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靄美：我的祖父賈德耀

1998年，我去當時的中國革命博物館參觀，發現那裡有一組圖表是介紹北洋政府的歷屆總理，其中有我祖父賈德耀的名字，但沒有照片。於是我和姑姑賈成芝就向革命博物館捐贈了我祖父的照片，革命博物館還給予我們一份捐贈證明。過了兩週，他們重新做了展版，放上了賈德耀的照片。

小時候，我們沒有和祖父住在一起。只記得在逢年過節的時候，由父母領着去給爺爺奶奶拜年，（他們那時住在北京東四十二條老君堂），怯生生地叫一聲爺爺，奶奶，或磕一個頭，就出來了。

我在即將上學時，就離開了北京來到南方。我母親教我如何給祖父寫信，同時也教我讀尺牘。尺牘是當寫各類書信的範本。給爺爺寫信必需用文言文，也就是古文。我記得抬頭須寫上「祖父大人膝下敬禀者......落款為孫女叩上」當時我也不懂甚麼意思，所以印象深刻。
　　
我八歲那年，祖父就去世了。但是他仍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原因是他的兩張戎裝照片。那照片有一人多高。他身穿一身軍服，手持指揮刀，十分威武。我自幼就以有一位軍人的祖父而自豪。軍人總是和保衛國家聯繫在一起的。因此有個軍人的祖父也是我接受愛國主義思想的基礎。
　　
　　

東渡日本，習武報國

祖父的老家在合肥南郊賈大郢，家境一般，我的曾祖父名賈芝玉，曾考中副榜舉人，在鄉間私塾教書。由於子女眾多（七男二女），又加上遇到災荒，難以維持生計。故攜兒帶女北上天津投奔親戚落戶津郊。清末，曾祖父曾在新盛軍為官。

祖父排行第三，幼年跟曾祖父讀書。他的青少年時代正值中國處於內憂外患民族危機日趨加深的時期。15歲那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當時不少有志青年為了尋求富國強兵之路，紛紛投筆從戎，以期抵禦外侮捍衛祖國。我祖父也是其中之一。他考取了砲隊隨營武備學堂（該學堂係袁世凱為編練新軍而在天津設立的）。當時武備學堂仿照西制，設砲隊，步隊和馬隊，聘德國軍官擔任教官。並派優秀者送往日本留學。學堂中以砲隊學堂最著名，祖父在那屆學生中表現出色，他學習勤奮，學科及各門訓練成績均名列前茅，日語和德語尤其突出。畢業後即官費派往日本士官學校第三期步兵科學習。他的同學中著名的軍界人物有靳雲鵬、傅良佐、吳光新、曲同豐、陳文遠、張樹元等人。這也是他以後能進入北洋政府任職並和段祺瑞關係密切之原因。祖父赴日本士官學校學習，希望回國後能為建立現代化的軍隊做貢獻。他在日本士官學校期間，承受了嚴格艱苦的軍事訓練，提高了身體素質和經受了意志的磨練。我的大姑母賈成華（復旦大學教育系畢業，終身從事教育事業，現已年逾90高齡）在她的回憶錄中寫道，祖父曾對她們說起在日本學習時的情況。他說：「在外出打靶野營時，日本教官一聲口令，滾爬跌打，臥倒在泥潭中弄一身泥巴是常事。實在口乾沒有水喝時，馬尿也得喝一口。平時伙食也很差，難得有鹹魚和醬湯佐飯，這就算改善生活了。」


