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戰戰史人物：「最後武士」-小野田寬郎（おのだ ひろお）

小野田寬郎，1922年3月19日生於日本和歌山縣海南市，是前日本帝國陸軍軍人。階級是陸軍少尉的情報官員，在1974年3月10日才向菲律賓警方投降，成為自二戰爆發以來，最後一位投降的大日本帝國陸軍軍人。

1939年3月，小野田寬郎已經在「田島洋行」的武漢分店開始工作，到了1942年12月被征召入和歌山第61聯隊，後再分配到島步兵第218聯隊。1944年1月進入久留米第一種陸軍預備士官學校。 8月畢業後成為士官勤務見習士官。 9月進入陸軍中野學校二俁分校，接受游擊戰訓練。11月畢業後被派往菲律賓。小野田被派到一個菲律賓的一個叫盧邦島（ルバング島Lubang）的小島，準備在美軍登陸後開展游擊戰。

1944年12月17日，上司谷田命令23歲的小野田在盧邦島開展一場針對美國人的游擊戰。他對小野田說：「我們現在暫時撤退，你們到山林裡進行游擊戰，我不准你自殺或者投降，三年、四年或者五年之後，我們將會回來，你一定要堅持到我們回來。以上命令除了我，誰都不能取消。」（横山静雄陸軍中将から「玉砕は一切まかりならぬ。3年でも、5年でも頑張れ。必ず迎えに行く。それまで兵隊が1人でも残っている間は、ヤシの実を齧ってでもその兵隊を使って頑張ってくれ。いいか、重ねて言うが、玉砕は絶対に許さん。わかったな」）

1945年2月28日，美軍在盧邦島登陸，大部分的日本士兵不是投降就是戰死。小野田把剩下的人分成小組，與伍長島田庄一（しまだ しょういち 1913年 - 1954年5月7日）、上等兵小塚金七（こづか きんしち　1921年 - 1972年10月19日）、一等兵赤津勇一（あかつ ゆういち 生没年不詳）三人一起隱人叢林，繼續頑抗。

到了8月15日，在盟軍的聯合打擊下，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美軍派遣日本降軍赴太平洋各島勸降，並空投大量投降的傳單。1945年10月，小野田看到了美國人發的傳單，上面寫道：「8月14日日本已經投降。趕快下山投降！」小野田當時將信將疑。而且聽到不遠處有槍聲，於是認定戰爭沒有結束，傳單是美軍的計謀，他們又藏進了叢林深處。

小野田都在每天清晨，帶著三名士兵爬上山峰，對著旭日敬禮，並繼續著他的戰鬥。他們不斷地移動自己的位置，他的策略非常清楚：他無法佔領整個島嶼，但是可以讓島上的菲律賓人知道他們的存在，因而產生一種無所不在的恐懼，在這個意義上，他就成了整個島嶼的統治者：這正是游擊戰的最高目標。因而他會突然的出現在村落，另外他們會偷竊當地居民的菜果、獵捕居民的家禽來充飢，喝河水、雨水解渴，更射殺當地農民，然後躲入山林。有好幾十個農民在收成香蕉時，無端的被他們殘酷的槍殺。

小野田等人保持著不斷移動的戰略，甚至連當地人都無法將他們捕獲。停留在同一個地點幾天之後，他們就會移動。在漫長的雨季，他們就紮營，因為沒有人會在雨季上山。他們就會繼續偷竊當地居民的食物、偷雞、殺水牛、捉野兔和吃蜥蜴，他們甚至將保存曬乾的香蕉充當乾糧，以便維持一定的熱量。但是他們無法獵取太多的食物，因為槍聲會暴露他的戰鬥位置。當雨季來臨，他們得彼此警惕，盡量保持清醒，以免在睡覺時因體溫過低而死亡。

大雨傾盆之時，他們用自己的身體護住步槍、地雷及炸藥。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之下，小野田依然沒有忘記長官交付他的任務--「游擊戰」，每個月他們都會襲擊軍車，槍殺司機和奪取物資。

