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南方都市報》
歷史事件的意義不斷被後人修正，歷史人物的面貌亦因此不斷改變。譬如，曾國藩的面貌，自晚清以來，就經歷了數次「整容」。一開始，是「中興名臣」；及至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便成了不知大義的「民賊」、「元兇」（章太炎《檢論．近思》）；自唯物史觀占了上風，更被全面否定，變成「漢奸、劊子手」（范文瀾《漢奸劊子手曾國藩的一生》）；近二十年來，風尚又變，才漸漸恢復了「文正公」的莊嚴。依有難同當之義，他的戰友和同事--左宗棠，自也逃不過「整容」。惟宗棠之「整容」，非如「變臉」之類大手術，而更像點痣、文眉的「美容」小手術。因為，宗棠除了參加內戰，還與英、俄等帝國主義作過鬥爭，他的事跡是吾國屈辱的近代史上少數幾個亮點之一。盡量弱化他在內戰中的表現，甚而表明他有積極、進步的另一面，是對他進行「美容」的根本原因。
於是，范文瀾撰《中國近代史》（1947年），乃云：「據比較可信的傳說，當太平軍圍長沙時，左宗棠曾去見洪秀全，論攻守建國的策略，勸放棄天主耶穌，專崇儒教，秀全不聽。宗棠夜間逃走。」這段敘述的深意在於，宗棠並非自始即甘心充當封建地主階級的「走狗」，而是對革命事業抱有同情，甚至有參加革命的實際行動。易言之，不是宗棠拒絕革命，而是革命家不帶他玩；這是歷史的悲劇，也是個人的悲劇。若然，可說手術成功。
但是，手術真成功了麼？我們來做個鑒定。
先看看「比較可信的傳說」是怎麼回事。早於范氏，對太平天囯戰爭進行深入研究的史家，蕭一山為最著。他寫《清代通史》（1932年），就提到了宗棠與秀全的故事，只是，他注明「傳聞之辭，未可輕信」。更早，提到這段傳說的則是日人稻葉君山撰《清朝全史》（1914年），略謂：「據長沙人言，洪天王圍長沙時，有一人布衣單履，與天王論攻守建國之策。天王不能用。其人乘夜逃去。考清末刊行之書，有曰《支那》者，以為此人即左宗棠也。此說或不誣也」；按，《支那》，即宋教仁、黃興於1905年在東京創辦的《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撰稿人多為兩湖留日學生，故稻葉說：「據長沙人言」。那麼，宋、黃等青年長沙人又聽誰說的呢？還得往更早的時候查，最好能找到咸豐二年長沙保衛戰時的第一手材料。找啊找，天佑宗棠，果然找到了。
其時，長沙知府為倉景愉，他有一部回憶錄--《靜叟自述》，「咸豐二年」條云：「茶陵牧劉旭，失守降賊，獻攻城論及詩文甚多。於城外空屋中獲之。念此等亂臣賊子，登諸奏牘，於國體有關，斃之獄」。按，景愉自始至終參與了長沙之役，諸凡布防、捕匪、抓間諜之事，無不躬親，若宗棠真去見了洪天王，他不會不知道。同時，他與左宗棠相處極不融洽，並因「私鑄大錢」案被宗棠嚴厲查處，若宗棠真去見了洪天王，他決不會為賢者諱。可見，當日長沙城外，確實有人投奔太平軍，為革命事業獻計獻策。只是，這個人不是左宗棠。
其實，要對「傳說」進行證偽，根本不用這麼麻煩。只要考察宗棠與時人的往來書信，以及相關人士的年譜、日記，以確定他的行止，再比對洪秀全的行蹤(（譬如羅爾綱撰《太平天囯史．洪秀全傳》），就能發現，左、洪不僅在咸豐二年緣慳一面，終其一生，也是「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
至此，可以鑒定：左宗棠的「美容」手術不成功，這是一個醫療事故。然而，這樣的事故實在太多了，且都成了故事，且將不斷地「傳說」下去。奈何？
2014年11月4日 星期二
2014年7月23日 星期三
馬東玉：左宗棠曾想與洪秀全合作反清稱帝
1861年，咸豐帝在承德行宮突然病逝。他死在英年，繼其位者是年僅六齡的載淳。咸豐臨終時將幼子託孤於載垣、肅順等八位顧命大臣；而與咸豐久有矛盾的恭親王奕訢，同權欲極重的慈禧太后聯合。於是，發生了「顧命」與「垂簾」的奪權鬥爭，其情勢雲譎波詭，驚人心魄。這次宮廷爭鬥的幕幃和結局，已不是秘密。而與宮廷上層互謀皇權、生死拼殺的同時，久控東南軍政大權的湘淮大將，也在緊張而詭秘地議謀此事，既鮮為人知，又頗令人費猜。
近年來，隨著曾國藩研究的逐步深入，湘軍將領擁立曾民的謎底漸被揭開。曾氏久受壓抑，周圍大將為集團著想，趁亂之際謀劃讓曾國藩黃袍加身，這種可能存在。但是，說才露頭角的左宗棠，也有謀位之想和行動，令人難以置信。然而，據論者揭示，卻言之鑿鑿，其過程較曾國藩漫長，行為亦更詭秘。
據云，早在太平軍打到湖南，左宗棠已有過與洪秀全聯合造反的行動。
當時，左宗棠「但願長為太平有道之民」的願望破滅，又認為「當今國事敗壞已極，朝廷上下相蒙，賢奸不分，對外屈膝投降，內部貪污腐化，外敵侵略無已，各地盜賊紛起」。而滿人入主之後，一直對漢人防範壓迫。因此，他對清廷統治不滿，期望有個開明的漢族政府，來取代腐朽的滿族王朝。
所以，太平軍打到湖南，他與洪秀全相似，因久取科名不第，想起而目建功業，那時他就想與洪秀全一起推翻清王朝。
這段歷史的隱秘，故而也只是一樁秘聞。但無論正史、野史卻又都有記述，所言也非空穴來風。
正史方面如范文瀾《中國近代史》寫道：「當太平軍圍長沙時，左宗棠曾去見洪秀全，論攻略建國策略」（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第120頁） ，秀全不聽，宗棠夜間逃去。簡又文《太平天囯全史》中說：「左宗棠嘗投奔太平軍，勸勿倡上帝教，勿毀儒釋，以收人心……不聽，左乃離去，卒為清廷效力。」簡又文《太平天囯全史》、蕭一山《清代通史》、張家昀《左宗棠：近代陸防海防戰略的實行家》、稻葉君心源《清代全史》等，皆有類似記載。
至於野史的描述，更加繪聲繪色。其中以黃小配《洪秀全演義》描述最詳，中心內容不外乎上述正史的記載。
左宗棠所以隱身東山白水洞，原因不光是避亂，同他去與洪秀全密謀有關係。因為如令清政府得知有滅族之罪；從太平軍中逃走，洪秀全對他也不會善罷甘休。
所以，當湖南巡撫請他出山時，左氏反覆拒絕，從而引起咸豐的懷疑。上述咸豐詢問郭嵩燾時就說：「左宗棠不肯出山，係何緣故？」還正告說：「當出為我辦事！」而洪秀全見左宗棠深夜逃離，曾派一隊人馬追趕，追趕不到而入山搜捕。那支隊伍也打聽到了他的隱身之處，前去捕拿。左氏在逃離洪秀全時，也馬上離開白水洞，輾轉去了湘潭。
以上內容前文皆正面敘述過。但根據其他言左宗棠曾欲造反的記載，換一個思路，便真有可疑之處。
左宗棠雖出山為六年湘幕，但他始終不安心，一有機會就要轉入山林。
後來湘軍崛起，他看到代表漢人和湖南的曾國藩很有希望，才為之籌餉、籌械，「外援五省，內安四境」，為湘軍的鬥爭，為鎮壓太平軍出了大力氣。
然而，為了「樊燮事件」，咸豐未加調查，便下旨欲把他「就地正法」。這怎不令左宗棠心寒！
後來，兩湖和湘軍文武大員、京師肅順等人，一起出面救護，才保住了左氏的一條命。
儘管咸豐下旨，讓他以四品京堂候補，助曾國藩鎮壓太平軍。但左宗棠心裡如何想？他對清政府的寡恩、對洪秀全的農民政權，兩方面皆失去了信心。一個心有大志的左宗棠，差一點點被皇帝下旨正法，他如何再能對清朝忠心不貳。
當初，左宗棠從長沙欲入京參加會試，到了襄陽接到胡林翼的阻止信，轉去宿松投奔曾國藩。此時，兩湖官員和宮中正緊急活動，拯救左宗棠，而咸豐的諭旨尚未到達，但京師的消息已說明左宗棠已可免死。胡林翼、曾國荃、李鴻章、李瀚章、李元度等人，全在宿松湘軍大營中。
據論者揭示，那些日子這般湘軍大將天天在議論甚麼。
他們除去討論湘軍未來的作戰方案外，還議論些不為世人所知的大事。尤其是曾、左、胡三人常摒除他人密談，據左宗棠的後人左景伊記述，他們密談的便是湘軍擊敗太平軍後的前途，密談的是天下國家未來的歸屬問題，左景伊以專章述論此事。（左景伊：《左宗棠傳》，第二十〈季公得林翼與滌丈左右輔翼，必成大功〉）
據《左宗棠全傳》第二十分析，此三人二十多天一起議論，確定了曾、左、胡在湘軍中的領袖地位。此後，太平軍的失敗是毫無疑問的，而太平軍失敗，湘軍必然成為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必然會設法消滅湘軍、殘害湘軍將領。早在湘軍攻克武昌，咸豐十分高興，而大學士祁雋藻卻說：「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巷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所以，咸豐正發諭旨授曾國藩湖北巡撫，又馬上收回。
胡林翼表面上對清廷忠心，但實質上是一個有膽識的智囊人物，他說：「天下糜爛，豈能安坐而事禮讓？當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謗！」（《胡文忠公遺集》 ，第55卷）胡林翼手下有一謀士韓超，就曾建議曾、胡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仿效李世民徐圖天下。他說：「此日東南糜爛，畿輔垂危，則豫魯之能否維持，所不可必矣。若秦、隴、楚、蜀連成一片，地亦不狹，力殊有餘。自古分據之局未或久遠。」、「夏之有緡，唐之晉陽，其前事矣。未識尊意及曾、袁諸君子以為若何也？」（左景伊：《左宗棠傳》，第131頁）
韓超建議他們仿效李世民、趙匡胤割據一方而謀權位。他的說法，與胡林翼一致。胡林翼不過一個巡撫，卻說要「一身任天下之謗」。令「天下謗」者，不正是「天下糜爛，豈能安坐而事禮讓」的行動結果嗎？不「安坐而事禮讓」，那又去做甚麼？自然不必深究，正是韓超為之剖白了的仿效李世民稱雄割據，謀取隋朝天下之行動。
但是，曾國藩以「忠君衛道」立命，此人膽子小，行事謹慎。當時他又是中心人物，責任更大。他雖然對清王朝也有看法，咸豐對他的刻薄寡恩，他也很是憤恨。但他做人的深沉、謹慎，讓他在表面上沒有接受左、胡的意見，使宿松的密謀沒有結果。當時正在緊張的戰鬥，也還沒到事機成熟時，因而也不會有馬上行動的可能。
至於左宗棠其人，當時還是「戴罪之身」，他與曾國藩不同，是個不甘人後豪傑，有項羽「彼可取而代」之雄心。楊篤生《新湖南》中說：「湖南如胡、左二公，固非無度外之思想者……左公薨時語其家人說：『朝廷待我固不可謂不厚。』少問，又語曰：『誤乃公事矣，在當日不過一反手間耳！』此言故人子弟多聞之者。」轉引自左景伊：《左宗棠傳》，第131、132頁。
當時的胡林翼最有與清廷分抗取代之想，但他自知才氣遠不如左宗棠，勢力則不如曾國藩，身體又十分虛弱，經常咳血，難當大業。而又深知曾國藩總以「衛道」為標榜，以「克己復禮」為號召，不會冒篡謀之險。而他對左宗棠的看法，以為「品學為湘中士類第一」、「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因此，認為左宗棠才是當國最好人選。在宿松大營時，左宗棠尚無勢力，但到時候他一定能行。所以，後來他給郭嵩燾寫信說：「季公得林翼與滌丈左右輔翼，必成大功。」（左景伊：《左宗棠傳》，第131、132頁。）此時，曾、胡二人已是封疆大員，左宗棠僅一未補的「四品京堂」，這裡卻說讓胡林翼本人和曾國藩「輔翼」左宗棠。言外之意再清楚不過，是說不久將來，讓曾、胡輔佐左宗棠，才能成就「大功」。
當時，曾、左、胡三人所以有上述之議論，原自1860年（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兵進京師，咸豐皇帝逃亡熱河，清廷政權確已存在滅亡危險，作為湘軍首領和大將，不可能不議論今後的形勢和湘軍集團的未來。那時，咸豐直接發來諭旨，讓曾國藩派大將鮑超率軍北上，由勝保指揮「勤王」。但是，湘軍正與皖南太平軍大戰，若抽調鮑超一軍，湘軍就有失敗危險。因此，曾國藩感到極其為難。但胡林翼卻說：「疆吏爭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發為歌謠，稗史遊談，誣為方册，吾為此懼。」（《胡文忠遺集》，第77卷，第24頁）他是擔心不派兵「勤王」，難逃抗旨罪責，社會輿論也會抨擊他們。正是在這急迫困窘之時，才有以上議論。「勤王」之事，由李鴻章出了主意，是為「按兵請旨，且勿稍動」（《曾文正公書札》，第13卷，第17頁） ，即向咸豐回奏，準備派兵前往，究竟派誰領兵，待皇帝批覆後再行動。如此往返遞信，等來了議和已成的結局，湘軍就不必「勤王」了。
第二年（1861年）秋，咸豐病死熱河行宮。從而出現本章開始說的緊張政局。
當時，左宗棠已獨領一軍在江西作戰，已收復了大部分城鎮和廣大鄉土，正待進軍浙江。曾國藩在湘軍攻破安慶後的七天，由東流進入安慶城，在原陳玉成的英王府設帳。
曾氏剛剛駐進英王府，就接到北京送來的緊急公文，報告咸豐帝於七月十七日（8月22日）駕崩，以八大臣輔佐六歲的小皇帝即位。
這一消息震動了湘軍的上層人物。曾國藩對清廷發生的變故，以為必有重大事情發生。他看到八大臣中，實力所在是大學士肅順，肅順信用漢員，自己授兩江總督是其舉薦。但是，大凡皇帝幼齡，總要設顧命大臣；到皇帝成年，又以顧命大臣為親政的繩索。要斬斷繩索必然發生爭鬥，像肅順其人，剛愎自用，鋒芒畢露，下場一定不好。想到此，他心亂如麻。
由於湘軍帥府移之安慶，加上皇帝死去，政局大變，湘軍將領及有關係的政客、官僚都不斷前來，議論激變的時局。
胡林翼先來安慶，他告訴曾國藩宮中正發生顧命大臣與慈禧太后的尖銳爭鬥，宮廷政變難免發生，亂子即將鬧起。
曾國藩聽得心驚肉跳，瞪著三角眼，不知所措。
胡林翼瞟了他一會兒，慢慢從懷中抽出一個信套，一面遞過去，一面說：「來安慶前，左宗棠來了一封信，信上說，他日前遊浮梁（江西繞州浮梁）神鼎山，得了一聯，寄來讓我交你一閱。」
曾國藩接過信套，從中抽出一紙，上面果然是左宗棠的親筆，只見聯語曰：
神所依憑，將在得矣；
鼎之輕重，似可問焉。
曾國藩看罷不覺脫口稱讚：「好副對仗工整的佳聯，聯語字頭又恰好嵌著神鼎，妙極！」
曾國藩又搖頭咂舌念了一遍。當他抬頭看著神秘微笑的胡林翼時，頓時悟出了聯中的暗藏機鋒。心說：難道左宗棠要「問鼎」？左氏志向不小，才氣也大，但手裡只有數千兵馬就想趁機黃袍加身奪帝位？他迅速轉念：這是讓我「問鼎」。他聯想到湘軍興起，宮中不斷傳出流言，皇帝對他猜忌，隨著湘軍人數大增，流言也更盛。想至此心裡一陣發冷，沒說一句話。
胡林翼見他如此，也不便再問。遂又掏出一封信，口中說：「我也有一拙聯，不妨一起請教！」曾氏打開後見到：
用霹靂手段，
顯菩薩心腸。
曾國藩看後大聲說：「潤芝（胡林翼字），妙極了！」胡林翼驚問：「妙在哪裡？」曾國藩回答：「九弟攻破安慶城，殺了不少髮賊，心裡老是後悔，有潤芝這一聯，猶如良藥，九弟看了定可藥到病除！」
胡林翼沉吟片刻，用詭譎的目光盯著曾國藩，搖了搖頭，欲言又止。
兩天後，胡林翼回武昌，曾國藩送他到城南碼頭。曾國藩拿出左宗棠的聯語說：「左季高的聯語我給改了一個字。」說著連同信袋給了胡林翼。胡林翼打開信袋，聯語中的「似」字改成了「未」字。胡林翼看後放聲大笑：「滌生，你這一字之改，把季高的意思整個弄顛倒了！」」曾國藩回答：「天地有位，陰陽有序，本來就不可以亂來的。左季高欲將地比天，這就顛倒了，所以應該顛倒過來！」
胡林翼知道，他這話同樣說給自己聽。他的那聯「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也是要讓曾國藩在這大亂之時，以非常手段，取得帝位，拯救變亂的天下眾生。但曾國藩巧妙地移作對待起義軍，他便無話可說。
胡林翼回武不久便病逝了，死去的那天是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861年9月30日）。
胡林翼走後，曾國藩的愛將彭玉麟從池州來至安慶。曾國藩曾說彭是他的「一二知己者」，其用情專一，持身嚴謹的品格，尤其讓曾國藩欣賞。然而，這個謹言慎行的彭玉麟居然也說出一番石破天驚的話來。彭以鮮明熾熱的言辭表達：目今混亂之秋，咸豐早逝，皇位給一個六歲的娃娃去做，這是國家的大不幸。值此之際，凡有愛國愛民之心者，都應挺身而出，救國救民於水火之中。而舉目四顧，唯我湘軍有滅髮賊，擎江山之大任，湘軍統帥正該是當然的一國之君。「今東南無主，老師豈有意乎？」
彭玉麟的一番「勸諫」，讓曾國藩驚得呆住。左宗棠是個膽量衝破天的人，「問鼎輕重」在他嘴裡說出不會令人太驚奇；胡林翼多年就有異心，曾國藩也有預見。但，彭玉麟心細如絲，持身嚴謹，心熱腸赤，他說話辦事皆經過千思萬慮。現在，居然膽大包天，讓曾國藩當皇帝，並表示若有此意，願為之赴湯蹈火。
彭玉麟的一片赤誠，雖讓曾國藩感動，但這種犯上作亂掉腦袋的事，他如何敢答應。曾國藩沒有回答，拿別的話岔開了事；彭玉麟何等精細之人，也不再重提。
才過幾天，武昌傳來胡林翼去世的噩耗。曾國藩哀傷不已，哭著說：「潤芝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才再難我這樣的好人了！」
左宗棠聞其逝訊，洒淚書文祭之。祭文以淚書成，讀之令人酸鼻。祭文有語：《祭胡文忠公文》見《左宗棠全集》，第13冊，第385~386頁。
自公雲亡，無與為善，孰拯我窮，孰救我褊？我憂何訴，我喜何告？我苦何憐，我死何吊？
正當曾國藩哀哭胡林翼之時，湖南名士王運又來造訪。曾國藩未及起迎，即聞其朗朗之聲：「國家大亂在即，吾為大人送一良策！」
曾國藩喜愛這位名滿天下者的文章，但對其危言聳聽的做人態度卻很反感。曾國藩僅一舉手，並不置言。
王運繼續說：「皇太后欲行垂簾，縱觀史册，女子臨朝，國必大亂！」
曾國藩知王是肅順的幕中紅人，此次顧命，肅順為八大臣之中堅，王運之說，絕非道聽途說。因此，他表示專注恭聽。
隨後，王運滔滔不絕，講了慈禧與恭王聯盟，與顧命大臣爭鬥之情形，他表明站在肅順一邊之態度，言肅順力矯國之弊政，重用漢人，高瞻遠矚；但慈禧內結權臣，外援重兵，是八大臣之勁旅。故，宮中大亂必然發生。最後他說出此來目的：為曾國藩指路兩條，要麼就擁湘軍重兵，入覲九重，申明垂簾違背祖制，為八大臣援手；要麼就在東南舉起大旗，為天下萬民做主，以湘軍之眾和曾氏之名，天下必然響應。他可說動肅順，反為曾氏擁戴，大事亦可成也。
曾國藩卻漠然相待，以指醮茶，漫不經心地在桌面上劃著，王運順著他的手指看去，竟是一連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運看後戛然語止，起身告辭而去。（《清人逸事》，第7卷，《投筆漫談》）
這次「問鼎」議論，以胡林翼病故、曾國藩不從而告寢。
曾國藩以其儒家「衛道」思想和通盤之洞明，他不會去「問鼎」。雖然他對清廷的腐敗有看法，但封建政府從來對付動亂謀反，都有一套辦法，因此謀反者下場都很慘。即使到太平軍覆滅，清廷迫他解散湘軍，他也無「問鼎」之想。這是他的明智之舉。
接下來，慈禧與恭王聯合發動政變，建立「垂簾」、「議政」的雙重體制，穩定了局面。然後大膽向漢人放權，命曾國藩節制江、浙、皖、贛四省軍務。湘軍大將皆升級為地方大員，僅巡撫一職，就有七員，皆是曾國藩上奏得升。
左宗棠也很快進兵浙江，不久便升為浙江巡撫。因此，其「問鼎」之想亦寢。正如一些史書評述：左氏雖有「度外之想」，但因清廷之重用，升遷之快，感到朝廷對他之厚，才讓他未去「問鼎」。但他仍感遺憾，即因清廷付以重任，為成重業，而誤了「問鼎」大計，讓他終前仍惦念此事。
近年來，隨著曾國藩研究的逐步深入，湘軍將領擁立曾民的謎底漸被揭開。曾氏久受壓抑，周圍大將為集團著想，趁亂之際謀劃讓曾國藩黃袍加身，這種可能存在。但是，說才露頭角的左宗棠，也有謀位之想和行動，令人難以置信。然而，據論者揭示，卻言之鑿鑿，其過程較曾國藩漫長，行為亦更詭秘。
據云，早在太平軍打到湖南，左宗棠已有過與洪秀全聯合造反的行動。
當時，左宗棠「但願長為太平有道之民」的願望破滅，又認為「當今國事敗壞已極，朝廷上下相蒙，賢奸不分，對外屈膝投降，內部貪污腐化，外敵侵略無已，各地盜賊紛起」。而滿人入主之後，一直對漢人防範壓迫。因此，他對清廷統治不滿，期望有個開明的漢族政府，來取代腐朽的滿族王朝。
所以，太平軍打到湖南，他與洪秀全相似，因久取科名不第，想起而目建功業，那時他就想與洪秀全一起推翻清王朝。
這段歷史的隱秘，故而也只是一樁秘聞。但無論正史、野史卻又都有記述，所言也非空穴來風。
正史方面如范文瀾《中國近代史》寫道：「當太平軍圍長沙時，左宗棠曾去見洪秀全，論攻略建國策略」（范文瀾：《中國近代史．上冊》，第120頁） ，秀全不聽，宗棠夜間逃去。簡又文《太平天囯全史》中說：「左宗棠嘗投奔太平軍，勸勿倡上帝教，勿毀儒釋，以收人心……不聽，左乃離去，卒為清廷效力。」簡又文《太平天囯全史》、蕭一山《清代通史》、張家昀《左宗棠：近代陸防海防戰略的實行家》、稻葉君心源《清代全史》等，皆有類似記載。
至於野史的描述，更加繪聲繪色。其中以黃小配《洪秀全演義》描述最詳，中心內容不外乎上述正史的記載。
左宗棠所以隱身東山白水洞，原因不光是避亂，同他去與洪秀全密謀有關係。因為如令清政府得知有滅族之罪；從太平軍中逃走，洪秀全對他也不會善罷甘休。
所以，當湖南巡撫請他出山時，左氏反覆拒絕，從而引起咸豐的懷疑。上述咸豐詢問郭嵩燾時就說：「左宗棠不肯出山，係何緣故？」還正告說：「當出為我辦事！」而洪秀全見左宗棠深夜逃離，曾派一隊人馬追趕，追趕不到而入山搜捕。那支隊伍也打聽到了他的隱身之處，前去捕拿。左氏在逃離洪秀全時，也馬上離開白水洞，輾轉去了湘潭。
以上內容前文皆正面敘述過。但根據其他言左宗棠曾欲造反的記載，換一個思路，便真有可疑之處。
左宗棠雖出山為六年湘幕，但他始終不安心，一有機會就要轉入山林。
後來湘軍崛起，他看到代表漢人和湖南的曾國藩很有希望，才為之籌餉、籌械，「外援五省，內安四境」，為湘軍的鬥爭，為鎮壓太平軍出了大力氣。
然而，為了「樊燮事件」，咸豐未加調查，便下旨欲把他「就地正法」。這怎不令左宗棠心寒！
後來，兩湖和湘軍文武大員、京師肅順等人，一起出面救護，才保住了左氏的一條命。
儘管咸豐下旨，讓他以四品京堂候補，助曾國藩鎮壓太平軍。但左宗棠心裡如何想？他對清政府的寡恩、對洪秀全的農民政權，兩方面皆失去了信心。一個心有大志的左宗棠，差一點點被皇帝下旨正法，他如何再能對清朝忠心不貳。
當初，左宗棠從長沙欲入京參加會試，到了襄陽接到胡林翼的阻止信，轉去宿松投奔曾國藩。此時，兩湖官員和宮中正緊急活動，拯救左宗棠，而咸豐的諭旨尚未到達，但京師的消息已說明左宗棠已可免死。胡林翼、曾國荃、李鴻章、李瀚章、李元度等人，全在宿松湘軍大營中。
據論者揭示，那些日子這般湘軍大將天天在議論甚麼。
他們除去討論湘軍未來的作戰方案外，還議論些不為世人所知的大事。尤其是曾、左、胡三人常摒除他人密談，據左宗棠的後人左景伊記述，他們密談的便是湘軍擊敗太平軍後的前途，密談的是天下國家未來的歸屬問題，左景伊以專章述論此事。（左景伊：《左宗棠傳》，第二十〈季公得林翼與滌丈左右輔翼，必成大功〉）
據《左宗棠全傳》第二十分析，此三人二十多天一起議論，確定了曾、左、胡在湘軍中的領袖地位。此後，太平軍的失敗是毫無疑問的，而太平軍失敗，湘軍必然成為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必然會設法消滅湘軍、殘害湘軍將領。早在湘軍攻克武昌，咸豐十分高興，而大學士祁雋藻卻說：「曾國藩以侍郎在籍，猶匹夫耳。匹夫居閭巷一呼，蹶起從之者萬餘人，恐非國家福也。」所以，咸豐正發諭旨授曾國藩湖北巡撫，又馬上收回。
胡林翼表面上對清廷忠心，但實質上是一個有膽識的智囊人物，他說：「天下糜爛，豈能安坐而事禮讓？當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謗！」（《胡文忠公遺集》 ，第55卷）胡林翼手下有一謀士韓超，就曾建議曾、胡擁兵自重，割據一方，仿效李世民徐圖天下。他說：「此日東南糜爛，畿輔垂危，則豫魯之能否維持，所不可必矣。若秦、隴、楚、蜀連成一片，地亦不狹，力殊有餘。自古分據之局未或久遠。」、「夏之有緡，唐之晉陽，其前事矣。未識尊意及曾、袁諸君子以為若何也？」（左景伊：《左宗棠傳》，第131頁）
韓超建議他們仿效李世民、趙匡胤割據一方而謀權位。他的說法，與胡林翼一致。胡林翼不過一個巡撫，卻說要「一身任天下之謗」。令「天下謗」者，不正是「天下糜爛，豈能安坐而事禮讓」的行動結果嗎？不「安坐而事禮讓」，那又去做甚麼？自然不必深究，正是韓超為之剖白了的仿效李世民稱雄割據，謀取隋朝天下之行動。
但是，曾國藩以「忠君衛道」立命，此人膽子小，行事謹慎。當時他又是中心人物，責任更大。他雖然對清王朝也有看法，咸豐對他的刻薄寡恩，他也很是憤恨。但他做人的深沉、謹慎，讓他在表面上沒有接受左、胡的意見，使宿松的密謀沒有結果。當時正在緊張的戰鬥，也還沒到事機成熟時，因而也不會有馬上行動的可能。
至於左宗棠其人，當時還是「戴罪之身」，他與曾國藩不同，是個不甘人後豪傑，有項羽「彼可取而代」之雄心。楊篤生《新湖南》中說：「湖南如胡、左二公，固非無度外之思想者……左公薨時語其家人說：『朝廷待我固不可謂不厚。』少問，又語曰：『誤乃公事矣，在當日不過一反手間耳！』此言故人子弟多聞之者。」轉引自左景伊：《左宗棠傳》，第131、132頁。
當時的胡林翼最有與清廷分抗取代之想，但他自知才氣遠不如左宗棠，勢力則不如曾國藩，身體又十分虛弱，經常咳血，難當大業。而又深知曾國藩總以「衛道」為標榜，以「克己復禮」為號召，不會冒篡謀之險。而他對左宗棠的看法，以為「品學為湘中士類第一」、「橫覽七十二州，更無才出其右者。」因此，認為左宗棠才是當國最好人選。在宿松大營時，左宗棠尚無勢力，但到時候他一定能行。所以，後來他給郭嵩燾寫信說：「季公得林翼與滌丈左右輔翼，必成大功。」（左景伊：《左宗棠傳》，第131、132頁。）此時，曾、胡二人已是封疆大員，左宗棠僅一未補的「四品京堂」，這裡卻說讓胡林翼本人和曾國藩「輔翼」左宗棠。言外之意再清楚不過，是說不久將來，讓曾、胡輔佐左宗棠，才能成就「大功」。
當時，曾、左、胡三人所以有上述之議論，原自1860年（咸豐十年）英法聯軍兵進京師，咸豐皇帝逃亡熱河，清廷政權確已存在滅亡危險，作為湘軍首領和大將，不可能不議論今後的形勢和湘軍集團的未來。那時，咸豐直接發來諭旨，讓曾國藩派大將鮑超率軍北上，由勝保指揮「勤王」。但是，湘軍正與皖南太平軍大戰，若抽調鮑超一軍，湘軍就有失敗危險。因此，曾國藩感到極其為難。但胡林翼卻說：「疆吏爭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發為歌謠，稗史遊談，誣為方册，吾為此懼。」（《胡文忠遺集》，第77卷，第24頁）他是擔心不派兵「勤王」，難逃抗旨罪責，社會輿論也會抨擊他們。正是在這急迫困窘之時，才有以上議論。「勤王」之事，由李鴻章出了主意，是為「按兵請旨，且勿稍動」（《曾文正公書札》，第13卷，第17頁） ，即向咸豐回奏，準備派兵前往，究竟派誰領兵，待皇帝批覆後再行動。如此往返遞信，等來了議和已成的結局，湘軍就不必「勤王」了。
第二年（1861年）秋，咸豐病死熱河行宮。從而出現本章開始說的緊張政局。
當時，左宗棠已獨領一軍在江西作戰，已收復了大部分城鎮和廣大鄉土，正待進軍浙江。曾國藩在湘軍攻破安慶後的七天，由東流進入安慶城，在原陳玉成的英王府設帳。
曾氏剛剛駐進英王府，就接到北京送來的緊急公文，報告咸豐帝於七月十七日（8月22日）駕崩，以八大臣輔佐六歲的小皇帝即位。
這一消息震動了湘軍的上層人物。曾國藩對清廷發生的變故，以為必有重大事情發生。他看到八大臣中，實力所在是大學士肅順，肅順信用漢員，自己授兩江總督是其舉薦。但是，大凡皇帝幼齡，總要設顧命大臣；到皇帝成年，又以顧命大臣為親政的繩索。要斬斷繩索必然發生爭鬥，像肅順其人，剛愎自用，鋒芒畢露，下場一定不好。想到此，他心亂如麻。
由於湘軍帥府移之安慶，加上皇帝死去，政局大變，湘軍將領及有關係的政客、官僚都不斷前來，議論激變的時局。
胡林翼先來安慶，他告訴曾國藩宮中正發生顧命大臣與慈禧太后的尖銳爭鬥，宮廷政變難免發生，亂子即將鬧起。
曾國藩聽得心驚肉跳，瞪著三角眼，不知所措。
胡林翼瞟了他一會兒，慢慢從懷中抽出一個信套，一面遞過去，一面說：「來安慶前，左宗棠來了一封信，信上說，他日前遊浮梁（江西繞州浮梁）神鼎山，得了一聯，寄來讓我交你一閱。」
曾國藩接過信套，從中抽出一紙，上面果然是左宗棠的親筆，只見聯語曰：
神所依憑，將在得矣；
鼎之輕重，似可問焉。
曾國藩看罷不覺脫口稱讚：「好副對仗工整的佳聯，聯語字頭又恰好嵌著神鼎，妙極！」
曾國藩又搖頭咂舌念了一遍。當他抬頭看著神秘微笑的胡林翼時，頓時悟出了聯中的暗藏機鋒。心說：難道左宗棠要「問鼎」？左氏志向不小，才氣也大，但手裡只有數千兵馬就想趁機黃袍加身奪帝位？他迅速轉念：這是讓我「問鼎」。他聯想到湘軍興起，宮中不斷傳出流言，皇帝對他猜忌，隨著湘軍人數大增，流言也更盛。想至此心裡一陣發冷，沒說一句話。
胡林翼見他如此，也不便再問。遂又掏出一封信，口中說：「我也有一拙聯，不妨一起請教！」曾氏打開後見到：
用霹靂手段，
顯菩薩心腸。
曾國藩看後大聲說：「潤芝（胡林翼字），妙極了！」胡林翼驚問：「妙在哪裡？」曾國藩回答：「九弟攻破安慶城，殺了不少髮賊，心裡老是後悔，有潤芝這一聯，猶如良藥，九弟看了定可藥到病除！」
胡林翼沉吟片刻，用詭譎的目光盯著曾國藩，搖了搖頭，欲言又止。
