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醒子》的評論

本文來源：網易新媒體（豆瓣讀書）

讀完了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女士的名著《夢醒子：一位華北鄉居者的人生》，深受感觸，有幾點印象深刻，雜錄如下：

1. 很多網友提筆就說主人公劉大鵬（夢醒子）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代表，他的遭遇是時代的縮影。那麼，他到底算不算是一個典型呢？這一點，沈艾娣女士在序言中已經做了探討，並給出了否定的回答。原因有三：

其一，劉大鵬的行為不典型--他以曾國藩為偶像，堅持寫日記長達五十年，還寫出了其他著作。據劉大鵬的墓誌銘稱，除日記外，他還有方志、遊記、家譜、自傳、詩文等263卷作品，總文字量達數百萬，這在任何時代都不能說是一種有代表性的行為。

其二，劉大鵬的思想不那麼典型--劉大鵬對儒家思想非常虔敬，完全服膺於儒家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但他的鄉鄰並不像他那樣奉行儒家思想，他的同儕好友們也堅信：「忠於儒家是考試要求的套話，而非一種生活方式」。少年時他讀書刻苦，懷抱「封侯之志」，屢次科考，只考中舉人，最終未能入仕，但科考的失利並未改變他對儒家的堅持，反而是多次進京趕考的經歷讓他深深地認識到人性的虛偽、塵世功名的虛妄，從反面驗證了他儒家倫理觀。劉大鵬終生嚴格踐行孝道，將孝道視為品評他人和要求自我最重要的品德，他將自己所遭遇的順境或逆境都與是否盡孝聯繫起來，甚至將自身的頑疾歸咎於自己不夠孝順、德行有虧。他對儒家價值的深刻認同和嚴苛持守在他的時代已不是時代的典型。

其三，劉大鵬的家庭背景非常普通，其父在世時，家境尚可；20世紀後，家道衰落，成了徹徹底底的窮人，窮到連取暖的煤錢都付不起。這與人們通常印像中士紳不愁吃穿的形像也存在距離。

那麼，我們該如何理解這個「不典型」的人的遭遇呢？沈艾娣女士坦言：「我並沒有因為他（劉大鵬）有代表性而寫他。真實的人總是非典型的......我之所以寫他是因為我希望他作為一個真實的人--而非任何抽象的某個階級或者某一類人的化身--能啟發我們重新思考生活在20世紀中國的變革當中會是甚麼樣子。」可能，這就是微觀史寫作最迷人之處，它能讓我們貼近歷史的細節，感同身受地體會那些被典型化、被抽象、被凝縮成一個名詞的歷史脈搏、時間節點或事件的結晶。在諸種微觀史所展現了個案中，我們似能看到那些習以為常的歷史敘事中的「褶子」，甚或歷史車輪呼嘯而過時撲面而來的風塵。

2. 劉大鵬的身份認同。沈艾娣女士在書中向我們展示了劉大鵬作為儒生、孝子、商人、議政者、農民等不同身份狀態下的生活境況。很明顯，這些身份的變化與他家庭的經濟狀況密不可分，但耐人尋味的是，不同的身份並未給劉大鵬本人帶來太大的困擾。雖然我們無法真正地了解劉大鵬個人的想法，但就他的生活經歷來看，在他的心目中，他始終以儒者自居；也就是說，劉大鵬身份認同的核心是儒家。

劉大鵬自稱「夢醒子」，他認為自己總是不由自主地做夢，直到有一天他描述自己經歷了一場夢而徹悟了儒家的道德核心--「誠敬」--之後，他才完全認同「夢醒子」這個名稱，以其為筆名。我們知道，傳統社會中儒家教育扮演著兩個角色：作為社會流動手段與作為道德教化，這兩者在兩漢「舉孝廉」的時代，是合一的，也就是說道德優秀就意味著社會升遷；但至晚清，這兩個角色已經分途，優秀的科考成績能提供入仕的機會，優秀的道德卻不一定能帶來物質上的回饋。劉大鵬所說的「夢醒」，其實就是指他看清了儒家現實主義目標的虛妄，遠離政治權力才能實現倫理上的高標。他稱自己「生平大病，莫甚於不誠不敬」，從思想上清理了自己的困擾，全面擁抱儒家理想主義。現實生活的失利並沒有讓他放棄儒家思想，反而是強化了他的認同感。

