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以所謂的「發展史觀」來回顧過去，「近代」① 也許能稱為當今全球化的萌芽期和準備階段。從19世紀中葉起，東亞地區的「近世」，被捲入了一個以西方世界為主導的「近代」洪流之中。東亞地區的「近世」曾經與西方保持著明顯距離，各地有著各自濃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但這種狀態隨著全球化的先鋒--「近代」的到來而土崩瓦解，地域社會的形態被迫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從那時起，直到如今，西方就成了現代化及全球化的主導者、評估者和受益人。在東亞地區，對於現代化進程起著先導作用的，在東北亞有俄國的影響，在中南半島有法國的影響，但在整體上，英美兩國始終在外交、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領域產生著強大的影響。與此同時，本應是東亞歷史主角的原有的統治者和知識分子則被動地接受了這些影響。在這種形勢下，東亞的能人志士們無不埋頭努力學習西方的語言（尤其是英語），這一風潮至今方興未艾。
西周②、津田仙③是較早學習英語的日本人，他們開始學英語是很偶然的。讓他們開始認真學習英語的是一段小插曲，他們讀到「standard」（標準，在談論語言時也作「標準語」解）這個單詞時，理解上碰了壁。高梨 （1985）這樣描寫當時④的情形：
津田仙與舍友西周，一同用Picard⑤英荷詞典學習英語。一天，他們在英文文獻中看到了下面這個句子，其義不明，打坐半日，百思不得其解。
The dialect differs from the standard.（方言與標準語是不同的）
二人不理解句中出現的standard的詞義。詞典上的解釋為「フラグ」⑥，意為「旗幟」，也可譯作「司令部」，但他們沒想到這個詞還有「標準語」的意思。於是，津田進入伊東貫齋（醫生，曾經在下田師從美國領事翻譯官Heusken⑦）的私塾，真正開始學習英語。（高梨 1985：23）
由此可見，至少直至近世為止，日本社會上雖然對「方言」，即語言間的差異有了一定的認識，但對於作為語言規範、高於方言的「標準語」的概念還較為生疏。這是為甚麼呢？
2. 語音與文字（一）：語音與拉丁字母
筆者一直致力於研究歐洲、特別是歐盟周邊地區的小語言保護運動的淵源及其歷史。研究過程中時常遇到的問題就是「甚麼是規範」，即應該把哪種形式、變體（variant）作為標準。
在小語言保護運動中，同樣也會遇到這一難題。這時，往往會出現如下的結果：如果能成功獲得「規範」「標準」頭銜的分支，作為整個語言的代表就得以延續；要不就是在「標準」問題上無所定論，語言本身與保護運動一起消亡。其結局，二者必居其一。實際上，這種情況並不局限於小語言。回顧歐洲各國看似一一對應的「標準語」（=國家語言／國語）的產生和發展過程，就是一次又一次地重覆著許多小語言保護運動中「國家標準語」發展的老路。
歐洲語言中對待「標準語」的這種極為程式化、常識化的態度，與身處東亞社會的西周、津田仙先前的疑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WJ Ong在《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Ong：1982）一書中，對語言文化的兩大要素--語音與文字之間劃出了明確界線。然而，在Ong本人也置身在內的、以拉丁字母（下文簡稱「字母」）為代表的表音文字⑧文化圈的人們心中，「語音與文字的界線」並沒有他們想像中那樣分明，實際上，兩者之間有著多重的從屬關係。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表音文字、尤其是拉丁字母等把語音分解為元音和輔音來進行標記的文字，其本質就是企圖「複製語音」。
