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有所謂四大不要臉,分別是:郭沬若、馮友蘭、楊榮國和周一良。都是學問大家,卻為了政治利益而背叛所學,為人不恥。這名稱不知何來,好像是另
一個不要臉的周作人給友人的信上有如此提法。他們的排名也不知孰先孰後,但無論怎麼排,郭沬若都該是四大之首,因為一直表現得最醜陋。魯迅當年曾罵他「才子加流氓」,可謂目光如炬。
不過,郭真是才子,我讀過他的《十批判書》,評論先秦諸子,本來十分枯燥的題材,卻寫得趣味盎然。《十批判書》據余英時說,是剽竊錢穆《先秦諸子繫
年》的。雖然如此,錢的那本我就讀不下去。郭寫的戲劇也好看,我有一本《沬若劇作選》,收入《屈原》、《蔡文姬》諸篇,都非常動人。《蔡文姬》更是寫於上
世紀五十年代,原是奉周恩來之命而作,為政治服務的,但他就是能夠為政治之餘,也灌入自己的情懷,使它具有文學性,不致淪為純粹政治宣傳品。他當時就宣稱
「蔡文姬就是我」,可知此劇有他的真性情在。
於大躍進時期,他響應號召,也來個創作大躍進,寫了大量的詩。他倒有自知之明,在給好友的信中,已指那些「詩」只是分行散文,「單調刻板」,「都是
應制應景之作,根本就不配稱為是甚麼『詩』」。但這樣的分行散文,也不是沒有看頭的,如:「晨來南水泉,泉水清且漣。人影在水,魚影在天。」便甚有詩意,
足見其才氣之高。
可惜他不幸生於中國,前半生戰亂,後半生又陷於種種政治運動之中,空有大才,卻不得發揮,逼著要看風駛舵,出賣良知,盡說著違心的話。即使這樣,他依然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終日戰戰兢兢。到頭來,自身是保住了,但保不了兩個愛子在文革死於非命。
年輕學者賈振勇寫了本《郭沬若的最後29年》,記述了他自四九年中共建國後的情況,為他說了不少好話,說他其實高處不勝寒,內心也是無比痛苦的。這個我倒相信,在那個人性被扭曲的時代,又有誰有好日子過?他的不要臉,未必全因軟骨頭,也是高壓政治下不得不然吧。賈振勇說,他仍不失對郭的景仰。我則覺得不必,他雖然逼不得已,但非要那樣子諂媚不可的。像梁漱溟,就仍然有其風骨。遺憾是偌大中國,也只有梁先生等三數個人敢於堅持自己的信仰,舉國人都愛惜
自己多於真理,於是被人家一再蹂躪,也就無話可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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