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戈
書報刊名：《世界軍事》2009年第5期，第95-97頁
網上有篇廣為流傳的文章，題為〈從日本軍事地圖說開去〉。作者是一位有幾十年軍旅生涯的老兵，他介紹說從抗日戰爭時期起，我軍使用的作戰地圖多數都是從日寇手中繳獲來的，甚至沿用到了新中國成立後十幾年。1949年，有一位參加過長征的老將軍曾對他說：「我軍繳獲的日本軍用地圖，範圍之廣，可以覆蓋整個中國領土；數量之大，可以配備到每一個團甚至每一個營。」作者說自己數次接觸到日本軍用地圖，「看到他們畫得那樣精密、詳盡、準確、清晰，其驚心動魄、毛骨悚然的感覺，真是筆墨難以形容！」近日《三聯生活周刊》軍事專欄主筆蔡偉撰文《軍事地圖：生死攸關的秘密》，也指出當年日軍使用的軍事地圖非常精密，許多地圖甚至連中國腹地人煙稀少的山區都被測繪清清楚楚，「令我們汗顏」。兩位作者想說的是，從軍用地圖這個軍事專業角度來看，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準備工作動手既早，又做得非常紮實。
確實，日本掌握現代軍事測繪技術，起步於明治維新初期，中國是落後於日本的。直到民國初年，中國才有了最初的1/5萬比例的分區地圖，這還是清末派到日本留學軍事的部分學生在日本陸地測量部學成歸國後測繪的，測繪方式與日本完全相同。在這方面，中國是日本的學生。然而前述兩篇文章的作者有所不知的是，日本在侵華戰爭時期使用的軍用地圖，只有極少量是日軍自行測量、繪製的，絕大多數是利用偷竊、繳獲中華民國測繪的地圖翻版印製的。這是因為，自行測繪大比例尺地圖的成本非常高，其工作量之巨、耗時之久、勞動之艱辛非外人所能想像。即便在和平時期對一個擁有主權的國家，這都是一項曠日持久的浩瀚工程，何況是敵對國家派人潛入來偷著幹。
說到軍用地圖，就應該連帶提及兵要地志。軍事上所說的兵要地志，是軍隊對預設戰場的地理、天候、人文等各項情報，以作戰的觀點進行蒐集分析的綜合匯集成果，是直接用於軍事的作戰資料。它包括地形圖在內，又比地形圖的內容更豐富。如果說地形圖還是「死地圖」，標註上火砲道路、載重車道、橋樑、鐵路、河川、汽船可航區、民船可航區、險要地形標誌、道路隨季節變化情況及生活用水、哪些地方可降落飛機等地志資料，就成了「活地圖」。這種地圖叫做兵要地誌圖，一般為1/10萬比例，極具作戰價值。
寧夏學者沈克尼說，日本早在甲午戰爭之前就開始對中國進行情報蒐集和資料編撰工作，20世紀初更是利用《辛丑條約》駐軍中國之便，派間諜人員潛入中國內地秘密測繪地形、調查兵要地志，甚至後來還因此引發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的導火索為「中村事件」，即是日本陸軍大尉中村震太郎及助手退伍騎兵曹長井杉延太郎秘密潛入中國興安嶺地區進行兵要地志調查，被中國東北軍屯墾三團關玉衡團以間諜罪處決，從而成為日本關東軍挑起「九一八事變」的藉口。當時，日本參謀本部賦予中村大尉一行的任務，是對戰時日軍沿興安嶺斜向縱段支隊的宿營、給養、給水、行動的難易進行實地調查。被中國東北軍繳獲的中村一行的主要文件資料有：日文和中文1/10萬比例軍用地圖各一份，曬藍紙俄文地圖一張；表冊三份：一冊為調查興安區中國屯墾軍的兵力，槍砲種類、口徑，官兵數量，駐屯地點，營房景況等；一冊是調查蒙旗、縣人口等；另一冊是調查地方風土情況，如土壤、水源、氣候等項。
值得一提的事，中村大尉的這一手，在日本軍方是一個老勾當。1904年4月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大本營參謀本部特務班的橫川省三、衝禎介二人就曾秘密潛入俄佔旅順口刺探情報，被俄軍抓住當場槍斃了。儘管日軍在蒐集情報方面如此處心積慮，但要調查、測繪完成全部中國預想戰場的大比例尺分區地圖和兵要地志，也是不可想像之事。
筆者查閱近年來有關各地發現日本軍用地圖的新聞報導，發現只有兩則報導中提到的地圖為日本自行測繪：一張是山東陽谷幅1/5萬比例地圖，圖上標明為「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測圖」；一張是以正太路為中心的1/10萬比例地圖，圖上有「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測圖」、「大正元年（1926年）製版」等字樣，這些以日本天皇紀年註明測圖時間的，表明是日本軍方的自測圖。這些地圖，應該是日本參加八國聯軍侵華，利用《庚子條約》駐軍中國後秘密測繪的。
而其他幾十則報導中提到的日軍地圖，上面均標有「中華民國某年測圖」、「昭和某年製版」字樣--這是指地圖為中國方面測繪，被日本得到後翻印的，翻印時間大都在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不久的「昭和十三年（1938年）」。
筆者多年來收藏到侵華日軍地圖13幅，其中10幅為日軍用中華民國地圖翻印的，只有3幅是其自行測繪的。戰時日軍自行測繪地圖，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對系統的戰場地圖進行拾遺補缺，二是因某些重要地區地形改變而重新測繪，三是為新的軍事行動作資料準備。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後兩種情況。
1938年徐州會戰後期，為遲滯日軍追擊，國民黨軍從花園口扒開了黃河大堤，使得河南、安徽等地區因黃河氾濫地形地貌發生了重大改變。為此日軍專門測繪、修訂了這些地域的新地圖，從圖上可見當時改道的黃河使得這些地方幾成澤國。日軍在一些地方重新開闢了道路並用紅藍色筆作了標註。
早在1942年，由於中國政府以重慶為大後方堅持抗戰不妥協，以岡村寧次任司令官的日本華北方面軍極力鼓譟進攻四川的「5號作戰」，計劃從西安、宜昌兩路進攻。華北方面軍承擔北路進攻任務，並著手進行了包括地圖在內的作戰資料準備，後因為太平洋戰場兵力牽制未能如願。1944年，日本已呈現敗相，升任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的岡村寧次絕望之際再次「強烈要求」進攻四川。日本防衛廳戰史室編撰的《華北治安戰》一書說，岡村寧次「西向作戰的真意是估計美軍要在日本本土登陸，而想要把美軍吸引到大陸上來」。為此，其情報機關又開始進行作戰資料準備。這些準備工作包括：製作1：10萬比例的地圖，攝製新黃河附近的航空照片，為派遣間諜潛入敵後做準備工作（從開封沿隴海路），對黃河、秦嶺地區進行統計的觀察。
筆者收藏到了兩幅這批地圖，圖上有紅色圓形戳記「川陝」兩字，意為進攻川陝計劃用圖。圖上均標註「昭和十七年（1942年）七月測圖（六月攝影）」，由「北支方面軍參謀部測量班」製作。這批日軍自行測繪的地圖都是以航空拍攝的照片初步製版、再派遣人員秘密地赴現地調查兵要地志繪製而成的。對有些一時無法掌握的情況，如很多偏僻的小村莊的名稱，日軍都取一個日本的名稱來代替。如在一幅黃河西岸的陝西郃陽的地圖上，很多小村莊都取了「中島村」、「羽田村」、「鶴見村」等日本地名。
筆者所收藏的這10餘幅日軍地圖涉及地域為湖北、湖南、扛西、河南、陝西、四川等地。其中河南省黃泛區的界首集、柘城、鹿邑等幾幅以套紅字標明「兵要地志地圖」，上面以紅藍兩色標註了兵要地志資料，如攻防要點、道路是否可以供輜重或馱馬車輛通行、橋樑承重標準、黃泛造成的濕地等。測圖時間為昭和十七年（1942年），又覆以紅字標明為「昭和十九年（1944年）調製」，應該是日軍為進行打通大陸交通線而發動的「1號作戰」（中國稱豫湘桂作戰）對老地圖所進行的兵要修訂和補充。每幅日軍地圖的樣式統一，1：5萬比例地圖尺幅約為460毫米×580毫米，1：10萬地圖尺幅約為400毫米×560毫米。上方正中為幅名，一般以地圖中心位置的某個鄉鎮名稱命名。左上角為測圖、製版時間；右上角標有「軍事秘密」、「部外密」等密級字樣以及本幅在全套地圖中的編序號；右下角注有圖式、標高等測繪參數。地圖左下角則是日軍測繪機關的落款，最常見的是「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這是日軍最高測繪機關；此外方面軍、軍和師團的參謀機關里也設有相應的測繪部門，可以根據所轄地區情況對舊圖進行補充和完善，署有「支那駐屯軍司令部」、「多田部隊測量班」、「杉山部隊參謀部」、「第1野戰軍測量隊」等名稱，分別指的是早期司令部設在天津的中國駐屯軍，中期以杉山元、多田駿先後任司令官的華北方面軍及其所轄第1軍的測繪部門。
一般而言，除標明為日軍「航空寫真製版」的少數幾幅地圖外，地圖上標明為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以後測圖的主要是日軍在戰爭爆發後通過戰場繳獲得到的；而標明民國早期測圖的則有相當一部分是日軍在多年以前利用間諜特務偷竊的。其中，最著名的兩個偷地圖的賊，一為佐佐木到一，一為前文一再提及的岡村寧次。
佐佐木到一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陸軍大學，1921年12月，任職於日本陸軍參謀本部第2部（情報部）第6課「支那班」。「支那班」的主要任務是「蒐集交戰中的中國各派軍閥的情報，並與各軍閥聯絡，進一步完善懷柔謀略以及收集預料成為戰場的兵要地志資料」。1922年，佐佐木到一被派往廣州任諜報武官，開始結識國民黨上層官員，並受到孫帝象的信任，參與機要事宜。他一面表現出極其尊敬孫帝象並關心中國革命，一面積極為參謀本部蒐集情報。 1923年9月，為討伐陳炯明叛軍，孫帝象正式邀請佐佐木到一參與製定作戰計劃。在此期間，佐佐木到一偷竊到200多張1：10萬比例的廣東、廣西地圖，秘密送往日本，受到當時參謀次長武藤信義中將的嘉獎。1924年3月，佐佐木到一又對香港島背面地區的設防及臨海正面進行了調查，後來根據這份調查整理成《香港兵要地志》。當月，他又溯西江而上直到廣西梧州進行水運情況調查。因為這些「出色」的成績，1924年8月佐佐木到一被調回日本，升任參謀本部第2部第6課地志班班長並兼任陸軍大學軍事學教官，講授中國、菲律賓、遠東俄領兵要地理並曾兼作戰資料整備會議幹事。
另一個偷地圖的賊岡村寧次名氣更大，曾為日本侵華的最後一任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大將軍銜，也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日本陸軍大學出身。
侵華戰爭爆發前，岡村寧次曾18次進入中國從事情報工作，收集到大量兵要地志資料。他常感嘆得到地圖不容易。當時中國各方都極珍視為數不多的軍用地圖，按極密文件保管，嚴禁出售，因而極難獲得。在他給孫傳芳當顧問時，孫及其手下的大部分指揮官都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6期留學生。由於岡村寧次曾擔任過他們的區隊長，因此他們稱岡村寧次為老師，極為尊重。 1926年秋，蔣介石率軍北伐。孫傳芳在九扛、南昌地區布防攔阻，連遭挫敗。儘管孫傳芳身邊的人一再向岡村寧次諮詢作戰事宜，但軍用地圖卻從來沒給過他。
但是，機會終於來了。有一天，岡村寧次去最前線的南昌。當地的指揮官把華中中部地區1：5萬比例的地圖全部借給岡村寧次，委託岡村寧次製定作戰指導方針和計劃。岡村寧次按其要求提出了計劃方案，卻把地圖徑直帶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孫傳芳軍節節敗退以至全軍覆沒，設在長江江面船上的司令部也遭北伐軍集中火力射擊。孫傳芳束手無策，決定起錨順流而逃。這時，岡村寧次雇了條小船狼狽不堪地逃到了為保護九江租界的日本人而停泊在江上的日艦「安宅」號上。倉促間，岡村寧次丟棄了所有的行李，卻未忘記帶上這套1：5萬比例的軍用地圖。回國後，岡村寧次把地圖交給參謀本部，為此獲得了一筆巨額秘密賞金。
這一整套華中中部地區1：5萬比例的地圖在10餘年後日本侵華戰爭爆發日軍進攻武漢作戰時發揮了大作用，而指揮進攻武漢作戰的日軍第11軍司令官正是岡村寧次本人。限於中國當時的測繪條件，這套地圖錯誤較多。在戰時岡村寧次常聽到手下人對地圖的批評。每當此時，他都在心裏暗自不平：「真不知此圖來之不易！」可以說，岡村寧次日後之所以青雲直上官居侵華日軍總司令，與其早年在中國做間諜的經歷與成就密不可分，偷地圖之功應算其中重要一筆。在筆者收藏的日軍地圖中，標明「中華民國七年測圖」的湖北蘄春「道士袱」幅以測繪時間推斷，很可能就是岡村寧次當年所偷的那批華中中部地區地圖之一。
筆者收藏到的4幅日軍地圖，圖上地域涉及湖北省靳春縣、麻城縣、江西省樂安縣、湖南省平江縣等地，分別標明是中華民國七年（1918年）、十五年（ 1926年）、二十七年（1938年）測圖，而由日本陸軍「參謀本部陸地測量部」於昭和十三年（1938年）製版翻印的；其中民國二十七年測圖的一幅，背面也印著一幅地圖，註明「昭和二十年（1945年）七月複制」，製作單位為「統集團參謀部」，還特別標明此面為「使用圖面」--這種雙面地圖，是戰爭後期資源匱乏為節省紙張利用舊圖背面翻印的新圖。從複制時間看，距日軍投降只有一個月時間；「統集團」是日軍第十一軍的保密代號，當時在湖南與中國軍隊對壘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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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本軍事地圖說開去〉
從抗日戰爭時期起，我軍使用的作戰地圖多數都是從日寇手中繳獲來的。1949年冬天，我聽一位參加過萬里長征的老將軍在閒談中提出：「我軍繳獲的日本軍用地圖，範圍之廣，可以覆蓋整個中國領土；數量之大，可以配備到每一個團甚至每一個營。”當時聽了衹是高興，并沒有往深處去想。以後，我在部隊文化工作崗位服役了几十年，曾經多次接触到這些日本軍用地圖。「百聞不如一見」，親眼看到這种地圖的感受是大不一樣的，第一次看到他們畫得那樣精密、詳盡、準確、清晰，其惊心動魄、毛骨悚然的感覺，真是筆墨難以形容！
1950年秋天，我們出差去到湖南省宜章軍分區，任務是按照中央檔案館和總政治部的要求搜集革命歷史文物。軍分區司令員也是一位老紅軍幹部，他說：「宜章地區是革命老區，1928年朱總司令曾在這裏領導過宜章暴動和湘南暴動，疏散在民間的革命歷史文物肯定是不少的。我會盡可能地給你們提供線索。不過這裏山高路險，人煙稀少，宜章城以南100多里的太平垌過去就有大股土匪，自稱『湘粵反共遊擊根據地』，去年我們才把它搞掉，但是殘餘分子還存在。既然你們要走很多地方訪問很多人物，為了安全，我至少要給你們配備一個警衛排的兵力，沿途護送……」
我們一切按照司令員的囑咐行事。警衛排排長姓李，20出頭，非常精明強干。他身邊老有一個背著圖囊的小通信兵，形影不離；在路上一遇到有疑問的岔口，他就找出地圖來查看一下。也虧得他這樣做，我們很少僱請嚮導，也幾乎沒走過彎路。有一天，我們準備走70多華里去訪問一位烈士的親屬。當我們用急行軍的速度不歇气地走到一座大山腳下休息的時候，李排長又把地圖找了出來，看了一會兒說：「這裏有一條小路，可以不用繞道直接穿山而過，少走20華里。不等天黑我們就能到達目的地。可就是不知道路口在哪兒。」問了好几個過路的年輕人，都說沒有這條小路。李排長說：「這种地圖是很精確的，它畫著有就一定有。我們需要找一個嚮導。一班長代我指揮，二班長跟我一道去！」說著，他把地圖交給了我，自己和二班長飛快地下了山。
這是我第一次仔細地查看日本軍用地圖。首先叫我十分惊訝的是它作的比例尺竟然是5萬分之一，這就是說，地圖上的1厘米等於實地的500米，在作戰地圖當中這是最精密最實用的了。一座山丘、一條小溪、一個村莊、一塊水田、一條小路、一座廟宇，一片樹林……都在圖上畫得清清楚楚。地名一律用漢字，山頂制高點和山腰等高線一律用阿拉伯數字標明了若干米，所有的道路也都標明了分段里程……即使以測繪的工藝水平來衡量，這張地圖也堪稱一流，清晰而精确地丈量出我國大好河山的山山水水。然而，這張中國地圖卻不是中國人畫的，而是日本人為了要在中國本土上作戰畫出來的！圖上明目張膽用漢字注明「大日本陸軍總部繪製」等字樣，而且還標著制作日期「昭和3年」（1928年）！
我定過神來細看地圖，果然發現有一條虛線穿過眼前的大山，如果可以通行顯然就比繞山大路要近得多。不一會兒，李排長他們回來了，帶來了一位50歲左右的瑤胞打扮的男子。他非常熱情地過來笑著和我們握手，說：「過山小路是有的，從前打獵、採藥的人都知道。這些年走的人少了，難怪後生仔搞不清楚。帶你們過去吧！」他抽出腰帶上繫著的長柄柴刀，走到前邊把山坡下的雜草灌木砍倒，立即出現了一個路口。我們就跟著他穿過那濃蔭蔽日，藤蔓纏繞的崎嶇小路，雖然吃力卻也順利地過了大山，晚飯前就到達了目的地。
這是我第一次領教了日本軍用地圖的魔鬼般的「厲害」，又是震驚又是氣憤。湘南地區可以說是我國的內地、腹地了，為甚麼東洋鬼子也能夠弄得一清二楚，甚至於比我們自己人還要明白？真他媽的歹毒！陰險！一連好几天，這樣沉重的思想索繞在心頭，揮之不去。
從這次往後，由于工作關係，我每年都要經常下部隊去和官兵們一道訓練、執勤（當時稱為「體驗生活」），因此仍舊不斷地會接觸到日本軍用地圖，至少還有兩次經歷很值得記下來。
1963年春夏之交，我參加駐惠州地區一個步兵營的小型野營拉練，准備用一天的時間縱貫大鵬半島。全營凌晨4時起床，4時半早餐完畢從駐地出發，中午在半島中部的黃村午餐，然後一氣插到半島最南端的西涌鎮宿營。這個行軍路線是包營長和我對照日本軍用地圖製訂的。當部隊按時到達了半島中部應該是黃村的位置，卻找不見村莊的影子。縱目四望，到處都是雜草樹木和茅草，一片荒蕪。那時的大鵬半島人煙非常稀少，找不到一個可以打聽的人。包營長只好下令就地埋鍋造飯，同時拿著地圖對我說：「小日本的測繪也不怎么樣！這兒明明沒有村莊，他硬畫出一個村莊來！」我因為有了以往的經驗，認為既然地圖上有，那麼至少以前是有過的。包營長還是不信：「決不可能！今晚咱們到了宿營地就搞清楚了，我跟你賭一瓶酒！」當天晚上部隊到達西涌之後，包營長果然輸給了我一瓶酒。可是在這瓶酒的背后，有一段极為悲慘的故事。當地群眾告訴我們：1938年10月12日，日寇為了策應武漢會戰，切斷我國的海上對外通道，集中了3個軍團7萬多人、數百艘艦艇和100多架作戰飛機，突然從海上進攻華南，登陸點就是大鵬半島。國民党政府事先毫無覺察，布置的防禦兵力极少。雖然守軍和沿海人民自衛隊英勇抵抗，可是擋不住敵人的優勢兵力，10月下旬廣州就陷落了。日寇一路燒殺搶掠，黃村首當其衝，全村男女老幼數百口慘遭殺害，村舍也全被焚毀。從那以後，黃村的村民們開墾耕种的田地就從地面上消失了，成了今天的荒煙蔓草，雜樹荊棘……
如果說日本軍國主義者製作的中國大陸作戰地圖堪稱「高水平」的話，那麼他們畫的中國海域的海圖就更加「出色」了。1974年1月，我軍收復西沙群島的戰鬥打響了，我南海艦隊在海戰中擊沉擊傷南越軍艦4艘，并且把強佔我國島嶼的南越偽軍悉數俘虜。這次隨軍在西沙群島住了一個多月，我從來都不暈船，所以能夠經常跟隨艦艇出海，走遍了永樂群島（西沙群島的組成部分）的甘泉島、金銀島、珊瑚島、琛航島、東島……等地，由此認識了不少海軍軍官和水兵。有一天，我參加了一次規模較大的艦艇編隊海上巡邏，從西沙群島出發直達南沙群島附近的海域。在航行當中，已經和我很熟悉的林艦長給我看了新舊兩份海圖，讓我比較一下。舊的那份是日本軍用海圖，它不但準確地標明了各主要島嶼的位置，畫出了各個海域的主航道，而且用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數字在遼闊的海面注明了各處水深的尋數（1尋＝1海里＝1.852米）。衹是它顯示的島礁遠遠少於我們眼前所見的數目，而畫出了的島嶼面積和高度也遠比實際的小。這張海圖怎麼不准呢？林艦長笑著說：「不！這恰恰証明它是精確的。幾十年前日本人測繪的時候，這片海域就是這個樣子。因為珊瑚島是活的，它會一年年不斷地擴大升高；海水下面的珊瑚也是活的，它會慢慢地長出水面成為新的島礁。舊圖不符合現狀是必然的。說實話，我倒是很佩服日本鬼子辦事認真的精神。你看，這整個海區裏凡是沒有珊瑚盤的地方，他們測量的水深和我們測到的一模一樣，航道也標得非常準確。即使在今天，這份舊海圖也仍然可以在海戰中派上用場！毫無疑問，他們過去是我們的海上勁敵，今后還可能是我們的海上勁敵。我希望甲午海戰那樣的悲劇永遠不要重演。」
2016年5月17日 星期二
2015年11月3日 星期二
史蒂芬．多靈（Stephen Dowling）：貝爾雅科夫--米格戰鬥機背後的功臣
俄羅斯飛機設計師羅斯蒂斯拉夫．貝爾雅科夫（Rostislav Belyakov）上周逝世，享年94歲。雖然他並不是家喻戶曉的名人，但他參與設計的飛機卻早已名滿天下。如果要用一個詞來定義冷戰，恐怕沒有幾個能比貝爾雅科夫掌舵20年的米高揚設計局更合適的了。
貝爾雅科夫參與設計的多款米格戰鬥機都成為了蘇聯最引以為豪的武器：米格-23變後掠翼戰鬥轟炸機；可達3倍音速的米格-25；專為對抗美國F-16而開發的米格-29雙發戰鬥機。
當米高揚設計局創始人阿爾喬姆．米高揚（Artem Mikoyan）1970年去世後，貝爾雅科夫出任局長。他早在1941年就加盟了該公司，幫助其升級了糟糕的米格-3戰鬥機。米格系列戰鬥機憑借米格-15名滿天下：該機1950年出現在朝鮮上空，令整個西方世界驚慌失措。
「這是一種緊湊、快速、靈活、高效的後掠翼噴氣式戰鬥機，它定義了整個朝鮮戰爭的空中戰鬥。」航空和設計作家喬納森．格蘭西（Jonathan Glancey）說：「如今，只要看到米格-15，無論是在博物館裏、在底座上還是在天空中，都會立刻讓人想起冷戰時期。」對生活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普通人來說，每一架俄羅斯噴氣式飛機都是一架米格--從莫斯科到馬普托，這個詞成了當時所有的飛機跑道上滑行的轟炸機或戰鬥機的統稱。
貝爾雅科夫成了米高揚的高級設計師，幫助該局設計了米格-21三角翼戰鬥機，累計生產了將近50年時間。但他最具挑戰的工作還是發生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幫助米高揚進軍了變後掠翼和太空邊緣飛機等尖端領域。
格蘭西認為，米格-25「狐蝠」戰鬥機是貝爾雅科夫最得意的作品之一。這種飛機的體積跟二戰中使用的蘭卡斯特轟炸機相當，速度比子彈還快。「米格-25的速度極快，最高速度可達3馬赫。當初開發它的目的是攔截美國的新一代長距離戰略核轟炸機，尤其是B-70『女武神』。
這種與協和飛機外形類似的軍用飛機能在70,000英尺（21公里）的空中達到3馬赫的速度：外觀炫酷的雙梁米格-25成為了這架美國轟炸機的剋星。雖然這種複雜的美國轟炸機並未服役，但產量並不少於『狐蝠』戰鬥機的1,186架。
從間諜衛星圖片上看到貝爾雅科夫的設計後，美國五角大樓頗感擔憂，決定開發F-15「鷹式」戰鬥機，這也成為美國空軍在冷戰後期的主戰機型之一。當一名蘇聯飛行員1976年駕駛著一架米格-25叛逃到日本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將其大卸八塊，並認真分析了內部結構，重新組裝後又還給了蘇聯。
蘇聯解體後不久，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的道格拉斯．巴里（Douglas Barrie）在前往俄羅斯時第一次見到了貝爾雅科夫。
巴里表示，即使當時已經年逾古稀，貝爾雅科夫仍然滿腔熱情地參與米高揚的飛機設計工作，而當時的米高揚肯定已經陷入困境。
「蘇聯解體後不久，國防開支大幅壓縮。整個20世紀90年代，米高揚等曾經不可一世的設計局都陷入了生存危機。」他說：「即便已經不再在米高揚擔任活躍角色，他依然會習慣性地參加莫斯科航展，而且也會出席米高揚的一些新聞發佈會。」
巴里認為，貝爾雅科夫的最大成就是讓米高揚始終領先蘇霍伊，成為蘇聯的頭號戰鬥機設計局。「從米高揚被選為空軍五代機的設計公司便可反映出這一狀況。」他說：「當時開發了名為Article 1.44的原型機，並且最終試飛，但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無力資助國防開發，導致該項目最終被迫取消。」
米格戰鬥機仍然在數十個國家或地區的空軍服役--有關近期烏克蘭動蕩局勢的電視畫面顯示，在克里米亞貝爾貝克機場的停機坪上，停著幾架米格戰鬥機。雖然自從蘇聯解體後，米高揚的命運便急轉直下，遠不及本土競爭對手蘇霍伊，但它的名字卻不會在短期內消失。
作為升級版的米格-29，米格-35正在研發之中。雖然米高揚的Article 1.44可能永遠不會服役，但一種名為AT的教練機或許可以幫助米高揚的名字繼續翱翔在21世紀的天空。
http://www.bbc.com/future/story/20140306-the-man-behind-the-migs
貝爾雅科夫參與設計的多款米格戰鬥機都成為了蘇聯最引以為豪的武器：米格-23變後掠翼戰鬥轟炸機；可達3倍音速的米格-25；專為對抗美國F-16而開發的米格-29雙發戰鬥機。
當米高揚設計局創始人阿爾喬姆．米高揚（Artem Mikoyan）1970年去世後，貝爾雅科夫出任局長。他早在1941年就加盟了該公司，幫助其升級了糟糕的米格-3戰鬥機。米格系列戰鬥機憑借米格-15名滿天下：該機1950年出現在朝鮮上空，令整個西方世界驚慌失措。
「這是一種緊湊、快速、靈活、高效的後掠翼噴氣式戰鬥機，它定義了整個朝鮮戰爭的空中戰鬥。」航空和設計作家喬納森．格蘭西（Jonathan Glancey）說：「如今，只要看到米格-15，無論是在博物館裏、在底座上還是在天空中，都會立刻讓人想起冷戰時期。」對生活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普通人來說，每一架俄羅斯噴氣式飛機都是一架米格--從莫斯科到馬普托，這個詞成了當時所有的飛機跑道上滑行的轟炸機或戰鬥機的統稱。
貝爾雅科夫成了米高揚的高級設計師，幫助該局設計了米格-21三角翼戰鬥機，累計生產了將近50年時間。但他最具挑戰的工作還是發生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幫助米高揚進軍了變後掠翼和太空邊緣飛機等尖端領域。
格蘭西認為，米格-25「狐蝠」戰鬥機是貝爾雅科夫最得意的作品之一。這種飛機的體積跟二戰中使用的蘭卡斯特轟炸機相當，速度比子彈還快。「米格-25的速度極快，最高速度可達3馬赫。當初開發它的目的是攔截美國的新一代長距離戰略核轟炸機，尤其是B-70『女武神』。
這種與協和飛機外形類似的軍用飛機能在70,000英尺（21公里）的空中達到3馬赫的速度：外觀炫酷的雙梁米格-25成為了這架美國轟炸機的剋星。雖然這種複雜的美國轟炸機並未服役，但產量並不少於『狐蝠』戰鬥機的1,186架。
從間諜衛星圖片上看到貝爾雅科夫的設計後，美國五角大樓頗感擔憂，決定開發F-15「鷹式」戰鬥機，這也成為美國空軍在冷戰後期的主戰機型之一。當一名蘇聯飛行員1976年駕駛著一架米格-25叛逃到日本後，美國中央情報局將其大卸八塊，並認真分析了內部結構，重新組裝後又還給了蘇聯。
蘇聯解體後不久，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的道格拉斯．巴里（Douglas Barrie）在前往俄羅斯時第一次見到了貝爾雅科夫。
巴里表示，即使當時已經年逾古稀，貝爾雅科夫仍然滿腔熱情地參與米高揚的飛機設計工作，而當時的米高揚肯定已經陷入困境。
「蘇聯解體後不久，國防開支大幅壓縮。整個20世紀90年代，米高揚等曾經不可一世的設計局都陷入了生存危機。」他說：「即便已經不再在米高揚擔任活躍角色，他依然會習慣性地參加莫斯科航展，而且也會出席米高揚的一些新聞發佈會。」
巴里認為，貝爾雅科夫的最大成就是讓米高揚始終領先蘇霍伊，成為蘇聯的頭號戰鬥機設計局。「從米高揚被選為空軍五代機的設計公司便可反映出這一狀況。」他說：「當時開發了名為Article 1.44的原型機，並且最終試飛，但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無力資助國防開發，導致該項目最終被迫取消。」
米格戰鬥機仍然在數十個國家或地區的空軍服役--有關近期烏克蘭動蕩局勢的電視畫面顯示，在克里米亞貝爾貝克機場的停機坪上，停著幾架米格戰鬥機。雖然自從蘇聯解體後，米高揚的命運便急轉直下，遠不及本土競爭對手蘇霍伊，但它的名字卻不會在短期內消失。
作為升級版的米格-29，米格-35正在研發之中。雖然米高揚的Article 1.44可能永遠不會服役，但一種名為AT的教練機或許可以幫助米高揚的名字繼續翱翔在21世紀的天空。
http://www.bbc.com/future/story/20140306-the-man-behind-the-migs
2015年8月14日 星期五
鍾堅：Z號作戰令--揭開蘇聯紅軍助我抗日秘辛
八年抗戰期間來華助戰洋人，規模僅次於美軍的是「蘇聯航空志願隊」（簡稱紅軍俄員隊）。蘇聯從蘆溝橋事變後即助我抗日，直到德國侵略蘇聯始收隊返國。在抗戰前期，紅軍俄員隊對最終的抗日勝利，功不可沒！
然而，反共抗俄意識形態與冷戰年代美蘇陣營對峙，國內無人願提及俄員隊的勳業。所幸馬總統打破七十年來的政治禁忌，指示政府洽邀紅軍俄員隊遺族與後人來台，將親頒家屬抗戰勝利紀念章，表彰其助戰功勳，也掀開塵封的俄員隊陣中記事簿。
抗戰啟戰三個月後，我空軍妥善機僅剩卅架，但仍以高昂鬥志迎戰不斷擴軍的千架入侵日機。列強咸認為日軍「三月內亡華」遲早到來，對我國的求助均口惠而不實，唯一的例外，就是亦敵亦友的蘇聯。
民國廿六年抗戰軍興，蘇聯不願見宿敵日本快速襲捲中華全境兵臨中亞國界。八月初日軍入侵淞滬之際，蘇聯即隱密啟動「Ｚ號作戰預備令」：由紅軍王牌飛官雷恰戈夫准將編組五個飛行大隊（含八十架驅逐機與六十四架轟炸機）來華助我抗日，並貸款我採購八個大隊的俄製軍機重新裝備我空軍。
八月廿日雙方簽署《中蘇軍事技術援助協定》，使Ｚ號作戰令檯面化，俄員隊與物資經陸路及海運分別匯集於蘭州及武漢。十月底，軍售我首批二二五架俄製軍機運抵蘭州交機，四五○名蘇聯紅軍與五個飛行大隊所屬軍機，亦塗上青天白日徽，前推至武漢待命，與我空軍遂行聯盟作戰。日軍「三月內亡華」迷夢，從此幻滅。
紅軍俄員隊初試身手是同年十一月廿二日的南京防空作戰。十一架俄員隊戰機攔截來襲日機，打成平手。在地面觀戰的美國顧問陳納德，對俄員隊飛官駕駛伊十六型驅逐機在高空占位、再垂直俯衝以重力加速度輕易尾追低空的日機並擊墜之，印象深刻；俄員隊戰技遂成為四年後陳納德領軍飛虎隊迎戰日機之絕活。唯是役俄員隊涅日丹諾夫中尉，亦成為首位助我抗日殉職的飛官。
另一方面，我空軍感傷於袍澤不斷地成仁，紛紛爭取儘快赴蘭州接裝，駕駛俄製軍機殺敵。很不幸，我空戰英雄高志航上校於同月廿一日在俄製伊十六座機內陣亡殉國！為提升補充軍機效率，雙方決定在新疆哈密設置飛機組裝廠，加快生產我空軍及俄員隊所需軍機，並適時提供最新型戰機投入戰場。
抗戰前期，日軍戰機仍占質量上風，俄製軍機難以招架；惟俄員隊與我空軍飛官膽識過人，充分發揮以少勝多、以智取勝的戰技，廿七年的武漢防空作戰與廿八年的四川防空作戰，戰果豐碩。
民國廿八年九月德軍入侵波蘭，歐戰全面爆發，俄員隊逐批返國備戰；民國卅年六月德軍入侵蘇聯，俄員隊全面緊急撤收，但機留下移撥我空軍。抗戰前四年，俄員隊共派出九批志願隊員合計三六六五人次（含一○九一人次飛勤組員），來華助戰陣亡與公殞者高達二二七人、損耗九五五架軍機。我空軍此期間軍購九○四架俄製軍機、接收俄遺二九五架戰機，惟我空軍的俄製軍機戰損加戰耗，亦高達九三八架。
俄員隊助我抗日四年期間非常低調，儘管與我空軍混編出擊不計其數，但雙方飛官只有公誼，幾無私交；俄員隊的戰術戰法，我飛官亦難窺其堂奧，相關作戰檔卷，俄員隊從不釋出且全攜返國，他們的輝煌戰績向不公布。對神秘的紅軍俄員隊最佳寫照，可用兵聖孫武《孫子兵法》軍爭篇作詮釋：「兵疾如風，動如雷霆；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原文為：「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
然而，反共抗俄意識形態與冷戰年代美蘇陣營對峙，國內無人願提及俄員隊的勳業。所幸馬總統打破七十年來的政治禁忌，指示政府洽邀紅軍俄員隊遺族與後人來台，將親頒家屬抗戰勝利紀念章，表彰其助戰功勳，也掀開塵封的俄員隊陣中記事簿。
抗戰啟戰三個月後，我空軍妥善機僅剩卅架，但仍以高昂鬥志迎戰不斷擴軍的千架入侵日機。列強咸認為日軍「三月內亡華」遲早到來，對我國的求助均口惠而不實，唯一的例外，就是亦敵亦友的蘇聯。
民國廿六年抗戰軍興，蘇聯不願見宿敵日本快速襲捲中華全境兵臨中亞國界。八月初日軍入侵淞滬之際，蘇聯即隱密啟動「Ｚ號作戰預備令」：由紅軍王牌飛官雷恰戈夫准將編組五個飛行大隊（含八十架驅逐機與六十四架轟炸機）來華助我抗日，並貸款我採購八個大隊的俄製軍機重新裝備我空軍。
八月廿日雙方簽署《中蘇軍事技術援助協定》，使Ｚ號作戰令檯面化，俄員隊與物資經陸路及海運分別匯集於蘭州及武漢。十月底，軍售我首批二二五架俄製軍機運抵蘭州交機，四五○名蘇聯紅軍與五個飛行大隊所屬軍機，亦塗上青天白日徽，前推至武漢待命，與我空軍遂行聯盟作戰。日軍「三月內亡華」迷夢，從此幻滅。
紅軍俄員隊初試身手是同年十一月廿二日的南京防空作戰。十一架俄員隊戰機攔截來襲日機，打成平手。在地面觀戰的美國顧問陳納德，對俄員隊飛官駕駛伊十六型驅逐機在高空占位、再垂直俯衝以重力加速度輕易尾追低空的日機並擊墜之，印象深刻；俄員隊戰技遂成為四年後陳納德領軍飛虎隊迎戰日機之絕活。唯是役俄員隊涅日丹諾夫中尉，亦成為首位助我抗日殉職的飛官。
另一方面，我空軍感傷於袍澤不斷地成仁，紛紛爭取儘快赴蘭州接裝，駕駛俄製軍機殺敵。很不幸，我空戰英雄高志航上校於同月廿一日在俄製伊十六座機內陣亡殉國！為提升補充軍機效率，雙方決定在新疆哈密設置飛機組裝廠，加快生產我空軍及俄員隊所需軍機，並適時提供最新型戰機投入戰場。
抗戰前期，日軍戰機仍占質量上風，俄製軍機難以招架；惟俄員隊與我空軍飛官膽識過人，充分發揮以少勝多、以智取勝的戰技，廿七年的武漢防空作戰與廿八年的四川防空作戰，戰果豐碩。
民國廿八年九月德軍入侵波蘭，歐戰全面爆發，俄員隊逐批返國備戰；民國卅年六月德軍入侵蘇聯，俄員隊全面緊急撤收，但機留下移撥我空軍。抗戰前四年，俄員隊共派出九批志願隊員合計三六六五人次（含一○九一人次飛勤組員），來華助戰陣亡與公殞者高達二二七人、損耗九五五架軍機。我空軍此期間軍購九○四架俄製軍機、接收俄遺二九五架戰機，惟我空軍的俄製軍機戰損加戰耗，亦高達九三八架。
俄員隊助我抗日四年期間非常低調，儘管與我空軍混編出擊不計其數，但雙方飛官只有公誼，幾無私交；俄員隊的戰術戰法，我飛官亦難窺其堂奧，相關作戰檔卷，俄員隊從不釋出且全攜返國，他們的輝煌戰績向不公布。對神秘的紅軍俄員隊最佳寫照，可用兵聖孫武《孫子兵法》軍爭篇作詮釋：「兵疾如風，動如雷霆；難知如陰，不動如山」（原文為：「故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故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
2015年8月11日 星期二
投下原子彈 美軍選廣島長崎的理由是
70年前的今天，日本長崎市遭受了人類史上第二次也是至今最後一次核子武器轟炸。美軍轟炸機當天原本要把原子彈丟在小倉市，卻因天候因素改丟在長崎，完全改變了數十萬人的命運。
美國《大西洋》月刊回顧70年前美方選定原子彈轟炸地點的歷史，決策過程交雜著面對人類命運的興奮與焦慮。千年古都京都一度要變成核彈的實戰試驗場，直到 最後一刻才被剔除轟炸名單。決策者一開始就知道投下原子彈不是只為破壞日本的戰力，而是要在心理上給日本人最大的震撼。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必須選在平民聚 集區域瞬間殺死數萬日本人。
美方是在1945年5月10日，德國投降3天後開始商議要對日本進行原子彈轟炸的選地。負責商議的是由科學家與軍方人員共同組成的委員會，被稱為「目標委員會」（Target Committee）。他們討論的焦點是，選擇哪個日本城市作為原子彈投彈地點，最能展現這項劃時代武器的威力，對東京當局造成威攝震撼？
領導研發原子彈「曼哈頓計畫」的美國陸軍工兵團葛羅夫斯將軍（Leslie Groves），訂出了選定目標的四個要點。第一，轟炸城市必須是日本人情感上看重的地點，摧毀該城可以降低日本人繼續作戰的意志。第二，該地要有一定軍 事重要性，像是有兵工廠或是部隊集結地點。第三，該地必須仍大致保持完好，才能展現原子彈這種新武器的摧毀威力，因此不能選已經被美軍空襲嚴重破壞的城市。第四，該地規模要夠大，符合原子彈的破壞力。
與會人員立刻點出廣島是日本境內最大的轟炸尚未觸及目標，列上考慮名單。東京馬上剔除考慮，因為已經遭受連番轟炸，在李梅領導的東京大轟炸之下更是已被炸到只剩日本天皇的皇居宮殿區仍然矗立。
代表美國陸軍航空軍的科學家史登斯博士（Joyce C. Stearns）列出四個優先考慮名單：京都，廣島，橫濱與小倉市。這四個城市都是「市區直徑超過3英里的大型都會區」，「能夠在（原子彈）爆炸中有效破 壞的地點」，而且在8月之前應都不會被美軍空襲。也有人提出轟炸東京皇居的想法，但是基於東京已經被炸成瓦礫，會議認為轟炸皇居在軍事上並不實際。
史登斯指出，擁有100萬人口的京都既是日本重要的工業中心，也是日本知識與文化的中心，京都的古老木造遺跡容易破壞，轟炸京都符合彰顯原子彈威力的要旨。32萬人口的廣島也有同樣的吸引力，廣島是日本派兵的據點，市中心的彈藥庫也是原子彈絕佳的投彈目標，能同時對市區造成極大破壞。而且廣島多面環山， 可以對原子彈爆炸造成集中效果。
與會者一致同意投彈瞄準點應選在城市中心，避免瞄準已經疏散到城市邊緣的工廠或軍事設施。一方面這是要對市區造成極大破壞，彰顯威力；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 投下原子彈的轟炸機必須在3萬英呎高空投彈，以避免受到爆炸波衝擊損毀，在這種高度下只能瞄準大面積市區的中心。生產原子彈的洛斯阿莫斯軍備處副處長帕森斯直截了當地說，轟炸市中心「對人員與物資的毀滅威力將非常明顯」，如果炸到任何軍事設施或部隊，只是附帶的好事。
葛羅夫斯將軍堅決反對預先警告轟炸地的居民，也反對選在無人地帶丟下原子彈，因為這樣將失去原子彈的震攝威力。他說，就算炸出來的彈坑非常巨大，敵人也不會感到佩服。原子彈投入實戰的第一與唯一目標就是該丟在成千上萬的日本人頭上。
到6月15日的備忘錄，目標委員會縮小考慮目標，京都仍舊是頭號標的。京都既是典型的日本城市，也有大量的木造建築與非常集中的民宅，並且有許多大專院校以及「文化地點」。小倉也有絕佳的吸引力，是日本最大的軍火庫之一，而且可能藏有大批的毒氣。
但在「目標委員會」之外，美方另有一個「過渡委員會」（Interim Committee）參與原子彈的投彈決策。這個過渡委員會的宗旨是為美國總統提供運用原子能的諮詢，無論是軍事用途還是和平用途。過渡委員會看似層級比目標委員會高，組成人物包括美國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即將成為美國國務卿的杜魯門總統個人顧問伯恩斯（James Byrnes）以及鼎鼎大名的科學家歐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與費米（Enrico Fermi）。但是這個委員會的影響力在對日決戰的要務面前日益淡薄，葛羅夫斯將軍要先贏得對日作戰，原子能與人類的前途以後再談。
過渡委員會在5月31日召開一次馬拉松會議，會中有人質疑使用原子彈對於削弱日本的作戰意志，究竟與已經卓有成效的燒夷轟炸有何差別。歐本海默反駁說，原子彈將可以造成1萬到2萬英呎高的蕈狀雲，產生巨大的閃光，視覺震撼度遠非燒夷彈所能比擬。中子射線還能在三分之二英里範圍內殺人，歐本海默估計一彈就可 造成約2萬日本人喪命。
史汀生則是力陳不要轟炸京都。這個他曾在1926年與夫人前往度蜜月而深受吸引的古都，「是個充滿藝術與寺廟的獨特地方」，原子彈轟炸日本「應該要瞄準軍事目標」。史汀生深被科學家估計的破壞力震撼，他在日記中寫道，問題已經不是「有多少平民會死亡」，而是「能有多少平民存活」。史汀生的焦慮使他在會議中訂下的使用原子彈三原則看似自相矛盾：一、不能給日本人任何事先警告。二、不該以平民聚集地當目標。三、應要盡可能在最多日本居民心中造成最深重的震撼。 他想讓東京當局深受震撼而投降，但如果不選在殺傷力最集中的地方投彈，又怎能造成最大的震撼。會中最後的結論是，投彈的理想目標是「兵工廠以及大量圍繞兵工廠的工人住宅區」。史汀生藉此同意了在住宅區向平民區域使用原子彈。
不過史汀生依舊不放棄保護京都。葛羅夫斯很不滿意要把京都移除，京都是他心目中展示原子彈威力的絕佳場所。但在戰爭部長史汀生不斷的指示下，葛羅夫斯終於在6月30日很不情願地把京都移出轟炸目標。葛羅夫斯最後選定的四個目標依序是廣島、小倉、新潟與長崎。地形崎嶇的長崎不是原子彈轟炸的絕佳地點，但是因為長崎造船廠曾是日本海軍多艘戰艦的誕生地，具有象徵性地位，因此被選上。7月25日，美軍敲定這四個城市作為原子彈投彈目標，預定在8月3日後在天候狀況許可時進行轟炸。
8月6日，晴朗的天候讓美軍派出B-29轟炸機，攜帶原子彈「小男孩」對廣島執行了人類第一次核武轟炸，多達16萬人喪生。8月9日，另一隊B-29轟炸機前往轟炸第二目標小倉市，卻因天候阻礙觀測，改往鄰近的次要目標長崎被投下另一枚原子彈「胖子」，這次多達8萬人死亡。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避免了第三次原子彈轟炸。
美國《大西洋》月刊回顧70年前美方選定原子彈轟炸地點的歷史，決策過程交雜著面對人類命運的興奮與焦慮。千年古都京都一度要變成核彈的實戰試驗場，直到 最後一刻才被剔除轟炸名單。決策者一開始就知道投下原子彈不是只為破壞日本的戰力，而是要在心理上給日本人最大的震撼。為了達成這個目標，必須選在平民聚 集區域瞬間殺死數萬日本人。
美方是在1945年5月10日，德國投降3天後開始商議要對日本進行原子彈轟炸的選地。負責商議的是由科學家與軍方人員共同組成的委員會，被稱為「目標委員會」（Target Committee）。他們討論的焦點是，選擇哪個日本城市作為原子彈投彈地點，最能展現這項劃時代武器的威力，對東京當局造成威攝震撼？
領導研發原子彈「曼哈頓計畫」的美國陸軍工兵團葛羅夫斯將軍（Leslie Groves），訂出了選定目標的四個要點。第一，轟炸城市必須是日本人情感上看重的地點，摧毀該城可以降低日本人繼續作戰的意志。第二，該地要有一定軍 事重要性，像是有兵工廠或是部隊集結地點。第三，該地必須仍大致保持完好，才能展現原子彈這種新武器的摧毀威力，因此不能選已經被美軍空襲嚴重破壞的城市。第四，該地規模要夠大，符合原子彈的破壞力。
與會人員立刻點出廣島是日本境內最大的轟炸尚未觸及目標，列上考慮名單。東京馬上剔除考慮，因為已經遭受連番轟炸，在李梅領導的東京大轟炸之下更是已被炸到只剩日本天皇的皇居宮殿區仍然矗立。
代表美國陸軍航空軍的科學家史登斯博士（Joyce C. Stearns）列出四個優先考慮名單：京都，廣島，橫濱與小倉市。這四個城市都是「市區直徑超過3英里的大型都會區」，「能夠在（原子彈）爆炸中有效破 壞的地點」，而且在8月之前應都不會被美軍空襲。也有人提出轟炸東京皇居的想法，但是基於東京已經被炸成瓦礫，會議認為轟炸皇居在軍事上並不實際。
史登斯指出，擁有100萬人口的京都既是日本重要的工業中心，也是日本知識與文化的中心，京都的古老木造遺跡容易破壞，轟炸京都符合彰顯原子彈威力的要旨。32萬人口的廣島也有同樣的吸引力，廣島是日本派兵的據點，市中心的彈藥庫也是原子彈絕佳的投彈目標，能同時對市區造成極大破壞。而且廣島多面環山， 可以對原子彈爆炸造成集中效果。
與會者一致同意投彈瞄準點應選在城市中心，避免瞄準已經疏散到城市邊緣的工廠或軍事設施。一方面這是要對市區造成極大破壞，彰顯威力；一方面也是因為當時 投下原子彈的轟炸機必須在3萬英呎高空投彈，以避免受到爆炸波衝擊損毀，在這種高度下只能瞄準大面積市區的中心。生產原子彈的洛斯阿莫斯軍備處副處長帕森斯直截了當地說，轟炸市中心「對人員與物資的毀滅威力將非常明顯」，如果炸到任何軍事設施或部隊，只是附帶的好事。
葛羅夫斯將軍堅決反對預先警告轟炸地的居民，也反對選在無人地帶丟下原子彈，因為這樣將失去原子彈的震攝威力。他說，就算炸出來的彈坑非常巨大，敵人也不會感到佩服。原子彈投入實戰的第一與唯一目標就是該丟在成千上萬的日本人頭上。
到6月15日的備忘錄，目標委員會縮小考慮目標，京都仍舊是頭號標的。京都既是典型的日本城市，也有大量的木造建築與非常集中的民宅，並且有許多大專院校以及「文化地點」。小倉也有絕佳的吸引力，是日本最大的軍火庫之一，而且可能藏有大批的毒氣。
但在「目標委員會」之外，美方另有一個「過渡委員會」（Interim Committee）參與原子彈的投彈決策。這個過渡委員會的宗旨是為美國總統提供運用原子能的諮詢，無論是軍事用途還是和平用途。過渡委員會看似層級比目標委員會高，組成人物包括美國戰爭部長史汀生（Henry L. Stimson）、即將成為美國國務卿的杜魯門總統個人顧問伯恩斯（James Byrnes）以及鼎鼎大名的科學家歐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與費米（Enrico Fermi）。但是這個委員會的影響力在對日決戰的要務面前日益淡薄，葛羅夫斯將軍要先贏得對日作戰，原子能與人類的前途以後再談。
過渡委員會在5月31日召開一次馬拉松會議，會中有人質疑使用原子彈對於削弱日本的作戰意志，究竟與已經卓有成效的燒夷轟炸有何差別。歐本海默反駁說，原子彈將可以造成1萬到2萬英呎高的蕈狀雲，產生巨大的閃光，視覺震撼度遠非燒夷彈所能比擬。中子射線還能在三分之二英里範圍內殺人，歐本海默估計一彈就可 造成約2萬日本人喪命。
史汀生則是力陳不要轟炸京都。這個他曾在1926年與夫人前往度蜜月而深受吸引的古都，「是個充滿藝術與寺廟的獨特地方」，原子彈轟炸日本「應該要瞄準軍事目標」。史汀生深被科學家估計的破壞力震撼，他在日記中寫道，問題已經不是「有多少平民會死亡」，而是「能有多少平民存活」。史汀生的焦慮使他在會議中訂下的使用原子彈三原則看似自相矛盾：一、不能給日本人任何事先警告。二、不該以平民聚集地當目標。三、應要盡可能在最多日本居民心中造成最深重的震撼。 他想讓東京當局深受震撼而投降，但如果不選在殺傷力最集中的地方投彈，又怎能造成最大的震撼。會中最後的結論是，投彈的理想目標是「兵工廠以及大量圍繞兵工廠的工人住宅區」。史汀生藉此同意了在住宅區向平民區域使用原子彈。
不過史汀生依舊不放棄保護京都。葛羅夫斯很不滿意要把京都移除，京都是他心目中展示原子彈威力的絕佳場所。但在戰爭部長史汀生不斷的指示下，葛羅夫斯終於在6月30日很不情願地把京都移出轟炸目標。葛羅夫斯最後選定的四個目標依序是廣島、小倉、新潟與長崎。地形崎嶇的長崎不是原子彈轟炸的絕佳地點，但是因為長崎造船廠曾是日本海軍多艘戰艦的誕生地，具有象徵性地位，因此被選上。7月25日，美軍敲定這四個城市作為原子彈投彈目標，預定在8月3日後在天候狀況許可時進行轟炸。
8月6日，晴朗的天候讓美軍派出B-29轟炸機，攜帶原子彈「小男孩」對廣島執行了人類第一次核武轟炸，多達16萬人喪生。8月9日，另一隊B-29轟炸機前往轟炸第二目標小倉市，卻因天候阻礙觀測，改往鄰近的次要目標長崎被投下另一枚原子彈「胖子」，這次多達8萬人死亡。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避免了第三次原子彈轟炸。
2015年8月6日 星期四
房建昌：從日本駐澳門領事館檔案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寇在澳門的活動
來源：中山政協