兩天後，胡林翼回武昌，曾國藩送他到城南碼頭。曾國藩拿出左宗棠的聯語說：「左季高的聯語我給改了一個字。」說著連同信袋給了胡林翼。胡林翼打開信袋，聯語中的「似」字改成了「未」字。胡林翼看後放聲大笑：「滌生，你這一字之改，把季高的意思整個弄顛倒了！」」曾國藩回答：「天地有位，陰陽有序，本來就不可以亂來的。左季高欲將地比天，這就顛倒了，所以應該顛倒過來！」
胡林翼知道，他這話同樣說給自己聽。他的那聯「用霹靂手段，顯菩薩心腸」。也是要讓曾國藩在這大亂之時，以非常手段，取得帝位，拯救變亂的天下眾生。但曾國藩巧妙地移作對待起義軍，他便無話可說。
胡林翼回武不久便病逝了，死去的那天是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861年9月30日）。
胡林翼走後，曾國藩的愛將彭玉麟從池州來至安慶。曾國藩曾說彭是他的「一二知己者」，其用情專一，持身嚴謹的品格，尤其讓曾國藩欣賞。然而，這個謹言慎行的彭玉麟居然也說出一番石破天驚的話來。彭以鮮明熾熱的言辭表達：目今混亂之秋，咸豐早逝，皇位給一個六歲的娃娃去做，這是國家的大不幸。值此之際，凡有愛國愛民之心者，都應挺身而出，救國救民於水火之中。而舉目四顧，唯我湘軍有滅髮賊，擎江山之大任，湘軍統帥正該是當然的一國之君。「今東南無主，老師豈有意乎？」
彭玉麟的一番「勸諫」，讓曾國藩驚得呆住。左宗棠是個膽量衝破天的人，「問鼎輕重」在他嘴裡說出不會令人太驚奇；胡林翼多年就有異心，曾國藩也有預見。但，彭玉麟心細如絲，持身嚴謹，心熱腸赤，他說話辦事皆經過千思萬慮。現在，居然膽大包天，讓曾國藩當皇帝，並表示若有此意，願為之赴湯蹈火。
彭玉麟的一片赤誠，雖讓曾國藩感動，但這種犯上作亂掉腦袋的事，他如何敢答應。曾國藩沒有回答，拿別的話岔開了事；彭玉麟何等精細之人，也不再重提。
才過幾天，武昌傳來胡林翼去世的噩耗。曾國藩哀傷不已，哭著說：「潤芝赤心以憂國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護諸將，天才再難我這樣的好人了！」
左宗棠聞其逝訊，洒淚書文祭之。祭文以淚書成，讀之令人酸鼻。祭文有語：《祭胡文忠公文》見《左宗棠全集》，第13冊，第385~386頁。
自公雲亡，無與為善，孰拯我窮，孰救我褊？我憂何訴，我喜何告？我苦何憐，我死何吊？
正當曾國藩哀哭胡林翼之時，湖南名士王運又來造訪。曾國藩未及起迎，即聞其朗朗之聲：「國家大亂在即，吾為大人送一良策！」
曾國藩喜愛這位名滿天下者的文章，但對其危言聳聽的做人態度卻很反感。曾國藩僅一舉手，並不置言。
王運繼續說：「皇太后欲行垂簾，縱觀史册，女子臨朝，國必大亂！」
曾國藩知王是肅順的幕中紅人，此次顧命，肅順為八大臣之中堅，王運之說，絕非道聽途說。因此，他表示專注恭聽。
隨後，王運滔滔不絕，講了慈禧與恭王聯盟，與顧命大臣爭鬥之情形，他表明站在肅順一邊之態度，言肅順力矯國之弊政，重用漢人，高瞻遠矚；但慈禧內結權臣，外援重兵，是八大臣之勁旅。故，宮中大亂必然發生。最後他說出此來目的：為曾國藩指路兩條，要麼就擁湘軍重兵，入覲九重，申明垂簾違背祖制，為八大臣援手；要麼就在東南舉起大旗，為天下萬民做主，以湘軍之眾和曾氏之名，天下必然響應。他可說動肅順，反為曾氏擁戴，大事亦可成也。
曾國藩卻漠然相待，以指醮茶，漫不經心地在桌面上劃著，王運順著他的手指看去，竟是一連串的「狂妄，狂妄，狂妄……」王運看後戛然語止，起身告辭而去。（《清人逸事》，第7卷，《投筆漫談》）
這次「問鼎」議論，以胡林翼病故、曾國藩不從而告寢。
曾國藩以其儒家「衛道」思想和通盤之洞明，他不會去「問鼎」。雖然他對清廷的腐敗有看法，但封建政府從來對付動亂謀反，都有一套辦法，因此謀反者下場都很慘。即使到太平軍覆滅，清廷迫他解散湘軍，他也無「問鼎」之想。這是他的明智之舉。
接下來，慈禧與恭王聯合發動政變，建立「垂簾」、「議政」的雙重體制，穩定了局面。然後大膽向漢人放權，命曾國藩節制江、浙、皖、贛四省軍務。湘軍大將皆升級為地方大員，僅巡撫一職，就有七員，皆是曾國藩上奏得升。
左宗棠也很快進兵浙江，不久便升為浙江巡撫。因此，其「問鼎」之想亦寢。正如一些史書評述：左氏雖有「度外之想」，但因清廷之重用，升遷之快，感到朝廷對他之厚，才讓他未去「問鼎」。但他仍感遺憾，即因清廷付以重任，為成重業，而誤了「問鼎」大計，讓他終前仍惦念此事。
魏羲之：曾國藩左宗棠交惡的導火索--爭論洪秀全之子是否已死
本文原載於《書屋》2011年第7期
原題為「曾左交惡為公不為私」
曾國藩對左宗棠有知遇之恩，如果沒有曾國藩的提攜，左宗棠很可能一輩子終老桑梓默默無聞。左宗棠在曾國藩麾下的幕府生涯為今後他縱橫官場積蓄了足夠的資源，不論是人脈也好，人氣也罷，都是非常重要的。按照那個時代的慣例來說，曾國藩就是左宗棠的老師，說兩人有師生之誼並不為過，而且從很長一段時間來看，左宗棠也一直把曾國藩當作自己的老師看待，恭敬執弟子之禮，非常尊敬，很少敢冒犯。
左宗棠素有湖湘第一才子之美譽，翰林院侍讀學士潘祖蔭在向咸豐皇帝的奏章中說：「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可見左宗棠當時多麼有聲名。他的眼界非常高，在他心目中，除了林公則徐和曾公國藩，其他人他基本上都是不屑一顧的。可是，到了後來，他把和自己一向尊敬的曾公國藩的關系也鬧僵了，「自太平天囯之後，即與曾氏交惡」（李鼎芳，《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第53頁）。多年來一直沒有來往，只是曾國藩去世後，左宗棠才低下傲慢的頭顱，給自己的恩師送了一幅挽聯：「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表達自己對恩師的尊敬，字裡行間也表達對恩師的歉意和懊悔。
不少清史研究專家都認為曾國藩與左宗棠的交惡源自於左宗棠的性格太過於霸道，目空一切，「左宗棠負非常之才氣，出自幕府，不二載而封疆圻，驕縱一世」（李鼎芳：《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曾國藩對此忍無可忍，才導致兩人分道揚鑣，其實這種看法比較片面。因為就曾國藩的性格來說，他是一個心胸寬廣的人，「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如果曾國藩是一個心胸狹隘的人，早就對左宗棠不客氣了。「宗棠向喜與國藩爭，國藩嘗禮下之」（郭嵩燾語），正因為如此，曾國藩向咸豐皇帝力薦左宗棠，說他「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時，無論何項差使，惟求明降諭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先看看兩人交惡的時間。據歷史考証，曾國藩與左宗棠交惡的時間在在1864年6月南京城被清軍攻破後不久，這一點可以從很多史料中得到証實，「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薛福成：《庸庵筆記》卷二），同治甲子就是公元1864年，「曾左交惡相傳始於金陵既克」（徐一士著：《亦佳廬小品》），從種種文獻資料看來，曾左交惡的時間基本可以確定在太平天囯滅亡的那年，之前兩人的關係應該還是不錯的。
再看看兩人交惡的直接事件。據說，兩人交惡的直接導火線是洪秀全的兒子幼天王洪天貴福有沒有死的問題。曾國荃天京攻陷後，眾將領為了邀功，向大帥曾國藩報告說賊首洪天貴福已死，曾國藩聽信眾將所言，認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貴福已死於亂軍之中，江南匪焰將熄，於是向朝廷奏報克復金陵，所有悍賊被一網打盡，並特別指出，城破後，偽幼主積薪於宮中，舉火自焚。但是，因為左宗棠得到了比較確切的消息，知道洪天貴福已經逃出了天京城，並且還知道他向江西方向逃跑，因此左宗棠沒有跟恩師報告，就直接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稱據金陵逃出難民之供認，偽幼主洪天貴福於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被太平軍將領黃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偽幼主名號，召集太平軍餘眾。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報後，對曾國藩大為不滿，直接下旨要曾國藩解釋。曾國藩平生以忠君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則曾國藩的行為無異於欺君罔上。於是曾國藩上折反駁左宗棠，稱洪天貴福已死，而黃文金為糾合太平軍餘眾偽稱洪天貴福還活著，無非是要借洪的名義當作一種號召而已。言外之意，左宗棠虛張聲勢，嘩眾取寵，有邀功請賞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後，具疏自辯，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憤，指斥曾國藩有欺君之嫌。事情一下可就鬧大了，兩人一時之間你來我往，大打口水戰，曾左二人的關係已不可挽回，十幾年的交情付諸東流（這也正是朝廷所希望看到的）。後來的事實証明，左宗棠所說是正確的，為此朝廷雖沒有過多地指責曾國藩，卻大大地表揚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稱左宗棠「為一代名臣」。其實，由於南京城破之日，太平天國守軍幾乎全部被殺，城內十室九空，火光衝天，加上湘軍數十萬軍隊蜂擁入城，按照常理來說，洪天貴福於絕望中自殺是完全有可能的，曾國藩本人應該沒有半點欺騙朝廷的意思，只是為了邀功而匆忙上奏有點操之過急。當然，就偽幼主洪天貴福死與沒死這件事來說，兩人都沒有私心，隻不過曾國藩是主觀認定，而左宗棠也有些考慮欠妥，以致釀成了斷袍割席的結局。
然後看看兩人交惡後的交往情況。「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彼此不通書問」。也就是說，從1864年太平太平天國被剿滅後到1872年曾國藩逝世的八年時間裡，兩人之間沒有書信的來往，更沒有見過面，按照一般來看，兩人也真算得上徹底決裂，老死不相往來了。但是，從很多文獻資料來看，兩人之間還是有很多默契的地方，特別在公事方面，曾國藩對左宗棠還是非常關照的，只不過這種關照是暗中進行的。譬如左宗棠在陝甘任上，曾與幕僚談及自己的顧慮：「我既與曾國藩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扼我餉源，敗我功也」（《南亭筆記》）。可是事實上曾師為宗棠西征籌餉，始終不遺餘力，又選部下精兵強將交宗棠統率，毫無芥蒂，而且還高度評價了左宗棠的維護國家統一之行為，稱之為「天下第一」。宗棠得以肅清陝甘，曾國藩襄助之功實不可沒。曾國藩不但為左宗棠西征籌餉，而且推薦自己最得力的湘軍將領劉松山隨之西征，左宗棠在陝甘、新疆建功立業皆賴此軍。左宗棠在出征勝利後，給清廷的奏章中也表示對曾國藩的感激之情：「臣與曾國藩議論時有不合，至於拔識劉松山於凡眾中，信任最專，其謀國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從曾國藩不遺餘力暗中幫助左宗棠的情況來看，雖然兩人表面上關係破裂，但實際上在大是大非有關國家民族利益面前，曾國藩還是有相當氣量的，無怪乎清政府給曾國藩立傳時給予他這樣高的評價：「國藩事功本於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蹈實。凡規劃天下事，久無不驗，世皆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何其盛歟！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嗚呼！中興以來，一人而已」（《清史稿·曾國藩列傳》）。左宗棠在一些事情上也暗中力挺曾國藩，譬如，1871年（同治十年），曾國藩奏《擬選子弟出洋學藝折》，提出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所」，在上海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薦舉劉翰清「總理滬局選送事宜」，左宗棠也上奏朝廷大力支持曾國藩，所以說，兩人之間雖然沒有來往，但是還是惺惺相惜，曾國藩甚至發出這樣的感嘆：「論兵戰，吾不如左宗棠﹔為國盡忠，亦以季高為冠。國幸有左宗棠也！」這也可見曾國藩的心胸和氣量。
最後看看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後人的關照。1872年曾國藩病逝，左宗棠聞訃「甚悲之」，除致幣百金料理後事外，還親寫挽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寫信給兒子左孝威，指出挽聯所言：「亦久見奏章，非始毀而今譽」，囑孝威「喪過湘干時，爾宜赴吊，以敬父執﹔牲醴肴饒，自不可少﹔更能作誄衷之，申吾不盡之意，尤是道理」。左宗棠在信中還專門談到與曾國藩生前的矛盾：「吾與侯有爭者國勢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值一哂耶！」左宗棠為曾國藩所作挽聯及與其子孝威的這番話，堪稱肺腑之言，同時也很好的詮釋了兩人之間的矛盾。不久，左宗棠又立下了收復新疆的不朽巨功，拜相封侯，其地位和影響在曾國藩之後無人能及，就連太后老佛爺也很買左季高的面子，甚至發布上諭，「三十年不准參奏左宗棠」，雖然左宗棠權傾朝野，但是還是非常留心曾國藩後人的生活。
左宗棠在給李勉林的信中說：「吾輩待其（曾國藩）後昆，不敢以此稍形軒輊。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誠苦窘情狀，不覺慨然為謀藥餌之資，殯殮衣棺及還喪鄉裡之費，亦未嘗有所歧視也。」栗誠是曾國藩第三子曾紀鴻，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兒子照顧如同自己的兒子。後來，因為清朝駐俄大使崇厚與俄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被國人斥為賣國條約，承辦者崇厚定為「斬監候」。當時曾紀澤在英國辦外交已經有些名氣，左宗棠力薦曾紀澤出使俄國擔任大使，全權負責與俄國的外交事宜。曾紀澤不辱使命，1881年2月24日，曾紀澤與對方改簽中俄《伊犁條約》，並改訂《陸路通商章程》，代替崇厚簽訂的條約、章程。根據這兩個條約，中國收回伊犁和不再割讓帖克斯河流域。曾紀澤圓滿完成任務，博得朝野的好評和西方外交界的尊重，左宗棠內心也非常欣慰，在今後政治生涯中，曾紀澤一直得到左宗棠的關照和庇護。1883至1884年，曾紀澤在巴黎就越南中法戰爭事務與法國政府進行談判，立場強硬，但由於越南戰事不利清廷，上層意圖主和，1884年4月曾被解除駐法公使的職務，1885年6月卸任駐英俄公使職務。回國後，曾紀澤任海軍衙門幫辦、戶部右侍郎、總理衙門大臣，也是得力於左宗棠的推薦。就在左宗棠逝世之前一天，還上奏老佛爺請設海防大臣，並且保薦曾紀澤能當海防重任。除了對曾國藩的兒子特別關照外，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女婿聶仲芳也非常重視，聶仲芳本「官運不佳」，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時，委其為營務處會辦，第二年，提升為上海制造局會辦。
由此可見，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後人確實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給予了極大地關照。如果兩人真是出於私人交情上的反目，左宗棠也就不會這樣盡心盡力幫助曾的後人了。
曾國藩與左宗棠的交惡留下一段說不清道不完的公案，但是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還是可以窺斑見豹，大體上可以知道兩人的交惡不是私情上的瑣碎事情。
原題為「曾左交惡為公不為私」
曾國藩對左宗棠有知遇之恩，如果沒有曾國藩的提攜，左宗棠很可能一輩子終老桑梓默默無聞。左宗棠在曾國藩麾下的幕府生涯為今後他縱橫官場積蓄了足夠的資源，不論是人脈也好，人氣也罷，都是非常重要的。按照那個時代的慣例來說，曾國藩就是左宗棠的老師，說兩人有師生之誼並不為過，而且從很長一段時間來看，左宗棠也一直把曾國藩當作自己的老師看待，恭敬執弟子之禮，非常尊敬，很少敢冒犯。
左宗棠素有湖湘第一才子之美譽，翰林院侍讀學士潘祖蔭在向咸豐皇帝的奏章中說：「中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可見左宗棠當時多麼有聲名。他的眼界非常高，在他心目中，除了林公則徐和曾公國藩，其他人他基本上都是不屑一顧的。可是，到了後來，他把和自己一向尊敬的曾公國藩的關系也鬧僵了，「自太平天囯之後，即與曾氏交惡」（李鼎芳，《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第53頁）。多年來一直沒有來往，只是曾國藩去世後，左宗棠才低下傲慢的頭顱，給自己的恩師送了一幅挽聯：「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表達自己對恩師的尊敬，字裡行間也表達對恩師的歉意和懊悔。
不少清史研究專家都認為曾國藩與左宗棠的交惡源自於左宗棠的性格太過於霸道，目空一切，「左宗棠負非常之才氣，出自幕府，不二載而封疆圻，驕縱一世」（李鼎芳：《曾國藩及其幕府人物》）。曾國藩對此忍無可忍，才導致兩人分道揚鑣，其實這種看法比較片面。因為就曾國藩的性格來說，他是一個心胸寬廣的人，「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如果曾國藩是一個心胸狹隘的人，早就對左宗棠不客氣了。「宗棠向喜與國藩爭，國藩嘗禮下之」（郭嵩燾語），正因為如此，曾國藩向咸豐皇帝力薦左宗棠，說他「剛明耐苦，曉暢兵機，當此需才孔亟之時，無論何項差使，惟求明降諭旨，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先看看兩人交惡的時間。據歷史考証，曾國藩與左宗棠交惡的時間在在1864年6月南京城被清軍攻破後不久，這一點可以從很多史料中得到証實，「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薛福成：《庸庵筆記》卷二），同治甲子就是公元1864年，「曾左交惡相傳始於金陵既克」（徐一士著：《亦佳廬小品》），從種種文獻資料看來，曾左交惡的時間基本可以確定在太平天囯滅亡的那年，之前兩人的關係應該還是不錯的。
再看看兩人交惡的直接事件。據說，兩人交惡的直接導火線是洪秀全的兒子幼天王洪天貴福有沒有死的問題。曾國荃天京攻陷後，眾將領為了邀功，向大帥曾國藩報告說賊首洪天貴福已死，曾國藩聽信眾將所言，認定洪秀全之子洪天貴福已死於亂軍之中，江南匪焰將熄，於是向朝廷奏報克復金陵，所有悍賊被一網打盡，並特別指出，城破後，偽幼主積薪於宮中，舉火自焚。但是，因為左宗棠得到了比較確切的消息，知道洪天貴福已經逃出了天京城，並且還知道他向江西方向逃跑，因此左宗棠沒有跟恩師報告，就直接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稱據金陵逃出難民之供認，偽幼主洪天貴福於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被太平軍將領黃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偽幼主名號，召集太平軍餘眾。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報後，對曾國藩大為不滿，直接下旨要曾國藩解釋。曾國藩平生以忠君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則曾國藩的行為無異於欺君罔上。於是曾國藩上折反駁左宗棠，稱洪天貴福已死，而黃文金為糾合太平軍餘眾偽稱洪天貴福還活著，無非是要借洪的名義當作一種號召而已。言外之意，左宗棠虛張聲勢，嘩眾取寵，有邀功請賞之嫌。左宗棠看到此奏後，具疏自辯，洋洋數千言，辭氣激憤，指斥曾國藩有欺君之嫌。事情一下可就鬧大了，兩人一時之間你來我往，大打口水戰，曾左二人的關係已不可挽回，十幾年的交情付諸東流（這也正是朝廷所希望看到的）。後來的事實証明，左宗棠所說是正確的，為此朝廷雖沒有過多地指責曾國藩，卻大大地表揚了左宗棠的公忠正大，稱左宗棠「為一代名臣」。其實，由於南京城破之日，太平天國守軍幾乎全部被殺，城內十室九空，火光衝天，加上湘軍數十萬軍隊蜂擁入城，按照常理來說，洪天貴福於絕望中自殺是完全有可能的，曾國藩本人應該沒有半點欺騙朝廷的意思，只是為了邀功而匆忙上奏有點操之過急。當然，就偽幼主洪天貴福死與沒死這件事來說，兩人都沒有私心，隻不過曾國藩是主觀認定，而左宗棠也有些考慮欠妥，以致釀成了斷袍割席的結局。
然後看看兩人交惡後的交往情況。「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彼此不通書問」。也就是說，從1864年太平太平天國被剿滅後到1872年曾國藩逝世的八年時間裡，兩人之間沒有書信的來往，更沒有見過面，按照一般來看，兩人也真算得上徹底決裂，老死不相往來了。但是，從很多文獻資料來看，兩人之間還是有很多默契的地方，特別在公事方面，曾國藩對左宗棠還是非常關照的，只不過這種關照是暗中進行的。譬如左宗棠在陝甘任上，曾與幕僚談及自己的顧慮：「我既與曾國藩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扼我餉源，敗我功也」（《南亭筆記》）。可是事實上曾師為宗棠西征籌餉，始終不遺餘力，又選部下精兵強將交宗棠統率，毫無芥蒂，而且還高度評價了左宗棠的維護國家統一之行為，稱之為「天下第一」。宗棠得以肅清陝甘，曾國藩襄助之功實不可沒。曾國藩不但為左宗棠西征籌餉，而且推薦自己最得力的湘軍將領劉松山隨之西征，左宗棠在陝甘、新疆建功立業皆賴此軍。左宗棠在出征勝利後，給清廷的奏章中也表示對曾國藩的感激之情：「臣與曾國藩議論時有不合，至於拔識劉松山於凡眾中，信任最專，其謀國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從曾國藩不遺餘力暗中幫助左宗棠的情況來看，雖然兩人表面上關係破裂，但實際上在大是大非有關國家民族利益面前，曾國藩還是有相當氣量的，無怪乎清政府給曾國藩立傳時給予他這樣高的評價：「國藩事功本於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蹈實。凡規劃天下事，久無不驗，世皆稱之，至謂漢之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無以過，何其盛歟！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薦舉人才為己任，疆臣閫帥，幾遍海內。以人事君，皆能不負所知。嗚呼！中興以來，一人而已」（《清史稿·曾國藩列傳》）。左宗棠在一些事情上也暗中力挺曾國藩，譬如，1871年（同治十年），曾國藩奏《擬選子弟出洋學藝折》，提出在美國設立「中國留學生事務所」，在上海設立幼童出洋肄業局，薦舉劉翰清「總理滬局選送事宜」，左宗棠也上奏朝廷大力支持曾國藩，所以說，兩人之間雖然沒有來往，但是還是惺惺相惜，曾國藩甚至發出這樣的感嘆：「論兵戰，吾不如左宗棠﹔為國盡忠，亦以季高為冠。國幸有左宗棠也！」這也可見曾國藩的心胸和氣量。
最後看看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後人的關照。1872年曾國藩病逝，左宗棠聞訃「甚悲之」，除致幣百金料理後事外，還親寫挽聯云：「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寫信給兒子左孝威，指出挽聯所言：「亦久見奏章，非始毀而今譽」，囑孝威「喪過湘干時，爾宜赴吊，以敬父執﹔牲醴肴饒，自不可少﹔更能作誄衷之，申吾不盡之意，尤是道理」。左宗棠在信中還專門談到與曾國藩生前的矛盾：「吾與侯有爭者國勢兵略，非爭權競勢比。同時纖儒，妄生揣疑之詞，何值一哂耶！」左宗棠為曾國藩所作挽聯及與其子孝威的這番話，堪稱肺腑之言，同時也很好的詮釋了兩人之間的矛盾。不久，左宗棠又立下了收復新疆的不朽巨功，拜相封侯，其地位和影響在曾國藩之後無人能及，就連太后老佛爺也很買左季高的面子，甚至發布上諭，「三十年不准參奏左宗棠」，雖然左宗棠權傾朝野，但是還是非常留心曾國藩後人的生活。
左宗棠在給李勉林的信中說：「吾輩待其（曾國藩）後昆，不敢以此稍形軒輊。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誠苦窘情狀，不覺慨然為謀藥餌之資，殯殮衣棺及還喪鄉裡之費，亦未嘗有所歧視也。」栗誠是曾國藩第三子曾紀鴻，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兒子照顧如同自己的兒子。後來，因為清朝駐俄大使崇厚與俄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里瓦幾亞條約》，被國人斥為賣國條約，承辦者崇厚定為「斬監候」。當時曾紀澤在英國辦外交已經有些名氣，左宗棠力薦曾紀澤出使俄國擔任大使，全權負責與俄國的外交事宜。曾紀澤不辱使命，1881年2月24日，曾紀澤與對方改簽中俄《伊犁條約》，並改訂《陸路通商章程》，代替崇厚簽訂的條約、章程。根據這兩個條約，中國收回伊犁和不再割讓帖克斯河流域。曾紀澤圓滿完成任務，博得朝野的好評和西方外交界的尊重，左宗棠內心也非常欣慰，在今後政治生涯中，曾紀澤一直得到左宗棠的關照和庇護。1883至1884年，曾紀澤在巴黎就越南中法戰爭事務與法國政府進行談判，立場強硬，但由於越南戰事不利清廷，上層意圖主和，1884年4月曾被解除駐法公使的職務，1885年6月卸任駐英俄公使職務。回國後，曾紀澤任海軍衙門幫辦、戶部右侍郎、總理衙門大臣，也是得力於左宗棠的推薦。就在左宗棠逝世之前一天，還上奏老佛爺請設海防大臣，並且保薦曾紀澤能當海防重任。除了對曾國藩的兒子特別關照外，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女婿聶仲芳也非常重視，聶仲芳本「官運不佳」，左宗棠任閩浙總督時，委其為營務處會辦，第二年，提升為上海制造局會辦。
由此可見，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後人確實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給予了極大地關照。如果兩人真是出於私人交情上的反目，左宗棠也就不會這樣盡心盡力幫助曾的後人了。
曾國藩與左宗棠的交惡留下一段說不清道不完的公案，但是透過歷史的迷霧，我們還是可以窺斑見豹，大體上可以知道兩人的交惡不是私情上的瑣碎事情。
林輝：李鴻章左宗棠可曾想到死後會被刨墳暴屍？
【大紀元2014年01月25日訊】
李鴻章、左宗棠都是晚清重臣、名臣。前者平定了太平天國和捻軍的叛亂，並參與洋務運動，創辦了中國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等。他為被動挨打的清王朝殫精竭慮，一生中他代表清政府，簽下了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承擔的都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也因此，後世對其褒貶不一。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其是「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勳業往往為武功所掩……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衝，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美國總統格蘭特稱李為當時世界上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1804年12月21日-1881年4月19日）、法國總理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年4月2日-1882年12月31日）、德國宰相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 年4月1日-1898年7月30日）齊名。梁啟超則說：「自李鴻章之名出現於世界以來，五洲萬國人士，幾於見有李鴻章，不見有中國。一言蔽之，則以李鴻章為中國獨一無二之代表人也。」日本首相伊籐博文視其為大清中唯一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而貶斥李鴻章的人則認為他「喪權辱國」，「誤盡蒼生」，留下個千古罵名。
