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日意格先生（Prosper Marie Giguel，1835-1886）不是英年早逝，那麼他的晚年一定會過得很滋潤。在中國的那些日子是這個法國人的好時光，他掙下一筆可觀的財產。但正是應驗了那句老話有命掙錢，沒命花錢，日意格在五十盛年便離開了這個世界。留給唯一幼女的，除了七位數的法郎外，還有一幅三米多高的全身油畫像，畫中的日益格身穿西式軍裝，外披一件黃馬甲。
這樣的形象，似乎有些不倫不類。但誰讓我們的主人公自己喜歡呢？要知道，日意格的這件馬甲可不是普通馬甲，它的正宗稱謂是「黃馬褂」， 為慈禧太后所賞。能在清朝獲得一件御賜的黃馬褂，那可是一種極高的政治待遇和至上榮耀。被賜穿的人，其事蹟是要被載入史冊的。多少大清臣民夢寐以求卻求之不得的黃馬褂，怎麼就賞給了一個法國人？就讓我們追尋日意格先生在中國的足跡，來尋找答案吧。
事實上，當21歲的法國海軍上尉日意格第一次踏上中國土地時，他的身份是一個侵略者。這一年，法國藉口法籍天主教神甫在廣西西林被殺，協同英國出兵，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日意格先生在這場歷時四年的戰爭中有何建樹？他日後帶回法國的私人收藏裡有沒有幾件圓明園珍寶？我們已經無從考證。根據目前所能掌握的零星史料，我們發現，日意格在「1857年參加攻占廣州，受命幫助英法聯合委員會法方委員管理廣州城事務。他在廣州學會中文，結識了赫德」。
在戰爭快要結束時，得益於戰爭果實以及「中華帝國如此遼闊和分散」，海關機構迎來了擴張的黃金期。面對新的機遇，赫德提交了辭呈，「騰出手來開始執行他作為廣州海關副稅務司的新任務」，日意格也脫下征衣，「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國海關外籍稅務司隊伍。兩年後（1861年），他被任命為寧波海關稅務司」。
寧波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後被迫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年輕的赫德曾在那裡的英國領事館做了好幾年翻譯。1861年12月，剛剛履新的日意格稅務司寶座尚未坐熱，寧波就被太平軍攻克。寧波道台張景渠攜帶了大量海關庫銀，乘一艘法國輪船逃往定海。日意格也只好關閉海關，前往上海避難。
豈料上海也不太平，忠王李秀成在二克杭州之後，兵臨城下。江海關監督吳煦趕忙糾結起一幫江浙士紳，聯絡在滬之英、法軍隊統領，成立了「中外會防公所」，日意格憑藉其翻譯人員身份，居間出謀劃策。最有名的案例，當屬不惜擲下18萬兩重金，雇了7艘英國輪船，從安慶將李鴻章的九千淮軍接來上海，中外聯手，共同對付太平軍。
李秀成知難而退後，盡快克服寧波，便成為當務之急，「太平軍據有寧波特別妨礙了幫助清朝的陰謀計劃，這種幫助清朝的陰謀計劃正是英國公使的顯著特性。太平軍已控制了浙江，一旦他們據有一個海口，顯然不但可以奪去上海海關的大部分稅收，而且還可以把這一大部分稅收轉而充實他們自己的國庫。」 不能不佩服英國下議院發行的《中國大陸貿易報》上述的精準分析，確實，「叛軍企圖在這個口岸建立一個海關，據說，這是他們所喜愛的計劃，也是組成他們攻占寧波的計劃的一部分」。
這座在寧波甬江之東設立的海關就是天寧關。「海關乃我天朝賴以取得兵將給養之最重要收益來源」，因此太平天囯立國後在其占領區遍設海關，分為中央和地方郡縣兩級。以「天」字開頭的，除設在首都天京的天海關，就是設在寧波的天寧關了。正因為它是唯一的出海口，所以才配享有「天」字號這一中央級別的海關稱號。
