，北王韋昌輝潛回天京，率兵突襲東王府。楊秀清沒有來得及躲進應付緊急狀況的「空墻」。他的頭被割下來掛在街心的木杆上。問題是城中還有許多東王部隊。他們得知天王已經頒下詔書，怒責韋昌輝和秦日綱大肆屠殺的罪過，判兩人接受處置叛徒的刑罰：五百大杖。東王部下被請來見證兩人受刑的過程。他們按規定把武器留在天王府外。等他們差不多到齊之後各扇門就一齊關上了。
翼王石達開奉命回到天京時，事情已經無可挽回了。他當面指責韋昌輝殺戮過甚，卻很快收到消息他也可能被暗殺，於是入城當晚又逃離了天京。韋昌輝和秦日綱殺了他的妻子和隨從，並派人去追捕他。石達開召集了數萬靖難之師直奔天京。於是，韋昌輝的人頭被送到了他的帳中。秦日綱也被處死。
12月，「翼王回京，合朝同舉他提理政務，衆人歡悅，主有不樂心，專用安、福兩王……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歡悅。」（李秀成供詞）安、福兩王是洪秀全的哥哥洪仁發、洪仁達。次年夏天，石達開帶著自己的部隊離開天京。在沿途張貼的布告中，他透露出了一些蛛絲馬迹：「……自謂此愚忠，定蒙聖君明。萬事有不然，詔旨降頻仍。重重生疑忌，一筆難盡陳……」
1856也許是太平天囯史上密度最大的一年。天朝的命運像南京城下的長江水，拐過一個高點後急轉直下。
紙面上的天朝「土改」
對天王來說，删改、批注《舊約》《新約》乃是至關重要的工作。經文中說道：「上帝無形、無聲、無味；通過凡身，我們看不到他的形體，聽不到他的聲音，感知不到他的存在。」他將其整段删除，因爲他見過上帝。另外，耶穌以「上帝長子」的身份進入了《舊約》。在某些段落，天王加入「大哥」、「小弟」之類的詞語加強家庭的親密感。此外他不能容忍不符合天朝道德綱領的文字。《出埃及記》中有一段是「人若引誘沒有受聘的處女，與她行淫，他總要交出聘禮，娶她爲妻。」這哪算是甚麼懲罰！他改成了「他犯了天條第七款（不好奸邪淫亂）。」這在天朝，是要殺頭的。
他常常能在《聖經》中得到啓示並作發揮。例如批注《馬太福音》這一條：「天囯是總天上地下而言。天上有天囯，地下有天囯。天上地下同是神父天囯，勿誤認單指天上天囯。」所以耶穌說「天囯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分明是告訴他，天父和天兄要下凡幫他開創地上天囯。
這地上的天囯應奉行何種制度呢？
從前創作《原道覺世訓》的時候，他參考的是儒家的理想模型，《禮記．禮運》中關於天下「大同」的舊說。現在他要自創新制度了。
1853年頒布的《天朝田畝制度》，告訴我們他是怎麼設計人間天囯的。其中至關重要的是怎麼處理土地問題。「分田」--這兩個字一直是最能挑動農民神經的。他的辦法是按人口來。一戶家庭，無論男女，人口多就分得多，人口少就分得少。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處不足則遷彼處，彼處不足則遷此處。凡天下田，豐荒相通，此處荒，則移彼豐處，以賑此荒處。務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
無人不飽暖自是值得追求的目標。但洪秀全的描繪十分簡略：凡天下樹墻下以桑，凡婦蠶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鶏、二母彘（猪），無失其時。
這段文字原型在《孟子》中：「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鶏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
洪秀全沒有提到吃肉。據說在天朝吃肉是從上往下嚴格管制的。天王每天能分到10斤，依次遞減到總制便只剩半斤，一般百姓更是連一口都吃不上。即使無人不飽暖，此飽暖彼飽暖，到底不是一回事。
問題在於，無處不均勻要怎麼實現？
金田起事之前，洪秀全沒有表示過否定私有財産的意思。但佔領永安之後他就下詔，「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寶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現在，他規定每二十五家設一個國庫。
凡當收成時，兩司馬督伍長，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餘則歸國庫。凡麥、豆、苧、麻、布、帛、鶏、犬各物及銀、錢亦然。
這麼做的理由是：「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處處平勻，人人飽暖矣。」也就是說，只要人人無私，自然就人人飽暖。基本生存需求以外，勞動成果納入聖庫，於是「無處不均勻」。不過國庫並非只入不出的。「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彌月喜事，俱用國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總要用之有節以備兵荒。」洪秀全還建議「兄弟姊妹」們：凡天下婚姻不論財。
此外，天朝體恤弱勢人群：鰥、寡、孤、獨、殘廢者，不但免除兵役，而且可以依靠國庫來生活。
如此追求「均勻」的集體生活，自然需要行政力量和社會組織的支持。洪秀全所反覆提到的「二十五家」，正是天朝最基本的社會組織細胞--「兩」。
兩的長官稱爲兩司馬。雖然只管著區區二十五戶人家，要處理的事務卻很繁雜。平時他多半會呆在禮拜堂--這也是每二十五家就有一個的公共設施。每戶人家的孩子日日都要到那裏去，跟著兩司馬讀聖書。等到了禮拜天，這二十五戶人家都要到禮拜堂去，「講聽道理，頌贊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
太平天囯的系統，原就是軍事、政治、社會一體化的。每戶人家抽一人爲伍卒。「有警則首領統之爲兵，殺敵捕賊；無事則首領督之爲農，耕田奉尚（爲避上帝諱用 「尚」代「上」）」。兩司馬要記錄納入國庫的錢谷數目，並將這個數字上報。農忙結束後，他還要帶著那二十五個伍卒，負責這二十五戶人家的陶、冶、木、石等工匠活。
此外，他還要賞善罰惡--力農者有賞，惰農者有罰；處理訴訟--有爭訟時，他負責聽其曲直。天朝每年有一次保舉，補充官員的空缺。保舉之法，就是從兩司馬推薦遵守天條王命以及致力務農者開始的。
天朝的官員，每3年升貶一次，以示公正。在升貶年，每級官員都要提出應當升貶的下屬，由上級核實。有些特別的是，洪秀全允許縣長官「監軍」對其上級州長官 「總制」保升奏貶。中央各級官員，從將軍以至丞相，都可以互相褒貶。濫保舉或濫奏貶則會受到懲罰。不過，上級這麼做是被削職貶爲平民；下級這麼做還要另外加罪。官員有大功勞或大奸惡，則不必受升貶年的限制。
天朝聽上去很理想的田畝制度沒能推行下去。一來「土改」從不容易，二來天朝不幸始終陷於戰事中，控制的區域時有變動。最重要的是，農民居然並不歡迎它。大約是在定都南京前後，還沒給農民分地，天朝就命令農民，除口糧之外，將其餘的糧食送到聖庫。結果是「究不能行」，只好讓農民按田畝的數目照舊交糧納稅。
至於那套從上到下的嚴密的組織系統，倒沒隨著天囯陷落湮滅無聞，未來將會改頭換面爲後世取法吸收。
百姓禁欲，王公多妻
天朝最好的制度，往往以「禁」字開頭：禁纏足、禁畜妾、禁娼妓、禁買賣奴婢、禁吸食鴉片。除了最後這一條，大多同女子的解放有關。有人甚至說天京那時就已經實現了男女平等。
既然都是天父的子女，又何須分高低、尊卑--「天下多男子，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天朝分田時不論男女。在皇宮內、女館中設女官，最高可以做到丞相一級，還有同男子平行的爵位。在教堂裏、大街上女子可以「抛頭露面」，參加禮拜和社交活動。挎刀躍馬、來去馳騁的太平軍女子，更是天京一景。連到此一遊的洋人也不免驚嘆，這是「洵世界得未曾見之奇觀」。
不過，權利的對等是以義務的相當作爲代價的。
太平軍初期輾轉於桂湘鄂，女子也不得不上陣作戰--「男將女將盡持刀，同心放膽同殺妖」。親歷太平軍攻取武漢一役的陳徽言對她們留下了如此印象：「紅綃抹額，著芒鞋，頗矯健」。等打到了南京城，清軍大營一直扎在城下。無論你是「老姊妹」或「新姊妹」，要麼去製造戰具，要麼去上城助守，情況緊急時還得同「兄弟」們並肩作戰。
最嚴厲的是打下南京前，軍中分男營女營，像隔離傳染病一樣禁止異性接觸，即便是夫妻，同宿即斬首。打下南京之後，婦女一律入「女館」。丈夫探望妻子，兒子問候母親時，只許在門口相隔數米作問答，聲音必須清亮，以免說私房話。男子如進入女館，無論軍民均要正法。
洪秀全有詩句解釋不讓男女見面的道理：「耳賤亂聽犯天條，心賤亂想最滔天。」他勉勵提高覺悟、改造審美以抵禦誘惑：「嬌娥美女嬌聲貴，因何似狗吠城邊？」但天王的內宮除了家中的女眷，還有女官和女侍從，總人數接近兩千人。
郭廷以先生認爲，洪秀全實行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有雙重理由，說得出口的是：先苦後甜是幹革命基本程序。私圖一時之樂並非真樂，急享眼前之福並非真福。在創業之初強調先國而後家、先公而後私並不太奇怪。說不出口的是：
第一、太平軍初期沒有根據地，必須携帶家眷同行。分置男營女營可以避免影響軍事行動。第二、定都南京後，婦女安置在女館裏，無形中成爲人質，等於控制了將士的母親妻子姊妹，使他們不敢背叛。第三、女館中的婦女又有點像是懸賞。等到天下平定，已婚者才得以團聚，未婚者才有機會婚配，功勞高的可以納妾，犯過錯的可以罰他晚婚。第四、女館也以軍法部署，婦女們從事勞作，所以也是一種集體生産組織方式。
太平天囯春官又正丞相丞相蒙得恩早看出這套辦法不能持久，要求不分男女行，洪秀全沒答應。可是人性到底強過制度。因爲天王不許夫妻團聚，天京的高級幹部紛紛私逃。到了1855年，天朝終於迎來家庭生活的回歸。
到太平天囯己未九年，洪秀全的族弟、干王洪仁玕秉政之後，天朝規定了婚姻制度。男女雙方由宗教官或主管官主婚，簽署婚約，發給結婚證書，稱爲「龍鳳合揮」。據說，其中有不少組織指定的包辦婚姻。
不過，天王並不主張在家庭中也實行男女平等。他在《幼學詩》中諄諄教導--「妻道在三從，無違爾夫主。牝鶏（母鶏）若司晨，自求家道苦。」他是一個愛拿動物打比方的詩人。
他認爲男女始終有別。「男理外事，內非所宜聞。女理內事，外非所宜聞。」所以，早在太平天囯三年時，他就下過詔書整肅後宮，宣稱「後宮爲治化之原，宮城爲風俗之本」。從今往後「外言永不准入，內言永不准出」。爲此他還定下了好幾條「永不准」和「斬不赦」。第一是對於天王的妻妾，統稱娘娘，永不准臣下提及她們的姓名以及位次，提到後宮姓名位次者斬不赦。爲避免看到娘娘的臉，臣下需要低頭垂眼，永不准抬頭偷看娘娘，否則斬不赦。臣下的話永不准傳入後宮，有敢傳入，傳遞人斬不赦，被傳話的臣下也斬不赦。
大約是在太平天囯辛酉十一年，洪秀全頒了一道詔書，事關「婚姻之規定」。他說天父造亞當、夏娃的時候，只不過一夫一妻，這是正確的。不過天父現在又說，一夫多妻也沒甚麼不可以。他獲得天父允准，增減臣下們妻子的數目。主要依據是官階高低，上多而下少，按等級遞減。
天王的兩個哥哥及干王、英王、忠王等人可以有6個妻子。數目不到的，應該補足，共迎他的壽辰。已經脫離天京的翼王也適用這個標準。此外高級官員可以三妻，中級官員只能二妻，低級官員和老百姓一樣，按亞當夏娃的規矩來。洪秀全甚至還給已經升天的3個王定下了指標，南王6個妻子，東王、西王規格最高，可以有 11個。
詔書沒有提到北王，也沒有提到天王適用甚麼標準。大概連上帝也覺得多子多孫有福，所以沒有限制這個次子旺盛的生命力吧。
洪秀全的長子洪天貴福後來說，金田起事時父親有十多個妻妾，一年之後從永安突圍時又增加到36個。而到天京陷落前，他已經有88位母后。在他八九歲時，父親就不准他再同母親姊妹見面了，反倒給他安排了4個妻子，「老天王做有十救詩給我讀，都是說這男女別開不准見面的道理。」（也許老天王擔心的是鬧出家醜）想念母親姊妹了，他就乘父親有事坐朝時偷偷去看她們。
真要追究起來，恐怕他也已經夠得上「斬不赦」了。
曾經聖子難爲人
早在太平天囯乙榮五年時，就有人褒貶洪秀全「所言則教人爲善，所行則窮凶極惡」，「但求濟事，雖未嘗不收效於一時，然滅亡必速。」是爲善還是行凶姑且不論，但似乎連年輕的咸豐帝也相信對方有某種天命在身。1853年他曾很沉不住氣地下令地方官將洪秀全、楊秀清、馮雲山、韋昌輝這些人的三代祖墳刨個底朝天，並明確指示要將墳後的「坐山後脈概行鑿斷」以破壞其風水。皇帝本人終究沒能看到天囯的陷落。1861年8月22日，他病死在熱河。洪秀全的命到底比他要硬。
然而，對洪秀全來說，壞消息也緊跟著好消息到了。半個月後，天朝丟失了長江上遊的最後一座重鎮安慶，天京自此失去屏障。次年5月，湘軍直抵南京城下。這已經是天京第3次被圍困了。與前兩次不同的是，這一次他們始終沒能解圍。
到1863年12月，天朝最可靠的將領忠王李秀成也絕望了。無糧、無兵、無援，無論如何努力也保不住天京城。他只好建議天王突圍而去。洪秀全的答覆是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天話」：
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天下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不用爾奏，政事不用爾理，爾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於爾。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妖者乎！
他一向愛用「天」字：天朝、天軍、天官、天民、天將、天兵。按李秀成的理解這其實是「恐人霸佔其國」。稱天將、天兵就只是天王一個人的兵。天朝的將領要是說漏了嘴提到「我隊之兵」，他便駡道：爾有奸心。這裏只有天軍、天官、天兵、天囯，哪有甚麼你隊之兵？「何人敢稱我兵者，五馬分屍。」
但干王洪仁玕1864年初去太湖一帶徵集糧草時，卻發現儘管他對各路天軍力陳迅速援助天京之至關重要，他們「爲恐少了糧草，多不願回應號召」。不久之後，官軍在南京周邊集結，以致他無法回到堂兄身邊。
據李秀成說，當時他告訴洪秀全「合城無食，男婦死者甚多」，並懇請天王降旨，「應何籌謀，以安衆心。」天王回答：「合城俱食咁露（甜露），可以養生。」並且下令，「取來做好，朕先食之。」
所謂「咁露」是他讀《出埃及記》的重要收穫。當年上帝曾把嗎哪撒在露水中，供給荒漠中的以色列子女四十年之久。所以1862年他就下令模仿以色列子民，每 年存放一定量的嗎哪以備不時之需。這會兒，他在宮中尋找食材，將百草之類製作一團，送出宮來，要滿朝文武和全城百姓也照著他的樣子來做。
那年4月，洪秀全病倒了。他寧肯吃咁露也不願服藥。5月30日，他下了一道詔書，說自己即將上天堂，到天父天兄那裏領取天兵保衛天京。兩天后他靜悄悄地「昇天」了--此前，他已經禁止天朝臣民提「死」字，而是要用「昇天」或「遷福」來表示。
天朝雖秘不發喪，天王駕崩的消息還是傳遍城內城外。5日後幼天王洪天貴福被臣子們扶上龍椅，拜了上帝，接受大家的朝賀。小時候他一直叫天貴，幾年前洪秀全給他加了個福字。
不過就像他自己說的，朝事都是干王管，兵權都是忠王管，下的詔旨，都是他們做現成了叫他寫。他這個天王其實無事可做。此時天京城內已經斷糧，滿城文武無計可施，軍中更是人心浮動。大家似乎都在等著塵埃落定的時刻。
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囯歷史上最爲漫長的一天。
清軍引爆了城墻下所挖地道中的炸藥。太平門那一段的城墻被炸塌了六七十米，浙江巡撫曾國荃所部從缺口搶攻入城。正午到黃昏，不過半日，天京易主。
忠王李秀成帶著幼主轉了幾個城門都沖不出去，只好在夜裏僞裝官兵，從被清軍炸開的那個缺口出逃。他把自己的戰馬讓給洪天貴福，結果所騎的劣馬中途倒下。因爲後有追兵，其他人顧不上扶他，一路疾馳而去。
7月22日，李秀成被清軍捕獲。曾國藩從安慶趕赴南京，命人會審忠王，並讓李秀成寫自供書。9天之後，自供書寫成。或許是怕夜長夢多，曾國藩沒有遵行朝廷將李秀成解送到北京的命令，而將他「就地正法」了。
李秀成在供詞中，總結了天朝的「十誤」，與洪秀全相關的有7條：東王、北王兩家相殺；翼王與主不和，君臣相猜；主不信外臣，用其長兄次兄爲輔；主不問政事；封王太多；國不用賢才；立政無章。在供詞最後，李秀成一再提醒曾國藩要「買炮」：「今天朝之事此（已）定，不甚費力，要防鬼反爲先……欲與洋鬼爭 衡，務先買大炮早備爲先，與其有爭是定。」
曾國藩對這份供詞做了增删，其中一處是關於天王死因的，李秀成原文寫病死。他删去相關文字，改爲「因九帥之兵處處地道近城，天王斯時焦急，日日煩躁，即以五月二十七日服毒而亡」。此前他已向朝廷報告洪秀全服毒而死，不改則有欺君之憂，而且這一改還能替他兄弟（打南京的主將是其九弟曾國荃）長長臉。供詞中有一句是李秀成轉述天王口諭：「朕之天兵多過於水，何懼曾者乎？」他自己補了個「妖」字上去。
曾國藩還得到了一個好消息。一名黃姓宮女向官軍告發了洪秀全的藏屍處。遵循生前所信的宗教，屍體沒有用棺木收殮，而是用綉著龍的黃緞包裹住全身。打開來的時候，這位「長毛」領袖的頭上已經寸髮不存，鬍子倒是還在，已經斑白了。
10月25日，在江西的一處荒谷中，洪天貴福被遊擊周家良，知縣謝蘭階、陳寶箴（陳寅恪祖父）搜獲，並寫下了自供詞。在供詞最後，他不無誠懇表示：「那打江山的事，都是老天王做的，與我無干。」他覺得廣東不是好地方，不想回去了，只想跟到湖南去好好讀書，考個秀才的功名。
不過，審判他的人可不敢再冒一次險了。1864年11月18日，太平天囯第二任天王、14歲的洪天貴福被淩遲。這正是他父親第一次去參加科考的年紀。他的兩個兄弟在從天京突圍的混亂中掉了隊，早已與城內的十多萬人一同被屠。5天之後，干王洪仁玕在南昌也被淩遲。
民間有傳言說，干王和忠王各有一個兒子逃出生天。有人甚至說，連洪天貴福那兩個弟弟也活了下來。這只能是一廂情願的懸想了。
1866年2月，太平軍最後的殘部也被官方肅清，地點恰好在洪家祖居的嘉應州。9個月後，一個名叫孫帝象的孩子在廣東香山縣出生。據說，他13歲時聽村裏的太平軍老兵講洪楊故事後，便立志要做洪秀全第二。多年之後，他有了一個爲我們所熟知的名字：孫帝象。
「因一時一地的饑荒而激動變亂，要想乘機擴大延長，勢必採用一種流動的恐怖政策，裹脅良民，使他們無産可依，只有追隨著變亂的勢力；這便是所謂『流寇』。 這一種變亂，騷擾區域愈大，虐殺愈烈，則裹脅愈多。」「饑荒可以促動農民，卻不能把農民組織起來，要臨時組織農民，便常賴於宗教。」
參考資料：
錢穆《國史大綱》
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囯》
郭廷以《太平天囯史事日誌》
簡又文《太平天囯全史》
羅爾綱《太平天囯史綱》《增補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史景遷《太平天囯》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潘旭瀾《太平雜說》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豐皇帝奕詝》
李劍農《中國近百年政治史》
2014年10月28日 星期二
wiki 太平天囯と日本
太平天囯のことは清国の商船及び朝鮮から対馬藩を通じて幕末の日本に伝えられた。当初太平天囯はキリスト教が土着化して発生した反乱とは見られておらず、明朝の後裔が起こした再興運動だと日本人は思っていたようだ。つまり今風に言えば満洲人支配に反抗する漢民族という図式の民族紛争と捉えていたことになる。これは「滅満興漢」というスローガンが強調されたこと、 辮髪を 落としていたことが原因であろう。清朝では「頭を留めるものは髪を留めず、髪を留めるものは頭を留めず」といわれるように、辮髪の有無がその支配を受容し たか否かの基準となっていたからだ。また農民など低階層が乱の主体であったという認識も希薄であった。この事は1854年前後に太平天囯の乱をモデルにし たとみられる中国大陸を舞台とした明朝復興物語が講談・小説の形式で複数出版されている事からも分かる。
しかし『満清紀事』・『粤匪大略』といった書物が日本にもたらされると、知識人層の太平天囯に対し好意的な評価は一変した。洪秀全が明朝の後裔ではないこと、キリスト教を信仰していることが伝わったためである。特に前者は朱子学的な大義名分論と正統論の点で嫌悪感を与え、後者は島原の乱を想起させ、幕末の世論に影響を与えた。太平天囯への嫌悪感は、実際に乱を見聞した人々にも継承されていた。1859年にはイギリス領事（後の公使）オールコックから江戸幕府に対して、軍用馬の3千頭をイギリス軍へ売却してくれる様に要請があった。幕府も国内の軍事的需要を理由に当初は躊躇したものの、英仏両軍に1千頭ずつ売却する事に応じて翌年夏までに実施された（この前後の日本の輸出品の中には主力品である生糸や茶の他にイギリス・フランス軍のために用いられたと思われる雑穀や油などの生活必需品の輸出記録が目立っている）。更に太平天囯の末期にあたる1862年6月2日、幕府の御用船千歳丸というイギリスから買い取った船が上海に到着した。交易が表面上の理由であったが、清朝の情報収集が本当の任務だった。江戸幕府は、清朝の動乱や欧米列強のアジアでのあり方に深い関心を寄せていたのである。乗船していたのは、各藩の俊秀が中心で薩摩藩の五代友厚や長州藩の高杉晋作らがいた。乗船していた藩士の日記には太平天囯について「惟邪教を以て愚民を惑溺し」、「乱暴狼藉をなすのみ」という表現がならぶ。