錄音技術產生於19世紀末⑨，在此之前的人類歷史中，語音只能被處於共時環境中的聽者（且有聽覺能力的人）所感知。人們無法將音色、音量等與聲音相關的信息原封不動地記錄到紙上，便嘗試著通過主觀判斷，將王公貴族、執政者等權威人群的「語音」轉換為有歷時性、規範性的載體。字母就是在這種嘗試中誕生的，換句話說，字母可謂是「侍奉權威語音的奴僕」。從公元前3世紀字母盛行於古羅馬，至1492年西方出現了拉丁語以外的、被稱為「俗語」的語言的語法書⑩，這1700多年中，字母一直都是古羅馬的語言--拉丁語的奴僕。也就是說，字母是記錄作為規範的古羅馬語音的手段，長期以「語音化身」的形式，君臨於西方的語言文化之上。
「俗語」的發展，打破這種局面。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法語、英語等同屬俗語之列，這些語言要與權威、專制的拉丁語抗衡，必須具備強大的實力和名正言順的理由。支持、維護它的，正是那些逐步確立了絕對王權的王室，以及在交易中積累了龐大財富的巨商。再加上符騰堡發明活字印刷術（15世紀中葉）及其普及，也適時地為確立standard（標準）、即「標準語」的地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當極其有限的少數「俗語」幸運地具備了上述條件，處於領軍地位之時，便紛紛開始效仿拉丁語的「成功模式」。知識和經驗告訴他們，要想成為「規範語言」凌駕於他人之上，只有像拉丁語那樣，運用字母，使語音可視化、可複制，實現「語音與文字一體化」。為了進一步為自己的俗語的權威性塗脂抹粉，還必須捏造許多口語中不用的、裝腔作勢的「虛構語音」，並將其形式化、標準化。
然而，眾多沒有獲得支持維護者的語言，其結局又如何呢？這些語言未被文字化、未轉化為字母的形式，僅僅被口頭傳承，處於毫無防衛的境地，存亡只能聽人擺佈⑪。當然，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其中少數語言得以傳承至今，則完全是因為當權者的懈怠，以致那些「幸運的俗語」沒有能廣為普及的「負面結果」而已。
3. 語音與文字（二）：語音與漢字
上面說到，字母是迎合「權威性語言」，為其代言的不完備的播放工具。那麼，「語音與漢字」的關係又如何呢？
漢字向來被稱為「表意文字」。倘若如此，「語音與漢字」應該是各自獨立的。但實際上，漢字與語音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根據許慎《說文解字》（公元100年前後）確立的漢字的基本分類（六書），在中華大地創制的漢字中，「形聲字」佔了絕大多數，這裡就出現了「聲」（語音）。「形聲」字主要來源於象形文字，由表示意義範疇的意符--偏旁（形旁，部首）和表示造字時代語音的聲旁組合而成。在漢語中，一個漢字原則上對應一個音節（最多兩個音節）⑫。因而近年來，部分學者認為漢字並非表意文字，而是「表詞文字」。
但是，「形聲」這一類別的存在，本身也證明漢語與語音並不是一體化的。此外，在中國和日本基礎教育階段中需要掌握的漢字中，象形字和會意字的比例卻反而高一些（鈴木2007：59）。可見，在漢字習得的初級階段，「漢字與語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對獨立的。這種對字與音的辨別意識，對於初學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依靠聽覺的口語和依靠視覺的書面語（即「語音與文字」），本應屬於完全不同的語言表達領域（domain）⑬。但如前所述，在以字母等表音文字為書面語的社會裡，音與字的區別很容易混淆，結果被一種虛幻的觀念「語音與文字是一體化的」所迷惑。正因如此，Ong於20世紀後期撰寫的《口語文化與書面文化：語詞的技術化》，作為「新視點」，得到了廣泛的傳播。然而，對於主要學習象形字、會意字的初學漢字者來說，他們實際體會到，「書寫」與「說話」本來就不在同一範疇。
現在，在漢語．華語地區以外，只有日本將漢字用於日常、公用的書面語言，而在日語漢字的使用、習得過程中，「語音」與「文字」的區別尤為明顯。日語漢字分為「音讀」和「訓讀」，「音讀」、「訓讀」通常又各有多種讀法。亦即一個漢字通常與多個「語音」對應。在這種環境下，要使漢字與發音一一對應，本身就是無稽之談。
4. 漢字如何能成為超越近現代的文字