儘管太平軍號稱對「洋兄弟」的貿易採取保護態度，攻占寧波後宣布「三個月內不收關稅」，但如此示好也是白費心機，英、法聯軍還是與清軍沆瀣一氣，「決心不惜採取一切手段重佔該地」。1862年5月10日，「聯合艦隊向這座大城一氣不停的猛轟，歷五小時之久，炮轟之後，軍隊登城，太平軍立即全部潰散」。攻城的各色人馬中，還有一隻僅有千人卻赫赫有名的部隊，它就是由美國冒險分子華爾率領，從上海前來馳援的「常勝軍」。
已經退役三年的日意格再度披掛上陣，只不過他既未攻城，也未打援，而是「擔任一支小砲隊的指揮官，執行肅清上海周圍百里以內的計劃」。也就是在這些日子裡，日意格對華爾招募的「獨一無二的雜牌軍」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支隊伍從幾百人的「洋槍隊」起家，「依靠私人捐助和身任海關監督兼布政使的吳煦直接掌握的關稅維持」，一路坐大到幾千號，直到被「授以常勝軍這個吉祥的名稱」。
為甚麼法國不能按照華爾的模式也招募一隻軍隊呢？日意格重開寧波海關後，很顯然他的注意力已經不僅僅在海關事務了。1862年夏天，這個年僅27歲的稅務司顯示出不凡的政治眼光，他「力勸法國駐上海總領事愛棠（B.Edan）支持建立一隻中法分遣隊，作為英中常勝軍的平衡力。」
日意格這樣闡述他的主張：「我們（法國人）在中國人同叛軍作戰中給予他們巨大的幫助，這增強了我們的影響力，並且開始承擔來自北京新的義務。這些軍隊的組成使一些目前沒有職位的年輕同胞得到方便的安置。法國在派出這些經過仔細挑選的軍官時，使它自己的代理人滲透到這個國家（中國）的宮廷，這對它的（法國的）未來政治將大有益處。」
意味深長的是，日意格接著說道：「這正是英國利用像赫德這樣個人的方法。」
身為赫德海關僱員中的一人，日意格卻「在促進法國利益、反對英國中，表現最為積極」，這實在很有些諷刺意味。話又說回來，與赫德同樣歲數的日意格，又怎會甘居人下？三年前，英國駐華全權公使發出「新建立的海關機構只有錄用有品行、有能力的外國人才能生存下去」的召喚，他與赫德先後響應，義無反顧地為新型海關服務，可以說幾乎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可如今，赫德已高居署理海關總稅務司一職，很快就將攀上權力的頂峰，而自己卻還在小小的寧波海關稅務司任上不得安生。因此，別說日意格現在離心離德了，他幾年後脫離海關，甚至成為赫德的競爭對手，也不足為奇。
話說正是日意格遊說的這位愛棠，當年藉口江海關因小刀會起義無人掌管，與英國領事阿禮國、美國領事馬輝一起發表聯合通告，宣布改組海關，「代」清政府徵收關稅的。1855年小刀會失敗後，又是他出面與清政府地方官商議善後事宜，並被法國方面派為上海海關稅務司。
新老稅務司在一起，自然會有共同語言。在爭取到法國領事支持的同時，日意格也向當地官府和法國海軍艦隊司令提出同樣的建議，組織一支小規模的軍隊以清除寧波周圍的太平軍。浙江巡撫左宗棠因「兵力不敷剿敵」，與之一拍即合。10月12日，「日意格終於成功地建立一支法國人領導的中國部隊--常捷軍」。
這支部隊除少量菲律賓兵勇外，多在寧波本地招募，因頭上纏有花布，又被稱為「花頭勇」，外國人則稱他們為「法華軍」。隊伍很快就擴充到兩千人，甚至一度超過三千人，全部使用洋槍洋砲，配設法國教官。統領由法國水師副將勒伯勒東擔任，日意格自己出任幫統（副職）。如果不是受海關稅務司職務羈絆，想必這位常捷軍的發起人是不會甘當小二的。