1945年日本投降後，我國政府外交部接收了大陸及澳門的日本使領館全部檔案，當時目的是為了審訊日本戰犯及漢奸、滿奸、蒙奸和回奸。香港日本總領事館的檔案被港英政府接收。由於當時我國政府日本駐華軍政等機構檔案檔案極多，當時國民黨政府委託胡適博士處理，他建議全部移交北平圖書館，結果照辦了。於1945年7月編成16開《館藏日本大使館檔案目錄》（94頁），前面的說明有這樣一段話：「日寇投降以前，其駐在我國的公使館及領事館曾蒐集有關中國的各種情報，作為檔案保存。日本投降時，不及全部銷毀，其中一大部分曾由偽外交部接收移交我館。目錄鑑於各機關參考的需要，初步加以整理，並製成書本目錄。」
但這些檔案爾後因各種原因，只是內部供有關人員查閱，筆者至今發現其他國內學者有使用於論著的，更不要說是外國學者了。十餘多年來，筆者斷斷結業結業地查閱了這批檔案，發表了不少文章。值此澳門即將回歸之際，筆者據其中的日本駐澳門領事館檔案（以下簡稱「澳檔」）揭露日寇的罪行，並糾正中日兩國有關論著的不正確記載之處。
就當指出的是，研究日本侵華戰爭時期的澳門，不僅要使用「澳檔」，還要參考北圖所藏日本駐廣東（即廣州）總領事館檔案和日本外務省官員檔案。
「澳檔」後記載：1945年12月6日，中國外交部代表接收日本駐澳門領事館完畢。
對於抗日戰爭期間，特別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澳門，我國所出版的有關近代澳門史的著作多語焉不詳，如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費氏當時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此前未去過澳門）、黃鴻釗《澳門史》（商務印書館，香港，1987年。黃氏為中山縣人，時為南京大學副教授）、元邦建及袁桂秀編著《澳門史略》（中流出版社，1988年）和方言編著《澳門問題始末》（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
《澳門四百年》第422頁記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澳門在實際上已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日本的領事和特務頭子成了當地的太上皇。其中人稱『澳門殺人王』的日軍駐澳特務機關正副關長王榮澤作和山口久美之流更罪惡滔天……」
筆者認為：這一時期日寇雖在澳門猖獗一時，但絕不可說是實際上「控制」了澳門。特務機關的頭子絕不能稱作「關長」，那是海關的頭子或領導的稱呼，而只難用正式的稱呼「機關長」。而且機關長名「澤榮作」，並不名「王榮澤作」，可能是費先生見了「澳門殺人王榮澤作」這樣的記載，斷為「王榮澤作」。
《澳門問題始末》第121頁記載：「太平洋戰爭期間，被澳門老居民稱為『澳門殺人王』的日軍駐澳特務頭子王榮澤作和山久美之，在柯高（高士德）馬路的一間別墅內成立了特務機關……」這不僅誤抄了「王榮澤作」之名，還將「山口久美之流」的「山口久美」名誤點為「山口久美之」。
日本陸軍澳門特務機關是在1941年7月8日創建的，因為在這一天，48歲的澤榮作大佐被正式任命為駐澳門特務機關長。他是神奈川人同，一說為東京都人。1915年5月25日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27期。山口久美，佐賀縣人。
日本投降後，澤榮作大佐被葡澳當局引渡給我廣東戰區。我們後面要提到的岩井英一所著《上海の回想》（名古屋，1983年）第336頁言澳門駐在特務關長澤榮作被進駐廣東的張發奎軍所捕，未經正式審判處死。
這是不確實的。據設在廣州越秀路與中山塔間的廣東行轅的BC級戰犯廣東軍事法庭審判記錄第39號載：澳門特務機關長陸（軍）大佐澤作，本籍神奈川。同配屬23A憲兵隊憲（兵）少尉山口久美，本籍佐賀。起訴理由概要：掠奪中國船舶酬安號及襲擊中國汽船等。作戰間不法行為及殺人。山口配屬澳門特務機關勤務中，逮捕殺害同地附近潛伏暗躍的（國民黨）藍衣社有力幹部。 1947年4月25日判決死刑，同日確認。同年6月25日（在廣州西郊流花橋）執行。兩人同一案，無辯護人。
澤大佐時年54歲，被埋在流花橋第7號墓，處死前被關在廣州越秀路與北較場間的廣東第一監獄北端棟二樓。山口時年38歲，被埋在第8號墓。兩人的墓相挨在一起。
《澳門史略》第195頁記述：「抗日戰爭期間，澳門表面上宣稱中立，實際上是與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結。澳門葡萄牙當局竟然准許日本在澳門柯高馬路二龍喉附近的一座大廈，設立日本特務機關……。」實際上「准許」應為「默許」，因為我們在「澳檔」中發現了1945年2月3日日本駐澳門領事福井保光被華人暗殺團行刺槍殺後澳葡當局致日本外務省的一份絕密備忘錄，內聲稱：「日本陸軍對澳門，不通告（我澳葡）政府，派遣了澤大佐。此人公然設立了澤機關，對敵方華人予以逮捕，監察和處刑。這明顯侵犯了葡萄牙的主權，（澳葡）政府考慮到現實的日葡關係，至今還是默認的。」
1943年8月1日時，日本駐澳門領事館的最高級負責人是領事代理福井保光。1942年5月時，該領事館館址在Colcada do Gaio 1號。1942年2月1日，該領事館在冊官員兩人，一位是副領事（領事代理）福井保光（級別是七等三級），另一位是書記生朝比奈泰暉（七等乙級） 。
福井原藉京都府何鹿郡中上林村，1902年11月出生，1920年畢業於柏原中學，同年9月作為外務省留學生入外務省在上海辦的東亞同文書院，該書院除培養留對華外交官外，還培養其他對華侵略機構的人才。福井1923年6月作為第20期生畢業，受命轉學北京，1926年4月任外務省書記生，派赴來華，任陸軍步兵曹長，1926年11月任職駐奉天領事館新民府公館，1927年2月任陸軍步兵少尉，同年4月敘正八位。
1942年1月1日時，在澳門領事館登記的日本人有56人，25戶，男39人，女17人。另有台灣75人，31戶，男5人，女20人，朝鮮男1人。共有132人。因為當時台灣與朝鮮為日本殖民地，所以也算作「邦人」，即廣義的日本人。為了表示區別，稱日本人為「內地人」，台灣人稱「籍民」，朝鮮人稱「半島人」。
1943年10月1日時，在澳門領事館登記的內地人112人，81戶，男83人，女29人。藉民94人，51戶，男60人，女34人。半島人仍為男1人。共207人，比1942年1月1日多了75人。
駐華日軍與外務省官員一直有矛盾，隨著日軍自1942年走下坡路後，外務省官員對軍部的跋扈日益不滿，福井儘管入外務省後有軍人背景，但他對駐澳日軍特務機關的殘暴是有所不滿的。
到了1944年底，澳門華人地下武裝抗日力量已成氣候，他們要拿在澳日本頭目開刀，結果選中了最好下手的福井領事。當時日軍敗績已露，在澳日僑情緒低落，十分沮喪。為了鼓舞士氣，福井每天早上集中日僑隨廣播做操。1945年2月3日是上做完早操後，福井與朝比奈書記先生在回領事館的路上，有一華人暗殺團向兩人開槍，福井當場斃命，朝北奈被擊穿腹部。
日本外務省立即派出廣東大使館事務所領事岩井英一赴澳門任領事。岩井對外務省的這一人事安排十分氣憤，因為這等於讓他去送死。他要求以孫嘉華為頭子的10名廣州青年組成的衛隊同赴澳門，被獲准。岩井於2月內抵澳，至他5月離任，衛隊已增至50人。衛隊日夜嚴密守衛著領事館的二層樓，岩井每晚睡覺時能聽到他們巡邏的腳步聲。特別是在岩井乘汽車外出時，澳門總督也驚訝地發現岩井見他時帶著槍。
岩井可不是等閒之輩，他在上海是個有名的大特務頭子。他原藉愛知縣名古屋市中區東田町，1899年10月生於愛知縣愛知郡中村大字稻葉地，1921年畢業於東亞同文書院，漢語十公流利，這一點與福井相似。在滬時，潘漢年和袁殊做地下工作，就是與他建立的關係，解放後潘袁入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無法解釋清楚與岩井的關係。
福井被刺後，南京日本軍司令部曾強烈要求以保護日僑為名佔領澳門，而岩井是讚成的，但未果。這主要是因為缺乏具體實施的步驟。不過日軍從廣東大陸對澳門實行了封鎖。
來澳後，岩井的重要任務當然是處理福井一案，他當然見了澳門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長澤榮作大佐，澤大佐見了岩井只是說：岩井先生，你是個英雄好漢。並未說明此案真相。
岩井提出四點解決方案：
1.逮捕犯人；
2.總督有責任維持治安；
3.對死傷者予以賠償；
4.今後予以保障。
岩井英語不行，與澳督交涉時靠英語好的朝比奈書記生（此時已務愈），另外還請調了廣東大使館事務所的領事官補遠藤又男。朝比奈戰後是活躍的外務省翻譯官。遠藤戰後卒於智利大使任上。
岩井知道澳門大多為華人，控制了澳門的經濟，他要拉攏澳門華人領袖。4月29日是天長節，即天皇誕生日，為明治以後規定的四大節之一，1868年制定，天長取「天長地久」之意，意在祝福天皇統治經久不衰，戰後改稱天皇誕生日。以往舉行開長慶祝招待會，要請澳葡政府主要有關官員、駐澳各國有關外交官、主要日橋及華人。岩井這次請了二三十個華人，多為富商，大多參加了，以前未請過這麼多華人。岩井此次請他們贊助解決自己手下以孫嘉華為首的50餘華人的生計問題，由於當時澳門處於日軍包圍之中。富商們出了5萬澳元，當時合300萬日元。這是筆大數目，結果孫嘉華等用於成立了一個株式會社，即股份公司。
實際上，這時日本澳門領事館也處於經費缺乏之中。由於日本這時已將戰敗，外務省未撥足經費，岩井只好向當時日僑借錢度日，並不斷電催外務省。經向南京的日本大使谷正之哭窮，得到了支援，一度堀內乾城公使也寄來了錢。這時日本駐葡萄牙公使森島守人也忙著在葡京處理福井一案，他收到了外務省的訓電，要求對葡萄牙政府表示以下四點：
1.正式道歉；
2.逮捕犯人並予以處罪；
3.今後保障維持治安；
4.賠償損失。
森島建議不要葡萄牙政府賠償，認為這意義不大，他這時向外相重光葵和繼任的外相東鄉茂德建議：立即關閉澤機關，讓日本浪人離開澳門；立即更換領事；立即撤消日本對澳門的封鎖。封鎖一兩天就取消了。
森島還建議懂葡語的淀川正樹派澳門，亦獲准。 5月，淀川領事到任，岩井離任回廣東大使館事務所。
淀川原藉福崗縣嘉穗郡二瀨村，1894年11月生，1914年7月通過外務省留學生考試，同年9月被定派留學刀德里，10月從東京外國語學校退學，1942年2月1日時任秘魯利馬領事。
7月，岩井奉命返日報告澳門情況，25日抵羽田機場。但當時日本一片混亂，顧不上聽他的匯報了。 8月15日，日本就投降了。
1945年日本投降後，我國政府外交部接收了大陸及澳門的日本使領館全部檔案，當時目的是為了審訊日本戰犯及漢奸、滿奸、蒙奸和回奸。香港日本總領事館的檔案被港英政府接收。由於當時我國政府日本駐華軍政等機構檔案檔案極多，當時國民黨政府委託胡適博士處理，他建議全部移交北平圖書館，結果照辦了。於1945年7月編成16開《館藏日本大使館檔案目錄》（94頁），前面的說明有這樣一段話：「日寇投降以前，其駐在我國的公使館及領事館曾蒐集有關中國的各種情報，作為檔案保存。日本投降時，不及全部銷毀，其中一大部分曾由偽外交部接收移交我館。目錄鑑於各機關參考的需要，初步加以整理，並製成書本目錄。」
但這些檔案爾後因各種原因，只是內部供有關人員查閱，筆者至今發現其他國內學者有使用於論著的，更不要說是外國學者了。十餘多年來，筆者斷斷結業結業地查閱了這批檔案，發表了不少文章。值此澳門即將回歸之際，筆者據其中的日本駐澳門領事館檔案（以下簡稱「澳檔」）揭露日寇的罪行，並糾正中日兩國有關論著的不正確記載之處。
就當指出的是，研究日本侵華戰爭時期的澳門，不僅要使用「澳檔」，還要參考北圖所藏日本駐廣東（即廣州）總領事館檔案和日本外務省官員檔案。
「澳檔」後記載：1945年12月6日，中國外交部代表接收日本駐澳門領事館完畢。
對於抗日戰爭期間，特別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澳門，我國所出版的有關近代澳門史的著作多語焉不詳，如費成康《澳門四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費氏當時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此前未去過澳門）、黃鴻釗《澳門史》（商務印書館，香港，1987年。黃氏為中山縣人，時為南京大學副教授）、元邦建及袁桂秀編著《澳門史略》（中流出版社，1988年）和方言編著《澳門問題始末》（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
《澳門四百年》第422頁記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澳門在實際上已為日本侵略者所控制，日本的領事和特務頭子成了當地的太上皇。其中人稱『澳門殺人王』的日軍駐澳特務機關正副關長王榮澤作和山口久美之流更罪惡滔天……」
筆者認為：這一時期日寇雖在澳門猖獗一時，但絕不可說是實際上「控制」了澳門。特務機關的頭子絕不能稱作「關長」，那是海關的頭子或領導的稱呼，而只難用正式的稱呼「機關長」。而且機關長名「澤榮作」，並不名「王榮澤作」，可能是費先生見了「澳門殺人王榮澤作」這樣的記載，斷為「王榮澤作」。
《澳門問題始末》第121頁記載：「太平洋戰爭期間，被澳門老居民稱為『澳門殺人王』的日軍駐澳特務頭子王榮澤作和山久美之，在柯高（高士德）馬路的一間別墅內成立了特務機關……」這不僅誤抄了「王榮澤作」之名，還將「山口久美之流」的「山口久美」名誤點為「山口久美之」。
日本陸軍澳門特務機關是在1941年7月8日創建的，因為在這一天，48歲的澤榮作大佐被正式任命為駐澳門特務機關長。他是神奈川人同，一說為東京都人。1915年5月25日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27期。山口久美，佐賀縣人。
日本投降後，澤榮作大佐被葡澳當局引渡給我廣東戰區。我們後面要提到的岩井英一所著《上海の回想》（名古屋，1983年）第336頁言澳門駐在特務關長澤榮作被進駐廣東的張發奎軍所捕，未經正式審判處死。
這是不確實的。據設在廣州越秀路與中山塔間的廣東行轅的BC級戰犯廣東軍事法庭審判記錄第39號載：澳門特務機關長陸（軍）大佐澤作，本籍神奈川。同配屬23A憲兵隊憲（兵）少尉山口久美，本籍佐賀。起訴理由概要：掠奪中國船舶酬安號及襲擊中國汽船等。作戰間不法行為及殺人。山口配屬澳門特務機關勤務中，逮捕殺害同地附近潛伏暗躍的（國民黨）藍衣社有力幹部。 1947年4月25日判決死刑，同日確認。同年6月25日（在廣州西郊流花橋）執行。兩人同一案，無辯護人。
澤大佐時年54歲，被埋在流花橋第7號墓，處死前被關在廣州越秀路與北較場間的廣東第一監獄北端棟二樓。山口時年38歲，被埋在第8號墓。兩人的墓相挨在一起。
《澳門史略》第195頁記述：「抗日戰爭期間，澳門表面上宣稱中立，實際上是與日本侵略者相互勾結。澳門葡萄牙當局竟然准許日本在澳門柯高馬路二龍喉附近的一座大廈，設立日本特務機關……。」實際上「准許」應為「默許」，因為我們在「澳檔」中發現了1945年2月3日日本駐澳門領事福井保光被華人暗殺團行刺槍殺後澳葡當局致日本外務省的一份絕密備忘錄，內聲稱：「日本陸軍對澳門，不通告（我澳葡）政府，派遣了澤大佐。此人公然設立了澤機關，對敵方華人予以逮捕，監察和處刑。這明顯侵犯了葡萄牙的主權，（澳葡）政府考慮到現實的日葡關係，至今還是默認的。」
1943年8月1日時，日本駐澳門領事館的最高級負責人是領事代理福井保光。1942年5月時，該領事館館址在Colcada do Gaio 1號。1942年2月1日，該領事館在冊官員兩人，一位是副領事（領事代理）福井保光（級別是七等三級），另一位是書記生朝比奈泰暉（七等乙級） 。
福井原藉京都府何鹿郡中上林村，1902年11月出生，1920年畢業於柏原中學，同年9月作為外務省留學生入外務省在上海辦的東亞同文書院，該書院除培養留對華外交官外，還培養其他對華侵略機構的人才。福井1923年6月作為第20期生畢業，受命轉學北京，1926年4月任外務省書記生，派赴來華，任陸軍步兵曹長，1926年11月任職駐奉天領事館新民府公館，1927年2月任陸軍步兵少尉，同年4月敘正八位。
1942年1月1日時，在澳門領事館登記的日本人有56人，25戶，男39人，女17人。另有台灣75人，31戶，男5人，女20人，朝鮮男1人。共有132人。因為當時台灣與朝鮮為日本殖民地，所以也算作「邦人」，即廣義的日本人。為了表示區別，稱日本人為「內地人」，台灣人稱「籍民」，朝鮮人稱「半島人」。
1943年10月1日時，在澳門領事館登記的內地人112人，81戶，男83人，女29人。藉民94人，51戶，男60人，女34人。半島人仍為男1人。共207人，比1942年1月1日多了75人。
駐華日軍與外務省官員一直有矛盾，隨著日軍自1942年走下坡路後，外務省官員對軍部的跋扈日益不滿，福井儘管入外務省後有軍人背景，但他對駐澳日軍特務機關的殘暴是有所不滿的。
到了1944年底，澳門華人地下武裝抗日力量已成氣候，他們要拿在澳日本頭目開刀，結果選中了最好下手的福井領事。當時日軍敗績已露，在澳日僑情緒低落，十分沮喪。為了鼓舞士氣，福井每天早上集中日僑隨廣播做操。1945年2月3日是上做完早操後，福井與朝比奈書記先生在回領事館的路上，有一華人暗殺團向兩人開槍，福井當場斃命，朝北奈被擊穿腹部。
日本外務省立即派出廣東大使館事務所領事岩井英一赴澳門任領事。岩井對外務省的這一人事安排十分氣憤，因為這等於讓他去送死。他要求以孫嘉華為頭子的10名廣州青年組成的衛隊同赴澳門，被獲准。岩井於2月內抵澳，至他5月離任，衛隊已增至50人。衛隊日夜嚴密守衛著領事館的二層樓，岩井每晚睡覺時能聽到他們巡邏的腳步聲。特別是在岩井乘汽車外出時，澳門總督也驚訝地發現岩井見他時帶著槍。
岩井可不是等閒之輩，他在上海是個有名的大特務頭子。他原藉愛知縣名古屋市中區東田町，1899年10月生於愛知縣愛知郡中村大字稻葉地，1921年畢業於東亞同文書院，漢語十公流利，這一點與福井相似。在滬時，潘漢年和袁殊做地下工作，就是與他建立的關係，解放後潘袁入獄，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無法解釋清楚與岩井的關係。
福井被刺後，南京日本軍司令部曾強烈要求以保護日僑為名佔領澳門，而岩井是讚成的，但未果。這主要是因為缺乏具體實施的步驟。不過日軍從廣東大陸對澳門實行了封鎖。
來澳後，岩井的重要任務當然是處理福井一案，他當然見了澳門日本陸軍特務機關長澤榮作大佐，澤大佐見了岩井只是說：岩井先生，你是個英雄好漢。並未說明此案真相。
岩井提出四點解決方案：
1.逮捕犯人；
2.總督有責任維持治安；
3.對死傷者予以賠償；
4.今後予以保障。
岩井英語不行，與澳督交涉時靠英語好的朝比奈書記生（此時已務愈），另外還請調了廣東大使館事務所的領事官補遠藤又男。朝比奈戰後是活躍的外務省翻譯官。遠藤戰後卒於智利大使任上。
岩井知道澳門大多為華人，控制了澳門的經濟，他要拉攏澳門華人領袖。4月29日是天長節，即天皇誕生日，為明治以後規定的四大節之一，1868年制定，天長取「天長地久」之意，意在祝福天皇統治經久不衰，戰後改稱天皇誕生日。以往舉行開長慶祝招待會，要請澳葡政府主要有關官員、駐澳各國有關外交官、主要日橋及華人。岩井這次請了二三十個華人，多為富商，大多參加了，以前未請過這麼多華人。岩井此次請他們贊助解決自己手下以孫嘉華為首的50餘華人的生計問題，由於當時澳門處於日軍包圍之中。富商們出了5萬澳元，當時合300萬日元。這是筆大數目，結果孫嘉華等用於成立了一個株式會社，即股份公司。
實際上，這時日本澳門領事館也處於經費缺乏之中。由於日本這時已將戰敗，外務省未撥足經費，岩井只好向當時日僑借錢度日，並不斷電催外務省。經向南京的日本大使谷正之哭窮，得到了支援，一度堀內乾城公使也寄來了錢。這時日本駐葡萄牙公使森島守人也忙著在葡京處理福井一案，他收到了外務省的訓電，要求對葡萄牙政府表示以下四點：
1.正式道歉；
2.逮捕犯人並予以處罪；
3.今後保障維持治安；
4.賠償損失。
森島建議不要葡萄牙政府賠償，認為這意義不大，他這時向外相重光葵和繼任的外相東鄉茂德建議：立即關閉澤機關，讓日本浪人離開澳門；立即更換領事；立即撤消日本對澳門的封鎖。封鎖一兩天就取消了。
森島還建議懂葡語的淀川正樹派澳門，亦獲准。 5月，淀川領事到任，岩井離任回廣東大使館事務所。
淀川原藉福崗縣嘉穗郡二瀨村，1894年11月生，1914年7月通過外務省留學生考試，同年9月被定派留學刀德里，10月從東京外國語學校退學，1942年2月1日時任秘魯利馬領事。
7月，岩井奉命返日報告澳門情況，25日抵羽田機場。但當時日本一片混亂，顧不上聽他的匯報了。 8月15日，日本就投降了。
李烈聲：日軍一度欲佔領澳門
澳門日報 2014年3月3日
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日本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以不佔領彈丸之地的澳門？許多人引以為奇。
絕大多數人以為，日軍臨崖勒馬，是投鼠忌器，因為遠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葡萄牙當時的總理薩拉查曾經宣佈，葡萄牙在此次世界大戰中堅持中立，它並同時向日本提出警吿：「如果日軍攻佔我們，葡萄牙將在巴西把日本人處理，以作報復。」
事實是否如此？殊不盡然。其時，巴西已有相當獨立自主權，巴西的確需要日本人來開發，不一定對葡萄牙言聽計從。果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攻佔印尼，對隸屬於印尼的葡萄牙殖民地東帝汶即一倂佔領，而巴西默不作聲，葡萄牙政府也一籌莫展。可見日本人對薩拉查的警吿嗤之以鼻。
然而，日本人確有意圖佔領澳門的計算，但不是戰爭初期而是晩期。
日軍在開始侵華時，即已計劃對澳門充分利用，因為，澳門其時已變成東方諜都，日本需要從澳門套取情報，更重要的是可從澳門取得鎢沙。鎢沙是生產武器的重要材料。當時全球的鎢沙有百分之七十是來自中國南方數省，更以廣東最為大宗，而澳門便是收購鎢沙的地方。
日軍起初以為攻佔珠江三角洲即可將鎢沙予取予攜，不料，珠三角的人同仇敵愾，把鎢沙偸運到澳門賣給其他國家。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日軍把澳門前後左右都封鎖起來，更在澳門開設昭和通商公司，主其事者是一個日葡混血女郞（四ケ所ヨシ【四箇所葦】），此人精於鑒辨鎢沙的優劣，由她來鑒定，劣貨假貨逃不過她的法眼。一些售賣假劣鎢沙的私梟恨之入骨。有些靠售賣假鎢沙的「大天二」還計劃把她刺殺，但不成功。
其實，日本人除了通過澳門收購鎢沙外，還要收購火藥，澳門的火柴厰和爆竹厰都可生產火藥，這些都可變成軍用物資，如果日軍佔領澳門，該等物資便可使日軍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
當時，日本在澳門設有領事館，位於東望洋斜巷。一九四五年，日本派駐澳門的領事福井保光和副領事朝比奈泰暉步行上班，行至得勝馬路被人開槍，福井受重傷，死在山頂醫院，朝比奈獲救。日本侵華軍部大為震怒，計劃攻佔澳門，以保障在澳門的日本人安全。有人認為這是日本人的苦肉計，以此事件為藉口攻佔澳門。事件發生後，日軍封鎖澳門，但葡萄牙不願失去澳門，立即和日本交涉，葡萄牙作出若干讓步，並懸紅追緝兇手，日軍終於解除封鎖。
日軍佔領廣州不久，即進軍珠江三角洲，佔據中山，三面包圍澳門，在關閘外，日軍與葡軍對峙，雙方很少聞有衝突。日軍在澳門對岸灣仔駐軍。有一天，突然駛來一艘載有三十餘日軍的登陸船，船抵澳門沙梨頭，停泊在十六號碼頭。當時澳門的水警不知對方此來有何貴幹，一時之間，嚇得憂心忡忡。這群日軍並無攜帶武器，一直走路到當時設於新馬路口的賭場，掏出一卷卷軍票，在賭場賭博一番，他們雖然不懂廣東話，也嘻嘻哈哈，自得其樂一番，過足賭癮後，列隊回船駛返灣仔，並無騷擾，只是把警察們嚇出一身冷汗而已。
丢掉緬北，丢掉沖繩後，日軍在太平洋敗象畢呈，佔領澳門與否巳變得無關宏旨了。自此以迄戰敗作無條件投降，日本再也不提佔領澳門了。
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日本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何以不佔領彈丸之地的澳門？許多人引以為奇。
絕大多數人以為，日軍臨崖勒馬，是投鼠忌器，因為遠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葡萄牙當時的總理薩拉查曾經宣佈，葡萄牙在此次世界大戰中堅持中立，它並同時向日本提出警吿：「如果日軍攻佔我們，葡萄牙將在巴西把日本人處理，以作報復。」
事實是否如此？殊不盡然。其時，巴西已有相當獨立自主權，巴西的確需要日本人來開發，不一定對葡萄牙言聽計從。果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攻佔印尼，對隸屬於印尼的葡萄牙殖民地東帝汶即一倂佔領，而巴西默不作聲，葡萄牙政府也一籌莫展。可見日本人對薩拉查的警吿嗤之以鼻。
然而，日本人確有意圖佔領澳門的計算，但不是戰爭初期而是晩期。
日軍在開始侵華時，即已計劃對澳門充分利用，因為，澳門其時已變成東方諜都，日本需要從澳門套取情報，更重要的是可從澳門取得鎢沙。鎢沙是生產武器的重要材料。當時全球的鎢沙有百分之七十是來自中國南方數省，更以廣東最為大宗，而澳門便是收購鎢沙的地方。
日軍起初以為攻佔珠江三角洲即可將鎢沙予取予攜，不料，珠三角的人同仇敵愾，把鎢沙偸運到澳門賣給其他國家。太平洋戰爭發生後，日軍把澳門前後左右都封鎖起來，更在澳門開設昭和通商公司，主其事者是一個日葡混血女郞（四ケ所ヨシ【四箇所葦】），此人精於鑒辨鎢沙的優劣，由她來鑒定，劣貨假貨逃不過她的法眼。一些售賣假劣鎢沙的私梟恨之入骨。有些靠售賣假鎢沙的「大天二」還計劃把她刺殺，但不成功。
其實，日本人除了通過澳門收購鎢沙外，還要收購火藥，澳門的火柴厰和爆竹厰都可生產火藥，這些都可變成軍用物資，如果日軍佔領澳門，該等物資便可使日軍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
當時，日本在澳門設有領事館，位於東望洋斜巷。一九四五年，日本派駐澳門的領事福井保光和副領事朝比奈泰暉步行上班，行至得勝馬路被人開槍，福井受重傷，死在山頂醫院，朝比奈獲救。日本侵華軍部大為震怒，計劃攻佔澳門，以保障在澳門的日本人安全。有人認為這是日本人的苦肉計，以此事件為藉口攻佔澳門。事件發生後，日軍封鎖澳門，但葡萄牙不願失去澳門，立即和日本交涉，葡萄牙作出若干讓步，並懸紅追緝兇手，日軍終於解除封鎖。
日軍佔領廣州不久，即進軍珠江三角洲，佔據中山，三面包圍澳門，在關閘外，日軍與葡軍對峙，雙方很少聞有衝突。日軍在澳門對岸灣仔駐軍。有一天，突然駛來一艘載有三十餘日軍的登陸船，船抵澳門沙梨頭，停泊在十六號碼頭。當時澳門的水警不知對方此來有何貴幹，一時之間，嚇得憂心忡忡。這群日軍並無攜帶武器，一直走路到當時設於新馬路口的賭場，掏出一卷卷軍票，在賭場賭博一番，他們雖然不懂廣東話，也嘻嘻哈哈，自得其樂一番，過足賭癮後，列隊回船駛返灣仔，並無騷擾，只是把警察們嚇出一身冷汗而已。
丢掉緬北，丢掉沖繩後，日軍在太平洋敗象畢呈，佔領澳門與否巳變得無關宏旨了。自此以迄戰敗作無條件投降，日本再也不提佔領澳門了。
2015年8月5日 星期三
陳杰中：日軍極密檔案《廈門特別市建設方針之事宜》的陰謀
2014年
台海網（微博）9月10日訊
據海西晨報報導
本報9月3日曾獨家刊發旅日廈門籍歷史學者陳杰中查訪發現的珍貴資料--1938年日寇侵略廈門的作戰方案，此揭秘文章一經見報引起了各界的強烈反響。本報今日繼續推出陳杰中的研究發現，據最新面世的日軍極密文件《廈門特別市建設方針之事宜》可知，日寇從預謀到實際攻打及對廈門實施殖民統治實際上蓄謀已久，其對此擁有一攬子精心計劃。
手書件
「陸支密由次官送交北支那方面軍、中支那派遣軍各參謀長同各特務部長、台灣軍參謀長通告案。關於廈門特別市建設方針的詳細內容附於另冊（打印件），於相關各省（按，省乃日本行政建制級別單位，與我國現行的省，詞義有異）之間，對此決定發出通告。此外，廈門特別市顧問內定由海軍中將杉本悌次郎氏擔任。」
打印件
1.在以廈門為中心的區域內，擬建立廈門特別市，隸屬新中央政府管轄。
2.市政區域現在由廈門島、鼓浪嶼、金門島和小金門島構成，將來應建成包括圍繞以上島嶼的一部分大陸港灣，但是租界維持現狀。
3.市行政機構由議決與執行兩個機構組成。議決機構決定市政的重要事項，該機構應有半數以上的日本人參與。在執行機構內，除了最高顧問之外，還需要設置數名顧問（包括指導員）。市長為任期制，經市的議決機構的同意而就職。但是，將來中央政府成立時，應按上海特別市的條例為準則。
本次發現的材料中，有一份《廈門特別市建設方針之事宜》。文件內容雖然簡單，但是放置在日軍當年戰略全局中來解讀，日軍在攻占廈門後就迅速要建立這個「隸屬新中央政府管轄」、與上海同列「特別市」的用心，就洞若觀火。
《廈門特別市建設方針之事宜》是屬於日本陸軍省於昭和13年（1938年）存檔的一份「永久」保密的檔案，其檔次為「極密」。
日本敗戰之後，該檔案隨大批其他的檔案資料被美軍接收，長期保管於華盛頓郊外的專門機構裡。後經日本政府的長期交涉，於1958年3月送歸日本政府。同年10月，日本政府將這批檔案資料歸屬日本防衛廳（現已更名防衛省）戰史所管理。《廈門特別市建設方針之事宜》文件保留在「陸支密大日記」--依日而記的陸軍支那秘密文件集裡。
這是日本海軍在佔領廈門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內緊鑼密鼓炮製出來的。發送的範圍是侵華各陸軍部隊和台灣佔領軍，由各軍高級將領簽收。從檔案資料可以看出，本件於當年8月18日發出，應由日本軍部主官簽發，並有相關職能部門首長隨簽批出，在20日，由陸軍機構簽收。這份由侵華日軍參謀本部定為「極密」並且「永久」保存的文件的件名為「廈門特別市建設方針之事宜」，其內容有手書件部分與打印件部分，兩份文件內容各異。手書文件類似我國常用的「領導批轉」，究竟是誰批出，還有待今後研究。而後者是建立「特別市」的「方針」。
時局背景：佔廈進可攻退可守
日本軍部聚集重兵，用上航母和戰鬥機，重新整編海軍陸戰隊來攻打廈門，絕不是一時興起。攻佔廈門，將廈門掌握於鼓掌之間，乃日本軍部籌劃已久的老謀深算之舉。
從戰局來看，滬松激戰我方失利，上海淪陷後，日軍一路沿江而上，一路劍指中國東南。但是鑑於日軍當時戰線已經太長，所以他們實施南下戰略，力有不逮，只好先實行海上攔截，切斷對中國的海路補給。1938年5月攻打廈門、10月淪陷廣州，以及次年6月攻打汕頭，都是他們實行這一戰略的一系列動作。
而統觀上海以南，再也沒有比持聯南北的廈門更好的天然良港了。當時廈門港擁有十幾條固定的海外航線，尤其廈門與台灣近在咫尺。若令台灣、廈門串接在一起，進可攻而退可守，其空間的價值自不待言。
此外，當時廈門有18萬人口，在東南算有一定規模，擁有海外華僑與台胞的豐富資源，為東南沿海富庶之區。
總之，佔據廈門，使日軍擁有承接南北的優良軍港，既可以作為據點，游擊攔截通過台灣海峽的對華補給；又可以充當南進基地；還可以呼應台灣，作為徵集戰備物資、輸送軍火兵員的中轉樞紐港。
預想方案：「特別市」由四個島構成
為了牢牢控制住此要害之地，在所謂的廈門特別市的建設方針裡，日本軍部高層決定，「議決機構決定市政的重要事項，該機構應有半數以上的日本人參與。在執行機構內，除了最高顧問之外，還需要設置數名顧問（包括指導員）」這一條文，並擬由海軍中將擔任顧問遙控的安排，都可窺見日本軍部的狼子野心。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日軍在1937年10月就派遣海軍陸戰隊侵佔了金門列島。此後即以金門為基地，日本海軍日以繼夜地騷擾我東南沿海，特別是廈門周邊海域。日軍還不斷地對廈門進行間諜活動，我駐軍人數、軍事佈防、山形地勢等等，悉數掌握於其手中。
故此在廈門特別市的建設方針裡，日軍強調「市政區域現在由廈門島、鼓浪嶼、金門島和小金門島構成，將來應建成包括圍繞以上島嶼的一部分大陸港灣」，在為將來進入南方大陸打下伏筆。
不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設方針」裡，強調「租界維持現狀」，這有其難言之「苦衷」：廈門與海外關係久遠，鼓浪嶼就擁有近17個國家的領事館。日本對華尚且並沒有正式宣戰過，貿然挑起國際事端對他們更為不利，推行這場侵略戰爭的日本軍部極其害怕第三國過早介入戰爭，故此時尚不跟列強撕破臉。這與他們在攻佔上海後實行的策略也是一致的。
戰前預熱：2.7萬日軍廈門海面演習
日本對廈門的圖謀可謂久矣。早在1896年，日本強迫清政府允許其在廈門設立專管租界。1936年，日本駐廈門領事館升格為總領事館。
在這中間，1900年8月2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八國聯軍侵華期間），他們自編自演了著名的「廈門東本願寺事件」，再嫁禍廈門市民，然後日本領事藉口保護僑民，命防護巡洋艦「和泉」上的陸戰隊士兵強行登陸，架炮於虎頭山，砲口直指城內提督衙門，威脅中國當局，企圖獨霸廈門。在英、美、法等列強因為利益不均，武力干預下，日本海軍才不得不收場（1900年9月7日）。
抗戰爆發以前，日本海軍軍艦即在福建沿海活動頻繁。 1934年以後，日艦到廈門就不履行任何手續。一直到入侵廈門的四年中，日本軍艦一再進入廈門海域踏勘門戶，日方要員也深入廈門考察。
例如，1936年8月5日，日本海軍大將高橋三吉率日海軍聯合艦隊76艘，官兵2.7萬人，規模浩大地在廈門海面舉行演習。參加演習的日本主要官員為聯合艦隊司令官兼第一艦隊司令長官海軍大將高橋三吉，第二艦隊司令長官加滕隆義、中將原敬太郎、少將佐藤一郎等10餘員。
可憐的是泊於廈門港內中國海軍「逸仙」號還奉命駛出港外鳴炮17響，表示歡迎。時任廈門市長李時霖、外交參事陳恆生、廈門海軍司令林國賡等還親往鼓浪嶼，邀日本領事山田芳太郎，搭乘日艦拜訪旗艦上的聯合艦隊司令高橋三吉大將及各艦長。
日本帝國海軍經過這次大規模展示軍力威嚇和窺探廈門實情後，該年12月至次年（1937年）1月短短時間裡，還有日軍第四艦隊4艘驅逐艦及第五水雷戰隊抵達廈門「訪問」。中國、福建、廈門海域，對日本海軍來說，簡直等於自家庭院。
PS：第四艦隊編制（1937年10月20日）
独立旗艦：足柄
第9戦隊：妙高、長良 …第五艦隊新編時に委譲
第14戦隊：天龍、龍田 …第五艦隊新編時に委譲、第10戦隊に改称
第4水雷戦隊：木曾
第6駆逐隊：響、雷、電
第10駆逐隊：狭霧、漣、暁
第11駆逐隊：吹雪、白雪、初雪
第5水雷戦隊：夕張
第13駆逐隊：若竹、吳竹、早苗
第16駆逐隊：朝顔、夕顔、芙蓉、刈萱
付諸行動：日偽市政府1937年7月成立
抗戰爆發後，日本帝國海軍便公然揭開艦艇炮衣，武力進攻廈門。 1937年9月3日，3艘日本軍艦砲擊廈門前沿砲台和曾厝垵機場，並有12架飛機配合轟炸。 1938年5月10日，在對廈門長達半個世紀的覬覦後，日軍終於由海軍操刀，發動了對廈門的全面進攻，佔領廈門達7年零4個月之久。
1939年7月1日，謀劃多時的偽「廈門特別市」政府終於粉墨登台。大漢奸李思賢為「廈門特別市」市長兼「特別市」政府警察廳廳長，並兼任廈門經濟審議委員會會長等10多個偽職，不過他只是傀儡。由日本軍方和特務機構組成的「興亞院廈門聯絡部」才是日偽統治廈門時期的最高權力機關。
「特別市」果然以日本海軍的本份「極密」文件為腳本，設置了鼓浪嶼、金門、浯嶼3個特別公署。成立之初直屬台灣總督府，後改屬南京汪偽「國民政府」，但實際上由日本興亞院廈門聯絡部控制。
在此後一直到日本投降的6年多時間裡，「廈門特別市」的確按日本軍方設計，成為日本侵略者「以戰養戰」，對廈門進行掠奪，實行殖民統治的工具。但是廈門並未如他們設想的那樣完全發揮戰略據點作用，不是他們不想，而是力不從心。
台海網（微博）9月10日訊
據海西晨報報導
本報9月3日曾獨家刊發旅日廈門籍歷史學者陳杰中查訪發現的珍貴資料--1938年日寇侵略廈門的作戰方案，此揭秘文章一經見報引起了各界的強烈反響。本報今日繼續推出陳杰中的研究發現，據最新面世的日軍極密文件《廈門特別市建設方針之事宜》可知，日寇從預謀到實際攻打及對廈門實施殖民統治實際上蓄謀已久，其對此擁有一攬子精心計劃。
手書件
「陸支密由次官送交北支那方面軍、中支那派遣軍各參謀長同各特務部長、台灣軍參謀長通告案。關於廈門特別市建設方針的詳細內容附於另冊（打印件），於相關各省（按，省乃日本行政建制級別單位，與我國現行的省，詞義有異）之間，對此決定發出通告。此外，廈門特別市顧問內定由海軍中將杉本悌次郎氏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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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以廈門為中心的區域內，擬建立廈門特別市，隸屬新中央政府管轄。
2.市政區域現在由廈門島、鼓浪嶼、金門島和小金門島構成，將來應建成包括圍繞以上島嶼的一部分大陸港灣，但是租界維持現狀。
3.市行政機構由議決與執行兩個機構組成。議決機構決定市政的重要事項，該機構應有半數以上的日本人參與。在執行機構內，除了最高顧問之外，還需要設置數名顧問（包括指導員）。市長為任期制，經市的議決機構的同意而就職。但是，將來中央政府成立時，應按上海特別市的條例為準則。
本次發現的材料中，有一份《廈門特別市建設方針之事宜》。文件內容雖然簡單，但是放置在日軍當年戰略全局中來解讀，日軍在攻占廈門後就迅速要建立這個「隸屬新中央政府管轄」、與上海同列「特別市」的用心，就洞若觀火。
《廈門特別市建設方針之事宜》是屬於日本陸軍省於昭和13年（1938年）存檔的一份「永久」保密的檔案，其檔次為「極密」。
日本敗戰之後，該檔案隨大批其他的檔案資料被美軍接收，長期保管於華盛頓郊外的專門機構裡。後經日本政府的長期交涉，於1958年3月送歸日本政府。同年10月，日本政府將這批檔案資料歸屬日本防衛廳（現已更名防衛省）戰史所管理。《廈門特別市建設方針之事宜》文件保留在「陸支密大日記」--依日而記的陸軍支那秘密文件集裡。
這是日本海軍在佔領廈門後不到3個月的時間內緊鑼密鼓炮製出來的。發送的範圍是侵華各陸軍部隊和台灣佔領軍，由各軍高級將領簽收。從檔案資料可以看出，本件於當年8月18日發出，應由日本軍部主官簽發，並有相關職能部門首長隨簽批出，在20日，由陸軍機構簽收。這份由侵華日軍參謀本部定為「極密」並且「永久」保存的文件的件名為「廈門特別市建設方針之事宜」，其內容有手書件部分與打印件部分，兩份文件內容各異。手書文件類似我國常用的「領導批轉」，究竟是誰批出，還有待今後研究。而後者是建立「特別市」的「方針」。
時局背景：佔廈進可攻退可守
日本軍部聚集重兵，用上航母和戰鬥機，重新整編海軍陸戰隊來攻打廈門，絕不是一時興起。攻佔廈門，將廈門掌握於鼓掌之間，乃日本軍部籌劃已久的老謀深算之舉。
從戰局來看，滬松激戰我方失利，上海淪陷後，日軍一路沿江而上，一路劍指中國東南。但是鑑於日軍當時戰線已經太長，所以他們實施南下戰略，力有不逮，只好先實行海上攔截，切斷對中國的海路補給。1938年5月攻打廈門、10月淪陷廣州，以及次年6月攻打汕頭，都是他們實行這一戰略的一系列動作。
而統觀上海以南，再也沒有比持聯南北的廈門更好的天然良港了。當時廈門港擁有十幾條固定的海外航線，尤其廈門與台灣近在咫尺。若令台灣、廈門串接在一起，進可攻而退可守，其空間的價值自不待言。
此外，當時廈門有18萬人口，在東南算有一定規模，擁有海外華僑與台胞的豐富資源，為東南沿海富庶之區。
總之，佔據廈門，使日軍擁有承接南北的優良軍港，既可以作為據點，游擊攔截通過台灣海峽的對華補給；又可以充當南進基地；還可以呼應台灣，作為徵集戰備物資、輸送軍火兵員的中轉樞紐港。
預想方案：「特別市」由四個島構成
為了牢牢控制住此要害之地，在所謂的廈門特別市的建設方針裡，日本軍部高層決定，「議決機構決定市政的重要事項，該機構應有半數以上的日本人參與。在執行機構內，除了最高顧問之外，還需要設置數名顧問（包括指導員）」這一條文，並擬由海軍中將擔任顧問遙控的安排，都可窺見日本軍部的狼子野心。
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日軍在1937年10月就派遣海軍陸戰隊侵佔了金門列島。此後即以金門為基地，日本海軍日以繼夜地騷擾我東南沿海，特別是廈門周邊海域。日軍還不斷地對廈門進行間諜活動，我駐軍人數、軍事佈防、山形地勢等等，悉數掌握於其手中。
故此在廈門特別市的建設方針裡，日軍強調「市政區域現在由廈門島、鼓浪嶼、金門島和小金門島構成，將來應建成包括圍繞以上島嶼的一部分大陸港灣」，在為將來進入南方大陸打下伏筆。
不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設方針」裡，強調「租界維持現狀」，這有其難言之「苦衷」：廈門與海外關係久遠，鼓浪嶼就擁有近17個國家的領事館。日本對華尚且並沒有正式宣戰過，貿然挑起國際事端對他們更為不利，推行這場侵略戰爭的日本軍部極其害怕第三國過早介入戰爭，故此時尚不跟列強撕破臉。這與他們在攻佔上海後實行的策略也是一致的。
戰前預熱：2.7萬日軍廈門海面演習
日本對廈門的圖謀可謂久矣。早在1896年，日本強迫清政府允許其在廈門設立專管租界。1936年，日本駐廈門領事館升格為總領事館。
在這中間，1900年8月24日（清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八國聯軍侵華期間），他們自編自演了著名的「廈門東本願寺事件」，再嫁禍廈門市民，然後日本領事藉口保護僑民，命防護巡洋艦「和泉」上的陸戰隊士兵強行登陸，架炮於虎頭山，砲口直指城內提督衙門，威脅中國當局，企圖獨霸廈門。在英、美、法等列強因為利益不均，武力干預下，日本海軍才不得不收場（1900年9月7日）。
抗戰爆發以前，日本海軍軍艦即在福建沿海活動頻繁。 1934年以後，日艦到廈門就不履行任何手續。一直到入侵廈門的四年中，日本軍艦一再進入廈門海域踏勘門戶，日方要員也深入廈門考察。
例如，1936年8月5日，日本海軍大將高橋三吉率日海軍聯合艦隊76艘，官兵2.7萬人，規模浩大地在廈門海面舉行演習。參加演習的日本主要官員為聯合艦隊司令官兼第一艦隊司令長官海軍大將高橋三吉，第二艦隊司令長官加滕隆義、中將原敬太郎、少將佐藤一郎等10餘員。
可憐的是泊於廈門港內中國海軍「逸仙」號還奉命駛出港外鳴炮17響，表示歡迎。時任廈門市長李時霖、外交參事陳恆生、廈門海軍司令林國賡等還親往鼓浪嶼，邀日本領事山田芳太郎，搭乘日艦拜訪旗艦上的聯合艦隊司令高橋三吉大將及各艦長。
日本帝國海軍經過這次大規模展示軍力威嚇和窺探廈門實情後，該年12月至次年（1937年）1月短短時間裡，還有日軍第四艦隊4艘驅逐艦及第五水雷戰隊抵達廈門「訪問」。中國、福建、廈門海域，對日本海軍來說，簡直等於自家庭院。
PS：第四艦隊編制（1937年10月20日）
独立旗艦：足柄
第9戦隊：妙高、長良 …第五艦隊新編時に委譲
第14戦隊：天龍、龍田 …第五艦隊新編時に委譲、第10戦隊に改称
第4水雷戦隊：木曾
第6駆逐隊：響、雷、電
第10駆逐隊：狭霧、漣、暁
第11駆逐隊：吹雪、白雪、初雪
第5水雷戦隊：夕張
第13駆逐隊：若竹、吳竹、早苗
第16駆逐隊：朝顔、夕顔、芙蓉、刈萱
付諸行動：日偽市政府1937年7月成立
抗戰爆發後，日本帝國海軍便公然揭開艦艇炮衣，武力進攻廈門。 1937年9月3日，3艘日本軍艦砲擊廈門前沿砲台和曾厝垵機場，並有12架飛機配合轟炸。 1938年5月10日，在對廈門長達半個世紀的覬覦後，日軍終於由海軍操刀，發動了對廈門的全面進攻，佔領廈門達7年零4個月之久。
1939年7月1日，謀劃多時的偽「廈門特別市」政府終於粉墨登台。大漢奸李思賢為「廈門特別市」市長兼「特別市」政府警察廳廳長，並兼任廈門經濟審議委員會會長等10多個偽職，不過他只是傀儡。由日本軍方和特務機構組成的「興亞院廈門聯絡部」才是日偽統治廈門時期的最高權力機關。
「特別市」果然以日本海軍的本份「極密」文件為腳本，設置了鼓浪嶼、金門、浯嶼3個特別公署。成立之初直屬台灣總督府，後改屬南京汪偽「國民政府」，但實際上由日本興亞院廈門聯絡部控制。
在此後一直到日本投降的6年多時間裡，「廈門特別市」的確按日本軍方設計，成為日本侵略者「以戰養戰」，對廈門進行掠奪，實行殖民統治的工具。但是廈門並未如他們設想的那樣完全發揮戰略據點作用，不是他們不想，而是力不從心。
2015年8月2日 星期日
抗戰時期的中國新海軍重建與部分海軍軍官參與諾曼第登陸戰
抗戰期間唯一一次的大型海軍戰役「江陰保衛戰」在1937年（民國26年）12月3日因江陰砲台失守而正式結束，整個戰役歷時長達105天。「江陰保衛戰」打完之後，我國海軍主力戰艦全毀，損失艦艇總數達當時海軍的85％。抗戰前全國海軍總數為121艘艦艇，除自沉25艘老舊艦艇外，被日軍擊沉高達88
艘，到1939年（民國28年）1月時，海軍只剩下小型艦艇15艘。由於數量與噸位均不足，因此只能在內江河川一帶活動，此時，國民政府也已無力建造新
艦，海軍官兵死傷慘重更不在話下。
隨著時間不斷的過去，日軍的敗象已露，國府為因應戰後一系列的海軍重建問題，時任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 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在1942年（民國31年）3月15日頒佈手令：「凡由國內外海軍學校畢業之海軍軍官，其現年在40歲以下者，應設法統計，與英、美交 涉派往英、美各國海軍艦隊上服務參戰」。之後蔣介石又針對此事分別於3月18日與7月6日下了連續下了兩道指示，除了學習航海專業外，也增加了如學習建造 船艦等項目。到8月5日，軍事委員會辦公廳、軍令部、軍政部和海軍總司令部聯合組建了「考選委員會」，負責考選赴英美兩國海軍學習航海與造艦的學員。為此 考選委員會特別聘請了國內各海校的資深教官及國立交通大學商船學校的教授來－負責命題、批卷及監考等作業。總計從1942年（民國31年）的赴英美實習參 戰與學習造艦，到1944年（民國33年）的赴英美受訓接艦參戰，中華民國政府先後向英美兩國選派了2,000多名海軍官兵。
比較特殊 的是在1943年（民國32年）6月，有25位被選送去英國學習的海軍軍官，其中除了4人被分到僕茨茅斯輪機學校學習輪機專業外，另外21人則是轉到倫敦 郊外的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GreenWich College）接受航海專業訓練。在結束了3個月的短期培訓後，英國皇家海軍根據與中國政府的約定以及戰時需要，將這21名中國海軍軍官分派至現役的各型型軍艦上實習。
1944年（民國33年）6月6日，代號「霸王計畫」的「諾曼第登陸戰」於正式開打，在英國海軍參加實習作戰的這21 名中國軍官都全程參加了作戰任務。「諾曼第登陸戰」結束後，這21名軍官又回到英國繼續接受魚雷、防潛、電訊、航務和航空飛行等專業科目訓練。之後依舊 分發至英國軍艦上服務，直到1946年（民國3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將近半年，才轉到香港返回海軍總部報到，之後成為中國新建海軍的種子。
這 21名中國海軍軍官在台灣較為人知的有：曾任－海軍第9任總司令、副参謀總長鄒堅上將（1921-2004）、海軍官校第10任校長白樹綿中將、國防部常務次長總統府國策顧問的葛敦華將軍（1921-2010）、海軍參謀長、總統府戰略顧問的牟秉釗中將（1916-1995）、中船公司總經理晏海波中將 （原馬尾海校輪機科第4期，被退學後進入電雷學校23年班就讀）等。而下場最悲慘的是曾為中共地下黨的張家瑾（1916-1966，畢業於青島海校）－因 其妻子為英國人之緣故，因此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誣指為「英國間諜」而遭無情的批鬥，最後自殺身亡。其他目前還查得到姓名的有－黃廷鑫、黃顯、郭成森、盧東閣、郭燈華、錢詩麒、吳桂文、王安人、姜渝、熊德樹、楚渝章、謝立徽、吳方瑞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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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曼第戰役 內地最後老兵逝世