　　
軍旅生涯
　　
祖父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後，曾任北洋軍第二鎮（師）正參謀官，第六鎮第二十協（旅）馬隊第二標標統（騎兵團長）。 1911年10月隨第一軍軍統禁衛軍總統官馮國璋率軍由京漢鐵路南下，從此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辛亥革命以後，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時，祖父被調任為河南護軍中的團長。 1913年袁進行擴軍，將張敬堯的第三混成旅擴編為陸軍第七師，委派張任師長，祖父升任該師​​第十三旅旅長。 1914年該師被改邊為第十五，十六混成旅，駐紮陝西，歸中央直接管轄。祖父和馮玉祥將軍分任旅長。 1916年1月，陸建章任陝西督軍，為排斥異己，將陝南鎮守使陳樹藩調充陝北鎮守使，派祖父率第十五混成旅為陝南鎮守使，駐紮漢中。不久，祖父因不滿軍閥之間爭奪地盤，勾心鬥角。因而辭去陝南鎮守使之職，後又因曾祖母去世而返回北京。 1916年7月，被任命為將軍府參軍，陸軍部軍學司編譯局局長，後又任陸軍部軍學司司長。 1917年，張勳復辟。為了支持共和，在促成段祺瑞和馮玉祥聯合進京討伐張勳一事中，祖父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1924年9月17日，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孫中山，段祺瑞，張作霖結成反奉聯盟，並秘密聯絡馮玉祥倒戈，發動北京政變，導致直系操縱的北京政權倒台。孫中山北上，段祺瑞出山組成臨時執政府，造成了馮、皖、奉共同控制北京政府的局面。祖父奔走於段，馮之間溝通聯絡，也起了很大作用。戰爭爆發後，親自前往古北口和馮相見，帶去段的親筆信，表示反對內戰和賄選政府。馮接信後，與祖父進行數度密談。最後馮表示，等計劃實現後，將請段、張紹曾等有重望的人物出來維持大局，並派祖父和田雄飛赴津見段徵求意見。馮玉祥將軍於23日發動政變後，在南苑召開軍事政治會議，一致認為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進行的國民革命運動是當前中國唯一的出路。決定電請孫中山北上，在此之前請段出面維持。祖父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在會上表示贊同馮的主張。
　　
　　
　　
與馮玉祥將軍義結金蘭
　　
祖父生性耿直，待人誠懇，與馮玉祥將軍志向相同，情投意合，曾結為把兄弟。祖父平時喜讀經史，愛好書法，在同僚中有儒將之稱。馮將軍稱他「平時手不釋卷，筆不停揮，頗有學識眼光（見馮玉祥著：《我的生活》）」。祖父對馮玉祥也很敬佩，在思想上頗受馮的影響。他的政治觀點和馮將軍的在很多方面都很一致。因而他一生和西北軍都有關係。後來又成為西北軍智囊團的參謀人物，這些都和他與馮的關係有關。
　　
北洋政府期間，軍閥之間為爭奪地盤，戰爭不斷。祖父對此深感痛心，曾立誓不參加軍閥內戰。所以他雖在北洋系軍隊中起步較早，但官職反落其同輩之後。然而，對有利於國家的穩定和進步的事情，祖父還是盡力參與的。如在促成馮玉祥和段祺瑞聯合討伐張勳復辟一事上， 祖父是起了作用的。他還參與了馮驅逐溥儀出宮的「北京革命（政變）」。又如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祖父在馮，段之間斡旋，促成馮、皖、奉共同控制北京政府，以穩定大局。

祖父與馮玉祥將軍的私交甚篤，祖父住北京西城錦什坊街時，和馮將軍的住處只一牆之隔。馮將軍經常喊着「三哥三嫂」就過去串門。馮在北京與李德全女士結婚時，我奶奶充當迎親太太。我的叔叔姑姑也都參加了婚禮。

自幼跟着祖父長大的堂姑嫁給何柱國將軍（抗日戰爭時期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時，馮將軍為證婚人。我父母在世時，一直保存着他們結婚時馮將軍派人到江西去打製了送給他們的一對樟木箱。
　　



不滿軍閥爭權奪利，致力於軍事教育
　　
由於不滿軍閥官僚們爾虞我詐、勾心鬥角、不以國家利益為重而只知謀取私利，瓜分地盤。我祖父鑑於無法為國效命，又不甘充當軍閥內戰的工具，因而把精力投入於軍事教育方面，希望能為國家培養出一支現代化的軍隊。在他任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校長期間，曾對軍校的教學設施和課程編制進行過一翻改革，如辭去或調走一些不稱職的教官，廢除軍官吃小灶等。當時在軍校成長出了不少軍事人才，有許多學員在北伐戰爭，抗日戰爭和中都做出過重大​​貢獻。比較著名的教官和學員有：張治中、鄧演達、金佛莊、劉蕘（堯）宸，何柱國，顧祝同，錢大鈞等。他們均將祖父尊為師長。無奈終究由於政局動盪，直皖戰爭爆發後，波及軍校。直系軍隊將保定軍校佔領，將火砲，槍支，教學器材等搶劫一空。營房也在混亂中起火致使大部建築被焚， 在校軍官被迫離校，學生流散。由於無處籌措經費，軍校長期無法繼續開辦。祖父也被調回北京。他改革軍隊的夙願終未能實現。