無論從名稱、建制還是從武器配備、人員構成來看，常捷軍都是常勝軍的山寨版。甚至連「主要靠關稅維持，並得到海關人員的幫助」這點，兩支部隊都何其相似乃爾。在不務正業的稅務司日意格統率下，在「無孔不入的西洋炸炮」支援下，本身就來自浙東山寨的「花頭勇」們，不僅參加了寧波周邊地區餘姚、奉化、上虞、紹興等地的戰鬥，還跨界前往省城杭州助剿太平軍，以後又參與了攻打湖州的大會戰。「這支中外分遣隊為左宗棠在浙江所取得的成就，幾乎與常勝軍為李鴻章在江蘇所取得的成就相埒。」
那位自華爾死後繼任常勝軍統領的戈登，便是在拿下蘇州後獲賜黃馬褂的。莫非賞穿給日意格的這件黃馬褂，也是因為他在浙江戰場上所取得的一連串成就？
非也！以日意格當時的戰績，還難望戈登之項背。
那麼，我們的日意格先生後來到底為中國政府做出了甚麼樣的特殊功勳，才獲得朝廷恩賞給洋人的第二件也是最後一件黃馬褂，不讓戈登專美呢？
1864年8月28日，太平軍終於扛不住清軍的輪番攻擊，被迫棄湖州城而去。在這場天京淪陷後規模最大的戰役中，「常捷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也贏得了「非凡的聲譽」。與先後飲彈斃命的兩任統領相比，副統領日意格無疑是幸運的，至少在浙江戰場歸於沉寂時，他還毫髮無傷。而寧波道台張景渠也沒有忘記日意格，不僅誇他是「拯救寧波及其周圍地區的功臣之一」，還向朝廷大力舉薦。
據日意格先生自己記載：「上報到北京後，皇帝便獎給我二等功牌和無數的禮品」，儘管這已經是了不起的榮譽，但與那件令人艷羨的黃馬褂，還有一段很遠的距離。
伴隨著領賞好消息的，還有從杭州傳來的壞消息。借第三任法籍統領德克碑先生（Paul-Alexandre Neveue d'Aiguebelle，1831年1月7日-1875年）動身前往法國之機，中方官員將「常捷軍」削減了1000 人。「兵營中謠言四起」。直到9月9日，日意格得到更狠的消息，他將被迫回到寧波海關述職，部隊也「將於後天開往杭州，並就地予以遣散」。身為一個中國通，日意格當然明白「鳥獸盡良弓藏」的硬道理，他現在所能做的，只是「希望遣散事宜能以一種更為體面的方式，在更為優惠的條件下進行」。
因此，當這支即將作鳥獸散的部隊扛著軍旗開進杭州城時，悲愴讓他們的頭兒日意格先生成為了一個詩人，面對「滿城已被夷為平地，居民俱遭殺戮」的慘狀，他寫道：「白色的牆壁淒然朝天而立，彷彿要討回已失去的屋頂」。這樣的詩句，又何嘗不是他此刻心情的真實寫照？
實際上，日意格有所不知，上帝在關閉一扇窗的同時，往往會打開一扇門。他的這次杭州之行，正是他在中國開啟新的輝煌事業的肇始。而這一切，還要從閩浙總督左宗棠的海軍夢說起。
在與「常捷軍」的接觸中，給左宗棠留下最為深刻印象的，非輪船莫屬。如果說以前對於「泰西火輪兵船」之先進，他還是道聽途說，那麼在攻打杭州時，他對「常捷軍」的堅船利炮卻是親眼目睹。對比之下，中國武器的落後令他深受刺激，就靠這些木製帆板船，如何能防守中國綿延幾千里的海防？借助常捷軍，固然可以「貽海疆積弱之憂」，可是主弱客強，終非長久之計，只有「急謀自強」，學習洋人造船，方為上上之策啊！
這邊「常捷軍」激戰正酣，那廂左宗棠也作戰科研兩不誤，開始「覓匠仿製小輪船」。及至日意格率軍趕赴杭州時，左總督已經造出「形模粗具」的小火輪，在西湖試航了。此前，廣州也曾試圖建造「用火呼吸的怪物」，但未獲成功。因此左宗棠還是很有些成就感，以至於當日意格前來洽商遣散事宜時，不無得意地向其展示。只可惜這艘其慢無比的「輪船」並不受日意格的待見，我們不妨看看他在日記裡是如何挖苦並虛與委蛇的。