また、日本国内においては海防の充実と国内改革による民心の安定化を求める論議が急速に高まる一因となった。早くも吉田松陰が「（奈良時代の）天平勝宝年間に唐の安史の乱に際して当時の朝廷が大宰府に非常態勢を布いて以来」の危機である事を著書の『清国咸豊乱記』で指摘している。こうした主張は薩摩藩の湯藤龍棟や古河藩の鷹見泉石らも同様の意見を相次いで唱えた。
ただ辛亥革命前後から、太平天囯への評価は再び持ち直したようだ。これは中国本土でも同様であった。革命の立役者孫文が太平天囯に深く傾倒していたことや、キリスト教信仰が明治維新以後解禁されたことから抵抗感が薄れたためであろう。洪秀全たちは長崎から亡命した大塩平八郎が名を変えたもので、その後太平天囯の乱を起こしたのだ、という珍説まで一時流布した。
太平天囯と日本との逸話は、世界恐慌時代にもあった。洪秀全の郷里広州花県に、1930年代（年不確定）に日本軍から洪秀全の子孫だという兵士が二人訪れたという話がかの地に伝えられている。これは日本軍の宣撫工作であったと思われる。
また、中国の王暁秋や日本の広沢吉平らは、欧米列強が清と同様に開国したばかりの日本でも太平天囯の乱と同様の民衆反乱を誘発する事への危惧から、明治維新前後の日本国内の戦乱に対して直接的な軍事介入を行うことなく、結果的には列強が日本を植民地化する機会を逸したとする説を唱えている。
太平天囯の史料について
日本語訳されたものを挙げる。
• 『清末民国初政治評論集』 西順蔵・島田虔次編、平凡社「中国古典文学大系.58」、1971
o 『原道覚世訓』『天朝田畝制度』等七編を収める。
• 『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第一冊、西順蔵編、岩波書店、1976
o 『原道救世歌』や『原道醒世訓』、外交文書等複数。
• 『中国政治論集』 宮崎市定編訳、中公文庫、1990／中公クラシックス、2009
o 『李忠王自伝』と、曽国藩『金陵克復摺』を収める。
《清稗類鈔．考試類．粵寇以考試殺諸生》
咸豐時，粵寇所開某科，詩題為「四海之內皆東土」。有諸生鄭之僑者，作詩痛詆之，起句云：「四海皆清土，安容鼠輩狂。人皆思北闕，世忽有東王。」秀清大怒，支解之。又諸生夏宗銑者，被脅就試，終卷有罵詈語，亦被磔。
2014年10月17日 星期五
丁英順、國暉：試論洪仁玕的鐵路思想
中國近代鐵路事業起步較晚， 發展緩慢。學者李國祁將清代的鐵路事業，大致分為三個時期，「甲午戰爭前，是試辦鐵路時期， 也是李鴻章鐵路國防政策時期。甲午戰爭後至日俄戰爭， 是列強攫奪中國路權時期，也是張之洞、盛宣懷大舉興辦時期。日俄戰爭後是中國收迴路權運動時期， 也是所謂民營時期。」①筆者竊以為在甲午戰爭前的試辦鐵路時期，又可分為兩個階段。以1874年李鴻章遞呈枟籌議海防折枠明確提出修建鐵路的主張為分界，前一階段實為西方鐵路知識的傳入和思想準備階段， 後一階段才是中國真正試辦鐵路的開創時期。在後一階段中， 作為中國近代鐵路建設事業的開創者，李鴻章是「清廷上層高級官員中力倡修造鐵路的第一人」②，但在前一階段， 作為其階級敵人的洪仁玕卻是在思想上主張修建鐵路的中國第一人。文章就洪仁玕的鐵路思想作一梳理， 探討其在中國鐵路史上的不可抹滅的地位， 不足之處， 敬請匡正。
洪仁玕出生於廣東客家族， 長大後求學於上海、廣州等地， 並在香港生活幾年。豐富的閱歷使他較為容易地熟悉並接受了西方先進文明， 而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囯運動又將他推上了歷史最前沿。返回天京後，洪仁玕總領朝政。針對天囯朝政混亂， 民風不靖的複雜局面，他不再局限於洪秀全的上帝宗教思想， 大力提倡「新民德」建設，重視以鐵路為代表的西方工業文明。這些寶貴思想主要集中在枟資政新篇枠這部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化綱領中。總體來看， 洪仁玕的鐵路思想主要有以下幾方面構成：
（一） 關於鐵路的現實價值
洪仁玕反對傳統觀點中對西方發明「奇技淫巧」、「雕蟲小技」的蔑視。在他看來，「火船、火車、鐘錶、電火表⋯⋯等物」，「有奪造化之巧，足以廣闊見之精， 此正正堂堂之技」③，所以要當作「中寶」 一樣珍惜。「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輪車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雖三四千里之途， 亦可朝發夕至」③，而在以後的中國， 無論是平寇禦敵，還是運貨載客， 鐵路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他還認識到俄羅斯邦之所以聲威日著， 就是由於「遣其長子偽裝凡民到佛蘭西學習邦法， 火船技藝」③，日本和美國亦是如此。
（二） 關於鐵路的時代意義
洪仁玕不僅認識到鐵路火車的實用價值， 更將其上升到近代文明的高度。在「用人察失類之禁朋黨之弊」中， 洪仁玕講到「倘至兵強國富， 俗厚風淳之日又有朝發夕至之火船火車⋯⋯縱有一切詭弊， 難逃太陽之照矣。」③。由此可見， 洪仁玕想要創造的新天新地新世界是必須有鐵路火車的， 而鐵路火車對近代文明的意義是不名而喻的。他深刻認識到交通乃全國之脈絡， 如果能夠建設完善， 一則「國家戰守、緝捕， 皆不數日成功」； 二則「要隘可以除患， 兇旱水溢可以救荒」；三則「國內可保無虞， 外國可通和好」③。
從洪仁玕對鐵路火車的價值和意義的論述， 可以看出他對鐵路火車的功能有了清晰地認識， 可以簡單概括為利商、便運、調兵、富國等。後來薛福成就將鐵路的作用高度概括為16個字：「遐者可邇，滯者可通， 費者可省， 散者可聚」④。由此可見，當時的洪仁玕對鐵路作用認識的深刻， 他已充分認識到鐵路既是國家富強或綜合實力的象徵，又是國家實現富強的現實手段。
（三） 關於近代鐵路的規劃與建設
儘管洪仁玕對鐵路火車的價值與意義認識很透徹， 但在如何規劃與建設方面卻沒有作出具體深入的探討。從其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措施中我們仍能總結出幾點。
（1） 保護私有財產， 鼓勵私人投資開礦。
他認為地下礦藏「雖公共之物， 究係枕近者之福」，鼓勵富民把資財轉化為產業資本。在採礦工業方面， 規定「總領獲十分之二， 國庫獲十分之二，採者獲十分之六」③。事實也證明， 近代鐵路事業與工礦事業是緊密相聯繫的，唐廷樞曾說道：「開煤必須築鐵路，築鐵路必須採鐵。煤與鐵相為表裡， 自應一齊舉辦。」⑤
（2）「興銀行」， 發紙幣。
他說「有百萬家財者，先將家資契式禀報入庫， 然後準頒一百五十萬銀紙」， 他不僅鼓勵私人向銀行存款， 還提倡私人開設銀行，「或三四富民共請立， 或一人請立， 均無不可也」③。我們知道近代鐵路事業作為國家的重大工程， 耗資何止千萬， 除動用官款， 紳商集資
外，就只有向實力雄厚的銀行借款。倘使近代中國本土銀行業發達， 鐵路的修建就不會較多的受制於外了。
（3） 保護專利， 科學管理。
洪仁玕寫道：「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輪車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 准自專其利， 限制他人仿做。若彼願公於世， 亦禀準遵行免生別弊。」③。就這點而言， 一方面主張保護科技專利， 另一方面也有國人自辦火車鐵路的意思，不可更多假手外人。這與李鴻章後來籌辦鐵路所主張的權自我操、自主興辦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
以上幾點基本上構成了洪仁玕的鐵路思想的脈絡，可貴的是，除興辦火車鐵路外，在水路方面，洪仁玕還要「興舟楫之利⋯⋯茲有火船氣船一日夜能行兩千餘里⋯⋯」③在公路方面，「於二十一省通貳十一條大路」、「通省者闊三丈，通郡者闊二丈五尺， 通縣及市鎮者闊二丈，通大鄉村者闊丈餘。 」③這樣就完整地勾畫出了一幅發展近代鐵路、水路、公路交通的藍圖。對於這份執政綱領，洪秀全逐條批閱， 欣然批示：「此策是也」，對於中國興築鐵路的第一個計劃， 給予完全肯定。
二
新時代的今天，經濟規劃的首要構想就是「若要富， 先修路」，而百年前的洪仁玕即知此理。他提出的經濟主張中， 修築鐵路和公路排在最前；緊隨其後的是疏濬河道， 製造輪船。發展資本主義的其他措施， 包括政治、文化、社會風氣等方案一律放在經濟主張之後。由此可見， 洪仁玕對交通運輸業在社會生產和生活方面的重要作用的認識水平是相當高的。他想藉此打破中國傳統自然經濟的封閉性、孤立性、分散性。難怪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看到《資政新篇》》後， 也不得不承認：「其中所言， 頗有見識⋯⋯法法類， 皆是效法西人所為， 其欽折外洋， 殆為心悅誠服， 而於夷情最諳練 」⑥。
然而， 洪仁玕的鐵路知識只是源於其在香港、上海等地遊歷時的聽聞。由於沒有親眼目睹火車鐵路，洪仁玕的鐵路思想必然有著很多的不足之處。這在其論述中，可以看出一二。如他認為「有能造如外邦火輪車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③，這實在是誇大之詞，1825年，喬治．史提芬遜（George Stephenson，1781-1848）製成的蒸汽機車，每小時也就行駛24公里，到1859年即使提速到50公里，一日夜也只能行兩千多里。同時洪仁玕對近代世界鐵路的認識也並不完整，思考也不曾深入， 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鐵路的建設， 它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方面的問題， 實踐起來會面臨： 啟動鐵路建設的時機問題、啟動鐵路建設的戰略或策略問題、啟動鐵路建設的動力問題、鐵路建設的利弊問題、以及如何建設鐵路的問題。而關於如何建設鐵路的問題， 又包括由何人建、從何處建、具體怎麼建（籌款、購料、人才、勘地與徵地、制度管理等環節），鐵路建好後，還有鐵路經營問題。」⑦同時近代中國的鐵路與民族危機相伴隨，鐵路問題不純粹是經濟技術問題，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建設鐵路的艱鉅性與復雜性是不可言喻的，洪仁玕在其書中都沒有深入地探究。但客觀地說，洪仁玕這些認識上的缺陷與他所處的鐵路知識傳入的初期階段是相吻合的， 對其過高的要求也是是不切實際的。
鐵路史大家曾鯤化曾言：「在清咸同之際， 雖有一二先覺， 偶談洋務，然論政則以開闢商埠為先（如咸豐十二年冬特設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 專辦交涉是）； 講學則以攻洋船洋砲為急速如魏源之《海國圖誌》及金陵格致書院所出各叢書是， 未有遠矚。 」⑧只是曾老認為「夫鐵路者，唯李則首倡之」，這實在有些偏頗。且不說李鴻章直到1874年才向清廷上奏了「清廷中第一份要求在中國建築鐵路的有分量的奏摺」② ，比洪仁玕足足晚了13年，更應該要注意的是，在60年代李鴻章是反對修鐵路的。早在1863年7 月20日， 上海洋商致禀李鴻章就要求承築蘇滬鐵路， 當時他「力持定見，多方禁阻」⑨，斷然拒絕。至1868年修約交涉時，李仍然認為鐵路「費煩事巨，變易山川」⑨。李這時拒絕修建鐵路，固然有維護國家利益的考慮，但更多的還是沒有意識到鐵路對國家富強的重要性。即使在洪仁玕之後的十多年裡，李鴻章逐漸轉變他的看法，在洋務運動前期為求軍事「自強」，也只是單從軍事角度來考慮修建鐵路，強調：「用兵之道， 必以神速為貴。是以泰西各國，於講求槍砲之外， 水路則有快輪船，陸路則有火輪車」⑩，雖於當時有實際意義， 此時卻看不出鐵路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
三
鑑於此， 筆者更傾向於「夫鐵路者， 唯洪則首倡之」⑪。或許相較於太平天囯的洪天巨業， 洪仁玕的鐵路設想只是曇花一現；或者相較於李鴻章後來的鐵路建設事業，洪仁玕的鐵路思想只是紙上談兵，沒有現實意義，但他卻指出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方向，以後的歷史年輪不正是按照洪的構想在運轉嗎？在以後的中國鐵路建設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的過程，但是，來自中外不同勢力基於不同目的的要求以及國內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傑出人物所表現出來的對鐵路的強烈興趣和嚮往，都足以表明在中國建築鐵路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洪仁玕的鐵路思想必將在中國歷史的歷史長河中留下濃重的筆跡。正如後人對其評價說：「在中國近代史上，洪仁玕應該佔有一席地位；在中國近代經濟史和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洪仁玕應該佔有一席之地； 在中國鐵路史上，洪仁玕應該佔有一席更加突出的重要地位。否認洪仁玕在中國鐵路史上首倡者的歷史功績，就是否認歷史事實本身。」⑫
① 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2月。
② 經盛鴻《詹天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P.64
③ 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囯（第２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26、533、531、525、533、534、533、532、533、533、533
④ 薛福成：〈創開中國鐵路議〉，《丁鳳麟．薛福成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P.108
⑤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P.617
⑥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南京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太平天囯史料叢編簡輯（三）》。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P.168
⑦ 朱從兵：《李鴻章與中國鐵路--中國近代鐵路建設事業的艱難起步》。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年，P.386
⑧ 曾鯤化：《中國鐵路史（一）》。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台灣：文海出版社，1966年，P.42
⑨ 宓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1册） 。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P.5、20
⑩ 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奏議九）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P.158
⑪ 晏瑪太：《太平軍紀事》。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囯（第6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年，P.925
⑫ 王哲時：《洪仁玕在中國鐵路史上的地位》。鐵道部檔案史誌中心：《中國鐵路歷史鉤沉》北京：紅旗出版社，2002年，P.77
洪仁玕出生於廣東客家族， 長大後求學於上海、廣州等地， 並在香港生活幾年。豐富的閱歷使他較為容易地熟悉並接受了西方先進文明， 而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囯運動又將他推上了歷史最前沿。返回天京後，洪仁玕總領朝政。針對天囯朝政混亂， 民風不靖的複雜局面，他不再局限於洪秀全的上帝宗教思想， 大力提倡「新民德」建設，重視以鐵路為代表的西方工業文明。這些寶貴思想主要集中在枟資政新篇枠這部資本主義性質的近代化綱領中。總體來看， 洪仁玕的鐵路思想主要有以下幾方面構成：
（一） 關於鐵路的現實價值
洪仁玕反對傳統觀點中對西方發明「奇技淫巧」、「雕蟲小技」的蔑視。在他看來，「火船、火車、鐘錶、電火表⋯⋯等物」，「有奪造化之巧，足以廣闊見之精， 此正正堂堂之技」③，所以要當作「中寶」 一樣珍惜。「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輪車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雖三四千里之途， 亦可朝發夕至」③，而在以後的中國， 無論是平寇禦敵，還是運貨載客， 鐵路都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他還認識到俄羅斯邦之所以聲威日著， 就是由於「遣其長子偽裝凡民到佛蘭西學習邦法， 火船技藝」③，日本和美國亦是如此。
（二） 關於鐵路的時代意義
洪仁玕不僅認識到鐵路火車的實用價值， 更將其上升到近代文明的高度。在「用人察失類之禁朋黨之弊」中， 洪仁玕講到「倘至兵強國富， 俗厚風淳之日又有朝發夕至之火船火車⋯⋯縱有一切詭弊， 難逃太陽之照矣。」③。由此可見， 洪仁玕想要創造的新天新地新世界是必須有鐵路火車的， 而鐵路火車對近代文明的意義是不名而喻的。他深刻認識到交通乃全國之脈絡， 如果能夠建設完善， 一則「國家戰守、緝捕， 皆不數日成功」； 二則「要隘可以除患， 兇旱水溢可以救荒」；三則「國內可保無虞， 外國可通和好」③。
從洪仁玕對鐵路火車的價值和意義的論述， 可以看出他對鐵路火車的功能有了清晰地認識， 可以簡單概括為利商、便運、調兵、富國等。後來薛福成就將鐵路的作用高度概括為16個字：「遐者可邇，滯者可通， 費者可省， 散者可聚」④。由此可見，當時的洪仁玕對鐵路作用認識的深刻， 他已充分認識到鐵路既是國家富強或綜合實力的象徵，又是國家實現富強的現實手段。
（三） 關於近代鐵路的規劃與建設
儘管洪仁玕對鐵路火車的價值與意義認識很透徹， 但在如何規劃與建設方面卻沒有作出具體深入的探討。從其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措施中我們仍能總結出幾點。
（1） 保護私有財產， 鼓勵私人投資開礦。
他認為地下礦藏「雖公共之物， 究係枕近者之福」，鼓勵富民把資財轉化為產業資本。在採礦工業方面， 規定「總領獲十分之二， 國庫獲十分之二，採者獲十分之六」③。事實也證明， 近代鐵路事業與工礦事業是緊密相聯繫的，唐廷樞曾說道：「開煤必須築鐵路，築鐵路必須採鐵。煤與鐵相為表裡， 自應一齊舉辦。」⑤
（2）「興銀行」， 發紙幣。
他說「有百萬家財者，先將家資契式禀報入庫， 然後準頒一百五十萬銀紙」， 他不僅鼓勵私人向銀行存款， 還提倡私人開設銀行，「或三四富民共請立， 或一人請立， 均無不可也」③。我們知道近代鐵路事業作為國家的重大工程， 耗資何止千萬， 除動用官款， 紳商集資
外，就只有向實力雄厚的銀行借款。倘使近代中國本土銀行業發達， 鐵路的修建就不會較多的受制於外了。
（3） 保護專利， 科學管理。
洪仁玕寫道：「倘有能造如外邦火輪車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 准自專其利， 限制他人仿做。若彼願公於世， 亦禀準遵行免生別弊。」③。就這點而言， 一方面主張保護科技專利， 另一方面也有國人自辦火車鐵路的意思，不可更多假手外人。這與李鴻章後來籌辦鐵路所主張的權自我操、自主興辦的思想是不謀而合的。
以上幾點基本上構成了洪仁玕的鐵路思想的脈絡，可貴的是，除興辦火車鐵路外，在水路方面，洪仁玕還要「興舟楫之利⋯⋯茲有火船氣船一日夜能行兩千餘里⋯⋯」③在公路方面，「於二十一省通貳十一條大路」、「通省者闊三丈，通郡者闊二丈五尺， 通縣及市鎮者闊二丈，通大鄉村者闊丈餘。 」③這樣就完整地勾畫出了一幅發展近代鐵路、水路、公路交通的藍圖。對於這份執政綱領，洪秀全逐條批閱， 欣然批示：「此策是也」，對於中國興築鐵路的第一個計劃， 給予完全肯定。
二