而左宗棠亦名震晚清，他為官公正，清廉，時人稱「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在與西方軍隊的戰鬥中，他屢立戰功。如沙俄侵佔伊犁時，年已63歲的他主動請纓出戰，攜棺材西征，擊退了侵略者。清朝人在著作中評價左宗棠說：「左文襄佐駱文忠，僅一幕職而得行其志，似愈於曾文正之為相；奉命出征，發謀出慮，朝廷亦從不牽制，此老一生際遇，文正不如也。」梁啟超評論他是「五百年以來的第一偉人」。
然而，就是這兩位當年的風雲人物，死後卻不得安生，後人也因之遭難。
大躍進時期，李鴻章的墳被刨，穿著黃馬褂的遺體原本是保存完好的，結果被群眾掛在拖拉機後面遊街，直至屍骨無存。李鴻章兒子不多，但孫子輩人數不少，僅二兒子李經述就有大兒李國傑、二子李國燕、三子李國煦和四子李國熊。李國傑的兒子李家琛原本開會計事務所，1949年中共竊取政權後，被迫關閉。家裏李鴻章的手稿、文電，大多數交給了天津文管會。文革爆發後，夫妻倆連日被批鬥，因不堪凌辱，自殺身亡。
李國燕的長子李家瓛是中共解放軍外語學院的英文教員，妻子劉明珍女士是上海大資本家劉鴻生的妹妹。他們育有二子李道夔與李道華。文革期間，李家瓛因是「大賣國賊」的後代，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而遭到批鬥和專政，成天打掃廁所、洗菜刷碗、清掃院子等；而劉明珍則被剃成「陰陽頭」在院子裡遊街示眾。道夔被復員到南京江北的大場鎮一家化工廠當廠醫，道華則被復員當了工人。所幸，一家人活到了文革結束。
據說李鴻章有一枚德皇頒發的「紅鷹大十字頭等寶星」勳章，後來傳給了李國熊，李國熊去世前，又傳給了大兒子李家瓏。文革初期，住在北京後海後河沿邊的李家瓏，為確保一家安全，在一個漆黑之夜，把它扔到了甚剎海裡去了。
還有李鴻章四弟的曾孫李家彝，曾經當過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的秘書，為此寫了半輩子的「交代」材料。文革中他被打成反革命，被監督勞動，最後饑寒而終。
而左宗棠在湖南省長沙縣跳馬鄉楊梅河白竹塘的墓地，雖然在「破四舊」時躲過了劫難，但1975年，為修一條帶過溪涵洞的小路，有人說左墓有很好的石料，就將墳墓挖開。據當地農民回憶，左宗棠當時「看起來與活著時一樣」，大概1.6米高，辮子有尺把長，一見風，皮膚就慢慢變黑，後來腐爛了。他墓裡面「沒甚麼東西」。當地農民在山上另挖了個坑，把左宗棠的屍骨藏起來。後來重修，才把遺骨葬到原地。左宗棠的祠堂「左文襄公祠」，上世紀50年代被改成工人文化宮。
左宗棠後人當官的不多，孫子左念恆做過餘杭太守，是個詩人。到了第四代以後，多學者，多名醫。左宗棠的曾孫左景鑒是著名外科專家，毛澤東早年在湖南搞農民運動的時候，左景鑒也搞過農運。據左宗棠曾孫女婿梁賜龍回憶，文革時，左景鑒被打成「牛鬼蛇神」，被迫去打掃廁所。
俗話說，挖人祖墳是最缺德的事，而這樣缺德的事在中共治下還少嗎？
李鴻章、左宗棠都是晚清重臣、名臣。前者平定了太平天國和捻軍的叛亂，並參與洋務運動，創辦了中國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等。他為被動挨打的清王朝殫精竭慮，一生中他代表清政府，簽下了30多個條約，大多為不平等條約，承擔的都是「人情所最難堪」之事。也因此，後世對其褒貶不一。
《清史稿．李鴻章傳》評價其是「中興名臣，與兵事相終始，其勳業往往為武功所掩……獨主國事數十年，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衝，國家倚為重輕，名滿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美國總統格蘭特稱李為當時世界上四大偉人之首，與當時英國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st Earl of Beaconsfield，1804年12月21日-1881年4月19日）、法國總理甘必大（Léon Gambetta，1838年4月2日-1882年12月31日）、德國宰相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 年4月1日-1898年7月30日）齊名。梁啟超則說：「自李鴻章之名出現於世界以來，五洲萬國人士，幾於見有李鴻章，不見有中國。一言蔽之，則以李鴻章為中國獨一無二之代表人也。」日本首相伊籐博文視其為大清中唯一可和世界列強一爭長短之人。而貶斥李鴻章的人則認為他「喪權辱國」，「誤盡蒼生」，留下個千古罵名。
而左宗棠亦名震晚清，他為官公正，清廉，時人稱「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在與西方軍隊的戰鬥中，他屢立戰功。如沙俄侵佔伊犁時，年已63歲的他主動請纓出戰，攜棺材西征，擊退了侵略者。清朝人在著作中評價左宗棠說：「左文襄佐駱文忠，僅一幕職而得行其志，似愈於曾文正之為相；奉命出征，發謀出慮，朝廷亦從不牽制，此老一生際遇，文正不如也。」梁啟超評論他是「五百年以來的第一偉人」。
然而，就是這兩位當年的風雲人物，死後卻不得安生，後人也因之遭難。
大躍進時期，李鴻章的墳被刨，穿著黃馬褂的遺體原本是保存完好的，結果被群眾掛在拖拉機後面遊街，直至屍骨無存。李鴻章兒子不多，但孫子輩人數不少，僅二兒子李經述就有大兒李國傑、二子李國燕、三子李國煦和四子李國熊。李國傑的兒子李家琛原本開會計事務所，1949年中共竊取政權後，被迫關閉。家裏李鴻章的手稿、文電，大多數交給了天津文管會。文革爆發後，夫妻倆連日被批鬥，因不堪凌辱，自殺身亡。
李國燕的長子李家瓛是中共解放軍外語學院的英文教員，妻子劉明珍女士是上海大資本家劉鴻生的妹妹。他們育有二子李道夔與李道華。文革期間，李家瓛因是「大賣國賊」的後代，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而遭到批鬥和專政，成天打掃廁所、洗菜刷碗、清掃院子等；而劉明珍則被剃成「陰陽頭」在院子裡遊街示眾。道夔被復員到南京江北的大場鎮一家化工廠當廠醫，道華則被復員當了工人。所幸，一家人活到了文革結束。
據說李鴻章有一枚德皇頒發的「紅鷹大十字頭等寶星」勳章，後來傳給了李國熊，李國熊去世前，又傳給了大兒子李家瓏。文革初期，住在北京後海後河沿邊的李家瓏，為確保一家安全，在一個漆黑之夜，把它扔到了甚剎海裡去了。
還有李鴻章四弟的曾孫李家彝，曾經當過中共創始人陳獨秀的秘書，為此寫了半輩子的「交代」材料。文革中他被打成反革命，被監督勞動，最後饑寒而終。
而左宗棠在湖南省長沙縣跳馬鄉楊梅河白竹塘的墓地，雖然在「破四舊」時躲過了劫難，但1975年，為修一條帶過溪涵洞的小路，有人說左墓有很好的石料，就將墳墓挖開。據當地農民回憶，左宗棠當時「看起來與活著時一樣」，大概1.6米高，辮子有尺把長，一見風，皮膚就慢慢變黑，後來腐爛了。他墓裡面「沒甚麼東西」。當地農民在山上另挖了個坑，把左宗棠的屍骨藏起來。後來重修，才把遺骨葬到原地。左宗棠的祠堂「左文襄公祠」，上世紀50年代被改成工人文化宮。
左宗棠後人當官的不多，孫子左念恆做過餘杭太守，是個詩人。到了第四代以後，多學者，多名醫。左宗棠的曾孫左景鑒是著名外科專家，毛澤東早年在湖南搞農民運動的時候，左景鑒也搞過農運。據左宗棠曾孫女婿梁賜龍回憶，文革時，左景鑒被打成「牛鬼蛇神」，被迫去打掃廁所。
俗話說，挖人祖墳是最缺德的事，而這樣缺德的事在中共治下還少嗎？
田曉偉：左宗棠是怎樣用人的
歷代封建統治者從鞏固政權出發，都非常重視選人、用人。說起左宗棠，都知道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有重要貢獻的人物，他以獨具特色的用人藝術，選用了一大批傑出人才，為順利完成西征平叛大業，保全祖國領土完整奠定了基礎。他的用人之道，給我們留下了不少有益的啟示。
一、任人唯賢 破格提拔
19世紀後半葉，清王朝已經進入了江河日下的沒落衰敗期，「日之將息，悲風驟至」，吏治腐敗，可謂「一人得道，雞犬昇天」。面對當時腐敗的社會狀況，身為封疆大吏的左宗棠獨善其身，逆其道而行，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認為「至吾國自強之道，莫要於捐文法，用賢才」 ，只有這樣才能使「政事克修，遠人自服」（《左宗棠年譜》，1983年羅正鈞著，岳麓書社出版，第129頁），任職期間決不允許自己的親屬攀附於他。同治五年（1866），清王朝任命左宗棠出任陝甘總督，經略西北，其女婿想追隨岳丈大人以謀取官職，被左宗棠斷然拒絕。他的子侄妻舅沒有一個被左宗棠安插提攜過。1880年，他還寫信給時任陝甘總督的楊昌浚：「我的親戚如有逗留蘭州一帶請求收錄者，決不宜用，亦可省弟一累也」（《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24》，第83頁）。
左宗棠的用人觀，通俗地說即可叫做知人善任。左宗棠不舉無才之人，但對有真才實學的人才，他則千方百計地延請任用。他認為「用人貴在知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和基礎，而善任是知人的目的和結果。知人是手段，善任是目的。只有具有知人的慧眼，才會有善任的決斷和魄力。左宗棠正是在這兩者的巧妙結合中，使他的用人藝術達到得心應手而游刃有餘的境界。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閩浙總督任上大舉興辦洋務，這一年，左宗棠剛剛著手籌辦福州船政局，事始不久，朝廷便將其調任陝甘總督。草創階段的福州船政局面臨夭折的危險，這使左宗棠甚為憂慮，為了使船政局不至於半途而廢，他力舉江西巡撫沈葆楨。沈曾以自己「才不勝任，面辭者四，函辭者三，呈辭者再」。然而，左宗棠以其求才之誠心，終於使沈葆楨出來「總理船政」（《洋務運動》第五册，第49頁）。不久，左宗棠又奏請朝廷給沈葆楨以全權，「由部頒發關防，凡事涉船政，由其專奏請旨，以防牽涉」（《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39》，1979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26頁），為其施展才華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19世紀70年代，中國西北邊塞發生了嚴重危機，在沙俄以及英帝國的幕後支持下，被中國人稱為「中亞屠夫」的阿古柏發動叛亂，成立哲德沙爾汗國，後改名為「洪福汗國」，自稱「畢杜勒特」（即「洪福無量的人」），企圖分裂國家。左宗棠懷著「雄獅親駐玉門關，不斬樓蘭誓不還」的愛國豪情，力排眾議，毅然率軍西征。在西征過程中，左宗棠舉用一大批有才幹的軍政官員，使前方、後方「一氣卷舒」。在西征前線，左宗棠不以資論輩，破格提拔有才之士。在他看來，選用人才，不應局限年齡、資歷，必須從大處著眼，分清主流與支流，把握主流，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應該用發展的眼光看人才，不僅要看他的昨天，更要看他的今天和明天，著眼於人才的潛能發揮。為此，他大膽起用年僅31歲的湘軍統帥劉錦棠為前敵總指揮。劉錦棠不負眾望，以其智勇兼備的才華「挈百戰之師，乘破竹之勢，霆摧電激，不數月，廓清萬里」（王定安：《湘軍記》，光緒十五年（1889） ，第336頁），取得了西征勝利，為保全祖國領土完整立下汗馬功勞。在後方，他破格舉薦了「商賈中奇男子」胡光墉負責西征軍糧餉彈藥等的採運。胡光墉原是江浙一帶的商人，曾為左宗棠籌辦過軍需物資，顯露出不凡的才華。左宗棠不被當時輕蔑商賈的世俗偏見所約束，重用胡光墉。左宗棠西征時「每遇軍用艱鉅，餉需缺乏」，胡光墉」必設法籌解以維大局」（《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0》，1979年台北：文海出版社）。不僅如此，他還為左宗棠的西征軍提供了大量的新式武器和情報。左宗棠之所以能迅速收復新疆，與他正確的選才舉才密不可分。
二、選用廉幹 摒除貪庸
左宗棠用人器重「廉幹」之才，也就是說他把「廉幹」作為用人的標準。時人評價左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過人。廉不言貧，勤不言勞，待將士以誠信相感」（《清史稿》卷39，總12035頁）。由此可見，一個人的用人標準也就是他自己做人的標準。左宗棠曾對家人講：「君自入軍以來，非宴客不用海菜，窮冬猶衣缊袍，翼與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豐，恐先世所貽餘福，至吾身而折盡耳。」（《左文襄公家書．卷上》〈與諸子書〉）左宗棠有一股實幹精神，他行事的基本信條是「天下事總是要幹，要幹事最是要一片實心」（《左文襄公全集卷12．書牘》，1979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39頁）。他常講：「知人不易大約以廉恥信義，剛明耐苦為大界劃，出乎此者，雖才不足用也。」（同上，卷2，第29頁）在西征過程中，左宗棠每到一地都要「選吏士能作苦者官其地」（朱德棠著：《續湘軍志》，第263頁），他非常重用的老部下湖南即補道王加敏。王加敏早在咸豐十年（1860）就跟隨左宗棠襄辦軍務。左宗棠率軍入關後，委派他負責陝甘後路糧台，先後十九年有如一日，「其經手出入款項不下數千百萬兩」，而他自己卻始終保持「廉潔」，左宗棠稱讚他「論其志趣操守、才具在監司中亦實不可多得之員」（同上，第263頁），多次為王加敏請獎，委以重任。相反，對那些貪圖錢財、享受安樂或庸碌無能之人，左宗棠則毫不留情地加以懲治和清除。游擊丁太洋，原為左宗棠的老部下，自「入營報效」以來，「臨陣奮勇」算是一名有用之將，可是，他「不守營規彰德……竟敢缺短勇額至一百四十餘名，希圖冒銷錢糧」。左宗棠發現後，立即將其「正法軍前，以昭煙戒」（《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7》，1979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27頁）。由此可見，左宗棠非常重視將才的廉潔品行。
不僅如此，左宗棠用人的閃光之處還在於摒除庸才。左宗棠曾經說：「廉僅士之一節，不廉固無足論，徒廉亦無足取。」（《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8》，1979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11頁）貪污享樂誠然要不得，庸才也是不可取，左宗棠「廉幹」的用人標準正是體現在既要廉潔奉公，又要務實能幹。景廉，正黃旗人，進士出身。同治十年（1871），清政府任命其為烏魯木齊都統，駐紮古城。同治十三年（1874）改授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此人並非貪圖之輩，但才能平平。對此，左宗棠上書朝廷，力陳自己的意見，「關外統帥景廉，素稱正派，亦有學問，承平時迴翔臺閣，足式群僚，惟泥古太過，無應變之才」。希望朝廷將景廉調離西征隊伍，以便選任「應變之將才」完成收復新疆之大業（《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42、45頁）。不久，景廉便被調離西征隊伍。
左宗棠的選人用人之道無疑是西征事業取得勝利的有力保障，也是其為官從政遵循的根本原則。左宗棠的所作所為儘管都是以維護封建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的，是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考慮用人之道，但是，其思想和主張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選用人才的一般規律。所以，學習和研究左宗棠的用人藝術，對加快推行領導幹部選拔使用制度的建設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一、任人唯賢 破格提拔
19世紀後半葉，清王朝已經進入了江河日下的沒落衰敗期，「日之將息，悲風驟至」，吏治腐敗，可謂「一人得道，雞犬昇天」。面對當時腐敗的社會狀況，身為封疆大吏的左宗棠獨善其身，逆其道而行，堅持任人唯賢，反對任人唯親，認為「至吾國自強之道，莫要於捐文法，用賢才」 ，只有這樣才能使「政事克修，遠人自服」（《左宗棠年譜》，1983年羅正鈞著，岳麓書社出版，第129頁），任職期間決不允許自己的親屬攀附於他。同治五年（1866），清王朝任命左宗棠出任陝甘總督，經略西北，其女婿想追隨岳丈大人以謀取官職，被左宗棠斷然拒絕。他的子侄妻舅沒有一個被左宗棠安插提攜過。1880年，他還寫信給時任陝甘總督的楊昌浚：「我的親戚如有逗留蘭州一帶請求收錄者，決不宜用，亦可省弟一累也」（《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24》，第83頁）。
左宗棠的用人觀，通俗地說即可叫做知人善任。左宗棠不舉無才之人，但對有真才實學的人才，他則千方百計地延請任用。他認為「用人貴在知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和基礎，而善任是知人的目的和結果。知人是手段，善任是目的。只有具有知人的慧眼，才會有善任的決斷和魄力。左宗棠正是在這兩者的巧妙結合中，使他的用人藝術達到得心應手而游刃有餘的境界。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在閩浙總督任上大舉興辦洋務，這一年，左宗棠剛剛著手籌辦福州船政局，事始不久，朝廷便將其調任陝甘總督。草創階段的福州船政局面臨夭折的危險，這使左宗棠甚為憂慮，為了使船政局不至於半途而廢，他力舉江西巡撫沈葆楨。沈曾以自己「才不勝任，面辭者四，函辭者三，呈辭者再」。然而，左宗棠以其求才之誠心，終於使沈葆楨出來「總理船政」（《洋務運動》第五册，第49頁）。不久，左宗棠又奏請朝廷給沈葆楨以全權，「由部頒發關防，凡事涉船政，由其專奏請旨，以防牽涉」（《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39》，1979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26頁），為其施展才華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19世紀70年代，中國西北邊塞發生了嚴重危機，在沙俄以及英帝國的幕後支持下，被中國人稱為「中亞屠夫」的阿古柏發動叛亂，成立哲德沙爾汗國，後改名為「洪福汗國」，自稱「畢杜勒特」（即「洪福無量的人」），企圖分裂國家。左宗棠懷著「雄獅親駐玉門關，不斬樓蘭誓不還」的愛國豪情，力排眾議，毅然率軍西征。在西征過程中，左宗棠舉用一大批有才幹的軍政官員，使前方、後方「一氣卷舒」。在西征前線，左宗棠不以資論輩，破格提拔有才之士。在他看來，選用人才，不應局限年齡、資歷，必須從大處著眼，分清主流與支流，把握主流，取其大節而略其小過。應該用發展的眼光看人才，不僅要看他的昨天，更要看他的今天和明天，著眼於人才的潛能發揮。為此，他大膽起用年僅31歲的湘軍統帥劉錦棠為前敵總指揮。劉錦棠不負眾望，以其智勇兼備的才華「挈百戰之師，乘破竹之勢，霆摧電激，不數月，廓清萬里」（王定安：《湘軍記》，光緒十五年（1889） ，第336頁），取得了西征勝利，為保全祖國領土完整立下汗馬功勞。在後方，他破格舉薦了「商賈中奇男子」胡光墉負責西征軍糧餉彈藥等的採運。胡光墉原是江浙一帶的商人，曾為左宗棠籌辦過軍需物資，顯露出不凡的才華。左宗棠不被當時輕蔑商賈的世俗偏見所約束，重用胡光墉。左宗棠西征時「每遇軍用艱鉅，餉需缺乏」，胡光墉」必設法籌解以維大局」（《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0》，1979年台北：文海出版社）。不僅如此，他還為左宗棠的西征軍提供了大量的新式武器和情報。左宗棠之所以能迅速收復新疆，與他正確的選才舉才密不可分。
二、選用廉幹 摒除貪庸
左宗棠用人器重「廉幹」之才，也就是說他把「廉幹」作為用人的標準。時人評價左宗棠「事功著矣，其志行忠介，亦有過人。廉不言貧，勤不言勞，待將士以誠信相感」（《清史稿》卷39，總12035頁）。由此可見，一個人的用人標準也就是他自己做人的標準。左宗棠曾對家人講：「君自入軍以來，非宴客不用海菜，窮冬猶衣缊袍，翼與士卒同此苦趣，亦念享受不可豐，恐先世所貽餘福，至吾身而折盡耳。」（《左文襄公家書．卷上》〈與諸子書〉）左宗棠有一股實幹精神，他行事的基本信條是「天下事總是要幹，要幹事最是要一片實心」（《左文襄公全集卷12．書牘》，1979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39頁）。他常講：「知人不易大約以廉恥信義，剛明耐苦為大界劃，出乎此者，雖才不足用也。」（同上，卷2，第29頁）在西征過程中，左宗棠每到一地都要「選吏士能作苦者官其地」（朱德棠著：《續湘軍志》，第263頁），他非常重用的老部下湖南即補道王加敏。王加敏早在咸豐十年（1860）就跟隨左宗棠襄辦軍務。左宗棠率軍入關後，委派他負責陝甘後路糧台，先後十九年有如一日，「其經手出入款項不下數千百萬兩」，而他自己卻始終保持「廉潔」，左宗棠稱讚他「論其志趣操守、才具在監司中亦實不可多得之員」（同上，第263頁），多次為王加敏請獎，委以重任。相反，對那些貪圖錢財、享受安樂或庸碌無能之人，左宗棠則毫不留情地加以懲治和清除。游擊丁太洋，原為左宗棠的老部下，自「入營報效」以來，「臨陣奮勇」算是一名有用之將，可是，他「不守營規彰德……竟敢缺短勇額至一百四十餘名，希圖冒銷錢糧」。左宗棠發現後，立即將其「正法軍前，以昭煙戒」（《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7》，1979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27頁）。由此可見，左宗棠非常重視將才的廉潔品行。
不僅如此，左宗棠用人的閃光之處還在於摒除庸才。左宗棠曾經說：「廉僅士之一節，不廉固無足論，徒廉亦無足取。」（《左文襄公全集．書牘卷8》，1979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出版，第11頁）貪污享樂誠然要不得，庸才也是不可取，左宗棠「廉幹」的用人標準正是體現在既要廉潔奉公，又要務實能幹。景廉，正黃旗人，進士出身。同治十年（1871），清政府任命其為烏魯木齊都統，駐紮古城。同治十三年（1874）改授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此人並非貪圖之輩，但才能平平。對此，左宗棠上書朝廷，力陳自己的意見，「關外統帥景廉，素稱正派，亦有學問，承平時迴翔臺閣，足式群僚，惟泥古太過，無應變之才」。希望朝廷將景廉調離西征隊伍，以便選任「應變之將才」完成收復新疆之大業（《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46》，第42、45頁）。不久，景廉便被調離西征隊伍。
左宗棠的選人用人之道無疑是西征事業取得勝利的有力保障，也是其為官從政遵循的根本原則。左宗棠的所作所為儘管都是以維護封建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的，是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考慮用人之道，但是，其思想和主張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選用人才的一般規律。所以，學習和研究左宗棠的用人藝術，對加快推行領導幹部選拔使用制度的建設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任念文：左宗棠西征軍費與晚清西北邊疆治理實力
資料來源：《探索與爭鳴》2007年6期
晚清西北回民起義爆發後，左宗棠率領西征軍用了14 年時間，先接手鎮壓陝甘寧青回民起義，接著劍鋒西指，收復列強紛紛染指的新疆全境，其間採取的一系列軍事行動，由於特殊的時代背景、特殊的地緣政治、特殊的民族關係，使這次軍事行動在中國軍事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更是對晚清王朝作為傳統國家體制所擁有的國家實力和軍事動員能力的一次近代考驗。筆者從對西征軍費情況的分析入手，以期深入了解晚清政府的戰爭後勤動員情況和特殊時期的西北邊疆治理實力。
西征軍費收入的基本構成與特點
關於左宗棠西征軍軍費收入情況，筆者主要以《左宗棠全集》中左宗棠上奏朝廷的軍需奏稿為依據統計而得① ，計其軍費收入基本構成主要有六大組成部分，按其所佔份額比例的大小為序，其排列順序為正賦、華洋借款、洋關稅、捐輸、釐金及其他。通過對上述西征軍費收入基本構成的深入分析，可以發現，此次軍費收入構成主要具備以下特點：
第一、由中央集權財政統一劃撥軍費所確定的國家對邊疆治理的權威依然存在。依照財政學的觀點，政府的經濟作用在兩個方面表現最為突出：一是政府對國家財政各項收入的掌握；二是政府對財政收入的再分配。國家戰爭軍費的籌集以及軍費的收支直接影響戰爭進程甚至決定討伐的成敗。因此，國家財政收入與支出的多寡，直接關係著國計民生和國家財政走向以及特殊時期國家的統治秩序與國運。從西征軍費收入基本構成中各種款項比例可知，以地丁、鹽課等國家正賦支撐的各省、關協餉仍然佔西征軍費收入的60%以上，這表明清政府的中央財政對西征作戰起決定性作用。在西征時，勇營、綠營、八旗各軍雖統一受陝甘總督節制，但各有專餉，分別奏銷。比如在1878-1880 年西征軍費第四次奏銷收入支出中，就分別有甘肅藩司借支綠營俸餉銀、嵩武軍張曜軍餉、伊犁將軍金順軍餉、哈密辦事大臣明春借支軍餉和烏魯木齊都統恭鏜借支軍餉等5 項奏銷款項②，雖屬不同兵種開銷，均由左宗棠將它們專列為項，造册另報。由此可知，在整個西北用兵過程中，清政府雖然面臨全國範圍內多起起義大軍的巨大壓力，但清朝中央財政統一管理下複雜的解協餉制度仍在正常運行，戰爭軍費的絕大部分仍由中央政府財政承擔，並按照原有財政制度調撥、運營。
第二、巨額「華洋借款」成為西征得以完成使命的重要財政保證。早在1873 年，左宗棠在向同治皇帝提交的《懇改撥的餉以固軍心折》中，回顧自己自1866年調任陝甘總督以來困擾於軍費不足的窘況，「起初一年尚撥兩月滿餉，嗣後一年撥一月滿餉，至今一月滿餉尚無可發，軍心不問可知」。根據他的計算，過去7年各省關欠撥陝甘協餉白銀1796 萬兩③。清政府對左宗棠西征新疆提出的800萬兩的年度預算極為重視，反覆籌措，向給西征軍提供協餉的各省、關發出指令，限期將所欠協餉盡數解交甘肅前線。但不論是朝廷措辭強硬的指令，還是中央財政的斡旋，都不能使西征經費困境有所緩解。左宗棠徵得政府同意後，開始大規模「華洋借款」，成為西征軍費中第二大財源。
左宗棠西征借款是在各省、關欠「甘餉」項下的預支，如何還本付息呢？從左宗棠歷次有關西征軍費的奏摺中可知，貸款的還本付息仍由西征軍費收入項內歸還，如西征軍費第三次奏銷案中有光緒元年借款5期還款本銀249.5 萬兩，上海、鄂、陝節次挪用各款軍餉還款本銀5,182,390兩④；第四次奏銷案中還款數額巨大，其中，光緒三年三月借洋款300萬兩、光緒三年九月借洋款500萬兩7期還款、光緒四年九月借華洋款350萬兩4期還款和上海鄂陝挪借款等4項撥還華洋借款達5,880,800兩白銀⑤。可見，華洋借款的正常運轉仍然在解協餉體制內進行，更依賴於解協餉體制對西北用兵的財政支持。這進一步說明，這一時期清政府國家統一財政仍能維持戰爭時期邊疆軍事行為的支出。
