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南方都市報》2011年7月28日第B22版，作者：蕭自力係歷史學者，華南師範大學教授，原題：《十九路軍反蔣始末（上）》
十九路軍是民國眾多粵軍中最有名的一支，其前身是成立於1921年的粵軍第一師第四團，1930年7月正式成立十九路軍，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後名滿天下。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反蔣事變（亦稱「閩變」），旋即失敗、瓦解。
反蔣並不足奇，從1927年寧漢分裂後國民黨黨內黨外的反蔣活動就接連不斷。但十九路軍的反蔣有其特殊之處：其一，它以「毀黨滅國」的方式反蔣；其二，在1933年反蔣以前，曾長期擁蔣。從擁蔣轉到反蔣，十九路軍走過了一段較長的歷程。
「擁蔣最有力的廣東部隊」
對於十九路軍的長期擁蔣，不少時人印象深刻，丘逢甲之子丘念臺在其回憶錄《嶺海微飆》中就認為十九路軍「是擁護中央最久也最力的廣東部隊」。胡秋原在1937年5月也指出：「從東征到淞滬抗戰，十九路軍的前身部隊一直屬於蔣介石最忠實的支援者。他們數次把他從內戰的危難中拯救出來，幫助他進於現在的高位。」（HuChow-
yuan，TheNineteenthRouteArmy，Amerasia：AReviewofAmericaandtheFarEast，vol。
1，no。3，p。127-128）陳公博不僅提到了這件事，還歷數十九路軍領袖陳銘樞如何「擁蔣最力」：
他（蔣介石）趕許汝為，事前和他（陳銘樞）商量。招致唐孟瀟加入國民革命軍，派他當代表。囚胡展堂，使他安定廣東。而真如呢，的確也替蔣先生賣盡許多氣力，寧漢分裂，真如寧可放棄他的軍隊，也不贊成武漢而走南京，張桂軍圍攻廣州之役，完全靠他十九路軍，才反敗為勝。蔣先生在擴大會議之時，直是精疲力盡，也全憑十九路軍恢復濟南，才重安北方之局。（陳公博：《苦笑錄》，第196-197頁。以上「許汝為」、「唐孟瀟」、「胡展堂」、「真如」分別指許崇智、唐生智、胡漢民、陳銘樞。）
事實也的確如此。早在1925年第一次東征，蔣介石任東征軍總指揮，率黃埔軍校教導團、粵軍第一師陳銘樞旅等部出征時，身為東征總司令的許
崇智向陳銘樞和蔣介石下達攻擊同一目標的命令，反常地不指定陳要受蔣的指揮。陳銘樞以為這是許對蔣「有意見」，主動表示「當然」受蔣指揮。同年9月，蔣介石借「廖案」驅逐許崇智，又得到陳銘樞的支援，陳還奉蔣之命「護送」許崇智下船赴滬。1926年「中山艦事件」發生前後，蔣介石與第四軍軍長李濟深的「蔣李交惡」之說時有所聞，中共方面對支援李濟深抗衡蔣介石也懷有某種期許，但由於陳銘樞明顯親蔣，李濟深抗蔣之說終未成為現實。
寧漢分裂後，1927年3月，在武漢陣營身膺要職的陳銘樞從武漢出走，到南京出任蔣介石的總司令部政治訓練部副主任，並公開指責武漢「一方反共，一方又反蔣，人非狂惑，何為顛倒若此？」讚揚蔣介石為「黨之利器」，「本黨中央付以軍事全責，信任不渝」。（《申報》1927年8月8日）
1929及1931年，陳銘樞及十九路軍還有兩次重要的擁蔣行為。1929年3月蔣介石扣押廣東領導人李濟深後，作為李濟深之下第一號人物，陳銘樞不僅沒有積極設法援救李濟深，反而立即表態擁護蔣介石和南京中央。1931年4月底，因胡漢民被蔣介石軟禁，古應芬、陳濟棠等密謀反蔣。就在這時，陳銘樞突然離粵赴港並宣佈擁蔣。
蔣介石同樣視陳銘樞為忠實幹部。1927年8月蔣介石北伐受到挫敗，撤退時陳、蔣同處一節火車車廂，蔣對陳殷勤備至。次年初，當蔣介石懷疑李濟深有「異心」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正在粵東的陳銘樞部的安危，密電陳銘樞「速將所部開來長江」。（《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2），第256頁）
擁蔣的背後及最初的裂痕
然而，在陳、蔣緊密結合以及十九路軍長期堅決擁蔣的背後，還有著外人難以察覺的另一面。