「拜訪左宗棠總督。他身穿禮服接待了我，甚至走到裡面門廳的入口處來迎接我。我們談了兩個多小時……他讓我看一隻由一個中國人自行建造的小汽船。該船的輪廓與寧波的船隻相仿，一前一後共裝載兩人。總的來講，它擁有了引擎發動機的所有細節，足以示範汽船究竟是如何運行的，但也僅此而已。前幾天，總督曾在西湖對該船進行試航。他向我展示了用作設計的兩件工具，說這是一名60歲的中國人製造的。我回答說：『棒極了，這證明中國人非常聰穎』。」
這樣的回答，再一次證明了日意格先生不愧是中國通。而他的下一句「惟輪機須從西洋購覓，乃臻捷便」的合理化建議，更是說到了左宗棠大人的心坎上。或許這兩人日後聯手，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大清的海防事業上，便是在這一天埋下了種子吧！
在接下來的日子，戎馬倥傯的左宗棠忙於鎮壓太平軍殘餘，有關造船事「未暇定議」。日意格回到寧波海關稅務司任上，依然不甘寂寞，「繼續鼓吹法國人在上海地區及其他地方的外國人訓練項目」。不管日意格先生怎麼折騰，只要他的活動「仍然是在帝國海關領導之下，赫德便能夠對他容忍」。直到一年後的某一天，「當日意格通知總稅務司，他打算離開海關去幫助左宗棠建立福州船廠時，赫德發怒了！」
原來，戰事平息後，像左宗棠這樣開明的地方官員，便有時間騰出手來認真對待國家安全問題，他在上奏朝廷的《試造輪船先陳大概情形折》中疾呼：「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輪船不可。輪船成，則漕政興，軍政舉，商民之困紓，海關之稅旺。一時之費，數世之利也。」如此，既可實現他的自強理想，又在中央政府不願意或沒有能力時，為大清國防組建現代海軍。
但是，在國內沒有工業基礎和技術人才的條件下，左宗棠只有依賴洋人的幫助，他主張給洋人以優厚的報酬，聘用他們來為中國服務，就像「常捷軍」的運作，即是成功的案例，只不過是在不同的領域罷了。對英國很反感的左宗棠，卻對法國抱有一定的幻想。在設局造船一案提上議事日程後，便將橄欖枝伸向了曾經合作愉快的日意格和德克碑。其實這二位都不懂造船，左宗棠看中他們的，除了能引進技術、人才，還有其法國官方背景。
於是，彼時已是江漢關稅務司的日意格在一切都安排妥帖後，趁赫德即將回國省親最後忙著收拾行李的當口，向他的最高首長攤牌了。
那是1865年11月13日的下午，赫德這樣記述：「日意格當時對我說，他現在必須趕快告訴我他在有空時打算談的一件事：他要知道我何時可以接受他的辭職，因為他希望同德克碑一起在左制台那裡效力，監督一所海軍學堂、船塢、鑄造廠和製造所。他給我看他們擬議的章程，說僱用的人將全部是法國人，皇帝已告訴德克碑先辦下去，保證給他支持。」這裡的皇帝指拿破崙三世，他的態度表明了法國政府支持中國辦船廠。
赫德「大吃一驚」，他沒想到日意格隱藏得如此之深，甚至連合同都簽好了！他卻被「蒙在鼓裡如此之久」。憤懣之餘，赫德告訴日意格：「他最好是以與海關相聯繫的方式，而不是以與海關相脫離的方式，去實現他的目標。」面對挽留，日意格直言他不喜歡受赫德的掣肘和束縛，「希望開創一個獨立的事業！」
話不投機，雙方達成的唯一協議是日意格在明年三月份之前，不考慮離開海關。
僅僅過了一個多月，「這位有野心的法國下屬」再次讓赫德不爽。因日意格在湖州戰役中的特殊貢獻，左宗棠為其爭取到正二品的總兵銜，而赫德才是文官三品。儘管武官官階被認為低於文官官階，但赫德還是感到情何以堪。罷了罷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隨他去吧。