2009年11月19日
在中國大陸，最後一名曾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諾曼第戰役的老兵黃廷鑫，與病魔鬥爭十多年後，上周三在杭州病逝，終年91歲。他的兒子稱，父親卧床休養期間每日口述在歐洲戰場上的親身經歷，已整理出近6萬字，爭取出版成書。
於1918年出生的黃廷鑫，19歲時考入青島海軍學校，1942年與其他23名中國海軍軍官前往英國實習。他們在1944年3月分派到各個戰區，登上大型軍艦，當中他登上一萬噸級的英國護衞航母「搜索者」號（ HMS Searcher）。
隨英航母參與二戰戰役
在這艘能載25架飛機、負責外圍護航及反潛任務的航母上，黃廷鑫擔任副值更官，負責觀測航母在海上的角度是否合適，以及在編隊中的位置是否正確。他更在搜索者號上參與1944年6月6日的諾曼第戰役。當日，15.6萬名盟軍搶灘登陸諾曼第反攻納粹德軍，逾近萬名盟軍戰死，但諾曼第一役卻是二戰轉捩點，也是納粹德軍戰敗關鍵。
1948年黃廷鑫回國，在國民黨海軍司令部作戰處任職，他未有跟隨國民黨遷往台灣，在中共建政後加入海軍，擔任護航艦「武昌」號副艦長、華東軍區海軍槍炮業務長、大連海軍學院教員，1958年退役轉至地方教書。
黃廷鑫的兒子黃山松回憶，父親一生低調，極少與人談及那段戎馬倥傯的歲月，至晚年患上柏金遜症，才決定口述經歷，他的父親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記錄一個普通中國人在歐洲戰場上所見所聞，借此表達戰爭對人類社會的破壞。
在2006年7月，時任法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薛翰（ Jean-Marin Schuh）到杭州，向坐在輪椅上的黃廷鑫頒發法國最高級別的榮譽勳章「榮譽勳位騎士勳章」。
隨著時間不斷的過去，日軍的敗象已露，國府為因應戰後一系列的海軍重建問題，時任國民政府國防最高委 員會委員長的蔣介石在1942年（民國31年）3月15日頒佈手令：「凡由國內外海軍學校畢業之海軍軍官，其現年在40歲以下者，應設法統計，與英、美交 涉派往英、美各國海軍艦隊上服務參戰」。之後蔣介石又針對此事分別於3月18日與7月6日下了連續下了兩道指示，除了學習航海專業外，也增加了如學習建造 船艦等項目。到8月5日，軍事委員會辦公廳、軍令部、軍政部和海軍總司令部聯合組建了「考選委員會」，負責考選赴英美兩國海軍學習航海與造艦的學員。為此 考選委員會特別聘請了國內各海校的資深教官及國立交通大學商船學校的教授來－負責命題、批卷及監考等作業。總計從1942年（民國31年）的赴英美實習參 戰與學習造艦，到1944年（民國33年）的赴英美受訓接艦參戰，中華民國政府先後向英美兩國選派了2,000多名海軍官兵。
比較特殊 的是在1943年（民國32年）6月，有25位被選送去英國學習的海軍軍官，其中除了4人被分到僕茨茅斯輪機學校學習輪機專業外，另外21人則是轉到倫敦 郊外的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GreenWich College）接受航海專業訓練。在結束了3個月的短期培訓後，英國皇家海軍根據與中國政府的約定以及戰時需要，將這21名中國海軍軍官分派至現役的各型型軍艦上實習。
1944年（民國33年）6月6日，代號「霸王計畫」的「諾曼第登陸戰」於正式開打，在英國海軍參加實習作戰的這21 名中國軍官都全程參加了作戰任務。「諾曼第登陸戰」結束後，這21名軍官又回到英國繼續接受魚雷、防潛、電訊、航務和航空飛行等專業科目訓練。之後依舊 分發至英國軍艦上服務，直到1946年（民國3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將近半年，才轉到香港返回海軍總部報到，之後成為中國新建海軍的種子。
這 21名中國海軍軍官在台灣較為人知的有：曾任－海軍第9任總司令、副参謀總長鄒堅上將（1921-2004）、海軍官校第10任校長白樹綿中將、國防部常務次長總統府國策顧問的葛敦華將軍（1921-2010）、海軍參謀長、總統府戰略顧問的牟秉釗中將（1916-1995）、中船公司總經理晏海波中將 （原馬尾海校輪機科第4期，被退學後進入電雷學校23年班就讀）等。而下場最悲慘的是曾為中共地下黨的張家瑾（1916-1966，畢業於青島海校）－因 其妻子為英國人之緣故，因此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誣指為「英國間諜」而遭無情的批鬥，最後自殺身亡。其他目前還查得到姓名的有－黃廷鑫、黃顯、郭成森、盧東閣、郭燈華、錢詩麒、吳桂文、王安人、姜渝、熊德樹、楚渝章、謝立徽、吳方瑞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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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曼第戰役 內地最後老兵逝世
2009年11月19日
在中國大陸，最後一名曾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諾曼第戰役的老兵黃廷鑫，與病魔鬥爭十多年後，上周三在杭州病逝，終年91歲。他的兒子稱，父親卧床休養期間每日口述在歐洲戰場上的親身經歷，已整理出近6萬字，爭取出版成書。
於1918年出生的黃廷鑫，19歲時考入青島海軍學校，1942年與其他23名中國海軍軍官前往英國實習。他們在1944年3月分派到各個戰區，登上大型軍艦，當中他登上一萬噸級的英國護衞航母「搜索者」號（ HMS Searcher）。
隨英航母參與二戰戰役
在這艘能載25架飛機、負責外圍護航及反潛任務的航母上，黃廷鑫擔任副值更官，負責觀測航母在海上的角度是否合適，以及在編隊中的位置是否正確。他更在搜索者號上參與1944年6月6日的諾曼第戰役。當日，15.6萬名盟軍搶灘登陸諾曼第反攻納粹德軍，逾近萬名盟軍戰死，但諾曼第一役卻是二戰轉捩點，也是納粹德軍戰敗關鍵。
1948年黃廷鑫回國，在國民黨海軍司令部作戰處任職，他未有跟隨國民黨遷往台灣，在中共建政後加入海軍，擔任護航艦「武昌」號副艦長、華東軍區海軍槍炮業務長、大連海軍學院教員，1958年退役轉至地方教書。
黃廷鑫的兒子黃山松回憶，父親一生低調，極少與人談及那段戎馬倥傯的歲月，至晚年患上柏金遜症，才決定口述經歷，他的父親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記錄一個普通中國人在歐洲戰場上所見所聞，借此表達戰爭對人類社會的破壞。
在2006年7月，時任法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總領事薛翰（ Jean-Marin Schuh）到杭州，向坐在輪椅上的黃廷鑫頒發法國最高級別的榮譽勳章「榮譽勳位騎士勳章」。
揭秘「沒落行動」：一場沒有發生的兩棲登陸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人根本沒機會在太平洋戰場取勝。雖然日本偷襲珍珠港得手--啃得下，卻咽不下。在隨後幾個月內，日本所佔領的地區達到了極限--但從那之後，日本的處境穩步反轉--日本軍隊先後被驅逐出所羅門群島、新畿內亞、馬利亞納群島、菲律賓、硫磺島和沖繩島。
1945年德國投降後，戰爭焦點轉到了太平洋戰場。消滅這一地區的日軍的力量名義上是盟軍，實際上主要是美軍。日本海軍已基本被消滅了；日本空軍殘餘力量基本只有「神風特攻隊」--數千架飛機和眾多自願執行自殺任務的駕駛員。儘管大勢已去，日本仍負隅頑抗。因為，日本還有496.5萬陸軍正規軍和為數更多的準軍事預備役。
1944年，美國奪取了馬利亞納群島的空軍基地後，戰爭的結局便已註定。從馬利亞納起飛的美國B-29轟炸機，可以直接攻擊日本首都東京和其他重要目標。每當夜晚降臨，B-29機群就要在日本木質建築上丟下雨點般的燃燒彈和高爆炸彈。僅1945年5月9日夜，轟炸機便將東京市區16平方英里夷為平地，炸死83793人。
美國陸軍航空隊司令亨利．H．阿諾德（Henry Harley Arnold；1886年7月25日-1950年1月15日）將軍曾預言，轟炸便足以取得戰爭的勝利，「我們的步兵背著步槍就能登上日本海岸」。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歐內斯特．J．金（Ernest Joseph King，1878年11月23日-1956年6月25日）上將也相信，包圍、封鎖和轟炸將最終迫使日本投降。
但是其他人則不這麼認為。如著名的喬治．C．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 1880年12月31日-1959年10月16日）將軍，最具影響力的陸軍參謀長，深信一場登陸作戰是不可避免的。1945年夏天，美國採取了混合戰略：一方面繼續轟炸和封鎖，另一方面積極準備登陸作戰。
日本人也在集中兵力，準備打一場保衛本土的決戰。1945年6月，東京的決策者們決心頑抗到底，寧可被消滅，也不投降。8月底，數萬日本軍隊進入日本九州島和本州島的防禦陣地。老人、婦女和兒童也訓練使用手榴彈、刀劍和長矛，並準備在身上綁上炸藥包，鑽到美軍坦克底下引爆。
若不是美國有了一種新的戰略選擇，登陸作戰幾乎肯定會發生--1945年7月16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
整個入侵計劃的代號是「沒落行動」（Operation Downfall）。1945年4月，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年1月26日-1964年4月5日）將軍，成為整個太平洋地區美國陸軍的指揮官，之前他是西南太平洋地區指揮官。麥克阿瑟將指揮對日本的最後一擊。
入侵計劃需要美國投入的兵力達到250萬。歐洲戰場的陸軍和空軍非但不能復員回家，還要移師太平洋戰場。除太平洋戰場的部隊外，還要從歐洲戰場抽出15個陸軍師和63個空軍大隊。
「沒落行動」由兩個部分組成：
1、「奧林匹克行動」（Operation Olympic）
入侵九州島--日本最南端的主要島嶼，定於1945年11月1日進行。這將是一次比諾曼底D日規模還要大的登陸作戰。美軍計劃投入9個師，對抗日軍3個師團。（日本實際上在九州島部署了14個師團）遠東空軍--10個戰鬥機大隊，6個重型轟炸機大隊，4個中型轟炸機大隊，4個輕型轟炸機大隊，3個偵察機大隊和3個夜間戰鬥機中隊，將會提供空中支援。此外，B-29將繼續它們的戰略轟炸。麥克阿瑟説，九州島登陸戰將會在「太平洋戰場上從未有過的海軍與空軍的最強壓制轟炸的掩護」下進行。
2、「小王冠行動」（Operation Coronet）
這是1946年3月入侵本州島（日本最大的島嶼）的行動代號。「小王冠行動」需要美國投入的兵力為1171646人，其中登陸部隊為57.5萬名陸軍士兵和海軍陸戰隊員。這將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兵力集結。「小王冠行動」需要使用「奧林匹克行動」奪取的九州島上的機場。
日本日漸絕望，它的武裝反抗反而更加兇殘。武士道是根深蒂固的，無論是軍隊還是國家。投降是可恥的。戰敗的士兵寧可自殺，也不屈辱地活著。投降的人既不值得關心，也不值得尊重。在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中的誇賈林環礁（瓜加林環礁Kwajalein Atoll），日本士兵的陣亡率達到98.4％。在塞班島，近30000名日本士兵力戰而亡--日本守衛部隊的97％。沖繩島的11.5萬日軍，其中9.2萬人戰死。
日本之所以決心死戰到底，是因為他們相信士兵和水手勇於獻身的意志，能夠抵消軍事實力的不足。「決號作戰」本土防禦計劃已經把平民計算在內，連上學的孩子也要參加戰鬥。
無法估計的答案
從1931年到1945年，大約有1700萬人死於日本人之手，在這最後時刻，還將會有更多的人死去。
從20世紀30年代起，日本開始被軍部控制。1945年，權力歸於「六巨頭」--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成員包括首相、外相、陸軍大臣（也稱戰爭大臣）、海軍大臣、陸軍參謀長和海軍參謀長。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是從現役軍官中提拔的。「六巨頭」中又以戰爭大臣為重--阿南惟幾將軍。
天皇裕仁，被認為是神和日本國的化身，權力蓋過政治和政府。實際上，他一直對這兩樣東西很感興趣，並精通於此。直到炸彈和災難降臨日本，他對戰爭的狂熱才開始降溫。
3月18日，裕仁巡視了9日和10日被燃燒彈焚燬的東京市區；他得出了日本已經戰敗，應當儘快結束戰爭的結論。但是裕仁同意取得一場大戰的勝利、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後再進行談判的戰略。
當時日本首相是鈴木貫太郎，一位退役海軍大將，主宰著各項會議與政策。在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中，他有時站在和平派一邊，但也經常與軍方強硬路線派結盟。
日本仍然佔據著大部分掠奪來的亞洲與印度支那的土地，並希望繼續佔據。日本殘餘的軍事力量也不容小覷。日本認為，如果它能夠給美國造成極大的傷亡，日本就有可能保留住一部分掠奪來的土地。
直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激烈爭辯，如果「沒落行動」真發生了，美國將會付出多大的傷亡代價。答案是無法估計。戰時的傷亡估計都是基於不準確的假設--通常都會低估敵人的實力。戰後分析卻被學者和激進分子嚴重扭曲，他們認為既不需要入侵日本，也不需要投擲原子彈，就可以很快結束戰爭。
戰後，杜魯門（Harry S. Truman，1884年5月8日-1972年12月26日）總統説，馬歇爾在波茨坦（1945年7月）告訴他，進攻的代價是「最少25萬人傷亡，也有可能是100萬，這個數字單是美國這一邊的」。在這個問題上，杜魯門被奚落了，因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馬歇爾在波茨坦説過這句話。杜魯門可能是以此為掩飾，但是這一數字並非空穴來風，它是經常被假定的傷亡數字。
實際上，美國聯合參謀部的作戰計劃制定者們做過兩次傷亡估計，兩次結論大同小異。1944年8月，以塞班島戰鬥傷亡率為基準，他們認為攻佔日本本土「可能會造成50萬美軍陣亡，受傷數字則是陣亡數字的數倍」。1945年4月的報告預計，僅僅「奧林匹克行動」和「小王冠行動」的傷亡就達到了1202005人--其中314619人陣亡或失蹤，而在隨後90天以上的後續戰役中，還將有更多的傷亡。
麥克阿瑟手下的參謀們也做過幾次「奧林匹克行動」的傷亡估計，一個是戰爭的頭120天傷亡12.5萬人，另一個是戰爭頭90天傷亡10.5萬人。馬歇爾派麥克阿瑟去暗示杜魯門，讓他考慮嚴重的傷亡。但是麥克阿瑟一心想促成這次作戰行動，因而對這一估計數字持保留態度，稱估計得過高了。
在6月18日的一次重要白宮會議上，馬歇爾給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九州島的頭30天戰鬥造成的傷亡人數不會超過3.1萬，大體與菲律賓呂宋島的戰鬥傷亡持平（馬歇爾的數字來自一份不準確的報告。美軍在呂宋島的頭30天戰鬥傷亡人數為3.79萬）。其他與會人員則根據沖繩島的傷亡估計，認為美軍傷亡人數大概為5萬。
但是如果換種思維來看，這個數字又將有所不同。發生在歐洲的諾第底登陸戰，在頭48天（從D日算起）戰鬥中，美軍傷亡63360人。
實際上，沒有一個估計靠譜。呂宋島和沖繩島的日軍兵力，只是日本本土守衛部隊的很小一部分。後來馬歇爾和其他軍事指揮官才知道，他們嚴重低估了九州島和本州島的日本防禦實力了。
美國情報機構早就破譯了日本的通訊密碼。截獲的日本外交通訊被稱為「Magic」，日本陸軍與海軍情報則被稱為「Ultra」。從截獲的情報來看，日本打算頑抗到底。
6月15日，一份情報評估顯示，九州島共有6個作戰師團，另有2個預備師團，總兵力大約35萬人。但是7月初，Ultra情報顯示九州島的日本軍隊更多了，新的師團正陸續到達。
後續的報告又陸續將估計的日本軍隊數字增大，先是53.4萬人，而後是62.5萬（人）。這幾乎是6月估計數字的兩倍，但這仍低於實際數字。實際上，日本共在九州島部署了14個作戰師團，兵力90萬人，都集中在島嶼南部「奧林匹克行動」登陸海岸附近。美國準備投入九州島的68萬軍隊中，只有38萬作戰部隊。部署在本州島的日本軍隊數量也大致如此。6月至7月間，日本本土的軍事力量翻了一番，從98萬人增至186.5萬人。
投下原子彈
美國會不會不計代價進行「沒落行動」？如果會，傷亡人數將遠高於預期。如果不會，日本就贏得了它的賭局--只要造成美國死亡人數足夠高，美國就會退縮。
但是這並沒有用事實來檢驗。Ultra情報推測出的傷亡數字並沒有成真。8月4日，參謀長聯席會議戰爭計劃委員會，針對日本的軍力集結，重新考慮了作戰計劃，並最終決定使用原子彈。
第一顆原子彈于8月6日丟到了日本廣島。日本官員明白這是甚麼；因為他們也一直在研製原子裂變炸彈。「六巨頭」對此不以為然，並堅持自己頑抗到底的立場。
第二顆原子彈於8月9日丟到了日本長崎。日本海軍參謀長豐田副武認為，美國已經沒剩下多少放射性材料製造原子彈了。日本強硬路線派拒絕考慮投降，除非盟軍答應日本軍隊自己放下武器，不對戰犯進行起訴，不派盟軍佔領日本。
戰爭大臣阿南惟幾説，日本可以派遣235萬軍隊繼續作戰。此外，指揮官還可以徵集400萬文職人員服兵役。
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這迫使「六巨頭」尋求另一種解決方式。日本人希望，他們可以與蘇聯達成妥協以抗衡美國，從而可以繼續佔領部分掠奪來的土地。
8月10日，得到天皇的支援後，日本外相向美國及盟國發出訊息，如果能夠保留天皇的「特權」，日本可以投降。美國給出的答覆是，天皇的權力必須服從盟軍最高指揮官。日本強硬路線派穩固了地位，和平派陷入混亂。日本海軍副參謀長，海軍中將大西瀧治郎聲稱：「如果我們準備犧牲掉2000萬日本人的生命，進行特種攻擊（如神風特攻隊），勝利就是我們的。」
世界在觀望和等待，負責指揮太平洋地區美國戰略空軍的卡爾．A．斯帕茨（Carl Andrew．Tooey．Spaatz，1891年6月28日-1974年7月14日）將軍調整了火攻日本城市的B-29機群的轟炸目標--精確攻擊軍事目標，特別是運輸工具。馬歇爾和他的參謀們則在考慮交叉式戰略--用原子彈直接支援登陸作戰。美國希望在10月31日之前擁有至少7顆原子彈。因為負責「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的科學家告訴他們，原子彈的致命放射性殺傷範圍為3500英尺，但1小時後地面便可安全通過。
僵局最後被日本天皇打破。天皇決定投降，並將他的決定以「天皇詔書」的形式，通過廣播告訴所有的日本人。
陸軍與海軍軍官放棄了武力抵抗。但是也有人準備在詔書廣播前毀掉它。皇家衛隊的指揮官因為不願參與密謀，被陸軍的狂熱分子暗殺。他們還盡力尋找和刺殺鈴木首相。他們試圖説服阿南惟幾--阿南惟幾反對投降，卻不反對天皇--參與冒險行動。如果阿南真這麼做了，投降派也許就失敗了，但是阿南惟幾選擇了自殺。
對修正主義者的反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詔書》廣播了，戰爭就此結束。
有人批評美國在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使用原子彈。20世紀60年代，「修正主義」歷史學家開始強烈批評美國，並挑戰使用原子彈的必要性與動機。
修正主義者的主要觀點是：沒有必要使用原子彈，戰爭即將結束，日本已處於投降的邊緣。由於美國堅持日本要無條件投降，以致戰爭的延長。美國投擲原子彈主要是為了壓制和威脅蘇聯。此外，攻佔日本本土所會造成的傷亡也被嚴重誇大了。
最新出版的修正主義著作是《與敵人賽跑：史達林，杜魯門與日本投降（Racing the Enemy：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暗闘（上） - スターリン、トルーマンと日本降伏）》（2005年），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Santa Barbara）冷戰歷史研究組的長谷川毅（Tsuyoshi Hasegawa）教授所著。「在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美國依賴這種毀滅性攻擊所帶來的神話」， 橋川説：「這種神話不過是為了證明杜魯門的決心，緩解所有美國人對傷亡的擔心。」
修正主義者的抱怨經常會引用戰時美國陸軍航空隊領導者的話，包括阿諾德（Henry Harley Arnold，1886年7月25日-1950年1月15日）和柯蒂斯．E．李梅（Curtis Emerson LeMay，1906年11月15日-1990年10月1日）將軍，他們認為常規轟炸就足以使戰爭結束。但修正主義者卻忽略了李梅後面的陳述--「原子彈可能也挽救了300萬日本人和100萬美國人的生命」。
修正主義者還喜歡引用1946年的《美國戰略轟炸調查》，文中説即使蘇聯不參戰，即便美國不準備登陸，日本也將會在11月1日前投降。但這份調查並不權威，因為無論是題目還是結論，都與事實相反。
即便有理由相信幾個因素會導致日本投降--轟炸與封鎖、蘇聯參戰、美國登陸迫在眉睫--但是天皇的決定才是最主要的。
裕仁告訴自己的謀士們他準備投降時，他給出了三個理由：轟炸與封鎖、阻止入侵的物資補給不足、原子彈。他8月14日説：「與其看著日本被消滅，不如和平結束戰爭。」
他在《日本天皇投降詔書》中寫道：「敵方最近使用殘酷的新式炸彈，使無辜國民慘遭殺傷，殘害所及，殊難估計。」1945年9月27日，裕仁與麥克阿瑟見面時説：「直到廣島被原子彈轟炸，情況已經失控時，和平派才佔了上風。」
在投擲原子彈之前，日本並不打算投降。沒有原子彈，戰爭就還要繼續。那些不這麼認為的人，顯然低估了日本殘存的軍力和決心。
也許從某種角度來説，轟炸與封鎖可以最終結束戰爭，但是可能不會這麼快。B-29的火攻還要繼續，像5月9日晚上那樣的轟炸，兩個晚上轟炸造成的死傷，就足以超過兩顆原子彈造成的死傷總數了。
如果不投擲原子彈，「奧林匹克行動」就將如期進行。在九州島，美軍就要與超出預期60萬的日軍作戰--隨後還要進攻本州島，進行「小王冠行動」。
最後，日本最終將會被打敗，但是雙方付出的生命代價也將是驚人的。
作者：約翰．T．科洛爾（John T. Correll）
編譯：知遠／蘇霍伊
1945年德國投降後，戰爭焦點轉到了太平洋戰場。消滅這一地區的日軍的力量名義上是盟軍，實際上主要是美軍。日本海軍已基本被消滅了；日本空軍殘餘力量基本只有「神風特攻隊」--數千架飛機和眾多自願執行自殺任務的駕駛員。儘管大勢已去，日本仍負隅頑抗。因為，日本還有496.5萬陸軍正規軍和為數更多的準軍事預備役。
1944年，美國奪取了馬利亞納群島的空軍基地後，戰爭的結局便已註定。從馬利亞納起飛的美國B-29轟炸機，可以直接攻擊日本首都東京和其他重要目標。每當夜晚降臨，B-29機群就要在日本木質建築上丟下雨點般的燃燒彈和高爆炸彈。僅1945年5月9日夜，轟炸機便將東京市區16平方英里夷為平地，炸死83793人。
美國陸軍航空隊司令亨利．H．阿諾德（Henry Harley Arnold；1886年7月25日-1950年1月15日）將軍曾預言，轟炸便足以取得戰爭的勝利，「我們的步兵背著步槍就能登上日本海岸」。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歐內斯特．J．金（Ernest Joseph King，1878年11月23日-1956年6月25日）上將也相信，包圍、封鎖和轟炸將最終迫使日本投降。
但是其他人則不這麼認為。如著名的喬治．C．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 1880年12月31日-1959年10月16日）將軍，最具影響力的陸軍參謀長，深信一場登陸作戰是不可避免的。1945年夏天，美國採取了混合戰略：一方面繼續轟炸和封鎖，另一方面積極準備登陸作戰。
日本人也在集中兵力，準備打一場保衛本土的決戰。1945年6月，東京的決策者們決心頑抗到底，寧可被消滅，也不投降。8月底，數萬日本軍隊進入日本九州島和本州島的防禦陣地。老人、婦女和兒童也訓練使用手榴彈、刀劍和長矛，並準備在身上綁上炸藥包，鑽到美軍坦克底下引爆。
若不是美國有了一種新的戰略選擇，登陸作戰幾乎肯定會發生--1945年7月16日，美國在新墨西哥州成功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
整個入侵計劃的代號是「沒落行動」（Operation Downfall）。1945年4月，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年1月26日-1964年4月5日）將軍，成為整個太平洋地區美國陸軍的指揮官，之前他是西南太平洋地區指揮官。麥克阿瑟將指揮對日本的最後一擊。
入侵計劃需要美國投入的兵力達到250萬。歐洲戰場的陸軍和空軍非但不能復員回家，還要移師太平洋戰場。除太平洋戰場的部隊外，還要從歐洲戰場抽出15個陸軍師和63個空軍大隊。
「沒落行動」由兩個部分組成：
1、「奧林匹克行動」（Operation Olympic）
入侵九州島--日本最南端的主要島嶼，定於1945年11月1日進行。這將是一次比諾曼底D日規模還要大的登陸作戰。美軍計劃投入9個師，對抗日軍3個師團。（日本實際上在九州島部署了14個師團）遠東空軍--10個戰鬥機大隊，6個重型轟炸機大隊，4個中型轟炸機大隊，4個輕型轟炸機大隊，3個偵察機大隊和3個夜間戰鬥機中隊，將會提供空中支援。此外，B-29將繼續它們的戰略轟炸。麥克阿瑟説，九州島登陸戰將會在「太平洋戰場上從未有過的海軍與空軍的最強壓制轟炸的掩護」下進行。
2、「小王冠行動」（Operation Coronet）
這是1946年3月入侵本州島（日本最大的島嶼）的行動代號。「小王冠行動」需要美國投入的兵力為1171646人，其中登陸部隊為57.5萬名陸軍士兵和海軍陸戰隊員。這將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兵力集結。「小王冠行動」需要使用「奧林匹克行動」奪取的九州島上的機場。
日本日漸絕望，它的武裝反抗反而更加兇殘。武士道是根深蒂固的，無論是軍隊還是國家。投降是可恥的。戰敗的士兵寧可自殺，也不屈辱地活著。投降的人既不值得關心，也不值得尊重。在馬紹爾群島（Marshall Islands）中的誇賈林環礁（瓜加林環礁Kwajalein Atoll），日本士兵的陣亡率達到98.4％。在塞班島，近30000名日本士兵力戰而亡--日本守衛部隊的97％。沖繩島的11.5萬日軍，其中9.2萬人戰死。
日本之所以決心死戰到底，是因為他們相信士兵和水手勇於獻身的意志，能夠抵消軍事實力的不足。「決號作戰」本土防禦計劃已經把平民計算在內，連上學的孩子也要參加戰鬥。
無法估計的答案
從1931年到1945年，大約有1700萬人死於日本人之手，在這最後時刻，還將會有更多的人死去。
從20世紀30年代起，日本開始被軍部控制。1945年，權力歸於「六巨頭」--最高戰爭指導會議。成員包括首相、外相、陸軍大臣（也稱戰爭大臣）、海軍大臣、陸軍參謀長和海軍參謀長。陸軍大臣和海軍大臣是從現役軍官中提拔的。「六巨頭」中又以戰爭大臣為重--阿南惟幾將軍。
天皇裕仁，被認為是神和日本國的化身，權力蓋過政治和政府。實際上，他一直對這兩樣東西很感興趣，並精通於此。直到炸彈和災難降臨日本，他對戰爭的狂熱才開始降溫。
3月18日，裕仁巡視了9日和10日被燃燒彈焚燬的東京市區；他得出了日本已經戰敗，應當儘快結束戰爭的結論。但是裕仁同意取得一場大戰的勝利、增加討價還價的籌碼後再進行談判的戰略。
當時日本首相是鈴木貫太郎，一位退役海軍大將，主宰著各項會議與政策。在最高戰爭指導會議中，他有時站在和平派一邊，但也經常與軍方強硬路線派結盟。
日本仍然佔據著大部分掠奪來的亞洲與印度支那的土地，並希望繼續佔據。日本殘餘的軍事力量也不容小覷。日本認為，如果它能夠給美國造成極大的傷亡，日本就有可能保留住一部分掠奪來的土地。
直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激烈爭辯，如果「沒落行動」真發生了，美國將會付出多大的傷亡代價。答案是無法估計。戰時的傷亡估計都是基於不準確的假設--通常都會低估敵人的實力。戰後分析卻被學者和激進分子嚴重扭曲，他們認為既不需要入侵日本，也不需要投擲原子彈，就可以很快結束戰爭。
戰後，杜魯門（Harry S. Truman，1884年5月8日-1972年12月26日）總統説，馬歇爾在波茨坦（1945年7月）告訴他，進攻的代價是「最少25萬人傷亡，也有可能是100萬，這個數字單是美國這一邊的」。在這個問題上，杜魯門被奚落了，因為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馬歇爾在波茨坦説過這句話。杜魯門可能是以此為掩飾，但是這一數字並非空穴來風，它是經常被假定的傷亡數字。
實際上，美國聯合參謀部的作戰計劃制定者們做過兩次傷亡估計，兩次結論大同小異。1944年8月，以塞班島戰鬥傷亡率為基準，他們認為攻佔日本本土「可能會造成50萬美軍陣亡，受傷數字則是陣亡數字的數倍」。1945年4月的報告預計，僅僅「奧林匹克行動」和「小王冠行動」的傷亡就達到了1202005人--其中314619人陣亡或失蹤，而在隨後90天以上的後續戰役中，還將有更多的傷亡。
麥克阿瑟手下的參謀們也做過幾次「奧林匹克行動」的傷亡估計，一個是戰爭的頭120天傷亡12.5萬人，另一個是戰爭頭90天傷亡10.5萬人。馬歇爾派麥克阿瑟去暗示杜魯門，讓他考慮嚴重的傷亡。但是麥克阿瑟一心想促成這次作戰行動，因而對這一估計數字持保留態度，稱估計得過高了。
在6月18日的一次重要白宮會議上，馬歇爾給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九州島的頭30天戰鬥造成的傷亡人數不會超過3.1萬，大體與菲律賓呂宋島的戰鬥傷亡持平（馬歇爾的數字來自一份不準確的報告。美軍在呂宋島的頭30天戰鬥傷亡人數為3.79萬）。其他與會人員則根據沖繩島的傷亡估計，認為美軍傷亡人數大概為5萬。
但是如果換種思維來看，這個數字又將有所不同。發生在歐洲的諾第底登陸戰，在頭48天（從D日算起）戰鬥中，美軍傷亡63360人。
實際上，沒有一個估計靠譜。呂宋島和沖繩島的日軍兵力，只是日本本土守衛部隊的很小一部分。後來馬歇爾和其他軍事指揮官才知道，他們嚴重低估了九州島和本州島的日本防禦實力了。
美國情報機構早就破譯了日本的通訊密碼。截獲的日本外交通訊被稱為「Magic」，日本陸軍與海軍情報則被稱為「Ultra」。從截獲的情報來看，日本打算頑抗到底。
6月15日，一份情報評估顯示，九州島共有6個作戰師團，另有2個預備師團，總兵力大約35萬人。但是7月初，Ultra情報顯示九州島的日本軍隊更多了，新的師團正陸續到達。
後續的報告又陸續將估計的日本軍隊數字增大，先是53.4萬人，而後是62.5萬（人）。這幾乎是6月估計數字的兩倍，但這仍低於實際數字。實際上，日本共在九州島部署了14個作戰師團，兵力90萬人，都集中在島嶼南部「奧林匹克行動」登陸海岸附近。美國準備投入九州島的68萬軍隊中，只有38萬作戰部隊。部署在本州島的日本軍隊數量也大致如此。6月至7月間，日本本土的軍事力量翻了一番，從98萬人增至186.5萬人。
投下原子彈
美國會不會不計代價進行「沒落行動」？如果會，傷亡人數將遠高於預期。如果不會，日本就贏得了它的賭局--只要造成美國死亡人數足夠高，美國就會退縮。
但是這並沒有用事實來檢驗。Ultra情報推測出的傷亡數字並沒有成真。8月4日，參謀長聯席會議戰爭計劃委員會，針對日本的軍力集結，重新考慮了作戰計劃，並最終決定使用原子彈。
第一顆原子彈于8月6日丟到了日本廣島。日本官員明白這是甚麼；因為他們也一直在研製原子裂變炸彈。「六巨頭」對此不以為然，並堅持自己頑抗到底的立場。
第二顆原子彈於8月9日丟到了日本長崎。日本海軍參謀長豐田副武認為，美國已經沒剩下多少放射性材料製造原子彈了。日本強硬路線派拒絕考慮投降，除非盟軍答應日本軍隊自己放下武器，不對戰犯進行起訴，不派盟軍佔領日本。
戰爭大臣阿南惟幾説，日本可以派遣235萬軍隊繼續作戰。此外，指揮官還可以徵集400萬文職人員服兵役。
8月8日，蘇聯對日本宣戰，這迫使「六巨頭」尋求另一種解決方式。日本人希望，他們可以與蘇聯達成妥協以抗衡美國，從而可以繼續佔領部分掠奪來的土地。
8月10日，得到天皇的支援後，日本外相向美國及盟國發出訊息，如果能夠保留天皇的「特權」，日本可以投降。美國給出的答覆是，天皇的權力必須服從盟軍最高指揮官。日本強硬路線派穩固了地位，和平派陷入混亂。日本海軍副參謀長，海軍中將大西瀧治郎聲稱：「如果我們準備犧牲掉2000萬日本人的生命，進行特種攻擊（如神風特攻隊），勝利就是我們的。」
世界在觀望和等待，負責指揮太平洋地區美國戰略空軍的卡爾．A．斯帕茨（Carl Andrew．Tooey．Spaatz，1891年6月28日-1974年7月14日）將軍調整了火攻日本城市的B-29機群的轟炸目標--精確攻擊軍事目標，特別是運輸工具。馬歇爾和他的參謀們則在考慮交叉式戰略--用原子彈直接支援登陸作戰。美國希望在10月31日之前擁有至少7顆原子彈。因為負責「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的科學家告訴他們，原子彈的致命放射性殺傷範圍為3500英尺，但1小時後地面便可安全通過。
僵局最後被日本天皇打破。天皇決定投降，並將他的決定以「天皇詔書」的形式，通過廣播告訴所有的日本人。
陸軍與海軍軍官放棄了武力抵抗。但是也有人準備在詔書廣播前毀掉它。皇家衛隊的指揮官因為不願參與密謀，被陸軍的狂熱分子暗殺。他們還盡力尋找和刺殺鈴木首相。他們試圖説服阿南惟幾--阿南惟幾反對投降，卻不反對天皇--參與冒險行動。如果阿南真這麼做了，投降派也許就失敗了，但是阿南惟幾選擇了自殺。
對修正主義者的反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投降詔書》廣播了，戰爭就此結束。
有人批評美國在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使用原子彈。20世紀60年代，「修正主義」歷史學家開始強烈批評美國，並挑戰使用原子彈的必要性與動機。
修正主義者的主要觀點是：沒有必要使用原子彈，戰爭即將結束，日本已處於投降的邊緣。由於美國堅持日本要無條件投降，以致戰爭的延長。美國投擲原子彈主要是為了壓制和威脅蘇聯。此外，攻佔日本本土所會造成的傷亡也被嚴重誇大了。
最新出版的修正主義著作是《與敵人賽跑：史達林，杜魯門與日本投降（Racing the Enemy：Stalin, 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暗闘（上） - スターリン、トルーマンと日本降伏）》（2005年），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Santa Barbara）冷戰歷史研究組的長谷川毅（Tsuyoshi Hasegawa）教授所著。「在廣島和長崎投擲原子彈，美國依賴這種毀滅性攻擊所帶來的神話」， 橋川説：「這種神話不過是為了證明杜魯門的決心，緩解所有美國人對傷亡的擔心。」
修正主義者的抱怨經常會引用戰時美國陸軍航空隊領導者的話，包括阿諾德（Henry Harley Arnold，1886年7月25日-1950年1月15日）和柯蒂斯．E．李梅（Curtis Emerson LeMay，1906年11月15日-1990年10月1日）將軍，他們認為常規轟炸就足以使戰爭結束。但修正主義者卻忽略了李梅後面的陳述--「原子彈可能也挽救了300萬日本人和100萬美國人的生命」。
修正主義者還喜歡引用1946年的《美國戰略轟炸調查》，文中説即使蘇聯不參戰，即便美國不準備登陸，日本也將會在11月1日前投降。但這份調查並不權威，因為無論是題目還是結論，都與事實相反。
即便有理由相信幾個因素會導致日本投降--轟炸與封鎖、蘇聯參戰、美國登陸迫在眉睫--但是天皇的決定才是最主要的。
裕仁告訴自己的謀士們他準備投降時，他給出了三個理由：轟炸與封鎖、阻止入侵的物資補給不足、原子彈。他8月14日説：「與其看著日本被消滅，不如和平結束戰爭。」
他在《日本天皇投降詔書》中寫道：「敵方最近使用殘酷的新式炸彈，使無辜國民慘遭殺傷，殘害所及，殊難估計。」1945年9月27日，裕仁與麥克阿瑟見面時説：「直到廣島被原子彈轟炸，情況已經失控時，和平派才佔了上風。」
在投擲原子彈之前，日本並不打算投降。沒有原子彈，戰爭就還要繼續。那些不這麼認為的人，顯然低估了日本殘存的軍力和決心。
也許從某種角度來説，轟炸與封鎖可以最終結束戰爭，但是可能不會這麼快。B-29的火攻還要繼續，像5月9日晚上那樣的轟炸，兩個晚上轟炸造成的死傷，就足以超過兩顆原子彈造成的死傷總數了。
如果不投擲原子彈，「奧林匹克行動」就將如期進行。在九州島，美軍就要與超出預期60萬的日軍作戰--隨後還要進攻本州島，進行「小王冠行動」。
最後，日本最終將會被打敗，但是雙方付出的生命代價也將是驚人的。
作者：約翰．T．科洛爾（John T. Correll）
編譯：知遠／蘇霍伊
2015年7月13日 星期一
探詢關家堖戰鬥日軍真相
發生在1940年10月底的一場戰鬥，曾經成為中共軍史中備受爭議的一頁。在晉中山區一個叫關家垴的小山村裏，曾經爆發了一場激戰，按照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鬥總攬這樣記述，八路軍129師385、386旅、新編10旅及決死第一縱隊各部將日軍包圍於關家垴高地。結果幾經反覆，戰至31日拂曉，殲滅日軍大部400餘人。
這注定是一場在充滿了爭議的戰鬥，八路軍集中129師主力加總部特務團過萬人，圍攻「日軍第36師團岡崎大隊500餘人」最後無法全殲敵軍。而己方付出了重大代價，根據八路軍表册八路軍傷亡600餘人，根據當時指揮作戰的陳賡回憶傷亡2000人。此戰也成為彭德懷所承認的一生中四大敗仗之一。
八路軍的傷亡很難搞清楚，那麼關於日軍的情況呢？參戰部隊，傷亡數字等等，直到戰後七十年後的今天仍然迷團重重。那麼且讓我們一步步還原當日的戰場，揭開這些軍史的迷團。
對於參戰部隊，我方說法出入很大，根據129師百團大戰總結「一路五百餘（片山旅團坂井大隊）」，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鬥總攬稱是日軍「第36師團岡崎大隊500餘人」，八路軍表册稱「第37師團500餘人」，對於這股日軍，我方說出了三支部隊番號，坂井大隊，岡崎大隊，36師團。甚至有總部特務團團長歐致富回憶的「堀田大隊」。
當然在當時八路無法佔領戰場，無法捕捉俘虜的情況下，不了解對方傷亡情況情有可原。
隨著歲月流逝，關於該部兵力開始有了更多資料，列舉一個目前網絡上流行的說法--
岡崎支隊
支隊長第37步兵團參謀岡崎謙受步兵中佐步兵第225聯隊第3中隊將校5名，下士官兵150名
步兵第226聯隊第2大隊（大隊長今富光藏步兵少佐） 將校25名，下士官兵792名
步兵第227聯隊第6中隊將校5名，下士官兵146名
其它部隊將校2名，下士官兵101名
共計 將校37名，下士官兵1189名
至此大隊變成了支隊，該支隊兵力也膨脹到了1189人。
關家堖參戰的單位有--
支隊長第37步兵團參謀岡崎謙受步兵中佐
步兵第225聯隊第3中隊將校5名，下士官兵150名
步兵第226聯隊第8中隊將校5名，下士官兵148名
步兵第227聯隊第6中隊將校5名，下士官兵146名
步兵第226聯隊第2機槍中隊第2小隊將校1名，下士官兵37名
另有衛生、通訊、行李等分隊下士官兵63名
共計 將校16名，下士官兵544名
至於部隊指揮官，「抗日戰爭中的八路軍一二九師」寫到：「後來我們得知，岡崎謙受和今富光藏兩名敵大隊長雙雙陣亡。」於是該部主官目前在國內流行的說法便是這位「岡崎謙受大隊長」。
對於該部傷亡，也是眾說紛紜，國內史書主流說法是殲敵400多人，並且已流行了70多年。
眾所周知，研究戰史，必然基於自請自報的原則，最近幾年因為引用日方資料多了，爭議也開始露出了苗頭，比如來自日方戰史華北治安戰提到：根據獨混4旅傷亡名簿，10月陣亡62人；而且又說根據旅團第二期戰鬥詳報，陣亡71人。這也成為目前關於此戰比較流行的傷亡數字。
是啊，這都是日方官方戰史的數據，應該比較準確了吧。NO，千萬別以為日方傷亡數字可以蓋棺定論了，這僅僅是爭議的開始。且讓我們慢慢來看。
國內又有了另外一種說法，引用了福岡刑務所作業課平成2年7月20日（1990年）発行的《晋南第八中隊史-第37師団歩兵第226連隊》（作者三島啓介）中第132頁才田昇（岡崎支隊長の最後）上記載，「日軍原有500多人，最後僅剩下203名（其中關家垴上剩61名，柳樹垴上剩142名），岡崎中佐以下300多名日軍戰死。」
這一說法似乎推翻了華北治安戰的戰報，並且隱約指向日軍戰史造假的嫌疑。問題是這樣嗎？
去年又有網友SJC找到了這篇才田昇（岡崎支隊長の最後）的文章，且貼出原文，發現裡面根本沒提到戰死300的數據。反而提到了一個更加驚人的數字，陣亡10餘人，傷亡百餘人。
而根據日方三十七師團戰記的陣亡名冊，在10月29-11月1日之間只有10人陣亡在關家垴。兩方資料竟然可以互相印證，難道日軍此戰只陣亡了10餘人？總傷亡百餘人？
天啊，日方戰史資料多了，怎麼彷彿離此戰的真相更遠了，這歷史的迷霧裡到底還有沒有真相？
筆者為了了解這場戰鬥，特地購買了藤田豐（37師團老兵）編寫的三十七師團戰記一套三冊，《春訪大黃河-晉南警備戰記》、《赤塵黃塵》、《落日照大河-大陸縱斷記》，三本戰史，總能揭開這個謎題了吧。誰知道筆者憑著不那麼靈光的日語仔細閱讀，竟然找不到關於關家垴的隻言片語。關家垴對於37師團竟然像是沒有發生過的戰鬥！為甚麼會這樣？難道此戰日軍傷亡慘重，為尊者諱，不敢言及？
不過37師團戰記倒是澄清了岡崎的真實姓名，職位。這廝並非叫謙受，而是叫謙長，岡崎謙長，陸士27期，職務也不是甚麼37步兵團參謀，而是226聯隊隊付，相當於當時國軍團副，聯隊部的付員，負責聯隊訓練後勤等事務性工作的官員。
當沒有更原始，更接近戰時的史料時，迷霧就在那裡，無法驅散。所以唯一的辦法只有繼續在浩如煙海的故紙堆中尋找。
兄弟日前在日本國立公文館公開的日軍戰史資料中發現了這樣一個文件：《第1軍作戦経過の概要（第21章第2期） 昭和15年8月20日～15年12月3日」第二期作戰》打開這份文件一看，竟然提到了岡崎支隊，只是這支部隊是隸屬獨立混成第四旅團麾下，再細看內容，講到了岡崎支隊10月29日在關家垴及石門村附近孤軍激戰……但因為是文件級別問題，並沒有太多詳細資料，只提到戰鬥屬於第二期晉中戰鬥的組成部分。
這一發現給俺帶來了靈感，過去由於岡崎中佐的身份，因此總盯著37師團226聯隊。卻完全沒有看到獨立混成第四旅團，因此查找資料研究方向都是衝著37師團去的，怪不得在歷史迷霧中總是兜圈。
於是俺又開始查找獨立混成第四旅團的史料，但開始也有點擔心，雖然日方開放了戰史檔案查找，但因為戰敗時，軍隊上下有大規模的焚燒檔案的過程，據說所剩原始檔案已經不多。
俺懷著忐忑的心情在資料庫中查找，一份名為《獨立混成第4旅団第2期晉中作戦戦闘詳報昭和15年10月19日～15年11月14日」》的檔案撞入眼簾！難道就是它？
俺連忙打開檔案，果然踏破鐵鞋無覓處，戰報為我們描述了70年前那個秋天發生在關家垴的事情。
首先它澄清了關家垴參戰日軍的單位情況：岡崎支隊不是由226聯隊每個大隊抽出的中隊組成。它是一支包括37師團一個中隊，獨立第九旅團，獨立步兵第十二大隊各一個中隊（具體中隊番號不詳）另外還有獨混9旅團一個山炮中隊（欠1小隊）工兵輜重兵醫護兵等小部隊構成。
而且可知岡崎支隊當時劃歸了獨混第4旅團指揮，見獨混四旅作戰命甲第七九0號，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時發出。該支隊兵力為官佐19人，士兵516人，另有馬匹243頭。
岡崎支隊在10月20日從沁縣出發踏上了這條激戰之路，岡崎支隊出發時總兵力535人，在之前戰鬥中也有損傷：
10月24日，戰報稱與決死一縱35團打了一仗，戰死4人，負傷1人。
10月26日，又在關張山打了一仗，戰死5人。
10月28日，在柳樹岩（垴？）交戰，負傷2。
以上是進入關家垴之前傷亡12人。
最關鍵的是戰報對於關家垴戰鬥情況作了簡要敘述，並且列舉該支隊陣亡50人（其中將校5人包括岡崎謙長中佐），戰傷99人。
過往所有的迷團終於迎刃而解。岡崎支隊參戰兵力在510人左右，另外該部配有欠一個小隊的山炮中隊，按照日軍編制，此戰還有3門山炮加入作戰，消耗砲彈246發，怪不得日軍火力很強，因此才頂住了八路的重兵圍攻。而總共145人傷亡，佔510人作戰兵力近3成。
這份文件，將關家垴日軍的情況基本講清楚了。第一，這不是大隊，而是支隊，也沒有甚麼堀田大隊，沒有今富光藏步兵少佐，順便說一句，根據日方戰史，226聯隊2大隊大隊長是田中久義，這位今富光藏不知何許人也，根本沒有存在於37師團職官表中。
第二，岡崎支隊的組成序列，也解釋了晉南第八中隊史才田升的回憶文章裡的謬誤原因，該文稱岡崎支隊是由37D第226聯隊每一個大隊抽一個中隊（第一，第八，第十二）和聯隊炮小隊／機關鎗隊組成。可能他在時間久遠後記錯了某個時段岡崎謙長指揮的支隊序列。而他還可能只是記住了226聯隊所屬部隊在該戰鬥中的傷亡，因此造成了整體傷亡數字的錯誤。
而226聯隊陣亡名錄關家垴陣亡10人，這也沒錯，這10人包括岡崎是該戰226聯隊的陣亡人員，只是這個數字也不是全部。
根據該戰鬥詳報傷亡表，獨混四旅在第二階段10月19-11月14日陣亡71人，戰傷166人，失踪2人。華北治安戰中陣亡71人的陣亡數字便有了下落，看來治安戰是參照了這份戰報而成。
通過這次探詢關家垴日軍情況發現，過去我方戰報中對於對方人員編制傷亡情況的謬誤很多，這裡原因很多，就不一一論述。而抗日戰史大多只參照我方發布戰報而成，離歷史真相距離相當大。目前因為日方戰史檔案更容易獲得，對於釐清交戰雙方狀況提供了新的契機，編寫新的更加貼近歷史真相的抗戰史也成了當務之急。忘記歷史等於犯罪，而記住不真實的歷史，是否也不應當？
其次對於日方史料更需要仔細斟酌，首先應該依靠日方原始資料，戰鬥詳報，陣中日誌，電文等，其次是官修戰史，部隊史；再次是私人修的戰記，部隊、戰役戰記；最末才是私人回憶錄，而回憶錄的採用必須經過其他史料交叉印證，或者其他人的回憶錄進行對比方可採用。
獨立混成第４旅団第２期晉中作戦戦闘詳報昭和１５年１０月１９日～１５年１１月１４日
這注定是一場在充滿了爭議的戰鬥，八路軍集中129師主力加總部特務團過萬人，圍攻「日軍第36師團岡崎大隊500餘人」最後無法全殲敵軍。而己方付出了重大代價，根據八路軍表册八路軍傷亡600餘人，根據當時指揮作戰的陳賡回憶傷亡2000人。此戰也成為彭德懷所承認的一生中四大敗仗之一。
八路軍的傷亡很難搞清楚，那麼關於日軍的情況呢？參戰部隊，傷亡數字等等，直到戰後七十年後的今天仍然迷團重重。那麼且讓我們一步步還原當日的戰場，揭開這些軍史的迷團。
對於參戰部隊，我方說法出入很大，根據129師百團大戰總結「一路五百餘（片山旅團坂井大隊）」，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役戰鬥總攬稱是日軍「第36師團岡崎大隊500餘人」，八路軍表册稱「第37師團500餘人」，對於這股日軍，我方說出了三支部隊番號，坂井大隊，岡崎大隊，36師團。甚至有總部特務團團長歐致富回憶的「堀田大隊」。