新時代的今天，經濟規劃的首要構想就是「若要富， 先修路」，而百年前的洪仁玕即知此理。他提出的經濟主張中， 修築鐵路和公路排在最前；緊隨其後的是疏濬河道， 製造輪船。發展資本主義的其他措施， 包括政治、文化、社會風氣等方案一律放在經濟主張之後。由此可見， 洪仁玕對交通運輸業在社會生產和生活方面的重要作用的認識水平是相當高的。他想藉此打破中國傳統自然經濟的封閉性、孤立性、分散性。難怪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看到《資政新篇》》後， 也不得不承認：「其中所言， 頗有見識⋯⋯法法類， 皆是效法西人所為， 其欽折外洋， 殆為心悅誠服， 而於夷情最諳練 」⑥。
然而， 洪仁玕的鐵路知識只是源於其在香港、上海等地遊歷時的聽聞。由於沒有親眼目睹火車鐵路，洪仁玕的鐵路思想必然有著很多的不足之處。這在其論述中，可以看出一二。如他認為「有能造如外邦火輪車一日夜能行七八千里者」③，這實在是誇大之詞，1825年，喬治．史提芬遜（George Stephenson，1781-1848）製成的蒸汽機車，每小時也就行駛24公里，到1859年即使提速到50公里，一日夜也只能行兩千多里。同時洪仁玕對近代世界鐵路的認識也並不完整，思考也不曾深入， 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鐵路的建設， 它涉及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方面的問題， 實踐起來會面臨： 啟動鐵路建設的時機問題、啟動鐵路建設的戰略或策略問題、啟動鐵路建設的動力問題、鐵路建設的利弊問題、以及如何建設鐵路的問題。而關於如何建設鐵路的問題， 又包括由何人建、從何處建、具體怎麼建（籌款、購料、人才、勘地與徵地、制度管理等環節），鐵路建好後，還有鐵路經營問題。」⑦同時近代中國的鐵路與民族危機相伴隨，鐵路問題不純粹是經濟技術問題，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之下，建設鐵路的艱鉅性與復雜性是不可言喻的，洪仁玕在其書中都沒有深入地探究。但客觀地說，洪仁玕這些認識上的缺陷與他所處的鐵路知識傳入的初期階段是相吻合的， 對其過高的要求也是是不切實際的。
鐵路史大家曾鯤化曾言：「在清咸同之際， 雖有一二先覺， 偶談洋務，然論政則以開闢商埠為先（如咸豐十二年冬特設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 專辦交涉是）； 講學則以攻洋船洋砲為急速如魏源之《海國圖誌》及金陵格致書院所出各叢書是， 未有遠矚。 」⑧只是曾老認為「夫鐵路者，唯李則首倡之」，這實在有些偏頗。且不說李鴻章直到1874年才向清廷上奏了「清廷中第一份要求在中國建築鐵路的有分量的奏摺」② ，比洪仁玕足足晚了13年，更應該要注意的是，在60年代李鴻章是反對修鐵路的。早在1863年7 月20日， 上海洋商致禀李鴻章就要求承築蘇滬鐵路， 當時他「力持定見，多方禁阻」⑨，斷然拒絕。至1868年修約交涉時，李仍然認為鐵路「費煩事巨，變易山川」⑨。李這時拒絕修建鐵路，固然有維護國家利益的考慮，但更多的還是沒有意識到鐵路對國家富強的重要性。即使在洪仁玕之後的十多年裡，李鴻章逐漸轉變他的看法，在洋務運動前期為求軍事「自強」，也只是單從軍事角度來考慮修建鐵路，強調：「用兵之道， 必以神速為貴。是以泰西各國，於講求槍砲之外， 水路則有快輪船，陸路則有火輪車」⑩，雖於當時有實際意義， 此時卻看不出鐵路對近代中國的深遠影響。
三
鑑於此， 筆者更傾向於「夫鐵路者， 唯洪則首倡之」⑪。或許相較於太平天囯的洪天巨業， 洪仁玕的鐵路設想只是曇花一現；或者相較於李鴻章後來的鐵路建設事業，洪仁玕的鐵路思想只是紙上談兵，沒有現實意義，但他卻指出了中國經濟現代化的方向，以後的歷史年輪不正是按照洪的構想在運轉嗎？在以後的中國鐵路建設經歷了一個艱難曲折的的過程，但是，來自中外不同勢力基於不同目的的要求以及國內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傑出人物所表現出來的對鐵路的強烈興趣和嚮往，都足以表明在中國建築鐵路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洪仁玕的鐵路思想必將在中國歷史的歷史長河中留下濃重的筆跡。正如後人對其評價說：「在中國近代史上，洪仁玕應該佔有一席地位；在中國近代經濟史和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上，洪仁玕應該佔有一席之地； 在中國鐵路史上，洪仁玕應該佔有一席更加突出的重要地位。否認洪仁玕在中國鐵路史上首倡者的歷史功績，就是否認歷史事實本身。」⑫
① 李國祁：《中國早期的鐵路經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2月。
② 經盛鴻《詹天佑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P.64
③ 中國史學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囯（第２ 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526、533、531、525、533、534、533、532、533、533、533
④ 薛福成：〈創開中國鐵路議〉，《丁鳳麟．薛福成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P.108
⑤ 孫毓棠：《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一輯：1840-1895）（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P.617
⑥ 趙烈文：《能靜居日記》。南京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太平天囯史料叢編簡輯（三）》。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P.168
⑦ 朱從兵：《李鴻章與中國鐵路--中國近代鐵路建設事業的艱難起步》。北京：群言出版社，2006年，P.386
⑧ 曾鯤化：《中國鐵路史（一）》。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台灣：文海出版社，1966年，P.42
⑨ 宓汝成：《中國近代鐵路史資料（第1册） 。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P.5、20
⑩ 顧廷龍、戴逸：《李鴻章全集（奏議九）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P.158
⑪ 晏瑪太：《太平軍紀事》。中國史學會主編．太平天囯（第6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年，P.925
⑫ 王哲時：《洪仁玕在中國鐵路史上的地位》。鐵道部檔案史誌中心：《中國鐵路歷史鉤沉》北京：紅旗出版社，2002年，P.77
2014年10月15日 星期三
楊秀清職爵銜考釋
賓長初
楊秀清從1851年3月擔任中軍主將開始，屢得加官進爵，直到天京內訌以後數年仍不斷被追封頭銜，頭銜字數最多時達41字。楊秀清的職爵銜在不同時期的演變，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太平天囯歷史的發展變遷。
一
從金田起義到定都天京，楊秀清先後任中軍主將、左輔正軍師，並進封東王。
1851年金田起義後，太平軍移師武宣東鄉，洪秀全稱天王，建立五軍主將制，楊秀清擔任中軍主將。同年七月十九日，洪秀全在茶地發布移營詔，號召「各軍各營眾兵將，放膽歡喜踴躍，同頂天父天兄綱常」，並對移營的組織與行動作了具體安排。其中中軍主將楊秀清「統土一總制，中一軍帥，中二軍帥及前選侍衛二十名護中」，一切行營坐營鋪排，宜聽楊秀清將令（注：《行營鋪排詔》 ，見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32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太平天囯軍師制醞釀較早。戊申年（1848）九月間，洪秀全與蕭朝貴在鵬隘山就開始討論起義後誰可以當軍師的問題。蕭朝貴以天兄下凡的名義指出：「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俱是軍師也。」（注：王慶成：《重校〈天兄聖旨〉、〈天父聖旨〉（上）》，見《近代史資料》總八十九號，第14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但是，楊秀清甚麼時候擔任左輔正軍師，史料無明確記載，上引洪秀全《行營鋪排詔》只提五軍中將，並無軍師。同年八月十六日清廷文書便有「偽軍師楊秀青（清）遍貼偽示，編造妖言，脅逼愚民，實堪痛恨」的記載（注：《清文宗實錄》卷四○，咸豐元年八月庚午諭）。可見，楊秀清等稱軍師，當在茶地移營之後不久。
太平軍攻佔永安城不久，洪秀全便發布封王詔令：「前此左輔、右弼、前導、後護各軍師，朕命稱為王爺……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為東王，管制東方各囯……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注：《永安封五王詔》，見《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35頁）
在太平天囯初期，自從楊秀清任左輔正軍師、被封為東王后，中軍主將的職銜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但這並不意味著廢除了五軍主將制，楊、馮、蕭、韋升任軍師後，石達開仍任左軍主將。在壬子二年（1852）十月《獻天曆本章》時，石達開署銜「左軍主將翼王」（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囯》（以下簡稱《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171頁，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年版）而楊秀清則以「左輔正軍師東王」的名義發布誥諭。
這裡需要對楊秀清在定都天京之前是否使用「禾乃師贖病主」這一宗教頭銜的問題進行辨析。在向南京進軍的途中，太平軍以楊秀清、蕭朝貴的名義發布了《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救一切天生天養中囯人民諭》，並以楊、蕭、馮、韋、石五王的名義給洪秀全上了《獻天曆本章》。《太平天囯叢刊》和《太平天囯文書彙編》都收了這四份材料，楊秀清的署銜均是「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注：楊、蕭合署的三篇檄文，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159-167頁和《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107-111頁；《獻天曆本章》，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159頁和《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165頁）這能否說明楊秀清在太平天囯定都天京前已擁有了「禾乃師贖病主」的頭銜？回答是否定的。《叢刊》本三篇檄文合編於《頒行詔書》中，其跋語稱，三篇文章據程輯影印之修改本排印，以北京圖書館初刻本（劍橋藏）校注。校注結果是三篇檄文中東王均無「禾乃師贖病主」銜。據王慶成先生研究，太平天囯從癸好三年（1852）夏秋起實行「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制度，即在每種書籍卷首開列該書刻印時已出版的「詔書」目錄（注：王慶成：《太平天囯的文獻和歷史》，第7、12、11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重刊本亦署初刻時間。查《叢刊》本《頒行詔書》卷首有「旨准頒行詔書總目」14部，顯係癸好三年夏秋之後的重刊本。「禾乃師贖病主」的頭銜也是在此時加上的。 《文書》本三篇檄文的註釋稱，據太平天囯壬子二年刻《頒行詔書》照片著錄，原刻本藏法國巴黎東方語言學校圖書館。法藏《頒行詔書》壬子二年刻本，曾以影印本的形式收入程演生編的《太平天囯史料第一集》，其卷首亦有「旨準頒行詔書總目」14部，應該也是重刻本。《叢刊》本《獻天曆本章》附在《頒行曆書（三年）》中，卷首有「旨準頒行詔書總目」14部，是癸好三年夏秋之後的重刊本無疑。《文書》本《獻天曆本章》的註釋稱，據《太平天囯癸好三年新曆》照片著錄，原刻本現藏英國囯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據王慶成先生考證，藏於英、法、德等國圖書館的《癸好三年新曆》有10部之多，有兩種版本，一種版本無「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字樣，一種在卷首有「旨准頒行詔書總目」14部（注：王慶成：《太平天囯的文獻和歷史》，第7、12、11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查蕭一山從不列顛博物院傳回的《癸好三年新曆》刻本，收入《太平天囯叢書第一集》，卷首有「旨准頒行詔書總目」14部，可見也是癸好三年夏秋之後的重刊本。由上分析可知，楊秀清在太平天囯定都天京之前的職爵是「左輔正軍師東王」。
太平天囯前期，楊秀清、蕭朝貴分別獲得了代天父傳言、代天兄傳言的特權，並得到了洪秀全的認可。因此，在太平天囯早期的領導體制中，楊秀清、蕭朝貫佔據著顯赫的地位。尤其是楊秀清地位日益鞏固：在五軍中將制中得坐中軍，對各軍發號施令；在軍師制中楊秀清位列四軍師之首，經常與蕭朝貴一道對外發布文告；在五王制中，楊秀清亦居於首位，擁有「節制」諸王的權力。在世俗的最高權力系統中，楊秀清居於行政首腦的地位。雖然在進軍路線和方向上，洪楊之間有一定的分歧，但總的來說，兩人關係還算正常。洪秀全既承認楊秀清代天父傳言的特權，又不斷提升楊秀清在世俗權力結構中的地位，居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楊秀清也能維護洪秀全的權威，他經常利用天父下凡傳言的方式，號召太平軍上下要做忠臣，對天王要盡忠，並輔助天王成就大業，如在武宣東鄉即托天父下凡傳下聖旨：「我差爾主下凡作天王，地（渠）出一言是天命，爾等要遵。爾等要真心扶主顧王，不得大膽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顧王顧主，一個都難也。」（注：《天父詩》，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60頁）在對外發布的告示中，楊秀清也號召各地民人擺脫妖魔迷纏，「扶天王以開囯」（注：《頒行詔書》，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161頁。）。太平天囯內部的團結，加上楊秀清治軍有方，指揮得當，使得太平天囯前期能夠取得節節勝利，一鼓作氣攻下南京，以為自己的都城。
二
從定都天京到被韋昌輝殺害，楊秀清的職爵沒有甚麼變化，仍是「左輔正軍師東王」，但卻增加了「禾乃師」、「贖病主」、「勸慰師」、「聖神風」四個宗教頭銜。
「禾乃師贖病主」的頭銜應在定都天京不久即開始使用。最早見之於太平天囯文獻是癸好三年（1852）五月初一日，楊秀清與蕭朝貴會銜誥諭四民各安常業（注：《楊秀清蕭朝貴會銜誥諭》，見《太平天囯叢刊》第2册，第691頁）。前述該年夏秋重刻的太平天囯印書都署上「太平天囯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據洪秀全己未九年（1859）十月初七日詔稱：「並遵前詔，每年十月獻明年新曆蓋璽，十二月頒近省，十一月頒遠省。」（注：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囯印書》下册，第72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因此，在《頒行曆書（四年）》中，楊秀清仍署「太平天囯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關於「禾乃師贖病主」的頭銜，時人已有猜測。張汝南從楊秀清壽辰開科試題「東風吹清好涼爽，他名禾好救飢荒，名說飢荒便是疾，乃埋世人水深長」推測：「統觀偽書所言，大約此四語是頌揚東賊，即其偽銜中禾乃師贖病主之意。」（注：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見《太平天囯叢刊》第4册，第722頁）在英國圖書館東方部藏的《癸好三年新曆》封內，粘貼白紙中有一則墨寫批註：「禾乃二字乃拆秀字而成之耳。其實謂洪秀全之先生，即囯師之意。或謂耶穌二字之偏旁而為禾乃，則又是一說。」（注：王慶成：《太平天囯的文獻和歷史》，第69頁。）實際上，楊秀清在所著的《太平救世歌》作出了解釋：「天父曰：諮而左輔，為正軍師，師稱禾乃，贖病群黎」。又歌曰：「天命扶主降凡塵，左輔躬應感大恩，禾乃師為天父定，以身贖病救黎民。」（注：《太平救世歌》，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240、244頁）可見，禾乃確實是拆秀字而成，但師並不是「洪秀全之先生」或「囯師」之意，而是軍師的意思；贖病主即自喻「以身贖病救黎民」。
「勸慰師」、「聖神風」的頭銜，開始使用於癸好三年（1852）十一月。該月二十日，楊秀清以天父下凡附體傳言的方式，借善待女官和教育5歲幼子等小事訓誡洪秀全，以至於欲杖責洪秀全。二十二日，楊秀清以東王身份率文武百官登朝勸慰。洪秀全稱讚楊秀清是「古之所謂骨鯁之臣」，還稱讚楊秀清所奏為「金玉良言」、「齊家治囯平天下之藥石要論」、「至情至理之言」，並說：「前天兄耶穌奉天父上帝命，降生猶太囯，曾諭門徒曰：後日有勸慰師臨世。爾兄觀今日清胞所奏及觀胞所行為，前天兄所說勸慰師聖神風，即是胞也。」（注：《天父下凡詔書二》，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54頁）此後，楊秀清對內對外發布的佈告均署銜「太平天囯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勸慰師」、「聖神風」本是基督教用語，都是「三位一體」中的「聖靈」。洪秀全將這兩個名稱賜給楊秀清，以示承認楊秀清感化世人、勸慰世人的功能。楊秀清則藉此神化自己，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在給英國人的誥諭中說道：「本軍師為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者，乃是天父上主皇上帝開大恩，暨救世聖主天兄耶穌開大恩，親命本軍師下凡，左輔真主，掃滅世間妖魔，代世贖病，乃埋天下萬囯，使人人魂得升天。」又說：「天父下凡聖旨指出：天下萬國人民之病，皆是東王所贖；天下萬國人民蒙昧，皆是聖神風化醒。今天父指出東王是聖神風，故東王為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使天下人民得知天父鴻恩，倚靠本軍師。」（注：《東王楊秀清答覆英人二十一條並質問英人五十條誥諭》，見《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299-301頁）從楊秀清對自己的幾個宗教頭銜的解釋可以看出，楊秀清已經以天下萬國精神領袖自居。