第三、西征軍費中洋關稅、釐金等在收入中佔一定比例。此兩項數額雖然不大，但打破了傳統解協餉制度獲取餉源依賴農業稅、鹽課的固定模式，貿易稅脫穎而出。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近代社會轉型時期，戰時國家財政對貿易稅收的倚重，是鴉片戰爭以來，國家對內、對外貿易所得的增加在國家安全體系中的微妙應用。
第四、捐輸在西征軍費中佔較大的比例。捐輸作為從清初就開始的國家財政增加收入的一種方式，在晚清同、光內戰紛爭之際，仍然保持運作，並能通過財政運作系統及時用於軍事征伐，說明當時清王朝仍然具有一定的戰爭動員能力，依賴傳統方式民間捐獻籌集軍費，也從另一側面反映戰爭對社會財富的巨大消耗，戰爭阻礙了民間財富的積累，進一步削弱了近代中國支撐社會變革的經濟基礎與能力。
西征軍費支出的基本構成與特點
左宗棠西征軍軍費支出的基本構成主要有六大組成部分，按其所佔份額比例的大小多少為序，其排列順序為軍餉、物資運輸費、借款利息、軍火、善後費用及其他。通過對西征軍費支出構成的仔細分析，特別是以1874年西征大軍佔領肅州、西出嘉峪關收復新疆為分水嶺，戰爭軍費消耗狀況前後變化明顯，表明這次戰爭具有兩大特點：
第一、無論關內關外，軍費消耗整體水平高。從同治五年十月至同治十二年年底1867-1873 年佔領肅州為止，西征軍在嘉峪關內鎮壓陝甘回民起義消耗軍費累計40,147,523兩白銀，平均每年已達570多萬兩。從中可知，清軍在關內與太平軍、捻軍、回民義軍的較量中，財力損耗巨大，幾乎占到西征總軍費支出91,087,679的44%☆，其中還不包括自同治元年西北迴民起義爆發起至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進入陝西止，西北用兵初期長達5年的軍費消耗，而清軍出關作戰，軍費消耗更為巨大。據統計，咸、同、光三朝在平息諸多地方起義中，西北回民起義由於受到特殊複雜的民族關係、微妙的地緣政治關係、艱苦的作戰環境等因素制約，導致清政府西北用兵軍費消耗成為僅次於鎮壓太平天囯起義的軍費消耗。
第二、出關收復新疆時期成為西征軍費消耗的最高峰。從同治五年十月至同治十二年年底1867-1873年佔領肅州為止，西征軍在嘉峪關內鎮壓陝甘回民起義消耗軍費累計40,147,523 兩白銀, 平均每年已達570多萬兩。1874年出關穿越地勢險要的河西走廊收復新疆，軍費支出上升為674.8萬兩；1875 年至1878年，先後收復北疆、南疆，3年平均每年消耗881.7萬兩白銀，創造軍耗最高峰。1878-1880年回落，平均每年591.3萬兩，與在關內時的軍費消耗額基本持平★。西征軍費消耗之巨以及變化趨勢，說明清軍出兵嘉峪關外, 收復中國固有領土--新疆, 依賴國內中央財政的大力支持程度很深。可以說，在保證來自中央財政充足軍費供給的前提下，西征部隊穿越河西走廊和關外戈壁，先踞北疆，再下南疆，成為清軍能否重新奪回對新疆控制權的關鍵。闖過此關，才使其後西北邊疆問題的解決，1884 年新疆建省成為可能，從而奠定中國作為獨立的現代民族國家的領土版圖基礎，這正是西北用兵的深刻意義所在。
西征軍費收支結構變化中的晚清邊疆治理實力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指出，一國的戰爭潛力集中表現在財力上，一國的「全部力量就集中表現在自己的金庫上」⑥ 。左宗棠西征成功收復新疆舊土，一方面表明了晚清政府維護國家固有領土的堅強決心，所謂「祖宗之地之不可寸尺與人」；另一方面，從西征軍費收入支出結構的變化中，又深刻反映了在千古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新情境下晚清政府的邊疆治理實力。
從西征軍費收入的基本構成來看，「華洋借款」作為西征軍費收入的第二大財政支柱，其深刻意義在於：當國際、國內動盪導致中央財政統一收支能力的削弱的情況下，晚清政府以商業運作方式，通過變通財政支付手段，以海關稅作抵押，向華商、洋商借款預支西北作戰軍費，保證了清王朝對西北邊疆特殊時期的控制與治理。而前後2000多萬兩的「華洋借款」主要用於出關收復新疆，正起到提高國防資金流轉速度，保證軍費供應正常運轉的作用。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清政府花費如此重金對國內起義軍殘酷鎮壓，這是其封建政權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決定的。但是，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分析，這一行動不僅使西北地區廣大回漢百姓頻遭劫難，社會經濟陷入崩潰狀態，清政府自己也在大規模征伐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封建王朝集權統治進一步衰弱，邊疆分裂活動此起彼伏；俄、英、日等列強紛紛覬覦我邊疆領土，邊疆危機進一步加重，中原王朝對西北邊疆地緣政治聯繫削弱。這一事實，值得我們對晚清時期西北邊疆治理政策，尤其是晚清中央政府對邊疆廣大少數民族的統治政策失誤所致的慘痛教訓進行深刻反省。從西征軍費支出的基本構成來看, 勇營、綠營、八旗、土勇、馬步各軍軍餉、口糧銀、採買軍糧津貼糧價銀占到軍費支出的65%以上，而軍火消耗佔很少比例，僅為5%強，表明這次戰爭是嚴重依賴人力進行的戰爭，屬於前現代冷兵器作戰的性質，處於冷兵器和火器並用時代。而軍需運輸費用成為僅次於糧餉的軍費支出項，平均占到軍費支出的17.7%左右，在光緒元年到光緒三年出關收復新疆的關鍵時刻，軍需運輸費用佔總支出的24.4%⑦，成為晚清西北用兵一大特點。其原因在於中國西北疆土的廣袤遼闊，導致西北邊疆距離封建國家政治地理核心遙遠，其特殊的地質、地理特徵決定了西北邊疆戰爭的成本巨大。
可以說，中國西北邊疆得天獨厚的地理特點，既是國家整體安全防禦的天然屏障，又是國家邊疆治理巨大消耗所在，清末左宗棠西北用兵的戰爭實例，是西北邊疆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以及與中原王朝緊密的地緣政治關係對封建國家邊疆治理的優劣雙重意義的佐證。戰爭借款是西方現代戰爭衍生的產物，西征軍費支出中「借款利息」具有與「軍火費」相當的比例，戰爭借款的「借」與「還」和戰爭同步進行，給這次戰爭抹上了一層現代化戰爭的色彩，即戰爭軍費供給層面上的技術性操作。軍費中相當數額的善後費用，顯示了清王朝作為老牌封建王朝對戰後國家重建與社會恢復的重視。
注釋：
☆★根據左宗棠西征4次《軍需款目報銷折》明細統計所得。
參考文獻：
① 左宗棠：
〈遵旨開單報銷折同治十三年六月廿九日〉，《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4》；
〈同治十三年份軍需收支款目開單報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4》；
〈光緒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年十二月底軍需款目報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5》；
〈光緒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甘肅新疆軍需報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9》
②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9》，長沙：岳麓書社，1987，P21- 23
③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44》，長沙：岳麓書社，1987，P2-33
④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5》，長沙：岳麓書社，1987，P8699-8730
⑤ 左宗棠：〈光緒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甘肅新疆軍需報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9》，長沙：岳麓書社，1987
⑥ 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1年7月1日－1831年11月16日）：《戰爭論（Vom Kriege）第3卷》，北京： 商務印書館，1982，P869
⑦ 左宗棠：〈光緒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年十二月底軍需款目報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5》，長沙：岳麓書社，1987
晚清西北回民起義爆發後，左宗棠率領西征軍用了14 年時間，先接手鎮壓陝甘寧青回民起義，接著劍鋒西指，收復列強紛紛染指的新疆全境，其間採取的一系列軍事行動，由於特殊的時代背景、特殊的地緣政治、特殊的民族關係，使這次軍事行動在中國軍事史上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更是對晚清王朝作為傳統國家體制所擁有的國家實力和軍事動員能力的一次近代考驗。筆者從對西征軍費情況的分析入手，以期深入了解晚清政府的戰爭後勤動員情況和特殊時期的西北邊疆治理實力。
西征軍費收入的基本構成與特點
關於左宗棠西征軍軍費收入情況，筆者主要以《左宗棠全集》中左宗棠上奏朝廷的軍需奏稿為依據統計而得① ，計其軍費收入基本構成主要有六大組成部分，按其所佔份額比例的大小為序，其排列順序為正賦、華洋借款、洋關稅、捐輸、釐金及其他。通過對上述西征軍費收入基本構成的深入分析，可以發現，此次軍費收入構成主要具備以下特點：
第一、由中央集權財政統一劃撥軍費所確定的國家對邊疆治理的權威依然存在。依照財政學的觀點，政府的經濟作用在兩個方面表現最為突出：一是政府對國家財政各項收入的掌握；二是政府對財政收入的再分配。國家戰爭軍費的籌集以及軍費的收支直接影響戰爭進程甚至決定討伐的成敗。因此，國家財政收入與支出的多寡，直接關係著國計民生和國家財政走向以及特殊時期國家的統治秩序與國運。從西征軍費收入基本構成中各種款項比例可知，以地丁、鹽課等國家正賦支撐的各省、關協餉仍然佔西征軍費收入的60%以上，這表明清政府的中央財政對西征作戰起決定性作用。在西征時，勇營、綠營、八旗各軍雖統一受陝甘總督節制，但各有專餉，分別奏銷。比如在1878-1880 年西征軍費第四次奏銷收入支出中，就分別有甘肅藩司借支綠營俸餉銀、嵩武軍張曜軍餉、伊犁將軍金順軍餉、哈密辦事大臣明春借支軍餉和烏魯木齊都統恭鏜借支軍餉等5 項奏銷款項②，雖屬不同兵種開銷，均由左宗棠將它們專列為項，造册另報。由此可知，在整個西北用兵過程中，清政府雖然面臨全國範圍內多起起義大軍的巨大壓力，但清朝中央財政統一管理下複雜的解協餉制度仍在正常運行，戰爭軍費的絕大部分仍由中央政府財政承擔，並按照原有財政制度調撥、運營。
第二、巨額「華洋借款」成為西征得以完成使命的重要財政保證。早在1873 年，左宗棠在向同治皇帝提交的《懇改撥的餉以固軍心折》中，回顧自己自1866年調任陝甘總督以來困擾於軍費不足的窘況，「起初一年尚撥兩月滿餉，嗣後一年撥一月滿餉，至今一月滿餉尚無可發，軍心不問可知」。根據他的計算，過去7年各省關欠撥陝甘協餉白銀1796 萬兩③。清政府對左宗棠西征新疆提出的800萬兩的年度預算極為重視，反覆籌措，向給西征軍提供協餉的各省、關發出指令，限期將所欠協餉盡數解交甘肅前線。但不論是朝廷措辭強硬的指令，還是中央財政的斡旋，都不能使西征經費困境有所緩解。左宗棠徵得政府同意後，開始大規模「華洋借款」，成為西征軍費中第二大財源。
左宗棠西征借款是在各省、關欠「甘餉」項下的預支，如何還本付息呢？從左宗棠歷次有關西征軍費的奏摺中可知，貸款的還本付息仍由西征軍費收入項內歸還，如西征軍費第三次奏銷案中有光緒元年借款5期還款本銀249.5 萬兩，上海、鄂、陝節次挪用各款軍餉還款本銀5,182,390兩④；第四次奏銷案中還款數額巨大，其中，光緒三年三月借洋款300萬兩、光緒三年九月借洋款500萬兩7期還款、光緒四年九月借華洋款350萬兩4期還款和上海鄂陝挪借款等4項撥還華洋借款達5,880,800兩白銀⑤。可見，華洋借款的正常運轉仍然在解協餉體制內進行，更依賴於解協餉體制對西北用兵的財政支持。這進一步說明，這一時期清政府國家統一財政仍能維持戰爭時期邊疆軍事行為的支出。
第三、西征軍費中洋關稅、釐金等在收入中佔一定比例。此兩項數額雖然不大，但打破了傳統解協餉制度獲取餉源依賴農業稅、鹽課的固定模式，貿易稅脫穎而出。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近代社會轉型時期，戰時國家財政對貿易稅收的倚重，是鴉片戰爭以來，國家對內、對外貿易所得的增加在國家安全體系中的微妙應用。
第四、捐輸在西征軍費中佔較大的比例。捐輸作為從清初就開始的國家財政增加收入的一種方式，在晚清同、光內戰紛爭之際，仍然保持運作，並能通過財政運作系統及時用於軍事征伐，說明當時清王朝仍然具有一定的戰爭動員能力，依賴傳統方式民間捐獻籌集軍費，也從另一側面反映戰爭對社會財富的巨大消耗，戰爭阻礙了民間財富的積累，進一步削弱了近代中國支撐社會變革的經濟基礎與能力。
西征軍費支出的基本構成與特點
左宗棠西征軍軍費支出的基本構成主要有六大組成部分，按其所佔份額比例的大小多少為序，其排列順序為軍餉、物資運輸費、借款利息、軍火、善後費用及其他。通過對西征軍費支出構成的仔細分析，特別是以1874年西征大軍佔領肅州、西出嘉峪關收復新疆為分水嶺，戰爭軍費消耗狀況前後變化明顯，表明這次戰爭具有兩大特點：
第一、無論關內關外，軍費消耗整體水平高。從同治五年十月至同治十二年年底1867-1873 年佔領肅州為止，西征軍在嘉峪關內鎮壓陝甘回民起義消耗軍費累計40,147,523兩白銀，平均每年已達570多萬兩。從中可知，清軍在關內與太平軍、捻軍、回民義軍的較量中，財力損耗巨大，幾乎占到西征總軍費支出91,087,679的44%☆，其中還不包括自同治元年西北迴民起義爆發起至同治五年十月左宗棠進入陝西止，西北用兵初期長達5年的軍費消耗，而清軍出關作戰，軍費消耗更為巨大。據統計，咸、同、光三朝在平息諸多地方起義中，西北回民起義由於受到特殊複雜的民族關係、微妙的地緣政治關係、艱苦的作戰環境等因素制約，導致清政府西北用兵軍費消耗成為僅次於鎮壓太平天囯起義的軍費消耗。
第二、出關收復新疆時期成為西征軍費消耗的最高峰。從同治五年十月至同治十二年年底1867-1873年佔領肅州為止，西征軍在嘉峪關內鎮壓陝甘回民起義消耗軍費累計40,147,523 兩白銀, 平均每年已達570多萬兩。1874年出關穿越地勢險要的河西走廊收復新疆，軍費支出上升為674.8萬兩；1875 年至1878年，先後收復北疆、南疆，3年平均每年消耗881.7萬兩白銀，創造軍耗最高峰。1878-1880年回落，平均每年591.3萬兩，與在關內時的軍費消耗額基本持平★。西征軍費消耗之巨以及變化趨勢，說明清軍出兵嘉峪關外, 收復中國固有領土--新疆, 依賴國內中央財政的大力支持程度很深。可以說，在保證來自中央財政充足軍費供給的前提下，西征部隊穿越河西走廊和關外戈壁，先踞北疆，再下南疆，成為清軍能否重新奪回對新疆控制權的關鍵。闖過此關，才使其後西北邊疆問題的解決，1884 年新疆建省成為可能，從而奠定中國作為獨立的現代民族國家的領土版圖基礎，這正是西北用兵的深刻意義所在。
西征軍費收支結構變化中的晚清邊疆治理實力
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指出，一國的戰爭潛力集中表現在財力上，一國的「全部力量就集中表現在自己的金庫上」⑥ 。左宗棠西征成功收復新疆舊土，一方面表明了晚清政府維護國家固有領土的堅強決心，所謂「祖宗之地之不可寸尺與人」；另一方面，從西征軍費收入支出結構的變化中，又深刻反映了在千古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新情境下晚清政府的邊疆治理實力。
從西征軍費收入的基本構成來看，「華洋借款」作為西征軍費收入的第二大財政支柱，其深刻意義在於：當國際、國內動盪導致中央財政統一收支能力的削弱的情況下，晚清政府以商業運作方式，通過變通財政支付手段，以海關稅作抵押，向華商、洋商借款預支西北作戰軍費，保證了清王朝對西北邊疆特殊時期的控制與治理。而前後2000多萬兩的「華洋借款」主要用於出關收復新疆，正起到提高國防資金流轉速度，保證軍費供應正常運轉的作用。作為一個主權國家，清政府花費如此重金對國內起義軍殘酷鎮壓，這是其封建政權所代表的階級利益決定的。但是，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分析，這一行動不僅使西北地區廣大回漢百姓頻遭劫難，社會經濟陷入崩潰狀態，清政府自己也在大規模征伐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封建王朝集權統治進一步衰弱，邊疆分裂活動此起彼伏；俄、英、日等列強紛紛覬覦我邊疆領土，邊疆危機進一步加重，中原王朝對西北邊疆地緣政治聯繫削弱。這一事實，值得我們對晚清時期西北邊疆治理政策，尤其是晚清中央政府對邊疆廣大少數民族的統治政策失誤所致的慘痛教訓進行深刻反省。從西征軍費支出的基本構成來看, 勇營、綠營、八旗、土勇、馬步各軍軍餉、口糧銀、採買軍糧津貼糧價銀占到軍費支出的65%以上，而軍火消耗佔很少比例，僅為5%強，表明這次戰爭是嚴重依賴人力進行的戰爭，屬於前現代冷兵器作戰的性質，處於冷兵器和火器並用時代。而軍需運輸費用成為僅次於糧餉的軍費支出項，平均占到軍費支出的17.7%左右，在光緒元年到光緒三年出關收復新疆的關鍵時刻，軍需運輸費用佔總支出的24.4%⑦，成為晚清西北用兵一大特點。其原因在於中國西北疆土的廣袤遼闊，導致西北邊疆距離封建國家政治地理核心遙遠，其特殊的地質、地理特徵決定了西北邊疆戰爭的成本巨大。
可以說，中國西北邊疆得天獨厚的地理特點，既是國家整體安全防禦的天然屏障，又是國家邊疆治理巨大消耗所在，清末左宗棠西北用兵的戰爭實例，是西北邊疆地區特殊的地理環境，以及與中原王朝緊密的地緣政治關係對封建國家邊疆治理的優劣雙重意義的佐證。戰爭借款是西方現代戰爭衍生的產物，西征軍費支出中「借款利息」具有與「軍火費」相當的比例，戰爭借款的「借」與「還」和戰爭同步進行，給這次戰爭抹上了一層現代化戰爭的色彩，即戰爭軍費供給層面上的技術性操作。軍費中相當數額的善後費用，顯示了清王朝作為老牌封建王朝對戰後國家重建與社會恢復的重視。
注釋：
☆★根據左宗棠西征4次《軍需款目報銷折》明細統計所得。
參考文獻：
① 左宗棠：
〈遵旨開單報銷折同治十三年六月廿九日〉，《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4》；
〈同治十三年份軍需收支款目開單報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4》；
〈光緒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年十二月底軍需款目報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5》；
〈光緒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甘肅新疆軍需報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9》
②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9》，長沙：岳麓書社，1987，P21- 23
③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44》，長沙：岳麓書社，1987，P2-33
④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5》，長沙：岳麓書社，1987，P8699-8730
⑤ 左宗棠：〈光緒四年正月初一日起至六年十二月底止甘肅新疆軍需報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9》，長沙：岳麓書社，1987
⑥ 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1781年7月1日－1831年11月16日）：《戰爭論（Vom Kriege）第3卷》，北京： 商務印書館，1982，P869
⑦ 左宗棠：〈光緒元年正月初一日起至三年十二月底軍需款目報銷折〉，《左宗棠全集．奏稿卷55》，長沙：岳麓書社，1987
2014年4月9日 星期三
左宗棠軼事：陛見慈禧
左宗棠於同治7年（公元1868年）八月十五中秋節陛見兩宮太后及皇帝。雖是兩宮太后及皇帝共同召見，但慈禧太后才是主角。
左宗棠以前也聽說過慈禧這個人如何精明能幹，不過心裡可能對此還是不大相信的，畢竟沒有與她直接打過交道。
陛見地點在養心殿東暖閣，由恭親王引見。左宗棠這是第一次進入內廷。一路上，侍衛、太監都緊靠着牆邊走路，看見恭親王，都垂手請安。內廷中那份皇家威儀，自有懾人之處，把個從來不大在乎場面的左宗棠也搞得心裡七上八下。左宗棠平素高視闊步，意氣外露，此刻也有意斂收了許多。
照例，進去磕頭時要把夾著雙眼花翎的大帽子取下來擱在地上，但磕完頭起身跪近御前奏對時，左宗棠卻忘了再把帽子戴上。這樣，奏對完畢後退出時，帽子就被遺忘在殿上了。這一紕漏可能主要是由於左宗棠對廷儀不熟所致，也可能他還走了一點神。
左宗棠回到賢良寺行館，一進門，頭一句就對他的親信幕僚們說：「這個婆娘好厲害呀！」顯然，他對慈禧的幹練已經有所體會了。
不一會，太監恭恭敬敬地把大帽子送來了。左宗棠的幕客出面，左搓右磨，但一個子兒也沒減，被敲了三千兩銀子的竹槓。大臣失禮之咎，不但要遭申斥，還要通報各省督撫，左宗棠寧可啞巴吃黃連，也不願丟這副老臉，只好花錢消災。
左宗棠陛見時，慈禧曾問西北（陝甘）軍務何時能夠了結。左宗棠想了想答道：「剿撫兼施，一了百了，總得五年功夫。」慈禧雖認為五年時間過長，但聞左宗棠之「一了百了」四個字，十分欣賞，終於認可了左之設想。兩人所處的位置不同，看問題自然也會有所不同。按慈禧的心情和本意，要是三、五個月就能搞定陝甘局面，那該是最好了。
左宗棠以前也聽說過慈禧這個人如何精明能幹，不過心裡可能對此還是不大相信的，畢竟沒有與她直接打過交道。
陛見地點在養心殿東暖閣，由恭親王引見。左宗棠這是第一次進入內廷。一路上，侍衛、太監都緊靠着牆邊走路，看見恭親王，都垂手請安。內廷中那份皇家威儀，自有懾人之處，把個從來不大在乎場面的左宗棠也搞得心裡七上八下。左宗棠平素高視闊步，意氣外露，此刻也有意斂收了許多。
照例，進去磕頭時要把夾著雙眼花翎的大帽子取下來擱在地上，但磕完頭起身跪近御前奏對時，左宗棠卻忘了再把帽子戴上。這樣，奏對完畢後退出時，帽子就被遺忘在殿上了。這一紕漏可能主要是由於左宗棠對廷儀不熟所致，也可能他還走了一點神。
左宗棠回到賢良寺行館，一進門，頭一句就對他的親信幕僚們說：「這個婆娘好厲害呀！」顯然，他對慈禧的幹練已經有所體會了。
不一會，太監恭恭敬敬地把大帽子送來了。左宗棠的幕客出面，左搓右磨，但一個子兒也沒減，被敲了三千兩銀子的竹槓。大臣失禮之咎，不但要遭申斥，還要通報各省督撫，左宗棠寧可啞巴吃黃連，也不願丟這副老臉，只好花錢消災。
左宗棠陛見時，慈禧曾問西北（陝甘）軍務何時能夠了結。左宗棠想了想答道：「剿撫兼施，一了百了，總得五年功夫。」慈禧雖認為五年時間過長，但聞左宗棠之「一了百了」四個字，十分欣賞，終於認可了左之設想。兩人所處的位置不同，看問題自然也會有所不同。按慈禧的心情和本意，要是三、五個月就能搞定陝甘局面，那該是最好了。
左宗棠軼事：卜卦進軍新疆
據說，左宗棠平定陝甘回亂進軍新疆出兵前，設案焚香，求牙牌神數，得上上、上上、下下三課，檢閱課譜為十六個字：「七十二戰，戰無不利；忽聞楚歌，一敗塗地。」
此原詠項羽垓下敗亡之事，故左右見之皆頗為震疑。左宗棠大笑，推案而起：「出兵！」
問之。則曰：「我即楚人，我統楚軍，我軍楚歌，敵敗塗地，正是大吉之兆。」
此原詠項羽垓下敗亡之事，故左右見之皆頗為震疑。左宗棠大笑，推案而起：「出兵！」
問之。則曰：「我即楚人，我統楚軍，我軍楚歌，敵敗塗地，正是大吉之兆。」
窮官左宗棠和富商胡雪巖
左宗棠在攻打浙江必須堅持循序漸進戰略的那份奏疏中，呈遞了一個附件，請調一批能人到他的帳下。在請調名單裡，排在第一位的是胡光墉。
胡光墉，江西候補道，急公慕義，勤幹有為，現已行抵江西，可以委任他辦理後勤事務。此人是浙江紳士，辦理浙江的事務，熟悉情況，一呼百應。如果令他立即到楚軍大營聽候差遣，必然能起很大的作用。
這個名單，是左宗棠多年蒐集的人才信息，文武俱備。
人才決定一切，一個強大陣營的確立，就是從這裡開始。
由於慈禧精於權術，想方設法不給自發組織的地方武裝軍餉。楚軍在江西時，軍餉已經非常困難。進軍浙江之後，各部拖欠官兵的軍餉，多達一年的數額。任何一個企業的員工都知道，一年不發工資，公司會是個甚麼情況？恐怕早就散伙了。何況是一支軍隊，人人都不知道能不能活過明天，誰會願意不拿錢白幹活呢？
清廷當時的財政，不但要賠款給外國列強，還要供給軍隊在十幾個省份作戰，銀庫肯定是空了，無法指望。
不過，有了人才，就會有資金。
左宗棠在這份奏摺中請調的胡光墉，就是來為他解決軍餉難題的。
胡光墉，就是後來非常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左宗棠看中他，是因為他最擅長官商勾結。
這個安徽人和左宗棠一樣，所走的人生之路，都很奇特。左宗棠步入官場，走的是師爺這條路。胡雪巖的路子又不同，叫做「賈而優則仕」，先做商人，賺了銀子，再用銀子來舖一條做官的台階。這個路子很新，比左宗棠那條路還要離譜。
晚清的商品經濟不發達，從商界進入政界的人並不多。買官的人不少，商人只佔很小的比例。大部分人買官，只是買了個空頭銜，並沒有實權，更不可能混來一個紅頂子。如今我們進入了商品社會，老是傳說甚麼官商一體、官商不分和官商勾結，確實有不少為官者發了財，但是似乎還沒有聽說哪個富商用錢買了個市長、省長來當。所以直到今天，胡雪巖的事蹟，仍然吸引着很多人。
胡雪巖生於1823年，道光三年，比左宗棠小了十一歲。他的出生地，說出來很嚇人。他是安徽績溪人。績溪縣雖小，卻是人傑地靈，人才輩出。國學大師胡適和當今的國家主席胡錦濤，都是績溪人氏。
胡雪巖出身貧寒，沒有上過學，早年的那點學問，都是父親教他的。教到十二歲，父親去世了。長兄為父，胡雪巖得養活三個弟弟。為了支撐這個家，他只好外出打工。托親戚介紹，背井離鄉，來到杭州的信和錢莊當學徒。
錢莊，就是我國早期的銀行，業務比較單純，主要辦理存款和貸款。胡雪巖進了錢莊，可不像現在的銀行職員這麼拽。他得從學徒做起，唯唯諾諾，更不敢對顧客使臉色。
學徒幹的全是苦差，跟男保姆差不了多少，甚至連用人都不如。他不但要學習錢莊的業務，還要打水、掃土、倒尿壺。凡是出了臟活重活，老闆就會想到他。
不過，這些都難不倒胡雪巖。他有很好的基因遺傳，聰明伶俐，嘴巴甜蜜，又會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深得老闆歡心。不但會做人，業績也是不俗。老闆看出他是塊好料子，便把他升為伙計。這就是銀行辦事員了，只是沒穿西裝革履。
這個升遷，在胡雪巖看來算不了甚麼。他是個野心勃勃的年輕人。他想，我有經商的天賦，三天兩頭夢見自己開了錢莊。我天生是當老闆的料，我要做個金融家。
這有點像癡人說夢。一無文憑，二無背景，三無資本，憑甚麼實現人生的飛躍？
後世許多人探討胡雪巖的商業哲學和謀略技巧，說出很多道道，寫成一本本厚書。說來說去，胡雪巖能夠成為暴發戶，根本原因只有一個：他找到了軍政靠山，和官員勾結上了。他的生意經引起廣泛的注意，是因為他的發財訣竅，堪稱商人走上歪門邪道的入門指南。
胡雪巖在錢莊站穩腳跟之後，就著意鑽營官府，籠絡官員。他與王有齡之間的關係，有野史鋪陳，也有小說演繹，說他對王有齡的仕途注入一筆投資，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在王有齡最困難的時候，他偷偷從錢莊裏拿了五百兩銀子給他進京趕考。硬投資雖然只有五百兩銀子，軟投資則是無可計量的。他在王某身上押上了自己的前程，因為他被趕出了錢莊。這個投資，可謂傾其所有，是一筆極大的賭注。