當然在當時八路無法佔領戰場，無法捕捉俘虜的情況下，不了解對方傷亡情況情有可原。
隨著歲月流逝，關於該部兵力開始有了更多資料，列舉一個目前網絡上流行的說法--
岡崎支隊
支隊長第37步兵團參謀岡崎謙受步兵中佐步兵第225聯隊第3中隊將校5名，下士官兵150名
步兵第226聯隊第2大隊（大隊長今富光藏步兵少佐） 將校25名，下士官兵792名
步兵第227聯隊第6中隊將校5名，下士官兵146名
其它部隊將校2名，下士官兵101名
共計 將校37名，下士官兵1189名
至此大隊變成了支隊，該支隊兵力也膨脹到了1189人。
關家堖參戰的單位有--
支隊長第37步兵團參謀岡崎謙受步兵中佐
步兵第225聯隊第3中隊將校5名，下士官兵150名
步兵第226聯隊第8中隊將校5名，下士官兵148名
步兵第227聯隊第6中隊將校5名，下士官兵146名
步兵第226聯隊第2機槍中隊第2小隊將校1名，下士官兵37名
另有衛生、通訊、行李等分隊下士官兵63名
共計 將校16名，下士官兵544名
至於部隊指揮官，「抗日戰爭中的八路軍一二九師」寫到：「後來我們得知，岡崎謙受和今富光藏兩名敵大隊長雙雙陣亡。」於是該部主官目前在國內流行的說法便是這位「岡崎謙受大隊長」。
對於該部傷亡，也是眾說紛紜，國內史書主流說法是殲敵400多人，並且已流行了70多年。
眾所周知，研究戰史，必然基於自請自報的原則，最近幾年因為引用日方資料多了，爭議也開始露出了苗頭，比如來自日方戰史華北治安戰提到：根據獨混4旅傷亡名簿，10月陣亡62人；而且又說根據旅團第二期戰鬥詳報，陣亡71人。這也成為目前關於此戰比較流行的傷亡數字。
是啊，這都是日方官方戰史的數據，應該比較準確了吧。NO，千萬別以為日方傷亡數字可以蓋棺定論了，這僅僅是爭議的開始。且讓我們慢慢來看。
國內又有了另外一種說法，引用了福岡刑務所作業課平成2年7月20日（1990年）発行的《晋南第八中隊史-第37師団歩兵第226連隊》（作者三島啓介）中第132頁才田昇（岡崎支隊長の最後）上記載，「日軍原有500多人，最後僅剩下203名（其中關家垴上剩61名，柳樹垴上剩142名），岡崎中佐以下300多名日軍戰死。」
這一說法似乎推翻了華北治安戰的戰報，並且隱約指向日軍戰史造假的嫌疑。問題是這樣嗎？
去年又有網友SJC找到了這篇才田昇（岡崎支隊長の最後）的文章，且貼出原文，發現裡面根本沒提到戰死300的數據。反而提到了一個更加驚人的數字，陣亡10餘人，傷亡百餘人。
而根據日方三十七師團戰記的陣亡名冊，在10月29-11月1日之間只有10人陣亡在關家垴。兩方資料竟然可以互相印證，難道日軍此戰只陣亡了10餘人？總傷亡百餘人？
天啊，日方戰史資料多了，怎麼彷彿離此戰的真相更遠了，這歷史的迷霧裡到底還有沒有真相？
筆者為了了解這場戰鬥，特地購買了藤田豐（37師團老兵）編寫的三十七師團戰記一套三冊，《春訪大黃河-晉南警備戰記》、《赤塵黃塵》、《落日照大河-大陸縱斷記》，三本戰史，總能揭開這個謎題了吧。誰知道筆者憑著不那麼靈光的日語仔細閱讀，竟然找不到關於關家垴的隻言片語。關家垴對於37師團竟然像是沒有發生過的戰鬥！為甚麼會這樣？難道此戰日軍傷亡慘重，為尊者諱，不敢言及？
不過37師團戰記倒是澄清了岡崎的真實姓名，職位。這廝並非叫謙受，而是叫謙長，岡崎謙長，陸士27期，職務也不是甚麼37步兵團參謀，而是226聯隊隊付，相當於當時國軍團副，聯隊部的付員，負責聯隊訓練後勤等事務性工作的官員。
當沒有更原始，更接近戰時的史料時，迷霧就在那裡，無法驅散。所以唯一的辦法只有繼續在浩如煙海的故紙堆中尋找。
兄弟日前在日本國立公文館公開的日軍戰史資料中發現了這樣一個文件：《第1軍作戦経過の概要（第21章第2期） 昭和15年8月20日～15年12月3日」第二期作戰》打開這份文件一看，竟然提到了岡崎支隊，只是這支部隊是隸屬獨立混成第四旅團麾下，再細看內容，講到了岡崎支隊10月29日在關家垴及石門村附近孤軍激戰……但因為是文件級別問題，並沒有太多詳細資料，只提到戰鬥屬於第二期晉中戰鬥的組成部分。
這一發現給俺帶來了靈感，過去由於岡崎中佐的身份，因此總盯著37師團226聯隊。卻完全沒有看到獨立混成第四旅團，因此查找資料研究方向都是衝著37師團去的，怪不得在歷史迷霧中總是兜圈。
於是俺又開始查找獨立混成第四旅團的史料，但開始也有點擔心，雖然日方開放了戰史檔案查找，但因為戰敗時，軍隊上下有大規模的焚燒檔案的過程，據說所剩原始檔案已經不多。
俺懷著忐忑的心情在資料庫中查找，一份名為《獨立混成第4旅団第2期晉中作戦戦闘詳報昭和15年10月19日～15年11月14日」》的檔案撞入眼簾！難道就是它？
俺連忙打開檔案，果然踏破鐵鞋無覓處，戰報為我們描述了70年前那個秋天發生在關家垴的事情。
首先它澄清了關家垴參戰日軍的單位情況：岡崎支隊不是由226聯隊每個大隊抽出的中隊組成。它是一支包括37師團一個中隊，獨立第九旅團，獨立步兵第十二大隊各一個中隊（具體中隊番號不詳）另外還有獨混9旅團一個山炮中隊（欠1小隊）工兵輜重兵醫護兵等小部隊構成。
而且可知岡崎支隊當時劃歸了獨混第4旅團指揮，見獨混四旅作戰命甲第七九0號，十月二十日二十一時發出。該支隊兵力為官佐19人，士兵516人，另有馬匹243頭。
岡崎支隊在10月20日從沁縣出發踏上了這條激戰之路，岡崎支隊出發時總兵力535人，在之前戰鬥中也有損傷：
10月24日，戰報稱與決死一縱35團打了一仗，戰死4人，負傷1人。
10月26日，又在關張山打了一仗，戰死5人。
10月28日，在柳樹岩（垴？）交戰，負傷2。
以上是進入關家垴之前傷亡12人。
最關鍵的是戰報對於關家垴戰鬥情況作了簡要敘述，並且列舉該支隊陣亡50人（其中將校5人包括岡崎謙長中佐），戰傷99人。
過往所有的迷團終於迎刃而解。岡崎支隊參戰兵力在510人左右，另外該部配有欠一個小隊的山炮中隊，按照日軍編制，此戰還有3門山炮加入作戰，消耗砲彈246發，怪不得日軍火力很強，因此才頂住了八路的重兵圍攻。而總共145人傷亡，佔510人作戰兵力近3成。
這份文件，將關家垴日軍的情況基本講清楚了。第一，這不是大隊，而是支隊，也沒有甚麼堀田大隊，沒有今富光藏步兵少佐，順便說一句，根據日方戰史，226聯隊2大隊大隊長是田中久義，這位今富光藏不知何許人也，根本沒有存在於37師團職官表中。
第二，岡崎支隊的組成序列，也解釋了晉南第八中隊史才田升的回憶文章裡的謬誤原因，該文稱岡崎支隊是由37D第226聯隊每一個大隊抽一個中隊（第一，第八，第十二）和聯隊炮小隊／機關鎗隊組成。可能他在時間久遠後記錯了某個時段岡崎謙長指揮的支隊序列。而他還可能只是記住了226聯隊所屬部隊在該戰鬥中的傷亡，因此造成了整體傷亡數字的錯誤。
而226聯隊陣亡名錄關家垴陣亡10人，這也沒錯，這10人包括岡崎是該戰226聯隊的陣亡人員，只是這個數字也不是全部。
根據該戰鬥詳報傷亡表，獨混四旅在第二階段10月19-11月14日陣亡71人，戰傷166人，失踪2人。華北治安戰中陣亡71人的陣亡數字便有了下落，看來治安戰是參照了這份戰報而成。
通過這次探詢關家垴日軍情況發現，過去我方戰報中對於對方人員編制傷亡情況的謬誤很多，這裡原因很多，就不一一論述。而抗日戰史大多只參照我方發布戰報而成，離歷史真相距離相當大。目前因為日方戰史檔案更容易獲得，對於釐清交戰雙方狀況提供了新的契機，編寫新的更加貼近歷史真相的抗戰史也成了當務之急。忘記歷史等於犯罪，而記住不真實的歷史，是否也不應當？
其次對於日方史料更需要仔細斟酌，首先應該依靠日方原始資料，戰鬥詳報，陣中日誌，電文等，其次是官修戰史，部隊史；再次是私人修的戰記，部隊、戰役戰記；最末才是私人回憶錄，而回憶錄的採用必須經過其他史料交叉印證，或者其他人的回憶錄進行對比方可採用。
獨立混成第４旅団第２期晉中作戦戦闘詳報昭和１５年１０月１９日～１５年１１月１４日
2015年7月7日 星期二
沖繩戰役
4月1日除了是愚人節之外，亦是沖繩島戰役開始70週年。
在登陸沖繩島之前，美軍已經在慶良間群島登陸，為艦隊提供了錨地及消除了自殺飛艇之威脅。
登陸行動由美國海軍陸戰隊第3兩棲軍和第24軍在沖繩島西部之度具知海灘進行，這一天是1945年之復活節星期日及愚人節，佯攻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第2師在東南部的湊川海灘登陸以迷惑日軍及牽制其後備力量。
第10軍團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標準來說相對輕易的橫越島的中南部，攻佔讀谷機場及嘉手納機場。由於抵抗微弱，巴克納中將決定提前進行第2階段計劃 - 攻佔沖繩島北部。美國海軍陸戰隊第6師進攻石川地峽，該地到處都是山岳和木林，日軍集中在八重岳，此處位於本部半島的陡峭石壁及地峽之中，該地之激烈戰鬥 直到海軍陸戰隊於4月18日肅清該地為止。
當海軍陸戰隊第6師在向北部進軍時，第24軍轉向沖繩島腰部推進。第96步兵師在沖繩中西部遇到日軍激烈的抵抗，日軍扼守住1號公路以東，首里西北約5英 里（8.0公里）的強化防禦處，這裡後來被稱為仙人掌嶺。第7步兵師則遭到駐守在Arakachi西南方約1000碼（910公尺）山丘的日軍頑強抵抗，這座山丘後來被稱為尖峰。4月8日晚上，第24軍消除了這些抵抗，在戰鬥中共損失了1,500人，但殺死或俘虜日軍大約4,500人。然而這只是艱苦戰鬥 的開始，美軍瞭解到這些據點只是首里防線的前哨而已。
美軍的下一個目標是嘉數高地，這裡是兩座山之間的鞍部，成為首里外圍防禦的一部份。此地的日軍據點建設堅固，並且日軍躲在強化的山洞中頑強抵抗；美軍付出 了大量死傷才能消滅每個山洞的日軍。日軍還以槍口逼著沖繩平民離開山洞為日軍取得食物和水，致使平民傷亡，而美軍在此殘忍地推進也導致作戰雙方都有大量的 傷亡。
美軍進攻嘉數高地後，日軍司令牛島滿受長勇影響下決定反攻，4月12日晚上，日軍第32軍全力反攻，日軍攻勢十分有計劃及準備充分，反攻維持2天，日軍發現美軍防線在晚上易於滲透，但其強大火力令日軍死傷慘重，因此日軍重回其原本防守策略。
美軍第27步兵師在4月9日登陸島上西海岸，霍奇現在有3個步兵師在前線，第96步兵師在中央，第7步兵師在東面，每個師只能前進1.5英里（2.4公里）。
霍奇在4月19日再次發起進攻，由324門大炮首先發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戰艦、巡洋艦及驅逐艦同時轟擊，再後由650架海軍艦 載機猛烈轟炸敵人陣地。日軍防守在陡峭之山地上，能使日軍安全地避免美軍之炮火，同時能用彈雨對付登上高地進攻之美軍。
美軍使用坦克攻擊嘉數高地，但由於沒有足夠步兵支援而撤回，損失了22輛坦克。雖然出動了噴火坦克清除日軍防守之山洞，但未能突破防線，第24軍付出了死 傷及失踪720人之代價，但如果不是日軍保留大部份力量以防守南部更遠地區及海軍陸戰隊第2師在東南部的湊川海灘登陸以牽制日軍後備力量，傷亡可能更大。
4月底，海軍陸戰隊第1師替代第27步兵師及第77步兵師替代第7步兵師，當海軍陸戰隊第6師到達後，美國海軍陸戰隊第3兩棲軍負責右方戰線及由第10軍團全面指揮戰事。
日軍於5月4日再次發動反攻，這次牛島滿嘗試在海岸發動兩棲進攻，為支援反攻，日軍出動所有大炮，向美軍陣地發射13,000枚炮彈，當天美軍之反炮火攻擊擊毀了19門日軍大炮及過後2天內擊毀了另外40門。這次反攻完全失敗。
巴克納在5月11日發起另一次進攻，之後激戰了10天。5月13日，第96步兵師及第763坦克團攻佔圓錐山，這處位於與那原海岸平原476英呎商之高 地，是日軍在東面之主要防衛地區，日軍在此地集結大約1,000人防守。同時，海軍陸戰隊第6師攻佔摺鉢山。這2處要點被攻佔標志著美軍夾擊首里，巴克納 希望儘快攻佔首里及消滅日軍防守兵力。
5月底之季候雨令山岥及道路充滿泥濘，軍隊在推進及救助傷兵亦很困難，戰況變成了像第一次世界大戰般之陣地戰，士兵在充滿泥濘及雨水的戰壕戰鬥，未埋葬的日軍屍體開始腐爛，侵在泥土中及令人作悶，山岥上很容易找到蛆虫。
5月29日，海軍陸戰隊第1師師長佩羅德・德爾・瓦爾少將屬下之第5陸戰團第1營攻佔首里，攻佔這裹在戰略上及心理上對日軍做成打擊，他本身因此獲得海軍特別服務勳章，但此處是屬於第77步兵師之戰區內，所以第77步兵師師長及時命令掉開炮口才使陸戰隊免於自己人之轟炸及炮火攻擊。
無論是計劃設計上或對戰爭繆誤上，巴克納不曾想到日軍會退回到第2條防線防守，這導致戰役最後階段的大規模殺戮，包括數千平民死亡。
美軍共有超過48,000人傷亡，其中12,000人死亡或失踪，此役美軍指揮官巴克納將軍亦在沖繩島陣亡。盟軍在海上有368艘（其中包括120艘兩棲艦艇）被損壞，而另外36艘，包括15艘兩棲艦艇和12艘驅逐艦在沖繩的行動中被擊沉。美國海軍的死亡人數超過了受傷人數，有4,907人死亡及4,874人受傷，主要是由於受到神風攻擊。日軍大約有107,000名戰鬥人員傷亡及7,400人被俘，共6艘艦艇沉沒，包括戰艦大和、輕巡洋艦矢矧、驅逐艦磯風、浜風、朝霜、霞。
在登陸沖繩島之前，美軍已經在慶良間群島登陸，為艦隊提供了錨地及消除了自殺飛艇之威脅。
登陸行動由美國海軍陸戰隊第3兩棲軍和第24軍在沖繩島西部之度具知海灘進行，這一天是1945年之復活節星期日及愚人節，佯攻的美國海軍陸戰隊第2師在東南部的湊川海灘登陸以迷惑日軍及牽制其後備力量。
第10軍團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標準來說相對輕易的橫越島的中南部，攻佔讀谷機場及嘉手納機場。由於抵抗微弱，巴克納中將決定提前進行第2階段計劃 - 攻佔沖繩島北部。美國海軍陸戰隊第6師進攻石川地峽，該地到處都是山岳和木林，日軍集中在八重岳，此處位於本部半島的陡峭石壁及地峽之中，該地之激烈戰鬥 直到海軍陸戰隊於4月18日肅清該地為止。
當海軍陸戰隊第6師在向北部進軍時，第24軍轉向沖繩島腰部推進。第96步兵師在沖繩中西部遇到日軍激烈的抵抗，日軍扼守住1號公路以東，首里西北約5英 里（8.0公里）的強化防禦處，這裡後來被稱為仙人掌嶺。第7步兵師則遭到駐守在Arakachi西南方約1000碼（910公尺）山丘的日軍頑強抵抗，這座山丘後來被稱為尖峰。4月8日晚上，第24軍消除了這些抵抗，在戰鬥中共損失了1,500人，但殺死或俘虜日軍大約4,500人。然而這只是艱苦戰鬥 的開始，美軍瞭解到這些據點只是首里防線的前哨而已。
美軍的下一個目標是嘉數高地，這裡是兩座山之間的鞍部，成為首里外圍防禦的一部份。此地的日軍據點建設堅固，並且日軍躲在強化的山洞中頑強抵抗；美軍付出 了大量死傷才能消滅每個山洞的日軍。日軍還以槍口逼著沖繩平民離開山洞為日軍取得食物和水，致使平民傷亡，而美軍在此殘忍地推進也導致作戰雙方都有大量的 傷亡。
美軍進攻嘉數高地後，日軍司令牛島滿受長勇影響下決定反攻，4月12日晚上，日軍第32軍全力反攻，日軍攻勢十分有計劃及準備充分，反攻維持2天，日軍發現美軍防線在晚上易於滲透，但其強大火力令日軍死傷慘重，因此日軍重回其原本防守策略。
美軍第27步兵師在4月9日登陸島上西海岸，霍奇現在有3個步兵師在前線，第96步兵師在中央，第7步兵師在東面，每個師只能前進1.5英里（2.4公里）。
霍奇在4月19日再次發起進攻，由324門大炮首先發炮，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戰艦、巡洋艦及驅逐艦同時轟擊，再後由650架海軍艦 載機猛烈轟炸敵人陣地。日軍防守在陡峭之山地上，能使日軍安全地避免美軍之炮火，同時能用彈雨對付登上高地進攻之美軍。
美軍使用坦克攻擊嘉數高地，但由於沒有足夠步兵支援而撤回，損失了22輛坦克。雖然出動了噴火坦克清除日軍防守之山洞，但未能突破防線，第24軍付出了死 傷及失踪720人之代價，但如果不是日軍保留大部份力量以防守南部更遠地區及海軍陸戰隊第2師在東南部的湊川海灘登陸以牽制日軍後備力量，傷亡可能更大。
4月底，海軍陸戰隊第1師替代第27步兵師及第77步兵師替代第7步兵師，當海軍陸戰隊第6師到達後，美國海軍陸戰隊第3兩棲軍負責右方戰線及由第10軍團全面指揮戰事。
日軍於5月4日再次發動反攻，這次牛島滿嘗試在海岸發動兩棲進攻，為支援反攻，日軍出動所有大炮，向美軍陣地發射13,000枚炮彈，當天美軍之反炮火攻擊擊毀了19門日軍大炮及過後2天內擊毀了另外40門。這次反攻完全失敗。
巴克納在5月11日發起另一次進攻，之後激戰了10天。5月13日，第96步兵師及第763坦克團攻佔圓錐山，這處位於與那原海岸平原476英呎商之高 地，是日軍在東面之主要防衛地區，日軍在此地集結大約1,000人防守。同時，海軍陸戰隊第6師攻佔摺鉢山。這2處要點被攻佔標志著美軍夾擊首里，巴克納 希望儘快攻佔首里及消滅日軍防守兵力。
5月底之季候雨令山岥及道路充滿泥濘，軍隊在推進及救助傷兵亦很困難，戰況變成了像第一次世界大戰般之陣地戰，士兵在充滿泥濘及雨水的戰壕戰鬥，未埋葬的日軍屍體開始腐爛，侵在泥土中及令人作悶，山岥上很容易找到蛆虫。
5月29日，海軍陸戰隊第1師師長佩羅德・德爾・瓦爾少將屬下之第5陸戰團第1營攻佔首里，攻佔這裹在戰略上及心理上對日軍做成打擊，他本身因此獲得海軍特別服務勳章，但此處是屬於第77步兵師之戰區內，所以第77步兵師師長及時命令掉開炮口才使陸戰隊免於自己人之轟炸及炮火攻擊。
無論是計劃設計上或對戰爭繆誤上，巴克納不曾想到日軍會退回到第2條防線防守，這導致戰役最後階段的大規模殺戮，包括數千平民死亡。
美軍共有超過48,000人傷亡，其中12,000人死亡或失踪，此役美軍指揮官巴克納將軍亦在沖繩島陣亡。盟軍在海上有368艘（其中包括120艘兩棲艦艇）被損壞，而另外36艘，包括15艘兩棲艦艇和12艘驅逐艦在沖繩的行動中被擊沉。美國海軍的死亡人數超過了受傷人數，有4,907人死亡及4,874人受傷，主要是由於受到神風攻擊。日軍大約有107,000名戰鬥人員傷亡及7,400人被俘，共6艘艦艇沉沒，包括戰艦大和、輕巡洋艦矢矧、驅逐艦磯風、浜風、朝霜、霞。
對德軍發動「萬歲衝鋒」
在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後，美國上下陷入了一種歇斯底里的氣氛中無法自拔，當美國人開始向日本帝國進行報復之前，日裔美國人卻成為了復仇的對象。高達12萬日裔美國人被強迫離開家園，而被關押在了集中營裡包括了老人和孩子。在事件之前，許多第二代日裔美國人（Nisei）服務於夏威夷第298和299國民警衛步兵營。當然，在美日戰爭爆發後，美軍當局也當然地判定這些人絕對不適宜繼續逗留在夏威夷地區。
按當時美軍動聽的說法：「我們並不是歧視他們，而是這裡不僅不適合他們，也難以想像他們如何去在這個戰場去戰鬥。」這些在第298和299國民警衛步兵營服役的日裔士兵們隨即被掃除了這兩個部隊，而被調派到了匆匆成立的「夏威夷臨時步兵營」（Hawaiian Provisional Infantry Battalion）。軍方對些日裔士兵的處理頗感頭痛，一方面表示了對他們的極度不信任，一方面又不敢講他們遣散，因為當時不少人認為將這些熟悉美軍內部事務又有很強軍事能力的日裔士兵放出軍營的危險太大。思前想後，陸軍部最後決定把他們派往歐洲戰場。
1942年7月，夏威夷臨時步兵營的士兵們在奧克蘭登陸，在那裡他們又被改編成了「第100獨立步兵營」（100th Infantry Battalion Separate）。他們同時在那裡接受歐戰的戰鬥訓練。直到1943年2月，第442步兵團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後來成為美國參議員的井上健，他也是一位榮譽勳章獲得者。在對德戰爭中他曾經一連擊毀三個德軍機槍火力點，自己也多處中彈並導致右臂截肢。或許是因為日裔的關係，在歐洲戰場這些日裔美國兵和他們在太平洋上的日本同胞一樣，多次發動萬歲衝鋒；不過在歐洲戰場他們倒屢屢得手。以下是一段描寫萬歲衝鋒的：
……One flanking conpany was driven back,but that was enough distraction for Sakato and E Conpany to advance-and for Sakatos great moment of bravery that was to earn him a 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Facing the enemy across an open clearing,he dodged forwards from foxhole to foxhole,killing five German soldiers and capturing four more.Then,as he stopped to reload,the platoon was pinned down by mortar and machine-gun fire.As his best friend Saburo Tanamachi died before his eyes,Sakato suddenly stood up and exhorted the others into the banzai charge.The Germans had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ese short,olive-skinned man yelling and screaming,firing from the hip and plunging into the field of fire.They fled in confusion. By early afternoon,the 442nd Second Battalion had knocked the Germans off the hilltop.The Germans had lost 110 dead and 42 captured;the attackers eight dead and ten wounded.Sakato had killed twelve,wounded two,caputred four and helped capture thirty-four others. Meanwhile,the other two battalions fought a savage battle for possession of a fortified narrow ridge grimly nicknamed Suicide Hill,which stood between the 442nd and the Lost Battalion.They staged another banzai charge,this time with bayonets.By nightfall,the whole hilly terrain was in 442 hands……
（442團）側翼的一個連被擊退，但卻起到了牽製作用，為Sakato和E連的前進提供了機會--也為Sakato展示勇氣提供了機會，他最終因此獲得國會榮譽勳章。當面對林間空地上的敵人時，Sakato從一個狐洞殺到另一個狐洞，一連殺死5名德軍、俘虜4人。隨後，當他停下換彈夾時，他所在的排被敵人的迫擊砲和機槍火力壓制；當他最好的朋友Saburo Tanamachi死在他面前時，Sakato突然一躍而起並召喚其他人一起發起萬歲衝鋒。看到一大群矮小、黃皮膚的士兵叫喊著衝殺過來，從沒見過這一架式的德國人紛紛潰逃了。當天下午，第442團2營已經將德國人趕下了山頭，德國人有110人死亡、42人被俘；攻擊者第442團有8人死亡、10人受傷。Sakato親手殺死了12人、打傷2人、俘虜4人，並協助俘虜了另外34人。同時，第442團的另2個營正在一座被稱為「自殺嶺」的防守嚴密的山嶺進行著血戰，這段山嶺阻隔著第442團和「失踪的營」。他們發起了又一次萬歲衝鋒，這次是刺刀衝鋒。到了晚上，整個高地都已落入第442團之手……
……Reaching the top of a stone wall, Kim stood and waved the men forward. Suddenly German bullets tore through the air and Kim fell to the ground. In the midst of the furious exchange, Staff Sergeant Robert Ozaki was enraged at the sudden death or capture of the brave lieutenant. Almost reflexively he shouted over the din of battle,Fix Bayonets. With yells of "Banzai" the entire front line of Nisei rose and advanced on the German guns. The first bayonet charge in Italy of World War II, coupled with the tenacious"Banzai"attack, stunned the Germans. As the line broke over the wall, they found their lieutenant...alive and throwing grenades at the enemy machinegun nests……
……當抵達石牆時，Kim（指第100營少有的韓裔美軍Young Oak Kim）站了起來並召喚士兵前進。突然德軍的子彈將Kim射倒在地。在激烈交火中，軍士Robert Ozaki被Kim的突然死亡或被俘激怒，他喊道：「上刺刀！」整條日裔美軍戰線同時爆發「banzai」的呼聲向德軍衝去。這是二戰意大利戰場的第一次刺刀衝鋒，在日裔美軍兇猛的「banzai」攻擊下，德國人震驚了。當美軍突破到石牆時，他們發現Kim還活著，正在朝敵軍的機槍陣地投擲手榴彈……
按當時美軍動聽的說法：「我們並不是歧視他們，而是這裡不僅不適合他們，也難以想像他們如何去在這個戰場去戰鬥。」這些在第298和299國民警衛步兵營服役的日裔士兵們隨即被掃除了這兩個部隊，而被調派到了匆匆成立的「夏威夷臨時步兵營」（Hawaiian Provisional Infantry Battalion）。軍方對些日裔士兵的處理頗感頭痛，一方面表示了對他們的極度不信任，一方面又不敢講他們遣散，因為當時不少人認為將這些熟悉美軍內部事務又有很強軍事能力的日裔士兵放出軍營的危險太大。思前想後，陸軍部最後決定把他們派往歐洲戰場。
1942年7月，夏威夷臨時步兵營的士兵們在奧克蘭登陸，在那裡他們又被改編成了「第100獨立步兵營」（100th Infantry Battalion Separate）。他們同時在那裡接受歐戰的戰鬥訓練。直到1943年2月，第442步兵團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後來成為美國參議員的井上健，他也是一位榮譽勳章獲得者。在對德戰爭中他曾經一連擊毀三個德軍機槍火力點，自己也多處中彈並導致右臂截肢。或許是因為日裔的關係，在歐洲戰場這些日裔美國兵和他們在太平洋上的日本同胞一樣，多次發動萬歲衝鋒；不過在歐洲戰場他們倒屢屢得手。以下是一段描寫萬歲衝鋒的：
……One flanking conpany was driven back,but that was enough distraction for Sakato and E Conpany to advance-and for Sakatos great moment of bravery that was to earn him a Congressional Medal of Honor.Facing the enemy across an open clearing,he dodged forwards from foxhole to foxhole,killing five German soldiers and capturing four more.Then,as he stopped to reload,the platoon was pinned down by mortar and machine-gun fire.As his best friend Saburo Tanamachi died before his eyes,Sakato suddenly stood up and exhorted the others into the banzai charge.The Germans had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ese short,olive-skinned man yelling and screaming,firing from the hip and plunging into the field of fire.They fled in confusion. By early afternoon,the 442nd Second Battalion had knocked the Germans off the hilltop.The Germans had lost 110 dead and 42 captured;the attackers eight dead and ten wounded.Sakato had killed twelve,wounded two,caputred four and helped capture thirty-four others. Meanwhile,the other two battalions fought a savage battle for possession of a fortified narrow ridge grimly nicknamed Suicide Hill,which stood between the 442nd and the Lost Battalion.They staged another banzai charge,this time with bayonets.By nightfall,the whole hilly terrain was in 442 hands……
（442團）側翼的一個連被擊退，但卻起到了牽製作用，為Sakato和E連的前進提供了機會--也為Sakato展示勇氣提供了機會，他最終因此獲得國會榮譽勳章。當面對林間空地上的敵人時，Sakato從一個狐洞殺到另一個狐洞，一連殺死5名德軍、俘虜4人。隨後，當他停下換彈夾時，他所在的排被敵人的迫擊砲和機槍火力壓制；當他最好的朋友Saburo Tanamachi死在他面前時，Sakato突然一躍而起並召喚其他人一起發起萬歲衝鋒。看到一大群矮小、黃皮膚的士兵叫喊著衝殺過來，從沒見過這一架式的德國人紛紛潰逃了。當天下午，第442團2營已經將德國人趕下了山頭，德國人有110人死亡、42人被俘；攻擊者第442團有8人死亡、10人受傷。Sakato親手殺死了12人、打傷2人、俘虜4人，並協助俘虜了另外34人。同時，第442團的另2個營正在一座被稱為「自殺嶺」的防守嚴密的山嶺進行著血戰，這段山嶺阻隔著第442團和「失踪的營」。他們發起了又一次萬歲衝鋒，這次是刺刀衝鋒。到了晚上，整個高地都已落入第442團之手……
……Reaching the top of a stone wall, Kim stood and waved the men forward. Suddenly German bullets tore through the air and Kim fell to the ground. In the midst of the furious exchange, Staff Sergeant Robert Ozaki was enraged at the sudden death or capture of the brave lieutenant. Almost reflexively he shouted over the din of battle,Fix Bayonets. With yells of "Banzai" the entire front line of Nisei rose and advanced on the German guns. The first bayonet charge in Italy of World War II, coupled with the tenacious"Banzai"attack, stunned the Germans. As the line broke over the wall, they found their lieutenant...alive and throwing grenades at the enemy machinegun nests……
……當抵達石牆時，Kim（指第100營少有的韓裔美軍Young Oak Kim）站了起來並召喚士兵前進。突然德軍的子彈將Kim射倒在地。在激烈交火中，軍士Robert Ozaki被Kim的突然死亡或被俘激怒，他喊道：「上刺刀！」整條日裔美軍戰線同時爆發「banzai」的呼聲向德軍衝去。這是二戰意大利戰場的第一次刺刀衝鋒，在日裔美軍兇猛的「banzai」攻擊下，德國人震驚了。當美軍突破到石牆時，他們發現Kim還活著，正在朝敵軍的機槍陣地投擲手榴彈……
七七事變兩關鍵人物結局迥異
【now新聞台】
觸發日軍全面侵華的七七事變，其中兩名關鍵人物，是日軍報稱失蹤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和在盧溝橋開第一槍的大佐牟田口廉也。
觸發日軍全面侵華的七七事變，其中兩名關鍵人物，是日軍報稱失蹤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和在盧溝橋開第一槍的大佐牟田口廉也。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前夕，北平的東、南、北三面均被日軍控制，盧溝橋成為唯一的對外通道。在7月7日傍晚，日軍再在盧溝橋附近進行實彈演習。
晚上10時許，日軍聲稱名為志村菊次郎的低級士兵失蹤，所屬連隊的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以這此藉口集結大隊人馬，企圖進入盧溝橋東、中國軍隊駐守的宛平城，尋回失蹤士兵。在日軍趕到宛平城前，志村菊次郎已被尋回。
但牟田口廉也隱瞞消息，依然向中國守軍提出進入宛平城尋人，被中方拒絕，兩軍對峙。據悉，牟田口廉也後來多次跟人說，自己在盧溝橋發射第一發子彈，親手燃點戰火。分析認為，他這樣做是因他知道日本政府和軍方一直企圖侵華，只欠缺開戰藉口。
成為七七事變導火線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後來被送回國，但1939年再次被徵召入伍，他1944年在緬甸命喪於中國遠征軍的槍下，終年27歲。
至於牟田口廉也因盧溝橋事件，獲予勳章並晉升少將，其後再升為中將，並擔任侵略緬甸的日軍司令官。他在日本投降後被捕，送到新加坡受審，1948年獲釋回國，1966年逝世，終年78歲。
晚上10時許，日軍聲稱名為志村菊次郎的低級士兵失蹤，所屬連隊的隊長牟田口廉也大佐以這此藉口集結大隊人馬，企圖進入盧溝橋東、中國軍隊駐守的宛平城，尋回失蹤士兵。在日軍趕到宛平城前，志村菊次郎已被尋回。
但牟田口廉也隱瞞消息，依然向中國守軍提出進入宛平城尋人，被中方拒絕，兩軍對峙。據悉，牟田口廉也後來多次跟人說，自己在盧溝橋發射第一發子彈，親手燃點戰火。分析認為，他這樣做是因他知道日本政府和軍方一直企圖侵華，只欠缺開戰藉口。
成為七七事變導火線的士兵志村菊次郎，後來被送回國，但1939年再次被徵召入伍，他1944年在緬甸命喪於中國遠征軍的槍下，終年27歲。
至於牟田口廉也因盧溝橋事件，獲予勳章並晉升少將，其後再升為中將，並擔任侵略緬甸的日軍司令官。他在日本投降後被捕，送到新加坡受審，1948年獲釋回國，1966年逝世，終年78歲。
二戰專題：日本和戰抉擇
作者：華倫斯塔湖畔的灰雲
2015-07-03 21:14:40
1940年的的秋天，日軍抵達了法屬印度支那北部，9月23日的這天，美國的羅斯福政府開始了警覺，但這其實是日本政府對於美國在1938年起一系列抵制其在中國戰場的措施，首先美國對日本實施「道義禁運」，這實際上是對日本所有的飛機進口實施管制；1940年戰爭情況尚未好轉的情況下美國又於1月中止了實施30年之久的《通商航海條約》，這對美國工業出口到日本的材料又限制的更多；事實上日本針對這些禁運措施的回應是佔領法屬印度支那，進而切斷英美援助中國蔣政府的地獄公路，進而結束中國戰場的泥沼；但美國政府卻認為此行為是日本想要擴大控制東南亞的野心，對此，美國出口銀行向蔣政府追加了500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以鎢沙換取），同時對日本實施金屬材料禁運。
此時日本軍民一體的厭惡美國的措施，1940年9月27日，日本大使来栖三郎與意大利外交部長加萊阿佐．齊亞諾（Galeazzo Ciano）、希特拉，於柏林簽署了《三國同盟條約》，特別的是這個條約繞過了時任駐德大使来栖三郎的同意，不論德國或日本，都急欲簽署這樣的同盟條約來增加談判籌碼。
事實上，1939年7月，當時的日本外相有田八郎與英國駐日大使羅伯特．克萊琪（Robert Craigie）爵士簽署了一張《有田-克萊琪協定》，根據此協定，英國同意不主動反對日本在中國的行動，但也不給與法理上的承認。該協定簽署一年後的1940年7月，英國政府對日本做出的最後讓步是同意關閉滇緬公路，但日本對法屬印度支那的行為（表面上是和法國殖民政府簽訂防禦條約，但事實上形同佔領），終究使英國在1940年12月重啟滇緬公路，並提供蔣政府1000萬英鎊貸款，加上蘇聯在北方的威脅，日本從沒考慮到在1941年後須要面對這麼多敵人。
1940年12月14日，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在一封寫給羅斯福總統的信中提到：
想必你之前已經看過我的一些電報。在那些電爆以及這封信中，我們都試圖盡可能清晰、準確地呈現當前日本的情況。我們不得不摸索著來獲取訊息，因為日本也常常處於一種「右手不知左手在幹甚麼」的情況。日本人所謂的「新結構」（近衛文麿的新體制運動）一團糟，政府內部的持續爭吵與分歧空前激烈。打著正義口號的一步步邁向集權主義，這已經完全不是那個我們曾了解並喜愛的日本了。
對於美國來說，當時加入歐洲戰場的機會越來越大，1941年3月的《租借法案》對美國支持其盟國的情況加劇美日關係惡化。但近衛文麿其實並無意與西方各國開戰，近衛文麿當時正努力於中日事變中脫身（因為日方並無向蔣政府宣戰，所以用「事變」來稱呼這場戰爭），當時的政府與軍方其實都曉得自己並沒有能力發動另一場戰爭，畢竟在1940年的當時，日本93%的石油來自美國（荷屬東印度已經減少供應石油給日本）。
但所有的高層其實都很清楚，近衛文麿面臨的問題其實不在於荷屬東印度或美國，中國戰場已經成為泥沼，儘管日本政府並不承認蔣政府，但他們知道，只有蔣政府才能與他們談和。
1882年，29歲的明治天皇頒布了《軍人敕諭》，文件按照禮儀從天皇手中遞給下屬，這個儀式不僅針對外界，也針對日本群眾，這個行為清楚的表明日本認真的開啟現代化，並對西方所簽署的不平等條約感到不滿。
《軍人敕諭》不只是軍隊的準則，同時也是天皇對軍人的命令，針對快速變遷的時代，軍人也應保持忠節、禮義、武勇、信義、質素，這五德作為指導原則中，忠節則是其中最重要的。《軍人敕諭》的片段即可闡明：
朕即為汝輩軍人之大元帥，故即倚汝輩為股肱，汝等亦當仰朕為元首，效其親愛。朕之能否保衛國家，上應天心，以報祖宗知殊恩，全視汝輩軍人之能否客盡其職......軍人當以盡忠盡節為本分......保家衛國，維持國權，即唯兵力是賴，則當明兵力之消長，即為國運勝衰之所繫，故當毋為世論所惑，不為政治所拘，唯以守己本分之忠節為主。需知義有重於泰山，死有輕如鴻毛。慎物喪失節操，而徒受無恥之污名可也。
雖然是這樣，但政府與軍人之間確切的定義仍很難釐清，並沒有說明軍隊要響應政府的號召。八年後的《明治憲法》也沒有明確的說明，這給半個世紀後的右翼政客與極端主義官員有利用的空間，他們可以利用天皇的名義來執行各種不同的政策。這也說明了《軍人敕諭》是日本發動珍珠港攻擊的遠因之一。
明治結束於1912年，嘉仁天皇即位，日本開始了積極的建設與發展，同時充滿爭議的議會制也在這時開始，正所謂的「大正民主」（1912年至1926年的大正年間），但嘉仁天皇小時候的過腦膜炎，身體虛弱、精神狀況愈來愈差。1921年的內閣都認為裕仁太子應該趕快即位。
鑒於未來的角色，裕仁皇太子在1921年3月至9月間訪問歐洲，到過英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英國對於裕仁太子的影響相當深刻，同時也讓日後的昭和天皇成為戰爭遠因的一部分。《日英同盟》在1920年簽訂，英國國王喬治五世對太子是相當照顧的，在前往珀思郡（Perthshire）阿索爾伯爵（Duke of Atholl）的城堡後，太子對這位伯爵簡單的生活感動，一次以歡迎皇太子的舞會上，阿索爾伯爵對這些人說「讓我展示真正的蘇格蘭舞蹈」，他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往舞池，與佃農手牽手跳舞，裕仁太子從震驚到欣賞的想法裡意識到，只要貴族與富人過著簡單的生活，就不用擔心階級鬥爭。
在英國的這段日子讓昭和天皇養成吃傳統英式早餐的習慣，也對英國王室「統而不治」的理念影響，這對大戰產生了一個點，就是昭和天皇從不否決（或說做決定）任何提議。
1921年10月，陸軍士官學校1904屆的3位在日後二戰史上留下名子的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秘密在德國黑森林附近的溫泉小城巴登（Baden-Baden）會合，三人不僅是同學，更密謀對日本帝國陸軍的改革，三人因為出色的能力被稱為「陸軍三羽鳥」。第二天，1905屆的畢業生東條英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這四人在未來10年都獲得不同程度的提拔。他們以各自的方式使陸軍更團結。
1922年初，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兩人的矛盾隨著時間愈來愈加大，因為小畑敏四郎是「皇道派」的支持者，這個派系以極端民主主義的荒木貞夫、真岐甚三郎為主，以極端與恐怖的方式維持天皇權力，在他們的想法裡，日本必須團結在天皇神聖的權威下。
永田鐵山的派系被稱為「統制派」，在分類裏反對「皇道派」大多屬於這個派系，永田認為未來的日本是以陸軍為核心，成為一個高效率、為全面戰爭做好準備的國家。「統制派」非常務實、理智與不擇手段，有很多部門都支持，1940年近衛文麿再次擔任首相時也支持他所想的「新秩序運動」。
到了1930年中期，透過同學岡村寧次、學弟東條英機的幫助下，1934年永田鐵山被任命為陸軍省軍務局局長，他有權力做重大的改變，但在1935年8月12日，被40多歲的相澤三郎中校砍中頭部一刀、背部兩刀、致命傷喉部一刀，最後死在自己辦公室的地板上。
由於永田的人事異動影響了「皇道派」在軍方的地位，這使得相澤非常氣憤，諷刺的是，相澤進入時，永田正對如何控制極端思想的軍官進行會議。不過，審判的過程中，他獲得許多人的支持與同情，雖然最後被判處並執行死刑，但這件刺殺事件對兇手的的聲援多得令人感到驚訝。
1936年2月26日，這樣的暴力事件最後演變成軍事政變，支持「皇道派」的青年將校帶著1500名士兵殺害了多名政府重要官員，包含大藏大臣與內大臣，這些士兵其實並沒有特別的支持頃向，但因為來自貧困家庭，許多的不滿使他們被這些軍官利用。
其實，這場政變的策劃者想擁立昭和天皇的長弟秩父宮親王成為它們的新領導者。昭和天皇對這場政變的態度相對於他先前或以後的行為可以說是少見，他一面譴責這些人發動夜間襲擊是懦弱行為，對他們殺害手無寸鐵還穿著睡衣的老人感到憤怒。但奇怪的是，天皇公開譴責後，民眾卻依然對兇手表示同情，甚至是讚賞。
這些主要的策劃者被處決，卻被認為是烈士，因為他們宣稱要把天皇和日本從錯誤的方向救出，在槍決之後，就沒有更多的恐怖事件了。
雖然發生了這麼多流血事件，但派系間並沒有勝利者，1940年7月「自動」接替永田地位的人是東條英機，他利用在第二次進衛內閣中擔任陸軍大臣的地位，於1941年1月8日發佈了《戰陣訓》，其中一條最令人詬病就是「活著就不能接受被俘擄囚禁的侮辱」，這使日後日本平民與軍人的命運更加悲慘。
1930年1月21日到4月22日的倫敦海軍會議，日本首相濱口雄幸透過簽署《倫敦海軍條約》來獲得海軍省的支持，因為他提議將美英日在華盛頓會議上所簽的《華盛頓海軍條約》中的主力艦噸位從5：5：3調整為10：10：7。
但海軍軍令部明白濱口將透過這次的事件來削弱軍方權力，在右翼、立憲政友會、樞密院保守派的聯合下，海軍軍令部表示《倫敦海軍條約》比預期的目標少0.4%。濱口的回應是「樞密院反對我們也沒關係，我打算請求天皇批准，我絕不妥協」終於，9月19日在樞密院的讓步下，10月27日英國首相、日本首相、美國總統共同通過廣播宣布了正式的決定。
這次事件卻使立憲政友會利用海軍軍令部的反對意見，斥責濱口侵犯了「統帥獨立權」。強力的聲音來自立憲政友會的議員鳩山一郎，他認為參謀本部和軍令部在這些軍事問題上必須享有特殊的政治權力。為了打擊對手，鳩山一郎不限制軍隊權力來加強政黨政治，反而破壞議會政治的基礎。
政黨政治在口水聲中沒落，首相濱口被一名極端的民族主義者開槍打傷，鳩山一郎便利用這個機會要求首相到國會接受諮詢，在濱口無法出席的情況下，代理首相遭到嚴重的人身攻擊。濱口不顧醫生的反對，參加了1931年3月的國會，他決定要推動社會改革法案。法案的內容大致為保障工會和田地租賃、降低稅收、國家財政合理化（有機會削減日益龐大的軍費）、合法男性投票年齡從25歲修改為20歲並在地方選舉中給予女性投票權。
濱口穿著拖鞋，跌跌撞撞的走上演講台，以微弱的聲音回答反對黨的問題，但反對黨總以「大聲點」、「滾去死吧」回應，這真是日本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改革也無疾而終。
30年代間，日本社會不安動盪，支持軍國主義的人愈來愈愈多，反對者、自由派、溫和派甚至是軍方都不斷遭到刺殺身亡，如同前面所寫的1935年永田鐵山事件，這樣的暴力事件演變成大範圍的恐慌行動，鮮少有人敢出聲反對。1931年9月關東軍佔領中國東北後，指揮官本庄繁宣稱「這些佔領行動雖然沒有經過批准，但是出於大公無私，而且沒有迴旋餘地」這些軍人以「統帥獨立權」來為自己的行為變護。
時間來到1937年6月4日，日本人期盼已久的近衛文麿當上首相，即便經濟大蕭條、天災以及隨之而來的農產品不足，都沒有讓日本人認為近衛文麿不足以治理，但近衛一上任的內閣名單卻令一些人失望，雖然上一次選舉中，立憲民政黨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但近衛卻拒絕這些有黨籍的成員，近衛內閣中只有兩名來自親近軍對並支持極端主義的新政黨。在此看得出近衛討厭多黨制，而且也沒打算讓議會制復活。
近衛文麿上任一個月後，中日爆發戰爭。1937年7月7日的那夜，日軍的一小群人在永定河邊進行空槍操演（日本因為1901年簽署的《辛丑條約》第九款而可以駐紮在此地），根據最流行的說法是，一名日軍士兵失蹤，他們要求進入東北軍駐守的宛平縣城搜查，理所當然的遭到拒絕後，雙方發生口角，不過並沒有太大的行動，隨即在召集部隊的過程中，失蹤的日本士兵又回到部隊裡，但雙方已經發生武裝衝突了。
這一切的根本要歸咎於石原莞爾在1931年所精心策劃的入侵「滿州」，不過石原本人卻認為要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因為更大的假想敵是蘇聯。在日本一陣喧嘩吵雜的討論後，最終認為日本還沒準備好向中國發動全面戰爭，與中國休戰的秦德純松井協定在7月11日簽定，許多人預測這場衝突會與先前數場相同。