定都天京以後，楊秀清職爵銜的變化，不僅反映出楊秀清在宗教權力系統的顯赫地位日益鞏固，而且反映出楊秀清在世俗權力系統的地位也在上升。在永安封王之後，楊秀清便擁有了作為臣子的最高權力。蕭朝貴死後，尤其是定都天京以後，楊秀清的權力不斷膨脹。不僅太平天囯將士對他不敢說半個不字，就是洪秀全也要讓他三分。在蕭朝貴、馮雲山死後，韋昌輝是太平天囯領導層中地位僅次於洪、楊的第三號人物，他在楊秀清面前竟然也唯唯諾諾，「不敢十分多言」，可見楊秀清權力之大。但是，楊秀清並不滿足於此，他要利用宗教的特權滲透到世俗的權力中，以便獲取更大的權力。癸好三年（1852）十一月二十日，楊秀清以善待女官和教育幼童為藉口代天父下凡訓誡洪秀全，並欲杖責洪秀全，明顯是小題大做、藉故立威的行動。楊秀清通過這次代天父傳言的機會，擴大了自己的權力。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通過這次活動，楊秀清不僅在天父下凡附體時可以頒布天父的聖旨，就是平時所說的話也等同於天父聖旨：「東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也。」（注：《天父下凡詔書二》，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36頁）相反，洪秀全作為太平天囯的最高統治者，則不能自主決斷，「自今以後，兄每事必與胞商酌而後行。」（注：《天父下凡詔書二》，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35頁）可見，洪秀全把很大一部分權力讓給了楊秀清。另一方面，楊秀清通過這次活動，獲得了進諫之權，並以此牽制洪秀全。楊秀清在天父下凡訓誡洪秀全之後的進諫，被洪秀全稱為「件件皆合天情，真真得天父天兄及爾二兄之心也」，是「金玉良言，字字珠璣」，是「齊家治囯平治天下之藥石要論也」。洪秀全還稱讚楊秀清是「啟朕心、沃朕心之良弟良臣」，是「古之所謂骨鯁之臣」。楊秀清在進諫後與洪秀全的一段對話頗為耐人尋味。楊秀清說：「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諫……自古以來，為君者常多恃其氣性，不納臣諫，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誤殺之，致使囯政多乖，悔之晚矣。」洪秀全答道：「清胞所奏，件件皆是金玉藥石之論，事事皆是至情至理之言，洵足為萬世之典章也。前天兄耶穌奉天父上帝命，降生猶太囯，曾諭門徒曰：後日有勸慰師臨世。爾兄觀今日清胞所奏及觀胞所行為，前天兄所說勸慰師聖神風，即是胞也。」（注：《天父下凡詔書二》，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54頁）這段對話透露出這樣一些信息：楊秀清勸洪秀全要善於納諫，切不可濫殺敢於直諫的忠臣，從而保證了楊秀清利用進諫來牽制洪秀全的安全性；洪秀全賜予楊秀清「勸慰師聖神風」的稱號，實際上也就公開承認楊秀清具有勸慰世人（當然也包括洪秀全）的權力。
據史料記載，楊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義來處分洪秀全的家務事，尚有幾次。其中太平天囯乙榮五年（1855）七月十九日深夜，楊秀清興師動眾到天王府對洪秀全的正宮賴氏進行教導，無異於一場鬧劇乃至惡作劇。而同年八月二十五的天父下凡頗耐人尋味。早些時候，洪秀全曾下「天朝嚴肅地，帶來速回」詔，要求洪妻去問候洪母，必須速去速回。而楊秀清代天父下凡則責洪秀全「前詔有錯」：「朕差爾治天下，以孝道為先。宮內事不必拘執。媳來候母，孝敬之道也。爾詔『天朝嚴肅地，帶來速回』，何必如是過執乎？……凡事爾若想不到，宜與爾清弟商酌為可。」（注：王慶成：《重校〈天兄聖旨〉、〈天父聖旨〉（下）》，見《近代史資料》總九十號，第10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如果說癸好三年，洪秀全聲稱有事要跟楊秀清商量是主動讓步，那麼這一次則是楊秀清主動伸手要權了。
當然，洪秀全儘管在定都天京後，深居簡出，不理政事，但作為世俗權力系統的最高統治者，仍然擁有相當高的威望。這在《天父下凡詔書二》中有所反映。當天父要杖責洪秀全四十大板時，「北王與眾官俯伏地下，一齊哭求天父開思，赦宥我主應有之責，小子等願代天王受杖」（注：《天父下凡詔書二》，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31頁）。楊秀清當然不敢忽視洪秀全的權威。因此，當天父下凡欲杖責洪秀全後的第三天，楊秀清率文武百官前往天王府勸慰。楊秀清在解釋這次行動的理由時說道，天父教導天王也是教導天下萬國臣民，所以為弟為臣者登朝請安，勸慰天王寬心安福，才合天情道理；為弟為臣者要各盡其道，「譬如凡情，為長兄者被父母責罵，為弟者還要去兄面前勸解，何況我們天王乃是萬囯真主，蒙天父勞心下凡，欲令杖責，竟不到天王面前請寬心安福乎？」（注：《天父下凡詔書二》，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41頁）如上所述，楊秀清借勸慰之機，對洪秀全進行勸諫，有擴大權力的企圖和效果。但是從楊秀清對勸慰行動的理由的解釋可以看出，此時的楊秀清仍然遵循著世俗權力系統的遊戲規則，承認「天王乃是萬囯真主」，維護了太平天囯的君臣之道。而且在這次勸慰活動中，楊秀清口口聲聲說「我二兄為君，我們小弟為臣」、「凡臣下食天之祿，忠君之事，固分所當然」，保持著君臣大限。就是在為自己歌功頌德的《太平救世歌》中，楊秀清仍然把自己放在輔佐天王的臣子地位。
洪、楊之間早有矛盾，他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有著不同的認識。按道理來說，兩位領導人之間有矛盾是正常的，只要出於公心，通過正常的渠道，矛盾完全是可以化解的。但是，如果出於私心，甚至懷著爭權奪利的目的，不但不能解決矛盾，反而會激化矛盾。楊秀清通過天父下凡傳盲來擴大自己的權力，為後來的權力之爭埋下了禍根。不過，在定都天京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楊秀清仍然遵循著君臣之道，維持著宗教權力系統和世俗權力系統的基本平衡。這是維繫洪楊關係的底線。這一底線一旦被突破，結局將不堪設想。因此，當楊秀清向洪秀全「逼封萬歲」時，洪楊矛盾就已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最終導致天京事變的爆發，給太平天囯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三
在1856年的天京事變中，楊秀清被韋昌輝所殺，太平天囯的宗教活動因此而停止了幾個月。但此後不久，洪秀全不但恢復了楊秀清的各個稱號，且陸續增加了「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聖神雷」、「後師」、「殿中軍兼右軍」等稱號。
丁巳七年（1857）十月，在以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石達開名義所上的獻天歷奏中，楊秀清署銜為「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注：《頒行曆書（八年）》，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193頁）。不但恢復了在世時的一切頭銜，還增加了「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的稱號。
庚申十年（1860）十月，在以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洪仁玕、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蒙得恩、林紹璋、楊輔清名義所上的獻天曆中，楊秀清署銜為「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勸慰師聖神風雷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後師殿中軍兼右軍東王」（注：《頒行曆書（十一年）》 ，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203頁）。增加了「後師」稱號，並把原授予韋昌輝的「雷師」升為「聖神雷」加給楊秀清，此外還恢復了中軍主將，並將原屬韋昌輝的右軍主將加給了楊秀清。
楊秀清死後，洪秀全加給楊的幾個稱號，「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殿中軍兼右軍」比較容易理解；「聖神雷」類似於「聖神風」，也不難理解。唯「後師」」需略加解釋。太平天囯後期，洪秀全把基督稱為先師，而把楊秀清稱為後師，《醒世文》所謂「後師特出永垂名」即指此。太平天囯制定的「喬遷奏章」樣式，規定喬遷之吉要頌讚天父、天兄、天王及東王之功德，並祈禱諸位保佑安康。其中祈禱東王保佑的祈禱文是：「托救世聖主先師天兄基督贖罪大功勞，並託秀師後師東王贖病主功勞，轉求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為（焉）。」（注：《奏章總登》，見《太平天囯叢刊》第2册，第708頁）可見，授予楊秀清「後師」稱號，在於承認楊秀清救贖世人的地位和作用。
為甚麼洪秀全在楊秀清死後，仍不斷地給楊秀清追封各種頭銜？這還需結合太平天囯後期的歷史來考察。天京事變，楊秀清被殺，太平天囯在宗教和世俗領導上都蒙受了重大損失。在宗教上，作為天父代言人的楊秀清被殺，上帝的旨意無從傳給世人；在世俗上，楊秀清是行政首腦，管理著太平天囯的內政外交以及領導著激烈的對敵鬥爭。楊秀清死後，太平天囯難以找到一位統領全局的領袖人物。再加上洪秀全不信任石達開，使石達開負氣出走，太平天囯的領導集團出現了嚴重的斷層。而此時太平天囯所面臨的形勢也相當嚴峻，外有清軍圍困，內部又人心渙散，太平天囯出現了嚴重的危機。面對這樣的局勢，洪秀全在世俗和宗教兩方面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
在世俗領導權力機構中，洪秀全從年輕將領中提拔了李秀成、陳玉成等帶兵打仗，並重用洪仁玕處理內政外交事務。但是，由於這批領導人無法取得楊秀清當時的地位，所以洪秀全試圖自己取代楊秀清的地位。在《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天王有時預詔：『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今日應驗東王昇天這幾年也。」 （注：《太平天囯叢刊》第2册，第514頁。）同時，為了消除楊秀清欲篡王位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洪秀全大力宣揚君臣之道，極力強調楊秀清輔佐天王的臣屬地位。戊午八年（1858）十一月，洪秀全《賜英囯全權特使額爾金詔》既肯定了楊秀清的功績，又藉上帝之口說道：「九重天上一東王，輔佐江山耐久長。主立東西雙鳳子，蒙天恩降共朝陽。」（注：《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43頁）強調了東王、西王共同輔佐天王的地位。
在太平天囯的歷史中，宗教活動是其政治活動的基礎，太平天囯的一切活動都是依據上帝的旨意行事的。在太平天囯的最高權力系統中，洪秀全用升天的異夢，構築了上帝次子的地位；而蕭朝貴和楊秀清也先後取得了代天兄下凡和代天父下凡的特權。楊秀清死後，上帝的聖旨無人代傳。為了使統治的合法性得到鞏固，洪秀全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洪秀全用上帝託夢的形式傳達上帝的旨意。庚申十年（1860）某月十五日，洪秀全頒發《打死六獸夢兆詔》，內稱「今早五更得夢兆，蒙爺差朕誅虎妖」，打獸過程全「蒙爺恩降夢兆指明」，得以打死四虎二狗。他要史官記下此事，「以記爺哥下凡帶朕幼作主坐天國，天朝江山萬萬年也」（注：《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51頁）。上帝還託夢給洪秀全的親屬，傳達旨意。辛酉十一年（1861）五月十六日，洪秀全頒發《萬囯來朝及敬避字樣詔》，除記他在十一日夢見自己「親身覲天皇」和「親征」「殺妖滅鬼」外，還記他的「又正月宮」夢中聽到天上說：「爾請天王放心胸，天下太平慢慢來。」（注：《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61頁）洪秀全甚至認為鸚鵡亦「能言聖旨」，「鸚鵡所講，上帝聖旨」，以此證「亞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闊闊扶崽坐」（注：《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60頁）。有一段時間，洪秀全幾乎天天發布詔書，「所言皆天話、夢話，並無一語言人間事」（注：《太平天囯史料叢編簡輯》第6册，第402頁）。
其次，洪秀全構築「父子公孫」的上帝小家庭系統。在太平天囯後期，洪秀全自己或通過幼主洪天貴福發布一系列詔書，宣揚「父子公孫同作主」（注：《太平天囯囯文書彙編》，第54頁）、「爺哥朕幼坐天朝」（注： 《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49頁）、「爺爹爹朕坐天堂」（注：《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71頁）的思想。「父子公孫」指天父與天兄、洪秀全是父子，洪秀全與洪天貴福是父子，天父與洪天貴福是公孫。「爺哥朕幼」是從洪秀全的角度說的，「爺爹爹朕」則是從幼主的角度說的，都是指天父、天兄、洪秀全和幼主四位。在洪秀全構築的上帝小家庭中，似乎沒有楊秀清的位置，但仔細考察，楊秀清在這個上帝小家庭中還是不可或缺的。天父、天兄、天王、幼主四位，一半是神，一半是人，而真正的統治者仍然是人，所以洪秀全稱之為「爺哥下凡帶朕幼作主坐天囯」。為了讓自己的統治披上一件神聖的外衣，洪秀全不會放棄前期建立的宗教權力系統。而且，在太平天囯後期，洪秀全更注重對宗教的闡發，試圖用宗教的宣傳來收攬人心，並以此證明「爺哥朕幼坐江山」的神性意義。因此，作為上帝代言人的楊秀清不但不能否定，而且還需加以藉重。正是基於這一點，洪秀全除了給予楊秀清生前所有的頭銜外，還賜予「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的稱號，強調其代天父傳言的地位。太平天囯後期，洪秀全對韋昌輝一貶再貶，直至讓他的名字在太平天日的文獻中消失，並剝奪他的一切頭銜，加之於楊秀清的頭上，也就不足為怪了。
統觀楊秀清職爵銜的演變，可以看到，在太平天囯的初期，楊秀清取得了代天父下凡傳言的特權，並將這種宗教的權力同行政的權力結合起來，處理內外事務，使太平天囯運動得以順利發展。這一時期，楊秀清只有職務和爵位，沒有宗教頭銜。在太平天囯中期，楊秀清增加了四個宗教頭銜。楊秀清對這四個頭銜的解釋，反映出他的權力欲在膨脹。他試圖借宗教的特權向世俗的權力滲透，使洪楊矛盾激化，釀成「天京內訌」的嚴重後果。太平天囯後期，儘管楊秀清已經死去，但洪秀全仍然加封了幾個頭銜，這反映出洪秀全面對人心渙散的局面，無法找到正確的解決辦法，只有借助神的力量了。這種不求於人而求於天的做法，不但不能挽救自己的統治，而且還葬送了太平天囯的命運。
（資料來源：《安徽史學》2003年第6期）
楊秀清從1851年3月擔任中軍主將開始，屢得加官進爵，直到天京內訌以後數年仍不斷被追封頭銜，頭銜字數最多時達41字。楊秀清的職爵銜在不同時期的演變，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太平天囯歷史的發展變遷。
一
從金田起義到定都天京，楊秀清先後任中軍主將、左輔正軍師，並進封東王。
1851年金田起義後，太平軍移師武宣東鄉，洪秀全稱天王，建立五軍主將制，楊秀清擔任中軍主將。同年七月十九日，洪秀全在茶地發布移營詔，號召「各軍各營眾兵將，放膽歡喜踴躍，同頂天父天兄綱常」，並對移營的組織與行動作了具體安排。其中中軍主將楊秀清「統土一總制，中一軍帥，中二軍帥及前選侍衛二十名護中」，一切行營坐營鋪排，宜聽楊秀清將令（注：《行營鋪排詔》 ，見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32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太平天囯軍師制醞釀較早。戊申年（1848）九月間，洪秀全與蕭朝貴在鵬隘山就開始討論起義後誰可以當軍師的問題。蕭朝貴以天兄下凡的名義指出：「馮雲山、楊秀清、蕭朝貴俱是軍師也。」（注：王慶成：《重校〈天兄聖旨〉、〈天父聖旨〉（上）》，見《近代史資料》總八十九號，第143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但是，楊秀清甚麼時候擔任左輔正軍師，史料無明確記載，上引洪秀全《行營鋪排詔》只提五軍中將，並無軍師。同年八月十六日清廷文書便有「偽軍師楊秀青（清）遍貼偽示，編造妖言，脅逼愚民，實堪痛恨」的記載（注：《清文宗實錄》卷四○，咸豐元年八月庚午諭）。可見，楊秀清等稱軍師，當在茶地移營之後不久。
太平軍攻佔永安城不久，洪秀全便發布封王詔令：「前此左輔、右弼、前導、後護各軍師，朕命稱為王爺……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為東王，管制東方各囯……以上所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注：《永安封五王詔》，見《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35頁）
在太平天囯初期，自從楊秀清任左輔正軍師、被封為東王后，中軍主將的職銜就再也沒有出現過。但這並不意味著廢除了五軍主將制，楊、馮、蕭、韋升任軍師後，石達開仍任左軍主將。在壬子二年（1852）十月《獻天曆本章》時，石達開署銜「左軍主將翼王」（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囯》（以下簡稱《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171頁，上海神州國光社1952年版）而楊秀清則以「左輔正軍師東王」的名義發布誥諭。
這裡需要對楊秀清在定都天京之前是否使用「禾乃師贖病主」這一宗教頭銜的問題進行辨析。在向南京進軍的途中，太平軍以楊秀清、蕭朝貴的名義發布了《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救一切天生天養中囯人民諭》，並以楊、蕭、馮、韋、石五王的名義給洪秀全上了《獻天曆本章》。《太平天囯叢刊》和《太平天囯文書彙編》都收了這四份材料，楊秀清的署銜均是「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注：楊、蕭合署的三篇檄文，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159-167頁和《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107-111頁；《獻天曆本章》，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159頁和《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165頁）這能否說明楊秀清在太平天囯定都天京前已擁有了「禾乃師贖病主」的頭銜？回答是否定的。《叢刊》本三篇檄文合編於《頒行詔書》中，其跋語稱，三篇文章據程輯影印之修改本排印，以北京圖書館初刻本（劍橋藏）校注。校注結果是三篇檄文中東王均無「禾乃師贖病主」銜。據王慶成先生研究，太平天囯從癸好三年（1852）夏秋起實行「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制度，即在每種書籍卷首開列該書刻印時已出版的「詔書」目錄（注：王慶成：《太平天囯的文獻和歷史》，第7、12、11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重刊本亦署初刻時間。查《叢刊》本《頒行詔書》卷首有「旨准頒行詔書總目」14部，顯係癸好三年夏秋之後的重刊本。「禾乃師贖病主」的頭銜也是在此時加上的。 《文書》本三篇檄文的註釋稱，據太平天囯壬子二年刻《頒行詔書》照片著錄，原刻本藏法國巴黎東方語言學校圖書館。法藏《頒行詔書》壬子二年刻本，曾以影印本的形式收入程演生編的《太平天囯史料第一集》，其卷首亦有「旨準頒行詔書總目」14部，應該也是重刻本。《叢刊》本《獻天曆本章》附在《頒行曆書（三年）》中，卷首有「旨準頒行詔書總目」14部，是癸好三年夏秋之後的重刊本無疑。《文書》本《獻天曆本章》的註釋稱，據《太平天囯癸好三年新曆》照片著錄，原刻本現藏英國囯倫敦不列顛博物院。據王慶成先生考證，藏於英、法、德等國圖書館的《癸好三年新曆》有10部之多，有兩種版本，一種版本無「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字樣，一種在卷首有「旨准頒行詔書總目」14部（注：王慶成：《太平天囯的文獻和歷史》，第7、12、110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查蕭一山從不列顛博物院傳回的《癸好三年新曆》刻本，收入《太平天囯叢書第一集》，卷首有「旨准頒行詔書總目」14部，可見也是癸好三年夏秋之後的重刊本。由上分析可知，楊秀清在太平天囯定都天京之前的職爵是「左輔正軍師東王」。