20世紀最初的十年，儒家思想遭到了政府徹底的否棄--清政府廢除了科舉制。「政府的目標已經從維護儒家社會轉移到動員社會財富以便國家能應對國際上的競爭。」新式教育、新式工業在政府的支持下蓬勃開展。然而，現實情況卻是：新式教育因其昂貴的成本而無法在晉中地區實施，舊式教育又因為失去原有的價值而遭到廢棄。清政府的新政對於晉中地區的村鎮沒有帶來任何益處，反而因為庚子賠款和地方政府在推進現代化，導致稅賦增加、攤派增多，村鎮經濟惡化。對於像劉大鵬這樣的鄉居者而言，新政的結果是：使得生活變的更糟。新學校遭到人們的普遍厭惡。劉大鵬認為：新政違背了國家本身應盡的責任，是「捨仁義而講財利」的行為。

辛亥革命後，劉​​大鵬因舉人的功名和威望還數次當選縣議長。他一心想要努力整頓縣財政狀況，卻因為會觸動其他成員的利益，無法施政，不得不多次辭職。那些儒者的聲名和威望所承載的政治價值儘管急劇貶值，但劉大鵬仍有自信去批評時弊。他曾上書南京政府，起訴閻錫山在山西的苛捐雜稅，南京政府回覆了一封非常長的覆函，命令山西省減稅；閻錫山看到是一位老儒生上書之​​後，絲毫不理會南京政府的覆函。儘管劉大鵬的一些行為看起來不合時宜，但他的勇氣和壯舉仍然被當地村民所敬重。傳統「士工農商」的四民社會解體了，但士的擔當意識仍深存於他的心中。

1913年，劉大鵬任職的晉祠新學堂無力發薪，失業的他只好轉投商業，他與人合夥經營採煤。他先後做過煤窯的財務、合夥人、商業糾紛的調停人。這些都得益於他長期踐行儒家倫理所獲得的聲望，他極強的道德感和誠信的品質。

3.被裹挾進入現代化經濟的山西鄉村。劉大鵬生於1857年，卒於1942年，他的一生處於近代中國變化最大的一個世紀。從大的歷史敘事來說，這是中國人落後挨打，被迫反抗，並成功實現民族獨立的一段歷史。但落實到地處晉中的鄉村、劉大鵬的故鄉赤橋時，則是一個被「進步和落後」這種現代化話語重新形塑的過程。

赤橋村的主業是造紙業，村民善造紙，不僅解決了本地的青年勞動力的就業，還吸引了許多的外來移民。在劉大鵬的祖輩時，赤橋就不是一個以農耕為主的鄉村，大約一半以上的村民不依賴農耕生活，可以說，赤橋是一個由鄉村工業支撐的社會。不僅如此，赤橋的很多人還出門經商。直至19世紀中期，山西一直處於中國與蒙古、俄國商貿往來的要道上，繁榮的邊貿生意催生了許多山西的富戶大賈；19世紀後期，對俄貿易衰落，但晉商網絡開始轉向票號，票號生意一度繁榮到中央政府都要向其借貸。流回山西的商業利潤使得山西鄉村的經濟都比較活躍，年輕人離家經商，供養鄉居的家人是當時的一種風氣。