與「字母」相比，「漢字」更能明確的體現出「文字」與「語音」的區別。這一特性與「通向未來」有甚麼關係呢？
隨著近代化的發展，全球化已是大勢所趨。我們正面臨這樣一個既定事實⑭，無論「標準」的功能優劣，凡事都必須有一個世界標準（global standard）來管轄。在語言方面，英語正在逐漸佔據「世界標準」的地位。
在西歐「近代化」的早期，各國還存在明確的國境意識。各國統治者為了更好的操縱民眾，在國內普及統一的國家語言，國家語言概念也隨之逐漸被民眾所接受。後來，人們跨越國境往來不再受限制，人們為了各自利益奔走各國，活動範圍從一個國家擴展到全世界，使用語言也從自己的國語改為國際通用語言，這樣，人們自然而然地開始用起英語來。然而，英語具有複雜的音節結構，有許多非英語母語者難懂的發音，還有不發音的字母和脫離常規的拼寫規則等，雖然也是使用字母，但是英語卻是以最扭曲的方式來利用的。更麻煩的是，很多以英語為母語者與非母語的英語崇拜者，將這種不完備的聲音語言和書面語言的體系看作密不可分的東西，並加以絕對化，並嚴重阻礙了英語以外的語言的傳承。不但「無文字的語言」，就連各國的國家語言、公用語言恐怕也難以維繫。英語正在將其扭曲的語音標記規則強加於全世界，彷彿是要重現拉丁語在歐洲持續了1700年的統治地位。
而漢字讓初學者切身體會到：文字所提供的視覺信息，其作用是將語音信息與意思聯繫起來；而視覺信息本身無需對語音信息和意思進行說明、操控。面對「語音必須與文字一一對應」這一蔓延全世界的虛幻觀念，漢字能否提供一個指點迷津的解釋？在人類活動的基礎--語言表達上，漢字能否改變以近代化的名義在國家內部推行「標準語」，而讓英語主宰全世界的潮流呢？
本文開頭提到的，西周等人雖然能夠理解「dialect」的概念，但對「standard」的意思卻百思不得其解。拉丁語統治歐洲1700年、俗語（石按，指各個俗拉丁語）成為國家語言已經200年，英語在20世紀席捲全球。在這長達2000年的時間裡，西方人的頭腦中已經形成了這樣的意識：語音與文字應當一體化，要鞏固這種一體化體系的權威，必須以「standard」統領語言文化。與之相對，在東亞，直至近世都認為：口語是多樣性的，鄰居說的話聽不懂也沒關係，這時只要用意義相通的書面語--漢字進行交流即可。東西方社會對於人際交流的態度，哪一種是狹隘的特殊思維？哪一種是普遍認識呢？進入21世紀，操作簡便的超小型、高性能的IC錄音筆等能夠記錄、播放對話場景的便攜式媒體層出不窮，字母這種不完備的、主觀的語音記錄、播放設備的必要性日趨減弱。從這一意義上說，字母已成為落伍於時代的記述方法。
但是，在這一背景下，仍然有人擔心漢字會因為過於複雜，而不適合國際化的需求。為了解決此問題，漢字的簡化、整理工作不可或缺。同時，我們也必須警惕，不應該根據現代發音濫造「新形聲字」。無論是中國的簡體字，還是日本的新字體，即便「部首」（形旁）的筆劃有所減少，一般也不會影響對本來字形的想像。這種變化對漢字普及具有積極影響。另一方面，聲旁的變化，則會妨礙使用者對漢字原有發音的推測，這種聲旁的變化在簡體字、新字體中均有發生。此外，在簡體字中，如「機」變為「机」、「幹」變為「干」，單純從發音的角度考慮，是用本來意思完全不同的漢字取代了原有的漢字。這種變化勢必破環中日之間漢字的通用性，減弱漢字的優勢⑮。筆者認為：在簡化部首的同時，不應根據現代發音盲目地改變聲旁；在精簡漢字筆劃時，應該確保能由此推測出舊體字（繁體字）的字形。
另一方面，在當今全球化環境下，如果僅僅把漢字普及的目標局限於傳統意義上的漢字文化圈，可能被圈外的人把漢字視為只有本區域內部的人才能理解的暗號，看作特殊性和懷舊主義⑯的代表。要考察漢字在全世界的發展、普及、評價，就必須把拘泥於傳統而致使改革趨於停滯的各國國內的漢字問題，以及東亞各國在漢字互通化問題上「總體贊成、個別反對」的毫無結果的爭論，與漢字在東亞地區以外的國際舞台使用、推廣等問題區別開來加以考慮。
在全球市場一體化的今天，諸多國家已經離不開東亞各國的產品或援助。從經濟語言學的觀點來看，這正是漢字向世界普及的大好機會。雖說從保護語言多樣性的角度來說，漢字的普及有其自身價值⑰，但漢字能否普及，最終取決於學習漢字能帶來多大的經濟、政治價值（有時表現為救濟性恩惠帶來的宗教價值），而不是漢字本身的特徵和優點。漢字的學習要花費一定時間，要激發學習漢字的慾望，必須讓學習者嚐到「甜頭」，應當從經濟語言學的角度進行分析、策劃和管理。