太平天囯前期，楊秀清、蕭朝貴分別獲得了代天父傳言、代天兄傳言的特權，並得到了洪秀全的認可。因此，在太平天囯早期的領導體制中，楊秀清、蕭朝貫佔據著顯赫的地位。尤其是楊秀清地位日益鞏固：在五軍中將制中得坐中軍，對各軍發號施令；在軍師制中楊秀清位列四軍師之首，經常與蕭朝貴一道對外發布文告；在五王制中，楊秀清亦居於首位，擁有「節制」諸王的權力。在世俗的最高權力系統中，楊秀清居於行政首腦的地位。雖然在進軍路線和方向上，洪楊之間有一定的分歧，但總的來說，兩人關係還算正常。洪秀全既承認楊秀清代天父傳言的特權，又不斷提升楊秀清在世俗權力結構中的地位，居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楊秀清也能維護洪秀全的權威，他經常利用天父下凡傳言的方式，號召太平軍上下要做忠臣，對天王要盡忠，並輔助天王成就大業，如在武宣東鄉即托天父下凡傳下聖旨：「我差爾主下凡作天王，地（渠）出一言是天命，爾等要遵。爾等要真心扶主顧王，不得大膽放肆，不得怠慢也。若不顧王顧主，一個都難也。」（注：《天父詩》，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60頁）在對外發布的告示中，楊秀清也號召各地民人擺脫妖魔迷纏，「扶天王以開囯」（注：《頒行詔書》，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161頁。）。太平天囯內部的團結，加上楊秀清治軍有方，指揮得當，使得太平天囯前期能夠取得節節勝利，一鼓作氣攻下南京，以為自己的都城。
二
從定都天京到被韋昌輝殺害，楊秀清的職爵沒有甚麼變化，仍是「左輔正軍師東王」，但卻增加了「禾乃師」、「贖病主」、「勸慰師」、「聖神風」四個宗教頭銜。
「禾乃師贖病主」的頭銜應在定都天京不久即開始使用。最早見之於太平天囯文獻是癸好三年（1852）五月初一日，楊秀清與蕭朝貴會銜誥諭四民各安常業（注：《楊秀清蕭朝貴會銜誥諭》，見《太平天囯叢刊》第2册，第691頁）。前述該年夏秋重刻的太平天囯印書都署上「太平天囯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楊」。據洪秀全己未九年（1859）十月初七日詔稱：「並遵前詔，每年十月獻明年新曆蓋璽，十二月頒近省，十一月頒遠省。」（注：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編：《太平天囯印書》下册，第721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因此，在《頒行曆書（四年）》中，楊秀清仍署「太平天囯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關於「禾乃師贖病主」的頭銜，時人已有猜測。張汝南從楊秀清壽辰開科試題「東風吹清好涼爽，他名禾好救飢荒，名說飢荒便是疾，乃埋世人水深長」推測：「統觀偽書所言，大約此四語是頌揚東賊，即其偽銜中禾乃師贖病主之意。」（注：張汝南：《金陵省難紀略》，見《太平天囯叢刊》第4册，第722頁）在英國圖書館東方部藏的《癸好三年新曆》封內，粘貼白紙中有一則墨寫批註：「禾乃二字乃拆秀字而成之耳。其實謂洪秀全之先生，即囯師之意。或謂耶穌二字之偏旁而為禾乃，則又是一說。」（注：王慶成：《太平天囯的文獻和歷史》，第69頁。）實際上，楊秀清在所著的《太平救世歌》作出了解釋：「天父曰：諮而左輔，為正軍師，師稱禾乃，贖病群黎」。又歌曰：「天命扶主降凡塵，左輔躬應感大恩，禾乃師為天父定，以身贖病救黎民。」（注：《太平救世歌》，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240、244頁）可見，禾乃確實是拆秀字而成，但師並不是「洪秀全之先生」或「囯師」之意，而是軍師的意思；贖病主即自喻「以身贖病救黎民」。
「勸慰師」、「聖神風」的頭銜，開始使用於癸好三年（1852）十一月。該月二十日，楊秀清以天父下凡附體傳言的方式，借善待女官和教育5歲幼子等小事訓誡洪秀全，以至於欲杖責洪秀全。二十二日，楊秀清以東王身份率文武百官登朝勸慰。洪秀全稱讚楊秀清是「古之所謂骨鯁之臣」，還稱讚楊秀清所奏為「金玉良言」、「齊家治囯平天下之藥石要論」、「至情至理之言」，並說：「前天兄耶穌奉天父上帝命，降生猶太囯，曾諭門徒曰：後日有勸慰師臨世。爾兄觀今日清胞所奏及觀胞所行為，前天兄所說勸慰師聖神風，即是胞也。」（注：《天父下凡詔書二》，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54頁）此後，楊秀清對內對外發布的佈告均署銜「太平天囯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
「勸慰師」、「聖神風」本是基督教用語，都是「三位一體」中的「聖靈」。洪秀全將這兩個名稱賜給楊秀清，以示承認楊秀清感化世人、勸慰世人的功能。楊秀清則藉此神化自己，鞏固自己的地位。他在給英國人的誥諭中說道：「本軍師為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者，乃是天父上主皇上帝開大恩，暨救世聖主天兄耶穌開大恩，親命本軍師下凡，左輔真主，掃滅世間妖魔，代世贖病，乃埋天下萬囯，使人人魂得升天。」又說：「天父下凡聖旨指出：天下萬國人民之病，皆是東王所贖；天下萬國人民蒙昧，皆是聖神風化醒。今天父指出東王是聖神風，故東王為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使天下人民得知天父鴻恩，倚靠本軍師。」（注：《東王楊秀清答覆英人二十一條並質問英人五十條誥諭》，見《太平天國文書彙編》，第299-301頁）從楊秀清對自己的幾個宗教頭銜的解釋可以看出，楊秀清已經以天下萬國精神領袖自居。
定都天京以後，楊秀清職爵銜的變化，不僅反映出楊秀清在宗教權力系統的顯赫地位日益鞏固，而且反映出楊秀清在世俗權力系統的地位也在上升。在永安封王之後，楊秀清便擁有了作為臣子的最高權力。蕭朝貴死後，尤其是定都天京以後，楊秀清的權力不斷膨脹。不僅太平天囯將士對他不敢說半個不字，就是洪秀全也要讓他三分。在蕭朝貴、馮雲山死後，韋昌輝是太平天囯領導層中地位僅次於洪、楊的第三號人物，他在楊秀清面前竟然也唯唯諾諾，「不敢十分多言」，可見楊秀清權力之大。但是，楊秀清並不滿足於此，他要利用宗教的特權滲透到世俗的權力中，以便獲取更大的權力。癸好三年（1852）十一月二十日，楊秀清以善待女官和教育幼童為藉口代天父下凡訓誡洪秀全，並欲杖責洪秀全，明顯是小題大做、藉故立威的行動。楊秀清通過這次代天父傳言的機會，擴大了自己的權力。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通過這次活動，楊秀清不僅在天父下凡附體時可以頒布天父的聖旨，就是平時所說的話也等同於天父聖旨：「東王所言，即是天父所言也。」（注：《天父下凡詔書二》，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36頁）相反，洪秀全作為太平天囯的最高統治者，則不能自主決斷，「自今以後，兄每事必與胞商酌而後行。」（注：《天父下凡詔書二》，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35頁）可見，洪秀全把很大一部分權力讓給了楊秀清。另一方面，楊秀清通過這次活動，獲得了進諫之權，並以此牽制洪秀全。楊秀清在天父下凡訓誡洪秀全之後的進諫，被洪秀全稱為「件件皆合天情，真真得天父天兄及爾二兄之心也」，是「金玉良言，字字珠璣」，是「齊家治囯平治天下之藥石要論也」。洪秀全還稱讚楊秀清是「啟朕心、沃朕心之良弟良臣」，是「古之所謂骨鯁之臣」。楊秀清在進諫後與洪秀全的一段對話頗為耐人尋味。楊秀清說：「二兄海底之量，能受臣直諫……自古以來，為君者常多恃其氣性，不納臣諫，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誤殺之，致使囯政多乖，悔之晚矣。」洪秀全答道：「清胞所奏，件件皆是金玉藥石之論，事事皆是至情至理之言，洵足為萬世之典章也。前天兄耶穌奉天父上帝命，降生猶太囯，曾諭門徒曰：後日有勸慰師臨世。爾兄觀今日清胞所奏及觀胞所行為，前天兄所說勸慰師聖神風，即是胞也。」（注：《天父下凡詔書二》，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54頁）這段對話透露出這樣一些信息：楊秀清勸洪秀全要善於納諫，切不可濫殺敢於直諫的忠臣，從而保證了楊秀清利用進諫來牽制洪秀全的安全性；洪秀全賜予楊秀清「勸慰師聖神風」的稱號，實際上也就公開承認楊秀清具有勸慰世人（當然也包括洪秀全）的權力。
據史料記載，楊秀清以天父下凡的名義來處分洪秀全的家務事，尚有幾次。其中太平天囯乙榮五年（1855）七月十九日深夜，楊秀清興師動眾到天王府對洪秀全的正宮賴氏進行教導，無異於一場鬧劇乃至惡作劇。而同年八月二十五的天父下凡頗耐人尋味。早些時候，洪秀全曾下「天朝嚴肅地，帶來速回」詔，要求洪妻去問候洪母，必須速去速回。而楊秀清代天父下凡則責洪秀全「前詔有錯」：「朕差爾治天下，以孝道為先。宮內事不必拘執。媳來候母，孝敬之道也。爾詔『天朝嚴肅地，帶來速回』，何必如是過執乎？……凡事爾若想不到，宜與爾清弟商酌為可。」（注：王慶成：《重校〈天兄聖旨〉、〈天父聖旨〉（下）》，見《近代史資料》總九十號，第10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如果說癸好三年，洪秀全聲稱有事要跟楊秀清商量是主動讓步，那麼這一次則是楊秀清主動伸手要權了。
當然，洪秀全儘管在定都天京後，深居簡出，不理政事，但作為世俗權力系統的最高統治者，仍然擁有相當高的威望。這在《天父下凡詔書二》中有所反映。當天父要杖責洪秀全四十大板時，「北王與眾官俯伏地下，一齊哭求天父開思，赦宥我主應有之責，小子等願代天王受杖」（注：《天父下凡詔書二》，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31頁）。楊秀清當然不敢忽視洪秀全的權威。因此，當天父下凡欲杖責洪秀全後的第三天，楊秀清率文武百官前往天王府勸慰。楊秀清在解釋這次行動的理由時說道，天父教導天王也是教導天下萬國臣民，所以為弟為臣者登朝請安，勸慰天王寬心安福，才合天情道理；為弟為臣者要各盡其道，「譬如凡情，為長兄者被父母責罵，為弟者還要去兄面前勸解，何況我們天王乃是萬囯真主，蒙天父勞心下凡，欲令杖責，竟不到天王面前請寬心安福乎？」（注：《天父下凡詔書二》，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41頁）如上所述，楊秀清借勸慰之機，對洪秀全進行勸諫，有擴大權力的企圖和效果。但是從楊秀清對勸慰行動的理由的解釋可以看出，此時的楊秀清仍然遵循著世俗權力系統的遊戲規則，承認「天王乃是萬囯真主」，維護了太平天囯的君臣之道。而且在這次勸慰活動中，楊秀清口口聲聲說「我二兄為君，我們小弟為臣」、「凡臣下食天之祿，忠君之事，固分所當然」，保持著君臣大限。就是在為自己歌功頌德的《太平救世歌》中，楊秀清仍然把自己放在輔佐天王的臣子地位。
洪、楊之間早有矛盾，他們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有著不同的認識。按道理來說，兩位領導人之間有矛盾是正常的，只要出於公心，通過正常的渠道，矛盾完全是可以化解的。但是，如果出於私心，甚至懷著爭權奪利的目的，不但不能解決矛盾，反而會激化矛盾。楊秀清通過天父下凡傳盲來擴大自己的權力，為後來的權力之爭埋下了禍根。不過，在定都天京後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楊秀清仍然遵循著君臣之道，維持著宗教權力系統和世俗權力系統的基本平衡。這是維繫洪楊關係的底線。這一底線一旦被突破，結局將不堪設想。因此，當楊秀清向洪秀全「逼封萬歲」時，洪楊矛盾就已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最終導致天京事變的爆發，給太平天囯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
三
在1856年的天京事變中，楊秀清被韋昌輝所殺，太平天囯的宗教活動因此而停止了幾個月。但此後不久，洪秀全不但恢復了楊秀清的各個稱號，且陸續增加了「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聖神雷」、「後師」、「殿中軍兼右軍」等稱號。
丁巳七年（1857）十月，在以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石達開名義所上的獻天歷奏中，楊秀清署銜為「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勸慰師聖神風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東王」（注：《頒行曆書（八年）》，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193頁）。不但恢復了在世時的一切頭銜，還增加了「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的稱號。
庚申十年（1860）十月，在以楊秀清、蕭朝貴、馮雲山、洪仁玕、石達開、陳玉成、李秀成、李世賢、蒙得恩、林紹璋、楊輔清名義所上的獻天曆中，楊秀清署銜為「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勸慰師聖神風雷禾乃師贖病主左輔正軍師後師殿中軍兼右軍東王」（注：《頒行曆書（十一年）》 ，見《太平天囯叢刊》第1册，第203頁）。增加了「後師」稱號，並把原授予韋昌輝的「雷師」升為「聖神雷」加給楊秀清，此外還恢復了中軍主將，並將原屬韋昌輝的右軍主將加給了楊秀清。
楊秀清死後，洪秀全加給楊的幾個稱號，「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殿中軍兼右軍」比較容易理解；「聖神雷」類似於「聖神風」，也不難理解。唯「後師」」需略加解釋。太平天囯後期，洪秀全把基督稱為先師，而把楊秀清稱為後師，《醒世文》所謂「後師特出永垂名」即指此。太平天囯制定的「喬遷奏章」樣式，規定喬遷之吉要頌讚天父、天兄、天王及東王之功德，並祈禱諸位保佑安康。其中祈禱東王保佑的祈禱文是：「托救世聖主先師天兄基督贖罪大功勞，並託秀師後師東王贖病主功勞，轉求天父上主皇上帝在天聖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為（焉）。」（注：《奏章總登》，見《太平天囯叢刊》第2册，第708頁）可見，授予楊秀清「後師」稱號，在於承認楊秀清救贖世人的地位和作用。
為甚麼洪秀全在楊秀清死後，仍不斷地給楊秀清追封各種頭銜？這還需結合太平天囯後期的歷史來考察。天京事變，楊秀清被殺，太平天囯在宗教和世俗領導上都蒙受了重大損失。在宗教上，作為天父代言人的楊秀清被殺，上帝的旨意無從傳給世人；在世俗上，楊秀清是行政首腦，管理著太平天囯的內政外交以及領導著激烈的對敵鬥爭。楊秀清死後，太平天囯難以找到一位統領全局的領袖人物。再加上洪秀全不信任石達開，使石達開負氣出走，太平天囯的領導集團出現了嚴重的斷層。而此時太平天囯所面臨的形勢也相當嚴峻，外有清軍圍困，內部又人心渙散，太平天囯出現了嚴重的危機。面對這樣的局勢，洪秀全在世俗和宗教兩方面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
在世俗領導權力機構中，洪秀全從年輕將領中提拔了李秀成、陳玉成等帶兵打仗，並重用洪仁玕處理內政外交事務。但是，由於這批領導人無法取得楊秀清當時的地位，所以洪秀全試圖自己取代楊秀清的地位。在《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中有這樣一段話：「天王有時預詔：『主是朕做，軍師亦是朕做。』今日應驗東王昇天這幾年也。」 （注：《太平天囯叢刊》第2册，第514頁。）同時，為了消除楊秀清欲篡王位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洪秀全大力宣揚君臣之道，極力強調楊秀清輔佐天王的臣屬地位。戊午八年（1858）十一月，洪秀全《賜英囯全權特使額爾金詔》既肯定了楊秀清的功績，又藉上帝之口說道：「九重天上一東王，輔佐江山耐久長。主立東西雙鳳子，蒙天恩降共朝陽。」（注：《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43頁）強調了東王、西王共同輔佐天王的地位。
在太平天囯的歷史中，宗教活動是其政治活動的基礎，太平天囯的一切活動都是依據上帝的旨意行事的。在太平天囯的最高權力系統中，洪秀全用升天的異夢，構築了上帝次子的地位；而蕭朝貴和楊秀清也先後取得了代天兄下凡和代天父下凡的特權。楊秀清死後，上帝的聖旨無人代傳。為了使統治的合法性得到鞏固，洪秀全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洪秀全用上帝託夢的形式傳達上帝的旨意。庚申十年（1860）某月十五日，洪秀全頒發《打死六獸夢兆詔》，內稱「今早五更得夢兆，蒙爺差朕誅虎妖」，打獸過程全「蒙爺恩降夢兆指明」，得以打死四虎二狗。他要史官記下此事，「以記爺哥下凡帶朕幼作主坐天國，天朝江山萬萬年也」（注：《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51頁）。上帝還託夢給洪秀全的親屬，傳達旨意。辛酉十一年（1861）五月十六日，洪秀全頒發《萬囯來朝及敬避字樣詔》，除記他在十一日夢見自己「親身覲天皇」和「親征」「殺妖滅鬼」外，還記他的「又正月宮」夢中聽到天上說：「爾請天王放心胸，天下太平慢慢來。」（注：《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61頁）洪秀全甚至認為鸚鵡亦「能言聖旨」，「鸚鵡所講，上帝聖旨」，以此證「亞父山河，永永崽坐，永永闊闊扶崽坐」（注：《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60頁）。有一段時間，洪秀全幾乎天天發布詔書，「所言皆天話、夢話，並無一語言人間事」（注：《太平天囯史料叢編簡輯》第6册，第402頁）。
其次，洪秀全構築「父子公孫」的上帝小家庭系統。在太平天囯後期，洪秀全自己或通過幼主洪天貴福發布一系列詔書，宣揚「父子公孫同作主」（注：《太平天囯囯文書彙編》，第54頁）、「爺哥朕幼坐天朝」（注： 《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49頁）、「爺爹爹朕坐天堂」（注：《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71頁）的思想。「父子公孫」指天父與天兄、洪秀全是父子，洪秀全與洪天貴福是父子，天父與洪天貴福是公孫。「爺哥朕幼」是從洪秀全的角度說的，「爺爹爹朕」則是從幼主的角度說的，都是指天父、天兄、洪秀全和幼主四位。在洪秀全構築的上帝小家庭中，似乎沒有楊秀清的位置，但仔細考察，楊秀清在這個上帝小家庭中還是不可或缺的。天父、天兄、天王、幼主四位，一半是神，一半是人，而真正的統治者仍然是人，所以洪秀全稱之為「爺哥下凡帶朕幼作主坐天囯」。為了讓自己的統治披上一件神聖的外衣，洪秀全不會放棄前期建立的宗教權力系統。而且，在太平天囯後期，洪秀全更注重對宗教的闡發，試圖用宗教的宣傳來收攬人心，並以此證明「爺哥朕幼坐江山」的神性意義。因此，作為上帝代言人的楊秀清不但不能否定，而且還需加以藉重。正是基於這一點，洪秀全除了給予楊秀清生前所有的頭銜外，還賜予「傳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聖旨」的稱號，強調其代天父傳言的地位。太平天囯後期，洪秀全對韋昌輝一貶再貶，直至讓他的名字在太平天日的文獻中消失，並剝奪他的一切頭銜，加之於楊秀清的頭上，也就不足為怪了。
統觀楊秀清職爵銜的演變，可以看到，在太平天囯的初期，楊秀清取得了代天父下凡傳言的特權，並將這種宗教的權力同行政的權力結合起來，處理內外事務，使太平天囯運動得以順利發展。這一時期，楊秀清只有職務和爵位，沒有宗教頭銜。在太平天囯中期，楊秀清增加了四個宗教頭銜。楊秀清對這四個頭銜的解釋，反映出他的權力欲在膨脹。他試圖借宗教的特權向世俗的權力滲透，使洪楊矛盾激化，釀成「天京內訌」的嚴重後果。太平天囯後期，儘管楊秀清已經死去，但洪秀全仍然加封了幾個頭銜，這反映出洪秀全面對人心渙散的局面，無法找到正確的解決辦法，只有借助神的力量了。這種不求於人而求於天的做法，不但不能挽救自己的統治，而且還葬送了太平天囯的命運。
（資料來源：《安徽史學》2003年第6期）
2014年5月2日 星期五