研究軍閥政治的海外學者齊錫生、陳志讓都認為「個人關係」在民國的派系中普遍而重要，是結成派系的基礎。田宏懋則認為蔣介石與其追隨者主要以五種個人關係來維繫，分別是地域關係、家族紐帶、學校紐帶、結拜兄弟關係、保護-被保護人關係。而就陳、蔣關係而言，這種「個人關係」並不存在。
相反，十九路軍內部尤其是「三巨頭」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之間有著緊密的「個人關係」。十九路軍上層除戴戟（安徽人）等少數之外，絕大多數都是廣東人，而且蔡廷鍇與區壽年、沈光漢、譚啟秀等幾位師旅長還都是廣東一個縣的（羅定）。早在1907年，陳銘樞與蔣光鼐就一起考入廣東陸軍小學，為該校第二期同學。後來兩人又一起升入南京陸軍第四中學和保定軍校。長期的同學和共事，使兩人結下深厚的友誼，陳銘樞對蔣光鼐一直以兄長視之。大約在1917年，陳
銘樞、蔣光鼐、蔡廷鍇已相聚於林虎部的「肇軍遊擊第一營」。此後，作為一個軍事組織，十九路軍的前身雖然屢經改組，但軍官們始終保持緊密的個人紐帶。到
1927年寧漢分裂時，十九路軍的「團體」意識已相當強烈。
地域關係的欠缺以及陳銘樞的思想複雜也是十九路軍與蔣介石關係中的隱患。十九路軍是以廣東人為主體的軍事集團，親歷福建事變的陳祖康甚至斷言十九路軍「絕對不信任廣東以外的人」。蔣介石對陳銘樞的粵人身份也有疑慮，懷疑他已成為粵籍元老胡漢民在「軍隊之人」。與蔣光鼐、蔡廷鍇等較單純的軍人不同，陳銘樞興趣廣泛而思想複雜，這也不利於維持他與蔣介石的關係。
與其他反蔣者不同，十九路軍因長期擁蔣，其成為反蔣者的轉變過程也更長、更複雜。這一轉變主要是循陳銘樞和十九路軍兩條互相影響的線索而發展的。
1927年初，陳銘樞雖有「棄漢投寧」之舉，蔣介石對他卻已有「喜歡干預政治，卻不顧及他自己的軍事職責」的訾議。1929年3月末，陳銘樞聽說蔣介石重新起用張發奎，即致電提出反對。曾親見此電文的張發奎還記得陳銘樞在電文暗示「倘若蔣先生起用我（張發奎自稱），第十一軍將不會聽命於蔣」。蔣自信他與陳銘樞有「相處之道」，仍起用了張發奎。（《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第170-171頁）陳銘樞對此感覺失望甚至「受傷」是很自然的，這是他擁蔣態度動搖的最初心理基礎。
差不多在此同時，十九路軍也對蔣介石首次產生了明顯不滿。1930年8月，十九路軍逼近濟南，蔣介石令其原地待命，等其他中央軍到達後方準攻城。十九路軍強行攻下濟南後，蔣介石又任命韓復榘為山東省政府主席，使十九路軍佔有一塊地盤的希望破滅。丘念臺認為十九路軍對蔣介石的怨懟就是從這時開始的。此時中原大戰正酣，蔣介石還需要十九路軍為他賣命，何以他會如此不智？
一方面，蔣介石必須籠絡韓復榘。韓復榘原是馮玉祥西北軍戰將，中原大戰前夕才倒戈投蔣，他與蔣介石的關係明顯比不上蔣跟陳銘樞及十九路軍的關係。為了穩住韓復榘並顯示充分的信任，哪怕意識到十九路軍有獲得山東地盤的願望，蔣介石也要把山東地盤送給韓復榘。
另一方面，蔣介石還高估了十九路軍擁護「中央」的「政治覺悟」。十九路軍雖然打著「維護中央」和「戡亂」的名義請纓，其實是考慮陳銘樞、陳濟棠兩個軍事系統共處一省，發展空間有限。而為了部隊的生存與發展，蔣光鼐、蔡廷鍇也不能沒有地盤的想法。而對於地盤等問題的「計算」，由於個人關係的缺乏，蔣、
蔡與蔣介石之間又只能意會，無法明白表達。不過，中原大戰一結束，蔣光鼐、蔡廷鍇就向蔣介石請辭，而且一辭再辭，還是以那個時代特有的方式表達了不滿。
擁蔣態度出現波動
1931年4月底，以蔣介石軟禁胡漢民為口實，廣東陳濟棠集團公開反蔣。陳銘樞本是廣東集團的重要一員，卻在反蔣一觸即發時突然離粵，公開表示他對
廣東反蔣的不附和。後來，陳濟棠多次提到陳銘樞本是廣東反蔣密謀的參與者。如「粵變」發生兩年後，陳濟棠曾與陳銘樞討論起共同反蔣問題。會談後，陳濟棠感慨地對元老派陳融說：「我精神上對此人（指陳銘樞）究有不安之處，如前時我與渠及湘翁已經商得確確實實，而忽然逃去，此則令人莫測者也。」（《胡漢民未刊