回顧漢字在亞洲普及的歲月，世界上屈指可數的大都市長安的光輝、儒教．佛教文化、禮法觀念等作為在亞洲各地「普及漢字的實質性載體」，曾散發無窮的魅力。與之相比，當今的東亞經濟也毫不遜色。在這樣的大好時機下，倘若將東亞的經濟．文化這些載體（軟實力）與漢字分割開來，一味的憑藉羅馬字、拼音來開展日語標準語或漢語普通話的會話教育，無非就是在重走「英語國際化」的老路。在國際化的社會裡，總是先行者掌握主動權。如果我們的所作所為是跟著先行者（英語教師）亦步亦趨的話，最終必定是徒勞無功。近現代社會的發展，是以犧牲自然環境、文化多樣性、弱者的生活為代價的、極不平衡的發展歷程。借用字母，步「英語國際化」後塵，恐怕難以改變現狀邁向未來。
近年來，中日韓的一些大企業為了順應以英語為中心的國際化趨勢，紛紛將漢字（或是假名、韓文）的商標甚至是公司名稱都改用字母了。我們應該認識到：現在正是將漢字等東亞文字作為商標在全世界普及、東亞的文字文化在全世界推廣的大好時機。東亞的文字文化在世界範圍的普及，並不像歐洲過去的語言政策那樣充斥著功利性和利己主義。防止一味地將東亞文字轉化為字母，與跟不上時代的「扭曲的不完備的語音標記」的強烈攻勢進行抗衡，有助於保護那些「沒有文字的」少數語言，維護世界各地語言的多樣性，也是利他主義的一種間接表現。
人們常說「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希望漢字文化的發展不要單純地效仿西方，願其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贏得高度評價，長期繁榮地發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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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林linlin80cn2002@yahoo.co.jp
* 本文原作者：寺尾智史先生，日本神戸大學大學院國際文化學研究科助教
本文譯者： 張林先生，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譯校者： 石汝杰先生
原作者說明：原稿〈近代を乘り越える文字としての漢字--聲と文字の相関再檢討〉發表於2010年10月在韓國忠北大學舉行的「第四屆中日韓國際學術會議．現代化社會與交流技巧--全球化與漢字文化圈的語言」【日本學術振興會（JSPS）．韓國研究財團（NRF）的【兩國研討會扶持項目】」。本文根據發言內容進行了修改。特此感謝對本文提出寶貴意見的熊本學園大學石汝杰教授，以及承擔中文翻譯工作的北京外國語大學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博士生張林同學。
① 編註：日語「近代」兼有漢語「近代、現代」的含義。
② 西周（にし あまね，1829-1897），幕末、明治時期有代表性的政治家、思想家、啟蒙運動家。創造了「科學」、「藝術」、「哲學」等大量外來語的譯詞，同時著有倡導用羅馬字書寫日語的「洋字ヲ以テ國語ヲ書スルノ論」（以洋字書寫國語論）（1874年）。
③ 津田仙（つだ せん，1837-1908），幕末、明治時期的農學家、教育學家、基督教慈善運動家。其女津田梅子是津田塾大學的創始人。
④ 19世紀50年代中後期的事情。1856年幕府開設「蕃書調所」（石按，是洋學的教育研究機構，後來又改稱「洋書調所」等。據《広辭苑》)，1860年，將正課由荷蘭語改為英語。
⑤ H. Picard（ed.），A New Pocket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and Dutch Languages（1843），在其本國（不是日本），自初版以來，僅19世紀就再版七次，足見其作為小型詞典的普及程度。也正由於是袖珍詞典的緣故，它的權威性未受到知識階層的肯定。另一方面，該詞典對於幕府末年「蘭學」向「英學」的轉換起了很大作用。洋書調所發行的日本第一部自行編纂印刷的字典《英和對譯袖珍詞典》（1862年），就是以它的第二版（1857年發行）為底本的。