禁止誣衊太平天囯人物案
1930年7月16日
羅邕致函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敦請政府明令禁止一切污衊太平天囯之言論：
太平天囯（原文作國）一朝，迄今尚備受輕蔑，擬請明令禁止，以保民族革命之光榮……先總理出而提倡國民革命，當時同志乃稍稍留心太平史實，或稍加以重視，然民間輕蔑之處依然如故也。降至晚近，各種記載，各地報張，以及編纂縣志，遇太平事仍多沿用「粵賊」等輕蔑之稱者；而對於清廷諸將，則又滿紙曾文正、李文忠。一貶一褒，輕重顯然……特呈請鈞部擬請轉諮行政院通令各省市縣，凡以前著作輕蔑太平軍之處，事屬既往，不必改動，以存其真。至嗣後如有記述太平事實者，禁止沿用「粵賊」諸稱，而代以「太平軍」或相等之名稱。
羅邕：《呈中央黨部宣傳部文》，見羅邕、沈祖基輯《太平天囯詩文鈔》附錄二《禁止輕蔑太平軍案文件》，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商務印書館1934年修訂本， 1971年，下册，第419-420頁。
===========
1930年7月24日
中央黨部宣傳部就此事函請內政部、教育部參考酌辦，並明確表示了支持的態度：「查洪楊事件為狹義之民族革命，自應加以承認，現今各地修誌及報張紀載，仍沿舊習，加以輕蔑，殊於本黨主義有背。該羅邕所稱各節，不無見地，相應據情函達，即希予以考慮。」
《中央黨部宣傳部致內政部、教育部公函》（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公函第一七○六號），1930年7月24日，見《太平天囯詩文鈔》，下册，第422頁。
===========
1930年8月9日
內政部按照宣傳部的意見給各省市政府發函，要求遵照執行。
《內政部諮各省市政府文》（國民政府行政院內政部諮，民字第一一○六號），1930年8月9日，見《太平天囯詩文鈔》，下册，第422-423頁。
===========
1930年8月13日
江蘇省政府分別向通誌編纂委員會及民政廳、教育廳轉發了內政部咨文，並請加以落實；
《部諮請禁誣衊太平天囯》，《江蘇省政府公報》1930年第521期，第32-34頁。
===========
1930年年8月19日
廣東省政府專函廣東通志館，明令今後修誌時不得再有污衊太平天囯人物的字句；
《禁止誣衊太平天囯人物案》（廣東省政府公函，文字第六二六號），《廣東省政府公報》1930年第121期，第20-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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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2日
浙江省民政廳向各縣縣政府傳達上述文件，要求「一體遵照」執行。
《取締修志記載沿用舊習誣衊太平天囯一朝人物事項通飭遵照令各縣縣政府》（浙江省民政廳訓令，日字第一二二四號），《浙江民政月刊》1930年第35期，第235-237頁。
羅邕致函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敦請政府明令禁止一切污衊太平天囯之言論：
太平天囯（原文作國）一朝，迄今尚備受輕蔑，擬請明令禁止，以保民族革命之光榮……先總理出而提倡國民革命，當時同志乃稍稍留心太平史實，或稍加以重視，然民間輕蔑之處依然如故也。降至晚近，各種記載，各地報張，以及編纂縣志，遇太平事仍多沿用「粵賊」等輕蔑之稱者；而對於清廷諸將，則又滿紙曾文正、李文忠。一貶一褒，輕重顯然……特呈請鈞部擬請轉諮行政院通令各省市縣，凡以前著作輕蔑太平軍之處，事屬既往，不必改動，以存其真。至嗣後如有記述太平事實者，禁止沿用「粵賊」諸稱，而代以「太平軍」或相等之名稱。
羅邕：《呈中央黨部宣傳部文》，見羅邕、沈祖基輯《太平天囯詩文鈔》附錄二《禁止輕蔑太平軍案文件》，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商務印書館1934年修訂本， 1971年，下册，第419-4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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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24日
中央黨部宣傳部就此事函請內政部、教育部參考酌辦，並明確表示了支持的態度：「查洪楊事件為狹義之民族革命，自應加以承認，現今各地修誌及報張紀載，仍沿舊習，加以輕蔑，殊於本黨主義有背。該羅邕所稱各節，不無見地，相應據情函達，即希予以考慮。」
《中央黨部宣傳部致內政部、教育部公函》（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公函第一七○六號），1930年7月24日，見《太平天囯詩文鈔》，下册，第4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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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9日
內政部按照宣傳部的意見給各省市政府發函，要求遵照執行。
《內政部諮各省市政府文》（國民政府行政院內政部諮，民字第一一○六號），1930年8月9日，見《太平天囯詩文鈔》，下册，第422-4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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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8月13日
江蘇省政府分別向通誌編纂委員會及民政廳、教育廳轉發了內政部咨文，並請加以落實；
《部諮請禁誣衊太平天囯》，《江蘇省政府公報》1930年第521期，第32-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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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年8月19日
廣東省政府專函廣東通志館，明令今後修誌時不得再有污衊太平天囯人物的字句；
《禁止誣衊太平天囯人物案》（廣東省政府公函，文字第六二六號），《廣東省政府公報》1930年第121期，第20-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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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2日
浙江省民政廳向各縣縣政府傳達上述文件，要求「一體遵照」執行。
《取締修志記載沿用舊習誣衊太平天囯一朝人物事項通飭遵照令各縣縣政府》（浙江省民政廳訓令，日字第一二二四號），《浙江民政月刊》1930年第35期，第235-237頁。
2014年4月15日 星期二
馬克思評太平天囯：只有破壞給人民的驚惶超滿清
本文摘自《青海日報》2013年4月26日第7版
作者：佚名
原題為：南京歷史上發生過多少次大屠殺
南京是不幸的，1937年30多萬人被日軍屠殺。不過，南京苦難的深重和滄桑的浩遠，遠不僅僅是1937年的這一次大屠殺。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南京歷史上總共發生六次大屠殺。
548年梁武帝時，侯景叛亂，建康（南京）28萬戶居民死亡十之八九，按每戶兩口人統計，至少50萬人死亡。
1130年，北宋滅亡後第四年、南宋建炎四年，金軍掠奪宮廷上萬宮女妃子之後，火燒建康，3日屠殺17萬居民，僅剩十分之一。
1853年洪秀全太平軍攻下南京。按照上帝教的教義，屬於「妖孽」的滿人必被殺死，於是八旗連滿族婦女「俱登城佐守」。太平軍「屠駐防嬰孺無遺，復驅隱匿之婦女出聚寶各門盡於橋上殺之，河水皆赤」。《金陵省難紀略》記載為：「數百萬生靈，城初破死者蓋已不下數十萬矣。」
，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沒有任何口號，他們給予民眾的驚後來，馬克思對太平天囯運動的評價是：「除了改朝換代以外惶比給予老統治者們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
洪秀全在假冒偽劣的龍椅的屁股還沒坐熱，1864年，曾國荃率政府軍中最善戰的湘軍攻佔天京（南京），見人就殺，見屋就燒，見財物與女子就搶。直殺得天京城內血流成河，屍體湧進長江，幾乎使江水不流。曾國藩稱：「秦淮長河，屍骨如麻……自五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愈於今日。」清人記載：「金陵之役，伏尸百萬，秦淮盡赤；號哭之聲，震動四野。」
清滅亡後，中華民國成立，蔣介石在南京當政後開始屠殺異己，在雨花台這個刑場，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達10萬之多。其中，有我黨的早期領導人鄧中夏、惲代英、羅登賢，有劉少奇的第一位夫人何保珍、黨的一大代表陳潭秋的妻子徐全直，有毛澤東介紹入黨的毛福軒、曾任新四軍秘書長的朱克靖、八路軍359旅政治部副主任劉亞生等等。
1937年12月初，5萬日軍兵臨南京城下，僅僅傷亡2000多人就攻克南京，獲命「全部殺掉俘虜」，對平民「斷然處置」。第6師團首先攻陷南京中華門，師團長谷壽夫立馬揚刀，「解除軍紀三天」。
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中，中國軍人的英勇抵抗，加劇了日本侵略軍的報復心理，使他們在後來的暴行中表現得更加殘忍、瘋狂。 30萬同胞，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個又一個地走進了血寫的歷史，走進了屈辱的歷史。
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年，南京雨花台建烈士陵園，毛澤東題詞「死難烈士萬歲」，比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建設早30多年。這一時期南京主要紀念在雨花台被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屠殺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因此很長時間裡沒有宣傳南京大屠殺，以致無人知曉。日本戰犯來南京都被組織去雨花台默哀，中國人去日本反戰反美、紀念原子彈轟炸死難者，卻沒有人去祭奠南京大屠殺同胞。
而今南京大屠殺紀念深入人心，但是我們也要了解歷史上那五次屠殺，不能只有日本人屠殺才是屠殺，也不是只有被日本人屠殺的生命才值得紀念。只有這樣，才能更好體現對生命的尊重，對歷史的敬畏。也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下一次屠殺和不幸。
作者：佚名
原題為：南京歷史上發生過多少次大屠殺
南京是不幸的，1937年30多萬人被日軍屠殺。不過，南京苦難的深重和滄桑的浩遠，遠不僅僅是1937年的這一次大屠殺。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南京歷史上總共發生六次大屠殺。
548年梁武帝時，侯景叛亂，建康（南京）28萬戶居民死亡十之八九，按每戶兩口人統計，至少50萬人死亡。
1130年，北宋滅亡後第四年、南宋建炎四年，金軍掠奪宮廷上萬宮女妃子之後，火燒建康，3日屠殺17萬居民，僅剩十分之一。
1853年洪秀全太平軍攻下南京。按照上帝教的教義，屬於「妖孽」的滿人必被殺死，於是八旗連滿族婦女「俱登城佐守」。太平軍「屠駐防嬰孺無遺，復驅隱匿之婦女出聚寶各門盡於橋上殺之，河水皆赤」。《金陵省難紀略》記載為：「數百萬生靈，城初破死者蓋已不下數十萬矣。」
，他們沒有給自己提出任何任務，他們沒有任何口號，他們給予民眾的驚後來，馬克思對太平天囯運動的評價是：「除了改朝換代以外惶比給予老統治者們的驚惶還要厲害。他們的全部使命，好像僅僅是用醜惡萬狀的破壞來與停滯腐朽對立，這種破壞沒有一點建設工作的苗頭。」
洪秀全在假冒偽劣的龍椅的屁股還沒坐熱，1864年，曾國荃率政府軍中最善戰的湘軍攻佔天京（南京），見人就殺，見屋就燒，見財物與女子就搶。直殺得天京城內血流成河，屍體湧進長江，幾乎使江水不流。曾國藩稱：「秦淮長河，屍骨如麻……自五代以來，生靈塗炭，殆無愈於今日。」清人記載：「金陵之役，伏尸百萬，秦淮盡赤；號哭之聲，震動四野。」
清滅亡後，中華民國成立，蔣介石在南京當政後開始屠殺異己，在雨花台這個刑場，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達10萬之多。其中，有我黨的早期領導人鄧中夏、惲代英、羅登賢，有劉少奇的第一位夫人何保珍、黨的一大代表陳潭秋的妻子徐全直，有毛澤東介紹入黨的毛福軒、曾任新四軍秘書長的朱克靖、八路軍359旅政治部副主任劉亞生等等。
1937年12月初，5萬日軍兵臨南京城下，僅僅傷亡2000多人就攻克南京，獲命「全部殺掉俘虜」，對平民「斷然處置」。第6師團首先攻陷南京中華門，師團長谷壽夫立馬揚刀，「解除軍紀三天」。
淞滬會戰和南京保衛戰中，中國軍人的英勇抵抗，加劇了日本侵略軍的報復心理，使他們在後來的暴行中表現得更加殘忍、瘋狂。 30萬同胞，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個又一個地走進了血寫的歷史，走進了屈辱的歷史。
新中國成立初期，1949年，南京雨花台建烈士陵園，毛澤東題詞「死難烈士萬歲」，比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建設早30多年。這一時期南京主要紀念在雨花台被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屠殺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因此很長時間裡沒有宣傳南京大屠殺，以致無人知曉。日本戰犯來南京都被組織去雨花台默哀，中國人去日本反戰反美、紀念原子彈轟炸死難者，卻沒有人去祭奠南京大屠殺同胞。
而今南京大屠殺紀念深入人心，但是我們也要了解歷史上那五次屠殺，不能只有日本人屠殺才是屠殺，也不是只有被日本人屠殺的生命才值得紀念。只有這樣，才能更好體現對生命的尊重，對歷史的敬畏。也只有這樣，才能避免下一次屠殺和不幸。
鑄造銀幣絕不是太平天囯的「創新之舉」
郭毅生先生著的《太平天囯經濟史》第十章「商業政策與貨幣」第四節「太平天囯的貨幣」中說：「太平天囯鑄造的貨幣，主要有銀幣、大花錢、通用錢三種……銀幣見於太平天國的對外文書，海外亦有收藏者。1861年《酧天義李明成致英國翻譯官福書》說：『茲將我囯聖錢如託付呈銀錢貳拾元、青錢拾元、祈麾下哂納』，便足以證明。1862年英國倫敦出版的《中國的太平軍叛亂》一書中也記載：『天朝鑄有銀幣，其大小及價值頗稱便利。普通銀幣的大小相當於一枚銅錢，其上鑄有文字，與英幣先令之大小略同。大銀幣的價值相當於一英鎊金幣。』中國在以前未有銀幣鑄造，太平天囯開其端，而且鑄有大小兩種，這在貨幣史上是創新之舉。 」
郭毅生先生對太平天囯鑄造銀幣的敘述是準確的，但對太平天囯鑄造銀幣的評價是值得商榷的。
馬克思指出：「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這句話的意思是，金銀的自然屬性適合於擔任貨幣的職能。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貨幣的國家之一。難道中國鑄造銀幣果真是晚到19世紀中葉，由「太平天囯開其端」的嗎？
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否定了郭毅生先生的說法。
中國古代曾用海產貝殼作為貨幣。這種觀點目前已經得到錢幣界的公認。《史記．平準書》說：「虞夏之幣……或龜貝。」這是說，虞夏之時，已用海龜海貝當作貨幣。但這種說法，還沒有得到有力的考古材料證明。鄭州白家莊商代前期的一座中等奴隸主墓出土了有穿孔的海貝602枚，這說明，早在盤庚遷殷之前，商朝已用海貝作為貨幣了。天然海貝在殷商時期得到廣泛使用。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海貝達到6880枚。
隨著貿易的發展，天然海貝愈發顯得不夠用，於是出現了人工仿製貝。山西保德林遮峪村一座商代晚期墓出土銅貝109枚。山西侯馬上馬村東周墓出土銅貝530多枚。山東沂水劉家店春秋時期莒國大墓出土金貝65枚。1974至1978，河北平山戰國時期中山王墓出土銀貝5枚。《史記．平準書》記載：「古者皮幣，諸候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集解》裴駰按《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考古資料證明《史記》所載不謬。1974年，河南扶溝古城村又出土18枚東周時期的銀布幣。如果不算出土的銀貝，這18枚銀布幣是目前發現的我國最早的銀幣實物，當是無可爭議的。我國鑄造銀幣的歷史至遲要從東周算起。
東周以後，「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漢書．食貨志》）漢承秦制，起初也以黃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白銀不為幣；至漢武帝時始鑄龜形銀幣。西漢末年，王莽改革幣制，曾鑄銀幣，但其形制，史書失載。江蘇六朝墓出土兩枚銀五銖，可能是東漢製作的。《北齊書．王昕傳》記載：北魏高祖孝文帝之子汝南王悅，散銀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這說明南北朝時期也鑄造過銀幣。
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銀質「開元通寶」錢421枚。銀錢徑2.5厘米，厚0.15厘米，重6克，錢文書法、形制與唐初「開元通寶」相侔。宋代大量鑄造銀幣。宋代銀幣在製作特點上跟唐代有區別。唐代的銀「開元通寶」錢與銅「開元通寶」錢，形制、大小、文字都一樣，而宋代銀錢一般比銅錢小，文字也不同。例如：「大觀通寶」銀幣錢文有兩種，一為篆書，一為隸書，成對錢，而「大觀通寶」銅幣錢文為瘦金書。1983年，甘肅清水太平鄉收集到銀質「政和通寶」一枚，形制與折五錢相似，直徑3.1厘米，穿0.6厘米，厚0.15厘米，重8.5克；錢文隸書。
元朝有「大朝通寶」銀幣，正面一般鑄有生肖或騎馬持刀人像，「大朝通寶」書體仿北宋大觀錢。該幣每枚重2.7至3.0克，版式較多。這是蒙古改國號大元以前所鑄。元成宗鐵穆爾元貞年間（1295-1297年）曾鑄「元貞通寶」小銀幣。
明朝鑄有「永樂通寶」、「萬曆通寶」、「天啟通寶」等銀幣。明朝崇禎年間，我國西藏地區曾使用廓爾喀（今尼泊爾）銀幣。這種銀幣成色高，受我藏族人民喜愛。廓爾喀商人便「招價居奇」，致使西藏白銀外流。
1792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拉薩設立寶藏局鑄銀幣。乾隆帝考慮到西藏不產銅，如從雲南採購，運輸艱難，固特許寶藏局鑄銀幣。不久，福康安將軍呈進錢模，正面鑄「乾隆通寶」四字，背面鑄「寶藏」二字，俱用藏文。乾隆帝閱後認為不合「同文規制」。次年，寶藏局遵照清廷戶部頒布錢式，鑄成三種銀幣：大樣重一錢五分，中樣重一錢，小樣重五分，正面鑄漢字「乾隆寶藏」」四字，背面鑄藏文「唐古忒乾隆寶藏」，邊郭註明年份。「乾隆寶藏」銀幣成色好，中外商民「悉皆稱便」。
以上史實，雄辯地證明，中國鑄造銀幣的歷史是相當悠久的。鑄造銀幣絕不是太平天囯的「創新」之舉。
郭毅生先生對太平天囯鑄造銀幣的敘述是準確的，但對太平天囯鑄造銀幣的評價是值得商榷的。
馬克思指出：「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這句話的意思是，金銀的自然屬性適合於擔任貨幣的職能。中國是世界文明的發源地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貨幣的國家之一。難道中國鑄造銀幣果真是晚到19世紀中葉，由「太平天囯開其端」的嗎？
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否定了郭毅生先生的說法。