這個故事最有看頭的地方，就是王有齡果然發跡了。他在天津遇到故交何桂清侍郎，經他推薦，到浙江巡撫門下當了糧台總辦。
王有齡講良心，飲水不忘挖井人。但他違背公務員守則，利用職權，不斷為胡雪巖提供方便。他官運亨通，一直做到浙江巡撫，胡雪巖也跟著大撿便宜，生意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成為富甲一方的商人。王有齡覺得對恩人還不夠意思，又讓他當了江西候補道。
野史小說是否可信，我們姑且不論，但胡雪巖跟王有齡的確是鐵哥們，靠著這層關係，在生意上獲益匪淺。
王有齡在任湖州知府期間，讓胡雪巖代為經理湖州公庫，創辦絲行，用公款扶助農民養蠶，然後就地收購蠶絲，運往杭州和上海，脫手變現，再把本金歸還浙江省的藩庫。說白了，就是挪用公款周轉生意，自己賺取利潤，但本金還是歸還公家。這個主意真是想得好，只要沒被發現，不法經營就能繼續下去。胡雪巖創造了經典案例，對後世起了垂範的作用，所以有那麼多人利用職務之便，挪用公款去做生意，或者圈地炒房，或者投資炒股。
胡雪巖通過王有齡結交官場中人，拓展了官商勾結的範圍和級別。他說服浙江巡撫黃宗漢入股開辦藥店。戰爭期間，又值瘟疫流行，誰有藥品，誰就發財。何況公司裏有官員的股份，行政部門幫你壟斷市場，也不怕物價部門給商品限價。這種生意做起來，哪有不順手的？許多公司寧願把股份拱手送給官員，不就是為了財源滾滾麼？
官商勾結，是胡雪巖暴發最根本的路子。第二條路子就是搞定洋場。胡雪巖所處的時代，很多外國資本進入了中國，這些資本急於輸入到中國人手中，以換取更大的利益。如此便有一些中間人，斡旋於洋場人員與中國官商之間，兩頭吃回扣，牟取暴利，胡雪巖也看準了這個行當。
事實證明，胡雪巖的思路是對的。他搞定了官府，攀上王有齡，利用這個關係，從浙江海運局借支二十萬兩白銀，開辦了「阜康錢莊」。這樣，他就完成了偉大夢想的第一步，擺脫了打工仔的身份，搖身一變，成了董事長。
王有齡把浙江的財政收入，交給胡雪巖的錢莊管理。浙江當時是國家的財稅大戶啊，胡雪巖保管調度這筆巨款，想不發財也難。他很快就成為全省首屈一指的金融家。
歲獲利數倍，不數年，家資逾千萬，富甲天下。
胡雪巖搞定洋場，也很順利。他通過上海灘的買辦和英國匯豐銀行建立了合作關係，趁機結識了各類洋行的經理和中方買辦，為他後來輕而易舉成為上海所有洋行和著名買辦人物的官方經紀人奠定了基礎。
這個時候，胡雪巖還不認識左宗棠。他雖然已經富甲一方，但還沒有形成大氣候。他在商界的真正崛起，還要仰仗左宗棠。
王有齡是個短命巡撫。他吃虧就吃虧在只算小賬，不算大賬，沒有跟湘軍大帥搞好關係。浙江戰事吃緊時，他向湘軍求援。浙江戰事稍微鬆緩，他硬是把湘軍擋在境外，因為他捨不得出那點軍餉了。曾國藩一氣之下，再也不去救他。左宗棠想去救，曾國藩也不讓。因此，在李秀成的部隊打到杭州時，王有齡咬破指頭寫血書，懇求湘軍來救，曾國藩是想幫他也幫不上了。於是，他不願成為太平軍的刀下鬼，只好懸樑自盡。
王有齡一死，胡雪巖就失去靠山了。如果不是左宗棠的新楚軍開進浙江，給了他一個機會，他就不可能成為富甲天下的巨商。
野史說，胡雪巖見舊靠山已倒，主動找到左宗棠，要為他效力。
究竟誰先找誰？不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那麼難扯清楚。左宗棠先找胡雪巖比較可信。胡雪巖想發財，有結交權貴的動機，固然不錯。但那時缺錢的大官到處都是，不見得一定要把錢砸在左宗棠這裡。在沒有摸清左大人的底細以前，他是不會輕易解囊的。而左宗棠需要軍餉，求之若渴，他更有尋找財源的動力。聽說誰有大把的銀子，他就會主動找上門去。
左宗棠早就聽說胡雪巖是個富商。進了浙江，又聽到大量關於胡雪巖勾結官府的傳聞。當然，士民們對胡雪巖看法並不好，官商勾結，人人討厭，仇富心理，多少都有一點。左宗棠收到一些禀帖，向他告狀，說這個當地首屈一指的大商人，在杭州還沒淪陷之前，過着暴發戶的奢靡生活，豪宅名車，包二奶只是小菜一碟。
富埒封君，為近數十年所罕見，而荒淫奢侈，跡迥尋常所有。
左宗棠是個生活儉樸的人，但他心態很好，並不妒忌有錢人。他做師爺的時候經常勸富人捐款，如果天下的富人都死光了，還能找誰捐款去？這個窮當官的，偏偏就喜歡有錢人。錢越多越好，只要能慷慨解囊，讓部隊有飯吃，有軍火供應，管他是不是投機倒把，是不是攀交權貴，我老左只用一個標準衡量他。
所以，左宗棠描述的胡雪巖，決不是一個見利忘義的奸商，而是「急公慕義，勤幹有為」，做他的後勤部長，那是再合適不過了。他在當上浙江巡撫之後，就請求清廷迅速將此人調到他的大營聽候差遣。
據他所奏，胡雪巖當時所任官職為江西候補道，人已「行抵江西」，或者說，此人逃跑了。當時整個浙江幾乎都被太平軍佔領，他這個亦官亦商的身份，在太平軍的佔領區是呆不下去的。
左宗棠出於軍務需要，急需啟用胡雪巖其人，沒有疑義。官面上的理由，是「以浙江之紳辦浙江之事」，更為方便，骨子裡就是看中了他的錢包，以及他的投資理念。
胡雪巖經過一番考量，發現左宗棠是文武全才，這棵大樹好乘涼，比他以前的靠山王有齡強了不知多少倍。他沒有太多猶豫，就開始為左宗棠效力了。
這個決心一下，就促成了胡雪巖日後巨大的成功！
胡雪巖初見左宗棠，帶了一份豐厚的見面禮。左宗棠的軍營裡忙亂了好一陣，才把這份禮物收下。他給左宗棠送來的是軍糧，二十萬石大米！
左宗棠比自己得了金磚元寶還要高興。在饑饉和疾病肆虐的歲月裡，有錢也難買到食物，大米比金子還要貴重。
糧食無價。上一年，太平軍攻打杭州時，把十座城門死死圍住，守軍又飢又餓。城中瀰漫著恐懼的氣氛。糧食奇缺，一石米賣到一百兩銀子。居民給軍隊捐錢十萬兩，卻無米可買。路邊都是餓死的人，草根、浮萍和蕉葉都吃盡了，只好把皮籠煮來充飢。
這二十萬石大米，對於楚軍，比雪中送炭還要珍貴。
胡雪巖的大手筆，把禮送到了左宗棠心坎裡。左宗棠和他聊到中午，留他吃飯，用夫人周貽端親手製作的臘肉來招待他，規格極高，賓主盡歡。
事後，左宗棠對這個藍頂商人讚不絕口。
胡雪巖，商賈中奇男子也。
胡雪巖人雖出身商賈，卻有豪俠之慨。前次浙亡時，曾冒死力相救。
不過，在1862年，胡雪巖跟左宗棠的交往剛剛開始，他要戴上紅色的頂子，還需要一段時間的努力。
胡雪巖十幾年如一日，為左宗棠辦了三件大事：一是籌餉，二是購置軍火，三是打理洋務。左宗棠每次掛帥征戰，都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胡雪巖始終是他的一個經濟支柱。他不但自己出錢，還勸別人募捐。左宗棠手頭一緊，立刻就會想到他。
胡雪巖腦瓜子好使，為左宗棠找到了一條籌餉的新路子：從外國商號得到一次總付的貸款。這種貸款沒有抵押，由政府擔保。擔保人是通商口岸的海關，審批人是各省巡撫。各省保證，在規定的期限內，一定會將款項加利息歸還給外商。
這條路子為左宗棠解決了大難題。手拿朝廷的批文，伸手向東南沿海五省要錢，那是靠不住的。各省經歷了多年的戰爭，財政非常困難，付款不可能及時。但是軍隊打仗，說打就要打，不能餓著肚子，所以先把餉銀拿到手裡，讓各省慢慢去還貸，最為穩妥。
借外債打仗，在清廷來說，是破天荒第一遭，不合祖制。但是，朝廷權衡來權衡去，還是江山要緊。國庫空虛，戰事緊迫，向外國人貸款，只好不得已而為之了。於是，清廷跨出借貸外債的第一步。
這件事的操作，左宗棠不便出面，胡雪巖當仁不讓。他早已步入洋場，跟上海灘那些洋行大佬們混得很熟，由他出面，當然是馬到成功。
從這時起，胡雪巖就充當了政府借貸外債的經紀人。
左宗棠連年征戰，從1867年打到1881年，十四年間，胡雪巖代表清廷向洋人借款，數額多達一千五百九十五萬兩白銀！
數額如此龐大的巨款，借貸之間，會不會有貓膩呢？
胡雪巖是商人，傍上左宗棠也是為了拓展生意賺大錢，經手這麼一筆巨款，他可能不從中撈好處嗎？當然不會。當時上海向中國人放貸的洋人很多，給中間人的回扣頗為豐厚。胡雪巖在外國銀行和本國政府之間來回操辦貸款事宜，究竟得了多少好處，誰也說不清楚。如果他秉公辦事，左宗棠也不會讓他白忙吧？他的政治投資，左宗棠自會給他回報。
事實上，胡雪巖的財富是呈直線上升的。 1872年，即同治十一年，他的阜康錢莊就有了二十多家分號，布及大江南北。除了二千多萬兩銀子的資金，胡雪巖還有一萬畝田地。他娶了十二房姨太太，號稱「東樓十二釵」。胡雪巖為她們建造了豪華的休憩場所--嬌樓，耗資數万，堪比賴昌星的紅樓啊！這嬌樓金碧輝煌，四周風景秀麗，又以人工西湖、蓬萊仙閣等景點巧妙地點綴，更是令觀者目不暇接、心曠神怡。姬妾們分室而居，胡雪巖呢，像皇帝寵幸后妃一般，每晚隨手拈牌，招姬妾入寢，生活極其奢靡。他常常泡在嬌樓之中，沉溺於溫柔女兒鄉。汪康年在《莊諧選錄》中有所記載，還把他的破產歸咎於他的奢侈：
杭人胡某，富埒封君，為近今數十年所罕見。而荒淫奢侈，跡迥尋常所有，後卒以是致敗。
胡雪巖還大力協助左宗棠興辦洋務。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胡雪巖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人物。購買工料，聘請洋匠，僱用本國技工，開設工藝局，左宗棠都責成他一手經理。後來開設甘肅織呢總局，也靠胡雪巖引進機器，還用胡雪巖購入的西洋新機器開鑿徑河。除此以外，部隊所有的軍營建設、軍品供應、節假日禮品採購，都由胡雪巖操辦。
籌措軍餉、購置軍火和興辦洋務，三件大事，胡雪巖都辦得漂漂亮亮。這三件大事辦好了，左宗棠和胡雪巖也雙雙達到了人生的頂峰。
左宗棠和胡雪巖的交往，是不折不扣的官商勾結。但是，左宗棠並沒有從中牟取私利，也是不折不扣的事實。胡雪巖在國家困難時期，盡心盡力辦了實事，雖然是從中撈了不少好處，但是他支持了左宗棠收復新疆，仍然有功於國。
左宗棠是個講義氣的湖南人，他讓胡雪巖發了財還不算，還要為他到皇帝那裡請功。左宗棠先後三次為胡雪巖請賞，還會同陝西巡撫譚鍾麟聯銜出奏，要破格獎敘胡雪巖，歷數他的功勞，計九款之多。
清廷下令，賞給胡雪巖布政使官銜，賞穿黃馬褂，可以在紫金城騎馬，胡雪巖的母親還被封了一品誥命，連李鴻章都上門送禮道賀。
左宗棠與胡雪巖的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左宗棠為胡雪巖提供了更廣闊的舞台，也給他提供了巨額的生意。胡雪巖為了保護民族工業，曾與法國人展開生絲大戰。可以說，在左宗棠投桃報李的幫助下，他才得已成為富可敵國的巨商，成為一時風光無限的紅頂商人。
胡雪巖在認識左宗棠之前，雖然算得上一名富商，但他後來成為投資家，創辦新興的工業，走在了對外開放的前列，都是在結識左宗棠之後。
胡光墉，江西候補道，急公慕義，勤幹有為，現已行抵江西，可以委任他辦理後勤事務。此人是浙江紳士，辦理浙江的事務，熟悉情況，一呼百應。如果令他立即到楚軍大營聽候差遣，必然能起很大的作用。
這個名單，是左宗棠多年蒐集的人才信息，文武俱備。
人才決定一切，一個強大陣營的確立，就是從這裡開始。
由於慈禧精於權術，想方設法不給自發組織的地方武裝軍餉。楚軍在江西時，軍餉已經非常困難。進軍浙江之後，各部拖欠官兵的軍餉，多達一年的數額。任何一個企業的員工都知道，一年不發工資，公司會是個甚麼情況？恐怕早就散伙了。何況是一支軍隊，人人都不知道能不能活過明天，誰會願意不拿錢白幹活呢？
清廷當時的財政，不但要賠款給外國列強，還要供給軍隊在十幾個省份作戰，銀庫肯定是空了，無法指望。
不過，有了人才，就會有資金。
左宗棠在這份奏摺中請調的胡光墉，就是來為他解決軍餉難題的。
胡光墉，就是後來非常著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左宗棠看中他，是因為他最擅長官商勾結。
這個安徽人和左宗棠一樣，所走的人生之路，都很奇特。左宗棠步入官場，走的是師爺這條路。胡雪巖的路子又不同，叫做「賈而優則仕」，先做商人，賺了銀子，再用銀子來舖一條做官的台階。這個路子很新，比左宗棠那條路還要離譜。
晚清的商品經濟不發達，從商界進入政界的人並不多。買官的人不少，商人只佔很小的比例。大部分人買官，只是買了個空頭銜，並沒有實權，更不可能混來一個紅頂子。如今我們進入了商品社會，老是傳說甚麼官商一體、官商不分和官商勾結，確實有不少為官者發了財，但是似乎還沒有聽說哪個富商用錢買了個市長、省長來當。所以直到今天，胡雪巖的事蹟，仍然吸引着很多人。
胡雪巖生於1823年，道光三年，比左宗棠小了十一歲。他的出生地，說出來很嚇人。他是安徽績溪人。績溪縣雖小，卻是人傑地靈，人才輩出。國學大師胡適和當今的國家主席胡錦濤，都是績溪人氏。
胡雪巖出身貧寒，沒有上過學，早年的那點學問，都是父親教他的。教到十二歲，父親去世了。長兄為父，胡雪巖得養活三個弟弟。為了支撐這個家，他只好外出打工。托親戚介紹，背井離鄉，來到杭州的信和錢莊當學徒。
錢莊，就是我國早期的銀行，業務比較單純，主要辦理存款和貸款。胡雪巖進了錢莊，可不像現在的銀行職員這麼拽。他得從學徒做起，唯唯諾諾，更不敢對顧客使臉色。
學徒幹的全是苦差，跟男保姆差不了多少，甚至連用人都不如。他不但要學習錢莊的業務，還要打水、掃土、倒尿壺。凡是出了臟活重活，老闆就會想到他。
不過，這些都難不倒胡雪巖。他有很好的基因遺傳，聰明伶俐，嘴巴甜蜜，又會察言觀色，見風使舵，深得老闆歡心。不但會做人，業績也是不俗。老闆看出他是塊好料子，便把他升為伙計。這就是銀行辦事員了，只是沒穿西裝革履。
這個升遷，在胡雪巖看來算不了甚麼。他是個野心勃勃的年輕人。他想，我有經商的天賦，三天兩頭夢見自己開了錢莊。我天生是當老闆的料，我要做個金融家。
這有點像癡人說夢。一無文憑，二無背景，三無資本，憑甚麼實現人生的飛躍？
後世許多人探討胡雪巖的商業哲學和謀略技巧，說出很多道道，寫成一本本厚書。說來說去，胡雪巖能夠成為暴發戶，根本原因只有一個：他找到了軍政靠山，和官員勾結上了。他的生意經引起廣泛的注意，是因為他的發財訣竅，堪稱商人走上歪門邪道的入門指南。
胡雪巖在錢莊站穩腳跟之後，就著意鑽營官府，籠絡官員。他與王有齡之間的關係，有野史鋪陳，也有小說演繹，說他對王有齡的仕途注入一筆投資，得到了豐厚的回報。在王有齡最困難的時候，他偷偷從錢莊裏拿了五百兩銀子給他進京趕考。硬投資雖然只有五百兩銀子，軟投資則是無可計量的。他在王某身上押上了自己的前程，因為他被趕出了錢莊。這個投資，可謂傾其所有，是一筆極大的賭注。
這個故事最有看頭的地方，就是王有齡果然發跡了。他在天津遇到故交何桂清侍郎，經他推薦，到浙江巡撫門下當了糧台總辦。
王有齡講良心，飲水不忘挖井人。但他違背公務員守則，利用職權，不斷為胡雪巖提供方便。他官運亨通，一直做到浙江巡撫，胡雪巖也跟著大撿便宜，生意像滾雪球一般，越滾越大，成為富甲一方的商人。王有齡覺得對恩人還不夠意思，又讓他當了江西候補道。
野史小說是否可信，我們姑且不論，但胡雪巖跟王有齡的確是鐵哥們，靠著這層關係，在生意上獲益匪淺。
王有齡在任湖州知府期間，讓胡雪巖代為經理湖州公庫，創辦絲行，用公款扶助農民養蠶，然後就地收購蠶絲，運往杭州和上海，脫手變現，再把本金歸還浙江省的藩庫。說白了，就是挪用公款周轉生意，自己賺取利潤，但本金還是歸還公家。這個主意真是想得好，只要沒被發現，不法經營就能繼續下去。胡雪巖創造了經典案例，對後世起了垂範的作用，所以有那麼多人利用職務之便，挪用公款去做生意，或者圈地炒房，或者投資炒股。
胡雪巖通過王有齡結交官場中人，拓展了官商勾結的範圍和級別。他說服浙江巡撫黃宗漢入股開辦藥店。戰爭期間，又值瘟疫流行，誰有藥品，誰就發財。何況公司裏有官員的股份，行政部門幫你壟斷市場，也不怕物價部門給商品限價。這種生意做起來，哪有不順手的？許多公司寧願把股份拱手送給官員，不就是為了財源滾滾麼？
官商勾結，是胡雪巖暴發最根本的路子。第二條路子就是搞定洋場。胡雪巖所處的時代，很多外國資本進入了中國，這些資本急於輸入到中國人手中，以換取更大的利益。如此便有一些中間人，斡旋於洋場人員與中國官商之間，兩頭吃回扣，牟取暴利，胡雪巖也看準了這個行當。
事實證明，胡雪巖的思路是對的。他搞定了官府，攀上王有齡，利用這個關係，從浙江海運局借支二十萬兩白銀，開辦了「阜康錢莊」。這樣，他就完成了偉大夢想的第一步，擺脫了打工仔的身份，搖身一變，成了董事長。
王有齡把浙江的財政收入，交給胡雪巖的錢莊管理。浙江當時是國家的財稅大戶啊，胡雪巖保管調度這筆巨款，想不發財也難。他很快就成為全省首屈一指的金融家。
歲獲利數倍，不數年，家資逾千萬，富甲天下。
胡雪巖搞定洋場，也很順利。他通過上海灘的買辦和英國匯豐銀行建立了合作關係，趁機結識了各類洋行的經理和中方買辦，為他後來輕而易舉成為上海所有洋行和著名買辦人物的官方經紀人奠定了基礎。
這個時候，胡雪巖還不認識左宗棠。他雖然已經富甲一方，但還沒有形成大氣候。他在商界的真正崛起，還要仰仗左宗棠。
王有齡是個短命巡撫。他吃虧就吃虧在只算小賬，不算大賬，沒有跟湘軍大帥搞好關係。浙江戰事吃緊時，他向湘軍求援。浙江戰事稍微鬆緩，他硬是把湘軍擋在境外，因為他捨不得出那點軍餉了。曾國藩一氣之下，再也不去救他。左宗棠想去救，曾國藩也不讓。因此，在李秀成的部隊打到杭州時，王有齡咬破指頭寫血書，懇求湘軍來救，曾國藩是想幫他也幫不上了。於是，他不願成為太平軍的刀下鬼，只好懸樑自盡。
王有齡一死，胡雪巖就失去靠山了。如果不是左宗棠的新楚軍開進浙江，給了他一個機會，他就不可能成為富甲天下的巨商。
野史說，胡雪巖見舊靠山已倒，主動找到左宗棠，要為他效力。
究竟誰先找誰？不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那麼難扯清楚。左宗棠先找胡雪巖比較可信。胡雪巖想發財，有結交權貴的動機，固然不錯。但那時缺錢的大官到處都是，不見得一定要把錢砸在左宗棠這裡。在沒有摸清左大人的底細以前，他是不會輕易解囊的。而左宗棠需要軍餉，求之若渴，他更有尋找財源的動力。聽說誰有大把的銀子，他就會主動找上門去。
左宗棠早就聽說胡雪巖是個富商。進了浙江，又聽到大量關於胡雪巖勾結官府的傳聞。當然，士民們對胡雪巖看法並不好，官商勾結，人人討厭，仇富心理，多少都有一點。左宗棠收到一些禀帖，向他告狀，說這個當地首屈一指的大商人，在杭州還沒淪陷之前，過着暴發戶的奢靡生活，豪宅名車，包二奶只是小菜一碟。
富埒封君，為近數十年所罕見，而荒淫奢侈，跡迥尋常所有。
左宗棠是個生活儉樸的人，但他心態很好，並不妒忌有錢人。他做師爺的時候經常勸富人捐款，如果天下的富人都死光了，還能找誰捐款去？這個窮當官的，偏偏就喜歡有錢人。錢越多越好，只要能慷慨解囊，讓部隊有飯吃，有軍火供應，管他是不是投機倒把，是不是攀交權貴，我老左只用一個標準衡量他。
所以，左宗棠描述的胡雪巖，決不是一個見利忘義的奸商，而是「急公慕義，勤幹有為」，做他的後勤部長，那是再合適不過了。他在當上浙江巡撫之後，就請求清廷迅速將此人調到他的大營聽候差遣。
據他所奏，胡雪巖當時所任官職為江西候補道，人已「行抵江西」，或者說，此人逃跑了。當時整個浙江幾乎都被太平軍佔領，他這個亦官亦商的身份，在太平軍的佔領區是呆不下去的。
左宗棠出於軍務需要，急需啟用胡雪巖其人，沒有疑義。官面上的理由，是「以浙江之紳辦浙江之事」，更為方便，骨子裡就是看中了他的錢包，以及他的投資理念。
胡雪巖經過一番考量，發現左宗棠是文武全才，這棵大樹好乘涼，比他以前的靠山王有齡強了不知多少倍。他沒有太多猶豫，就開始為左宗棠效力了。
這個決心一下，就促成了胡雪巖日後巨大的成功！
胡雪巖初見左宗棠，帶了一份豐厚的見面禮。左宗棠的軍營裡忙亂了好一陣，才把這份禮物收下。他給左宗棠送來的是軍糧，二十萬石大米！
左宗棠比自己得了金磚元寶還要高興。在饑饉和疾病肆虐的歲月裡，有錢也難買到食物，大米比金子還要貴重。
糧食無價。上一年，太平軍攻打杭州時，把十座城門死死圍住，守軍又飢又餓。城中瀰漫著恐懼的氣氛。糧食奇缺，一石米賣到一百兩銀子。居民給軍隊捐錢十萬兩，卻無米可買。路邊都是餓死的人，草根、浮萍和蕉葉都吃盡了，只好把皮籠煮來充飢。
這二十萬石大米，對於楚軍，比雪中送炭還要珍貴。
胡雪巖的大手筆，把禮送到了左宗棠心坎裡。左宗棠和他聊到中午，留他吃飯，用夫人周貽端親手製作的臘肉來招待他，規格極高，賓主盡歡。
事後，左宗棠對這個藍頂商人讚不絕口。
胡雪巖，商賈中奇男子也。
胡雪巖人雖出身商賈，卻有豪俠之慨。前次浙亡時，曾冒死力相救。
不過，在1862年，胡雪巖跟左宗棠的交往剛剛開始，他要戴上紅色的頂子，還需要一段時間的努力。
胡雪巖十幾年如一日，為左宗棠辦了三件大事：一是籌餉，二是購置軍火，三是打理洋務。左宗棠每次掛帥征戰，都是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胡雪巖始終是他的一個經濟支柱。他不但自己出錢，還勸別人募捐。左宗棠手頭一緊，立刻就會想到他。
胡雪巖腦瓜子好使，為左宗棠找到了一條籌餉的新路子：從外國商號得到一次總付的貸款。這種貸款沒有抵押，由政府擔保。擔保人是通商口岸的海關，審批人是各省巡撫。各省保證，在規定的期限內，一定會將款項加利息歸還給外商。
這條路子為左宗棠解決了大難題。手拿朝廷的批文，伸手向東南沿海五省要錢，那是靠不住的。各省經歷了多年的戰爭，財政非常困難，付款不可能及時。但是軍隊打仗，說打就要打，不能餓著肚子，所以先把餉銀拿到手裡，讓各省慢慢去還貸，最為穩妥。
借外債打仗，在清廷來說，是破天荒第一遭，不合祖制。但是，朝廷權衡來權衡去，還是江山要緊。國庫空虛，戰事緊迫，向外國人貸款，只好不得已而為之了。於是，清廷跨出借貸外債的第一步。
這件事的操作，左宗棠不便出面，胡雪巖當仁不讓。他早已步入洋場，跟上海灘那些洋行大佬們混得很熟，由他出面，當然是馬到成功。
從這時起，胡雪巖就充當了政府借貸外債的經紀人。
左宗棠連年征戰，從1867年打到1881年，十四年間，胡雪巖代表清廷向洋人借款，數額多達一千五百九十五萬兩白銀！
數額如此龐大的巨款，借貸之間，會不會有貓膩呢？
胡雪巖是商人，傍上左宗棠也是為了拓展生意賺大錢，經手這麼一筆巨款，他可能不從中撈好處嗎？當然不會。當時上海向中國人放貸的洋人很多，給中間人的回扣頗為豐厚。胡雪巖在外國銀行和本國政府之間來回操辦貸款事宜，究竟得了多少好處，誰也說不清楚。如果他秉公辦事，左宗棠也不會讓他白忙吧？他的政治投資，左宗棠自會給他回報。
事實上，胡雪巖的財富是呈直線上升的。 1872年，即同治十一年，他的阜康錢莊就有了二十多家分號，布及大江南北。除了二千多萬兩銀子的資金，胡雪巖還有一萬畝田地。他娶了十二房姨太太，號稱「東樓十二釵」。胡雪巖為她們建造了豪華的休憩場所--嬌樓，耗資數万，堪比賴昌星的紅樓啊！這嬌樓金碧輝煌，四周風景秀麗，又以人工西湖、蓬萊仙閣等景點巧妙地點綴，更是令觀者目不暇接、心曠神怡。姬妾們分室而居，胡雪巖呢，像皇帝寵幸后妃一般，每晚隨手拈牌，招姬妾入寢，生活極其奢靡。他常常泡在嬌樓之中，沉溺於溫柔女兒鄉。汪康年在《莊諧選錄》中有所記載，還把他的破產歸咎於他的奢侈：
杭人胡某，富埒封君，為近今數十年所罕見。而荒淫奢侈，跡迥尋常所有，後卒以是致敗。
胡雪巖還大力協助左宗棠興辦洋務。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胡雪巖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人物。購買工料，聘請洋匠，僱用本國技工，開設工藝局，左宗棠都責成他一手經理。後來開設甘肅織呢總局，也靠胡雪巖引進機器，還用胡雪巖購入的西洋新機器開鑿徑河。除此以外，部隊所有的軍營建設、軍品供應、節假日禮品採購，都由胡雪巖操辦。
籌措軍餉、購置軍火和興辦洋務，三件大事，胡雪巖都辦得漂漂亮亮。這三件大事辦好了，左宗棠和胡雪巖也雙雙達到了人生的頂峰。
左宗棠和胡雪巖的交往，是不折不扣的官商勾結。但是，左宗棠並沒有從中牟取私利，也是不折不扣的事實。胡雪巖在國家困難時期，盡心盡力辦了實事，雖然是從中撈了不少好處，但是他支持了左宗棠收復新疆，仍然有功於國。
左宗棠是個講義氣的湖南人，他讓胡雪巖發了財還不算，還要為他到皇帝那裡請功。左宗棠先後三次為胡雪巖請賞，還會同陝西巡撫譚鍾麟聯銜出奏，要破格獎敘胡雪巖，歷數他的功勞，計九款之多。
清廷下令，賞給胡雪巖布政使官銜，賞穿黃馬褂，可以在紫金城騎馬，胡雪巖的母親還被封了一品誥命，連李鴻章都上門送禮道賀。
左宗棠與胡雪巖的合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左宗棠為胡雪巖提供了更廣闊的舞台，也給他提供了巨額的生意。胡雪巖為了保護民族工業，曾與法國人展開生絲大戰。可以說，在左宗棠投桃報李的幫助下，他才得已成為富可敵國的巨商，成為一時風光無限的紅頂商人。
胡雪巖在認識左宗棠之前，雖然算得上一名富商，但他後來成為投資家，創辦新興的工業，走在了對外開放的前列，都是在結識左宗棠之後。
高次若：左宗棠一副書法對聯背後的故事
陝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有一副左宗棠對聯，「江上青山如削鐵，水中明月臥浮圖」。對聯為原裱，水墨紙本，立軸。上聯有「光緒五年夏四月」，下聯有「左宗棠」題識並有「大學士章」鈐印。保存基本完好。這是晚清軍政重臣左宗棠於光緒六年春，決定兵出三路進軍伊犁，攜棺木出關西征，以示與沙俄決一死戰的前一年四月書寫，並留在西北的墨寶，明月青山之辭展示了左宗棠一代名臣的胸襟。
左宗棠是晚清軍政重臣，洋務派重要首領。他生性穎悟，少負大志，5歲時，隨父到省城長沙讀書，不僅攻讀儒家經典，更多的則是經世致用之學，對那些涉及中國歷史、地理、軍事、經濟、水利等內容的名著視為至寶，對他後來帶兵打仗、施政理財起了很大的作用。名滿天下的林則徐對左宗棠十分器重，兩人曾在長沙徹夜長談，對治理國家的根本大計，特別是關於西北軍政的見解不謀而合。林則徐認定將來「西定新疆」，捨左君莫屬，特地將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寶貴資料全部交付給左宗棠。後來，林則徐還多次與人談起這次會見，極口稱贊左宗棠是「非凡之纔」、「絕世奇纔」，臨終前還命次子代寫遺疏，一再推薦左宗棠人纔難得。
1862年（同治元年）起，左宗棠相繼任浙江巡撫、閩浙總督、陝甘總督等職。先後開辦福州船政局、蘭州制造局。1871年7月，沙俄武裝強佔伊 犁；1874年，日本國入侵臺灣。在這種局勢下，清廷內部爆發「海防」、「塞防」之爭，李鴻章等認為兩者「力難兼顧」，主張放棄塞防，將「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左宗棠則是塞防派，並力表異議，指出西北「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當時的軍機大臣文祥為左宗棠所說服，全力支持之。於是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下詔授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全權節制三軍，以將軍金順為副帥，擇機出塞平叛新疆。同年5月，左宗棠以64歲的高齡，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指揮西征軍，攻克了被外寇侵佔的南疆八城，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領土。左宗棠隨即上疏建議新疆改設行省，以收長治久安之效。1879年中俄伊犁交涉時，抨擊崇厚一任俄國要求，輕率定議約章，喪權失地的行為。光緒六年（1880）春，左宗棠決定兵出三路進軍伊犁，攜棺木出關西征，以示與沙俄決一死戰。1881年初，中俄《伊犁條約》簽定，中國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兩岸領土（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和北面的齋桑湖以東地區卻被沙俄強行割去）。左宗棠以他收復新疆的巨大功績而名垂青史。其功績遺澤至今。
1983年8月，王震將軍邀請左宗棠曾孫左景伊到自己家中，詳細談了對左宗棠的評價。「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立排投降派的非 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左公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我們後人發揚的」。「解放初，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公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我還看到當年種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條路就更艱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 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