⑥ vlag（荷蘭語），即英語的 flag。
⑦ Henry Conrad Joannes Heusken（1832-1861），美國人，出生於荷蘭。曾擔任美國第一代公使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任期1859-1962）的翻譯。在江戶遭薩摩藩士襲擊身亡，著有『ヒュースケン日本日記』（Heusken 日本日記）。
⑧ 以字母為代表的，一般被稱為「表音文字」的文字群，其成立的前提條件是語音的文字化。而英語中存在「無聲字母」（例如sigh (sái) 中的'gh'）這樣不發音、或者同時有幾種發音的字母，這裏稱之為「語音類」文字。
⑨ 一般認為1877年愛迪生髮明的留聲機是聲音記錄的開始。聲音記錄比影像記錄（照片於出現1825年前後）大約晚了半個世紀。
⑩ Elio Antonio de Nebrija 著《Gramática de la lengua castellana》（卡斯蒂利亞語語法） ，1492年。
⑪ 「語音」中有可能與文字結合的「權威性聲音」，是歷時性的，即因具備普遍意義而得以延續。通常被視為索緒爾所說的「語言」（langue）。另一方面，沒有權威性的語音極少被文字化，不被重視，其地位逐漸低下。這樣一來，原本應當被認定為「語言」的口傳文學，當沒有被「發現」、也得不到評價時，將淹沒在「言語」（parole） 中，失去傳承下去的機會。
⑫ 也叫做「諧聲」。但需要注意的是：這是指造字時的發音。在中國，隨著時間的推移，發音和聲調，常常出現偏離原本的「語音」的現象。反過來說，在指導現代漢語普通話發音時，無法利用漢字來說明。這也是為甚麼不能將「漢字國際化」與「普通話國際化」混同起來的原因。
⑬ 另外，從保護語言多樣性的角度來說，運用觸覺（例如廣為應用的盲文）和（相對於依賴紙張、電腦畫面等狹義視野視覺的文字語言來說的）廣義視野視覺（例如手語，手勢等）等的語言表達，應當受到關注。
⑭ de facto（standard）. 事實上的（標準）。
⑮ 漢字的存在意義在於，一個意思能與多個發音對應。而在漢字簡化過程中，為迎合現代標準音（中國的普通話，日本的標準語），將重點放在「形聲」上，漢字與字母的差異越來越小，漢字字母（拉丁化拼音）或者假名將以更快的速度來取代漢字。 Ong曾說過「如果中國的每一個人都掌握了現在在全國範圍內推廣普及的普通話（更準確的說是一種「方言」），毫無疑問，漢字將馬上就能被替換成拉丁字母。」（Ong1991：184）。能為這一議論作印證的是，中國某些廢除漢字論者也把消滅漢字、促進拉丁化的關鍵歸結於普通話的普及。
⑯ 其中最為明顯的，是近年來在日本興起的「漢字測試熱」。尤其是難度在二級以上的考試內容多偏向於現在很少使用的代用字（當て字）、難讀字、複雜漢字等的讀寫，這些近似於玄學的內容。而作為漢字使用者，卻忽略了漢字的權威性、漢字量的使用限制等必須思考的問題。其結果無非是助長了「漢字是非民主的東西」等來自日本社會語言學界的責難。
⑰【原文沒有這條注。本注是原作者特為中譯本所加的。】哲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年7月1日-1716年11 月14日）作為漢字文化圈以外的學者，率先倡導發揮漢字的特性。但是在近世（近代初期）的歐洲，由於無法掌握漢字的全貌，萊布尼茨最終放棄了將漢字作為歐洲的普遍性記述體系的想法。在當今全球化的環境下，信息不足的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歐洲一直採用統一教材的「看圖釋義教育」，引發了萊布尼茨對普遍性語言的探求，他的這種思想在柴門霍夫（Łazarz Ludwik Zamenhof，1859年12月15日-1917年4 月14日）的世界語方案中得到了繼承和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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