中國古代曾用海產貝殼作為貨幣。這種觀點目前已經得到錢幣界的公認。《史記．平準書》說：「虞夏之幣……或龜貝。」這是說，虞夏之時，已用海龜海貝當作貨幣。但這種說法，還沒有得到有力的考古材料證明。鄭州白家莊商代前期的一座中等奴隸主墓出土了有穿孔的海貝602枚，這說明，早在盤庚遷殷之前，商朝已用海貝作為貨幣了。天然海貝在殷商時期得到廣泛使用。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海貝達到6880枚。
隨著貿易的發展，天然海貝愈發顯得不夠用，於是出現了人工仿製貝。山西保德林遮峪村一座商代晚期墓出土銅貝109枚。山西侯馬上馬村東周墓出土銅貝530多枚。山東沂水劉家店春秋時期莒國大墓出土金貝65枚。1974至1978，河北平山戰國時期中山王墓出土銀貝5枚。《史記．平準書》記載：「古者皮幣，諸候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集解》裴駰按《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考古資料證明《史記》所載不謬。1974年，河南扶溝古城村又出土18枚東周時期的銀布幣。如果不算出土的銀貝，這18枚銀布幣是目前發現的我國最早的銀幣實物，當是無可爭議的。我國鑄造銀幣的歷史至遲要從東周算起。
東周以後，「秦并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漢書．食貨志》）漢承秦制，起初也以黃金為上幣，銅錢為下幣，白銀不為幣；至漢武帝時始鑄龜形銀幣。西漢末年，王莽改革幣制，曾鑄銀幣，但其形制，史書失載。江蘇六朝墓出土兩枚銀五銖，可能是東漢製作的。《北齊書．王昕傳》記載：北魏高祖孝文帝之子汝南王悅，散銀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這說明南北朝時期也鑄造過銀幣。
1970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唐代窖藏出土銀質「開元通寶」錢421枚。銀錢徑2.5厘米，厚0.15厘米，重6克，錢文書法、形制與唐初「開元通寶」相侔。宋代大量鑄造銀幣。宋代銀幣在製作特點上跟唐代有區別。唐代的銀「開元通寶」錢與銅「開元通寶」錢，形制、大小、文字都一樣，而宋代銀錢一般比銅錢小，文字也不同。例如：「大觀通寶」銀幣錢文有兩種，一為篆書，一為隸書，成對錢，而「大觀通寶」銅幣錢文為瘦金書。1983年，甘肅清水太平鄉收集到銀質「政和通寶」一枚，形制與折五錢相似，直徑3.1厘米，穿0.6厘米，厚0.15厘米，重8.5克；錢文隸書。
元朝有「大朝通寶」銀幣，正面一般鑄有生肖或騎馬持刀人像，「大朝通寶」書體仿北宋大觀錢。該幣每枚重2.7至3.0克，版式較多。這是蒙古改國號大元以前所鑄。元成宗鐵穆爾元貞年間（1295-1297年）曾鑄「元貞通寶」小銀幣。
明朝鑄有「永樂通寶」、「萬曆通寶」、「天啟通寶」等銀幣。明朝崇禎年間，我國西藏地區曾使用廓爾喀（今尼泊爾）銀幣。這種銀幣成色高，受我藏族人民喜愛。廓爾喀商人便「招價居奇」，致使西藏白銀外流。
1792年，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拉薩設立寶藏局鑄銀幣。乾隆帝考慮到西藏不產銅，如從雲南採購，運輸艱難，固特許寶藏局鑄銀幣。不久，福康安將軍呈進錢模，正面鑄「乾隆通寶」四字，背面鑄「寶藏」二字，俱用藏文。乾隆帝閱後認為不合「同文規制」。次年，寶藏局遵照清廷戶部頒布錢式，鑄成三種銀幣：大樣重一錢五分，中樣重一錢，小樣重五分，正面鑄漢字「乾隆寶藏」」四字，背面鑄藏文「唐古忒乾隆寶藏」，邊郭註明年份。「乾隆寶藏」銀幣成色好，中外商民「悉皆稱便」。
以上史實，雄辯地證明，中國鑄造銀幣的歷史是相當悠久的。鑄造銀幣絕不是太平天囯的「創新」之舉。
王慶成：關於「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
太平天囯立國後，公私文件所署國號年月均作太平天囯某干支某年，如太平天囯甲寅四年，丙辰六年等；官員將領的印文，亦作太平天囯某官，如「太平天囯燕王秦日綱」、「太平天囯天官正丞相」之類。但在後期，出現了「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之稱，各種文籍所署國號和官員印信的印文均以「天父天兄天王」六字冠首。 《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敘此事說：「去年天王改政，要合內外大小軍營將相，民家亦然，凡出示以及印內，具要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樣安入，口口不遵者，五馬分屍……那時人人遵稱，獨我與李世賢不服聲稱，李世賢現今亦未肯稱此也。」
《自述》寫於太平天囯甲子十四年（一八六四），「去年」應指太平天囯癸開十三年。這係《自述》誤記。羅爾綱同誌已以辛酉十一年洪秀全的詔旨等文書為例，指出「天王命令凡出示及印文內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樣並不是始於癸開十三年」（《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增訂本）。但洪秀全的這項「改政」具體開始於甚麼時候？實行的情況如何？其意圖和作用何在？李秀成稱對此命令獨他與李世賢不服，究竟是否事實？這裡試作簡略的稽索和說明。
據現存原件的太平天囯文籍，署寫國號年份最早與「天父天兄天王」相聯的，似為洪仁玕《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己未九年會試題》一書。但此書封面未題刊刻年份。查考太平天囯九年發表的其他文籍，都沒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樣。可以判斷，太平天囯九年並未實行「改政」，這部書雖是九年所寫，刻印應是以後的事。
太平天囯十年的文書有原件傳世的很多。發布、刻印較晚的是這年九月二十四日減免蘇南各屬錢糧詔，和這年十月印行的辛酉十一年新曆，都沒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樣。 《欽定士階條例》倫敦不列顛博物院藏本，蕭一山《太平天囯叢書》第一集據以影印，封面題「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辛酉十一年新鐫」」。此書篇首洪仁玕、陳玉成、蒙得恩的獻書奏中說：「本年十月二十一日又蒙我真聖主操勞聖心，頒降聖詔」，考蒙得恩於十一年春去世，故奏中說的「本年」，不可能指十一年，而是指十年，洪仁玕等作奏、序的時間，都應在十年十月二十一日以後至十年年底之間。奏、序中有「自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甲子科舉行」和「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己未九年九月初九日宏開天試」之句。據此看來，在十年十月以後至十年年底這段時間內，洪秀全似已「改政」。但實際則不然。一九五七年江蘇常熟發現《欽定士階條例》的另一刻本，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編的《太平天囯印書》據以影印，其版式、內容和封面所題刻印年期與倫敦本完全相同，但倫敦本洪仁玕等奏、序中「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字樣，常熟本都作「太平天囯」。對勘之下，倫敦本顯然晚於常熟本，顯然是就常熟本的原版改刻了兩行而重印的。由此可知，直至太平天囯十年年底，洪秀全並未實行「改政」。
如果我們參考利用傳世的太平天囯文籍抄件，那末，對於「改政」的具體時間和背景可以看得更為清楚。 《太平天囯史料》（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圖書館編）載有向達抄自倫敦不列顛博物院的洪秀全和他的兒子在庚申十年、辛酉十一年發的二十八件詔旨，其中的「太平天囯辛酉拾壹年正月初一日天王詔旨」，並沒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樣。原抄件在這件詔旨後，有十一年正月十三日詔，幼主正月十四日、拾五日、十六日、正月二十日、正月二十六日詔，接著又有「天王詔旨」，其內容是改太平天囯國號為「上帝天囯」。此「天王詔旨」下有「二十六日」四字而無年月，但無論從編次和內容來判斷，這件「天王詔旨」的發布年月日應為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這件詔旨說：「改太平天囯為上帝天囯更合真理」，並未說把「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改為「上帝天囯」，可見這仍是「改政」以前的事。
在這以後不久，我們從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的洪秀全詔書中見到了「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之稱（見《太平天囯詔諭》），此後就經常出現這種稱謂。由此可以斷定，《自述》中所說的「改政」，是在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到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之間發生的事。這樣，我們看到，在短短的二十一天之內，洪秀全實際上有兩次「改政」。第一次是把「太平天囯」改為「上帝天囯」，規定在璽印文字和各種文書內統要把「太平天囯」改為「上帝天囯」。但這件事還沒有來得及實行，洪秀全改變了主意，又有第二次「改政」，把「上帝天囯」改稱「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文書、印文都要在原來的「太平天囯」四字之上加「天父天兄天王」六字。
洪秀全為甚麼要改號改政？ 《自述》說：「天王號為天父天兄天王之國，此是天王之計，將此來情，雲天上有此之事，瞞及世人……稱天朝天軍天民天官天將御林兵者，皆算渠一人之兵……恐人霸占其國。」我們且撇開這番解釋，來簡略地考察、分析一下歷史事實。
一八五六年以前，太平天囯在軍事上雖曾受挫折，但總的來說，是蓬勃向上的。一八五六至一八五七年的楊韋石事件，使太平天囯早期反覆宣傳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受到嚴重傷害，使將士人心渙散，分散主義日益滋長。這一後果，洪仁玕在太平天囯九年曾很坦率地指出：「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萬心為一心，故眾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奧妙無人知覺。今因人心冷淡，故銳氣減半耳。」（《資政新篇》附《兵要四則》）。
為挽回這種局面所作的努力，效果甚小。在體制上，楊、韋死後，曾經有希望重建有力的集中領導。在全軍中有威望的石達開擔任過「通軍主將」、「提理政務」。但不久，石達開又「遠征」不歸。此後兩年，洪秀全兼做「主」與「軍師」，新封五軍主將，「稍可自立」。但看來洪秀全不慣於親自處理實際政務。己未九年以後，他把「軍師」職務交給了雖然忠於太平天囯但缺乏經驗和威望的洪仁玕，而自己後來又聲稱不再親理庶政。在太平天囯後期，凡組成集中領導所必需的各種崇高職位並沒有空缺，而且大多由洪秀全的兄弟子侄擔任着，但這並沒有增強洪秀全和天京中央政權的威望，分散主義依然存在和發展著。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於洪秀全的某些年幼或無知的兄弟子侄輩不可能起有力的實際領導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由於洪秀全沒有在政治上、經濟上提出足以重振人心、團結內部的切實可行的口號和政策。
在太平天囯前期，「有衣同衣，有食同食」的理想和這種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的實踐，是鼓舞太平天囯人心的基本因素；而結合着這種理想的關於天父天兄的神學宣傳，確也曾起了統一太平天囯內部意志的特殊作用。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太平天囯曾以特定的社會內容而使本來的鴉片煙暫時地變成了興奮劑。 「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就是證明。然而，一八五六至一八五七年接踵而來的內部事件，不但使太平天囯的社會理想失去了光輝，更使天父天兄差遣他們弟兄數人下凡救世這一套神話實際上徹底破產。興奮劑的時效已失，空虛和失望導致人心的冷淡。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重振人心和加強領導，本應改弦更張，從天國回到人間，着重在人事上多做切實的努力，以有力的政治經濟設施來挽回已形成的嚴重形勢。這不是不可能的。
舊式農民戰爭不可能有一條使自己的革命鬥爭達到勝利的革命路線。它的領導人不可能擺脫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但在這個限度內，農民戰爭領導人在解決所面臨的各種實際問題方面，仍有很大的活動範圍和施展自己政治才能的餘地。然而洪秀全卻終於未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他過於脫離實際。他在楊韋石事件以後，繼續拾起在將士心目中已經破了產的神學武器，繼續並且進一步乞靈於天父天兄這一套神話。同前期宣傳略有差別的是，他把重點放在自己受命於天和天父天兄天王幼主父子公孫同坐江山這一虛妄世系的神聖性上。這在太平天囯後期的文獻中是斑斑可考的，有的簡直到了荒誕可笑的地步。當然，這不僅是笑劇，而且更是悲劇。我們不能要求洪秀全沒有帝王思想、家天下思想。他大概認為，天父天兄既曾幫助他號召了人民創建了天國，一定還能夠幫助他維繫人心、鞏固領導的權威而防止「為君之權謀下奪」，以為這樣就可以解決楊韋石事件後的內部問題。殊不知，天父天兄既不能防止他自己和楊韋石矛盾的爆發，又何能消除矛盾爆發的嚴重後果呢？恰恰相反，在「人心冷淡」以後而繼續高彈神的老調，繼續把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把人的作用歸功於神的啟示，將士們是不會從這裡受到鼓舞激勵的。
洪秀全在辛酉十一年初的改號改政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他企圖加強神學體係來解決內部問題的一系列努力中之一環。改太平天囯為上帝天囯的意思是，「普天一家盡歸爺哥」，突出這個人間的和天上的天國都是上帝即洪秀全的父親的。而「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這種稱號，看來比「上帝天囯」之稱更能直接地表達洪秀全父子上承天父天兄來治理這個國家的神聖地位，而又能保持將士們久已習慣的太平天囯之稱。這大概就是洪秀全在太平天囯改「太平天囯」為「上帝天囯」以後很快又改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太平天囯」的原因。
這種改號改政，儘管洪秀全當年極為重視，但本身是一種無意義的做法，不可能產生甚麼積極效果。而且，剛剛下詔把太平天囯改為上帝天囯，不幾天又下詔把「上帝天囯」改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如此任意反覆，跡近兒戲，它本身就不會加強洪秀全的領導威信。
洪秀全「改政」以後，執行情況是頗不一律的。天京的一些將士、官員，大都遵辦了。
首先是洪仁玕，他在辛酉十一年的七月初七、八月初一都有致「大英番譯官富禮賜」的信（見《太平天囯書翰》），八月二十三日簽發了一件給外國人的通行證（見《太平天囯革命文物圖錄補編》），這一年他還和幼贊王蒙時雍、忠誠二天將李春發聯名發布了誡浮文諭（見《太平天囯詔諭》 ）。這些文書都把國號寫作「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洪仁玕官印的印文，影印件看不清，但蒙、李的印文卻可以看出已加上「天父天兄天王」」六字。
忠誠伍天將任番鎮總管莫仕睽在這年七月有兩件文書分別給富禮賜和斂天義梁鳳超，所寫國號年月和官印印文都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見《太平天囯書翰》）。梁鳳超在這年七月發的一道懸賞令，令文中寫上了這六個字而官印印文中則還沒有加上（見《太平天囯詔諭》）。
留在天京的李秀成的親弟酧天義李明成，在這一年五月至七月有四封信給富禮賜，都在「太平天囯」之上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前兩封信的印文沒有改，第三封信的印文影印件看不清，而在發出第四封信時，官印已經更換，印文內有了這六個字（均見《太平天囯書翰》）。
天京以外的情況卻有所不同。李秀成在「改政」後當年所發的文書，有原件影印本可考者，有五月十四日諭賴文光，十月初三日諭子侄（均見《太平天囯書翰》），十一月二十四日諭上海松江人民，十一月諭趙景賢（均見《太平天囯文書》），國號和官印印文都沒有「天父天兄天王」六字。李世賢在這一年所發的文書，有原件可考者有勸四民歸順諭（未填月日），有十一月二十三日勸浙江子民效順諭（原件均藏浙江省博物館），國號和官印印文也都沒有這六個字。由此看來，說李秀成、李世賢不服不遵「改政」令，並非不是事實，而是實有其事。
然而，在辛酉十一年不遵「改政」令的，並不止於二李，還有一些較重要的將領。如殿前南破愾軍主將認天義陸順得這年十一月發給肖山縣人民的門牌，討逆主將進天義范汝增這年三月印發的門牌（見《太平天囯革命文物圖錄》及《續編》、《補編》），都不寫「天父天兄天王」。特別值得提出的是，英王陳玉成在「改政」後一年，即太平天囯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在廬州同時發給賴文光等、馬融和等及張洛行三封信，沒有一件在國號之上加寫「天父天兄天王」六字（見《太平天囯文書》）。這說明，對洪秀全「改政」不以為然的，確是大有人在。
李秀成在辛酉十一年對「改政」不服不遵是無疑的，但從十二年起卻有變化。壬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李秀成諭忠逢朝將劉肇均，印文未變，國號之上則已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六字（見《太平天囯文書》）。此後，李秀成或以李秀成名義所發的文書公據，都按此辦了。例如，「忠王李」在十二年發給金匱縣黃祠墓祭和陳金榮的田憑（見《太平天囯革命文物圖錄》及《補編》），這年九月十五日對徐少遽的「忠王瑞批」（原件藏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所寫國號以及田憑、瑞批上所蓋李秀成屬官印信的印文，都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六字。現在能見到的他本人發出的幾件最後文書，如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給護王、潮王的告急信，是抄件；這年十月二十六日給呤唎的委任書，有原件的影印件，都遵行了「改政」的制度。從呤唎原書上的影印文書看，李秀成的印信也已更換，印文上有了「天父天兄天王」六字。
李世賢的態度則似不像李秀成那樣有所改變。他在上述十一年兩通「諄諭」」以後，沒有留下首尾完整的文書。天京失陷後，他在漳州有一封告人民諭和一封致英法美公使書，原件今已不存，呤唎《太平天囯親歷記》據當時報紙的英譯文收錄，它們所署的國號年月，英譯均無「天父天兄天王」字樣（見呤唎原書，一八六六年版，第七八四、七八七頁）。按呤唎此書引錄的太平天囯文件，如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幼贊王蒙時雍等覆英國侵略者賓漢書，其英譯文在幼贊王等的銜前和書後的國號上均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樣（同上書，第四一八、四二三頁）。李世賢的兩件漳州文書如原有「天父天兄天王」六字，英譯是不會漏奪的。由此推測，《忠王李秀成自述》說李世賢至今（太平天囯十四年）對「改政」仍不服不遵，大致是可信的。