20世紀初，清政府實施「新政」，鼓勵工商業，結果使得社會資源開始向城市集中，政府支持的民族工業因為投資不足，反而要向加重向農村的攤派。赤橋的人們感到了經濟的壓力。
辛亥革命，重創了山西原有的經濟。一方面票號、商號在戰爭中被損毀；另一方面，隨著清朝的覆亡，票號與清政府之間的借貸無法收回，新政府又需要得到大商賈的金錢來應付時局變化。同時，由於害怕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政府取消了與蒙古的邊​​境貿易，這直接使得山西由一個主要的商道變成一個與外界隔絕的腹地省份，商業活力幾被斬斷。至1920年，山西的票號幾乎倒閉殆盡，商號損失大半，大批失業者返回家鄉，加入農耕隊伍。赤橋本地的土地不足以養活當地的人口，不少像劉大鵬這樣的人，失業返鄉後還加入了小商人的隊伍，他們從事山西早已有之的煤業。然而，煤業的困境在於層層稅收，劉大鵬參與經營的都是規模較小的煤礦，課稅之後，利潤十分有限。 20年代末，席捲全球的經濟衰退影響至中國時，山西的地方政府著力拯救大型現代煤礦，通過把礦產所有權收歸國有、加收開礦的註册費，來淘汰小煤窯，讓大型煤礦控制市場。政府的做法意圖很明確，因為現代化的企業更符合改革者的現代化夢想。受經濟大環境的影響，造紙、小煤窯這種鄉村工業在種種困局中難以為繼。最後，劉大鵬一家也「只能靠他們僅有的一片耕地度日」。

近代中國被裹挾著進入了現代化進程，同時也繼承了現代化的話語邏輯--「鄉村作為農業空間的觀感，並且是需要國家將工業和商業引入的地方，這是源自歐洲的意識形態，被現代化者接受」。赤橋本以鄉村工業為主體經濟，但在被動的現代化過程中，它的鄉村工業被壓榨殆盡，人們只好依賴村裏有限的土地供養。但此時，整個社會還未將農民的身份與土地捆綁在一起，城鄉之間的流動未被阻斷，劉大鵬的孫兒們還能在城市找到工作。土改之後，赤橋有限的土地分給個人，城鄉界限分明，「農民」和「工人」身份嚴格，赤橋的造紙雖被批准，但被視為對農業的補充，是帶有原始性、落後色彩的「手工業」」，造紙工也需要自己種莊稼，向國家繳納糧食稅。當整個社會都接受了「把農民看作過時的封建生活方式的代表」，「而這種生活方式將被現代化的工業所取代」時，被裹挾著進入現代化的山西赤橋村就在這樣的話語中烙上了「落後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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閒來翻書：沈艾娣《夢醒子》