同時，由於當時國內外的局勢動盪，風雲莫測，所以祖父有時仍不免捲入政治旋渦，甚至還充當了軍閥的替罪羊。
　　


「堅持民族大義」
　　
祖父報效祖國之志在屢屢受挫之後，心灰意懶。最終決定脫離政壇，退隱家中，研究碑帖，練習書法。

「九一八」以後，日本侵略者變本加厲，進而向華北進攻，並在冀東扶植漢奸殷汝耕成立偽政權。 1935年，南京國民政府為了緩和華北局勢，令宋哲元將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由於祖父和西北軍關係深遠，他早期就學於日本士官學校，對日本侵華元兇土肥原等都有所了解。加之和宋是兒女親家（宋之長女下嫁給我四叔），因此宋將軍請祖父參加政委會任委員並兼任外交委員會主任。祖父鑑於當時華北局勢危在旦夕，希望能通過外交​​途徑取消冀東的傀儡政權。冀東各地政權歸政委會管轄。祖父雖與日方多次據理力爭，終未能挽回局勢。祖父為此事心力交瘁，徹夜不眠，從而導致心臟病發作。
　　
在此其間，還發生了一件事。 1936年，國民黨派了以劉健群為首的政治工作大隊在二十九軍做政治宣傳工作，日本特務機關對此十分惱火，把他們看作眼中釘，因此秘密綁架了劉健及其秘書黃伯英等人。祖父得知消息後，即與日本領事館交涉放人。被日方以劉是復興社反日份子拒絕。祖父據理力爭說：「他是不是復興社我們不知道，但他是我們的朋友，在我們管轄區內，朋友遭綁架，這是對我們政府的不敬。如果他們犯法，我們自會根據我們的法律去辦。」在祖父再三堅持此立場和觀點而日方仍不放人後，他則放出輿論說；「如日方堅持錯誤做法，我們也會採取相應措施（意思是也可以抓他們的人）」。經過多方交涉，日本特務機關才不得不放出劉健群等人，並事後表示道歉。這在當時，也算是一次外交上的小小勝利。

蘆溝橋事變後，北京形勢危急，當時的駐京部隊為保存實力，奉命撤離，張自忠將軍暫時留守，代管政委會的工作。張於某日下午去見祖父，告知局面已無法維持，要祖父早作打算。祖父即稱病住進東交民巷使館界內的德國醫院。祖父全家也暫避於德國使館工作的友人處。由於早年祖父曾留學日本，故日本人曾多次派人向祖父遊說，要他出山維持局面，許以高官厚祿，祖父不為所動，憤怒地對他們說：「不要逼人太甚。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當時，日本人還要強佔老君堂祖父的私宅，要他以出租名義簽字。被我祖父堅決拒絕。該房最終為日本人強佔用作軍醫院宿舍。戰後，國民黨政府竟以敵產將房子沒收。經我父親力爭，才得以將房子發還。那時，過去幽靜的四合院已經面目全非，慘不忍睹。

為了擺脫日本人的糾纏，祖父離開北京，躲入天津租界。租賃一為毛姓房東的底層房屋暫時棲身。 1939年夏，天津發大水，祖父的住處被大水所淹。他當時經濟窘迫，又心臟病復發，全家老小租了一條小船，我大姑用藤椅把他抬上船，混過日​​軍檢查哨所，乘小火輪到大沽口，再連夜換海輪到上海法租界他的朋友薛弻家中避難。本想通過何柱國將軍接應轉赴抗日後方，終因病情加劇，於1940年12月在上海去世。終年60歲。當時重慶的國民政府聞訊，曾在報上發表唁電，表彰祖父能「保持民族氣節，殊堪嘉獎，生平事蹟宣付國史館......」
　　
　　

廉潔奉公， 兩袖清風
　　
我祖父從政多年，始終堅持廉潔奉公，不謀私利。他兄弟眾多，其中幾位又英年早逝，留下孤兒寡母，生活艱難，祖父曾先後扶養了三位子侄，包括後來嫁給何柱過將軍的堂姑賈成敬。他還把積蓄幫助他們讀書及出國深造。所以在很長一段時間中他都沒有購買房屋。直至他在天津經商的兩位門生的資助下，才得以買下老君堂的房子。祖父為官清正，同僚們都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當祖父全家避亂天津，後又轉往上海養病時，宋哲元將軍聞之此事，曾批示額外撥給路費。祖父身後蕭條，留下我奶奶和未成年的叔叔姑姑，靠轉租房屋渡日，房子當然越住越小。如果不是49年新中國成立後，急需建設人才，因此國家對大學生不僅免去學費，還提供食宿，我和叔叔姑姑們都是不可能上大學的。
　　


嚴格要求子女學習成才
　　
祖父對子女的人品和學習都要求很嚴格，教育他們要掌握一技之長， 報效祖國。據我大姑回憶，我四叔賈成騫曾對她說，父親在世時曾一再教育他要『學吃虧』，並在她的紀念册上寫下這三個字，作為賈家的祖訓。祖父鑑於當時德國的科技比較先進，因此把我父親及三叔送往德國留學。臨行前，告誡他說：「你們出國留學，不是去鍍金，也不是為了回來當官。要腳踏實地地學些實用的科學技術回來為祖國做點有益之事。」

祖父生前秉性耿直，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辦事認真，身為軍人，卻好學不倦。這些作風都對下一代產生了良好的影響。他雖然也曾居要職，但子女中無一人憑藉他的權勢在政界或商界發跡。我父親在新中國成立後，曾在同濟大學，浙江大學任教，直至退休。我的叔叔，姑姑們均畢業於交通、復旦等大學，並從事教育或科技工作。他們對自己從事的工作都認真敬業，為人處世也都坦蕩直率，堅持原則，不為謀取私利而阿諛奉承，見風使舵。所以他們也都未捲入政治風波中，清白為人，以自己的才能為國家服務。祖父泉下有知，當無遺憾。但願他的後人都能繼承他的這種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