不過，與簽署協定的一天，近衛文麿推動了一項中國華北增兵計畫，近衛向來有收買軍方強硬派的意思，而強硬派總對日本避免戰爭的政策感到不滿。但這個增兵計畫卻被視為戰爭動員，蔣政府將這個增兵計畫視為日本的擴張計畫。
近衛本人在7月11日晚間，在他東京的官邸招集了議員、金融界、媒體，宣布了他的增兵計畫，並號召他們以國家遭遇危機的名義發動全國動員。第二天，日本的報紙將這個增兵計畫解釋為「為了讓（中國人）產生悔意」，對此中日的休戰協定就這麼被擱置著。
而近衛的目的僅僅是想加強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並且將國家上下團結餘一起，但是在當時的人眼裡，近衛是非常強硬的人。當時的評論家就說了「當戰爭打響後，他指揮的日本將破釜沉舟、孤注一擲」。這個休戰協定到7月20日蔣介石批准時似乎已經是張廢紙，日軍已經開始轟炸南京、上海、杭州，近衛對一位反對中日戰爭而被調回日本的陸軍中校池田純久說：「這場衝突是年輕的陸軍軍官發動的」，對此池田的回答是：「公爵先生，恐怕不是軍隊，而是首相你本人發動了這場戰爭......看看報紙上都在說些甚麼，儘管你的政府之前都是採取避免事態升級的政策（在你通過言行鼓勵那些渴望戰爭的軍官，並賦予他們權力後），戰爭的爆發一點也不讓人感到奇怪。」
1938年1月，蔣政府的首都南京倍日本陸軍攻陷，隨之而來的是大屠殺、強劫、強姦，近衛在此時錯誤的認為戰爭即將勝利，他發表了一系列的談話，他說：「（國民黨）的侵略行徑讓日本帝國忍無可忍」、「日本不會與蔣介石接觸」、「別無選擇，只有訴諸武力，讓（蔣介石政權）付出代價」，雖然這個聲明是毫無道理的，但近衛其實已經想結束這場衝突（日本政府並沒有向中國宣戰）但卻不知道如何做起，他對中國的政策開始前後矛盾，一方面他同意向中國增兵，主動增加軍費，讓國內進行更密集的戰爭動員；但他卻尋求和蔣介石的接觸，想透過談判結束戰爭，不過有和平的希望時，近衛只有兩個選擇，滿足軍隊強硬派的希望或者是猶豫不決。
但通常近衛都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像是1937年12月初，日本將攻陷南京時，蔣介石透過德國駐中國大使陶德曼向日本轉達願意談判，不過近衛卻拒絕了中國的主動示好。
1933年2月24日，在日內瓦湖畔的威爾遜宮裡坐著多位國際聯盟的代表，他們分別以42票贊成、1票反對、1票棄權（泰國）、智利不投票，接受了《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決議，日本就是那唯一的一票反對，而報告書的提議是，建議日本撤走部隊，恢復中國行使主權，但日本代表拒絕了。
這位日本代表松岡洋右（1880年3月4日－1946年6月27日）走上講台時，把預備好的演講稿丟在桌上，他大聲的宣讀：「讀一讀歷史吧！我們從俄羅斯手中解放了滿州，我們一手締造了滿洲的一切......日本從始至終一直都是遠東和平、秩序、進步的中流砥柱」。他這樣回應報告書中的提議：「美國人會放棄對巴拿馬運河區的控制嗎？英國會把主權交給埃及嗎？」他沒預見1999年12月31日美國將運河主權交還巴拿馬，更不用說1936年英軍撤出了埃及（雖然是不完全的撤出，英軍仍保有蘇彝士運河、亞歷山大港周邊），但他在演講完後，揮了揮手，日本代表團全體離席。
合眾通訊社（1958年4月28日，合眾通訊社與國際通訊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合併為合眾國際社）駐日內瓦的記者發出的報導是這樣的：「代表團由衣冠楚楚的松岡洋右率領......看起來沉重而堅決」代表團離開時「壅擠的走道裡混雜著噓聲與掌聲」。
《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雖然建議日本撤走部隊並且譴責他們的行為，但報告裡承認日本在滿州地區的發展與貢獻及既得利益。國際聯盟的目的其實是因為大多數的會員國都有殖民地，單獨出面指責有失尊嚴，所以透過國聯會議的方式譴責，不過松岡洋右如此戲劇化的表現卻是始料未及，同時也是推向日本孤立化。
為何日本會派出松岡洋右做為代表？這和他的經歷有關，松岡洋右生於1880年3月4日的日本山口縣，松岡家雖然因海上貿易而富裕，但因為父親投資失敗而破產，哥哥生性喜好揮霍，所以松岡家快速的沒落了，松岡洋右只好在13歲時投奔在美國西海岸做生意的親戚。
到美國之後，松岡被住在俄勒岡州的美國家庭收養，隨即搬到加州的奧克蘭，他的英文名子是弗蘭克（Frank），他一面念書一面打工，餐廳、農場、樓管、鐵路工，甚至是充當牧師主持婚禮，雖然辛苦，但松岡洋右卻熱愛這片自由的土地，雖然身為黃種人的他無時無刻都要忍受歧視，但他的美國養母伊莎貝爾．鄧巴．貝弗里奇（Isabelle Dunbar Beveridge）幫助他非常多，也讓松岡洋右接受了循道宗（Methodism）的信仰。
在俄勒岡大學以第二名的身分畢業，取得法學學位後，1902年回到日本，兩年後，24歲的年紀通過外務省的考試（130人取7人），也正好躲過日俄戰爭的徵招，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國，也到過俄國，1919年時也以日本發言人的身分參加巴黎和會。在1921年時，他離開了外務省，進入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事業如日中天，1927年成為副總裁，並以立憲政友會的身分在1930年選上眾議院議員。
1931年9月的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時，松岡洋右並沒有支持「軍事占領」但支持「接管」，這是因為擔心蘇聯從北方來襲，身為如此了解滿州的他，認為中國東北是日本的生命線。
1933年3月8日，松岡洋右向代表、聽眾們演講：
日本政府現在不得不做出結論，日本和國際聯盟其他成員在實現遠東和平的方式上看法不同。日本政府認為，中日分歧的問題上，日本與國際聯盟的合作已經達到極限，但日本政府仍將盡最大努力確保遠東地區和平，保持並加強與其他大國的友好關係。
松岡洋右戲劇化的退場受到日本民眾的喜愛，報紙將松岡雕塑成不畏懼西方以及不受其凌辱的偉人，松岡利用他在國內「英雄」的身分，在1933年12月辭去眾議院的職務，並在1935年8月到1939年2月間回到滿鐵擔任總裁，協助樋口紀一郎在1938年3月將被擋在滿州國外的猶太人，用他公司的火車送往上海。
1940年7月22日，再次成為總理大臣的近衛，邀請松岡洋右參加他的內閣，為他準備的位子是外務大臣，1940年9月27日簽訂《三國同盟條約》的一年，1941年3月13日，松岡前往歐洲參加同盟一周年的慶祝，他卻繞道蘇聯，4月13日便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他認為這是加強版的《三國同盟條約》--「四國諒解協議」（他自大的說這是「歐亞大陸同盟」將要與自由主義的英美對峙）。
4月22日，松岡回到了日本，松岡洋右第一次看到來自四天前的《日美諒解協定草案》，由於不曉得這其實只是民間自主的交流，松岡錯誤的認為自己拉攏蘇聯，使美國願意展開外交談判的策略奏效了。
《日美諒解協定草案》事實上事由近衛文麿的同學井川忠雄與兩位美國牧師所擬定，井川在1920年擔任日本駐紐約總領館的財務主任，他是在那時認識這兩位牧師，在1941年緊張的氣份中，井川從牧師那邊聽說羅斯福同意透過外交尋求解決方案，2月27日他藉口解決與美國籍前妻的糾紛前往紐約。
井川忠雄雖然是位彬彬有禮、外表俊朗的銀行家，但他畢竟不是外務省的人，日本駐華盛頓的外交人員對他相當冷漠，不過，剛上不久的野村吉三郎在紐約沒甚麼朋友，也不太熟悉，而且松岡洋右在野村上任之前曾告誡他要遠離這位銀行家。3月8日，在井川秘密的安排野村一次會面美國國務卿後，野村開始對他刮目相看。
牧師到達日本大使館後，《日美諒解協定草案》的初稿由42歲的岩畔豪雄上校、野村吉三郎、大使館武官和一名專家的研究下歸納了幾點，並討論出了一些主要內容：
美國和日本承認，兩國是太平洋地區的強國，將共同努力該地區的和平，達成友好諒解。
日本承認簽署《三國同盟條約》是為了防止歐戰擴大。日軍只有在德國受到非戰爭協力國家的主動攻擊時才會履行其軍事義務。美國對歐戰所做出的回應在出發點上只能是保護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美國總統勸告蔣介石政府與日本講和，為此，美國總統和日本政府同意：（a）中國獨立；（b）日軍基於中日條約撤軍；（c）不吞併中國領土；（d）沒有賠款；（e）中國崇起門戶開放政策；（f）蔣介石政府與日本支持的汪精衛政府實現合併；（g）日本克制不向中國大規模移民；（h）承認滿州國。
美國和日本都停止以恐嚇為目的的向太平洋地區部屬空軍與海軍力量。
兩國恢復《通商航海條約》
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包含東南亞）獲取利益不能依靠武力，只能透過和平方式。做為交換，美國將確保日本的資源獲得，包含石油、橡膠、錫、鎳。
為了確保太平洋的政治穩定，美國和日本都不能接受歐洲對太平洋地區的侵入，雙方確保菲律賓的獨立，美國會確保日本移民受到公平對待及沒有歧視。
4月16日，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詢問野村，日本是否願意基於這份日本修改過的文件來和美國談判，但赫爾表示：「包含多項條款我國政府都願意同意」，一些條款「需要修改、擴充獲全部刪除」，另外還有一些新的要加入。野村向東京發送的電報並沒有赫爾這些「多餘」說明，使副外相大橋忠一非常感到興奮，認為美國拿出了一份滿足日本要求的提案，但是其實美國認為這協議需要修改。（條約都在，昭和16年（1941年）4月17日，野村大使發近衛外務大臣宛公電第二三三号（至急、外機密、館長符号扱）（写）」（1ページ）（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提供）內。）
松岡洋右卻覺得不對勁，他在美國的經驗告訴他，美國人不可能做到這種程度的讓步。當他要求查看英文原文時，讓松岡跌破眼鏡，他說：很顯然，這不是美國的文件，這是日本人寫的。所有人，包含近衛文麿公爵，似乎都認為最艱難的時刻過去了，我們只須要給美國一個肯定的答覆。多麼愚蠢阿！我敢保證，一但我們開始談判，一定會出現各式各樣的問題......由於中日戰爭還在繼續，我們的談判將無法取得滿意的結果......如果談判失敗，軍方將有理由發動戰爭。我知道我是對的。「基於國際形勢的變化，我們也許被迫要與美國開戰。如果日本要與美國打仗，我們就要拿出最極端的戰術......依靠我們的第一和第二航空部隊的全部力量，我們必須設法給美國在夏威夷的艦隊一記重擊，這樣美國才能在一段時間裡不敢向西太平洋進發（日本在該區內將面臨荷蘭與英國）。我們的目標將是美國戰艦......這不容易實現，但我決心要不習一切代價完成這項計畫，我將親自指揮航空部隊，我想要讓你仔細研究該計畫的可行性」。
1941年2月，大西瀧治郎少將在給海軍少校源田實這封信，他讀完後驚訝的說出一句話「了不起的想法」。1908年，美國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建立海軍基地以來，日本海軍一直認為自己有可能被美軍襲擊，這讓日本很擔心。當時的主流想法是：通過空中打擊與潛艇來阻止美軍前進，但山本五十六卻反其道而行。1941年4月大西瀧治郎遞交了珍珠港的攻擊計畫，他去除了航空魚雷，轉而利用俯衝轟炸和水平轟炸。山本則回應如果現在的魚雷不能在他的計畫中奏效，那就去改良魚雷和提高飛行員的能力來使他發揮作用，但大西還是抱持著自己的想法。
4月的另一件大事，伏見宮博恭親王即將退役，他留下的軍令部總長一職將由昭和天皇任命，對於海軍中不想讓日本與西方為敵的人，這是一個掌握主動權的好機會，伏見宮博恭親王曾在1930年領導軍令部反對濱口雄幸簽署《倫敦海軍條約》。
在1940年9月上任的海軍大臣及川古志郎透過自己的身分，讓伏見宮博恭親王派系的永野修身來接替這個位子，在伏見宮博恭親王是昭和天皇的叔叔，以及在海軍中的資歷加上具有皇族血統下，米內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三人也無法撼動永野修身成為新任軍令部總長，山本對他的前上司的評價是：「這個相信自己是戰略天才的人現在成了軍令部總長，而他其實還差著遠呢......戰爭似乎已經打響了！」
1941年6月22日，德國正式與蘇聯爆發戰爭，松岡洋右此時被迫接受他的四國外交崩潰了，在這之前《日美諒解協定草案》的爭議，使松岡與近衛兩人產生了間隙，而且還鼓吹日本應當進攻新加坡，在英國忙於對付德國的時候，參謀總長杉山元非常震驚，因為他曾在松岡前往歐洲前就告訴過松岡進攻新加坡是不可能的。
結果，松岡洋右居然在德國巴巴羅薩行動後，直接呼籲軍方向蘇聯開戰，這讓近衛十分尷尬，近衛第二天前往皇宮向天皇解釋，遠征蘇聯是松岡的「想像」。不論如何，儘管松岡猜測的許多事是正確的，但他大膽玩弄邊緣政策的結果，他在內閣裡已經沒有朋友了。
日本陸軍向來把蘇聯當做主要的假想敵與對手，但是這次沒有支持松岡洋右的原因在於，日本沒有可以在西伯利亞與蒙古地區作戰的重型坦克，1939年的諾門罕事變中就已經很清楚蘇聯對日本的優勢是如何了，況且日本也沒有足夠的部隊同時對中國及蘇聯作戰，1941年6月的當下，陸軍決定和海軍一同支持法屬印度支那的南部擴張計畫。
軍方強調這次的計畫會在適當的「外交」壓力下完成，而且認為透過佔領整個印度支那，日本不但能夠建立更接近英屬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的戰略根據地，還能建立能長遠自給自足的經濟圈，使日本能打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
不過松岡此時和大多數的英國人、美國人、德國人一樣，錯誤的認為蘇聯將被德軍迅速消滅，但他說對了一件事，如果日本決定佔領更多法屬殖民地，將引來英美的強烈報復，因為這樣過分的顯露出日本佔領東南亞地區的野心。1941年6月底，整個東京都在討論要攻打北方（北進派）還是南方（南進派）。
從日本決定戰略構想的過程來看，這些想法都是陸海軍最高統帥機關「大本營」提出，參謀本部（陸軍）、軍令部（海軍）提出戰略建議，作為內閣一份子的陸軍省、海軍省也會提出建議（但不是這麼常見）。但戰略構想其實很少由大本營的高級官員提出，而是陸海軍下設的各局、課提出，這些構想常常符合陸海軍自身的需求，坦白說就是為了自己單位的利益。
6月24日，陸海軍取得了「日本應當占領法屬印度支那南部」的共識，而陸軍是否進攻蘇聯則視有沒有利的時機，近衛文麿將這個計劃認為是除掉松岡洋右的最佳方法，其實他忘記先前依賴松岡的強勢來制約軍方。6月25日的連絡會議（非正式的會議，即是各部門交換意見）上，松岡意外的只說明「該計畫需要迅速的行動。既然決定了，我們就執行下去吧」，當參謀總長杉山元與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外相松岡洋右覲見天皇時，松岡再次要求進攻蘇聯。
7月2日的御前會議上瀰漫著緊張的氣氛，御前會議通常是決定戰爭開始或者結束，參加的人除了天皇，還包含主要的內閣大臣、內閣書記官、企劃院總裁、樞密院議長、參謀總長、次長、軍令部總長、次長、陸軍省及海軍省的軍務局長。昭和天皇曾對御前會議做了解釋：「御前會議真是奇怪的會議......天皇沒有決定權，無法左右會議氣氛。」天皇的許可只是一種形式，沒有憲法約束權。
70多歲的樞密院議長原嘉道拋出了一個敏感的問題，他說：「我們必須謹慎出兵......讓印度支那聽從我們號令的方式就是展示力量。但動用力量是另一回事......我們不想看起來像是入侵......你們說不會逃避與英美的戰爭......但你們要如何將這一決心與現實保持一致？我傾向認為，如果我們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英美會做出回應......如果促使兩國聯合對付日本該怎麼辦？我想要得到明確答案。」
東條英機承認，這的確是值得考慮的重要問題，松岡也是如此看待。軍方的其他官員則向原嘉道保證佔領過程不會發生衝突，也不會使用武力。松岡雖然也不願意取消佔領計劃，但也表示了「有可能動用武力」，即便台下吵得激烈，昭和天皇仍默默的聽著。
事實上，前年的法屬印度支那的北部佔領行動中，日本士兵就曾向不願意離開的法國士兵開槍，對此西方人眼中日本人是無賴的形象更加強了一番，這也就是原嘉道考慮的地方。但每一次提到與英美開戰的問題時，軍方總給了模糊不清的答案。參謀總長杉山元總結了其他人的意見回答：「我們十分必要執行這一個計劃，以對付英美的陰謀（經濟孤立）。如果德國的計劃遭到挫折，當然可以預見美國會與日本開戰。但現在德國勝利在望。我想美國不會在印度支那的問題上與我們為敵。當然我們必須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佔領。我們一直想推進到泰國，但這樣就會和馬來亞靠得太近，會惹來太多麻煩，我們這一次就到法屬印度支那為止。」
昭和天皇對佔領印度支那感到不安，他在6月25日就對這份計劃表示：「鑒於國際法準則，這樣的計劃讓我疑惑。」可惜因為其他官員與軍方都相當有信心，對此天皇並沒有決心要阻止計劃實現。
御前會議結束後，海軍官原被招集到東京，以便通知他們日本政府的決定。山本五十六問了一個問題：「我們真的為一場空中戰爭做好準備了嗎？」古賀峰一說：「你怎麼能不跟我們商量就同意這樣的重大決定？萬一戰爭真打起來怎麼辦？你不能只對我們說，好吧你們上陣打仗吧，我們贏不了！」指揮官們氣憤的直問他們的上司永野修身，但永野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回應了：「我能怎麼說？這是政府的決定。」
7月2日這天通過的佔領印度支那的決議，說明了大多數的日本領導人都沒有意識到迫切的危機。近衛文麿的書記官透過新聞發表會向全國公佈「鑒於目前形勢，政府近來做出一項重大的政策決定」。美國在一周內破譯了日本向其駐紐約大使館的電文，羅斯福對於日本不願意進攻蘇聯感到欣慰（兩者透過租借法案合作），但對日本願意南進冒險向英美開戰感到震驚。
7月16日，這一天有了重大的變革，近衛文麿讓他的內閣集體辭職，以便回應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所要求的讓松岡下台，但松岡並不願意辭職，由於《明治憲法》的規範，近衛不能開除大臣，他只好以迂迴的方式放松岡辭職。
松岡洋右被迫辭職後，接任外務大臣的是海軍上將豐田貞次郎。隨即而來的危機則是7月23日的那天，美國透過破譯電報知道法國殖民政府和日本的協議後，向野村吉三郎轉達終止談判，並在兩天後凍結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資產，荷屬東印度、英國、加拿大、紐西蘭、菲律賓也跟進。日本對此感到相當意外，豐田貞次郎在7月24日的會議上表示：「如果美國實施全面的石油禁運，將會是個大麻煩。」
跨了國際換日線後，同樣的7月24日下午五點，野村吉三郎在橢圓形辦公室見了羅斯福總統，談話中，羅斯福暗示日本如果試圖使用武力來獲得荷屬東印度的石油，美國將進一步制裁，甚至發動戰爭。同時也提到他曉得豐田貞次郎是野村在海軍服役時期的老朋友，羅斯福藉此做了大膽的提議：「如果日本政府放棄軍事佔領印度支那，或者佔領步驟已經實施的前提下，日本政府如果願意撤軍，美國總統將向日本政府保證，他將進一切讓中國、英國、荷蘭與美國政府聯合發出聲明，宣布印度支那成為像瑞士一樣的中立國，日本也要做出相同承諾。」
雖然這樣的提議打動了這位外交官，但遠在日本的豐田貞次郎卻不願意得罪軍方，他只想打安全牌。7月31日這天，永野修身抵達皇宮勤見天皇，轉達軍方新的作戰計劃，他對天皇說：「我們應當避免與美國開戰」同時也認為《三國同盟條約》阻礙了日本與美國的外交。他向天皇警告：「如果我們的石油供應被切斷，我們兩年就用完存量。如果戰爭爆發，我們將在十八個月用完庫存」「為了在有限時間內使日本的存活機會最大化，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進攻。」
「我們能打一場大勝仗嗎？就像我們在日本海（對帝俄）的勝利？」天皇問道。
「我連獲勝都不能肯定，更別提是在日本海得到那樣的巨大勝利。」永野回答。
「那將是多麼不計後果的戰爭阿！」天皇驚呼。
1941年6月20日在伊勢灣的一場演習中，日本海軍旗艦「長門」與另外一艘戰艦「日向」上接待了一群「總戰力研究所」的研究生，這場演習在山本五十六的指揮下出色的完成，尤其是類比發射的魚雷能在完全黑暗的情況下命中目標，這令人感到驚訝。
演習結束後，山本詢問這些來賓的意見，來自朝鮮總督府辦公室的日笠博雄恭敬的回答：「長官，我對反潛的能力印象深刻，你轟炸的的戰略也很出色，但我覺得空中打擊能力有些弱。」若換作是其他人，日笠可能當場就被訓斥了一頓，但山本獎勵了一瓶威士忌給他，山本對日笠敢直言不諱的個性感到高興，他覺得日本精英普遍缺乏說實話的能力。就和山本認為的一樣，這些巨大的戰艦並非堅不可摧。
這些研究生回到研究所後，從7月12日開始模擬全面的戰爭，研究生們必須以月份為基礎來做模擬政策，用來推估國內外兩年內的變化，他們參考政府部門所提供的「真實資料」。不論如何選擇，日本都會與美國開戰，只要日本堅持現況不讓步。
況且，他們做完模擬後認為，只要深入東南亞，必然使日本與西方開戰，連透過外交阻止戰爭的機會都沒有。多數的結果是，日本能夠佔有印尼的油田，但敵人駐紮在菲律賓的艦隊將使日本的船隻損失巨大，無法將石油運回本土。結果，多數的研究員認為這場戰爭毫無勝算，不應開打。
這些研究報告上呈近衛內閣後，東條英機的臉刷白，這和他的推論結果相同。畢竟，陸軍省自己的戰爭經濟研究辦公室．綜合參謀本部駐紐約的情報人員表示，美國的工業能力是日本的二十倍。雖然東條明白結果，但他卻要求研究小組不能把報告外流。
7月底，永野修身拿著計劃覲見天皇的那天，昭和天皇感到相當不安，五週後，永野帶著「升級版」的計劃回到皇宮裡。天皇少見的發出一系列問題：「戰爭和外交不能同時進行，外交必須優先」，「日本在南方的戰爭會持續多久？」
杉山元：「陛下，我們準備在三個月內完成在東南亞的任務。」
天皇：「中國事變發生時，你擔任陸軍大臣。我記得你當時告訴我，戰爭將在約一個月後結束。但漫長的四年過去了，戰爭還沒有結束！」
杉山元：「中國有廣闊的偏遠地區。所以我們無法按照最初的設想完成計畫。」
天皇：「如果你說中國有廣闊的腹地，那太平洋起不就更加寬廣。你基於甚麼理由得出三個月的結論？」
杉山對天皇的質問感到尷尬，當他低頭掩飾自己的臉紅時，永野出面替他解圍。雖然陸海軍關係相當糟，但這兩位總長彼此的關係不錯，永野這樣回答：「如果把今日的日美關係比喻成一個病人，那這位病人急需手術治療。如果不做手術坐視不管，病人將逐漸衰弱。並不是說病人沒有康復的希望，而是我們必須在能有70%至80%成功的希望時做出決定。統帥部期盼外交談判能取得成果，但一但失敗，恐怕我們必須要拿出足夠的勇氣來實施手術。」
對此，天皇把對杉山的問題再一次的丟向永野，回答是：「我不能保證一定，因為這基於人力，也基於神力」，杉山強調「戰爭不是統帥部的首選，但鑒於當前面臨的危機，日本不得不為戰爭做準備」，「如果（透過戰爭）能有解決問題的一絲希望，我們就必須試試。」
天皇最後問了一句：「那麼我再問你，最高統帥部想要從今天起把更多的重心放在外交上，我這樣理解對嗎？」兩位總長均表示肯定。40歲的昭和天皇下意識感覺，主戰的言論是站不住腳的，如果批准了將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身為日本的最高統帥，他想要避免戰爭的想法與他身為武裝部隊最高統帥的責任是互相衝突的，但身為最高軍事統帥，他必須保證日本透過軍事準備來存活，於是他最後「默許」了戰爭計劃。
1941年9月6日上午10點，御前會議和往常一樣開始，代表天皇發問的依然是70多歲的樞密院議長原嘉道，他問了和天皇先前差不多的問題：日本對外政策到底是軍事還是外交？兩位軍事總長並沒有回答，現場瀰漫一股沉默。這時，天皇卻打破了沉默，這讓大臣們感到驚訝，他說：「原嘉道議長剛才的問題提的很合適。很遺憾兩位總長沒能力回答。」隨後他在胸口的口袋掏出了一張紙條，上面是昭和天皇一生的偶像，已故的明治天皇所寫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緣何風雨亂人間。」
這首和歌創作於日俄戰爭，昭和天皇想透過這樣的行為來表達對新計劃的不安，以及想要避免戰爭的渴望，不過卻讓會議的氣氛感到有些古怪。由於歷史上沒有天皇否決的先例（或者說主動做任何決定），在神聖和世俗角色之間搖擺不定的天皇只好透過這首詩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當天晚上，天皇批准10月初是外交最後的期限。對於總力戰研究所的結論，研究員的確不清楚日本還有多少石油，但是任何評估中都無法戰勝美國。1941年的夏天結束，在模擬中毫無勝算的戰爭卻在現實中被認為是非打不可的。
近衛之後邀請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美國使館官員尤金．杜曼（Eugene Doman）和英文流利的牛廠友彥見面，在三個小時的會面中，近衛表達想要見羅斯福的願望，格魯向美國總統發出了一份長篇電報：「他（近衛）想要親自向總統閣下說明，他認為自己的說明將是對野村大使透過外交途徑所轉達的訊息及補充」，但對近衛來說時間緊迫，因為日本自己設限外交期限。
由於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不停的要求備戰，近衛安排了東條與東久邇宮稔彥王見面，他是當時敢公開反對戰爭的人，而且還是一位陸軍上將，又是昭和天皇的叔淑，這加強了他在東條面前的說服力，但是時機卻非常不當，因為兩人的會面是在批准10月作為外交期限後的隔天。所以對東條來說，除非天皇收回成命，否則他將帶領整個國家對抗敵人。東條對東久邇說：「美國最終想要日本退出《三國同盟條約》，加入英美的陣營」、「但即使日本放棄法西斯的道路，加入同盟國」、「英美一旦打完德國，一定會襲擊日本」。
東久邇對東條的回答是：「既然天皇和首相都想與羅斯福達成協議，身為陸軍大臣的東條也應順從上級的意思」，東久邇暗示東條如果不能執行非抵抗政策，就應該辭職。東條一點也不驚訝，他認為這是近衛的意思，但又不想和皇族起爭執，東條這麼回答：「如果ABCD包圍圈依然存在，日本注定要滅亡。如果現在日本冒險一搏，日本還有二分之一的獲勝機率（單以非勝即敗來說）」。對東條來說，他清楚的表達無意停止備戰。
首相近衛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會面似乎沒有進展，尤其是赫爾在中國問題上的堅持，9月20日的修改提議上（關於諒解）日本將必須從中國撤軍，美國也不可能支持親日的汪精衛政權與蔣介石政權合併。對於赫爾來說，日美談判能不能不涉及中國問題就像是在問《哈姆雷特》能不能去除哈姆雷特這個角色一樣。
近衛私下向木戶幸一會面時表達他想引退，近衛說：「如果軍方堅持10月15日是開戰的最後期限，我沒有任何信心，我只能考慮辭職。」木戶回應：「是你召集9月6日的御前會議。你不能將問題擱置，一走了之。這是不負責任的表現。為何不提議重新考慮這一個決定？再與軍方交鋒前你不能這樣說。以這種方式留下爛攤子是不負責任的。」
雖然近衛並沒有辭職，但他暫時離開東京，所有的重責大任都落在外相豐田貞次郎的身上，在爭取近衛和羅斯福兩人的會面時，並沒有聽從野村的建議改變日本的政策，並拿出更誘人的方案。相反的，豐田繞過野村，想透過格魯直接與羅斯福提出提議，這讓野村很沒面子。
1941年9月25日，這一天的聯絡會議上參謀總長杉山元與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提出了一件讓近衛心裡一寒的的事：「開戰的時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戰術需要。因此最後認定日美外交談判的成敗之前，我們一天都浪費不起。我們最慢必須在10月15日前選擇外交還是戰爭。」
兩位總長確切的要求戰爭期限，這讓近衛感到恐慌，儘管他沒有表現出來，他謝絕了軍方的午餐會，反而帶著主要的內閣成員回到首相官邸，他問到：「10月15日的期限會不會太苛刻？」明顯地，這個問題是針對東條英機。東條態度不悅地說，御前會議早對這個問題有了答案--也就是10月初野村在華盛頓的外交行動中止。
在這場聯絡會議上，話不多的海軍大臣及川古志郎居然向參加會議的人保證：「海軍有信心與英國和美國開戰」，松岡洋右挖苦的說：「如果你連打英國美國都不怕，再加上一個蘇聯又有何困難？」，及川不知道是聽不懂還是故意的，他回答：「你難道看不見蘇聯的加入意味著我們多了一個敵人嗎？」在這次對談後整整三個月，及川真的考慮同時面對三個國家的可能性。
唯一值得讚賞的是，及川他公開反對10月15日作為外交努力的期限，這一點近衛卻無法做到。雖然及川不能阻止日本想戰爭的趨勢，他希望趨勢變緩，但態度強硬的陸軍參謀次長塚田攻顯然對及川的表態不滿，他回應這場戰爭是基於「我們神聖大地的正義精神」。
9月29日，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向羅斯福發了一封報告，報告主要強調「日本政府不可能對未來做出確切保證，無法做出更多承諾」。報告是這麼說明的：「前外相松岡在7月下台後，向德國駐日大使詳細井樹了美日談判在7月以前的發展情況。由於松岡的許多支持者仍在外務省，這些人可能無所顧忌地向日本極端份子與德國透露任何有損及內閣的消息。雖然一些基本原則暫時倍日本政府接受，但日本未來的目標及政策走向......太模糊，可以理解他們更願意模模糊糊而不是澄清日本政府願意做的承諾。」
雖然如此，格魯建議美國總統應該要相信近衛的誠意並同意會談，他推測：「我認為相比前期的交流，近衛可能會直接給羅斯福總統更多明確而滿意的答覆。」雖然美國政府裡有人認為格魯在進行所謂的綏靖政策，但格魯了解到豐田雖然成功粉事了近衛內閣的尷尬地位，不管有沒有推行《三國同盟條約》，日本仍是軸心國的一員，所以他自己認為自己所主張的「不是綏靖政策」。
同一天，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向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作出警告：「我們的軍事演習顯示，南部應該能在四個月左右拿下，但至少要損失60架飛機。當然在真實的戰爭中損失的數量可能更多。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補充足夠的飛機來繼續作戰......如果以我們目前的實力作戰（取得最終勝力的唯一可能）是在戰爭初期取得巨大勝利」
他補充：「我想補充一點.....顯然日美戰爭勢必會拖延。只要日本佔上風，美國是不會放棄的。戰爭將會持續好幾年。另外，日本的資源將會消耗殆盡，戰艦和武器將受到損耗，補充資源是不可能的......日本將一貧如洗」
最後他向永野說出他得到的結論：「勝算如此渺茫的戰爭不應該開始。」
10月1號這天，及川被召往近衛位於鐮倉的別墅，近衛問他關於外交期限的看法，及川說：「閣下，你已經表示堅持反對戰爭。（但不開戰）將意味著接受美國所開的所有要求，以便維持正常關係......如果您下定決心走這條路，海軍將支持你到底，陸軍也會這樣做。」
在這10月初的聯絡會議並沒有去得任何的共識，陸海軍依舊堅持放棄外交的期限，主動拒絕戰爭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且需要更多勇氣。10月5日，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舉行高層會議，他們決定首相必須要在10月6日會見陸軍大臣，以便討論「（日美外交）談判期限延長和我方（談判）條件放寬」，不過參謀本部卻誤以為近衛支持開戰的選項，畢竟同意談判期限是他一手作出的，知曉近衛想法的及川感到恐懼，但因為他不想被認為是當中唯一反對開戰的人所以選擇沉默，他在當晚沒有留下對話紀錄。
陸軍戰爭指導辦公室10月6日的紀錄總結：「陸軍和海軍仍然意見不合。陸軍認為（外交）沒有希望。海軍相信（透過外交終結目前的困境）有希望，（海軍說）如果陸軍重新考慮軍事佔領（以及從中國和印度支那撤軍）的問題，那就還有希望。我們不要問海軍軍令部到底在想些甚麼。前天的聯絡會議上，（永野）還宣稱說沒有討論的時間。但現在為何會這樣......海軍真是個迷......每一個人很難不（對海軍的意見）感到生氣......（海軍中有人，「事實上沒人知道是山本提出」）預計將有損失巨型戰艦......（還有人）琢磨是否避免攻打菲律賓（避免美國干預的風險）。這個時候，他們到底在說些甚麼阿？自私的海軍想要廢除御前會議所作出的神聖決定。難以置信！海軍多不負責任！多不可靠！實際上海軍在摧毀我們國家。」
10月12日，這一天近衛召開了一次會議，召來了外務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在他的別墅荻外莊舉行。近衛一開口就說：「我們必須繼續尋求外交的解決方式。我對這樣的戰爭沒有信心。如果我們必須開戰，那這一決定必須由一個對此有信心的人來做。」及川回答：「我們現在站在外交還是戰爭的十字路口，最後的期限就要到了，首相大人必須做出決定。如果決定不開戰（海軍）也無所謂。」豐田回應：「請允許我不留情面的坦白說一句，我認為御前會議的決定是草率的。我們甚至是收到相關文件的兩天後（還只開過一次聯絡會議的討論）就做出決定。」
這時東條對近衛非常惱火，他對近衛大喊：「甚麼叫你沒信心？你難道不是應該在我們制定《帝國國策實行要領》（指1941年9月6日那天的御前會議）時就要提出來嗎？」。對於東條來說，天皇在會議上默許開戰的行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現在改變這項決定為時已晚。
這就是著名的荻外莊五相會議，著名的原因和維也納會議相同：「毫無建樹」。
情況對日本愈來愈糟，對於近衛本人來說，他知道自己將日本帶入另一場戰爭。同時他的地位受到東條挑戰（這不能怪誰，唯一能抵制他的松岡被逼著辭職了），近衛對東條作出最後一次撤軍的勸說（撤出中國）：「我對中國事變負有最大的責任。經過了四年，日中戰爭仍沒有結束。我的確無法同意另一場前景未卜的戰爭。我建議我們同意美國的撤軍要求，避免日本與美國交火。我們的確需要結束日中戰爭......日本未來的發展無疑是最重要的，但為了取得巨大的飛躍，我們有時必須妥協，這樣我們才能保持和加強我國國力。」
東條則以矯揉造作的文言文回答近衛：「恕我直言，對於外相在4月以來為恢復兩國關係所做的努力，我必須說我方已經盡力了。如果我們繼續外交，我們必須確保談判成功......陸軍的行動基於9月4日御前會議的決定。該決定是每位內閣大臣深思熟慮的結果。該決定要求：『如果外交談判道10月初仍然無果，如果我們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滿足，我們將決定與美國、英國和荷蘭開戰。』今天是10月14日。我們的約定是在10月初，但現在已經是14日了......以10月底為底線的陸軍正調集幾十萬部隊，並且我們正在從中國和滿州調集士兵......現在，他們正在轉移！如果外交取得突破......我們就停止轉移。希望各為考慮接下來該怎麼走。」
會議結束後，東條前往皇宮見內大臣木戶幸一，他希望為自己公開反對近衛撤出中國的行為，和要求近衛辭職能有人支持。兩人都取得必須確保下一任首相不受御前會議決議的牽絆，木戶表示：「陸軍和海軍必須停止爭吵，同心協力。」東條回應：「已經決定的事就是板上釘丁的事，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再指責了。」東條認為重新開始的最簡單做法就是結束近衛內閣，他讓鈴木貞一帶著東條的口信前去晉見近衛，鈴木對此則是解釋是「「海軍對戰爭前景缺乏信心」」。
東條認為正確的做法是讓近衛內閣向大眾承認自身決定的錯誤後辭職。東條推薦下一任首相是曾經要求他辭職的東久邇宮稔彥王，不過木戶不想讓天皇的叔叔參與政治，尤其現在如此的敏感。
10月16日這一天近衛內閣全體辭職，10月17日這天東條被要求前往皇宮覲見天皇，當天下午五點，東條得知天皇提名他做為日本下一任首相時，他非常震驚。天皇會做此決定，全因為在決定下一任首相的會議上，木戶表示：「在當前的情況下，我們必須統一陸軍和和軍的政策，重新審視9月6日御前會議的決定。從這一點來看，我推薦陸相東條為下一任首相。」依據木戶的說法，沒有人對此公開反對。
再經過幾天的例行公事，首相東條英機在10月23日至30日一次又一次的召開聯絡會議，除了重新考慮9月6日的決議，還包含全面戰爭的可能信及對日本經濟的可能影響，沒被要求辭職的參謀總長杉山元與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依然強烈地要求備戰。
外相東郷茂徳針對德國最終將獲得勝利的推斷提出質疑，他說：「由於德國攻打蘇聯，英國得到一些喘息的時間。明年（德國戰勝英國）的機率大概是對半。而到後年，英國的獲勝機率會更大。德國會儘早求和，但日本制定自己的政策時不能指望這種和平。」
永野表示：「我們（最初決定的）10月份底線已經過去了。你為甚麼還開這種形式上的研究會議？每一小時我們都要消耗400噸石油。形勢很緊迫，你必須立刻決定我們要不要開戰。」杉山元也表示贊同。東條為了安撫兩位總長，他說：「我的確理解軍方要求迅速做出決定的強烈理由。」又說：「本屆內閣有一些新面孔，例如海軍、大藏大臣和外務大臣，我們必須弄清（關鍵問題），這樣我們才能完全負責（對最終決定）。」
10月24日與25日的會議上，軍令部依舊認為與美國的最初幾場戰役能夠獲勝，但最終獲勝要看國際。永野拿著加工過的資料宣稱：為了海軍能夠打持久戰，海軍實力的補充至關重要，所以戰略資源的獲得就異常重要。為了保持我們在東南亞關鍵地區的優勢，海軍需要1000架轟炸機、1000架戰機以及1000架飛機來保衛這些地區。不過怎麼樣，這些主戰派的資料與理由都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彷彿日本已經為持久戰做好了準備。
接連幾次的會議幾乎都是爭論物資的多寡、如何補充，直到11月1日的到來。
11月1日上午的7點30分，東條英機和參謀總長杉山元見面，東條針對戰爭的疑慮愈來愈多，並與杉山討論三項政策：「不開戰」、「迅速備戰並開戰」、「繼續外交談判但不排除戰爭的可能」。東條還說：「我傾向第三種方案。」
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裡，杉山擔心的是海軍不需要承諾打仗就能爭取到大量軍事資源，他對東條說：「我們已經開始從日本和中國調集20萬部隊（對東南亞的戰爭作準備），相比其他地區需要發動的戰役，我們認為眼下的調動最為重要。如果我們把士兵們派去南海，但最後沒有發動戰爭就把他們召回，這將打擊他們的士氣。」這真是奇怪的理由。另外杉山還表示，參謀本部要求：
1. 放棄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想法
2. 決定開戰
3. 開戰日期設在12月初
4. 確定最終戰略
5. 展開（欺騙式）外交，以幫助軍方佔據戰爭有力地位。
東條則對此回應：「我不會試圖改變軍方的意見。然而，我認為這很難讓天皇陛下接受。」
這天的聯絡會議在上午9點召開，第一項議題是，如果發生戰爭，海軍、陸軍和企劃院將如何分配資源。最後的提議是，在1942年，海軍將得到110萬噸普通鋼鐵，陸軍得到79萬噸，企劃院得到260萬噸用於國內需求。對於陸軍得不到配額，受到打擊的杉山對海軍島田繁太郎說：「如果你獲得這麼多鋼鐵，你總該下定決心（開戰）了吧？」海軍大臣只是點了點頭。經過幾個小時的討論後，這樣的分配方案就確定了。
接著東條將話題轉向日本開不開戰，同樣的用「不開戰」、「迅速備戰並開戰」、「繼續外交談判但不排除戰爭的可能」的三方案，大蔵大臣賀屋興宣提出了質疑，他向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提出了問題：「如果我們現在開戰，日本幾年後還有力量繼續作戰嗎？」、「如果日本不挑起戰爭，美國三年後還有可能攻打日本嗎？」
永野的回答是：「（立刻開戰）獲勝機率很能確定。」他認為是五五開（基於非勝即敗）。關於美國襲擊日本的可能性，賀屋則說「我不確定日本是否有能力贏一場海戰。」
永野的回應是：「日本現在開戰比等待三年後再開戰要有力得多，因為持續開戰所需要戰爭資源的基礎（指的是東南亞的資源）還在我們的控制之下。」
賀屋說：「如果到了第三年，我們贏得戰爭的機會仍然很大，那我就贊成開戰，但永野似乎對此不敢確認。另外，我質疑美國會（主動）攻打我們的可能性。我認為現在開戰太不明智。」
永野回應：「常言道：『無恃其不攻』（永野引述的是《孫子兵法》），未來還不確定，我們不能高枕無憂。三年後，東南亞的形勢將會很難控制，敵人的艦隊也會擴大。」
賀屋對此反諷：「那麼，你認為我們要何時開戰才能贏呢？」永野堅決的說：「現在！開戰的機會錯過了就再也沒有了。」
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一反在先前的幾次會議上的反戰態度，他說：「賀屋擔心沒有足夠的軍備物資做保障，認為我們可能會在1941年和1942年處於不利地位。但不必擔心，如果我們開戰，局是將在1943年開始好轉。」這讓東條感到意外，因為鈴木先前還在嚷嚷日本沒有「防禦系統」、「沒有長期戰爭物資計劃」。
軍令部次長伊藤整一表示反對，他說：「海軍認為，還可以繼續展開外交到11月20日。」但參謀次長塚田攻則認為這一個期限太長，他回應：「陸軍認為，可以到11月13日，但多一天我們都不同意！」外務大臣東郷茂徳打斷他們說：「外交從本質來看需要許多日日夜夜才能達成目標。身為外務大臣，我無法在沒有任何成功可能性的時間展開外交工作。我必須確保有足夠時間和所需條件來完成任務。當然，戰爭必須避免。」這引來了下列的對話：
塚田：「我們堅持認為，外交不應該干涉戰略。我們不願意讓變幻莫測的外交形勢和決定影響我們的戰略計劃，所以我們要求11月13日作為外交最後期限。」
東鄉：「11月13日，這太不像話了！海軍說11月20日。」
塚田：「為戰略行動做準備就是『戰略行為』......11月13日將是展開『戰略行為』的最後一天。」
塚田還認為，備戰就是一種「戰略行為」，就意味著要開戰。永野評論：「小衝突只能算是區域衝突，與戰爭不是一回事。」東條和東鄉最後只能清楚地表示，外交期限也要認真嚴肅的履行。塚田只好同意，不過他又說：「11月13日前可以尋求外交解決方案，但這天過後，任何舉動將是對最高指揮部的冒犯。」
休會20分鐘的這段時間，參謀本部喚來作戰部部長田中新一討論接下來的對策。軍令部招來海軍作戰部長福留繁。最後軍方同意將外交期限定於11月30日。這段時間內，永野遇見了協助東鄉做決策的外務省美洲局局長山本熊一，永野問他：「外務省決定自己通過外交解決問題了嗎？如果是這樣，海軍將很高興把一切都交給外務省了，你覺得如何？」山本驚訝的重複了東鄉的看法，即使現有條件也不足以贏得外交成果。
永野突然向山本說出心裡話，其實他是這些人裡最搖擺不定的，雖然他希望給外交一個機會，但山本五十六在幾個月前一直在制定他的近攻計畫，大西瀧治郎和源田實一直幫助他，最積極要求進攻的則是提案的黑島龜人。大西和源田負責提供技術面上的革新，1941年秋天，日本的航空魚雷下沉的幅度縮小許多，這使在珍珠港淺水區發射魚雷成為可能。
由於山本以辭職威脅永野來支持他的作戰方案，聲稱如果不批准夏威夷襲擊計畫，山本和他的所有支持者將辭職，於是他在10月20日就不甘不願地同意了。
休息後重新招開的會議上，東條率先發言：「最後期限為甚麼不能延長到12月1日？我們不能給外交努力更多時間嗎？」塚田尷尬的回答：「絕對不行，超出11月一天都不行。這是不可能的」，永野無趣地問：「你說11月30日，那你具體指的是甚麼時間？你當然會給我們整整24小時吧？」塚田冷冷地說：「是的，午夜12點前都可以。」
討論轉向和美國的外交談判上。東鄉知道《甲案》不足以吸引美國。他讓外務省11月1日的上午拿來了《乙案》，並由他親自起草，希望能為外交努力創造更多餘地，幫忙他的是資深外交官幣原喜重郎和前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當天晚上10點，這份方案被達到檯面上討論。《乙案》表明了日本和美國都不能像南太平洋派駐軍隊，兩國應該互相合作確保從荷屬東印度取得所需資源，還應改把兩國貿易關係恢復到美國凍結日本資產之前，美國要承諾向日本供應石油。
這個計劃還明確表示，日本將把印度支那南部的軍隊轉移至北部。還承諾，如果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得以確保，日本將從印度支那撤出，如果需要，未來還可以對全球貿易不歧視原則和《三國同盟條約》等等問題進行探討。東鄉的想法是，試圖透過《乙案》將棘手的中日戰爭問題（撤軍與否）排除在談判桌外，增加許可的可能性。
強硬派的塚田和杉山立刻表示反對。東鄉說：「總體來看，我認為我們目前處理談判問題的方式走偏了。我們應當調降我們的條件，先解決東南亞問題，然後才能按照我們的方式處理中國問題。」塚田則回應：「不能從印度支那南部撤軍......（因為）如果我們撤出，美國將進駐。到時美國就能隨時對我們進行干預。」、「美國不會停止對蔣介石的支持，（即使從印度支那撤軍）日本也不會獲得石油」，他斷言「半年後，開戰的最佳機會將離我們而去」。
最後各方決定增加一條：美國不能干涉日本與中國的和解過程，雖然塚田強力反對，但休會10分鐘後，塚田最後接受了《乙案》。這次會議的結束時間是11月2日的凌晨1點30分。
當天中午，東條向大蔵大臣賀屋興、外務大臣東郷茂徳，他表示：「如果美國對《甲案》或《乙案》感到興趣，（他）都將設法做出更多妥協。」東條向東鄉保證，不論備戰到哪一步，只要外交上取得突破，軍事活動將立刻停止。東鄉的回應是：「如果日本無法透過外交來避免戰爭，（他）將會辭職。」下午五點，永野與杉山覲見天皇時呈交了詳細的作戰計劃，為了保密所以並沒有在聯絡會議上拿出，這次兩人覲見的目的是讓天皇在11月5日的御前會議有所準備。呈交的戰術包括山本襲擊夏威夷的計畫，攻擊預定在12月8日（當地時間12月7日）。
昭和天皇露出難過的表情，他重申自己傾向外交途徑。他最後說：「也許，繼續為軍事行動做準備是無法避免的。」、「你說季風將妨礙我們的部隊登陸......那我們能登陸嗎？」、「馬來亞的天氣怎麼樣？」
11月4日所召開的軍事參議官會議，他們（包含天皇以及他的軍事顧問）對於外交與備戰齊頭並進沒有異議。東條在會議上說：「如果我們只是袖手旁觀，坐視我們的國家倒退回『小日本』的狀態，我們將玷污日本2600年的輝煌歷史。」
1941年11月5日，第三次御前會議在皇宮裡舉行，這次的會議中天皇將批准先前聯絡會議上的決定。外務大臣東郷茂徳在會議上開始闡述他的理想外交，他沒有拿出反戰言論，而是用「反殖民主義」當作藉口，聲稱日本即將開啟拯救亞洲的偉大計劃。這次會議上東鄉看起來就和那些主戰人士一樣，他說：「羅斯福總統利用美國的經濟優勢。美國似乎已經進入戰爭狀態，這說明英國與美國用經濟政策壓迫日本。自從今年4月中旬以來，我們一直就日美關係正常化進行非正式談判。大日本帝國政府向來坦誠，從一開始就本著公正的態度進行談判，希望給東亞及整個世界帶來穩定。」」
這天之後，11月7日這天，在11月3日上任成為「第二大使」的來棲三郎去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他遞交了《甲案》給赫爾，赫爾對他說：「我需要一點時間來研究與考慮」，11月10日，野村見到羅斯福，羅斯福對野村說：「我和野村、赫爾在討論兩國關係及其他太平洋國家的關係上僅花了6個月，保持更久的耐心是必要的。」野村離開之後，他知道自己等不及了。