左宗棠身為武將，兼通文墨，擅書法，崇碑版，篆、隸、行、草兼善，筆力雄健，風格豪邁，楹聯作品流傳頗多，為時人所愛。據說，他從12歲開始， 就愛好書法。其書風沈著激邁，文辭通暢，瘦勁的筆致、清峭的結字和疏朗的布局，依稀透露出一種躊躇滿志的盛氣。近人評價他的書法稱：「文襄公行書出清臣（顏真卿）、誠懇（柳公權），北碑亦時湊筆端，故肅然森立、勁中見厚。」左公晚年轉輾轉西北，據《扶風縣志》載，同治六年（1867）一月二十三日，捻軍張洛行率眾30萬渡渭河入縣境，屯兵岐山、扶風間，紮營50餘裡。本縣2萬人從捻軍。五月初四，捻軍與清軍左宗棠、劉松山部戰於涇、渭水間，在召公被左宗棠包圍。這副墨寶當是左公這個期間書寫並留給西北人民的珍貴紀念。
作者：
高次若
左宗棠是晚清軍政重臣，洋務派重要首領。他生性穎悟，少負大志，5歲時，隨父到省城長沙讀書，不僅攻讀儒家經典，更多的則是經世致用之學，對那些涉及中國歷史、地理、軍事、經濟、水利等內容的名著視為至寶，對他後來帶兵打仗、施政理財起了很大的作用。名滿天下的林則徐對左宗棠十分器重，兩人曾在長沙徹夜長談，對治理國家的根本大計，特別是關於西北軍政的見解不謀而合。林則徐認定將來「西定新疆」，捨左君莫屬，特地將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寶貴資料全部交付給左宗棠。後來，林則徐還多次與人談起這次會見，極口稱贊左宗棠是「非凡之纔」、「絕世奇纔」，臨終前還命次子代寫遺疏，一再推薦左宗棠人纔難得。
1862年（同治元年）起，左宗棠相繼任浙江巡撫、閩浙總督、陝甘總督等職。先後開辦福州船政局、蘭州制造局。1871年7月，沙俄武裝強佔伊 犁；1874年，日本國入侵臺灣。在這種局勢下，清廷內部爆發「海防」、「塞防」之爭，李鴻章等認為兩者「力難兼顧」，主張放棄塞防，將「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左宗棠則是塞防派，並力表異議，指出西北「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當時的軍機大臣文祥為左宗棠所說服，全力支持之。於是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下詔授左宗棠為欽差大臣，全權節制三軍，以將軍金順為副帥，擇機出塞平叛新疆。同年5月，左宗棠以64歲的高齡，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指揮西征軍，攻克了被外寇侵佔的南疆八城，收復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領土。左宗棠隨即上疏建議新疆改設行省，以收長治久安之效。1879年中俄伊犁交涉時，抨擊崇厚一任俄國要求，輕率定議約章，喪權失地的行為。光緒六年（1880）春，左宗棠決定兵出三路進軍伊犁，攜棺木出關西征，以示與沙俄決一死戰。1881年初，中俄《伊犁條約》簽定，中國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上游兩岸領土（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和北面的齋桑湖以東地區卻被沙俄強行割去）。左宗棠以他收復新疆的巨大功績而名垂青史。其功績遺澤至今。
1983年8月，王震將軍邀請左宗棠曾孫左景伊到自己家中，詳細談了對左宗棠的評價。「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立排投降派的非 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左公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我們後人發揚的」。「解放初，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公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我還看到當年種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條路就更艱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 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
左宗棠身為武將，兼通文墨，擅書法，崇碑版，篆、隸、行、草兼善，筆力雄健，風格豪邁，楹聯作品流傳頗多，為時人所愛。據說，他從12歲開始， 就愛好書法。其書風沈著激邁，文辭通暢，瘦勁的筆致、清峭的結字和疏朗的布局，依稀透露出一種躊躇滿志的盛氣。近人評價他的書法稱：「文襄公行書出清臣（顏真卿）、誠懇（柳公權），北碑亦時湊筆端，故肅然森立、勁中見厚。」左公晚年轉輾轉西北，據《扶風縣志》載，同治六年（1867）一月二十三日，捻軍張洛行率眾30萬渡渭河入縣境，屯兵岐山、扶風間，紮營50餘裡。本縣2萬人從捻軍。五月初四，捻軍與清軍左宗棠、劉松山部戰於涇、渭水間，在召公被左宗棠包圍。這副墨寶當是左公這個期間書寫並留給西北人民的珍貴紀念。
孫占元：左宗棠評傳--進軍浙、閩、粵
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 年2 月13 日），左宗棠以浙江巡撫的身份率軍由贛北經皖南進入浙西開化，開闢了浙江戰場。
浙江與天京、蘇南同為太平天囯後期的主要基地。李秀成、李世賢兄弟著意經營江浙，在浙江布有重兵。李秀成在攻克杭州後，南進江蘇，兩次攻打上海，旋率兵救天京之圍。浙江戰區主要由李世賢負責，他以金華為中心，以20餘萬的兵力設重防於浙西、浙中地區，試圖阻止左宗棠由西向東的進犯。同時，李世賢還設兵於寧波、紹興，並會同汪海洋和李秀成部將分別防守杭州、湖州。此外，楊輔清部太平軍在皖浙交界一帶活動。
還在咸豐十一年底左宗棠準備入浙之前，楊輔清率太平軍進攻徽州，「意在擾徽郡以犯江西」，左宗棠「以徽郡為皖南、江西大局所關，且繫臣軍人浙後路，斷不可任其滋蔓」①，遂派劉典督兵赴婺源，以阻擋楊輔清的攻勢。隨後左宗棠率軍由江西廣信「拔營入婺」，進入皖南。左宗棠與楊輔清在皖南展開激戰，楊輔清戰敗撤退，此時，清廷正「因浙省軍務緊要，迭經諭令左宗棠赴浙援剿」。清廷給左宗棠下達的進兵方案為：着左宗棠迅即督率所部兵勇，親赴浙江衙州，收復金華、嚴州（今建德市），然後攻取杭州。但嫻熟兵略的左宗棠認為，浙江大部分地盤已為太平軍佔據，在浙西僅有衢州府城為清軍把持，該城已成孤注之勢，一旦進入該城「後路將梗」。他根據多年的作戰經驗向清廷上奏指出：
逆賊每遇堅城，必取遠勢包圍，待其自困而後陷之，頻年東南賊踪驗之，歷歷不爽。辦賊之法，必避長圍、防後路，先為自固之計，然後可以制賊而不為賊所制。臣若先入衢城，無論不能固江、皖邊圍，亦且不能壯衢城聲援，一墮逆賊長圍詭謀，又成糧盡援絕之局。故決計率親兵由婺入浙，先剿開化之賊，以清徽郡後路，飭所部老湘營由白沙關漸進，扼華埠要衝，以保廣信而固衢城。
這樣，左宗棠率軍以開化縣作為人浙的突破口。而且左宗棠還以「正值戎馬倥傯之會，有時奏報稍遲，或思慮未週，奏報未及詳盡」為藉口向清廷陳述其獨到的用兵方略，得到了清廷的許可。
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左宗棠攻佔開化後，遂於二月克復遂安縣城。他向清廷提出「依傍徽郡，取道嚴州」的建議，認為由李世賢設重兵的「金華介衢、嚴之中，城堅賊眾，臣軍若由金華進攻，則嚴州之賊必由淳、壽一帶潛出包抄，亦非善策。善奔者置子四旁，漸近中央，未有孤立賊中而能善其後者」①。但這時李世賢率大軍出金華攻衢州，左宗棠只好從遂安回兵救援衢州。左宗棠同李世賢軍在衢州一帶交戰相持兩個多月，李世賢因久攻衢州不下回軍金華，以龍遊、壽昌、蘭溪三縣為犄角之勢。六月，左宗棠在解衢州之圍後，改變了原先擬訂「直搗嚴州，以規省會」的用兵計劃，認為「杭州守賊無多，賊之大勢趨重金華。自應并力先將龍遊、壽昌、蘭溪、湯溪等處次第攻剿，撤其藩籬，犁其巢穴，然後分兵嚴、處蹙之，以取破竹之勢」。於是，他制訂了「先金華而後嚴、處」②的進攻方略。從左宗棠戰略這一轉變來看，他起初因兵力不足，不敢與李世賢決戰於金華，想走捷徑從嚴州進取杭州。而此時他在衢州一帶屢敗太平軍，且「新募之勇陸續前來」，又「造船調炮，添設水師」③，使左軍的實力大為增強。這樣，左宗棠決心在金華與李世賢決戰，妄圖於此殲滅太平軍主力，為克復全浙打下基礎。從此，左宗棠結束了在衢州一帶徘徊半年的局面，把進取金華作為戰略重點，展開了金華一線的會戰。
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8月），左宗棠率軍進攻龍遊、蘭溪、湯溪，以圖「規復金華」。在此前後，浙江戰場出現了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太平軍的局勢，使太平軍處於不利的地位。英、法聯軍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轉而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囯。左宗棠入浙後，只能在浙西同太平軍交戰，而對浙東沿海太平軍所據有的地盤望塵莫及。英、法侵略軍恰是瞅准了這一時機，於四月十二日（5月10日）悍然向寧波的太平軍發動進攻，佔據寧波。接著，英國侵略者刁樂德克仿照美國侵略分子華爾組織的常勝軍（原名洋槍隊），在寧波募集軍士1000人，以英人為教練，組成常安軍和定勝軍。寧波海關稅務司法人日意格與法海軍軍官勒伯勒東募華勇1000人，後增至3000人，由法國軍官任教練，名為常捷軍。法國公使還照會清政府，已讓勒伯勒東免去法國水師參將軍職，專任中國軍職--署理浙江總兵，「聽浙江巡撫及寧波道節制」。清廷竟發布上諭聲稱「即應由該省巡撫給付札憑，以一事權」①。 七八月間，英、法侵略者又協助清軍攻佔慈溪、餘姚、奉化等地。英國駐寧波領事夏福禮說：「無疑地，攻克餘姚，將使寧波的形勢趨於完全穩定，將來克復紹興，更會促進寧波的繁榮」②。 這樣，清王朝依靠著常安軍和常捷軍的大砲轟開了太平軍佔領著的城他的大門③。 對清政府惜外人之師助剿太平天囯的做法，左宗棠此時持慎重的態度，他認為：
沿海各郡，自五口既開之後，士民嗜利忘義，習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來，至今未睹戰勝之利，於是妄自菲薄，爭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語、悉洋情猝致富貴，趨利如鶩，舉國若狂。自洋將教練華兵之後，桀騖者多投入其中，挾洋人之勢，橫行鄉井，官司莫敢詰治。近聞寧波提標兵丁之稍壯健者，且多棄伍籍而投洋將充勇丁，以圖厚餉。此常勝一軍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則客日強而主日弱，費中土至艱之餉，而貽海疆積弱之憂，人心風俗日就頹靡，終恐非計。 ①
因此，他對清政府發給勒伯勒東札憑的上諭採用冷處理的辦法，以「寧波距上海近，距臣軍遠，中隔賊氛，暫難兼顧」為由，主張「勒伯勒東札憑應由李鴻章就近發交，方資控制」②。 左宗棠深知李鴻章在上海積極鼓吹「借師助剿」，主張對外人「曲意聯絡，冀為我用，以助中國兵力所不逮」。 ③
正當左宗棠率所部近萬人投入金華決戰之際，清軍福建記名提督秦如虎於七月十九日（8月14日）攻克位於金華南面的處州府（今麗水），使太平軍金華守軍失去一面屏障。八月，由廣西按察使調任浙江布政使的蔣益澧帶領廣西左江鎮總兵高連陞的8000人湘軍經湖南、江西進入浙江，與左宗棠軍會合。閏八月十三日（10月6日），高連畀攻占壽昌。九月初二日（10月24日），左宗棠移營距龍遊城五里處的新涼亭，佈署對金華外圍的進攻。他飭令蔣益澧、劉典、高連陞在北、西、東三面猛攻湯溪，以打破金華與湯溪等地的犄角之勢。湯溪太平軍頑強拼搏，與敵軍血戰數日，守住了該城。左宗棠對湯溪攻剿不利，「恐未免曠日持久，致滯戎機」，於兩軍的相持中尋找新的突破口。恰在此時，曾國荃的湘軍正加緊圍攻天京，李秀成則率十餘萬太平軍馳援天京，抵達天京城南，展開了雨花台大戰。李世賢奉洪秀全之命，帶領太平軍7萬餘人從浙江趕到江蘇，參加了這次戰鬥。李世賢率軍離浙，使金華一帶的太平軍在同敵軍的對壘中失去了優勢。左宗棠乘機調整戰略部署，計劃「俟龍遊、湯溪攻克，緩攻金華，急攻嚴州」①，以圖在金華北面的嚴州打開缺口，形成對金華的圍困之勢。
九十月間，左宗棠分軍數路進攻龍遊、湯溪、蘭溪、嚴州等地，同太平軍交戰數十次，雙方均有勝負。太平軍依靠「各城及附城諸壘堅不可拔」，「遂以死守城壘穴牆開砲為得計」，導致「官軍逼攻逾猛，傷亡愈多」，使左宗棠時常「不得已仍收隊而還」，只能發出「蓋攻堅之難如此」②的感嘆。但左宗棠深知攻下龍遊、湯溪、蘭溪三城的重要性，儘管其軍隊傷亡頗多，還是堅持硬攻。他指出：「龍遊、湯溪兩城為金華要道，必兩城下、後路清而可攻金華，蘭溪一水直達嚴州，必蘭溪下、餉道通而後可攻嚴郡。」①十一月，左宗棠又一次調整主攻方向。他認為太平軍「以金華為老巢，恃嚴州為犄角。嚴州地勢，外通皖南徽、寧兩郡，內達杭州，形勢尤重」②。於是，他派遣精兵猛攻嚴州。十一月十四日（1863年1月3日），嚴州落於左宗棠軍之手，金華北面的屏障已失，左宗棠狂妄他說：「現在嚴郡既克，金華右臂已斷，如能速克蘭溪，則嚴州之水運通，金華孤而杭州亦震，龍、湯兩城之克亦當不遠」③。 在這危急關頭，駐紮在湖州、紹興的太平天囯戴王黃呈忠、首王范汝增、梯王練業坤率十餘萬人增援金華。李世賢離浙後，負責節制金華一帶太平軍的忠裨天將李尚揚親赴湯溪前線指揮反擊，多次撲向左宗棠大營，太平軍在金華戰區仍然還有可為。但是，太平軍個別將領的變節行為，使左宗棠輕易攻取湯溪。同治二年正月初九日（1863年2月26日），駐守湯溪的太平天囯戰將彭禹蘭向敵軍密約乞降，遂於第二天將李尚揚等8名戰將（瀛天義張公慶、喻天義劉明榮、慈天義李加斌等）誘到城外，被埋伏於此的蔣益澧部湘軍俘獲。十日夜，蔣益澧率兵攻城，彭禹蘭則開啟西面城門，引狼入室。儘管城內太平軍進行了殊死的反抗，但已抵不住湘軍的攻勢，十一日晨湯溪陷於敵手。十二日，龍遊、蘭溪的太平軍在經過數月「忍飢頑踞」後，鑑於湯溪已經陷落、李尚揚等主將被俘的情況，主動從兩城撤離。左宗棠「見三城已復，正擬南取永康、武義，北取浦江，為進搗金華之計」，適接蔣益澧飛函報稱，太平軍援軍黃呈忠與金華守軍已從金華遁走。這樣，左宗棠在十三日不戰而得金華，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說：「金華府城最得地勢，城垣堅固異常，考歷代浙中兵事，均以此為關鍵，攻取之難，十倍他郡。此次乘勝而克，實非愚臣意料所到……浙事轉機或在於此」。 ①
左宗棠在金華戰區從投入兵力到佔據金華府城用了半年多時間。他的下一個目標是進取浙江省城杭州。太平軍從金華撤兵後，位於金華以東的武義、永康、東陽、義烏、浦江、諸暨等六縣的太平軍也紛紛撤離。左宗棠所部在不到一個月內接連佔據武義等六縣，與此同時，寧紹方面的太平軍也在退卻，正月二十六日（3月15日），清軍夥同常捷軍攻佔紹興。時隔3天之後，左宗棠一軍又攻佔杭州上游的桐廬，直逼富陽。二月，左宗棠移營嚴州，在此「調度一切」。他在給清廷的上奏中說：「紹郡既克，浙東郡縣已一律肅清，桐廬復克，杭郡上游全為我有。劉典一軍追賊已抵富陽縣境，當杭州之西南，距省城僅八十里。蔣益澧所部高連升、熊建益等，已飭由臨浦、義橋、蕭山而前，當杭州之南，距省城亦不過百餘里。」②三月十八日（5月5日），清廷授左宗棠為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
太平天囯浙江根據地在金華、寧紹兩大戰區失陷後，還剩下杭州、湖州兩個戰區。杭州戰區西南以富陽為前沿，北端以餘杭為依托。太平軍自「金華、龍遊、嚴郡、溫、台等必陸續退守，兵屯富陽」①。杭州守將汪海洋親臨富陽，組織堅守。李秀成為力保杭州，也從江蘇調派陳炳文部馳援富陽，並命陳統帥杭州戰區諸軍。
由於太平軍在富陽加強了防守，使左宗棠進攻富陽的計劃接連受挫。相持了5個多月之後，左宗棠看到李鴻章的淮軍聯合英人戈登的常勝軍已於七月十五日（8月27日）進圍太平天囯的蘇福省會蘇州，而自己卻連富陽也拿不下來，未免在清廷面前丟臉。於是，他改變了不聯合洋人助剿的態度，調「法國總兵德克碑酌帶洋砲並熟習洋槍隊勇丁前赴富陽，為轟攻城壘之計」②。八月初七日（9月19日），左宗棠一軍同德克碑（Paul-Alexandre Neveue d'Aiguebelle，1831年1月7日-1875年）的常捷軍向富陽大舉進攻，德克碑用大砲轟開城外營壘，遂於第二天攻佔富陽，接着，左宗棠令蔣益澧部湘軍攻杭州，楊昌浚部楚軍會同康國器部粵軍攻餘杭。杭州與餘杭的太平軍則分別在陳炳文、汪海洋的率領下奮力扼守。
左宗棠圍攻杭州兩個月後，李鴻章的淮軍於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63年12月4日）攻佔蘇州。左宗棠不願李鴻章插足浙江，在陳述戰局的上奏中說：「蘇州既克，杭州之圍正急」，「海寧、嘉興之賊不足為蘇州之患也，是李鴻章所部可緩攻嘉興」③。但李鴻章邀功心切，命淮軍程學啟部由蘇南進入浙北，於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八日（1864年3月25日）攻入嘉興。左宗棠深恐淮軍在浙江奪得首功，改變了既攻杭州，又派遣精兵援皖以堵天京後路的做法，急忙調黃少春部由皖返浙，集中全部兵力猛攻杭州、餘杭二城。二月二十四日（3月31日），太平天囯杭州守將聽王陳炳文棄城北走，蔣益澧部湘軍和德克碑的常捷軍攻陷杭州。同一天，太平天囯康王汪海洋也從餘杭北撤，康國器部粵軍佔領餘杭。清廷以左宗棠攻下杭州，加恩賞加他太子少保銜，並賞穿黃馬褂。
太平軍陳炳文部與汪海洋部分別從杭州、餘杭撤軍後，在浙北德清與李世賢、楊輔清等部會合。左宗棠認為太平軍湖州戰區「以武康、德清為湖州屏障，石門為通杭、湖要道」，決定「先克此三城，而後可進圖湖郡」①。二三月間，左宗棠派楊昌浚率楚軍攻武康，飭蔣益澧率湘軍進規石門、德清。李世賢、陳炳文、汪海洋等部太平軍分別由德清進入皖南，後又轉戰江西。湖州則由黃文金、楊輔清、李遠繼等部太平軍堅守。
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被湘軍攻破，李秀成攜帶幼天王洪天貴福逃出天京。李秀成將自己的坐騎讓與幼主，自己被俘。幼天王自蘇南經皖東南進入浙北湖州。左宗棠會同淮軍郭松林、潘鼎新、張樹聲等部進圍湖州。七月下旬，黃文金與洪仁玕等人決定撤離湖州，沿浙皖交界一帶西走。七月二十七日（8月28日），太平天囯在浙江的最後一個戰略要地湖州失陷，左宗棠總算奪得了全浙要地。於此，清廷又封他為一等伯爵，並賜爵名「恪靖」。
天京的陷落和蘇南、浙江根據地的喪失，標誌堅持了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囯農民運動已基本失敗。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在鎮壓太平天囯的過程中為清政府立下了鷹犬之勞。然而，太平軍餘部的頑強抵抗，又成為清朝統治集團面對著的一個棘手問題。曾國藩與左宗棠也在對待這個問題上鬧得不可開交，互相上奏告狀。本來，曾國藩被清廷授予統轄蘇、皖、贛、浙四省軍務的權力，左宗棠是歸曾國藩節制的。曾國藩深知左宗棠性格倔犟，對浙江的用兵方略只好聽任左宗棠獨立謀斷，並常與左通過書函等形式「敬商」一切。
曾國藩與曾國荃兄弟在攻陷天京時，不僅沒有抓獲幼天王洪天貴福，反而在他們所統轄的皖、贛、浙交界一帶仍活躍著太平軍的餘部，這使曾國藩大為難堪。於是，曾國藩把太平軍餘部存在的責任推給左宗棠，在覆奏幼天王下落的奏片中說由於左的放縱，致使杭州一帶汪海洋、陳炳文等部太平軍「十萬之眾全數逸出」。左宗棠則上奏強調攻克杭州「以片時之久，一門之狹，而謂賊眾十萬從此逸出，殆無是理！」他進一步認為：「李世賢由湖州、廣德、績溪竄徽州，旋由婺源竄江西，賊數十五六萬，其時曾國藩有皖南諸城岌岌之奏」，說明太平軍餘部主要是從湖州撤走的，而其主力「不在杭、餘兩城也明矣」①。左宗棠與曾國藩無非都是在清廷面前邀功請賞。清廷恰好利用這一點，一面表示「朝廷於有功諸臣，不欲苛求細故」，以使左宗棠對清廷感恩戴德，一面也通過進一步重用左宗棠限制曾國藩的勢力過分膨脹。這樣，在湘系集團中，左宗棠率先敢於同曾國藩分庭抗禮，他們二人的矛盾也從此臻於激化，以致於彼此不通音問。此後，作為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又奔往福建去鎮壓太平軍餘部。
太平軍餘部分為北、南兩支。北方餘部由皖北的陳玉成部將賴文光等人統率，與張宗禹率領的捻軍會合，組成新捻軍，活動於黃淮一帶。南方餘部由皖南和蘇、浙的太平軍為主，分別在李世賢、汪海洋等人的統率下，先是匯合於江西，後轉戰於福建、廣東。左宗棠此時所面對著的正是太平軍南方餘部。
還在同治三年二月十七日（1864年3月24日），即左宗棠佔領杭州天7之前，李世賢為保存實力，令陳炳文、汪海洋從杭州、餘杭撤軍，在德清會合後轉戰江西。左宗棠在攻克杭州、餘杭、湖州後，指揮所部由浙入贛，對付李世賢。洪天貴福、洪仁玕等人在天京失陷後，轉道湖州折入江西試圖同李世賢會合，因左宗棠與江西巡撫沈葆楨合力堵截，李世賢、汪海洋作戰失利，陳炳文投降，太平軍餘部退至贛、閩、粵邊界，致使幼天王、洪仁玕未能與李世賢會合，在江西石城被俘後就義。李世賢與汪海洋因陳炳文叛變產生矛盾，各自為戰。九月中旬，李世賢經廣東大埔等地攻佔福建漳州。不久，汪海洋也兵抵福建長汀、連城、上杭一帶。入閩太平軍多達20餘萬人。面對這一情勢，清朝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感到「閩省軍情吃緊，漳州陷後賊勢未識何如」①，不免有些緊張。左宗棠更擔心太平軍一旦由漳州北進攻佔福州，於是，調黃少春、劉明珍兩軍趕至福建邵武一帶接防，令康國器部從邵武直奔漳州攻李世賢部，飭劉典部急赴汀州對付汪海洋部，派高連陞部速馳寧波乘船至福州。左宗棠也趕往福建。
十一月二十七日，左宗棠行抵福建延平（今南平縣）紮營。他深知對太平軍「欲求聚而殲之，勢有不能矣」，認為太平軍今後的動向「非入江西，即入粵東」，而兩廣總督毛鴻賓和江西巡撫沈葆楨「空有援閩之議，恐將來仍須閩之往援耳」①。顯然，左宗棠的目的是把太平軍攆出福建。
同治四年（1865年）初，左宗棠加緊調集各路人馬進攻太平軍。江蘇巡撫李鴻章派郭松林、楊鼎勳兩軍由蘇援閩，抵達廈門。四月十五日（5月9日），左宗棠來到福州。調黃少春、王德榜率楚軍會同郭松林、楊鼎勳部淮軍猛攻漳州，李世賢向西南敗走。汪海洋部在永定、上杭等地連戰失利，不得已離閩入粵，佔廣東鎮平縣（今蕉嶺）。汪海洋在鎮平築營一個多月後，李世賢於六月底至汪海洋處，卻被汪殺害，實在令人痛惜。可此時清朝方面則集中了來自福建、廣東、江西三省的軍隊對鎮平形成圍困之勢。汪海洋突出重圍，一度進入江西，後又轉進廣東，攻佔嘉應州（今梅縣市）城，並決計在此死守。左宗棠則一面調兵遣將進圍嘉應州，一面行抵廣東大埔親自督戰。清廷也發布上諭令左宗棠節制廣東、福建、江西三省軍隊，授予他「節制三省之責」。
十二月十二日（1866年1月28日），左宗棠指揮各路軍隊向嘉應州城發動總攻，「血戰竟日」，以致「大戰處血漬滿蹊徑，澗水盡赤」。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認：「諸將士皆言逆賊是日分佈之密，搏鬥之苦，實為從征數年來所僅見。」①太平軍堅守嘉應州城10天，終在二十二日夜間因難以抵擋敵軍的攻勢而啟西南門退走，嘉應州城失陷。至此，江南太平軍餘部的鬥爭已經失敗。不久，分散逃出的太平軍將士或被招降，或被迫殺。左宗棠完成了參與鎮壓太平天囯的使命。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從廣東回到福建的閩浙總督衙署。他從同治元年入浙，先後巡撫浙江和總督閩浙，鎮壓太平軍是其主要罪過，而作為一個封疆大吏，他注重恢復農業生產，進行鹽務和茶務改革，整飭吏治，講求「劾貪獎廉」與「修明政事」。對於這些舉措，就連一向同左宗棠交惡的趙烈文也不得不認為：「在浙江，紹興居民皆已復業，蕭山諸境，民船夜行，櫓聲相應也，杭省百廢俱起，復城未兩月，已議及海塘。各郡之漕皆減定，頌聲大作。以此觀之，左之吏治實勝李（按指李鴻章）十倍。」②特別是左宗棠在參與鎮壓了農民起義後，能夠把自造輪船以抵禦外來侵略提上議事日程，創辦了福州船政局，進而成為中國近代化的倡導者和近代企業的開拓者。
① 《遵旨督辦浙江軍務據探省城失守敬陳辦理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頁。
① 《復奏駐軍開化馬金街正可兼顧衢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27頁。
① 《復奏籌畫進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 册，第37頁。
② 《衢州東南北三路一律肅清現籌進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66-77頁。
③ 《衢州東南北三路一律肅清現籌進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67頁。
① 《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卷三二一，頁一二至一三，同治十一年刻。
② 王崇武、黎世清編譯：《太平天囯史料譯叢》，第29 頁，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
③ 茅家琦：《太平天囯對外關係史》，第255、263 頁，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① 《發給勒伯勒東札憑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4-125頁。
② 《發給勒伯勒東札憑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4頁。
③ 李鴻章：《駕馭西兵片》，《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四，頁三三，光緒三十一年金陵刻本。
① 《攻剿龍遊湯溪蘭溪逆賊連勝克復壽昌縣城及各要隘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06頁。
② 《逼攻龍遊湯溪縣城賊壘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18頁。
① 《逼攻龍遊湯溪縣城賊壘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2頁。
② 《攻剿嚴州克復郡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9頁。
③ 《附陳賊情並監放炸炮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35頁。
① 《連克湯溪龍遊蘭溪三縣並金華府城生擒首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56頁。
② 《克復紹興桐廬府縣城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74頁。
①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528 頁，中華書局1979 年版。
② 《克復富陽縣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弟278頁。
③ 《覆陳籌辦軍情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33頁。
① 《克復武康德清石門三縣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94-395頁。
① 《杭州餘匪竄出情形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513-514頁。