在左宗棠的呼籲下，清廷很快諭示：「所需經費即著在閩海關稅內酌量提用。所陳各條，均著照議辦理。」
閩海關為僅次於江海關的富關，經費保障自然不在話下。有了人和錢，下面就是選址。左宗棠在日意格和德克碑的陪同下，親自勘察，最終選定福州下游40裡的羅星塔馬尾山下，該處閩江水深7米，實乃建設造船廠的理想地址。
1866年8月19日，由閩海關撥出40萬兩作為開辦費，中國近代第一個新式造船廠--福州船政局在馬尾成立。當年「常捷軍」的正副統領，應邀來總攬船政一切大小事務，只不過他們的先後排名調了個個兒，日意格擔任船政正監督，德克碑任副監督。
赫德猶有不甘，授意他的下屬福州稅務司美理登出面攪局。美理登遂散佈流言，指責日意格想把法國捲入到中國一個有風險的計劃中去，致使法國決策人士產生了「船廠的冒險失敗會給法國帶來麻煩」的擔憂。日意格據理力爭，通過多種渠道闡明與中國進行合作，將有助於法國的利益。最終，法國政府同意日意格以官方身份參與福建船政工作，准予派遣技術人員及出口機器設備。
就在方圓數里的馬江之濱樁聲震耳，船政基礎建設如火如荼時，左宗棠接到了轉補陝甘總督的聖諭，赴任前，他將其未竟的事業，交給了林則徐女婿，時為江西巡撫的沈葆楨。是年底，左宗棠離開榕城北上履職，日意格、德克碑也取道香港乘船前往法國，為建廠和造船採辦機器、僱用技術員工。
在總理船政大臣沈葆楨的苦心經營下，船政事業蒸蒸日上。這當然與船政正監督日意格的全力輔弼分不開。他忠實地履行職責，除了不辭勞苦地屢赴法國及東南亞各國採購機器設備和原材料，還在建廠造船事宜方面調度得法，統攬了頭緒萬端的大小事務。沈葆楨稱讚他「常任工所，每日巳、午、未三刻輒到局中與員紳會商，其勤懇已可概見」。
眼見日意格的船政事業風生水起，赫德的態度也起了微妙的變化。他綜合「考慮了所有的情況，希望這個計劃能順利進行」。1867年6月27日，他在給福勃士的信中，這樣寫道：「日意格聰明能幹，中文講得好。他是法國人，好勝心強，又不看重金錢。德克碑雖不是顯貴，卻是出生於一個好的法國家庭。他可以為日意格爭取到他本人得不到的支持，但從個人上說，他並沒有特殊能力。現在中國就要把舢板船改為輪船，他們必須學習造船和航海技術。而且起步越快越好。日意格的計劃很及時，儘管費用很高，但我希望計劃成功！ 」
看來赫德並不是言不由衷，他在信的結尾，熱情洋溢地鼓吹造船的種種好處：「隨著造船業的發展，也就需要鐵和煤，也就需要開採礦產，也就需要鐵路、電報、造幣，最後中國就需要對一切進行改革。這樣，日意格的計劃就是個萌芽，會發芽，結花蕾……」
經過三年的努力，這座遠東首屈一指的船廠結出了第一顆果實。1869年7月，排水量達1370噸的第一號輪船下水。船政大臣沈葆楨親自命名為「萬年清」號（英文譯名Wan Nien Ch'ing），寓意大清江山萬年長青。「沈又親自率廠正監日意格出海試航成功。10月該輪逕駛天津。清廷總理衙門派三口（津、寧、滬）大臣會同驗收」。
大清國產第一艦「萬年清」標誌著中國製造蒸汽輪船的真正開始，意味著與世界先進造船國家的差距大大拉近。朝廷也沒有虧待日意格，他的月薪高達1000兩白銀，比沈葆楨還多400兩！ 5年合同完成後，日意格更是獲得20萬法郎的獎金，這在當時可是一筆巨款。正如他給一位朋友信中所說：「我帶了一大筆錢回法國。」除了物質獎勵外，日意格先生還因功勳卓著，先後被授提督，賞加一品銜，一等男爵，一等寶星（嵌有寶石金質獎章），當然，還有一件他愛不釋身的黃馬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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