11月14日，野村向東鄉發了電報，內文是：「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不應該在一兩個月草率了事，我們必須坐下來，從全局上審視整個世界，耐心地等待，直到我們找到一個更好的外來路線。」11月15日公使銜參贊若杉與野村來到赫爾的住所，野村得到一份口頭聲明以及美日經濟政策和貿易機會均等聯合聲明草案。赫爾解釋說：「（日本不能指望）美國對其司法管席權以外的歧視性做法承擔責任，或者向美國提出只有徵得其他政府同意才能實現的條件」、「如果我們要尋求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解決方案」，美國政府「只有通過試探性對話這種方式來解決問題」。赫爾最後說：「只要（日本）在非歧視性貿易政策和《三國同盟條約》問題上展現和平意圖」、「就能像兄弟一樣做下來解決日本在中國的駐軍問題」。
11月16日這天，東鄉對於野村想取消外交最後期限的要求回覆，電報裡這樣寫：「很遺憾，由於各種現實因素，我們不能等到看清世界局勢的那一刻......我們必須迅速在談判中達成和解，我們無法改變這一現狀。」由於前天来栖終於來到華盛頓，他從東京帶著《乙案》，這是如果《甲案》被否決後所用的版本，包括：
不在向東亞和南太平洋其他地區進軍。
在確保荷屬東印度資源的方面進行合作。
將兩國商業關係恢復到美國凍結日本資產之前。
美國不干涉中日和解。
附加說明則是：「日本準備從印度支那撤軍」、「在非歧視性貿易政策上讓步」、「為《三國同盟條約》辯護」。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第一個版本的內容，而第二版本則將後三項的「附加說明」成為正是條款，也有不同的限定條件，像是：「如果美國和日本能達成協議，日本願意把印度支那南部的軍隊立刻撤往北部。」不過也因為被限制在這兩個方案，野村和来栖所擁有的外交自由度等於零。
11月17日，赫爾帶領來棲與野村到達白宮，来栖請求總統從日本的思維框架來看問題，羅斯福則回應：「朋友之間總有商談的餘地。」
不過，赫爾在會議備忘錄中寫下：「總之，日本大使和来栖特使沒有帶來甚麼新東西。来栖特使總再強調兩國不應產生嚴重分歧，必須找到當前局勢的方法。他提到首相東條雖然來自軍方，但卻非常渴望為了和平做出改變......總統總是和野村大使與来栖特使陷入爭論，由其在兩國間主要的三個分歧點上（貿易機會均等、從中國撤軍、《三國同盟條約》問題）。這次會議並沒有嘗試解決這些問題。」
11月18日發生了兩件大事，首先海軍在完成最後一次演習後，由海軍中將南雲中一指揮由六艘航母組成的第一航空艦隊，駛往擇捉島的單冠灣，艦隊將在這邊出發前往珍珠港。
華盛頓方面，野村與来栖和赫爾會面，赫爾針對《三國同盟條約》作出解釋，他說自己無法理解為何日本執著於和希特拉的協議，他認為遵守協定方面，德國並沒有樹立好榜樣，赫爾還表示，只要日本還是法西斯的盟友，他不知道「如何能夠與日本達成令人滿意的協定」。還補充：「（美國會）盡力走的更遠，但不會超過某個點」。對此来栖只能重申日美達成條約會優先於《三國同盟條約》，來棲請赫爾理解他的比喻：「大船無法立刻掉頭，只能慢慢、一點點地轉動。」
野村接下來向赫爾暗示，日本可以將軍隊撤出法屬印度支那南部，這樣兩國就可以回到7月以前的狀態......回到（美國）實施資產凍結前。但赫爾卻野村回應：「相信日本的確走到和平的道路，並已經放棄了侵略目標，否則美國政府很難撤銷對日禁運。」野村提議，與其尋找一個全方面、雙方都能接受的理想計劃，雙方應先緩和局勢。甚至向美方表示，日本非常認真地在尋找和平方案。赫爾似乎有被打動，他說自己將與英國、荷蘭方面就日本的最新議題展開商談。這讓兩位日本外交官看到了希望。
11月20日東鄉所發出的電報卻讓野村的希望破滅，東鄉認為野村先前向美方所提的「印度支那撤軍方案」不能從《乙案》單獨獨立出來，並且對於野村如此錯法感到遺憾，東鄉近乎命令的方式對野村遞交他的「日本的最終提議」，也就是《乙案》的另一個版本：
1. 不在向印度支那以外的地區進軍。
2. 在開發荷屬東印度資源的方面進行合作。
3. 將商業關係恢復到日本占領印度支那南部之前。
4. 美國不干涉中日和解。
5. 日軍從印度支那南部撤出。
東鄉還表示：「如果我們不能獲得美國（對乙案）的同意，我們只能接受談判破裂的結果。」
結果，東鄉的命令與外交期限讓来栖做出意外的事--他在11月21日來到赫爾的住所會面。
来栖遞給赫爾一封信件，信件中承諾美國參加歐洲戰爭，日本的行動將不受制於《三國同盟條約》，雖然這基本上只是来栖照抄東鄉在11月20日所發出的指示其中一段，這是告訴他如和解釋日本政府在《三國同盟條約》的立場，不過必須等到達成協議之後。
此外，來棲還遞交他的私信給赫爾，信件的內容是：「閣下完全清楚，本人正是在我國政府的命令下簽屬該條約（《三國同盟條約》）的人。我很樂意作出以下表態，相信他將助於消除以前錯誤的印象。母庸置疑，該條約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侵犯日本做為獨立國家的主權......另外，條約第三條規定，日本能夠獨立自由的解釋其義務範圍，不受條約其他方解釋約束。我想強調，我國政府並未被這綁定，不會參與任何協商的侵略行動。我國政府決不會聽從任何外國勢力的命令而把日本人民送入戰爭，只有保證安全、保護國民不受非正義審判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必要性時，才會尋求戰爭手段。我希望上述表態有助於消除閣下一直以來的猜忌。我想補充的是，如果兩國達成全方面諒解，閣下隨時可以公佈這封信件。」」
11月22日，来栖和野村再次的找赫爾，赫爾並沒有對《乙案》做出答覆，相反的，他仍再次向日本的和平意圖表示質疑，赫爾指出：「日本在春天購買的石油並沒有作為普通的民用消費」、「日本媒體出現越來越多反英美的言論」。他不明白，日本的領導者為何沒有公開演講的方式來支持和平，更說他喜歡的是野村所說的一點點地轉動，而非東鄉所提出的《乙案》，因為《乙案》中包含不能干涉中日和解的內容。
當野村詢問赫爾，日本的提議中，美國哪點可以接受，哪些想要日本修改。但赫爾回應：「不能承擔全部責任」，赫爾再問到日本政府是否可以等待他與其他有關的各方代表（荷蘭、中國與英國）商量後再答覆。由於野村不願意逼得太緊，所以他表示願意等待。
當天野村收到來自東鄉的電報，通知他11月25日的外交期限延長至11月29日，但「超過這一期限絕對不行」。延長期限的原因在於考慮到「完成整個（外交）過程需要的等待時間」。這段時間裡，外交官要獲得美國對日本文件的簽署，還要與英國、荷蘭交換正式文件。東鄉附上了草擬的文件，但他知道很難實現。
11月25日當晚，赫爾準備了美國的回覆：美方要求日本立刻從法屬印度支那南部撤出，並將法屬印度支那北部的駐軍減少至2.5萬人。作為交換，美國將解凍日本資產，與日本恢復經濟關係，但有一些限制條件，這臨時的決定以三個月為期限，雙方都可以提出延長。
11月26日下午，野村和来栖被召到國務院，但他們收到的不是赫爾的回覆，而是《美日協定基本綱要》，這就是史稱的「赫爾照會」（赫爾備忘錄），這份文件為美國和日本政府需要採取的步驟，其中有十點方案。文件內提議，美國、日本、英國、中國、荷蘭、蘇聯、泰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尊重法屬印度支那的領土完整和平等的貿易通商待遇。日本政府應將所有的陸軍、海軍、空軍、警察部隊從中國及印度支那撤出；美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同意，除臨時以重慶做為首都的中華民國政府外，不能對中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權給予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協助；兩國政府放棄在中國的一切的法外治權，包含放棄在中國的外國租界和租借內有關的各種權益，以及依據1901年的義和團事件議定書（即為《辛丑條約》）所獲得的各種權益。
日本外交官再取走這份文件前，曾試圖讓赫爾降低美國的要求。来栖說：「日本政府無法坐視汪精衛政權的倒台。」赫爾回應：「汪精衛政府沒能力統一中國，在這個失敗的政府身上浪費時間不值得。」来栖表示：「日本此時無法突然轉變外交政策，很難達成多邊協議。」但赫爾不願意對此討論。野村詢問是否可以直接和總統會談，赫爾雖然很不情願，但他依然同意安排會面。
這一天雖然日本向南海調集兵力讓華盛頓有所反應，不過更重要的是，南雲忠一的艦隊已經從單冠灣出發了，不過東條被矇在鼓裡，他甚至不知道艦隊集結在單冠灣。
赫爾備忘錄在11月27日的正午送至日本政府手裏，雖然他沒有具體期限，但對日本來說，他涉及多個日本政府無法承認的事項，多數的高級官員都認為那是一種侮辱與挑釁，自以為受到欺凌和侮辱（鑒於沒有依照《乙案》提議），多數人認為是時候該打響對美的戰爭了。
11月27日，羅斯福接見了野村和来栖，野村表示對美國最近的提案感到遺憾，羅斯福說：「美國政府感謝日本和平人士支持太平洋地區和平。」「仍然沒有放棄希望（和平）」。他接著總結野村這幾個月來的對話：「日本佔領印度支那南部就像讓美國政府洗了冷水澡」、「而最近日本完全向武力征服的方向傾斜，忽視了整個和平談判及其強調的原則，這種做法和表態讓美國擔心自己會再洗一次冷水澡。」他強調：「對不斷挑戰和平與秩序基本原則的日本領導人感到失望」、「如果日本不幸要效仿希特拉而走上侵略道路」、「美國堅信日本終將成為失敗者。」
野村對此的回應則是請求總統尋求解決危機的方法，但赫爾斷然拒絕了請求，他說：「除非控制政府的那些阻礙和平的人能下定決心，確實要在和平道路上做出承諾並採取行動，否則，正如已經顯示的那樣，談判不會取得任何成果。」
11月30日，36歲的海軍少將高松宮宣仁親王來拜訪他的哥哥昭和天皇，親王對他的哥哥說：「海軍受不起戰爭。大家都認為，如果可能的話，海軍想要避免日美開戰。如果我們放棄這個機會（《美日協定基本綱要》），戰爭將無法避免。海軍將在12月1日為戰爭進行調動，之後，（戰爭）就無可阻擋了。」
昭和天皇向他的弟弟承認，他害怕日本最終戰敗，高松回答說，正是因為這樣，身為天皇材更應該現在採取行動。天皇回應：「如果我不同意開戰，東條就會辭職，之後將爆發一場大的政變，這樣反而引來更多荒唐的開戰理由。」高松宮宣仁親王最終還是無法阻止戰爭而離開皇宮了。
1941年12月1日，這是日本再正式開戰前的第四次御前會議，同時討論「開戰」的問題。政府和軍方並沒有新的觀點，反而是原嘉道表示「赫爾備忘錄」有幾點需要澄清，不過接下來的討論都只是個形式，昭和天皇對於會議中的決議進行批准：「基於11月5日《帝國國策實行要領》，我們與美國談判並未取得（滿意）結果。大日本帝國將與美國、英國、荷蘭開戰。」
其實在11月2日這天，山本五十六就已經發了一封無線電給南雲忠一，這時南雲忠一的第一航空艦隊在珍珠港的路途中，這條消息是「登新高山1208」（新高山指台灣玉山），這表示日本將在12月8日開戰。
本篇文章部分參考：
昭和史的部分：
昭和史（上）【Kindle版】中村 隆英（著）東洋経済新報社（2012/7/26）
昭和史 1926-1945（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671）半藤 一利（著）平凡社（2009/6/11）
大日本帝国の時代―日本の歴史〈8〉由井 正臣（著）岩波書店（2000/11/20）
外交部分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14500、日、米外交関係雑纂／太平洋ノ平和並東亜問題ニ関スル日米交渉関係（近衛首相「メッセージ」ヲ含ム）第一巻（A-1-3-1-1_3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天皇統帥權部分：
統帥権とは何か―軍事が政治に介入した恐るべき時代 大谷 敬二郎（著）潮書房光人社（2015/5/31）
會議部分：
日本海軍400時間の証言：軍令部・参謀たちが語った敗戦 NHKスペシャル取材班（著）新潮社（2014/7/28）
指揮官と参謀 コンビの研究 半藤 一利（著）文藝春秋（1992/12/10）
條約、聲明等等部分：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53200、日、米外交関係雑纂／「対米外交関係主要資料集」 第二巻（A-1-3-1-1_4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2959500、大東亜戦争関係一件／開戦ニ直接関係アル重要国策決定書（第二次近衛内閣ヨリ開戦マデ） 第一巻（A-7-0-0-9_49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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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日本在與美國談判外交的問題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日本不願意放棄在中國的利益，這也是大多數學者所提出為甚麼談判總是破裂的情況，不過沒有提到，日本自欺欺人的設下了「外交期限」，這導致慢慢扶正一些議題成為不可能的事。
日本外交官做出他們最大的努力，基於不讓日本作出開戰的選擇，從野村抵達美國後就不停的嘗試，但美國當時似乎把注意力都放在歐戰上；由民間交流的《日美諒解協定草案》也因為日本認為不是官方的交流而放棄。
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曾讀過1940年對比的日本和美國的工業產量。在美國石油產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鐵20倍、銅塊9倍、鋁7倍，其他產品包括煤炭、汞、鋅與鉛，美國的平均工業產量是日本的74倍。當鈴木93歲接受採訪時，他回應為何沒有公佈數據，他說：「我當時很沮喪......他們似乎已經決定開戰，我的任務只是拿出支持這一決定的資料。但在我內心，我不想開戰。」
如果鈴木拿出這份驚人的工業生產差距數據呢？我們不得而知歷史的「想像」，日本也的確對其戰爭行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而媒體從中推波助瀾的仇美是導致日本民眾支持開戰的主因，從這一點的教訓來說，我們又學到了甚麼？
很遺憾的，對於日本軍隊來說，它並沒有支持國家政策的明確規範，這也被那些戰爭份子利用，最感到無奈的是，昭和天皇搖擺不定的態度，Koichi Kido, Kido Nikki （Diary ofKido Koichi），《木戸幸一日記》記載了天皇許多私下的對話，我們可以明白他在軍人統帥的身分、喜愛和平的願望中，選擇了戰爭，那麼，當天皇的哥哥高松宮宣仁親王前去勸說時，天皇不顧一切的選擇停戰呢？相同地，我們不知道「如果」。
順帶一提，御前會議的問答方式是這樣的，由「御言葉」做開場，這一任務都會落在德高望重的人身上，大正時期均是由那些元老級人物；接下來御言葉會提出天皇的問題（會由側用人傳遞天皇所寫的紙條，遞給御言葉，回答問題也是相同的方式），或者是下方的部下開場結束後直接以口頭的方式講述問題或回答問題。所以天皇開口才會讓全場如此震驚，有人似乎把紀錄會議的日記搞混成全用手寫（笑）。
此外，《木戸幸一日記》會紀錄當天他與誰會面、參加會議的紀錄，「他同時會把自己的感想與心得寫下」，所以，有人也把這點給搞混，誤把木戶的想法當作天皇的想法了，希望他不是老師或者教授（笑）。
僅希望以本文讓各位知曉，當政府、人民、媒體變的盲目時，會有如何下場。
以及日本在和平與戰爭中掙扎的過程。
2015-07-03 21:14:40
1940年的的秋天，日軍抵達了法屬印度支那北部，9月23日的這天，美國的羅斯福政府開始了警覺，但這其實是日本政府對於美國在1938年起一系列抵制其在中國戰場的措施，首先美國對日本實施「道義禁運」，這實際上是對日本所有的飛機進口實施管制；1940年戰爭情況尚未好轉的情況下美國又於1月中止了實施30年之久的《通商航海條約》，這對美國工業出口到日本的材料又限制的更多；事實上日本針對這些禁運措施的回應是佔領法屬印度支那，進而切斷英美援助中國蔣政府的地獄公路，進而結束中國戰場的泥沼；但美國政府卻認為此行為是日本想要擴大控制東南亞的野心，對此，美國出口銀行向蔣政府追加了5000萬美元的財政援助（以鎢沙換取），同時對日本實施金屬材料禁運。
此時日本軍民一體的厭惡美國的措施，1940年9月27日，日本大使来栖三郎與意大利外交部長加萊阿佐．齊亞諾（Galeazzo Ciano）、希特拉，於柏林簽署了《三國同盟條約》，特別的是這個條約繞過了時任駐德大使来栖三郎的同意，不論德國或日本，都急欲簽署這樣的同盟條約來增加談判籌碼。
事實上，1939年7月，當時的日本外相有田八郎與英國駐日大使羅伯特．克萊琪（Robert Craigie）爵士簽署了一張《有田-克萊琪協定》，根據此協定，英國同意不主動反對日本在中國的行動，但也不給與法理上的承認。該協定簽署一年後的1940年7月，英國政府對日本做出的最後讓步是同意關閉滇緬公路，但日本對法屬印度支那的行為（表面上是和法國殖民政府簽訂防禦條約，但事實上形同佔領），終究使英國在1940年12月重啟滇緬公路，並提供蔣政府1000萬英鎊貸款，加上蘇聯在北方的威脅，日本從沒考慮到在1941年後須要面對這麼多敵人。
1940年12月14日，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在一封寫給羅斯福總統的信中提到：
想必你之前已經看過我的一些電報。在那些電爆以及這封信中，我們都試圖盡可能清晰、準確地呈現當前日本的情況。我們不得不摸索著來獲取訊息，因為日本也常常處於一種「右手不知左手在幹甚麼」的情況。日本人所謂的「新結構」（近衛文麿的新體制運動）一團糟，政府內部的持續爭吵與分歧空前激烈。打著正義口號的一步步邁向集權主義，這已經完全不是那個我們曾了解並喜愛的日本了。
對於美國來說，當時加入歐洲戰場的機會越來越大，1941年3月的《租借法案》對美國支持其盟國的情況加劇美日關係惡化。但近衛文麿其實並無意與西方各國開戰，近衛文麿當時正努力於中日事變中脫身（因為日方並無向蔣政府宣戰，所以用「事變」來稱呼這場戰爭），當時的政府與軍方其實都曉得自己並沒有能力發動另一場戰爭，畢竟在1940年的當時，日本93%的石油來自美國（荷屬東印度已經減少供應石油給日本）。
但所有的高層其實都很清楚，近衛文麿面臨的問題其實不在於荷屬東印度或美國，中國戰場已經成為泥沼，儘管日本政府並不承認蔣政府，但他們知道，只有蔣政府才能與他們談和。
1882年，29歲的明治天皇頒布了《軍人敕諭》，文件按照禮儀從天皇手中遞給下屬，這個儀式不僅針對外界，也針對日本群眾，這個行為清楚的表明日本認真的開啟現代化，並對西方所簽署的不平等條約感到不滿。
《軍人敕諭》不只是軍隊的準則，同時也是天皇對軍人的命令，針對快速變遷的時代，軍人也應保持忠節、禮義、武勇、信義、質素，這五德作為指導原則中，忠節則是其中最重要的。《軍人敕諭》的片段即可闡明：
朕即為汝輩軍人之大元帥，故即倚汝輩為股肱，汝等亦當仰朕為元首，效其親愛。朕之能否保衛國家，上應天心，以報祖宗知殊恩，全視汝輩軍人之能否客盡其職......軍人當以盡忠盡節為本分......保家衛國，維持國權，即唯兵力是賴，則當明兵力之消長，即為國運勝衰之所繫，故當毋為世論所惑，不為政治所拘，唯以守己本分之忠節為主。需知義有重於泰山，死有輕如鴻毛。慎物喪失節操，而徒受無恥之污名可也。
雖然是這樣，但政府與軍人之間確切的定義仍很難釐清，並沒有說明軍隊要響應政府的號召。八年後的《明治憲法》也沒有明確的說明，這給半個世紀後的右翼政客與極端主義官員有利用的空間，他們可以利用天皇的名義來執行各種不同的政策。這也說明了《軍人敕諭》是日本發動珍珠港攻擊的遠因之一。
明治結束於1912年，嘉仁天皇即位，日本開始了積極的建設與發展，同時充滿爭議的議會制也在這時開始，正所謂的「大正民主」（1912年至1926年的大正年間），但嘉仁天皇小時候的過腦膜炎，身體虛弱、精神狀況愈來愈差。1921年的內閣都認為裕仁太子應該趕快即位。
鑒於未來的角色，裕仁皇太子在1921年3月至9月間訪問歐洲，到過英國、法國、比利時、意大利，英國對於裕仁太子的影響相當深刻，同時也讓日後的昭和天皇成為戰爭遠因的一部分。《日英同盟》在1920年簽訂，英國國王喬治五世對太子是相當照顧的，在前往珀思郡（Perthshire）阿索爾伯爵（Duke of Atholl）的城堡後，太子對這位伯爵簡單的生活感動，一次以歡迎皇太子的舞會上，阿索爾伯爵對這些人說「讓我展示真正的蘇格蘭舞蹈」，他和他的妻子一同前往舞池，與佃農手牽手跳舞，裕仁太子從震驚到欣賞的想法裡意識到，只要貴族與富人過著簡單的生活，就不用擔心階級鬥爭。
在英國的這段日子讓昭和天皇養成吃傳統英式早餐的習慣，也對英國王室「統而不治」的理念影響，這對大戰產生了一個點，就是昭和天皇從不否決（或說做決定）任何提議。
1921年10月，陸軍士官學校1904屆的3位在日後二戰史上留下名子的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岡村寧次秘密在德國黑森林附近的溫泉小城巴登（Baden-Baden）會合，三人不僅是同學，更密謀對日本帝國陸軍的改革，三人因為出色的能力被稱為「陸軍三羽鳥」。第二天，1905屆的畢業生東條英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這四人在未來10年都獲得不同程度的提拔。他們以各自的方式使陸軍更團結。
1922年初，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兩人的矛盾隨著時間愈來愈加大，因為小畑敏四郎是「皇道派」的支持者，這個派系以極端民主主義的荒木貞夫、真岐甚三郎為主，以極端與恐怖的方式維持天皇權力，在他們的想法裡，日本必須團結在天皇神聖的權威下。
永田鐵山的派系被稱為「統制派」，在分類裏反對「皇道派」大多屬於這個派系，永田認為未來的日本是以陸軍為核心，成為一個高效率、為全面戰爭做好準備的國家。「統制派」非常務實、理智與不擇手段，有很多部門都支持，1940年近衛文麿再次擔任首相時也支持他所想的「新秩序運動」。
到了1930年中期，透過同學岡村寧次、學弟東條英機的幫助下，1934年永田鐵山被任命為陸軍省軍務局局長，他有權力做重大的改變，但在1935年8月12日，被40多歲的相澤三郎中校砍中頭部一刀、背部兩刀、致命傷喉部一刀，最後死在自己辦公室的地板上。
由於永田的人事異動影響了「皇道派」在軍方的地位，這使得相澤非常氣憤，諷刺的是，相澤進入時，永田正對如何控制極端思想的軍官進行會議。不過，審判的過程中，他獲得許多人的支持與同情，雖然最後被判處並執行死刑，但這件刺殺事件對兇手的的聲援多得令人感到驚訝。
1936年2月26日，這樣的暴力事件最後演變成軍事政變，支持「皇道派」的青年將校帶著1500名士兵殺害了多名政府重要官員，包含大藏大臣與內大臣，這些士兵其實並沒有特別的支持頃向，但因為來自貧困家庭，許多的不滿使他們被這些軍官利用。
其實，這場政變的策劃者想擁立昭和天皇的長弟秩父宮親王成為它們的新領導者。昭和天皇對這場政變的態度相對於他先前或以後的行為可以說是少見，他一面譴責這些人發動夜間襲擊是懦弱行為，對他們殺害手無寸鐵還穿著睡衣的老人感到憤怒。但奇怪的是，天皇公開譴責後，民眾卻依然對兇手表示同情，甚至是讚賞。
這些主要的策劃者被處決，卻被認為是烈士，因為他們宣稱要把天皇和日本從錯誤的方向救出，在槍決之後，就沒有更多的恐怖事件了。
雖然發生了這麼多流血事件，但派系間並沒有勝利者，1940年7月「自動」接替永田地位的人是東條英機，他利用在第二次進衛內閣中擔任陸軍大臣的地位，於1941年1月8日發佈了《戰陣訓》，其中一條最令人詬病就是「活著就不能接受被俘擄囚禁的侮辱」，這使日後日本平民與軍人的命運更加悲慘。
1930年1月21日到4月22日的倫敦海軍會議，日本首相濱口雄幸透過簽署《倫敦海軍條約》來獲得海軍省的支持，因為他提議將美英日在華盛頓會議上所簽的《華盛頓海軍條約》中的主力艦噸位從5：5：3調整為10：10：7。
但海軍軍令部明白濱口將透過這次的事件來削弱軍方權力，在右翼、立憲政友會、樞密院保守派的聯合下，海軍軍令部表示《倫敦海軍條約》比預期的目標少0.4%。濱口的回應是「樞密院反對我們也沒關係，我打算請求天皇批准，我絕不妥協」終於，9月19日在樞密院的讓步下，10月27日英國首相、日本首相、美國總統共同通過廣播宣布了正式的決定。
這次事件卻使立憲政友會利用海軍軍令部的反對意見，斥責濱口侵犯了「統帥獨立權」。強力的聲音來自立憲政友會的議員鳩山一郎，他認為參謀本部和軍令部在這些軍事問題上必須享有特殊的政治權力。為了打擊對手，鳩山一郎不限制軍隊權力來加強政黨政治，反而破壞議會政治的基礎。
政黨政治在口水聲中沒落，首相濱口被一名極端的民族主義者開槍打傷，鳩山一郎便利用這個機會要求首相到國會接受諮詢，在濱口無法出席的情況下，代理首相遭到嚴重的人身攻擊。濱口不顧醫生的反對，參加了1931年3月的國會，他決定要推動社會改革法案。法案的內容大致為保障工會和田地租賃、降低稅收、國家財政合理化（有機會削減日益龐大的軍費）、合法男性投票年齡從25歲修改為20歲並在地方選舉中給予女性投票權。
濱口穿著拖鞋，跌跌撞撞的走上演講台，以微弱的聲音回答反對黨的問題，但反對黨總以「大聲點」、「滾去死吧」回應，這真是日本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頁，改革也無疾而終。
30年代間，日本社會不安動盪，支持軍國主義的人愈來愈愈多，反對者、自由派、溫和派甚至是軍方都不斷遭到刺殺身亡，如同前面所寫的1935年永田鐵山事件，這樣的暴力事件演變成大範圍的恐慌行動，鮮少有人敢出聲反對。1931年9月關東軍佔領中國東北後，指揮官本庄繁宣稱「這些佔領行動雖然沒有經過批准，但是出於大公無私，而且沒有迴旋餘地」這些軍人以「統帥獨立權」來為自己的行為變護。
時間來到1937年6月4日，日本人期盼已久的近衛文麿當上首相，即便經濟大蕭條、天災以及隨之而來的農產品不足，都沒有讓日本人認為近衛文麿不足以治理，但近衛一上任的內閣名單卻令一些人失望，雖然上一次選舉中，立憲民政黨取得壓倒性的勝利，但近衛卻拒絕這些有黨籍的成員，近衛內閣中只有兩名來自親近軍對並支持極端主義的新政黨。在此看得出近衛討厭多黨制，而且也沒打算讓議會制復活。
近衛文麿上任一個月後，中日爆發戰爭。1937年7月7日的那夜，日軍的一小群人在永定河邊進行空槍操演（日本因為1901年簽署的《辛丑條約》第九款而可以駐紮在此地），根據最流行的說法是，一名日軍士兵失蹤，他們要求進入東北軍駐守的宛平縣城搜查，理所當然的遭到拒絕後，雙方發生口角，不過並沒有太大的行動，隨即在召集部隊的過程中，失蹤的日本士兵又回到部隊裡，但雙方已經發生武裝衝突了。
這一切的根本要歸咎於石原莞爾在1931年所精心策劃的入侵「滿州」，不過石原本人卻認為要避免與中國發生衝突，因為更大的假想敵是蘇聯。在日本一陣喧嘩吵雜的討論後，最終認為日本還沒準備好向中國發動全面戰爭，與中國休戰的秦德純松井協定在7月11日簽定，許多人預測這場衝突會與先前數場相同。
不過，與簽署協定的一天，近衛文麿推動了一項中國華北增兵計畫，近衛向來有收買軍方強硬派的意思，而強硬派總對日本避免戰爭的政策感到不滿。但這個增兵計畫卻被視為戰爭動員，蔣政府將這個增兵計畫視為日本的擴張計畫。
近衛本人在7月11日晚間，在他東京的官邸招集了議員、金融界、媒體，宣布了他的增兵計畫，並號召他們以國家遭遇危機的名義發動全國動員。第二天，日本的報紙將這個增兵計畫解釋為「為了讓（中國人）產生悔意」，對此中日的休戰協定就這麼被擱置著。
而近衛的目的僅僅是想加強日本在國際上的地位並且將國家上下團結餘一起，但是在當時的人眼裡，近衛是非常強硬的人。當時的評論家就說了「當戰爭打響後，他指揮的日本將破釜沉舟、孤注一擲」。這個休戰協定到7月20日蔣介石批准時似乎已經是張廢紙，日軍已經開始轟炸南京、上海、杭州，近衛對一位反對中日戰爭而被調回日本的陸軍中校池田純久說：「這場衝突是年輕的陸軍軍官發動的」，對此池田的回答是：「公爵先生，恐怕不是軍隊，而是首相你本人發動了這場戰爭......看看報紙上都在說些甚麼，儘管你的政府之前都是採取避免事態升級的政策（在你通過言行鼓勵那些渴望戰爭的軍官，並賦予他們權力後），戰爭的爆發一點也不讓人感到奇怪。」
1938年1月，蔣政府的首都南京倍日本陸軍攻陷，隨之而來的是大屠殺、強劫、強姦，近衛在此時錯誤的認為戰爭即將勝利，他發表了一系列的談話，他說：「（國民黨）的侵略行徑讓日本帝國忍無可忍」、「日本不會與蔣介石接觸」、「別無選擇，只有訴諸武力，讓（蔣介石政權）付出代價」，雖然這個聲明是毫無道理的，但近衛其實已經想結束這場衝突（日本政府並沒有向中國宣戰）但卻不知道如何做起，他對中國的政策開始前後矛盾，一方面他同意向中國增兵，主動增加軍費，讓國內進行更密集的戰爭動員；但他卻尋求和蔣介石的接觸，想透過談判結束戰爭，不過有和平的希望時，近衛只有兩個選擇，滿足軍隊強硬派的希望或者是猶豫不決。
但通常近衛都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像是1937年12月初，日本將攻陷南京時，蔣介石透過德國駐中國大使陶德曼向日本轉達願意談判，不過近衛卻拒絕了中國的主動示好。
1933年2月24日，在日內瓦湖畔的威爾遜宮裡坐著多位國際聯盟的代表，他們分別以42票贊成、1票反對、1票棄權（泰國）、智利不投票，接受了《李頓調查團報告書》的決議，日本就是那唯一的一票反對，而報告書的提議是，建議日本撤走部隊，恢復中國行使主權，但日本代表拒絕了。
這位日本代表松岡洋右（1880年3月4日－1946年6月27日）走上講台時，把預備好的演講稿丟在桌上，他大聲的宣讀：「讀一讀歷史吧！我們從俄羅斯手中解放了滿州，我們一手締造了滿洲的一切......日本從始至終一直都是遠東和平、秩序、進步的中流砥柱」。他這樣回應報告書中的提議：「美國人會放棄對巴拿馬運河區的控制嗎？英國會把主權交給埃及嗎？」他沒預見1999年12月31日美國將運河主權交還巴拿馬，更不用說1936年英軍撤出了埃及（雖然是不完全的撤出，英軍仍保有蘇彝士運河、亞歷山大港周邊），但他在演講完後，揮了揮手，日本代表團全體離席。
合眾通訊社（1958年4月28日，合眾通訊社與國際通訊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合併為合眾國際社）駐日內瓦的記者發出的報導是這樣的：「代表團由衣冠楚楚的松岡洋右率領......看起來沉重而堅決」代表團離開時「壅擠的走道裡混雜著噓聲與掌聲」。
《李頓調查團報告書》雖然建議日本撤走部隊並且譴責他們的行為，但報告裡承認日本在滿州地區的發展與貢獻及既得利益。國際聯盟的目的其實是因為大多數的會員國都有殖民地，單獨出面指責有失尊嚴，所以透過國聯會議的方式譴責，不過松岡洋右如此戲劇化的表現卻是始料未及，同時也是推向日本孤立化。
為何日本會派出松岡洋右做為代表？這和他的經歷有關，松岡洋右生於1880年3月4日的日本山口縣，松岡家雖然因海上貿易而富裕，但因為父親投資失敗而破產，哥哥生性喜好揮霍，所以松岡家快速的沒落了，松岡洋右只好在13歲時投奔在美國西海岸做生意的親戚。
到美國之後，松岡被住在俄勒岡州的美國家庭收養，隨即搬到加州的奧克蘭，他的英文名子是弗蘭克（Frank），他一面念書一面打工，餐廳、農場、樓管、鐵路工，甚至是充當牧師主持婚禮，雖然辛苦，但松岡洋右卻熱愛這片自由的土地，雖然身為黃種人的他無時無刻都要忍受歧視，但他的美國養母伊莎貝爾．鄧巴．貝弗里奇（Isabelle Dunbar Beveridge）幫助他非常多，也讓松岡洋右接受了循道宗（Methodism）的信仰。
在俄勒岡大學以第二名的身分畢業，取得法學學位後，1902年回到日本，兩年後，24歲的年紀通過外務省的考試（130人取7人），也正好躲過日俄戰爭的徵招，他大部分的時間都在中國，也到過俄國，1919年時也以日本發言人的身分參加巴黎和會。在1921年時，他離開了外務省，進入南滿州鐵道株式會社，事業如日中天，1927年成為副總裁，並以立憲政友會的身分在1930年選上眾議院議員。
1931年9月的滿州事變（九一八事變）時，松岡洋右並沒有支持「軍事占領」但支持「接管」，這是因為擔心蘇聯從北方來襲，身為如此了解滿州的他，認為中國東北是日本的生命線。
1933年3月8日，松岡洋右向代表、聽眾們演講：
日本政府現在不得不做出結論，日本和國際聯盟其他成員在實現遠東和平的方式上看法不同。日本政府認為，中日分歧的問題上，日本與國際聯盟的合作已經達到極限，但日本政府仍將盡最大努力確保遠東地區和平，保持並加強與其他大國的友好關係。
松岡洋右戲劇化的退場受到日本民眾的喜愛，報紙將松岡雕塑成不畏懼西方以及不受其凌辱的偉人，松岡利用他在國內「英雄」的身分，在1933年12月辭去眾議院的職務，並在1935年8月到1939年2月間回到滿鐵擔任總裁，協助樋口紀一郎在1938年3月將被擋在滿州國外的猶太人，用他公司的火車送往上海。
1940年7月22日，再次成為總理大臣的近衛，邀請松岡洋右參加他的內閣，為他準備的位子是外務大臣，1940年9月27日簽訂《三國同盟條約》的一年，1941年3月13日，松岡前往歐洲參加同盟一周年的慶祝，他卻繞道蘇聯，4月13日便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他認為這是加強版的《三國同盟條約》--「四國諒解協議」（他自大的說這是「歐亞大陸同盟」將要與自由主義的英美對峙）。
4月22日，松岡回到了日本，松岡洋右第一次看到來自四天前的《日美諒解協定草案》，由於不曉得這其實只是民間自主的交流，松岡錯誤的認為自己拉攏蘇聯，使美國願意展開外交談判的策略奏效了。
《日美諒解協定草案》事實上事由近衛文麿的同學井川忠雄與兩位美國牧師所擬定，井川在1920年擔任日本駐紐約總領館的財務主任，他是在那時認識這兩位牧師，在1941年緊張的氣份中，井川從牧師那邊聽說羅斯福同意透過外交尋求解決方案，2月27日他藉口解決與美國籍前妻的糾紛前往紐約。
井川忠雄雖然是位彬彬有禮、外表俊朗的銀行家，但他畢竟不是外務省的人，日本駐華盛頓的外交人員對他相當冷漠，不過，剛上不久的野村吉三郎在紐約沒甚麼朋友，也不太熟悉，而且松岡洋右在野村上任之前曾告誡他要遠離這位銀行家。3月8日，在井川秘密的安排野村一次會面美國國務卿後，野村開始對他刮目相看。
牧師到達日本大使館後，《日美諒解協定草案》的初稿由42歲的岩畔豪雄上校、野村吉三郎、大使館武官和一名專家的研究下歸納了幾點，並討論出了一些主要內容：
美國和日本承認，兩國是太平洋地區的強國，將共同努力該地區的和平，達成友好諒解。
日本承認簽署《三國同盟條約》是為了防止歐戰擴大。日軍只有在德國受到非戰爭協力國家的主動攻擊時才會履行其軍事義務。美國對歐戰所做出的回應在出發點上只能是保護自己的利益和安全。
美國總統勸告蔣介石政府與日本講和，為此，美國總統和日本政府同意：（a）中國獨立；（b）日軍基於中日條約撤軍；（c）不吞併中國領土；（d）沒有賠款；（e）中國崇起門戶開放政策；（f）蔣介石政府與日本支持的汪精衛政府實現合併；（g）日本克制不向中國大規模移民；（h）承認滿州國。
美國和日本都停止以恐嚇為目的的向太平洋地區部屬空軍與海軍力量。
兩國恢復《通商航海條約》
日本在西南太平洋（包含東南亞）獲取利益不能依靠武力，只能透過和平方式。做為交換，美國將確保日本的資源獲得，包含石油、橡膠、錫、鎳。
為了確保太平洋的政治穩定，美國和日本都不能接受歐洲對太平洋地區的侵入，雙方確保菲律賓的獨立，美國會確保日本移民受到公平對待及沒有歧視。
4月16日，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詢問野村，日本是否願意基於這份日本修改過的文件來和美國談判，但赫爾表示：「包含多項條款我國政府都願意同意」，一些條款「需要修改、擴充獲全部刪除」，另外還有一些新的要加入。野村向東京發送的電報並沒有赫爾這些「多餘」說明，使副外相大橋忠一非常感到興奮，認為美國拿出了一份滿足日本要求的提案，但是其實美國認為這協議需要修改。（條約都在，昭和16年（1941年）4月17日，野村大使發近衛外務大臣宛公電第二三三号（至急、外機密、館長符号扱）（写）」（1ページ）（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提供）內。）
松岡洋右卻覺得不對勁，他在美國的經驗告訴他，美國人不可能做到這種程度的讓步。當他要求查看英文原文時，讓松岡跌破眼鏡，他說：很顯然，這不是美國的文件，這是日本人寫的。所有人，包含近衛文麿公爵，似乎都認為最艱難的時刻過去了，我們只須要給美國一個肯定的答覆。多麼愚蠢阿！我敢保證，一但我們開始談判，一定會出現各式各樣的問題......由於中日戰爭還在繼續，我們的談判將無法取得滿意的結果......如果談判失敗，軍方將有理由發動戰爭。我知道我是對的。「基於國際形勢的變化，我們也許被迫要與美國開戰。如果日本要與美國打仗，我們就要拿出最極端的戰術......依靠我們的第一和第二航空部隊的全部力量，我們必須設法給美國在夏威夷的艦隊一記重擊，這樣美國才能在一段時間裡不敢向西太平洋進發（日本在該區內將面臨荷蘭與英國）。我們的目標將是美國戰艦......這不容易實現，但我決心要不習一切代價完成這項計畫，我將親自指揮航空部隊，我想要讓你仔細研究該計畫的可行性」。
1941年2月，大西瀧治郎少將在給海軍少校源田實這封信，他讀完後驚訝的說出一句話「了不起的想法」。1908年，美國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建立海軍基地以來，日本海軍一直認為自己有可能被美軍襲擊，這讓日本很擔心。當時的主流想法是：通過空中打擊與潛艇來阻止美軍前進，但山本五十六卻反其道而行。1941年4月大西瀧治郎遞交了珍珠港的攻擊計畫，他去除了航空魚雷，轉而利用俯衝轟炸和水平轟炸。山本則回應如果現在的魚雷不能在他的計畫中奏效，那就去改良魚雷和提高飛行員的能力來使他發揮作用，但大西還是抱持著自己的想法。
4月的另一件大事，伏見宮博恭親王即將退役，他留下的軍令部總長一職將由昭和天皇任命，對於海軍中不想讓日本與西方為敵的人，這是一個掌握主動權的好機會，伏見宮博恭親王曾在1930年領導軍令部反對濱口雄幸簽署《倫敦海軍條約》。
在1940年9月上任的海軍大臣及川古志郎透過自己的身分，讓伏見宮博恭親王派系的永野修身來接替這個位子，在伏見宮博恭親王是昭和天皇的叔叔，以及在海軍中的資歷加上具有皇族血統下，米內光政、山本五十六、井上成美三人也無法撼動永野修身成為新任軍令部總長，山本對他的前上司的評價是：「這個相信自己是戰略天才的人現在成了軍令部總長，而他其實還差著遠呢......戰爭似乎已經打響了！」
1941年6月22日，德國正式與蘇聯爆發戰爭，松岡洋右此時被迫接受他的四國外交崩潰了，在這之前《日美諒解協定草案》的爭議，使松岡與近衛兩人產生了間隙，而且還鼓吹日本應當進攻新加坡，在英國忙於對付德國的時候，參謀總長杉山元非常震驚，因為他曾在松岡前往歐洲前就告訴過松岡進攻新加坡是不可能的。
結果，松岡洋右居然在德國巴巴羅薩行動後，直接呼籲軍方向蘇聯開戰，這讓近衛十分尷尬，近衛第二天前往皇宮向天皇解釋，遠征蘇聯是松岡的「想像」。不論如何，儘管松岡猜測的許多事是正確的，但他大膽玩弄邊緣政策的結果，他在內閣裡已經沒有朋友了。
日本陸軍向來把蘇聯當做主要的假想敵與對手，但是這次沒有支持松岡洋右的原因在於，日本沒有可以在西伯利亞與蒙古地區作戰的重型坦克，1939年的諾門罕事變中就已經很清楚蘇聯對日本的優勢是如何了，況且日本也沒有足夠的部隊同時對中國及蘇聯作戰，1941年6月的當下，陸軍決定和海軍一同支持法屬印度支那的南部擴張計畫。
軍方強調這次的計畫會在適當的「外交」壓力下完成，而且認為透過佔領整個印度支那，日本不但能夠建立更接近英屬馬來亞和荷屬東印度的戰略根據地，還能建立能長遠自給自足的經濟圈，使日本能打一場規模更大的戰爭。
不過松岡此時和大多數的英國人、美國人、德國人一樣，錯誤的認為蘇聯將被德軍迅速消滅，但他說對了一件事，如果日本決定佔領更多法屬殖民地，將引來英美的強烈報復，因為這樣過分的顯露出日本佔領東南亞地區的野心。1941年6月底，整個東京都在討論要攻打北方（北進派）還是南方（南進派）。
從日本決定戰略構想的過程來看，這些想法都是陸海軍最高統帥機關「大本營」提出，參謀本部（陸軍）、軍令部（海軍）提出戰略建議，作為內閣一份子的陸軍省、海軍省也會提出建議（但不是這麼常見）。但戰略構想其實很少由大本營的高級官員提出，而是陸海軍下設的各局、課提出，這些構想常常符合陸海軍自身的需求，坦白說就是為了自己單位的利益。
6月24日，陸海軍取得了「日本應當占領法屬印度支那南部」的共識，而陸軍是否進攻蘇聯則視有沒有利的時機，近衛文麿將這個計劃認為是除掉松岡洋右的最佳方法，其實他忘記先前依賴松岡的強勢來制約軍方。6月25日的連絡會議（非正式的會議，即是各部門交換意見）上，松岡意外的只說明「該計畫需要迅速的行動。既然決定了，我們就執行下去吧」，當參謀總長杉山元與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外相松岡洋右覲見天皇時，松岡再次要求進攻蘇聯。
7月2日的御前會議上瀰漫著緊張的氣氛，御前會議通常是決定戰爭開始或者結束，參加的人除了天皇，還包含主要的內閣大臣、內閣書記官、企劃院總裁、樞密院議長、參謀總長、次長、軍令部總長、次長、陸軍省及海軍省的軍務局長。昭和天皇曾對御前會議做了解釋：「御前會議真是奇怪的會議......天皇沒有決定權，無法左右會議氣氛。」天皇的許可只是一種形式，沒有憲法約束權。
70多歲的樞密院議長原嘉道拋出了一個敏感的問題，他說：「我們必須謹慎出兵......讓印度支那聽從我們號令的方式就是展示力量。但動用力量是另一回事......我們不想看起來像是入侵......你們說不會逃避與英美的戰爭......但你們要如何將這一決心與現實保持一致？我傾向認為，如果我們進駐法屬印度支那南部，英美會做出回應......如果促使兩國聯合對付日本該怎麼辦？我想要得到明確答案。」
東條英機承認，這的確是值得考慮的重要問題，松岡也是如此看待。軍方的其他官員則向原嘉道保證佔領過程不會發生衝突，也不會使用武力。松岡雖然也不願意取消佔領計劃，但也表示了「有可能動用武力」，即便台下吵得激烈，昭和天皇仍默默的聽著。
事實上，前年的法屬印度支那的北部佔領行動中，日本士兵就曾向不願意離開的法國士兵開槍，對此西方人眼中日本人是無賴的形象更加強了一番，這也就是原嘉道考慮的地方。但每一次提到與英美開戰的問題時，軍方總給了模糊不清的答案。參謀總長杉山元總結了其他人的意見回答：「我們十分必要執行這一個計劃，以對付英美的陰謀（經濟孤立）。如果德國的計劃遭到挫折，當然可以預見美國會與日本開戰。但現在德國勝利在望。我想美國不會在印度支那的問題上與我們為敵。當然我們必須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佔領。我們一直想推進到泰國，但這樣就會和馬來亞靠得太近，會惹來太多麻煩，我們這一次就到法屬印度支那為止。」
昭和天皇對佔領印度支那感到不安，他在6月25日就對這份計劃表示：「鑒於國際法準則，這樣的計劃讓我疑惑。」可惜因為其他官員與軍方都相當有信心，對此天皇並沒有決心要阻止計劃實現。
御前會議結束後，海軍官原被招集到東京，以便通知他們日本政府的決定。山本五十六問了一個問題：「我們真的為一場空中戰爭做好準備了嗎？」古賀峰一說：「你怎麼能不跟我們商量就同意這樣的重大決定？萬一戰爭真打起來怎麼辦？你不能只對我們說，好吧你們上陣打仗吧，我們贏不了！」指揮官們氣憤的直問他們的上司永野修身，但永野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回應了：「我能怎麼說？這是政府的決定。」
7月2日這天通過的佔領印度支那的決議，說明了大多數的日本領導人都沒有意識到迫切的危機。近衛文麿的書記官透過新聞發表會向全國公佈「鑒於目前形勢，政府近來做出一項重大的政策決定」。美國在一周內破譯了日本向其駐紐約大使館的電文，羅斯福對於日本不願意進攻蘇聯感到欣慰（兩者透過租借法案合作），但對日本願意南進冒險向英美開戰感到震驚。
7月16日，這一天有了重大的變革，近衛文麿讓他的內閣集體辭職，以便回應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所要求的讓松岡下台，但松岡並不願意辭職，由於《明治憲法》的規範，近衛不能開除大臣，他只好以迂迴的方式放松岡辭職。
松岡洋右被迫辭職後，接任外務大臣的是海軍上將豐田貞次郎。隨即而來的危機則是7月23日的那天，美國透過破譯電報知道法國殖民政府和日本的協議後，向野村吉三郎轉達終止談判，並在兩天後凍結日本在美國的所有資產，荷屬東印度、英國、加拿大、紐西蘭、菲律賓也跟進。日本對此感到相當意外，豐田貞次郎在7月24日的會議上表示：「如果美國實施全面的石油禁運，將會是個大麻煩。」
跨了國際換日線後，同樣的7月24日下午五點，野村吉三郎在橢圓形辦公室見了羅斯福總統，談話中，羅斯福暗示日本如果試圖使用武力來獲得荷屬東印度的石油，美國將進一步制裁，甚至發動戰爭。同時也提到他曉得豐田貞次郎是野村在海軍服役時期的老朋友，羅斯福藉此做了大膽的提議：「如果日本政府放棄軍事佔領印度支那，或者佔領步驟已經實施的前提下，日本政府如果願意撤軍，美國總統將向日本政府保證，他將進一切讓中國、英國、荷蘭與美國政府聯合發出聲明，宣布印度支那成為像瑞士一樣的中立國，日本也要做出相同承諾。」
雖然這樣的提議打動了這位外交官，但遠在日本的豐田貞次郎卻不願意得罪軍方，他只想打安全牌。7月31日這天，永野修身抵達皇宮勤見天皇，轉達軍方新的作戰計劃，他對天皇說：「我們應當避免與美國開戰」同時也認為《三國同盟條約》阻礙了日本與美國的外交。他向天皇警告：「如果我們的石油供應被切斷，我們兩年就用完存量。如果戰爭爆發，我們將在十八個月用完庫存」「為了在有限時間內使日本的存活機會最大化，我們別無選擇，只能進攻。」
「我們能打一場大勝仗嗎？就像我們在日本海（對帝俄）的勝利？」天皇問道。
「我連獲勝都不能肯定，更別提是在日本海得到那樣的巨大勝利。」永野回答。
「那將是多麼不計後果的戰爭阿！」天皇驚呼。
1941年6月20日在伊勢灣的一場演習中，日本海軍旗艦「長門」與另外一艘戰艦「日向」上接待了一群「總戰力研究所」的研究生，這場演習在山本五十六的指揮下出色的完成，尤其是類比發射的魚雷能在完全黑暗的情況下命中目標，這令人感到驚訝。
演習結束後，山本詢問這些來賓的意見，來自朝鮮總督府辦公室的日笠博雄恭敬的回答：「長官，我對反潛的能力印象深刻，你轟炸的的戰略也很出色，但我覺得空中打擊能力有些弱。」若換作是其他人，日笠可能當場就被訓斥了一頓，但山本獎勵了一瓶威士忌給他，山本對日笠敢直言不諱的個性感到高興，他覺得日本精英普遍缺乏說實話的能力。就和山本認為的一樣，這些巨大的戰艦並非堅不可摧。
這些研究生回到研究所後，從7月12日開始模擬全面的戰爭，研究生們必須以月份為基礎來做模擬政策，用來推估國內外兩年內的變化，他們參考政府部門所提供的「真實資料」。不論如何選擇，日本都會與美國開戰，只要日本堅持現況不讓步。
況且，他們做完模擬後認為，只要深入東南亞，必然使日本與西方開戰，連透過外交阻止戰爭的機會都沒有。多數的結果是，日本能夠佔有印尼的油田，但敵人駐紮在菲律賓的艦隊將使日本的船隻損失巨大，無法將石油運回本土。結果，多數的研究員認為這場戰爭毫無勝算，不應開打。
這些研究報告上呈近衛內閣後，東條英機的臉刷白，這和他的推論結果相同。畢竟，陸軍省自己的戰爭經濟研究辦公室．綜合參謀本部駐紐約的情報人員表示，美國的工業能力是日本的二十倍。雖然東條明白結果，但他卻要求研究小組不能把報告外流。
7月底，永野修身拿著計劃覲見天皇的那天，昭和天皇感到相當不安，五週後，永野帶著「升級版」的計劃回到皇宮裡。天皇少見的發出一系列問題：「戰爭和外交不能同時進行，外交必須優先」，「日本在南方的戰爭會持續多久？」
杉山元：「陛下，我們準備在三個月內完成在東南亞的任務。」
天皇：「中國事變發生時，你擔任陸軍大臣。我記得你當時告訴我，戰爭將在約一個月後結束。但漫長的四年過去了，戰爭還沒有結束！」