① 《孫長紱致劉于潯函》，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編：《清咸同年間名人函札》，第128，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
① 《與孝威》，《左宗棠全集》詩文·家書，第94頁。
① 《進逼嘉應東路痛剿大勝首逆汪海洋伏誅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350頁。
② 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太平天囯史料叢編簡輯》，第3册，第383頁。
浙江與天京、蘇南同為太平天囯後期的主要基地。李秀成、李世賢兄弟著意經營江浙，在浙江布有重兵。李秀成在攻克杭州後，南進江蘇，兩次攻打上海，旋率兵救天京之圍。浙江戰區主要由李世賢負責，他以金華為中心，以20餘萬的兵力設重防於浙西、浙中地區，試圖阻止左宗棠由西向東的進犯。同時，李世賢還設兵於寧波、紹興，並會同汪海洋和李秀成部將分別防守杭州、湖州。此外，楊輔清部太平軍在皖浙交界一帶活動。
還在咸豐十一年底左宗棠準備入浙之前，楊輔清率太平軍進攻徽州，「意在擾徽郡以犯江西」，左宗棠「以徽郡為皖南、江西大局所關，且繫臣軍人浙後路，斷不可任其滋蔓」①，遂派劉典督兵赴婺源，以阻擋楊輔清的攻勢。隨後左宗棠率軍由江西廣信「拔營入婺」，進入皖南。左宗棠與楊輔清在皖南展開激戰，楊輔清戰敗撤退，此時，清廷正「因浙省軍務緊要，迭經諭令左宗棠赴浙援剿」。清廷給左宗棠下達的進兵方案為：着左宗棠迅即督率所部兵勇，親赴浙江衙州，收復金華、嚴州（今建德市），然後攻取杭州。但嫻熟兵略的左宗棠認為，浙江大部分地盤已為太平軍佔據，在浙西僅有衢州府城為清軍把持，該城已成孤注之勢，一旦進入該城「後路將梗」。他根據多年的作戰經驗向清廷上奏指出：
逆賊每遇堅城，必取遠勢包圍，待其自困而後陷之，頻年東南賊踪驗之，歷歷不爽。辦賊之法，必避長圍、防後路，先為自固之計，然後可以制賊而不為賊所制。臣若先入衢城，無論不能固江、皖邊圍，亦且不能壯衢城聲援，一墮逆賊長圍詭謀，又成糧盡援絕之局。故決計率親兵由婺入浙，先剿開化之賊，以清徽郡後路，飭所部老湘營由白沙關漸進，扼華埠要衝，以保廣信而固衢城。
這樣，左宗棠率軍以開化縣作為人浙的突破口。而且左宗棠還以「正值戎馬倥傯之會，有時奏報稍遲，或思慮未週，奏報未及詳盡」為藉口向清廷陳述其獨到的用兵方略，得到了清廷的許可。
同治元年正月（1862年2月），左宗棠攻佔開化後，遂於二月克復遂安縣城。他向清廷提出「依傍徽郡，取道嚴州」的建議，認為由李世賢設重兵的「金華介衢、嚴之中，城堅賊眾，臣軍若由金華進攻，則嚴州之賊必由淳、壽一帶潛出包抄，亦非善策。善奔者置子四旁，漸近中央，未有孤立賊中而能善其後者」①。但這時李世賢率大軍出金華攻衢州，左宗棠只好從遂安回兵救援衢州。左宗棠同李世賢軍在衢州一帶交戰相持兩個多月，李世賢因久攻衢州不下回軍金華，以龍遊、壽昌、蘭溪三縣為犄角之勢。六月，左宗棠在解衢州之圍後，改變了原先擬訂「直搗嚴州，以規省會」的用兵計劃，認為「杭州守賊無多，賊之大勢趨重金華。自應并力先將龍遊、壽昌、蘭溪、湯溪等處次第攻剿，撤其藩籬，犁其巢穴，然後分兵嚴、處蹙之，以取破竹之勢」。於是，他制訂了「先金華而後嚴、處」②的進攻方略。從左宗棠戰略這一轉變來看，他起初因兵力不足，不敢與李世賢決戰於金華，想走捷徑從嚴州進取杭州。而此時他在衢州一帶屢敗太平軍，且「新募之勇陸續前來」，又「造船調炮，添設水師」③，使左軍的實力大為增強。這樣，左宗棠決心在金華與李世賢決戰，妄圖於此殲滅太平軍主力，為克復全浙打下基礎。從此，左宗棠結束了在衢州一帶徘徊半年的局面，把進取金華作為戰略重點，展開了金華一線的會戰。
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8月），左宗棠率軍進攻龍遊、蘭溪、湯溪，以圖「規復金華」。在此前後，浙江戰場出現了中外反動勢力聯合絞殺太平軍的局勢，使太平軍處於不利的地位。英、法聯軍在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轉而支持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囯。左宗棠入浙後，只能在浙西同太平軍交戰，而對浙東沿海太平軍所據有的地盤望塵莫及。英、法侵略軍恰是瞅准了這一時機，於四月十二日（5月10日）悍然向寧波的太平軍發動進攻，佔據寧波。接著，英國侵略者刁樂德克仿照美國侵略分子華爾組織的常勝軍（原名洋槍隊），在寧波募集軍士1000人，以英人為教練，組成常安軍和定勝軍。寧波海關稅務司法人日意格與法海軍軍官勒伯勒東募華勇1000人，後增至3000人，由法國軍官任教練，名為常捷軍。法國公使還照會清政府，已讓勒伯勒東免去法國水師參將軍職，專任中國軍職--署理浙江總兵，「聽浙江巡撫及寧波道節制」。清廷竟發布上諭聲稱「即應由該省巡撫給付札憑，以一事權」①。 七八月間，英、法侵略者又協助清軍攻佔慈溪、餘姚、奉化等地。英國駐寧波領事夏福禮說：「無疑地，攻克餘姚，將使寧波的形勢趨於完全穩定，將來克復紹興，更會促進寧波的繁榮」②。 這樣，清王朝依靠著常安軍和常捷軍的大砲轟開了太平軍佔領著的城他的大門③。 對清政府惜外人之師助剿太平天囯的做法，左宗棠此時持慎重的態度，他認為：
沿海各郡，自五口既開之後，士民嗜利忘義，習尚日非。又自海上用兵以來，至今未睹戰勝之利，於是妄自菲薄，爭附洋人。其黠者且以通洋語、悉洋情猝致富貴，趨利如鶩，舉國若狂。自洋將教練華兵之後，桀騖者多投入其中，挾洋人之勢，橫行鄉井，官司莫敢詰治。近聞寧波提標兵丁之稍壯健者，且多棄伍籍而投洋將充勇丁，以圖厚餉。此常勝一軍所以增至四千五百人也。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則客日強而主日弱，費中土至艱之餉，而貽海疆積弱之憂，人心風俗日就頹靡，終恐非計。 ①
因此，他對清政府發給勒伯勒東札憑的上諭採用冷處理的辦法，以「寧波距上海近，距臣軍遠，中隔賊氛，暫難兼顧」為由，主張「勒伯勒東札憑應由李鴻章就近發交，方資控制」②。 左宗棠深知李鴻章在上海積極鼓吹「借師助剿」，主張對外人「曲意聯絡，冀為我用，以助中國兵力所不逮」。 ③
正當左宗棠率所部近萬人投入金華決戰之際，清軍福建記名提督秦如虎於七月十九日（8月14日）攻克位於金華南面的處州府（今麗水），使太平軍金華守軍失去一面屏障。八月，由廣西按察使調任浙江布政使的蔣益澧帶領廣西左江鎮總兵高連陞的8000人湘軍經湖南、江西進入浙江，與左宗棠軍會合。閏八月十三日（10月6日），高連畀攻占壽昌。九月初二日（10月24日），左宗棠移營距龍遊城五里處的新涼亭，佈署對金華外圍的進攻。他飭令蔣益澧、劉典、高連陞在北、西、東三面猛攻湯溪，以打破金華與湯溪等地的犄角之勢。湯溪太平軍頑強拼搏，與敵軍血戰數日，守住了該城。左宗棠對湯溪攻剿不利，「恐未免曠日持久，致滯戎機」，於兩軍的相持中尋找新的突破口。恰在此時，曾國荃的湘軍正加緊圍攻天京，李秀成則率十餘萬太平軍馳援天京，抵達天京城南，展開了雨花台大戰。李世賢奉洪秀全之命，帶領太平軍7萬餘人從浙江趕到江蘇，參加了這次戰鬥。李世賢率軍離浙，使金華一帶的太平軍在同敵軍的對壘中失去了優勢。左宗棠乘機調整戰略部署，計劃「俟龍遊、湯溪攻克，緩攻金華，急攻嚴州」①，以圖在金華北面的嚴州打開缺口，形成對金華的圍困之勢。
九十月間，左宗棠分軍數路進攻龍遊、湯溪、蘭溪、嚴州等地，同太平軍交戰數十次，雙方均有勝負。太平軍依靠「各城及附城諸壘堅不可拔」，「遂以死守城壘穴牆開砲為得計」，導致「官軍逼攻逾猛，傷亡愈多」，使左宗棠時常「不得已仍收隊而還」，只能發出「蓋攻堅之難如此」②的感嘆。但左宗棠深知攻下龍遊、湯溪、蘭溪三城的重要性，儘管其軍隊傷亡頗多，還是堅持硬攻。他指出：「龍遊、湯溪兩城為金華要道，必兩城下、後路清而可攻金華，蘭溪一水直達嚴州，必蘭溪下、餉道通而後可攻嚴郡。」①十一月，左宗棠又一次調整主攻方向。他認為太平軍「以金華為老巢，恃嚴州為犄角。嚴州地勢，外通皖南徽、寧兩郡，內達杭州，形勢尤重」②。於是，他派遣精兵猛攻嚴州。十一月十四日（1863年1月3日），嚴州落於左宗棠軍之手，金華北面的屏障已失，左宗棠狂妄他說：「現在嚴郡既克，金華右臂已斷，如能速克蘭溪，則嚴州之水運通，金華孤而杭州亦震，龍、湯兩城之克亦當不遠」③。 在這危急關頭，駐紮在湖州、紹興的太平天囯戴王黃呈忠、首王范汝增、梯王練業坤率十餘萬人增援金華。李世賢離浙後，負責節制金華一帶太平軍的忠裨天將李尚揚親赴湯溪前線指揮反擊，多次撲向左宗棠大營，太平軍在金華戰區仍然還有可為。但是，太平軍個別將領的變節行為，使左宗棠輕易攻取湯溪。同治二年正月初九日（1863年2月26日），駐守湯溪的太平天囯戰將彭禹蘭向敵軍密約乞降，遂於第二天將李尚揚等8名戰將（瀛天義張公慶、喻天義劉明榮、慈天義李加斌等）誘到城外，被埋伏於此的蔣益澧部湘軍俘獲。十日夜，蔣益澧率兵攻城，彭禹蘭則開啟西面城門，引狼入室。儘管城內太平軍進行了殊死的反抗，但已抵不住湘軍的攻勢，十一日晨湯溪陷於敵手。十二日，龍遊、蘭溪的太平軍在經過數月「忍飢頑踞」後，鑑於湯溪已經陷落、李尚揚等主將被俘的情況，主動從兩城撤離。左宗棠「見三城已復，正擬南取永康、武義，北取浦江，為進搗金華之計」，適接蔣益澧飛函報稱，太平軍援軍黃呈忠與金華守軍已從金華遁走。這樣，左宗棠在十三日不戰而得金華，這是他始料不及的。他說：「金華府城最得地勢，城垣堅固異常，考歷代浙中兵事，均以此為關鍵，攻取之難，十倍他郡。此次乘勝而克，實非愚臣意料所到……浙事轉機或在於此」。 ①
左宗棠在金華戰區從投入兵力到佔據金華府城用了半年多時間。他的下一個目標是進取浙江省城杭州。太平軍從金華撤兵後，位於金華以東的武義、永康、東陽、義烏、浦江、諸暨等六縣的太平軍也紛紛撤離。左宗棠所部在不到一個月內接連佔據武義等六縣，與此同時，寧紹方面的太平軍也在退卻，正月二十六日（3月15日），清軍夥同常捷軍攻佔紹興。時隔3天之後，左宗棠一軍又攻佔杭州上游的桐廬，直逼富陽。二月，左宗棠移營嚴州，在此「調度一切」。他在給清廷的上奏中說：「紹郡既克，浙東郡縣已一律肅清，桐廬復克，杭郡上游全為我有。劉典一軍追賊已抵富陽縣境，當杭州之西南，距省城僅八十里。蔣益澧所部高連升、熊建益等，已飭由臨浦、義橋、蕭山而前，當杭州之南，距省城亦不過百餘里。」②三月十八日（5月5日），清廷授左宗棠為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
太平天囯浙江根據地在金華、寧紹兩大戰區失陷後，還剩下杭州、湖州兩個戰區。杭州戰區西南以富陽為前沿，北端以餘杭為依托。太平軍自「金華、龍遊、嚴郡、溫、台等必陸續退守，兵屯富陽」①。杭州守將汪海洋親臨富陽，組織堅守。李秀成為力保杭州，也從江蘇調派陳炳文部馳援富陽，並命陳統帥杭州戰區諸軍。
由於太平軍在富陽加強了防守，使左宗棠進攻富陽的計劃接連受挫。相持了5個多月之後，左宗棠看到李鴻章的淮軍聯合英人戈登的常勝軍已於七月十五日（8月27日）進圍太平天囯的蘇福省會蘇州，而自己卻連富陽也拿不下來，未免在清廷面前丟臉。於是，他改變了不聯合洋人助剿的態度，調「法國總兵德克碑酌帶洋砲並熟習洋槍隊勇丁前赴富陽，為轟攻城壘之計」②。八月初七日（9月19日），左宗棠一軍同德克碑（Paul-Alexandre Neveue d'Aiguebelle，1831年1月7日-1875年）的常捷軍向富陽大舉進攻，德克碑用大砲轟開城外營壘，遂於第二天攻佔富陽，接着，左宗棠令蔣益澧部湘軍攻杭州，楊昌浚部楚軍會同康國器部粵軍攻餘杭。杭州與餘杭的太平軍則分別在陳炳文、汪海洋的率領下奮力扼守。
左宗棠圍攻杭州兩個月後，李鴻章的淮軍於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63年12月4日）攻佔蘇州。左宗棠不願李鴻章插足浙江，在陳述戰局的上奏中說：「蘇州既克，杭州之圍正急」，「海寧、嘉興之賊不足為蘇州之患也，是李鴻章所部可緩攻嘉興」③。但李鴻章邀功心切，命淮軍程學啟部由蘇南進入浙北，於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八日（1864年3月25日）攻入嘉興。左宗棠深恐淮軍在浙江奪得首功，改變了既攻杭州，又派遣精兵援皖以堵天京後路的做法，急忙調黃少春部由皖返浙，集中全部兵力猛攻杭州、餘杭二城。二月二十四日（3月31日），太平天囯杭州守將聽王陳炳文棄城北走，蔣益澧部湘軍和德克碑的常捷軍攻陷杭州。同一天，太平天囯康王汪海洋也從餘杭北撤，康國器部粵軍佔領餘杭。清廷以左宗棠攻下杭州，加恩賞加他太子少保銜，並賞穿黃馬褂。
太平軍陳炳文部與汪海洋部分別從杭州、餘杭撤軍後，在浙北德清與李世賢、楊輔清等部會合。左宗棠認為太平軍湖州戰區「以武康、德清為湖州屏障，石門為通杭、湖要道」，決定「先克此三城，而後可進圖湖郡」①。二三月間，左宗棠派楊昌浚率楚軍攻武康，飭蔣益澧率湘軍進規石門、德清。李世賢、陳炳文、汪海洋等部太平軍分別由德清進入皖南，後又轉戰江西。湖州則由黃文金、楊輔清、李遠繼等部太平軍堅守。
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被湘軍攻破，李秀成攜帶幼天王洪天貴福逃出天京。李秀成將自己的坐騎讓與幼主，自己被俘。幼天王自蘇南經皖東南進入浙北湖州。左宗棠會同淮軍郭松林、潘鼎新、張樹聲等部進圍湖州。七月下旬，黃文金與洪仁玕等人決定撤離湖州，沿浙皖交界一帶西走。七月二十七日（8月28日），太平天囯在浙江的最後一個戰略要地湖州失陷，左宗棠總算奪得了全浙要地。於此，清廷又封他為一等伯爵，並賜爵名「恪靖」。
天京的陷落和蘇南、浙江根據地的喪失，標誌堅持了14年之久的太平天囯農民運動已基本失敗。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在鎮壓太平天囯的過程中為清政府立下了鷹犬之勞。然而，太平軍餘部的頑強抵抗，又成為清朝統治集團面對著的一個棘手問題。曾國藩與左宗棠也在對待這個問題上鬧得不可開交，互相上奏告狀。本來，曾國藩被清廷授予統轄蘇、皖、贛、浙四省軍務的權力，左宗棠是歸曾國藩節制的。曾國藩深知左宗棠性格倔犟，對浙江的用兵方略只好聽任左宗棠獨立謀斷，並常與左通過書函等形式「敬商」一切。
曾國藩與曾國荃兄弟在攻陷天京時，不僅沒有抓獲幼天王洪天貴福，反而在他們所統轄的皖、贛、浙交界一帶仍活躍著太平軍的餘部，這使曾國藩大為難堪。於是，曾國藩把太平軍餘部存在的責任推給左宗棠，在覆奏幼天王下落的奏片中說由於左的放縱，致使杭州一帶汪海洋、陳炳文等部太平軍「十萬之眾全數逸出」。左宗棠則上奏強調攻克杭州「以片時之久，一門之狹，而謂賊眾十萬從此逸出，殆無是理！」他進一步認為：「李世賢由湖州、廣德、績溪竄徽州，旋由婺源竄江西，賊數十五六萬，其時曾國藩有皖南諸城岌岌之奏」，說明太平軍餘部主要是從湖州撤走的，而其主力「不在杭、餘兩城也明矣」①。左宗棠與曾國藩無非都是在清廷面前邀功請賞。清廷恰好利用這一點，一面表示「朝廷於有功諸臣，不欲苛求細故」，以使左宗棠對清廷感恩戴德，一面也通過進一步重用左宗棠限制曾國藩的勢力過分膨脹。這樣，在湘系集團中，左宗棠率先敢於同曾國藩分庭抗禮，他們二人的矛盾也從此臻於激化，以致於彼此不通音問。此後，作為閩浙總督的左宗棠又奔往福建去鎮壓太平軍餘部。
太平軍餘部分為北、南兩支。北方餘部由皖北的陳玉成部將賴文光等人統率，與張宗禹率領的捻軍會合，組成新捻軍，活動於黃淮一帶。南方餘部由皖南和蘇、浙的太平軍為主，分別在李世賢、汪海洋等人的統率下，先是匯合於江西，後轉戰於福建、廣東。左宗棠此時所面對著的正是太平軍南方餘部。
還在同治三年二月十七日（1864年3月24日），即左宗棠佔領杭州天7之前，李世賢為保存實力，令陳炳文、汪海洋從杭州、餘杭撤軍，在德清會合後轉戰江西。左宗棠在攻克杭州、餘杭、湖州後，指揮所部由浙入贛，對付李世賢。洪天貴福、洪仁玕等人在天京失陷後，轉道湖州折入江西試圖同李世賢會合，因左宗棠與江西巡撫沈葆楨合力堵截，李世賢、汪海洋作戰失利，陳炳文投降，太平軍餘部退至贛、閩、粵邊界，致使幼天王、洪仁玕未能與李世賢會合，在江西石城被俘後就義。李世賢與汪海洋因陳炳文叛變產生矛盾，各自為戰。九月中旬，李世賢經廣東大埔等地攻佔福建漳州。不久，汪海洋也兵抵福建長汀、連城、上杭一帶。入閩太平軍多達20餘萬人。面對這一情勢，清朝統治集團中的一些人感到「閩省軍情吃緊，漳州陷後賊勢未識何如」①，不免有些緊張。左宗棠更擔心太平軍一旦由漳州北進攻佔福州，於是，調黃少春、劉明珍兩軍趕至福建邵武一帶接防，令康國器部從邵武直奔漳州攻李世賢部，飭劉典部急赴汀州對付汪海洋部，派高連陞部速馳寧波乘船至福州。左宗棠也趕往福建。
十一月二十七日，左宗棠行抵福建延平（今南平縣）紮營。他深知對太平軍「欲求聚而殲之，勢有不能矣」，認為太平軍今後的動向「非入江西，即入粵東」，而兩廣總督毛鴻賓和江西巡撫沈葆楨「空有援閩之議，恐將來仍須閩之往援耳」①。顯然，左宗棠的目的是把太平軍攆出福建。
同治四年（1865年）初，左宗棠加緊調集各路人馬進攻太平軍。江蘇巡撫李鴻章派郭松林、楊鼎勳兩軍由蘇援閩，抵達廈門。四月十五日（5月9日），左宗棠來到福州。調黃少春、王德榜率楚軍會同郭松林、楊鼎勳部淮軍猛攻漳州，李世賢向西南敗走。汪海洋部在永定、上杭等地連戰失利，不得已離閩入粵，佔廣東鎮平縣（今蕉嶺）。汪海洋在鎮平築營一個多月後，李世賢於六月底至汪海洋處，卻被汪殺害，實在令人痛惜。可此時清朝方面則集中了來自福建、廣東、江西三省的軍隊對鎮平形成圍困之勢。汪海洋突出重圍，一度進入江西，後又轉進廣東，攻佔嘉應州（今梅縣市）城，並決計在此死守。左宗棠則一面調兵遣將進圍嘉應州，一面行抵廣東大埔親自督戰。清廷也發布上諭令左宗棠節制廣東、福建、江西三省軍隊，授予他「節制三省之責」。
十二月十二日（1866年1月28日），左宗棠指揮各路軍隊向嘉應州城發動總攻，「血戰竟日」，以致「大戰處血漬滿蹊徑，澗水盡赤」。左宗棠也不得不承認：「諸將士皆言逆賊是日分佈之密，搏鬥之苦，實為從征數年來所僅見。」①太平軍堅守嘉應州城10天，終在二十二日夜間因難以抵擋敵軍的攻勢而啟西南門退走，嘉應州城失陷。至此，江南太平軍餘部的鬥爭已經失敗。不久，分散逃出的太平軍將士或被招降，或被迫殺。左宗棠完成了參與鎮壓太平天囯的使命。
同治五年二月十八日（1866年4月3日），左宗棠從廣東回到福建的閩浙總督衙署。他從同治元年入浙，先後巡撫浙江和總督閩浙，鎮壓太平軍是其主要罪過，而作為一個封疆大吏，他注重恢復農業生產，進行鹽務和茶務改革，整飭吏治，講求「劾貪獎廉」與「修明政事」。對於這些舉措，就連一向同左宗棠交惡的趙烈文也不得不認為：「在浙江，紹興居民皆已復業，蕭山諸境，民船夜行，櫓聲相應也，杭省百廢俱起，復城未兩月，已議及海塘。各郡之漕皆減定，頌聲大作。以此觀之，左之吏治實勝李（按指李鴻章）十倍。」②特別是左宗棠在參與鎮壓了農民起義後，能夠把自造輪船以抵禦外來侵略提上議事日程，創辦了福州船政局，進而成為中國近代化的倡導者和近代企業的開拓者。
① 《遵旨督辦浙江軍務據探省城失守敬陳辦理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頁。
① 《復奏駐軍開化馬金街正可兼顧衢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27頁。
① 《復奏籌畫進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 册，第37頁。
② 《衢州東南北三路一律肅清現籌進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66-77頁。
③ 《衢州東南北三路一律肅清現籌進取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67頁。
① 《欽定剿平粵匪方略》，卷三二一，頁一二至一三，同治十一年刻。
② 王崇武、黎世清編譯：《太平天囯史料譯叢》，第29 頁，神州國光社1954年版。
③ 茅家琦：《太平天囯對外關係史》，第255、263 頁，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① 《發給勒伯勒東札憑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4-125頁。
② 《發給勒伯勒東札憑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4頁。
③ 李鴻章：《駕馭西兵片》，《李文忠公全書》奏稿，卷四，頁三三，光緒三十一年金陵刻本。
① 《攻剿龍遊湯溪蘭溪逆賊連勝克復壽昌縣城及各要隘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06頁。
② 《逼攻龍遊湯溪縣城賊壘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18頁。
① 《逼攻龍遊湯溪縣城賊壘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2頁。
② 《攻剿嚴州克復郡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29頁。
③ 《附陳賊情並監放炸炮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35頁。
① 《連克湯溪龍遊蘭溪三縣並金華府城生擒首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56頁。
② 《克復紹興桐廬府縣城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74頁。
① 《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囯文書彙編》，第528 頁，中華書局1979 年版。
② 《克復富陽縣城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弟278頁。
③ 《覆陳籌辦軍情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33頁。
① 《克復武康德清石門三縣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394-395頁。
① 《杭州餘匪竄出情形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513-514頁。
① 《孫長紱致劉于潯函》，太平天囯歷史博物館編：《清咸同年間名人函札》，第128，檔案出版社1992年版。
① 《與孝威》，《左宗棠全集》詩文·家書，第94頁。
① 《進逼嘉應東路痛剿大勝首逆汪海洋伏誅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350頁。
② 趙烈文：《能靜居士日記》，《太平天囯史料叢編簡輯》，第3册，第383頁。
左景伊︰左宗棠的愛國主義精神在歷史上閃光--記王震同志談左宗棠
《光明日報》1983年1016期
【編者按】左景伊先生是清末愛國將領左宗棠的曾孫、全國政協第六屆委員會委員、北京化工學院教授。不久前，他訪問了王震同志。我們徴得作者同意，在此發表這篇訪問記。
八月初，我給王震同志寫信，希望同王震同志談談有關我先曾祖父左宗棠的問題。初秋的一天晚上，將近九點，我們一家正圍坐閑談，突然得到通知，要我立即去會見王震同志。我沒有想到王震同志這麼快就邀我談話。我匆忙地坐上來接的汽車，穿過幾條大街，進入一條胡同，又轉入另一條更小的胡同，車子便停在一座低矮的舊式房屋的門前了。
我被引進一個小小的院子，穿過院子是一排三間平房，王震同志從中間的房子里走出來，親切地同我握手，並帶我到隔壁客房內就坐。客房不大，擺著四張單人沙發，一個書櫃，陳設簡樸，但非常典雅。
王震同志首先詳細地詢問了我的近況，話語溫暖、親切。他說︰「你是政協委員，很好！人民政協應該積極開展工作，促進台灣早日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當我告訴王震同志，我有一個堂兄，叫景鑒，是醫生，也是政協委員時，王老很高興，用筆在政協委員名册上作了記號，說道︰「左氏後代有兩人參加政協了，這很好。這說明愛國統一戰線在發展和擴大，祖國的富強和統一、中華的振興是大有希望的。」
王震同志說︰「你是景字輩的吧？你這一輩和上代還有甚麼人？」
我說︰「我們景字輩兄弟姊妹國內外還有二十餘人，上一輩已經全過世了。」
「左公後代在清朝和民國還有作官的嗎？」王震同志問。
「沒有作大官的。」我說︰「我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四十來歲就去世了。父親是一個詩人，只有一個叔祖父作過臬台。左家子弟大都有些先曾祖父的遺風。秉性孤梗剛直，不長於迎合奉承，在舊社會吃不開。」
王震同志笑了，說道︰「我以前和彭德懷元帥常常開玩笑，說他的脾氣有點象左宗棠。彭老總和我都在西北工作很久。」
王震同志說︰「史學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對令曾祖父（左宗棠）作出了正確、客觀的評價。這對海內外影響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左公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我們後人發揚的。」
王震同志略停了停，又說︰「解放初，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公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我還看到當年種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見，左公走那條路就更艱苦了。那時，我在蘭州遇到過一位老翰林，九十多歲了，他談起左公當年進軍西北的許多事，可惜沒有記下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
王震同志講的是這樣一段歷史，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英帝國主義的侵略魔爪伸向我國新疆地區。他們支持盤踞新疆天山南北的阿古柏、白彥虎反動勢力，企圖瓜分新疆。阿古柏是浩罕汗國的一個軍官，他依靠新疆某些民族的上層反動分子，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各族人民實行殘酷的奴役和掠奪，進行分裂我國的罪惡活動。一八七一年，沙皇的侵略軍以「代管」伊犁地區的名義佔領了伊犁。左宗棠率軍出關西征，打敗了阿古柏、白彥虎，收復了新疆，並迫使沙皇侵略者交還了伊犁，保衛了祖國的領土。
王震同志接著說︰「阿古柏是從新疆外部打進來的，其實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帶兵出關消滅阿古柏、白彥虎，收復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贊揚的。」
「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王老着重地說︰「要歷史地看問題，對歷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過，收復新疆的功勞不可泯滅。」
談到這裏，王震同志非常興奮，不禁低吟左公駐守新疆時一位同鄉贈他的詩︰
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我想，從張騫、班超經營西域起，歷經漢、唐各代到現在，我國各族人民都為保衛、開拓西北地區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解放以後，中國共產黨實行戍邊、實邊，對大西北的開發和建設更是功效卓著。中華民族的多少優秀兒女為這個崇高的事業獻出了青春和生命。他們永遠值得我們效法和懷念。不久前，黨中央提出大力開發西北地區，我們這一代人應是義不容辭的，我們的後代更是任重而道遠。
當我向王老報告說，《南開大學學報》有兩篇文章對左宗棠辦洋務給予肯定的評價時，王老說︰「辦洋務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愛國的，有些是賣國的。象曾國藩和李鴻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並論，曾國藩、 李鴻章是喪權辱國的，左公在福建辦船政局，在甘肅辦織呢廠，在新疆的屯田，客觀上還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