往來函電稿》（9），第516頁）「湘翁」是對古應芬（字湘勤）的尊稱，而「商得確確實實」就是指在反蔣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不過，陳銘樞畢竟最後選擇了從廣州出走，而且就其在1931年3-6月間的一連串列為來看，他仍然是擁蔣的。3月2日，陳銘樞電請蔣介石設法阻止孫科離京。4月29日，陳銘樞又建議蔣介石將古應芬等「出京來粵之同志」電召回京，以挽危局。古、孫是此次廣東反蔣的支柱，蔣介石若能辦到，對廣東反蔣確可收釜底抽薪之效。5月1日，蔣介石以為陳濟棠沒有捲入蕭佛成等四監委的彈劾，對「粵變」不擴大還心存一線希望，陳銘樞又指明陳濟棠也已捲入。面對粵方的一
再拉攏，陳銘樞一再堅拒，其左右更聲言「陳絕不出此」。
「粵變」發生後，十九路軍的擁蔣態度也出現了波動。5月6日，在香港的陳銘樞致電蔣光鼐，提出十九路軍「非至萬不得已」，對粵「總以免決裂為上策」。提到與粵方可能「決裂」，預示著十九路軍一定擁護「中央」。但在儘量避免對粵攤牌的要求下，蔣光鼐、蔡廷鍇可能另有想法。6月3日，蔣介石認定「蔣光鼐部下有異心附逆者」。第二天，蔣介石更斷定「蔣、蔡之部隊」已「變」。（《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1），第238、239頁）此時蔡廷鍇率部突然放棄興國，向贛州開拔，似乎是「脫離中央去靠攏陳濟棠」。（丘國珍：《十九路軍興亡史》，第19頁）由於有陳銘樞盡力避免與粵決裂的指示，這些「異動」在其未攤牌前本來還可在此範圍內理解，但王大順等學者認為蔣光鼐、蔡廷鍇當時是想回廣東響應反蔣的，因陳銘樞來贛阻撓而放棄。果如此，則又表明蔣光鼐、蔡廷鍇對蔣介石已經動搖。
1931年6月5日，陳銘樞從日本回國，即被蔣介石任命為江西「剿赤」軍右翼集團軍總司令，重領十九路軍。陳銘樞承認到8月上旬自己已萌發反蔣之心。他在回憶中解釋了起意反蔣的原因：「對紅軍作戰不易；十九路軍長期轉戰，兵力漸感疲敝；東北自萬寶山案發生後，日軍蠢蠢欲動，強鄰壓境，東陲堪虞；蔣對軍事指揮，亦復低能，加以私心太重，賞罰不明。」（《陳銘樞回憶錄》，第72頁）然而他既沒有提到蔣介石執意起用張發奎等「舊怨」，也沒有提到早在數月前「粵變」時蔣光鼐、蔡廷鍇已試圖聯粵反蔣。
「九一八」事變打斷了陳銘樞的反蔣計劃，而陳、蔣間的裂痕仍在擴大。在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要先平定廣東和「共匪」，才全力抗日，陳銘樞則聲稱廣東問題「決無不可調和之理」，「共匪」也可「設法招安」，蔣介石「面現不愉之色」，「經此次會議後，蔣之於陳，隔膜轉深」。（翰青：《陳銘樞搞閩變的癥結所在》，香港《春秋雜誌》第269期〔1968年〕，第9頁）
政局的演變進一步加劇陳蔣間的不滿和不信任。陳銘樞自告奮勇赴粵議和，並造成十九路軍北調衛戍京滬及由陳銘樞出任京滬衛戍司令的結果，既突出了十九路軍對大局的重要影響，也顯示粵方對源出廣東的十九路軍的信任。1931年10月，在十九路軍移防京滬問題上，蔣介石與蔡廷鍇又發生了摩擦。當陳銘樞來電詢問時，蔣介石罕見地發泄了一通對蔡廷鍇的不滿。無論蔣介石和蔡廷鍇之間發生了甚麼，陳銘樞都很難不受影響。陳銘樞、蔡廷鍇開始為十九路軍另謀出路，向此時已成為蔣介石「死敵」的胡漢民及粵系靠攏。
1931年12月，陳銘樞附和粵方對蔣介石下野的要求，提出「似亦暫避為宜」，蔣介石感慨「真如亦受若輩之迷乎？」（《事略稿本》（12），第
455頁）在日記裏更直斥陳「惟恐余退之不速也！」（蔣介石日記，1931年12月12日）蔣介石下野後，陳銘樞先後出任代理行政院長、行政院副院長及交通部長，又以京滬衛戍司令身份掌握十九路軍，位高權重，這不能不引起蔣介石的疑忌。蔣認定｜使政治無狀至此，使官兵伙食不繼，使余愛國計劃遭此失敗」，「實陳銘樞一人有以誤之也」。（《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13），第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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