杉山元：「中國有廣闊的偏遠地區。所以我們無法按照最初的設想完成計畫。」
天皇：「如果你說中國有廣闊的腹地，那太平洋起不就更加寬廣。你基於甚麼理由得出三個月的結論？」
杉山對天皇的質問感到尷尬，當他低頭掩飾自己的臉紅時，永野出面替他解圍。雖然陸海軍關係相當糟，但這兩位總長彼此的關係不錯，永野這樣回答：「如果把今日的日美關係比喻成一個病人，那這位病人急需手術治療。如果不做手術坐視不管，病人將逐漸衰弱。並不是說病人沒有康復的希望，而是我們必須在能有70%至80%成功的希望時做出決定。統帥部期盼外交談判能取得成果，但一但失敗，恐怕我們必須要拿出足夠的勇氣來實施手術。」
對此，天皇把對杉山的問題再一次的丟向永野，回答是：「我不能保證一定，因為這基於人力，也基於神力」，杉山強調「戰爭不是統帥部的首選，但鑒於當前面臨的危機，日本不得不為戰爭做準備」，「如果（透過戰爭）能有解決問題的一絲希望，我們就必須試試。」
天皇最後問了一句：「那麼我再問你，最高統帥部想要從今天起把更多的重心放在外交上，我這樣理解對嗎？」兩位總長均表示肯定。40歲的昭和天皇下意識感覺，主戰的言論是站不住腳的，如果批准了將會帶來毀滅性的災難。身為日本的最高統帥，他想要避免戰爭的想法與他身為武裝部隊最高統帥的責任是互相衝突的，但身為最高軍事統帥，他必須保證日本透過軍事準備來存活，於是他最後「默許」了戰爭計劃。
1941年9月6日上午10點，御前會議和往常一樣開始，代表天皇發問的依然是70多歲的樞密院議長原嘉道，他問了和天皇先前差不多的問題：日本對外政策到底是軍事還是外交？兩位軍事總長並沒有回答，現場瀰漫一股沉默。這時，天皇卻打破了沉默，這讓大臣們感到驚訝，他說：「原嘉道議長剛才的問題提的很合適。很遺憾兩位總長沒能力回答。」隨後他在胸口的口袋掏出了一張紙條，上面是昭和天皇一生的偶像，已故的明治天皇所寫的：「四海之內皆兄弟，緣何風雨亂人間。」
這首和歌創作於日俄戰爭，昭和天皇想透過這樣的行為來表達對新計劃的不安，以及想要避免戰爭的渴望，不過卻讓會議的氣氛感到有些古怪。由於歷史上沒有天皇否決的先例（或者說主動做任何決定），在神聖和世俗角色之間搖擺不定的天皇只好透過這首詩來表達自己的想法。
當天晚上，天皇批准10月初是外交最後的期限。對於總力戰研究所的結論，研究員的確不清楚日本還有多少石油，但是任何評估中都無法戰勝美國。1941年的夏天結束，在模擬中毫無勝算的戰爭卻在現實中被認為是非打不可的。
近衛之後邀請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美國使館官員尤金．杜曼（Eugene Doman）和英文流利的牛廠友彥見面，在三個小時的會面中，近衛表達想要見羅斯福的願望，格魯向美國總統發出了一份長篇電報：「他（近衛）想要親自向總統閣下說明，他認為自己的說明將是對野村大使透過外交途徑所轉達的訊息及補充」，但對近衛來說時間緊迫，因為日本自己設限外交期限。
由於陸軍大臣東條英機不停的要求備戰，近衛安排了東條與東久邇宮稔彥王見面，他是當時敢公開反對戰爭的人，而且還是一位陸軍上將，又是昭和天皇的叔淑，這加強了他在東條面前的說服力，但是時機卻非常不當，因為兩人的會面是在批准10月作為外交期限後的隔天。所以對東條來說，除非天皇收回成命，否則他將帶領整個國家對抗敵人。東條對東久邇說：「美國最終想要日本退出《三國同盟條約》，加入英美的陣營」、「但即使日本放棄法西斯的道路，加入同盟國」、「英美一旦打完德國，一定會襲擊日本」。
東久邇對東條的回答是：「既然天皇和首相都想與羅斯福達成協議，身為陸軍大臣的東條也應順從上級的意思」，東久邇暗示東條如果不能執行非抵抗政策，就應該辭職。東條一點也不驚訝，他認為這是近衛的意思，但又不想和皇族起爭執，東條這麼回答：「如果ABCD包圍圈依然存在，日本注定要滅亡。如果現在日本冒險一搏，日本還有二分之一的獲勝機率（單以非勝即敗來說）」。對東條來說，他清楚的表達無意停止備戰。
首相近衛與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會面似乎沒有進展，尤其是赫爾在中國問題上的堅持，9月20日的修改提議上（關於諒解）日本將必須從中國撤軍，美國也不可能支持親日的汪精衛政權與蔣介石政權合併。對於赫爾來說，日美談判能不能不涉及中國問題就像是在問《哈姆雷特》能不能去除哈姆雷特這個角色一樣。
近衛私下向木戶幸一會面時表達他想引退，近衛說：「如果軍方堅持10月15日是開戰的最後期限，我沒有任何信心，我只能考慮辭職。」木戶回應：「是你召集9月6日的御前會議。你不能將問題擱置，一走了之。這是不負責任的表現。為何不提議重新考慮這一個決定？再與軍方交鋒前你不能這樣說。以這種方式留下爛攤子是不負責任的。」
雖然近衛並沒有辭職，但他暫時離開東京，所有的重責大任都落在外相豐田貞次郎的身上，在爭取近衛和羅斯福兩人的會面時，並沒有聽從野村的建議改變日本的政策，並拿出更誘人的方案。相反的，豐田繞過野村，想透過格魯直接與羅斯福提出提議，這讓野村很沒面子。
1941年9月25日，這一天的聯絡會議上參謀總長杉山元與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提出了一件讓近衛心裡一寒的的事：「開戰的時機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戰術需要。因此最後認定日美外交談判的成敗之前，我們一天都浪費不起。我們最慢必須在10月15日前選擇外交還是戰爭。」
兩位總長確切的要求戰爭期限，這讓近衛感到恐慌，儘管他沒有表現出來，他謝絕了軍方的午餐會，反而帶著主要的內閣成員回到首相官邸，他問到：「10月15日的期限會不會太苛刻？」明顯地，這個問題是針對東條英機。東條態度不悅地說，御前會議早對這個問題有了答案--也就是10月初野村在華盛頓的外交行動中止。
在這場聯絡會議上，話不多的海軍大臣及川古志郎居然向參加會議的人保證：「海軍有信心與英國和美國開戰」，松岡洋右挖苦的說：「如果你連打英國美國都不怕，再加上一個蘇聯又有何困難？」，及川不知道是聽不懂還是故意的，他回答：「你難道看不見蘇聯的加入意味著我們多了一個敵人嗎？」在這次對談後整整三個月，及川真的考慮同時面對三個國家的可能性。
唯一值得讚賞的是，及川他公開反對10月15日作為外交努力的期限，這一點近衛卻無法做到。雖然及川不能阻止日本想戰爭的趨勢，他希望趨勢變緩，但態度強硬的陸軍參謀次長塚田攻顯然對及川的表態不滿，他回應這場戰爭是基於「我們神聖大地的正義精神」。
9月29日，約瑟夫．格魯（Joseph Grew）向羅斯福發了一封報告，報告主要強調「日本政府不可能對未來做出確切保證，無法做出更多承諾」。報告是這麼說明的：「前外相松岡在7月下台後，向德國駐日大使詳細井樹了美日談判在7月以前的發展情況。由於松岡的許多支持者仍在外務省，這些人可能無所顧忌地向日本極端份子與德國透露任何有損及內閣的消息。雖然一些基本原則暫時倍日本政府接受，但日本未來的目標及政策走向......太模糊，可以理解他們更願意模模糊糊而不是澄清日本政府願意做的承諾。」
雖然如此，格魯建議美國總統應該要相信近衛的誠意並同意會談，他推測：「我認為相比前期的交流，近衛可能會直接給羅斯福總統更多明確而滿意的答覆。」雖然美國政府裡有人認為格魯在進行所謂的綏靖政策，但格魯了解到豐田雖然成功粉事了近衛內閣的尷尬地位，不管有沒有推行《三國同盟條約》，日本仍是軸心國的一員，所以他自己認為自己所主張的「不是綏靖政策」。
同一天，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向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作出警告：「我們的軍事演習顯示，南部應該能在四個月左右拿下，但至少要損失60架飛機。當然在真實的戰爭中損失的數量可能更多。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補充足夠的飛機來繼續作戰......如果以我們目前的實力作戰（取得最終勝力的唯一可能）是在戰爭初期取得巨大勝利」
他補充：「我想補充一點.....顯然日美戰爭勢必會拖延。只要日本佔上風，美國是不會放棄的。戰爭將會持續好幾年。另外，日本的資源將會消耗殆盡，戰艦和武器將受到損耗，補充資源是不可能的......日本將一貧如洗」
最後他向永野說出他得到的結論：「勝算如此渺茫的戰爭不應該開始。」
10月1號這天，及川被召往近衛位於鐮倉的別墅，近衛問他關於外交期限的看法，及川說：「閣下，你已經表示堅持反對戰爭。（但不開戰）將意味著接受美國所開的所有要求，以便維持正常關係......如果您下定決心走這條路，海軍將支持你到底，陸軍也會這樣做。」
在這10月初的聯絡會議並沒有去得任何的共識，陸海軍依舊堅持放棄外交的期限，主動拒絕戰爭變得越來越不可能且需要更多勇氣。10月5日，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舉行高層會議，他們決定首相必須要在10月6日會見陸軍大臣，以便討論「（日美外交）談判期限延長和我方（談判）條件放寬」，不過參謀本部卻誤以為近衛支持開戰的選項，畢竟同意談判期限是他一手作出的，知曉近衛想法的及川感到恐懼，但因為他不想被認為是當中唯一反對開戰的人所以選擇沉默，他在當晚沒有留下對話紀錄。
陸軍戰爭指導辦公室10月6日的紀錄總結：「陸軍和海軍仍然意見不合。陸軍認為（外交）沒有希望。海軍相信（透過外交終結目前的困境）有希望，（海軍說）如果陸軍重新考慮軍事佔領（以及從中國和印度支那撤軍）的問題，那就還有希望。我們不要問海軍軍令部到底在想些甚麼。前天的聯絡會議上，（永野）還宣稱說沒有討論的時間。但現在為何會這樣......海軍真是個迷......每一個人很難不（對海軍的意見）感到生氣......（海軍中有人，「事實上沒人知道是山本提出」）預計將有損失巨型戰艦......（還有人）琢磨是否避免攻打菲律賓（避免美國干預的風險）。這個時候，他們到底在說些甚麼阿？自私的海軍想要廢除御前會議所作出的神聖決定。難以置信！海軍多不負責任！多不可靠！實際上海軍在摧毀我們國家。」
10月12日，這一天近衛召開了一次會議，召來了外務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在他的別墅荻外莊舉行。近衛一開口就說：「我們必須繼續尋求外交的解決方式。我對這樣的戰爭沒有信心。如果我們必須開戰，那這一決定必須由一個對此有信心的人來做。」及川回答：「我們現在站在外交還是戰爭的十字路口，最後的期限就要到了，首相大人必須做出決定。如果決定不開戰（海軍）也無所謂。」豐田回應：「請允許我不留情面的坦白說一句，我認為御前會議的決定是草率的。我們甚至是收到相關文件的兩天後（還只開過一次聯絡會議的討論）就做出決定。」
這時東條對近衛非常惱火，他對近衛大喊：「甚麼叫你沒信心？你難道不是應該在我們制定《帝國國策實行要領》（指1941年9月6日那天的御前會議）時就要提出來嗎？」。對於東條來說，天皇在會議上默許開戰的行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現在改變這項決定為時已晚。
這就是著名的荻外莊五相會議，著名的原因和維也納會議相同：「毫無建樹」。
情況對日本愈來愈糟，對於近衛本人來說，他知道自己將日本帶入另一場戰爭。同時他的地位受到東條挑戰（這不能怪誰，唯一能抵制他的松岡被逼著辭職了），近衛對東條作出最後一次撤軍的勸說（撤出中國）：「我對中國事變負有最大的責任。經過了四年，日中戰爭仍沒有結束。我的確無法同意另一場前景未卜的戰爭。我建議我們同意美國的撤軍要求，避免日本與美國交火。我們的確需要結束日中戰爭......日本未來的發展無疑是最重要的，但為了取得巨大的飛躍，我們有時必須妥協，這樣我們才能保持和加強我國國力。」
東條則以矯揉造作的文言文回答近衛：「恕我直言，對於外相在4月以來為恢復兩國關係所做的努力，我必須說我方已經盡力了。如果我們繼續外交，我們必須確保談判成功......陸軍的行動基於9月4日御前會議的決定。該決定是每位內閣大臣深思熟慮的結果。該決定要求：『如果外交談判道10月初仍然無果，如果我們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滿足，我們將決定與美國、英國和荷蘭開戰。』今天是10月14日。我們的約定是在10月初，但現在已經是14日了......以10月底為底線的陸軍正調集幾十萬部隊，並且我們正在從中國和滿州調集士兵......現在，他們正在轉移！如果外交取得突破......我們就停止轉移。希望各為考慮接下來該怎麼走。」
會議結束後，東條前往皇宮見內大臣木戶幸一，他希望為自己公開反對近衛撤出中國的行為，和要求近衛辭職能有人支持。兩人都取得必須確保下一任首相不受御前會議決議的牽絆，木戶表示：「陸軍和海軍必須停止爭吵，同心協力。」東條回應：「已經決定的事就是板上釘丁的事，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再指責了。」東條認為重新開始的最簡單做法就是結束近衛內閣，他讓鈴木貞一帶著東條的口信前去晉見近衛，鈴木對此則是解釋是「「海軍對戰爭前景缺乏信心」」。
東條認為正確的做法是讓近衛內閣向大眾承認自身決定的錯誤後辭職。東條推薦下一任首相是曾經要求他辭職的東久邇宮稔彥王，不過木戶不想讓天皇的叔叔參與政治，尤其現在如此的敏感。
10月16日這一天近衛內閣全體辭職，10月17日這天東條被要求前往皇宮覲見天皇，當天下午五點，東條得知天皇提名他做為日本下一任首相時，他非常震驚。天皇會做此決定，全因為在決定下一任首相的會議上，木戶表示：「在當前的情況下，我們必須統一陸軍和和軍的政策，重新審視9月6日御前會議的決定。從這一點來看，我推薦陸相東條為下一任首相。」依據木戶的說法，沒有人對此公開反對。
再經過幾天的例行公事，首相東條英機在10月23日至30日一次又一次的召開聯絡會議，除了重新考慮9月6日的決議，還包含全面戰爭的可能信及對日本經濟的可能影響，沒被要求辭職的參謀總長杉山元與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依然強烈地要求備戰。
外相東郷茂徳針對德國最終將獲得勝利的推斷提出質疑，他說：「由於德國攻打蘇聯，英國得到一些喘息的時間。明年（德國戰勝英國）的機率大概是對半。而到後年，英國的獲勝機率會更大。德國會儘早求和，但日本制定自己的政策時不能指望這種和平。」
永野表示：「我們（最初決定的）10月份底線已經過去了。你為甚麼還開這種形式上的研究會議？每一小時我們都要消耗400噸石油。形勢很緊迫，你必須立刻決定我們要不要開戰。」杉山元也表示贊同。東條為了安撫兩位總長，他說：「我的確理解軍方要求迅速做出決定的強烈理由。」又說：「本屆內閣有一些新面孔，例如海軍、大藏大臣和外務大臣，我們必須弄清（關鍵問題），這樣我們才能完全負責（對最終決定）。」
10月24日與25日的會議上，軍令部依舊認為與美國的最初幾場戰役能夠獲勝，但最終獲勝要看國際。永野拿著加工過的資料宣稱：為了海軍能夠打持久戰，海軍實力的補充至關重要，所以戰略資源的獲得就異常重要。為了保持我們在東南亞關鍵地區的優勢，海軍需要1000架轟炸機、1000架戰機以及1000架飛機來保衛這些地區。不過怎麼樣，這些主戰派的資料與理由都是自欺欺人的想法，彷彿日本已經為持久戰做好了準備。
接連幾次的會議幾乎都是爭論物資的多寡、如何補充，直到11月1日的到來。
11月1日上午的7點30分，東條英機和參謀總長杉山元見面，東條針對戰爭的疑慮愈來愈多，並與杉山討論三項政策：「不開戰」、「迅速備戰並開戰」、「繼續外交談判但不排除戰爭的可能」。東條還說：「我傾向第三種方案。」
在這樣的關鍵時刻裡，杉山擔心的是海軍不需要承諾打仗就能爭取到大量軍事資源，他對東條說：「我們已經開始從日本和中國調集20萬部隊（對東南亞的戰爭作準備），相比其他地區需要發動的戰役，我們認為眼下的調動最為重要。如果我們把士兵們派去南海，但最後沒有發動戰爭就把他們召回，這將打擊他們的士氣。」這真是奇怪的理由。另外杉山還表示，參謀本部要求：
1. 放棄與美國關係正常化的想法
2. 決定開戰
3. 開戰日期設在12月初
4. 確定最終戰略
5. 展開（欺騙式）外交，以幫助軍方佔據戰爭有力地位。
東條則對此回應：「我不會試圖改變軍方的意見。然而，我認為這很難讓天皇陛下接受。」
這天的聯絡會議在上午9點召開，第一項議題是，如果發生戰爭，海軍、陸軍和企劃院將如何分配資源。最後的提議是，在1942年，海軍將得到110萬噸普通鋼鐵，陸軍得到79萬噸，企劃院得到260萬噸用於國內需求。對於陸軍得不到配額，受到打擊的杉山對海軍島田繁太郎說：「如果你獲得這麼多鋼鐵，你總該下定決心（開戰）了吧？」海軍大臣只是點了點頭。經過幾個小時的討論後，這樣的分配方案就確定了。
接著東條將話題轉向日本開不開戰，同樣的用「不開戰」、「迅速備戰並開戰」、「繼續外交談判但不排除戰爭的可能」的三方案，大蔵大臣賀屋興宣提出了質疑，他向軍令部總長永野修身提出了問題：「如果我們現在開戰，日本幾年後還有力量繼續作戰嗎？」、「如果日本不挑起戰爭，美國三年後還有可能攻打日本嗎？」
永野的回答是：「（立刻開戰）獲勝機率很能確定。」他認為是五五開（基於非勝即敗）。關於美國襲擊日本的可能性，賀屋則說「我不確定日本是否有能力贏一場海戰。」
永野的回應是：「日本現在開戰比等待三年後再開戰要有力得多，因為持續開戰所需要戰爭資源的基礎（指的是東南亞的資源）還在我們的控制之下。」
賀屋說：「如果到了第三年，我們贏得戰爭的機會仍然很大，那我就贊成開戰，但永野似乎對此不敢確認。另外，我質疑美國會（主動）攻打我們的可能性。我認為現在開戰太不明智。」
永野回應：「常言道：『無恃其不攻』（永野引述的是《孫子兵法》），未來還不確定，我們不能高枕無憂。三年後，東南亞的形勢將會很難控制，敵人的艦隊也會擴大。」
賀屋對此反諷：「那麼，你認為我們要何時開戰才能贏呢？」永野堅決的說：「現在！開戰的機會錯過了就再也沒有了。」
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一反在先前的幾次會議上的反戰態度，他說：「賀屋擔心沒有足夠的軍備物資做保障，認為我們可能會在1941年和1942年處於不利地位。但不必擔心，如果我們開戰，局是將在1943年開始好轉。」這讓東條感到意外，因為鈴木先前還在嚷嚷日本沒有「防禦系統」、「沒有長期戰爭物資計劃」。
軍令部次長伊藤整一表示反對，他說：「海軍認為，還可以繼續展開外交到11月20日。」但參謀次長塚田攻則認為這一個期限太長，他回應：「陸軍認為，可以到11月13日，但多一天我們都不同意！」外務大臣東郷茂徳打斷他們說：「外交從本質來看需要許多日日夜夜才能達成目標。身為外務大臣，我無法在沒有任何成功可能性的時間展開外交工作。我必須確保有足夠時間和所需條件來完成任務。當然，戰爭必須避免。」這引來了下列的對話：
塚田：「我們堅持認為，外交不應該干涉戰略。我們不願意讓變幻莫測的外交形勢和決定影響我們的戰略計劃，所以我們要求11月13日作為外交最後期限。」
東鄉：「11月13日，這太不像話了！海軍說11月20日。」
塚田：「為戰略行動做準備就是『戰略行為』......11月13日將是展開『戰略行為』的最後一天。」
塚田還認為，備戰就是一種「戰略行為」，就意味著要開戰。永野評論：「小衝突只能算是區域衝突，與戰爭不是一回事。」東條和東鄉最後只能清楚地表示，外交期限也要認真嚴肅的履行。塚田只好同意，不過他又說：「11月13日前可以尋求外交解決方案，但這天過後，任何舉動將是對最高指揮部的冒犯。」
休會20分鐘的這段時間，參謀本部喚來作戰部部長田中新一討論接下來的對策。軍令部招來海軍作戰部長福留繁。最後軍方同意將外交期限定於11月30日。這段時間內，永野遇見了協助東鄉做決策的外務省美洲局局長山本熊一，永野問他：「外務省決定自己通過外交解決問題了嗎？如果是這樣，海軍將很高興把一切都交給外務省了，你覺得如何？」山本驚訝的重複了東鄉的看法，即使現有條件也不足以贏得外交成果。
永野突然向山本說出心裡話，其實他是這些人裡最搖擺不定的，雖然他希望給外交一個機會，但山本五十六在幾個月前一直在制定他的近攻計畫，大西瀧治郎和源田實一直幫助他，最積極要求進攻的則是提案的黑島龜人。大西和源田負責提供技術面上的革新，1941年秋天，日本的航空魚雷下沉的幅度縮小許多，這使在珍珠港淺水區發射魚雷成為可能。
由於山本以辭職威脅永野來支持他的作戰方案，聲稱如果不批准夏威夷襲擊計畫，山本和他的所有支持者將辭職，於是他在10月20日就不甘不願地同意了。
休息後重新招開的會議上，東條率先發言：「最後期限為甚麼不能延長到12月1日？我們不能給外交努力更多時間嗎？」塚田尷尬的回答：「絕對不行，超出11月一天都不行。這是不可能的」，永野無趣地問：「你說11月30日，那你具體指的是甚麼時間？你當然會給我們整整24小時吧？」塚田冷冷地說：「是的，午夜12點前都可以。」
討論轉向和美國的外交談判上。東鄉知道《甲案》不足以吸引美國。他讓外務省11月1日的上午拿來了《乙案》，並由他親自起草，希望能為外交努力創造更多餘地，幫忙他的是資深外交官幣原喜重郎和前日本駐英大使吉田茂。當天晚上10點，這份方案被達到檯面上討論。《乙案》表明了日本和美國都不能像南太平洋派駐軍隊，兩國應該互相合作確保從荷屬東印度取得所需資源，還應改把兩國貿易關係恢復到美國凍結日本資產之前，美國要承諾向日本供應石油。
這個計劃還明確表示，日本將把印度支那南部的軍隊轉移至北部。還承諾，如果整個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得以確保，日本將從印度支那撤出，如果需要，未來還可以對全球貿易不歧視原則和《三國同盟條約》等等問題進行探討。東鄉的想法是，試圖透過《乙案》將棘手的中日戰爭問題（撤軍與否）排除在談判桌外，增加許可的可能性。
強硬派的塚田和杉山立刻表示反對。東鄉說：「總體來看，我認為我們目前處理談判問題的方式走偏了。我們應當調降我們的條件，先解決東南亞問題，然後才能按照我們的方式處理中國問題。」塚田則回應：「不能從印度支那南部撤軍......（因為）如果我們撤出，美國將進駐。到時美國就能隨時對我們進行干預。」、「美國不會停止對蔣介石的支持，（即使從印度支那撤軍）日本也不會獲得石油」，他斷言「半年後，開戰的最佳機會將離我們而去」。
最後各方決定增加一條：美國不能干涉日本與中國的和解過程，雖然塚田強力反對，但休會10分鐘後，塚田最後接受了《乙案》。這次會議的結束時間是11月2日的凌晨1點30分。
當天中午，東條向大蔵大臣賀屋興、外務大臣東郷茂徳，他表示：「如果美國對《甲案》或《乙案》感到興趣，（他）都將設法做出更多妥協。」東條向東鄉保證，不論備戰到哪一步，只要外交上取得突破，軍事活動將立刻停止。東鄉的回應是：「如果日本無法透過外交來避免戰爭，（他）將會辭職。」下午五點，永野與杉山覲見天皇時呈交了詳細的作戰計劃，為了保密所以並沒有在聯絡會議上拿出，這次兩人覲見的目的是讓天皇在11月5日的御前會議有所準備。呈交的戰術包括山本襲擊夏威夷的計畫，攻擊預定在12月8日（當地時間12月7日）。
昭和天皇露出難過的表情，他重申自己傾向外交途徑。他最後說：「也許，繼續為軍事行動做準備是無法避免的。」、「你說季風將妨礙我們的部隊登陸......那我們能登陸嗎？」、「馬來亞的天氣怎麼樣？」
11月4日所召開的軍事參議官會議，他們（包含天皇以及他的軍事顧問）對於外交與備戰齊頭並進沒有異議。東條在會議上說：「如果我們只是袖手旁觀，坐視我們的國家倒退回『小日本』的狀態，我們將玷污日本2600年的輝煌歷史。」
1941年11月5日，第三次御前會議在皇宮裡舉行，這次的會議中天皇將批准先前聯絡會議上的決定。外務大臣東郷茂徳在會議上開始闡述他的理想外交，他沒有拿出反戰言論，而是用「反殖民主義」當作藉口，聲稱日本即將開啟拯救亞洲的偉大計劃。這次會議上東鄉看起來就和那些主戰人士一樣，他說：「羅斯福總統利用美國的經濟優勢。美國似乎已經進入戰爭狀態，這說明英國與美國用經濟政策壓迫日本。自從今年4月中旬以來，我們一直就日美關係正常化進行非正式談判。大日本帝國政府向來坦誠，從一開始就本著公正的態度進行談判，希望給東亞及整個世界帶來穩定。」」
這天之後，11月7日這天，在11月3日上任成為「第二大使」的來棲三郎去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他遞交了《甲案》給赫爾，赫爾對他說：「我需要一點時間來研究與考慮」，11月10日，野村見到羅斯福，羅斯福對野村說：「我和野村、赫爾在討論兩國關係及其他太平洋國家的關係上僅花了6個月，保持更久的耐心是必要的。」野村離開之後，他知道自己等不及了。
11月14日，野村向東鄉發了電報，內文是：「如果可以的話，我們不應該在一兩個月草率了事，我們必須坐下來，從全局上審視整個世界，耐心地等待，直到我們找到一個更好的外來路線。」11月15日公使銜參贊若杉與野村來到赫爾的住所，野村得到一份口頭聲明以及美日經濟政策和貿易機會均等聯合聲明草案。赫爾解釋說：「（日本不能指望）美國對其司法管席權以外的歧視性做法承擔責任，或者向美國提出只有徵得其他政府同意才能實現的條件」、「如果我們要尋求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解決方案」，美國政府「只有通過試探性對話這種方式來解決問題」。赫爾最後說：「只要（日本）在非歧視性貿易政策和《三國同盟條約》問題上展現和平意圖」、「就能像兄弟一樣做下來解決日本在中國的駐軍問題」。
11月16日這天，東鄉對於野村想取消外交最後期限的要求回覆，電報裡這樣寫：「很遺憾，由於各種現實因素，我們不能等到看清世界局勢的那一刻......我們必須迅速在談判中達成和解，我們無法改變這一現狀。」由於前天来栖終於來到華盛頓，他從東京帶著《乙案》，這是如果《甲案》被否決後所用的版本，包括：
不在向東亞和南太平洋其他地區進軍。
在確保荷屬東印度資源的方面進行合作。
將兩國商業關係恢復到美國凍結日本資產之前。
美國不干涉中日和解。
附加說明則是：「日本準備從印度支那撤軍」、「在非歧視性貿易政策上讓步」、「為《三國同盟條約》辯護」。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第一個版本的內容，而第二版本則將後三項的「附加說明」成為正是條款，也有不同的限定條件，像是：「如果美國和日本能達成協議，日本願意把印度支那南部的軍隊立刻撤往北部。」不過也因為被限制在這兩個方案，野村和来栖所擁有的外交自由度等於零。
11月17日，赫爾帶領來棲與野村到達白宮，来栖請求總統從日本的思維框架來看問題，羅斯福則回應：「朋友之間總有商談的餘地。」
不過，赫爾在會議備忘錄中寫下：「總之，日本大使和来栖特使沒有帶來甚麼新東西。来栖特使總再強調兩國不應產生嚴重分歧，必須找到當前局勢的方法。他提到首相東條雖然來自軍方，但卻非常渴望為了和平做出改變......總統總是和野村大使與来栖特使陷入爭論，由其在兩國間主要的三個分歧點上（貿易機會均等、從中國撤軍、《三國同盟條約》問題）。這次會議並沒有嘗試解決這些問題。」
11月18日發生了兩件大事，首先海軍在完成最後一次演習後，由海軍中將南雲中一指揮由六艘航母組成的第一航空艦隊，駛往擇捉島的單冠灣，艦隊將在這邊出發前往珍珠港。
華盛頓方面，野村與来栖和赫爾會面，赫爾針對《三國同盟條約》作出解釋，他說自己無法理解為何日本執著於和希特拉的協議，他認為遵守協定方面，德國並沒有樹立好榜樣，赫爾還表示，只要日本還是法西斯的盟友，他不知道「如何能夠與日本達成令人滿意的協定」。還補充：「（美國會）盡力走的更遠，但不會超過某個點」。對此来栖只能重申日美達成條約會優先於《三國同盟條約》，來棲請赫爾理解他的比喻：「大船無法立刻掉頭，只能慢慢、一點點地轉動。」
野村接下來向赫爾暗示，日本可以將軍隊撤出法屬印度支那南部，這樣兩國就可以回到7月以前的狀態......回到（美國）實施資產凍結前。但赫爾卻野村回應：「相信日本的確走到和平的道路，並已經放棄了侵略目標，否則美國政府很難撤銷對日禁運。」野村提議，與其尋找一個全方面、雙方都能接受的理想計劃，雙方應先緩和局勢。甚至向美方表示，日本非常認真地在尋找和平方案。赫爾似乎有被打動，他說自己將與英國、荷蘭方面就日本的最新議題展開商談。這讓兩位日本外交官看到了希望。
11月20日東鄉所發出的電報卻讓野村的希望破滅，東鄉認為野村先前向美方所提的「印度支那撤軍方案」不能從《乙案》單獨獨立出來，並且對於野村如此錯法感到遺憾，東鄉近乎命令的方式對野村遞交他的「日本的最終提議」，也就是《乙案》的另一個版本：
1. 不在向印度支那以外的地區進軍。
2. 在開發荷屬東印度資源的方面進行合作。
3. 將商業關係恢復到日本占領印度支那南部之前。
4. 美國不干涉中日和解。
5. 日軍從印度支那南部撤出。
東鄉還表示：「如果我們不能獲得美國（對乙案）的同意，我們只能接受談判破裂的結果。」
結果，東鄉的命令與外交期限讓来栖做出意外的事--他在11月21日來到赫爾的住所會面。
来栖遞給赫爾一封信件，信件中承諾美國參加歐洲戰爭，日本的行動將不受制於《三國同盟條約》，雖然這基本上只是来栖照抄東鄉在11月20日所發出的指示其中一段，這是告訴他如和解釋日本政府在《三國同盟條約》的立場，不過必須等到達成協議之後。
此外，來棲還遞交他的私信給赫爾，信件的內容是：「閣下完全清楚，本人正是在我國政府的命令下簽屬該條約（《三國同盟條約》）的人。我很樂意作出以下表態，相信他將助於消除以前錯誤的印象。母庸置疑，該條約在任何情況下都無法侵犯日本做為獨立國家的主權......另外，條約第三條規定，日本能夠獨立自由的解釋其義務範圍，不受條約其他方解釋約束。我想強調，我國政府並未被這綁定，不會參與任何協商的侵略行動。我國政府決不會聽從任何外國勢力的命令而把日本人民送入戰爭，只有保證安全、保護國民不受非正義審判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必要性時，才會尋求戰爭手段。我希望上述表態有助於消除閣下一直以來的猜忌。我想補充的是，如果兩國達成全方面諒解，閣下隨時可以公佈這封信件。」」
11月22日，来栖和野村再次的找赫爾，赫爾並沒有對《乙案》做出答覆，相反的，他仍再次向日本的和平意圖表示質疑，赫爾指出：「日本在春天購買的石油並沒有作為普通的民用消費」、「日本媒體出現越來越多反英美的言論」。他不明白，日本的領導者為何沒有公開演講的方式來支持和平，更說他喜歡的是野村所說的一點點地轉動，而非東鄉所提出的《乙案》，因為《乙案》中包含不能干涉中日和解的內容。
當野村詢問赫爾，日本的提議中，美國哪點可以接受，哪些想要日本修改。但赫爾回應：「不能承擔全部責任」，赫爾再問到日本政府是否可以等待他與其他有關的各方代表（荷蘭、中國與英國）商量後再答覆。由於野村不願意逼得太緊，所以他表示願意等待。
當天野村收到來自東鄉的電報，通知他11月25日的外交期限延長至11月29日，但「超過這一期限絕對不行」。延長期限的原因在於考慮到「完成整個（外交）過程需要的等待時間」。這段時間裡，外交官要獲得美國對日本文件的簽署，還要與英國、荷蘭交換正式文件。東鄉附上了草擬的文件，但他知道很難實現。
11月25日當晚，赫爾準備了美國的回覆：美方要求日本立刻從法屬印度支那南部撤出，並將法屬印度支那北部的駐軍減少至2.5萬人。作為交換，美國將解凍日本資產，與日本恢復經濟關係，但有一些限制條件，這臨時的決定以三個月為期限，雙方都可以提出延長。
11月26日下午，野村和来栖被召到國務院，但他們收到的不是赫爾的回覆，而是《美日協定基本綱要》，這就是史稱的「赫爾照會」（赫爾備忘錄），這份文件為美國和日本政府需要採取的步驟，其中有十點方案。文件內提議，美國、日本、英國、中國、荷蘭、蘇聯、泰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尊重法屬印度支那的領土完整和平等的貿易通商待遇。日本政府應將所有的陸軍、海軍、空軍、警察部隊從中國及印度支那撤出；美國政府與日本政府同意，除臨時以重慶做為首都的中華民國政府外，不能對中國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權給予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協助；兩國政府放棄在中國的一切的法外治權，包含放棄在中國的外國租界和租借內有關的各種權益，以及依據1901年的義和團事件議定書（即為《辛丑條約》）所獲得的各種權益。
日本外交官再取走這份文件前，曾試圖讓赫爾降低美國的要求。来栖說：「日本政府無法坐視汪精衛政權的倒台。」赫爾回應：「汪精衛政府沒能力統一中國，在這個失敗的政府身上浪費時間不值得。」来栖表示：「日本此時無法突然轉變外交政策，很難達成多邊協議。」但赫爾不願意對此討論。野村詢問是否可以直接和總統會談，赫爾雖然很不情願，但他依然同意安排會面。
這一天雖然日本向南海調集兵力讓華盛頓有所反應，不過更重要的是，南雲忠一的艦隊已經從單冠灣出發了，不過東條被矇在鼓裡，他甚至不知道艦隊集結在單冠灣。
赫爾備忘錄在11月27日的正午送至日本政府手裏，雖然他沒有具體期限，但對日本來說，他涉及多個日本政府無法承認的事項，多數的高級官員都認為那是一種侮辱與挑釁，自以為受到欺凌和侮辱（鑒於沒有依照《乙案》提議），多數人認為是時候該打響對美的戰爭了。
11月27日，羅斯福接見了野村和来栖，野村表示對美國最近的提案感到遺憾，羅斯福說：「美國政府感謝日本和平人士支持太平洋地區和平。」「仍然沒有放棄希望（和平）」。他接著總結野村這幾個月來的對話：「日本佔領印度支那南部就像讓美國政府洗了冷水澡」、「而最近日本完全向武力征服的方向傾斜，忽視了整個和平談判及其強調的原則，這種做法和表態讓美國擔心自己會再洗一次冷水澡。」他強調：「對不斷挑戰和平與秩序基本原則的日本領導人感到失望」、「如果日本不幸要效仿希特拉而走上侵略道路」、「美國堅信日本終將成為失敗者。」
野村對此的回應則是請求總統尋求解決危機的方法，但赫爾斷然拒絕了請求，他說：「除非控制政府的那些阻礙和平的人能下定決心，確實要在和平道路上做出承諾並採取行動，否則，正如已經顯示的那樣，談判不會取得任何成果。」
11月30日，36歲的海軍少將高松宮宣仁親王來拜訪他的哥哥昭和天皇，親王對他的哥哥說：「海軍受不起戰爭。大家都認為，如果可能的話，海軍想要避免日美開戰。如果我們放棄這個機會（《美日協定基本綱要》），戰爭將無法避免。海軍將在12月1日為戰爭進行調動，之後，（戰爭）就無可阻擋了。」
昭和天皇向他的弟弟承認，他害怕日本最終戰敗，高松回答說，正是因為這樣，身為天皇材更應該現在採取行動。天皇回應：「如果我不同意開戰，東條就會辭職，之後將爆發一場大的政變，這樣反而引來更多荒唐的開戰理由。」高松宮宣仁親王最終還是無法阻止戰爭而離開皇宮了。
1941年12月1日，這是日本再正式開戰前的第四次御前會議，同時討論「開戰」的問題。政府和軍方並沒有新的觀點，反而是原嘉道表示「赫爾備忘錄」有幾點需要澄清，不過接下來的討論都只是個形式，昭和天皇對於會議中的決議進行批准：「基於11月5日《帝國國策實行要領》，我們與美國談判並未取得（滿意）結果。大日本帝國將與美國、英國、荷蘭開戰。」
其實在11月2日這天，山本五十六就已經發了一封無線電給南雲忠一，這時南雲忠一的第一航空艦隊在珍珠港的路途中，這條消息是「登新高山1208」（新高山指台灣玉山），這表示日本將在12月8日開戰。
本篇文章部分參考：
昭和史的部分：
昭和史（上）【Kindle版】中村 隆英（著）東洋経済新報社（2012/7/26）
昭和史 1926-1945（平凡社ライブラリー671）半藤 一利（著）平凡社（2009/6/11）
大日本帝国の時代―日本の歴史〈8〉由井 正臣（著）岩波書店（2000/11/20）
外交部分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14500、日、米外交関係雑纂／太平洋ノ平和並東亜問題ニ関スル日米交渉関係（近衛首相「メッセージ」ヲ含ム）第一巻（A-1-3-1-1_3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天皇統帥權部分：
統帥権とは何か―軍事が政治に介入した恐るべき時代 大谷 敬二郎（著）潮書房光人社（2015/5/31）
會議部分：
日本海軍400時間の証言：軍令部・参謀たちが語った敗戦 NHKスペシャル取材班（著）新潮社（2014/7/28）
指揮官と参謀 コンビの研究 半藤 一利（著）文藝春秋（1992/12/10）
條約、聲明等等部分：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0753200、日、米外交関係雑纂／「対米外交関係主要資料集」 第二巻（A-1-3-1-1_4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2959500、大東亜戦争関係一件／開戦ニ直接関係アル重要国策決定書（第二次近衛内閣ヨリ開戦マデ） 第一巻（A-7-0-0-9_49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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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日本在與美國談判外交的問題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日本不願意放棄在中國的利益，這也是大多數學者所提出為甚麼談判總是破裂的情況，不過沒有提到，日本自欺欺人的設下了「外交期限」，這導致慢慢扶正一些議題成為不可能的事。
日本外交官做出他們最大的努力，基於不讓日本作出開戰的選擇，從野村抵達美國後就不停的嘗試，但美國當時似乎把注意力都放在歐戰上；由民間交流的《日美諒解協定草案》也因為日本認為不是官方的交流而放棄。
企劃院總裁鈴木貞一曾讀過1940年對比的日本和美國的工業產量。在美國石油產量是日本的500多倍、生鐵20倍、銅塊9倍、鋁7倍，其他產品包括煤炭、汞、鋅與鉛，美國的平均工業產量是日本的74倍。當鈴木93歲接受採訪時，他回應為何沒有公佈數據，他說：「我當時很沮喪......他們似乎已經決定開戰，我的任務只是拿出支持這一決定的資料。但在我內心，我不想開戰。」
如果鈴木拿出這份驚人的工業生產差距數據呢？我們不得而知歷史的「想像」，日本也的確對其戰爭行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而媒體從中推波助瀾的仇美是導致日本民眾支持開戰的主因，從這一點的教訓來說，我們又學到了甚麼？
很遺憾的，對於日本軍隊來說，它並沒有支持國家政策的明確規範，這也被那些戰爭份子利用，最感到無奈的是，昭和天皇搖擺不定的態度，Koichi Kido, Kido Nikki （Diary ofKido Koichi），《木戸幸一日記》記載了天皇許多私下的對話，我們可以明白他在軍人統帥的身分、喜愛和平的願望中，選擇了戰爭，那麼，當天皇的哥哥高松宮宣仁親王前去勸說時，天皇不顧一切的選擇停戰呢？相同地，我們不知道「如果」。
順帶一提，御前會議的問答方式是這樣的，由「御言葉」做開場，這一任務都會落在德高望重的人身上，大正時期均是由那些元老級人物；接下來御言葉會提出天皇的問題（會由側用人傳遞天皇所寫的紙條，遞給御言葉，回答問題也是相同的方式），或者是下方的部下開場結束後直接以口頭的方式講述問題或回答問題。所以天皇開口才會讓全場如此震驚，有人似乎把紀錄會議的日記搞混成全用手寫（笑）。
此外，《木戸幸一日記》會紀錄當天他與誰會面、參加會議的紀錄，「他同時會把自己的感想與心得寫下」，所以，有人也把這點給搞混，誤把木戶的想法當作天皇的想法了，希望他不是老師或者教授（笑）。
僅希望以本文讓各位知曉，當政府、人民、媒體變的盲目時，會有如何下場。
以及日本在和平與戰爭中掙扎的過程。
2015年6月30日 星期二
六日戰爭
六日戰爭是猶太人對抗阿拉伯人的民族戰爭，以色列以寡敵眾的存亡之戰，覺醒的猶太族軍民深知退此一步絕無死所，戰敗別無選擇只有跳地中海一途......1967年4月，敘利亞的6架米格機在一次突發事件中被以色列打下來，敘利亞馬上向埃及呼籲參戰，埃及立即動員十萬大軍和一千輛坦克，開進西奈半島的埃以邊界地區。戰爭無可避免必全面爆發。
以色列西面靠地中海，其餘的南北和東面被敵國包圍，當時以色列人口約五百萬人，對抗阿拉伯聯邦約四億人口。以國就在敵人調兵遣將之際先發制人，1967年6月5日早晨8點，以色列空軍向最大的一支敵軍埃及軍隊發動突襲，埃及指揮系統猝不及防，幾個小時之內，埃及空軍幾乎全軍覆沒，總共340架戰機被以色列摧毀309架。緊接著以色列陸軍全面出擊，佔領了原埃及軍隊控制的西奈半島和加沙地帶。
同一天早上十一點，約旦軍隊向以軍開戰，結果在當天就被以軍擊潰。第二天，以軍乘勝追擊，佔領聖城耶路撒冷。第三天，也就是六月七日，約旦軍隊被以軍全部逐出約旦河西岸地區。第四天，以軍向蘇彝士運河區發起進攻，屠殺大批逃跑的埃及士兵。第五天，六月九日，以色列向敘利亞進攻爭奪戈蘭高地。到第六天，六月十日晚上六點半，以軍佔領了全部戈蘭高地。六日戰爭結束。
六日戰爭中，阿拉伯人傷亡慘重，一萬一千多埃及士兵陣亡，約旦死了六千軍人，敘利亞死亡達一千人以上。而以色列則僅有七百人陣亡。與此同時，阿拉伯人使用的蘇聯制武器根本沒有發揮到重要作用，導致各國對蘇聯對外援助的功用產生懷疑。但是六日戰爭最重要的結果是以色列人趁此機會佔領了埃及領土西奈半島和加沙走廊地帶，約旦領土東耶路撒冷和敘利亞領土戈蘭高地，並且在這些佔領地上殖民，成為目前中東局勢不可收拾的根源。
以色列西面靠地中海，其餘的南北和東面被敵國包圍，當時以色列人口約五百萬人，對抗阿拉伯聯邦約四億人口。以國就在敵人調兵遣將之際先發制人，1967年6月5日早晨8點，以色列空軍向最大的一支敵軍埃及軍隊發動突襲，埃及指揮系統猝不及防，幾個小時之內，埃及空軍幾乎全軍覆沒，總共340架戰機被以色列摧毀309架。緊接著以色列陸軍全面出擊，佔領了原埃及軍隊控制的西奈半島和加沙地帶。
同一天早上十一點，約旦軍隊向以軍開戰，結果在當天就被以軍擊潰。第二天，以軍乘勝追擊，佔領聖城耶路撒冷。第三天，也就是六月七日，約旦軍隊被以軍全部逐出約旦河西岸地區。第四天，以軍向蘇彝士運河區發起進攻，屠殺大批逃跑的埃及士兵。第五天，六月九日，以色列向敘利亞進攻爭奪戈蘭高地。到第六天，六月十日晚上六點半，以軍佔領了全部戈蘭高地。六日戰爭結束。
六日戰爭中，阿拉伯人傷亡慘重，一萬一千多埃及士兵陣亡，約旦死了六千軍人，敘利亞死亡達一千人以上。而以色列則僅有七百人陣亡。與此同時，阿拉伯人使用的蘇聯制武器根本沒有發揮到重要作用，導致各國對蘇聯對外援助的功用產生懷疑。但是六日戰爭最重要的結果是以色列人趁此機會佔領了埃及領土西奈半島和加沙走廊地帶，約旦領土東耶路撒冷和敘利亞領土戈蘭高地，並且在這些佔領地上殖民，成為目前中東局勢不可收拾的根源。
2015年4月10日 星期五
二戰美國唯一本土傷亡
氣球炸彈
1945年五月五號，在美國俄勒岡州的湖景市，一位名叫米契爾的婦人和五名小孩被一枚日本炸彈炸死，成為二戰期間在美國本土的唯一平民傷亡者。
當天，米契爾女士和她照顧的五名小孩發現一個氣球卡在住宅附近的樹林當中，他們試圖拉下這個氣球。但是，他們並不知道這是一個有著炸彈的氣球。
在拉扯之下這枚氣球炸彈落地爆炸，當場炸死了米契爾女士和五名小孩。美國政府後來賠償米契爾女士的家屬五千美元、每名小孩的家屬三千美元。
在二戰期間，日本和德國都曾經派遣潛艇騷擾美國沿岸，但是並沒有造成平民傷亡。珍珠港事件中雖然也有部份平民傷亡，但是夏威夷並不算是美國本土。因此，此一事件便成為所知的唯一二戰期間美國本土的平民傷亡。
日本的秘密攻擊武器
日本在二戰末期，由於大部份所屬艦隊不是已經被殲滅，便是被圍困，因此便發展以遠程空飄氣球承載炸彈的方式，藉此延伸攻擊範圍，試圖造成美國本土的恐慌。日本首先是利用潛艇釋放這種氣球炸彈，隨後發展從日本本土釋放。根據戰後獲得的資料，日本曾經釋放了數百枚氣球炸彈，但是只有俄勒岡的這宗事件證實與日本氣球炸彈有關。
1945年五月五號，在美國俄勒岡州的湖景市，一位名叫米契爾的婦人和五名小孩被一枚日本炸彈炸死，成為二戰期間在美國本土的唯一平民傷亡者。
當天，米契爾女士和她照顧的五名小孩發現一個氣球卡在住宅附近的樹林當中，他們試圖拉下這個氣球。但是，他們並不知道這是一個有著炸彈的氣球。
在拉扯之下這枚氣球炸彈落地爆炸，當場炸死了米契爾女士和五名小孩。美國政府後來賠償米契爾女士的家屬五千美元、每名小孩的家屬三千美元。
在二戰期間，日本和德國都曾經派遣潛艇騷擾美國沿岸，但是並沒有造成平民傷亡。珍珠港事件中雖然也有部份平民傷亡，但是夏威夷並不算是美國本土。因此，此一事件便成為所知的唯一二戰期間美國本土的平民傷亡。
日本的秘密攻擊武器
日本在二戰末期，由於大部份所屬艦隊不是已經被殲滅，便是被圍困，因此便發展以遠程空飄氣球承載炸彈的方式，藉此延伸攻擊範圍，試圖造成美國本土的恐慌。日本首先是利用潛艇釋放這種氣球炸彈，隨後發展從日本本土釋放。根據戰後獲得的資料，日本曾經釋放了數百枚氣球炸彈，但是只有俄勒岡的這宗事件證實與日本氣球炸彈有關。
2015年4月9日 星期四
鮮為人知的中日虎門海戰
1937年9月14日淩晨，虎門海戰爆發。
這次戰鬥對中國海軍來說，頗為出乎意料，因為日艦懾於中國的海防陣地，一般不敢進入珠江口活動，而這一天，肇和號巡洋艦和海周號炮艦開始例行巡邏，剛剛駛出舢板洲錨地，瞭望兵就發現三艘日艦已經迎面撲來。肇和艦艦長方念祖連忙命令水兵站炮位。
日艦顯然是有備而來，中國軍艦還沒有擺開戰鬥隊形，日軍的炮彈已經劈面而來，第一彈就擊中前面的海周艦！
原來前一天中國空軍和海軍發生誤會的時候，日軍第二十九驅逐戰隊的疾風號驅逐艦正在口外巡曳，根據高射炮的炸點推斷出了肇和艦與海周艦的錨地，因此連夜調動第五水雷戰隊旗艦夕張等三艘主力戰艦前來截擊，試圖消滅粵海艦隊主力，並準備以陸戰隊搶登虎門炮臺！
下面是雙方的實力對比：
日本海軍 中國海軍
艦名噸位建造時間 艦名噸位建造時間
巡洋艦夕張號3，4501923 巡洋艦肇和號2，6001909/127936/11
驅逐艦疾風號1，3401930 炮艦海周號1，2501904
驅逐艦追風號1，3401930
這只是表面的數字，如果計算真實的戰鬥力，中國海軍的兩艘戰艦就更不是對手。海周號是原來法國淘汰的老式掃雷艦，被陳濟棠買來海關緝私的，只有一門127毫米炮比較有威力，肇和是清朝從英國阿姆斯特朗廠定購的渦輪透平主機巡洋艦，但是在連年的內戰中曾經多次受傷，艦體年久失修。而日軍的三艘戰艦都是日本海軍的精華。夕張號被稱為日本海軍現代巡洋艦的里程碑，3500噸的戰艦設計得極為精巧，戰鬥力竟然和5500噸的巡洋艦等同。因為性能優異，日本海軍以它為藍本設計了8500噸級的古鷹級重巡洋艦。該艦在太平洋戰爭中東征西討，1942年在第八艦隊司令三川中將麾下大戰薩沃島，和青葉等艦協同夜戰，接連擊沈盟軍昆西號、阿斯托里亞號、文森斯號、堪培拉號四艘萬噸級重巡洋艦，算得上一條世界名艦。疾風號、追風號屬於日軍第一型排水量超過千噸的現代化驅逐艦峰風級，魚雷發射管設在艦橋前方，造型奇特，它們每艘都裝備四門127毫米炮，航速可以達到40節！
其實中國海軍兩艘戰艦也有優勢的地方，那就是熟悉珠江航道，如果發現日艦後立即後撤，並非沒有撤離的機會。但是中國海軍當時有一條名言，那就是--誰向上遊退避，誰就是方伯謙第二！這話刺激了第一艦隊海軍少將方瑩把自己綁在羅盤上大戰江陰封鎖線，因為他就是方伯謙的親侄子。方念祖雖無這層關係，但也絕不願意在日本海軍面前當懦夫，所以他冒著彈雨下令向日艦猛烈還擊。
中國海軍難忘的甲午，中國海軍痛苦的甲午啊。
日本《世界的艦船》1982年第二期，《防衛廳歷史記錄--帝國時代海軍編》中都對這次海戰有詳細的記錄。
日艦以「疾風」、「追風」攻擊「海周」，第五水雷戰隊旗艦「夕張」集中火力打擊「肇和」。
這時候，在虎門要塞的陳策才接到報告，以他的性格，如果早點收到消息，只怕就要親自登艦和「夕張」拼了，沒能在海上和日本海軍一決雌雄大概是陳策極大的遺憾。他只能登虎門炮台指揮作戰了。陳策下令離舢板洲最近的沙角燈台島炮台開炮支援「肇和」和「海周」。