至於李秀成、李世賢的部下和江浙地區太平天囯其他各級將領以及鄉官的文書公據，從洪秀全「改政」以後，遵制的情況是紛紜雜出的。多數遵行了。有的徹底，書寫文和印信文都加了「天父天兄天王」；有的書寫文改了，印信文未改；有的卻是印信文改了，書寫文未改。但也有在李秀成已經遵制以後，其屬下將領仍未遵未改的。需要提出的是，在辛酉十一年李秀成不服不遵的期間內，他的部下有些仍是遵改的。除前述他的親弟李明成的事例外，如他的大將朗天義陳炳文屬下在十一年所發易知由單和這一年十一月卅日所發營業執照，濟天義黃和錦所委辦的賦租總局十一年九月十四日佈告（均見《太平天囯革命文物圖錄》、《圖錄續編》）等等，都是遵從了「改政」令的。看來，李秀成並未命令他的部下與他採取同一態度，他在辛酉十一年不服不遵，只是說明了他個人對「改政」的觀感。說由於李秀成的反對而使洪秀全的「改號」、「改政」未能實現，那是幾個方面都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改政」以後太平天囯的各種文書上反映出來的這些紛雜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這種「改政」實際上缺少威信和生命力。太平天囯九年，洪秀全、洪仁玕打算加強中央集權，反對爵賞浮濫，不准各級將領對屬下自行封官授印。這不失為克服分散主義的一種措施。但時而不久，天京方面自己也實行了濫封濫賞的政策，就以現存十年九月二十日至年底的十六件詔旨來看，每次一封就是十幾人、幾十人，有的還一封再封。這只是十年最後兩三個月內的部分情況，以後的情況更為嚴重。數以千、萬計的官員將領幾天幾個月就升一次官，鐫刻宮印的任務就已夠繁重了，而洪秀全的改號改政，又加倍地增加了這種任務。十年年底，幼主奉洪秀全之命封了四員「總典鐫刻」。「改政」的結果，大概只是使這四員總典鐫刻官和各地典鐫刻官所屬的刻字工人忙得不可開交，應接不暇。此外，還能產生甚麼實際作用呢？
洪秀全是偉大的歷史人物。他作為太平天囯反封建反侵略鬥爭的領導人而對歷史有傑出貢獻。但他不是沒有自己的弱點。「相當長的時期以來，人們一直用迷信來說明歷史，而我們現在是用歷史來說明迷信」（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改號改政不是甚麼兩條路線鬥爭的大事，對改號改政的態度不是甚麼評價太平天囯人物的標準；相反，我們應該按照歷史原貌而對改號改政給予認識和評價。沒有接受「改政」的陳玉成而為太平天囯盡忠到底，很早就遵制遵改的陳炳文卻終於向清朝呈遞投降禀帖，並且在禀帖上蓋上「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的官印，「改政」之不能檢驗太平天囯人物的功罪，不是很明顯的嗎？
（資料來源：《歷史研究》1978年第9期。）
《自述》寫於太平天囯甲子十四年（一八六四），「去年」應指太平天囯癸開十三年。這係《自述》誤記。羅爾綱同誌已以辛酉十一年洪秀全的詔旨等文書為例，指出「天王命令凡出示及印文內刻天父天兄天王字樣並不是始於癸開十三年」（《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證》增訂本）。但洪秀全的這項「改政」具體開始於甚麼時候？實行的情況如何？其意圖和作用何在？李秀成稱對此命令獨他與李世賢不服，究竟是否事實？這裡試作簡略的稽索和說明。
據現存原件的太平天囯文籍，署寫國號年份最早與「天父天兄天王」相聯的，似為洪仁玕《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己未九年會試題》一書。但此書封面未題刊刻年份。查考太平天囯九年發表的其他文籍，都沒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樣。可以判斷，太平天囯九年並未實行「改政」，這部書雖是九年所寫，刻印應是以後的事。
太平天囯十年的文書有原件傳世的很多。發布、刻印較晚的是這年九月二十四日減免蘇南各屬錢糧詔，和這年十月印行的辛酉十一年新曆，都沒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樣。 《欽定士階條例》倫敦不列顛博物院藏本，蕭一山《太平天囯叢書》第一集據以影印，封面題「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辛酉十一年新鐫」」。此書篇首洪仁玕、陳玉成、蒙得恩的獻書奏中說：「本年十月二十一日又蒙我真聖主操勞聖心，頒降聖詔」，考蒙得恩於十一年春去世，故奏中說的「本年」，不可能指十一年，而是指十年，洪仁玕等作奏、序的時間，都應在十年十月二十一日以後至十年年底之間。奏、序中有「自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甲子科舉行」和「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己未九年九月初九日宏開天試」之句。據此看來，在十年十月以後至十年年底這段時間內，洪秀全似已「改政」。但實際則不然。一九五七年江蘇常熟發現《欽定士階條例》的另一刻本，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編的《太平天囯印書》據以影印，其版式、內容和封面所題刻印年期與倫敦本完全相同，但倫敦本洪仁玕等奏、序中「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字樣，常熟本都作「太平天囯」。對勘之下，倫敦本顯然晚於常熟本，顯然是就常熟本的原版改刻了兩行而重印的。由此可知，直至太平天囯十年年底，洪秀全並未實行「改政」。
如果我們參考利用傳世的太平天囯文籍抄件，那末，對於「改政」的具體時間和背景可以看得更為清楚。 《太平天囯史料》（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和北京圖書館編）載有向達抄自倫敦不列顛博物院的洪秀全和他的兒子在庚申十年、辛酉十一年發的二十八件詔旨，其中的「太平天囯辛酉拾壹年正月初一日天王詔旨」，並沒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樣。原抄件在這件詔旨後，有十一年正月十三日詔，幼主正月十四日、拾五日、十六日、正月二十日、正月二十六日詔，接著又有「天王詔旨」，其內容是改太平天囯國號為「上帝天囯」。此「天王詔旨」下有「二十六日」四字而無年月，但無論從編次和內容來判斷，這件「天王詔旨」的發布年月日應為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這件詔旨說：「改太平天囯為上帝天囯更合真理」，並未說把「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改為「上帝天囯」，可見這仍是「改政」以前的事。
在這以後不久，我們從十一年二月十七日的洪秀全詔書中見到了「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之稱（見《太平天囯詔諭》），此後就經常出現這種稱謂。由此可以斷定，《自述》中所說的「改政」，是在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到十一年二月十七日之間發生的事。這樣，我們看到，在短短的二十一天之內，洪秀全實際上有兩次「改政」。第一次是把「太平天囯」改為「上帝天囯」，規定在璽印文字和各種文書內統要把「太平天囯」改為「上帝天囯」。但這件事還沒有來得及實行，洪秀全改變了主意，又有第二次「改政」，把「上帝天囯」改稱「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文書、印文都要在原來的「太平天囯」四字之上加「天父天兄天王」六字。
洪秀全為甚麼要改號改政？ 《自述》說：「天王號為天父天兄天王之國，此是天王之計，將此來情，雲天上有此之事，瞞及世人……稱天朝天軍天民天官天將御林兵者，皆算渠一人之兵……恐人霸占其國。」我們且撇開這番解釋，來簡略地考察、分析一下歷史事實。
一八五六年以前，太平天囯在軍事上雖曾受挫折，但總的來說，是蓬勃向上的。一八五六至一八五七年的楊韋石事件，使太平天囯早期反覆宣傳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受到嚴重傷害，使將士人心渙散，分散主義日益滋長。這一後果，洪仁玕在太平天囯九年曾很坦率地指出：「即我天朝，初以天父真道，蓄萬心為一心，故眾弟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此中奧妙無人知覺。今因人心冷淡，故銳氣減半耳。」（《資政新篇》附《兵要四則》）。
為挽回這種局面所作的努力，效果甚小。在體制上，楊、韋死後，曾經有希望重建有力的集中領導。在全軍中有威望的石達開擔任過「通軍主將」、「提理政務」。但不久，石達開又「遠征」不歸。此後兩年，洪秀全兼做「主」與「軍師」，新封五軍主將，「稍可自立」。但看來洪秀全不慣於親自處理實際政務。己未九年以後，他把「軍師」職務交給了雖然忠於太平天囯但缺乏經驗和威望的洪仁玕，而自己後來又聲稱不再親理庶政。在太平天囯後期，凡組成集中領導所必需的各種崇高職位並沒有空缺，而且大多由洪秀全的兄弟子侄擔任着，但這並沒有增強洪秀全和天京中央政權的威望，分散主義依然存在和發展著。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於洪秀全的某些年幼或無知的兄弟子侄輩不可能起有力的實際領導作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是由於洪秀全沒有在政治上、經濟上提出足以重振人心、團結內部的切實可行的口號和政策。
在太平天囯前期，「有衣同衣，有食同食」的理想和這種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的實踐，是鼓舞太平天囯人心的基本因素；而結合着這種理想的關於天父天兄的神學宣傳，確也曾起了統一太平天囯內部意志的特殊作用。宗教是人民的鴉片。但太平天囯曾以特定的社會內容而使本來的鴉片煙暫時地變成了興奮劑。 「只知有天父兄，不怕有妖魔鬼」，就是證明。然而，一八五六至一八五七年接踵而來的內部事件，不但使太平天囯的社會理想失去了光輝，更使天父天兄差遣他們弟兄數人下凡救世這一套神話實際上徹底破產。興奮劑的時效已失，空虛和失望導致人心的冷淡。在這種情況下，為了重振人心和加強領導，本應改弦更張，從天國回到人間，着重在人事上多做切實的努力，以有力的政治經濟設施來挽回已形成的嚴重形勢。這不是不可能的。
舊式農民戰爭不可能有一條使自己的革命鬥爭達到勝利的革命路線。它的領導人不可能擺脫歷史的和階級的局限性。但在這個限度內，農民戰爭領導人在解決所面臨的各種實際問題方面，仍有很大的活動範圍和施展自己政治才能的餘地。然而洪秀全卻終於未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他過於脫離實際。他在楊韋石事件以後，繼續拾起在將士心目中已經破了產的神學武器，繼續並且進一步乞靈於天父天兄這一套神話。同前期宣傳略有差別的是，他把重點放在自己受命於天和天父天兄天王幼主父子公孫同坐江山這一虛妄世系的神聖性上。這在太平天囯後期的文獻中是斑斑可考的，有的簡直到了荒誕可笑的地步。當然，這不僅是笑劇，而且更是悲劇。我們不能要求洪秀全沒有帝王思想、家天下思想。他大概認為，天父天兄既曾幫助他號召了人民創建了天國，一定還能夠幫助他維繫人心、鞏固領導的權威而防止「為君之權謀下奪」，以為這樣就可以解決楊韋石事件後的內部問題。殊不知，天父天兄既不能防止他自己和楊韋石矛盾的爆發，又何能消除矛盾爆發的嚴重後果呢？恰恰相反，在「人心冷淡」以後而繼續高彈神的老調，繼續把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把人的作用歸功於神的啟示，將士們是不會從這裡受到鼓舞激勵的。
洪秀全在辛酉十一年初的改號改政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他企圖加強神學體係來解決內部問題的一系列努力中之一環。改太平天囯為上帝天囯的意思是，「普天一家盡歸爺哥」，突出這個人間的和天上的天國都是上帝即洪秀全的父親的。而「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這種稱號，看來比「上帝天囯」之稱更能直接地表達洪秀全父子上承天父天兄來治理這個國家的神聖地位，而又能保持將士們久已習慣的太平天囯之稱。這大概就是洪秀全在太平天囯改「太平天囯」為「上帝天囯」以後很快又改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太平天囯」的原因。
這種改號改政，儘管洪秀全當年極為重視，但本身是一種無意義的做法，不可能產生甚麼積極效果。而且，剛剛下詔把太平天囯改為上帝天囯，不幾天又下詔把「上帝天囯」改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如此任意反覆，跡近兒戲，它本身就不會加強洪秀全的領導威信。
洪秀全「改政」以後，執行情況是頗不一律的。天京的一些將士、官員，大都遵辦了。
首先是洪仁玕，他在辛酉十一年的七月初七、八月初一都有致「大英番譯官富禮賜」的信（見《太平天囯書翰》），八月二十三日簽發了一件給外國人的通行證（見《太平天囯革命文物圖錄補編》），這一年他還和幼贊王蒙時雍、忠誠二天將李春發聯名發布了誡浮文諭（見《太平天囯詔諭》 ）。這些文書都把國號寫作「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洪仁玕官印的印文，影印件看不清，但蒙、李的印文卻可以看出已加上「天父天兄天王」」六字。
忠誠伍天將任番鎮總管莫仕睽在這年七月有兩件文書分別給富禮賜和斂天義梁鳳超，所寫國號年月和官印印文都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見《太平天囯書翰》）。梁鳳超在這年七月發的一道懸賞令，令文中寫上了這六個字而官印印文中則還沒有加上（見《太平天囯詔諭》）。
留在天京的李秀成的親弟酧天義李明成，在這一年五月至七月有四封信給富禮賜，都在「太平天囯」之上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前兩封信的印文沒有改，第三封信的印文影印件看不清，而在發出第四封信時，官印已經更換，印文內有了這六個字（均見《太平天囯書翰》）。
天京以外的情況卻有所不同。李秀成在「改政」後當年所發的文書，有原件影印本可考者，有五月十四日諭賴文光，十月初三日諭子侄（均見《太平天囯書翰》），十一月二十四日諭上海松江人民，十一月諭趙景賢（均見《太平天囯文書》），國號和官印印文都沒有「天父天兄天王」六字。李世賢在這一年所發的文書，有原件可考者有勸四民歸順諭（未填月日），有十一月二十三日勸浙江子民效順諭（原件均藏浙江省博物館），國號和官印印文也都沒有這六個字。由此看來，說李秀成、李世賢不服不遵「改政」令，並非不是事實，而是實有其事。
然而，在辛酉十一年不遵「改政」令的，並不止於二李，還有一些較重要的將領。如殿前南破愾軍主將認天義陸順得這年十一月發給肖山縣人民的門牌，討逆主將進天義范汝增這年三月印發的門牌（見《太平天囯革命文物圖錄》及《續編》、《補編》），都不寫「天父天兄天王」。特別值得提出的是，英王陳玉成在「改政」後一年，即太平天囯壬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在廬州同時發給賴文光等、馬融和等及張洛行三封信，沒有一件在國號之上加寫「天父天兄天王」六字（見《太平天囯文書》）。這說明，對洪秀全「改政」不以為然的，確是大有人在。
李秀成在辛酉十一年對「改政」不服不遵是無疑的，但從十二年起卻有變化。壬戌十二年二月初六日李秀成諭忠逢朝將劉肇均，印文未變，國號之上則已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六字（見《太平天囯文書》）。此後，李秀成或以李秀成名義所發的文書公據，都按此辦了。例如，「忠王李」在十二年發給金匱縣黃祠墓祭和陳金榮的田憑（見《太平天囯革命文物圖錄》及《補編》），這年九月十五日對徐少遽的「忠王瑞批」（原件藏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所寫國號以及田憑、瑞批上所蓋李秀成屬官印信的印文，都加上了「天父天兄天王」六字。現在能見到的他本人發出的幾件最後文書，如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給護王、潮王的告急信，是抄件；這年十月二十六日給呤唎的委任書，有原件的影印件，都遵行了「改政」的制度。從呤唎原書上的影印文書看，李秀成的印信也已更換，印文上有了「天父天兄天王」六字。
李世賢的態度則似不像李秀成那樣有所改變。他在上述十一年兩通「諄諭」」以後，沒有留下首尾完整的文書。天京失陷後，他在漳州有一封告人民諭和一封致英法美公使書，原件今已不存，呤唎《太平天囯親歷記》據當時報紙的英譯文收錄，它們所署的國號年月，英譯均無「天父天兄天王」字樣（見呤唎原書，一八六六年版，第七八四、七八七頁）。按呤唎此書引錄的太平天囯文件，如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幼贊王蒙時雍等覆英國侵略者賓漢書，其英譯文在幼贊王等的銜前和書後的國號上均有「天父天兄天王」字樣（同上書，第四一八、四二三頁）。李世賢的兩件漳州文書如原有「天父天兄天王」六字，英譯是不會漏奪的。由此推測，《忠王李秀成自述》說李世賢至今（太平天囯十四年）對「改政」仍不服不遵，大致是可信的。
至於李秀成、李世賢的部下和江浙地區太平天囯其他各級將領以及鄉官的文書公據，從洪秀全「改政」以後，遵制的情況是紛紜雜出的。多數遵行了。有的徹底，書寫文和印信文都加了「天父天兄天王」；有的書寫文改了，印信文未改；有的卻是印信文改了，書寫文未改。但也有在李秀成已經遵制以後，其屬下將領仍未遵未改的。需要提出的是，在辛酉十一年李秀成不服不遵的期間內，他的部下有些仍是遵改的。除前述他的親弟李明成的事例外，如他的大將朗天義陳炳文屬下在十一年所發易知由單和這一年十一月卅日所發營業執照，濟天義黃和錦所委辦的賦租總局十一年九月十四日佈告（均見《太平天囯革命文物圖錄》、《圖錄續編》）等等，都是遵從了「改政」令的。看來，李秀成並未命令他的部下與他採取同一態度，他在辛酉十一年不服不遵，只是說明了他個人對「改政」的觀感。說由於李秀成的反對而使洪秀全的「改號」、「改政」未能實現，那是幾個方面都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改政」以後太平天囯的各種文書上反映出來的這些紛雜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這種「改政」實際上缺少威信和生命力。太平天囯九年，洪秀全、洪仁玕打算加強中央集權，反對爵賞浮濫，不准各級將領對屬下自行封官授印。這不失為克服分散主義的一種措施。但時而不久，天京方面自己也實行了濫封濫賞的政策，就以現存十年九月二十日至年底的十六件詔旨來看，每次一封就是十幾人、幾十人，有的還一封再封。這只是十年最後兩三個月內的部分情況，以後的情況更為嚴重。數以千、萬計的官員將領幾天幾個月就升一次官，鐫刻宮印的任務就已夠繁重了，而洪秀全的改號改政，又加倍地增加了這種任務。十年年底，幼主奉洪秀全之命封了四員「總典鐫刻」。「改政」的結果，大概只是使這四員總典鐫刻官和各地典鐫刻官所屬的刻字工人忙得不可開交，應接不暇。此外，還能產生甚麼實際作用呢？
洪秀全是偉大的歷史人物。他作為太平天囯反封建反侵略鬥爭的領導人而對歷史有傑出貢獻。但他不是沒有自己的弱點。「相當長的時期以來，人們一直用迷信來說明歷史，而我們現在是用歷史來說明迷信」（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改號改政不是甚麼兩條路線鬥爭的大事，對改號改政的態度不是甚麼評價太平天囯人物的標準；相反，我們應該按照歷史原貌而對改號改政給予認識和評價。沒有接受「改政」的陳玉成而為太平天囯盡忠到底，很早就遵制遵改的陳炳文卻終於向清朝呈遞投降禀帖，並且在禀帖上蓋上「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囯」的官印，「改政」之不能檢驗太平天囯人物的功罪，不是很明顯的嗎？
（資料來源：《歷史研究》1978年第9期。）
2014年4月8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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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 信報 2014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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