來自: satankiss 

　　這是一本在微博上廣受好評的書。雲中上師說，此書寫得好，譯得好，可能會成爲今年最暢銷的學術書之一。如果能得到大眾的關注的話，可能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書中基本全以敘述的形式，將劉大鵬漫長而複雜的一生娓娓道來。
　　
　　作者以並非基於檔案研究而自承此書並非典型的微觀史。另一方面，他自述此書還是借鑑運用了微觀史研究方法的一些基本元素--對個體生命和觀念 的具體研究、一種敘事結構。敘事的方式，改變了史學「研究」在理論與敘述方式上的枯燥，可以引領讀者進入一種情境，以看故事的角度進行閱讀。這大概也是近 些年敘事史復興的一個原因。從中國的傳統來看，《史記》之廣受歡迎，原因之一也在於太史公出色的「敘事能力」。
　　
　　當然，採用敘事方式是作者自覺的、有意識的行爲。可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這是她在一種理論的支持下進行的。作者有意地進行微觀史的研究， 其目的是撼動宏大敘事的整體化傾向，潛在的，就是認為宏大敘事之不符合歷史與無價值。這是作者對於歷史學的認識，涉及到歷史學的價值與意義，這裡暫且不 論。我想說的是，微觀史與宏大敘事未必就互不相容。
　　
　　儒生、孝子、議士、商人、老農，這是作者對劉大鵬的定位。在各種身份的轉換與衝突之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人複雜的人生。任何一種身份都是真實 的，也都是劉大鵬自身認可的。在劉氏那裡，似乎並沒有身份認同的危機，他的危機更在於精神世界，在於傳統經學教育培養出的思維方式在面臨「近代」」國家與社會轉型時的困惑與彷徨。作為「遺民」，劉大鵬反對民國，但他又不完全與民國體制斷絕關係。在第81-82頁，作者寫道，劉氏被選為縣議長，第一年拒絕就職，第二年不情願就職。但在第88頁，作者卻又說劉努力通過演講和參與選舉謀求在新機構章獲得職務，在1912年也接受了縣議長的任命。這裡前後是矛盾的。即使拋開此不談，劉最終仍舊在民國以後擔任了各種職務，他如何處理這中間的衝突，如何在思想信念與實際社會生活中取得平衡，似未見作者的深入分析與解釋。
　　
　　作者基於劉大鵬的日記來重構他的生活與精神世界，劉氏是主角，是絕對的核心，甚至也是唯一的發言者。他希望的是還原一個個人。但是，在我看來，作者在貼近描寫對象的背後，其實又孤立了個人。以同情之理解去看前人固然不錯，卻也應在同時將其置於他所生活的時代與環境之中，也需要其他人的眼睛對其在社會中的實際地位進行定位--尤其是在作者有更大的關照的情況下。在作者的眼中，劉大鵬大概屬於居於位高權重者和普羅大眾之間的下層士紳。姜士彬以受教育程度與權力大小爲根據將中國社會劃分爲九個階層，最高者受過經學教育，享有法律特權，最低者不識字，不能自給而仰賴他人。劉大鵬中過舉人，從此來看， 無疑屬於享有特權的最高統治階層。但他又長期以課館支撐家庭，從他人那裡獲得經濟資源。這大概有晚清山西地方的特殊性。但同時也提醒我們，任何分裂方式都只是權宜之計，在實際處理上沒那麼容易清楚無誤地進行劃分。在現實上看，1909年劉大鵬已被選為省咨議局議員，民國建立後更成為其鄉里的首任縣議長。這無論如何不能將其視作「普通人」。儘管劉的鄉人或許笑他的迂與不合時宜，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對劉的尊重，以及更為重要的劉在地方的社會地位與影響力。作者以下層士紳的眼光來觀察劉大鵬，竊以為在視角上是有問題的，從而影響到了對劉氏的判斷。
　　
　　作者以為，劉的地位源於他的道德資本，而他最後之逐漸失去其地位，也是由於儒家道德資本之「不合時宜」。在有意無意之間，作者似乎在暗示儒家思想在「現代」破產之無可奈何而又不得不然。這種判斷依賴於個人的情感與理性經驗，辯之無益。但是，我以為有一點是作者忽視的，即劉大鵬中晚年所生活的中國山西，並不是一個正常狀態下的「近代社會」。與儒家思想相衝突的，也並不簡單的是所謂「近代」，而毋寧說是亂世的翻雲覆雨。在此之中，劉大鵬個人的失敗是一回事，而儒家思想能否解決又是另一回事。劉氏所理解的孔孟與真正的孔孟並不相同，作者也承認劉氏的思想中雜有道家乃至民間信仰的影響。也就是說，由劉大鵬個人的遭際是推不出儒家思想之必然破產的。
　　
　　從全國的角度來說，劉大鵬是個無足輕重的人物；但在他的家鄉，則是地方社會結構中的最高階層。據作者說，在劉的晚年，其家族已然衰落，這一變化屬於「近代」中國地方社會解體的一個過程，但恕我淺陋，我並沒有在此書中看清過程到底是如何發生的。解答這一問題，僅僅從劉大鵬個體的角度去觀察恐怕是得不出答案的。但既然作者希望「以小觀大」，以微觀史映照甚至「瓦解」宏大敘事，就無法避開這樣的追問。甚至還要問，劉大鵬的遭遇是個體的還是群體性的？ 在其家鄉、在山西與中國其他地方有何不同？不同階層對這一變化又是如何看待的？等等。
　　
　　所以，在我個人的感覺，此書並沒有那麼出色。讀下來的感覺是蜻蜓點水，似乎各方面都觸及到了，但僅此而已。浮光掠影式的敘述背後，或許作者並沒有真正抓到核心問題，真正理解古代與近代的中國。
　　
　　2013年9月24-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