「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王老又重覆這句話，並繼續說︰「要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對歷史人物要恢復其歷史的本來面目。凡是對國家民族有功的人，都應該給予他以應有的歷史地位。」
左宗棠一生對林則徐、陶澍非常推崇，而特別崇拜林則徐，林則徐、陶澍也多次稱贊左宗棠。王老說︰「陶澍是一個學者，林則徐和左宗棠是愛國者，對中華民族有貢獻。中國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後，受盡了帝國主義的欺侮，因而許多愛國之士，流血犧牲，抗御外侮，保衛祖國領土，希望祖國能富強起來。從林則徐到孫中山，從孫中山到『五四』運動，以及以後歷經新民主主義的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幾個歷史階段，不都是為了這樣一個崇高的目的而鬥爭嗎？這個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全國一切愛國者，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完成了，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莊嚴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帝國主義、封建勢 力統治我國的時間太久了，雖然我國經過三十多年的建設，但現在還很落後，祖國還沒統一，所以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歷史使命就落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身上了。甚麼是愛國？加緊社會主義建設，為祖國實現四化和完成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反對侵略，維護世界和平，為此而貢獻聰明才智，就是愛國。現在海內外一切願意看到祖國富強和統一的炎黃子孫，都在採取各種方式，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目標的實現。這就是可貴的愛國主義。愛國已形成一個宏大的歷史潮流。歷 史潮流是不可阻擋的。」
王老回過頭，指著牆壁上掛著的一個條幅，說︰「這是一九七九年葉劍英同志書贈我的一首詩︰
西安捉蔣翻危局，內戰吟成抗日詩。
樓屋依然人早逝，小窗風雪立多時。
西安事變是中國現代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張、楊 二將軍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愛國者，他們是千古功臣。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率中共代表團，不避艱險，親赴西安，力挽狂瀾，終於扭轉了內戰危局，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他們為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立下了不朽的功勛。中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這些優秀的中華兒女的。我們現在就是要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團結一切愛國的有識之士，努力促成祖國和統一的早日實現，把國家建設好。這就是順應歷史的潮流。」
時鐘指向十一點，夜已深了。王老從書櫥裏撿出一套書，贈給我。這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册《左宗棠年譜》，封面上有王老的印章和簽名，書內還有王老用紅筆寫的批語。多麼寶貴的禮物呀！我捧著書，感動得不知說甚麼好。王震同志擔負着黨和國家的重托，還親自找我促膝談心，離別又饋贈這麼珍貴的禮物，這是教導，是鼓勵，也是期望。作為一個老知識分子，我決心用我的有生之年，鞠躬盡瘁，報效祖國。王老還翻開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左文襄公在西北》給我看，並且詢問了作者秦翰才的近況，他還建議再印一些。
我告辭了王震同志，但他那慈祥的面容，總浮現在我的眼前；他那熱情的話語，久久在我耳邊回響︰「一切為民族和國家作出貢獻的人，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他們的，望祖國的和平統一早日實現。」
【編者按】左景伊先生是清末愛國將領左宗棠的曾孫、全國政協第六屆委員會委員、北京化工學院教授。不久前，他訪問了王震同志。我們徴得作者同意，在此發表這篇訪問記。
八月初，我給王震同志寫信，希望同王震同志談談有關我先曾祖父左宗棠的問題。初秋的一天晚上，將近九點，我們一家正圍坐閑談，突然得到通知，要我立即去會見王震同志。我沒有想到王震同志這麼快就邀我談話。我匆忙地坐上來接的汽車，穿過幾條大街，進入一條胡同，又轉入另一條更小的胡同，車子便停在一座低矮的舊式房屋的門前了。
我被引進一個小小的院子，穿過院子是一排三間平房，王震同志從中間的房子里走出來，親切地同我握手，並帶我到隔壁客房內就坐。客房不大，擺著四張單人沙發，一個書櫃，陳設簡樸，但非常典雅。
王震同志首先詳細地詢問了我的近況，話語溫暖、親切。他說︰「你是政協委員，很好！人民政協應該積極開展工作，促進台灣早日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大業。」當我告訴王震同志，我有一個堂兄，叫景鑒，是醫生，也是政協委員時，王老很高興，用筆在政協委員名册上作了記號，說道︰「左氏後代有兩人參加政協了，這很好。這說明愛國統一戰線在發展和擴大，祖國的富強和統一、中華的振興是大有希望的。」
王震同志說︰「你是景字輩的吧？你這一輩和上代還有甚麼人？」
我說︰「我們景字輩兄弟姊妹國內外還有二十餘人，上一輩已經全過世了。」
「左公後代在清朝和民國還有作官的嗎？」王震同志問。
「沒有作大官的。」我說︰「我的祖父和父親都是四十來歲就去世了。父親是一個詩人，只有一個叔祖父作過臬台。左家子弟大都有些先曾祖父的遺風。秉性孤梗剛直，不長於迎合奉承，在舊社會吃不開。」
王震同志笑了，說道︰「我以前和彭德懷元帥常常開玩笑，說他的脾氣有點象左宗棠。彭老總和我都在西北工作很久。」
王震同志說︰「史學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對令曾祖父（左宗棠）作出了正確、客觀的評價。這對海內外影響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左公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我們後人發揚的。」
王震同志略停了停，又說︰「解放初，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公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我還看到當年種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見，左公走那條路就更艱苦了。那時，我在蘭州遇到過一位老翰林，九十多歲了，他談起左公當年進軍西北的許多事，可惜沒有記下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
王震同志講的是這樣一段歷史，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俄、英帝國主義的侵略魔爪伸向我國新疆地區。他們支持盤踞新疆天山南北的阿古柏、白彥虎反動勢力，企圖瓜分新疆。阿古柏是浩罕汗國的一個軍官，他依靠新疆某些民族的上層反動分子，對維吾爾人和其他各族人民實行殘酷的奴役和掠奪，進行分裂我國的罪惡活動。一八七一年，沙皇的侵略軍以「代管」伊犁地區的名義佔領了伊犁。左宗棠率軍出關西征，打敗了阿古柏、白彥虎，收復了新疆，並迫使沙皇侵略者交還了伊犁，保衛了祖國的領土。
王震同志接著說︰「阿古柏是從新疆外部打進來的，其實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帶兵出關消滅阿古柏、白彥虎，收復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贊揚的。」
「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王老着重地說︰「要歷史地看問題，對歷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過，收復新疆的功勞不可泯滅。」
談到這裏，王震同志非常興奮，不禁低吟左公駐守新疆時一位同鄉贈他的詩︰
大將籌邊尚未還，湖湘子弟滿天山。
新栽楊柳三千里，引得春風度玉關。
我想，從張騫、班超經營西域起，歷經漢、唐各代到現在，我國各族人民都為保衛、開拓西北地區作出了重大貢獻。特別是解放以後，中國共產黨實行戍邊、實邊，對大西北的開發和建設更是功效卓著。中華民族的多少優秀兒女為這個崇高的事業獻出了青春和生命。他們永遠值得我們效法和懷念。不久前，黨中央提出大力開發西北地區，我們這一代人應是義不容辭的，我們的後代更是任重而道遠。
當我向王老報告說，《南開大學學報》有兩篇文章對左宗棠辦洋務給予肯定的評價時，王老說︰「辦洋務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愛國的，有些是賣國的。象曾國藩和李鴻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並論，曾國藩、 李鴻章是喪權辱國的，左公在福建辦船政局，在甘肅辦織呢廠，在新疆的屯田，客觀上還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
「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王老又重覆這句話，並繼續說︰「要尊重歷史，實事求是，對歷史人物要恢復其歷史的本來面目。凡是對國家民族有功的人，都應該給予他以應有的歷史地位。」
左宗棠一生對林則徐、陶澍非常推崇，而特別崇拜林則徐，林則徐、陶澍也多次稱贊左宗棠。王老說︰「陶澍是一個學者，林則徐和左宗棠是愛國者，對中華民族有貢獻。中國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後，受盡了帝國主義的欺侮，因而許多愛國之士，流血犧牲，抗御外侮，保衛祖國領土，希望祖國能富強起來。從林則徐到孫中山，從孫中山到『五四』運動，以及以後歷經新民主主義的北伐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幾個歷史階段，不都是為了這樣一個崇高的目的而鬥爭嗎？這個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團結全國一切愛國者，終於在一九四九年完成了，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毛主席在開國大典上莊嚴宣告︰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是，帝國主義、封建勢 力統治我國的時間太久了，雖然我國經過三十多年的建設，但現在還很落後，祖國還沒統一，所以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完成祖國統一大業的歷史使命就落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身上了。甚麼是愛國？加緊社會主義建設，為祖國實現四化和完成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反對侵略，維護世界和平，為此而貢獻聰明才智，就是愛國。現在海內外一切願意看到祖國富強和統一的炎黃子孫，都在採取各種方式，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目標的實現。這就是可貴的愛國主義。愛國已形成一個宏大的歷史潮流。歷 史潮流是不可阻擋的。」
王老回過頭，指著牆壁上掛著的一個條幅，說︰「這是一九七九年葉劍英同志書贈我的一首詩︰
西安捉蔣翻危局，內戰吟成抗日詩。
樓屋依然人早逝，小窗風雪立多時。
西安事變是中國現代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張、楊 二將軍是順應歷史潮流的愛國者，他們是千古功臣。周恩來、葉劍英等同志率中共代表團，不避艱險，親赴西安，力挽狂瀾，終於扭轉了內戰危局，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他們為挽救中華民族的危亡，立下了不朽的功勛。中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這些優秀的中華兒女的。我們現在就是要高舉愛國主義旗幟，團結一切愛國的有識之士，努力促成祖國和統一的早日實現，把國家建設好。這就是順應歷史的潮流。」
時鐘指向十一點，夜已深了。王老從書櫥裏撿出一套書，贈給我。這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四册《左宗棠年譜》，封面上有王老的印章和簽名，書內還有王老用紅筆寫的批語。多麼寶貴的禮物呀！我捧著書，感動得不知說甚麼好。王震同志擔負着黨和國家的重托，還親自找我促膝談心，離別又饋贈這麼珍貴的禮物，這是教導，是鼓勵，也是期望。作為一個老知識分子，我決心用我的有生之年，鞠躬盡瘁，報效祖國。王老還翻開解放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左文襄公在西北》給我看，並且詢問了作者秦翰才的近況，他還建議再印一些。
我告辭了王震同志，但他那慈祥的面容，總浮現在我的眼前；他那熱情的話語，久久在我耳邊回響︰「一切為民族和國家作出貢獻的人，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他們的，望祖國的和平統一早日實現。」
王震將軍評左宗棠：屠夫還是功臣？
左景伊先生在1983年寫的一篇文章：《左宗棠的愛國主義精神在歷史上閃光--記王震同志談左宗棠》。
左景伊係左宗棠曾孫，1983年8月王震將其邀至自己家中，從晚9點到近12點，詳細談了對左宗棠的評價。談話中，王震與左景伊共閱解放前出版的《左文襄公在西北》。臨別時，王震還將自己珍藏的蓋有本人印章，簽名和紅筆批語的《左宗棠年譜》送給左景伊作紀念。可見王震對左宗棠的評價是在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做出的。現將王震對左宗棠的評價摘錄如下：
史學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對左宗棠做出了正確，客觀的評價。這對海內外影響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左公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我們後人發揚的。
解放初，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公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我還看到當年種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像，左公走那條路就更艱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
阿古柏是從新疆外部打進來的，其實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帶兵出關，消滅阿古柏、白彥虎，收復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這是抗禦外侮，是值得讚揚的。
辦洋務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愛國的，有些是賣國的。像曾國藩、李鴻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並論。曾國藩、李鴻章是喪權辱國的，左公在福建辦船政局，在甘肅辦織呢廠，在新疆的屯田，客觀上還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歷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過，收復新疆的功勞不可泯滅。
左景伊係左宗棠曾孫，1983年8月王震將其邀至自己家中，從晚9點到近12點，詳細談了對左宗棠的評價。談話中，王震與左景伊共閱解放前出版的《左文襄公在西北》。臨別時，王震還將自己珍藏的蓋有本人印章，簽名和紅筆批語的《左宗棠年譜》送給左景伊作紀念。可見王震對左宗棠的評價是在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做出的。現將王震對左宗棠的評價摘錄如下：
史學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義的工作，對左宗棠做出了正確，客觀的評價。這對海內外影響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歷史情況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議，毅然率部西征，收復新疆，符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是愛國主義的表現，左公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值得我們後人發揚的。
解放初，我進軍新疆的路線，就是當年左公西征走過的路線。在那條路上，我還看到當年種的「左公柳」。走那條路非常艱苦，可以想像，左公走那條路就更艱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則，祖國西北大好河山很難設想。
阿古柏是從新疆外部打進來的，其實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帶兵出關，消滅阿古柏、白彥虎，收復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這是抗禦外侮，是值得讚揚的。
辦洋務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愛國的，有些是賣國的。像曾國藩、李鴻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並論。曾國藩、李鴻章是喪權辱國的，左公在福建辦船政局，在甘肅辦織呢廠，在新疆的屯田，客觀上還是有利於國計民生的。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對歷史人物要一分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過，收復新疆的功勞不可泯滅。
2014年3月21日 星期五
林乾：左宗棠向曾國藩學習
林乾：《曾國藩用人智慧全鑒》 第一章第二節
曾國藩去世的日子跟他的父親曾麟書是同一天（曾麟書是在咸豐七年二月初四去世的，曾國藩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去世 ）。見証者薛福成在其日記裡詳細記載了當時的情景。
右眼已失明兩年多的曾國藩自正月二十三日開始右腳麻木，經久稍愈。二十六日傍晚，到水西門碼頭迎接他早年在京城讀書的好友、時任河道總督的蘇廷魁，因發眩暈舊症而回衙署調治。二月初二日晚，眩暈。次日晚，口不能言。初四當天上午，薛福成與他下圍棋，一連下了三盤，曾國藩這次特別出奇，三盤都贏了，所以他非常高興。等薛福成出去的時候，他把薛福成送到了窗外。
他回來的時候繼續辦公，大約辦公到下午的時候，他出去了，到兩江總督署的後花園去散步。他走着走着，連聲喊足麻，接著就向前仆，跟隨在身後的他的兒子曾紀澤連忙把他扶住，當即就傳轎子，把他抬到大廳的中間。任憑大家千呼萬喊，曾國藩這時候已經不能說話了，用手指著自己的心，畫了幾個圈圈，別人是否知道他想說甚麼，不得而知。然後端坐三刻而逝，去世時間是戌時，即晚上的七點鐘。
這樣一個挽救清朝命運於將傾的政治人物的去世，引起了舉國震動。皇帝得知這一噩耗後，立刻派當時非常有名的大臣去治喪，同時輟朝三日，三天不接見朝臣，不處理朝政，以示國家對他的哀悼。
時任陝甘總督的左宗棠正在西北戰場，前往蘭州途中。得到這個消息，他的第一反應是感到非常悲痛，在給他的兒子孝威信中說：
滌侯無疾而終，真是大福。惟兩江替人殊非易易，時局未穩，而當時賢能殊不多覯，頗為憂之。
左宗棠悲痛不已，後來又給他的兒子寫了一封長信，大體表達了三點意思：
第一，他說，曾國藩的去世，我感到十分悲痛。不但從個人的私情交誼上來說，感到悲痛，更重要的是，我為國家的前途感到憂慮。曾國藩這樣一個重量級人物的去世，勢必在整個大清帝國當中引起很大的震動。
第二，他說，我們之間過去有爭論，可能別人不太理解。我自己剛剛寫了一副挽聯，這副挽聯道出了我真實的心情。世人議論所謂的曾、左不和，是外間腐儒的看法，我們所爭的，都是國家的大事，國事兵略，並非爭權競勢。
同時纖儒妄生揣擬之詞，何直一哂耶？君臣朋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此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咨送，可謂鋤去陵谷，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復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
第三，他告訴兒子孝威：我送去了四百兩白銀作為喪儀，但仍不足以表達哀思。當曾國藩的靈柩過到湘江的時候，你要以晚輩的身份前去祭奠，「牲醴肴饌自不可少，如果能作誄詞以致哀，申吾不盡之意，尤是道理」。最後他告訴兒子：我最佩服曾國藩的是，他的知人之明。所以我寫的挽聯是：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挽聯中的落款特別重要，寫的是「晚生左宗棠」。左宗棠只比曾國藩小一歲，兩人結識甚早，相知最深。曾國藩後來做大學士的時候，左宗棠為總督。按照國家規制，總督在大學生前應以晚輩相稱，即在大學士前稱「晚」，但左宗棠給曾國藩去信說，我只比你晚生了一年，我們之間能不能破一破官場的規矩，我今後跟你書信往來的時候仍一如既往，不稱為晚。曾國藩與他開玩笑地說：恕你無罪，今後我們就這樣以兄弟相稱。但是在這種極鄭重的場合，左宗棠送的挽聯，他恭恭敬敬寫上的是「晚生左宗棠」。
左宗棠這裡講的曾國藩的「知人之明」，出自同治七年他給皇帝上的一個奏折，他通過曾國藩識拔劉松山這一典型事例，請求皇帝下一個詔書，讓全國的封疆大吏，以及凡有提拔任用權的人，都向曾國藩學習，學習他的「知人之明」。他說：
劉松山本是王珍（ 湘軍教父羅澤南弟子 ）舊部，臣十餘年前即知曉此人，但沒有感覺他有甚麼特殊的才能。後來劉松山從湖南隨征入皖，為曾國藩所賞拔。臣嘗私下評論曾國藩素稱知人，晚年得到劉松山，尤其能証明他在識人方面有不同一般的卓識。
曾國藩去世的日子跟他的父親曾麟書是同一天（曾麟書是在咸豐七年二月初四去世的，曾國藩是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去世 ）。見証者薛福成在其日記裡詳細記載了當時的情景。
右眼已失明兩年多的曾國藩自正月二十三日開始右腳麻木，經久稍愈。二十六日傍晚，到水西門碼頭迎接他早年在京城讀書的好友、時任河道總督的蘇廷魁，因發眩暈舊症而回衙署調治。二月初二日晚，眩暈。次日晚，口不能言。初四當天上午，薛福成與他下圍棋，一連下了三盤，曾國藩這次特別出奇，三盤都贏了，所以他非常高興。等薛福成出去的時候，他把薛福成送到了窗外。
他回來的時候繼續辦公，大約辦公到下午的時候，他出去了，到兩江總督署的後花園去散步。他走着走着，連聲喊足麻，接著就向前仆，跟隨在身後的他的兒子曾紀澤連忙把他扶住，當即就傳轎子，把他抬到大廳的中間。任憑大家千呼萬喊，曾國藩這時候已經不能說話了，用手指著自己的心，畫了幾個圈圈，別人是否知道他想說甚麼，不得而知。然後端坐三刻而逝，去世時間是戌時，即晚上的七點鐘。
這樣一個挽救清朝命運於將傾的政治人物的去世，引起了舉國震動。皇帝得知這一噩耗後，立刻派當時非常有名的大臣去治喪，同時輟朝三日，三天不接見朝臣，不處理朝政，以示國家對他的哀悼。
時任陝甘總督的左宗棠正在西北戰場，前往蘭州途中。得到這個消息，他的第一反應是感到非常悲痛，在給他的兒子孝威信中說：
滌侯無疾而終，真是大福。惟兩江替人殊非易易，時局未穩，而當時賢能殊不多覯，頗為憂之。
左宗棠悲痛不已，後來又給他的兒子寫了一封長信，大體表達了三點意思：
第一，他說，曾國藩的去世，我感到十分悲痛。不但從個人的私情交誼上來說，感到悲痛，更重要的是，我為國家的前途感到憂慮。曾國藩這樣一個重量級人物的去世，勢必在整個大清帝國當中引起很大的震動。
第二，他說，我們之間過去有爭論，可能別人不太理解。我自己剛剛寫了一副挽聯，這副挽聯道出了我真實的心情。世人議論所謂的曾、左不和，是外間腐儒的看法，我們所爭的，都是國家的大事，國事兵略，並非爭權競勢。
同時纖儒妄生揣擬之詞，何直一哂耶？君臣朋友之間，居心宜直，用情宜厚。此前彼此爭論，每拜疏後即錄稿咨送，可謂鋤去陵谷，絕無城府。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復負氣耶？「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語亦久見章奏，非始毀今譽，兒當知吾心也。
第三，他告訴兒子孝威：我送去了四百兩白銀作為喪儀，但仍不足以表達哀思。當曾國藩的靈柩過到湘江的時候，你要以晚輩的身份前去祭奠，「牲醴肴饌自不可少，如果能作誄詞以致哀，申吾不盡之意，尤是道理」。最後他告訴兒子：我最佩服曾國藩的是，他的知人之明。所以我寫的挽聯是：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挽聯中的落款特別重要，寫的是「晚生左宗棠」。左宗棠只比曾國藩小一歲，兩人結識甚早，相知最深。曾國藩後來做大學士的時候，左宗棠為總督。按照國家規制，總督在大學生前應以晚輩相稱，即在大學士前稱「晚」，但左宗棠給曾國藩去信說，我只比你晚生了一年，我們之間能不能破一破官場的規矩，我今後跟你書信往來的時候仍一如既往，不稱為晚。曾國藩與他開玩笑地說：恕你無罪，今後我們就這樣以兄弟相稱。但是在這種極鄭重的場合，左宗棠送的挽聯，他恭恭敬敬寫上的是「晚生左宗棠」。
左宗棠這裡講的曾國藩的「知人之明」，出自同治七年他給皇帝上的一個奏折，他通過曾國藩識拔劉松山這一典型事例，請求皇帝下一個詔書，讓全國的封疆大吏，以及凡有提拔任用權的人，都向曾國藩學習，學習他的「知人之明」。他說：
劉松山本是王珍（ 湘軍教父羅澤南弟子 ）舊部，臣十餘年前即知曉此人，但沒有感覺他有甚麼特殊的才能。後來劉松山從湖南隨征入皖，為曾國藩所賞拔。臣嘗私下評論曾國藩素稱知人，晚年得到劉松山，尤其能証明他在識人方面有不同一般的卓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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