海上，燈台島炮台受到射角限制，只能向攻擊「海周」號的日艦開炮。「夕張」號的六門140毫米重炮則連連命中「肇和」號。「肇和」號的炮塔是後面敞開的，因此「夕張」號上的日軍用望遠鏡看到「肇和」每中一彈，甲板上的水兵就要倒下一片。但是「肇和」號的炮火依然炙烈，它的兩門150毫米阿姆斯特朗主炮雖然陳舊卻依然准確，第三次齊射即命中「夕張」！
「肇和」號巡洋艦，大概所有中國的中學生都對它有印象吧？中學歷史教科書裡關於反對袁世凱的鬥爭中，曾經提到過孫帝象麾下的革命黨人發動「肇和」號起義，炮擊上海製造局的事件。但是這艘軍艦究竟是何種形象，大概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肇和」艦，是1909年清朝攝政王載灃和海軍總司令薩鎮冰出訪歐美時定購的三艘巡洋艦之一，也是清政府在海軍武力配備上的最後訂單。它的外形優美，艦首垂直如同鋼鐵峭壁。但是這三艘巡洋艦未及完工中國就發生了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使它們的後續資金難以為續。財政艱難的北洋政府一度準備把它們賣掉，只是由於海軍力爭，才保留了「肇和」、「應瑞」兩艦，編入練習艦隊，而另一艘「飛鴻」號終於沒能保住，只好拍賣，被希臘政府作為「赫拉」號巡洋艦買走。好在這筆賣艦的款子倒使用得很恰當，被用來資助中國第一批到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飛機工程的十七名留學生，這批留學生才華橫溢，後來波音公司的第一任總工程師王助、中國海軍飛機工程處處長巴玉藻、著名飛機設計師曾詒經、王孝豐、魏瀚，海軍名將陳宏泰、李世甲等都是他們的成員。
陳策和「肇和」艦的緣分也很早，袁世凱倒行逆施，陳策和許多革命黨人一樣，都參加了護國戰爭，他的第一仗就是襲擊「肇和」艦。
他參加的這次襲擊，並非那次著名的炮擊上海製造局起義，而是在澳門。
1916年，「肇和」艦錨泊澳門，同盟會元老朱執信在澳門秘密設立軍事指揮機關，擴展中華革命黨組織，積極策應蔡鍔的雲南護國軍征討兩廣。3月7日，朱組織革命黨人敢死隊，準備乘「永固」號輪渡劫奪「肇和」號軍艦，可惜，因為守軍防衛嚴密而告失敗。陳策和後來的清幫大亨楊虎都是敢死隊的成員。
歷史教科書上記載的「肇和」艦起義是在1915年12月5日，比陳策他們的行動早幾個月，指揮官是陳其美，副指揮官是蔣介石！他們事先暗殺了袁世凱的親信上海鎮守使鄭汝成，並說服了「肇和」艦艦長黃鳴球參加起義，因此當夜順利攻佔「肇和」艦，炮擊上海市區，蔣介石、陳其美親臨南市工程總局火線督戰。各路義軍在陳其美和蔣介石的指揮下，分頭攻擊上海警察局、電燈廠、電話局等目標。但是由於孫祥夫（孫中山在「永豐」艦蒙難時的海軍陸戰隊司令）的策應人馬沒能同時奪取另外一艘巡洋艦「應瑞」，「應瑞」艦和「通濟」艦聯手攻擊，重創「肇和」號，原定參加起義的「建威」、「建安」兩艦不敢行動，戰至黎明，義軍被袁軍分而圍擊，傷亡慘重。陳其美和蔣介石等人只好退返指揮部，起義失敗。「肇和」艦上的海軍官兵陳可鈞等殉難。這是孫帝象成立中華革命黨後對袁世凱的第一次軍事反擊。
因此陳策等人二次劫持「肇和」艦就沒有內應了，生土上種花，失敗是難以避免的。
1910年的「肇和」艦可以說相當先進，但是1937年它就已經落伍得太多了，包括炮彈都陳舊過時，「夕張」艦彎曲的煙囪曾被一彈命中，但炮彈卻沒有爆炸。相反，「夕張」艦的炮擊連連撕開「肇和」艦的裝甲，「肇和」艦被擊穿進水，死傷慘重支撐不住，艦長方念祖下令轉舵撤退。
日軍記載：「該艦中彈後傾斜並轉舵逃離戰場，而『夕張』號的炮彈依然繼續命中。這艘巡洋艦負傷後向淺灘擱淺……另一艘巡洋艦也被擊傷擱淺。」當時中國海軍在華南沒有第二條巡洋艦，這應該指的是「海周」號。
從技術角度說，方念祖的命令並沒有錯誤，實際上「肇和」艦的鋼板早已老化不堪重負，負傷進水過重，沒有開到錨地就不得不搶灘擱淺。但是無論如何這也是逃跑。甲午之戰後的中國海軍再也容不下「逃跑」這個詞。於是，在中國方面的記錄裡，這次戰鬥的過程就是：「13日平明前，廣東空軍封鎖珠江口，誤以為執勤的『海周』『肇和』兩艦是日艦，即行低飛轟炸，這場誤會為日艦發現，偷機圖襲。是夜，日艦三艘潛伏在舢板洲後面，翌日平明，『海周』號向大角海面巡邏，正在左轉沙角時，日艦出擊，雙方展開激烈海戰，沙角守軍發炮支援，但後巡的『肇和』艦長方念祖畏懼不敢抵禦……」
可憐的方念祖，以後一輩子都要後悔下這條命令。
剩下的「海周」號孤立無援，頓時遭到滅頂之災，日艦的炮火准確的傾瀉在它的甲板上，「海周」號主炮失靈，正要轉舵隨「肇和」撤離之時錨機又被一彈炸毀，兩條錨鏈自動拋落，把「海周」固定在當地。只短短的幾分鐘，「海周」號艦尾被洞穿下沉，幸好該處水淺，該艦勉強坐礁而沒有沉沒。
打垮了中國戰艦部隊的日軍馬上炮擊虎門要塞，同時命令海軍陸戰隊准備登陸！
但他們低估了中國指揮官的能力，確切地說，低估了陳策。
海軍老將陳策早就准備好了三個絕招，不到關鍵時刻是不會亮出來的。
這個時候，已經足夠關鍵。
「肇和」號的沉沒其實並非陳策意料之外，這艘二十多年艦齡的老巡洋艦，戰鬥力和當時先進的驅逐艦級別艦艇相比，無論對付誰都已經難以抵擋。抗戰開始的時候，中國海軍無力和日軍爭奪制海權，這一點無論陳策還是海軍部長陳紹寬都很明白，因此中國海軍戰前僅新建了「甯海」、「平海」兩艘淺吃水的輕巡洋艦，卻大量製造改裝適用於長江的淺水炮艦，如「十小海」、「十二勝」等，每年的秋操大演習並非在外海，而是在長江上的湖口進行。對此，當時新聞界譏諷不斷，大公報以《海軍乎？江軍乎？》的標題對此進行過報道，認為海軍不敢出海，只敢嚇唬陸軍。事實上，這是因為中國海軍高層已經預見到抗戰開始中國海軍就無力和日軍爭奪制海權，未來的戰場將是長江和珠江這樣的內河。
一個令人感到酸苦的結論。
因此，海軍原有清代遺留下來的幾艘老式巡洋艦成了雞肋，它們吃水深，目標大，不適合內河行動，防空火力薄弱，處於防又防不住，逃又逃不了的尷尬境地。由於長江上的戰鬥日軍主要出動航空兵攻擊中國海軍艦隻，這些戰艦即便想與日軍一拼也不可得。結果，「肇和」艦的准姊妹艦「應瑞」號練習巡洋艦9月25日被日機炸中負重傷，10月23日在采石磯終被擊沉，而其餘五艘清代遺留的老巡洋艦「海圻」、「海容」、「海籌」、「海琛」、「通濟」則命運更為悲慘，被作為阻塞船自沉於江陰封鎖線（「海容」艦連前後的主炮都只來得及卸下一門）。相比之下，「肇和」的結局是其中最為壯烈的，假如它苟延殘喘到虎門陷落，由於吃水深無法上駛珠江，恐怕也難逃自沉的命運。
當「肇和」艦正面臨滅頂之災的時候，另一艘日本軍艦正在珠江口停船待機。
這就是日本海軍運輸艦「甘丸」。它拋錨在這裡是因為正在準備組織陸戰隊換乘，強登虎門炮台。
其實，當時日本軍隊在廣州方面的兵力並不多，能夠用於陸戰的不過海軍陸戰隊的兵力不足千人。假如從兵力上計算，和廣東地區的中國陸軍相差幾十倍。因此，日軍並無攻佔廣州的作戰計劃，主要目的是封鎖珠江海口，斷絕對中國大陸的海外運輸和援助路線。日軍最初採取的作戰方案是奪取萬山群島，封鎖廣州海口。然而，廣東進出口多經過中立的香港，而且萬山群島海區面積過大，日軍兵力不足，整個封鎖線如同一隻大型的漏勺，效果極不理想。
為了真正達到封鎖的目的，日本海軍中將長谷川清指示華南的第五水雷戰隊調整部署。日軍很快發現，實現封鎖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攻佔虎門要塞。因為虎門要塞正當珠江咽喉，所有廣州向海外的水路都必經虎門，假如將其攻佔，整個廣州海口的運輸線就完全被關閉。
即便如此，陳策部下的虎門守軍也有兩千以上，遠超日軍。不過當時中國軍隊因為裝備和訓練的低劣，即便以多打少，也常常難以招架精銳的日軍。以當時的戰鬥力推算，基本是六名中國政府軍士兵可以抵擋一名日本兵，所以，日軍指揮官原顯三郎並不認為自己兵力不足。
眼看中國艦隊被擊潰，日本海軍陸戰隊員登「甘丸」運輸艦，開始在虎門口外換乘小艇，準備登陸。關於這艘「甘丸」號運輸艦，後來的報道十分模糊，中國方面的戰報中稱「擊沉日本海軍『甘丸』號運輸艦一艘。」而日軍方面只提到「運輸艦一艘受創」。該艦到底是沉是傷，雙方的結論並不一致。根據查到的資料，「甘丸」，石川重工制造，原為關西汽船公司班輪，排水量2450噸，1937年被日本海軍徴用，改為運輸艦。1943年在馬紹爾群島被美軍潛艇「鳳尾魚」號擊沉。
因此，「甘丸」在虎門一戰中，應該是負傷，而沒有沉沒。值得一提的是，看日軍艦艇的名稱，經常可以看到某某丸，於是有的朋友認為這就是某某號的意思。其實不然，「丸」，在日語中代表順利，生意興隆等含義，一般商船名字中常帶有「丸」字表示祈福，所以，如果在日本海軍艦艇中看到某某丸的字樣，就表示這條軍艦是由商船改造的，比如甲午海戰中的「西京丸」，就不是海軍原有艦隻，日本海軍的正牌軍艦名稱中，是不帶有「丸」字的。
日軍根本沒有想到「甘丸」會被擊中，因為當時「甘丸」停船的位置離虎門要塞最前方的大角、沙角炮台還有15000米，根據情報，虎門炮台原有射程超過15公里的重炮，但孫帝象火拼陳炯明的時候已經拆卸帶走投入陸戰，現有中國守軍的火炮最大射程只有12公里，而且按照常規應該部署在比較靠後的威遠炮台。所以，15公里是一個安全的距離。
然而，令日本人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日軍剛剛開始換乘，中國軍隊的炮彈就准確的飛向了「甘丸」，在它周圍炸開一條條水柱。
原來，這射程15公里的大炮，就是陳策安排的三條殺手鐧之一，此人名字中帶個策字，的確是老謀深算。
陳策經營虎門要塞多年，對自己的實力了如指掌，他名為海軍中將，上了岸兵力連陸軍小上校的一個旅都比不上，和日軍硬頂，自己是招架不住的，但他作戰經驗豐富，深知兵法中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道理，故此把最大的15釐米維克斯大炮和70%的兵力都部署在了第一線的大角、沙角炮台。取的是不足而示有餘的道理。
然而火炮射程不足始終困擾陳策。當時兵工署在廣州有一家製造大炮的工廠，因為準備持久抗戰，正在遷往內地，來了個炮兵專家叫沈辛耕的指導拆卸設備，陳策到德國考察的時候和沈有一面之緣，因此請他來炮台指點，特別是解決射程問題。沈是當時中國少有的炮兵專家，隨即提出了十點改進意見，包括減輕彈頭裝藥，特別是採用傾斜炮座增大火炮仰角等措施，實驗證明非常有效，維克斯15釐米大炮的射程從12公里提高到了15公里，但這個秘密，連廣州的余漢謀都不知道。日軍幾次進犯虎門，陳策都沒有捨得用這15釐米大炮，今天終於用上了。
炮彈飛到15公里，本來准確性差些，但是日軍過於托大，竟然讓「甘丸」拋錨組織換乘，結果讓中國海軍打了死靶，虎門炮台守軍根據炮彈炸點修訂射擊目標，一顆15釐米炮彈正中「甘丸」艦首，接著又命中它的中艙，等待登陸的日軍陸戰隊員死傷慘重。
「甘丸」艦長急中生智，下令砍斷錨鏈，帶著滿船烈火逃出珠江口。我想，15釐米大炮的炮彈減三裝藥可能是沒能擊沉「甘丸」的一個原因，否則一條商船標准的運輸艦，如何扛得住如此重炮的打擊？
然而陳策得勢不饒人，第二個殺手鐧立即出手，大隊長梁康年中校率領四艘魚雷快艇風馳電掣般衝出虎門，直撲受傷的「甘丸」。
廣東海軍的四艘高速魚雷快艇是陳策的寵兒，這是中央海軍都沒有的出色武器。1號、2號魚雷艇是英製，航速40節；3號、4號魚雷艇是意製，航速41節！都是30年代的最新產品，相比之下，中央海軍的四艘星級魚雷艇則是1895年的產品，四艘湖級魚雷艇稍新，但也是1907年的老家伙了。
日軍見狀不妙，顧不得繼續攻擊負傷擱淺的「肇和」、「海周」兩艦，掉頭趕來迎擊。「夕張」全力壓制炮台火炮，「追風」、「疾風」則阻擊魚雷艇的攻擊。
中國海軍魚雷艇是否發射了魚雷沒有記載，但遭到日軍阻擊後高速返航。
廣東海軍戰報稱「甘丸」被魚雷艇擊沉，而日軍則沒有擊中的記錄。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比較傾向相信日軍的記錄。這是因為廣東海軍使用的魚雷艇比較特殊，為了追求高航速，它們採用無發射管的拋擲發射法發射魚雷，因此在遠距離上命中率比較低。採用同樣艇型的電雷學校史可法中隊在上海襲擊日軍旗艦「出雲」，也因為同樣原因未能擊中。
儘管只是有驚無險，日軍已經不敢繼續實施登陸了，「甘丸」逃走，「夕張」還不甘心地繼續和大角、沙角炮台展開炮戰，試圖撈回面子。
這時陳策的第三招殺手鐧就出手了。
日軍忽然聽到頭上傳來隆隆的機聲。抬頭看去，卻見中國空軍的霍克-3戰鬥機已經凌空殺來。
中國抗戰中兵種配合從來是一個大問題，陳紹寬的江陰大戰從來沒得到過空軍的任何支援，其他戰場上空軍的掩護也總是姍姍來遲。唯獨陳策這一戰，空軍來得迅捷及時。這是因為陳策在廣東人脈深厚，大路條條沒有走不通的，戰前他便和空軍大拉關係。廣東空軍本來對陳有點兒忌憚，因為有當年擊沉「飛鷹」艦的過結麼。但陳輕袍緩帶，雍容大度，自己掏腰包請空軍官兵到香港開心（當年東江縱隊的一本回憶材料裡面對這個事情評價可是不高，稱廣東的海軍和空軍「沆瀣一氣，到香港狂嫖濫賭」），真實的情況誰也沒見過，不過自此廣東空軍對陳策的確達到了一個電話就來的默契水平。
原顯三郎這才意識到自己太托大了，以為依靠第五水雷戰隊就能解決問題，放著「龍驤」、「鳳翔」兩艘航空母艦不用，讓中國飛機來炸自己的巡洋艦！
日方自己的記錄是這樣的：「立即停止了對虎門要塞的炮擊，中止了炮戰，全艦隊沿珠江向外撤退，退向大鏟島錨地。中國飛機繼續追擊，先後發動四次攻擊。（「夕張」艦）被擊中造成傷亡，但不影響航行。」
日艦被陳策的三招殺手鐧搞得暈頭轉向，雖然取得了擊沉「肇和」、「海周」的海戰勝利，卻不敢在珠江內停留，匆忙逃往外海。
聯合艦隊認為原顯三郎未能完全達成任務，廣東方面中國海軍的力量還很強大，必須加以掃蕩。因此加派艦艇，由高須四郎中將指揮，試圖徹底消滅華南的中國海軍力量。
除原有的第一航空戰隊（航空母艦「龍驤」、「鳳翔」），第五水雷戰隊（「夕張」、第二十九驅逐艦隊、第十六驅逐艦隊）外，增調第一聯合航空隊（飛機七十九架）、第九巡洋戰隊（重巡洋艦「妙高」、輕巡洋艦「多摩」）、第二十三航空隊（水上飛機母艦「香久丸」、巡洋艦「五十鈴」等）前往華南珠江口。
高須四郎是日本海軍名將，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古賀峰一大將失事遇難，高須擔任過聯合艦隊總司令，並晉昇海軍大將。接手指揮後，他認為中國海軍之所以能夠具有較強的戰鬥力，原因在於日軍並未取得絕對的制空權，因此從9月20日到9月23日連續空襲廣州白雲機場和天河機場，廣東空軍雖然竭力應戰，終因寡不敵眾，犧牲慘重，最後僅剩下三架可用飛機，後退到從化和韶關機場，只能偶爾殺來珠江口做一點游擊戰，再無力掩護海軍的戰鬥了。
隨後，日軍利用天氣晴朗的有利條件，連日追擊狂轟陳策所部海軍各艦，廣東海軍全力抗擊，但勢單力孤，防空火力不足，至30日，除徹底炸毀擱淺的「肇和」艦外，先後擊沉炮艦「海虎」、「海強」、「江大」、「堅如」、「舞風」，運輸艦「福游」。至此，廣東海軍主要水面艦艇，除「執信」、「仲元」等淺水炮艦退入珠江上游，全軍覆沒。
但是面對陳策虛虛實實的布防，高須摸不清他的底細，最終也不敢對虎門要塞下手，1938年2月以前，雙方始終僵持在虎門要塞之前的珠江口。
這次戰鬥對中國海軍來說，頗為出乎意料，因為日艦懾於中國的海防陣地，一般不敢進入珠江口活動，而這一天，肇和號巡洋艦和海周號炮艦開始例行巡邏，剛剛駛出舢板洲錨地，瞭望兵就發現三艘日艦已經迎面撲來。肇和艦艦長方念祖連忙命令水兵站炮位。
日艦顯然是有備而來，中國軍艦還沒有擺開戰鬥隊形，日軍的炮彈已經劈面而來，第一彈就擊中前面的海周艦！
原來前一天中國空軍和海軍發生誤會的時候，日軍第二十九驅逐戰隊的疾風號驅逐艦正在口外巡曳，根據高射炮的炸點推斷出了肇和艦與海周艦的錨地，因此連夜調動第五水雷戰隊旗艦夕張等三艘主力戰艦前來截擊，試圖消滅粵海艦隊主力，並準備以陸戰隊搶登虎門炮臺！
下面是雙方的實力對比：
日本海軍 中國海軍
艦名噸位建造時間 艦名噸位建造時間
巡洋艦夕張號3，4501923 巡洋艦肇和號2，6001909/127936/11
驅逐艦疾風號1，3401930 炮艦海周號1，2501904
驅逐艦追風號1，3401930
這只是表面的數字，如果計算真實的戰鬥力，中國海軍的兩艘戰艦就更不是對手。海周號是原來法國淘汰的老式掃雷艦，被陳濟棠買來海關緝私的，只有一門127毫米炮比較有威力，肇和是清朝從英國阿姆斯特朗廠定購的渦輪透平主機巡洋艦，但是在連年的內戰中曾經多次受傷，艦體年久失修。而日軍的三艘戰艦都是日本海軍的精華。夕張號被稱為日本海軍現代巡洋艦的里程碑，3500噸的戰艦設計得極為精巧，戰鬥力竟然和5500噸的巡洋艦等同。因為性能優異，日本海軍以它為藍本設計了8500噸級的古鷹級重巡洋艦。該艦在太平洋戰爭中東征西討，1942年在第八艦隊司令三川中將麾下大戰薩沃島，和青葉等艦協同夜戰，接連擊沈盟軍昆西號、阿斯托里亞號、文森斯號、堪培拉號四艘萬噸級重巡洋艦，算得上一條世界名艦。疾風號、追風號屬於日軍第一型排水量超過千噸的現代化驅逐艦峰風級，魚雷發射管設在艦橋前方，造型奇特，它們每艘都裝備四門127毫米炮，航速可以達到40節！
其實中國海軍兩艘戰艦也有優勢的地方，那就是熟悉珠江航道，如果發現日艦後立即後撤，並非沒有撤離的機會。但是中國海軍當時有一條名言，那就是--誰向上遊退避，誰就是方伯謙第二！這話刺激了第一艦隊海軍少將方瑩把自己綁在羅盤上大戰江陰封鎖線，因為他就是方伯謙的親侄子。方念祖雖無這層關係，但也絕不願意在日本海軍面前當懦夫，所以他冒著彈雨下令向日艦猛烈還擊。
中國海軍難忘的甲午，中國海軍痛苦的甲午啊。
日本《世界的艦船》1982年第二期，《防衛廳歷史記錄--帝國時代海軍編》中都對這次海戰有詳細的記錄。
日艦以「疾風」、「追風」攻擊「海周」，第五水雷戰隊旗艦「夕張」集中火力打擊「肇和」。
這時候，在虎門要塞的陳策才接到報告，以他的性格，如果早點收到消息，只怕就要親自登艦和「夕張」拼了，沒能在海上和日本海軍一決雌雄大概是陳策極大的遺憾。他只能登虎門炮台指揮作戰了。陳策下令離舢板洲最近的沙角燈台島炮台開炮支援「肇和」和「海周」。
海上，燈台島炮台受到射角限制，只能向攻擊「海周」號的日艦開炮。「夕張」號的六門140毫米重炮則連連命中「肇和」號。「肇和」號的炮塔是後面敞開的，因此「夕張」號上的日軍用望遠鏡看到「肇和」每中一彈，甲板上的水兵就要倒下一片。但是「肇和」號的炮火依然炙烈，它的兩門150毫米阿姆斯特朗主炮雖然陳舊卻依然准確，第三次齊射即命中「夕張」！
「肇和」號巡洋艦，大概所有中國的中學生都對它有印象吧？中學歷史教科書裡關於反對袁世凱的鬥爭中，曾經提到過孫帝象麾下的革命黨人發動「肇和」號起義，炮擊上海製造局的事件。但是這艘軍艦究竟是何種形象，大概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肇和」艦，是1909年清朝攝政王載灃和海軍總司令薩鎮冰出訪歐美時定購的三艘巡洋艦之一，也是清政府在海軍武力配備上的最後訂單。它的外形優美，艦首垂直如同鋼鐵峭壁。但是這三艘巡洋艦未及完工中國就發生了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使它們的後續資金難以為續。財政艱難的北洋政府一度準備把它們賣掉，只是由於海軍力爭，才保留了「肇和」、「應瑞」兩艦，編入練習艦隊，而另一艘「飛鴻」號終於沒能保住，只好拍賣，被希臘政府作為「赫拉」號巡洋艦買走。好在這筆賣艦的款子倒使用得很恰當，被用來資助中國第一批到麻省理工學院學習飛機工程的十七名留學生，這批留學生才華橫溢，後來波音公司的第一任總工程師王助、中國海軍飛機工程處處長巴玉藻、著名飛機設計師曾詒經、王孝豐、魏瀚，海軍名將陳宏泰、李世甲等都是他們的成員。
陳策和「肇和」艦的緣分也很早，袁世凱倒行逆施，陳策和許多革命黨人一樣，都參加了護國戰爭，他的第一仗就是襲擊「肇和」艦。
他參加的這次襲擊，並非那次著名的炮擊上海製造局起義，而是在澳門。
1916年，「肇和」艦錨泊澳門，同盟會元老朱執信在澳門秘密設立軍事指揮機關，擴展中華革命黨組織，積極策應蔡鍔的雲南護國軍征討兩廣。3月7日，朱組織革命黨人敢死隊，準備乘「永固」號輪渡劫奪「肇和」號軍艦，可惜，因為守軍防衛嚴密而告失敗。陳策和後來的清幫大亨楊虎都是敢死隊的成員。
歷史教科書上記載的「肇和」艦起義是在1915年12月5日，比陳策他們的行動早幾個月，指揮官是陳其美，副指揮官是蔣介石！他們事先暗殺了袁世凱的親信上海鎮守使鄭汝成，並說服了「肇和」艦艦長黃鳴球參加起義，因此當夜順利攻佔「肇和」艦，炮擊上海市區，蔣介石、陳其美親臨南市工程總局火線督戰。各路義軍在陳其美和蔣介石的指揮下，分頭攻擊上海警察局、電燈廠、電話局等目標。但是由於孫祥夫（孫中山在「永豐」艦蒙難時的海軍陸戰隊司令）的策應人馬沒能同時奪取另外一艘巡洋艦「應瑞」，「應瑞」艦和「通濟」艦聯手攻擊，重創「肇和」號，原定參加起義的「建威」、「建安」兩艦不敢行動，戰至黎明，義軍被袁軍分而圍擊，傷亡慘重。陳其美和蔣介石等人只好退返指揮部，起義失敗。「肇和」艦上的海軍官兵陳可鈞等殉難。這是孫帝象成立中華革命黨後對袁世凱的第一次軍事反擊。
因此陳策等人二次劫持「肇和」艦就沒有內應了，生土上種花，失敗是難以避免的。
1910年的「肇和」艦可以說相當先進，但是1937年它就已經落伍得太多了，包括炮彈都陳舊過時，「夕張」艦彎曲的煙囪曾被一彈命中，但炮彈卻沒有爆炸。相反，「夕張」艦的炮擊連連撕開「肇和」艦的裝甲，「肇和」艦被擊穿進水，死傷慘重支撐不住，艦長方念祖下令轉舵撤退。
日軍記載：「該艦中彈後傾斜並轉舵逃離戰場，而『夕張』號的炮彈依然繼續命中。這艘巡洋艦負傷後向淺灘擱淺……另一艘巡洋艦也被擊傷擱淺。」當時中國海軍在華南沒有第二條巡洋艦，這應該指的是「海周」號。
從技術角度說，方念祖的命令並沒有錯誤，實際上「肇和」艦的鋼板早已老化不堪重負，負傷進水過重，沒有開到錨地就不得不搶灘擱淺。但是無論如何這也是逃跑。甲午之戰後的中國海軍再也容不下「逃跑」這個詞。於是，在中國方面的記錄裡，這次戰鬥的過程就是：「13日平明前，廣東空軍封鎖珠江口，誤以為執勤的『海周』『肇和』兩艦是日艦，即行低飛轟炸，這場誤會為日艦發現，偷機圖襲。是夜，日艦三艘潛伏在舢板洲後面，翌日平明，『海周』號向大角海面巡邏，正在左轉沙角時，日艦出擊，雙方展開激烈海戰，沙角守軍發炮支援，但後巡的『肇和』艦長方念祖畏懼不敢抵禦……」
可憐的方念祖，以後一輩子都要後悔下這條命令。
剩下的「海周」號孤立無援，頓時遭到滅頂之災，日艦的炮火准確的傾瀉在它的甲板上，「海周」號主炮失靈，正要轉舵隨「肇和」撤離之時錨機又被一彈炸毀，兩條錨鏈自動拋落，把「海周」固定在當地。只短短的幾分鐘，「海周」號艦尾被洞穿下沉，幸好該處水淺，該艦勉強坐礁而沒有沉沒。
打垮了中國戰艦部隊的日軍馬上炮擊虎門要塞，同時命令海軍陸戰隊准備登陸！
但他們低估了中國指揮官的能力，確切地說，低估了陳策。
海軍老將陳策早就准備好了三個絕招，不到關鍵時刻是不會亮出來的。
這個時候，已經足夠關鍵。
「肇和」號的沉沒其實並非陳策意料之外，這艘二十多年艦齡的老巡洋艦，戰鬥力和當時先進的驅逐艦級別艦艇相比，無論對付誰都已經難以抵擋。抗戰開始的時候，中國海軍無力和日軍爭奪制海權，這一點無論陳策還是海軍部長陳紹寬都很明白，因此中國海軍戰前僅新建了「甯海」、「平海」兩艘淺吃水的輕巡洋艦，卻大量製造改裝適用於長江的淺水炮艦，如「十小海」、「十二勝」等，每年的秋操大演習並非在外海，而是在長江上的湖口進行。對此，當時新聞界譏諷不斷，大公報以《海軍乎？江軍乎？》的標題對此進行過報道，認為海軍不敢出海，只敢嚇唬陸軍。事實上，這是因為中國海軍高層已經預見到抗戰開始中國海軍就無力和日軍爭奪制海權，未來的戰場將是長江和珠江這樣的內河。
一個令人感到酸苦的結論。
因此，海軍原有清代遺留下來的幾艘老式巡洋艦成了雞肋，它們吃水深，目標大，不適合內河行動，防空火力薄弱，處於防又防不住，逃又逃不了的尷尬境地。由於長江上的戰鬥日軍主要出動航空兵攻擊中國海軍艦隻，這些戰艦即便想與日軍一拼也不可得。結果，「肇和」艦的准姊妹艦「應瑞」號練習巡洋艦9月25日被日機炸中負重傷，10月23日在采石磯終被擊沉，而其餘五艘清代遺留的老巡洋艦「海圻」、「海容」、「海籌」、「海琛」、「通濟」則命運更為悲慘，被作為阻塞船自沉於江陰封鎖線（「海容」艦連前後的主炮都只來得及卸下一門）。相比之下，「肇和」的結局是其中最為壯烈的，假如它苟延殘喘到虎門陷落，由於吃水深無法上駛珠江，恐怕也難逃自沉的命運。
當「肇和」艦正面臨滅頂之災的時候，另一艘日本軍艦正在珠江口停船待機。
這就是日本海軍運輸艦「甘丸」。它拋錨在這裡是因為正在準備組織陸戰隊換乘，強登虎門炮台。
其實，當時日本軍隊在廣州方面的兵力並不多，能夠用於陸戰的不過海軍陸戰隊的兵力不足千人。假如從兵力上計算，和廣東地區的中國陸軍相差幾十倍。因此，日軍並無攻佔廣州的作戰計劃，主要目的是封鎖珠江海口，斷絕對中國大陸的海外運輸和援助路線。日軍最初採取的作戰方案是奪取萬山群島，封鎖廣州海口。然而，廣東進出口多經過中立的香港，而且萬山群島海區面積過大，日軍兵力不足，整個封鎖線如同一隻大型的漏勺，效果極不理想。
為了真正達到封鎖的目的，日本海軍中將長谷川清指示華南的第五水雷戰隊調整部署。日軍很快發現，實現封鎖最容易的方式就是攻佔虎門要塞。因為虎門要塞正當珠江咽喉，所有廣州向海外的水路都必經虎門，假如將其攻佔，整個廣州海口的運輸線就完全被關閉。
即便如此，陳策部下的虎門守軍也有兩千以上，遠超日軍。不過當時中國軍隊因為裝備和訓練的低劣，即便以多打少，也常常難以招架精銳的日軍。以當時的戰鬥力推算，基本是六名中國政府軍士兵可以抵擋一名日本兵，所以，日軍指揮官原顯三郎並不認為自己兵力不足。
眼看中國艦隊被擊潰，日本海軍陸戰隊員登「甘丸」運輸艦，開始在虎門口外換乘小艇，準備登陸。關於這艘「甘丸」號運輸艦，後來的報道十分模糊，中國方面的戰報中稱「擊沉日本海軍『甘丸』號運輸艦一艘。」而日軍方面只提到「運輸艦一艘受創」。該艦到底是沉是傷，雙方的結論並不一致。根據查到的資料，「甘丸」，石川重工制造，原為關西汽船公司班輪，排水量2450噸，1937年被日本海軍徴用，改為運輸艦。1943年在馬紹爾群島被美軍潛艇「鳳尾魚」號擊沉。
因此，「甘丸」在虎門一戰中，應該是負傷，而沒有沉沒。值得一提的是，看日軍艦艇的名稱，經常可以看到某某丸，於是有的朋友認為這就是某某號的意思。其實不然，「丸」，在日語中代表順利，生意興隆等含義，一般商船名字中常帶有「丸」字表示祈福，所以，如果在日本海軍艦艇中看到某某丸的字樣，就表示這條軍艦是由商船改造的，比如甲午海戰中的「西京丸」，就不是海軍原有艦隻，日本海軍的正牌軍艦名稱中，是不帶有「丸」字的。
日軍根本沒有想到「甘丸」會被擊中，因為當時「甘丸」停船的位置離虎門要塞最前方的大角、沙角炮台還有15000米，根據情報，虎門炮台原有射程超過15公里的重炮，但孫帝象火拼陳炯明的時候已經拆卸帶走投入陸戰，現有中國守軍的火炮最大射程只有12公里，而且按照常規應該部署在比較靠後的威遠炮台。所以，15公里是一個安全的距離。
然而，令日本人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日軍剛剛開始換乘，中國軍隊的炮彈就准確的飛向了「甘丸」，在它周圍炸開一條條水柱。
原來，這射程15公里的大炮，就是陳策安排的三條殺手鐧之一，此人名字中帶個策字，的確是老謀深算。
陳策經營虎門要塞多年，對自己的實力了如指掌，他名為海軍中將，上了岸兵力連陸軍小上校的一個旅都比不上，和日軍硬頂，自己是招架不住的，但他作戰經驗豐富，深知兵法中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道理，故此把最大的15釐米維克斯大炮和70%的兵力都部署在了第一線的大角、沙角炮台。取的是不足而示有餘的道理。
然而火炮射程不足始終困擾陳策。當時兵工署在廣州有一家製造大炮的工廠，因為準備持久抗戰，正在遷往內地，來了個炮兵專家叫沈辛耕的指導拆卸設備，陳策到德國考察的時候和沈有一面之緣，因此請他來炮台指點，特別是解決射程問題。沈是當時中國少有的炮兵專家，隨即提出了十點改進意見，包括減輕彈頭裝藥，特別是採用傾斜炮座增大火炮仰角等措施，實驗證明非常有效，維克斯15釐米大炮的射程從12公里提高到了15公里，但這個秘密，連廣州的余漢謀都不知道。日軍幾次進犯虎門，陳策都沒有捨得用這15釐米大炮，今天終於用上了。
炮彈飛到15公里，本來准確性差些，但是日軍過於托大，竟然讓「甘丸」拋錨組織換乘，結果讓中國海軍打了死靶，虎門炮台守軍根據炮彈炸點修訂射擊目標，一顆15釐米炮彈正中「甘丸」艦首，接著又命中它的中艙，等待登陸的日軍陸戰隊員死傷慘重。
「甘丸」艦長急中生智，下令砍斷錨鏈，帶著滿船烈火逃出珠江口。我想，15釐米大炮的炮彈減三裝藥可能是沒能擊沉「甘丸」的一個原因，否則一條商船標准的運輸艦，如何扛得住如此重炮的打擊？
然而陳策得勢不饒人，第二個殺手鐧立即出手，大隊長梁康年中校率領四艘魚雷快艇風馳電掣般衝出虎門，直撲受傷的「甘丸」。
廣東海軍的四艘高速魚雷快艇是陳策的寵兒，這是中央海軍都沒有的出色武器。1號、2號魚雷艇是英製，航速40節；3號、4號魚雷艇是意製，航速41節！都是30年代的最新產品，相比之下，中央海軍的四艘星級魚雷艇則是1895年的產品，四艘湖級魚雷艇稍新，但也是1907年的老家伙了。
日軍見狀不妙，顧不得繼續攻擊負傷擱淺的「肇和」、「海周」兩艦，掉頭趕來迎擊。「夕張」全力壓制炮台火炮，「追風」、「疾風」則阻擊魚雷艇的攻擊。
中國海軍魚雷艇是否發射了魚雷沒有記載，但遭到日軍阻擊後高速返航。
廣東海軍戰報稱「甘丸」被魚雷艇擊沉，而日軍則沒有擊中的記錄。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比較傾向相信日軍的記錄。這是因為廣東海軍使用的魚雷艇比較特殊，為了追求高航速，它們採用無發射管的拋擲發射法發射魚雷，因此在遠距離上命中率比較低。採用同樣艇型的電雷學校史可法中隊在上海襲擊日軍旗艦「出雲」，也因為同樣原因未能擊中。
儘管只是有驚無險，日軍已經不敢繼續實施登陸了，「甘丸」逃走，「夕張」還不甘心地繼續和大角、沙角炮台展開炮戰，試圖撈回面子。
這時陳策的第三招殺手鐧就出手了。
日軍忽然聽到頭上傳來隆隆的機聲。抬頭看去，卻見中國空軍的霍克-3戰鬥機已經凌空殺來。
中國抗戰中兵種配合從來是一個大問題，陳紹寬的江陰大戰從來沒得到過空軍的任何支援，其他戰場上空軍的掩護也總是姍姍來遲。唯獨陳策這一戰，空軍來得迅捷及時。這是因為陳策在廣東人脈深厚，大路條條沒有走不通的，戰前他便和空軍大拉關係。廣東空軍本來對陳有點兒忌憚，因為有當年擊沉「飛鷹」艦的過結麼。但陳輕袍緩帶，雍容大度，自己掏腰包請空軍官兵到香港開心（當年東江縱隊的一本回憶材料裡面對這個事情評價可是不高，稱廣東的海軍和空軍「沆瀣一氣，到香港狂嫖濫賭」），真實的情況誰也沒見過，不過自此廣東空軍對陳策的確達到了一個電話就來的默契水平。
原顯三郎這才意識到自己太托大了，以為依靠第五水雷戰隊就能解決問題，放著「龍驤」、「鳳翔」兩艘航空母艦不用，讓中國飛機來炸自己的巡洋艦！
日方自己的記錄是這樣的：「立即停止了對虎門要塞的炮擊，中止了炮戰，全艦隊沿珠江向外撤退，退向大鏟島錨地。中國飛機繼續追擊，先後發動四次攻擊。（「夕張」艦）被擊中造成傷亡，但不影響航行。」
日艦被陳策的三招殺手鐧搞得暈頭轉向，雖然取得了擊沉「肇和」、「海周」的海戰勝利，卻不敢在珠江內停留，匆忙逃往外海。
聯合艦隊認為原顯三郎未能完全達成任務，廣東方面中國海軍的力量還很強大，必須加以掃蕩。因此加派艦艇，由高須四郎中將指揮，試圖徹底消滅華南的中國海軍力量。
除原有的第一航空戰隊（航空母艦「龍驤」、「鳳翔」），第五水雷戰隊（「夕張」、第二十九驅逐艦隊、第十六驅逐艦隊）外，增調第一聯合航空隊（飛機七十九架）、第九巡洋戰隊（重巡洋艦「妙高」、輕巡洋艦「多摩」）、第二十三航空隊（水上飛機母艦「香久丸」、巡洋艦「五十鈴」等）前往華南珠江口。
高須四郎是日本海軍名將，太平洋戰爭開始後，古賀峰一大將失事遇難，高須擔任過聯合艦隊總司令，並晉昇海軍大將。接手指揮後，他認為中國海軍之所以能夠具有較強的戰鬥力，原因在於日軍並未取得絕對的制空權，因此從9月20日到9月23日連續空襲廣州白雲機場和天河機場，廣東空軍雖然竭力應戰，終因寡不敵眾，犧牲慘重，最後僅剩下三架可用飛機，後退到從化和韶關機場，只能偶爾殺來珠江口做一點游擊戰，再無力掩護海軍的戰鬥了。
隨後，日軍利用天氣晴朗的有利條件，連日追擊狂轟陳策所部海軍各艦，廣東海軍全力抗擊，但勢單力孤，防空火力不足，至30日，除徹底炸毀擱淺的「肇和」艦外，先後擊沉炮艦「海虎」、「海強」、「江大」、「堅如」、「舞風」，運輸艦「福游」。至此，廣東海軍主要水面艦艇，除「執信」、「仲元」等淺水炮艦退入珠江上游，全軍覆沒。
但是面對陳策虛虛實實的布防，高須摸不清他的底細，最終也不敢對虎門要塞下手，1938年2月以前，雙方始終僵持在虎門要塞之前的珠江口。
2014年7月30日 星期三
歷史上的幾次中外軍隊集體神秘大失蹤
成百上千人的軍隊成建制集體失蹤，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無聲無息，杳無蹤跡……這被認為是世界軍事史的第一大懸案！幾百人甚至數千人成建制集體失蹤，有的甚至在眾目睽睽的注視下瞬間消失得無蹤無影，這不能不令人瞠目結舌。
最令人稱奇的軍隊集體大失蹤一案當屬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軍隊。此案發生在1915年8月28日，當時英軍和新西蘭部隊部署在土耳其的嘉里玻里地 區。白天一隊800多人馬的英軍向一個高地機動，當時天氣晴朗，少有雲彩，有近似麵包狀雲片在英軍陣地上空飄浮，而英軍所要機動的山頭有一片濃濃的灰色霧氣，山巔卻隱約可見，山下晴朗一片。隨著大隊人馬的不斷攀升，隊伍逐漸地遁入迷霧之中，等到最後一名士兵消失在迷霧中後，一會兒，驚人的奇跡發生了，整個 大隊人馬無聲無息地失蹤了，再也看不到一個士兵從灰色霧團中走出來了。幾十分鐘後，山頭瀰漫的灰色霧團一部分四處消散，大部分慢慢濃縮成一個碩大無比的霧團緩慢上昇，最後和英軍陣地上空的幾朵浮雲融到一起後就靜靜飄離而去。山頭霧氣消失後，整個高地寂靜無聲，山上植被清晰可見，然而整整 800多人杳無蹤影，800多條人命像那一團神秘莫測的灰色霧團一樣靜靜地霧消雲散！當年和800多英軍同在一陣地的22名新西蘭士兵就曾親眼目擊過這一 事件，當時這22名士兵就駐守在離英軍60米左右的小高地上，英軍800多人從機動地攀登對面高地直到最後一名士兵消失在山頭的迷霧中，其全過程這22名士兵都盡收眼底。最後當發覺英軍大隊人員全部失蹤後，這22名士兵向上級作了報告，英軍接到報告後，曾制定了周密的搜尋計劃，進行大規模的搜尋，然而毫無結果。當時英軍一直認為最大的可能是全隊人馬均為土耳其軍所生俘，等到戰爭結束，英國向土耳其提出要交回那失蹤的800多名英軍，要求遣返生存的俘虜，然而土耳其一直堅持說從來就沒有看到過這支部隊。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那800多士兵中的任何一人了。那800多人馬猶如遁入了一個神秘王國，成為英國軍事歷史上一大懸案。
最令人稱奇的軍隊集體大失蹤一案當屬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英國軍隊。此案發生在1915年8月28日，當時英軍和新西蘭部隊部署在土耳其的嘉里玻里地 區。白天一隊800多人馬的英軍向一個高地機動，當時天氣晴朗，少有雲彩，有近似麵包狀雲片在英軍陣地上空飄浮，而英軍所要機動的山頭有一片濃濃的灰色霧氣，山巔卻隱約可見，山下晴朗一片。隨著大隊人馬的不斷攀升，隊伍逐漸地遁入迷霧之中，等到最後一名士兵消失在迷霧中後，一會兒，驚人的奇跡發生了，整個 大隊人馬無聲無息地失蹤了，再也看不到一個士兵從灰色霧團中走出來了。幾十分鐘後，山頭瀰漫的灰色霧團一部分四處消散，大部分慢慢濃縮成一個碩大無比的霧團緩慢上昇，最後和英軍陣地上空的幾朵浮雲融到一起後就靜靜飄離而去。山頭霧氣消失後，整個高地寂靜無聲，山上植被清晰可見，然而整整 800多人杳無蹤影，800多條人命像那一團神秘莫測的灰色霧團一樣靜靜地霧消雲散！當年和800多英軍同在一陣地的22名新西蘭士兵就曾親眼目擊過這一 事件，當時這22名士兵就駐守在離英軍60米左右的小高地上，英軍800多人從機動地攀登對面高地直到最後一名士兵消失在山頭的迷霧中，其全過程這22名士兵都盡收眼底。最後當發覺英軍大隊人員全部失蹤後，這22名士兵向上級作了報告，英軍接到報告後，曾制定了周密的搜尋計劃，進行大規模的搜尋，然而毫無結果。當時英軍一直認為最大的可能是全隊人馬均為土耳其軍所生俘，等到戰爭結束，英國向土耳其提出要交回那失蹤的800多名英軍，要求遣返生存的俘虜，然而土耳其一直堅持說從來就沒有看到過這支部隊。從那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過那800多士兵中的任何一人了。那800多人馬猶如遁入了一個神秘王國，成為英國軍事歷史上一大懸案。
無獨有偶，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法軍也同樣鬼使神差地遭此厄運。佈置在馬爾登高地上整整兩個營數百名的士兵也同英軍一樣悄無聲息地神秘失蹤了，法軍也曾派出大部隊進行全面搜尋，後來同樣空手而返。
規模最大的一次軍隊集體神秘失蹤一案，很不幸運地讓西班牙給碰上了，此案是發生在距今289年前的1711年，當時近4,000多名西班牙士兵駐紮在一個叫派連山的山上過夜，以待後繼援軍的到來。第二天早上援軍到達山上宿營地時，軍營內柴火仍然在燃燒，馬匹、大砲也原封未動，然而就這樣一支遍佈滿山遍野、浩浩蕩蕩的大部隊竟然一個不留地全部消失了。和英軍失蹤案不同的是，西班牙的這支部隊畢竟還留下一些馬匹、火砲和柴火，然而人卻全部和英軍、法軍一樣魔鬼般地神秘失蹤了。在西班牙官方文獻上曾清清楚楚地記載了這一神秘的失蹤奇案。
60多年前，我國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曾遇到過這種怪事。在1937年12月初的南京保衛戰中，國民黨集中了20萬軍隊雲集在南京市周圍。此役中方軍隊損失慘重，尤其是遠道趕來助戰的川軍某師損兵折將尤為重要，該師有一個團，因擔任陣地側翼對敵警戒任務，重點防禦京杭國道一側敵人可能突如其來地穿插分割， 故一直未直接參戰，當防禦戰役失利後，為了保住有生力量，全團二千餘人急行軍向綿延數十里、森林茂密的南京東南部青龍山地區撤退。然而，部分進入青龍山地區後，從此就再也沒有見到過這支部隊，全團二千多人消失得無影無蹤。
後來有人推測這支部隊是不是分散突圍出去了，然而仔細分析推敲一下日軍當年的戰役態勢和兵力部署後，此種假設便不攻而破。因為當年圍攻南京的日軍總指揮就是南京大屠殺的首犯，滅絕人性的松井石根大將，早在離開日本東京赴上海戰區之前，就早早著手於籌劃對南京實施進攻，因此，在攻陷上海後，他在沒有報請統帥部最後批准的情況下，就令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乘中國軍隊潰敗之機，分多路向南京追擊，進攻計劃詳盡而又周密，企圖把整個南京圍得滴水不漏，來個一鍋端。為了一網打盡中國軍隊，日軍採取撒大網的大迂迴包圍，於1937年12月1日出動了兩個精銳師團從上海以南的杭州灣登陸，沿途經嘉興、湖州、廣德、蕪湖一路包抄中國防禦部隊的大後方。僅10天這支日軍的一部就和與沿無錫、鎮江、句容一線圍追過來的日軍在南京東南部湯山鎮連接起來，從而達成了日軍大撒網、大包圍之企圖，形成了三面對南京圍攻收縮之態勢。當時，眾所周知，中國守軍只有鄧龍光將軍所指揮的93軍一部趁日軍尚未合圍之際，幸運地從山道間大膽穿插突圍出去，在這支部隊突圍後，就再也沒有任何一支成建制的中國守軍能夠衝出日軍密不透風的封鎖圈了。所以提出這支2,000多人的全團人馬全部突圍出去的假設絕難成立。退一步說，就是全團突圍出去，國民黨軍隊應有一星半點資訊，然而1939年國民黨軍總部在統計作戰情況時，就曾發現這個全團人馬不知下落的奇怪事件，無奈隻能將全團列為集體失蹤案件。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軍總部曾組成聯合調查組，對這一全團失蹤懸案進行過專項調查，然而一無所獲，此案最終也不了了之。
規模最大的一次軍隊集體神秘失蹤一案，很不幸運地讓西班牙給碰上了，此案是發生在距今289年前的1711年，當時近4,000多名西班牙士兵駐紮在一個叫派連山的山上過夜，以待後繼援軍的到來。第二天早上援軍到達山上宿營地時，軍營內柴火仍然在燃燒，馬匹、大砲也原封未動，然而就這樣一支遍佈滿山遍野、浩浩蕩蕩的大部隊竟然一個不留地全部消失了。和英軍失蹤案不同的是，西班牙的這支部隊畢竟還留下一些馬匹、火砲和柴火，然而人卻全部和英軍、法軍一樣魔鬼般地神秘失蹤了。在西班牙官方文獻上曾清清楚楚地記載了這一神秘的失蹤奇案。
60多年前，我國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曾遇到過這種怪事。在1937年12月初的南京保衛戰中，國民黨集中了20萬軍隊雲集在南京市周圍。此役中方軍隊損失慘重，尤其是遠道趕來助戰的川軍某師損兵折將尤為重要，該師有一個團，因擔任陣地側翼對敵警戒任務，重點防禦京杭國道一側敵人可能突如其來地穿插分割， 故一直未直接參戰，當防禦戰役失利後，為了保住有生力量，全團二千餘人急行軍向綿延數十里、森林茂密的南京東南部青龍山地區撤退。然而，部分進入青龍山地區後，從此就再也沒有見到過這支部隊，全團二千多人消失得無影無蹤。
後來有人推測這支部隊是不是分散突圍出去了，然而仔細分析推敲一下日軍當年的戰役態勢和兵力部署後，此種假設便不攻而破。因為當年圍攻南京的日軍總指揮就是南京大屠殺的首犯，滅絕人性的松井石根大將，早在離開日本東京赴上海戰區之前，就早早著手於籌劃對南京實施進攻，因此，在攻陷上海後，他在沒有報請統帥部最後批准的情況下，就令上海派遣軍和第十軍乘中國軍隊潰敗之機，分多路向南京追擊，進攻計劃詳盡而又周密，企圖把整個南京圍得滴水不漏，來個一鍋端。為了一網打盡中國軍隊，日軍採取撒大網的大迂迴包圍，於1937年12月1日出動了兩個精銳師團從上海以南的杭州灣登陸，沿途經嘉興、湖州、廣德、蕪湖一路包抄中國防禦部隊的大後方。僅10天這支日軍的一部就和與沿無錫、鎮江、句容一線圍追過來的日軍在南京東南部湯山鎮連接起來，從而達成了日軍大撒網、大包圍之企圖，形成了三面對南京圍攻收縮之態勢。當時，眾所周知，中國守軍只有鄧龍光將軍所指揮的93軍一部趁日軍尚未合圍之際，幸運地從山道間大膽穿插突圍出去，在這支部隊突圍後，就再也沒有任何一支成建制的中國守軍能夠衝出日軍密不透風的封鎖圈了。所以提出這支2,000多人的全團人馬全部突圍出去的假設絕難成立。退一步說，就是全團突圍出去，國民黨軍隊應有一星半點資訊，然而1939年國民黨軍總部在統計作戰情況時，就曾發現這個全團人馬不知下落的奇怪事件，無奈隻能將全團列為集體失蹤案件。抗戰勝利後，國民黨軍總部曾組成聯合調查組，對這一全團失蹤懸案進行過專項調查，然而一無所獲，此案最終也不了了之。
2014年5月16日 星期五
韓國出兵越南wiki
以下是越戰參戰期間外交文件於2005年的公開內容：
1964年5月9日：美國總統詹森請求友邦支援南越
1964年7月15日：南越總理阮慶請求韓國派兵
1964年7月31日：韓國國會通過第1次派兵同意案
1964年9月12日：第1批單位（第1移動外科醫院、跆拳道教官團）抵達西貢
1965年1月26日：國會通過第2次派兵同意案
1965年3月16日：建設支援團（鴿子部隊）抵達西貢
1965年8月13日：國會通過第3次派兵（戰鬥部隊）同意案
1965年10月14日：第2海軍陸戰旅（青龍部隊）從歸仁登陸
1965年10月20日：在韓組建的駐越韓國軍司令部正式遷至西貢
1965年11月2日：首都機械化步兵師（猛虎部隊）本隊抵達歸仁
1966年2月：太平村屠殺
1966年3月20日：國會通過第4次派兵同意案（增派部隊）
1966年4月19日：猛虎師第26團本部抵達歸仁
1966年10月3日：第9步兵師（白馬部隊）抵達歸仁和綏和
1966年10月21日：朴正熙訪問南越
1967年2月14日至2月15日：茶平戰役
1967年7月9日至8月26日：洪吉童行動
1971年12月4日：駐越韓軍展開第1階段撤兵（青龍旅）
1972年4月13日：第1次撤軍結束
1973年1月28日：巴黎和平協約生效
1973年3月13日：駐越韓軍第2次撤軍結束（本隊）
1973年3月23日：駐越韓軍末批部隊撤離完成
韓國軍參與越戰之前，派兵案就引發了反對黨和新聞界的爭議，朴政府的該項決定，也被批評為是讓韓國軍去越南替美軍當傭兵。
另外一項著名的負面影響就是韓國軍在參戰期間對越南平民的暴行，包含虐殺或強姦。此系列事件是於1999年韓國週刊《韓係來21》的「韓國軍隊在越南大肆屠殺老幼婦女」一文中公開後才廣為韓國大眾所知，揭發者則為1992年赴越留學的歷史研究生具秀姃（구수정）。具秀姃根據長期的調查，包括對村民的訪問，認為戰爭時在韓國軍手下的遇害者約有9千人之多。韓國軍在越涉及的著名事件包括了太平村屠殺、豐一與豐二屠殺、河美屠殺、長丘屠殺、延年-福平屠殺、平和屠殺、平泰屠殺、西榮屠殺等。但在朴正熙當政時期，甚至是在全斗煥、盧泰愚兩位同樣具有陸軍背景、同樣在越南當過部隊指揮官的總統任內都沒有公開過。
除此之外，越戰韓越混血兒也是韓國出兵越南後，在當地遺留的一項問題。這些為數估計數千，甚至超過1萬人的族群，大都是與越南母親一起遭韓國生父（派到越南的士兵或工人）拋棄，又常受到越南公眾歧視。在越語中，他們被帶有貶意地稱作「大韓混血」（越南語：Lai Đại Hàn／𤳆大韓?）。最後，韓國有許多的越戰老兵，也因為進入過被美軍噴灑了枯葉劑的地區行動，而對健康構成傷害。根據統計，在越戰後有159,132人為橙劑的後遺症所苦[22]。
1964年5月9日：美國總統詹森請求友邦支援南越
1964年7月15日：南越總理阮慶請求韓國派兵
1964年7月31日：韓國國會通過第1次派兵同意案
1964年9月12日：第1批單位（第1移動外科醫院、跆拳道教官團）抵達西貢
1965年1月26日：國會通過第2次派兵同意案
1965年3月16日：建設支援團（鴿子部隊）抵達西貢
1965年8月13日：國會通過第3次派兵（戰鬥部隊）同意案
1965年10月14日：第2海軍陸戰旅（青龍部隊）從歸仁登陸
1965年10月20日：在韓組建的駐越韓國軍司令部正式遷至西貢
1965年11月2日：首都機械化步兵師（猛虎部隊）本隊抵達歸仁
1966年2月：太平村屠殺
1966年3月20日：國會通過第4次派兵同意案（增派部隊）
1966年4月19日：猛虎師第26團本部抵達歸仁
1966年10月3日：第9步兵師（白馬部隊）抵達歸仁和綏和
1966年10月21日：朴正熙訪問南越
1967年2月14日至2月15日：茶平戰役
1967年7月9日至8月26日：洪吉童行動
1971年12月4日：駐越韓軍展開第1階段撤兵（青龍旅）
1972年4月13日：第1次撤軍結束
1973年1月28日：巴黎和平協約生效
1973年3月13日：駐越韓軍第2次撤軍結束（本隊）
1973年3月23日：駐越韓軍末批部隊撤離完成
韓國軍參與越戰之前，派兵案就引發了反對黨和新聞界的爭議，朴政府的該項決定，也被批評為是讓韓國軍去越南替美軍當傭兵。
另外一項著名的負面影響就是韓國軍在參戰期間對越南平民的暴行，包含虐殺或強姦。此系列事件是於1999年韓國週刊《韓係來21》的「韓國軍隊在越南大肆屠殺老幼婦女」一文中公開後才廣為韓國大眾所知，揭發者則為1992年赴越留學的歷史研究生具秀姃（구수정）。具秀姃根據長期的調查，包括對村民的訪問，認為戰爭時在韓國軍手下的遇害者約有9千人之多。韓國軍在越涉及的著名事件包括了太平村屠殺、豐一與豐二屠殺、河美屠殺、長丘屠殺、延年-福平屠殺、平和屠殺、平泰屠殺、西榮屠殺等。但在朴正熙當政時期，甚至是在全斗煥、盧泰愚兩位同樣具有陸軍背景、同樣在越南當過部隊指揮官的總統任內都沒有公開過。
除此之外，越戰韓越混血兒也是韓國出兵越南後，在當地遺留的一項問題。這些為數估計數千，甚至超過1萬人的族群，大都是與越南母親一起遭韓國生父（派到越南的士兵或工人）拋棄，又常受到越南公眾歧視。在越語中，他們被帶有貶意地稱作「大韓混血」（越南語：Lai Đại Hàn／𤳆大韓?）。最後，韓國有許多的越戰老兵，也因為進入過被美軍噴灑了枯葉劑的地區行動，而對健康構成傷害。根據統計，在越戰後有159,132人為橙劑的後遺症所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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