1949年的一天，赤津勇一一等兵受不了絕望環境的煎熬，高舉雙手，向當地警察投降。剩下的三人彼此激勵，要不斷的戰鬥下去。隔年，他們發現赤津勇一在山里留下許多傳單，告訴他們戰爭已經結束許久，日本已經投降多年。他們還發覺赤津勇一加入了當地的搜索隊，在全島山區展開勸降。小野田判斷，這是敵軍的策略，對於赤津勇一的背叛無法認同。他下令全體退到更深的山區，以避開敵軍的誘捕。

1952年，他們親人的家書與日本當時的報紙，不斷的在深林裡出現，希望他們三人念及家人，或許會軟化態度出來投降。然而，小野田仍然認為這是瓦解他們意志的策略，固執的他做出結論：「繼續作戰，永不投降。」

1953年6月，島田庄一伍長在一次行動中被當地漁民射傷大腿。雖然後來復原，但在隔年五月，島田庄一又在一次衝突中當場戰死（被打死）。十天之後，新的傳單出現。搜索隊拿著麥克風在山里到處大聲的叫嚷說：「小野田、小塚，戰爭已經結束了。」但是他們始終不為所動。他們感覺到，戰爭還在進行，日本還在奮戰，投降是莫大的恥辱，他們堅信總有一天日本的後援部隊將會攻佔整個島嶼，太陽旗將會隨風飄揚。甚至當小野田的親兄弟來到這個島嶼，拿著麥克風對他喊話時，他依然認為，這不過是美軍宣傳人員以像他兄弟的聲音來誘捕他的。游擊戰讓他養成一種事事懷疑的態度，更重要的是，他深信日本人是一個寧死不屈的民族，他不能讓尚在作戰的日本皇軍與國民失望。小野田同剩下的另一名列兵小塚金七又在叢林中挖了一個從空中無法發現的地下掩體並搬了進去。

每天旭日在東昇起時，小野田與小塚依然挺立，向太陽致敬。 1965年，他們偷到一台收音機，聽到了新聞裏關於國際關係的報導，中國與日本已經不是敵對的國家。然而，他們始終不肯承認世界的改變。他們依然故我，槍殺農民和燒毀稻穀。

1972年10月小野田在附近的村莊埋設了剩下的最後一枚地雷，因為生鏽的關係，地雷沒有爆炸。1972年10月9日，菲律賓警察部隊得到當地農民的報告，在盧邦島發現了兩個舊日本軍人在山崗上燒稻草。菲律賓警察部隊索特上士等三人連忙趕到現場，山崗上的兩個日本軍人立即舉槍射擊。在槍戰中，一名日本軍人被擊斃，另一名逃入密林中。後經查明，被警察擊斃的是一等兵小塚金七，身邊扔著保養良好的38式步槍，而跑掉的正是小野田寬郎。小塚身中兩槍，其中一槍穿越心臟導致其當場斃命。日本投降27年後，日本士兵的死亡引起了東京的重視。日本馬上派人到緬甸、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尋找藏在森林中的日軍士兵。山裏的傳單更多了，除了報紙、雜誌，還有小塚在日本的喪禮的消息。

1974年2月20日，小野田在山裏偶然遇到日本探險家鈴木紀夫的帳篷（他探險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找到小野田）。小野田緩慢的從背後接近鈴木，發現鈴木是一位日本人。於是，他們展開了對話。鈴木告訴小野田，日本真的投降了，戰爭早已結束。小野田則堅持必須有指揮官的命令才會投降，並要將保存良好的軍刀親自交給天皇。鈴木承諾會帶著他的隊長的命令歸來。

鈴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了小野田的老上司谷口義美。原來谷口已經改名並成了書商。 1974年3月9日，小野田發現一張鈴木留下的字條，說他當年的指揮官，谷口義美少佐已經來到當地，並且附上一份完整撤退命令的影印本。

一　大命ニ依リ尚武集団ハスヘテノ作戦行動ヲ解除サル。

二　参謀部別班ハ尚武作命甲第2003号ニ依リ全任ヲ解除サル。

三　参謀部別班所属ノ各部隊及ヒ関係者ハ直ニ戦闘及ヒ工作ヲ停止シ夫々最寄ノ上級指揮官ノ指揮下ニ入ルヘシ。已ムヲ得サル場合ハ直接米軍又ハ比軍ト連絡ヲトリ其指示ニ従フヘシ。

第十四方面軍参謀部別班班長　谷口義美

兩天之後，小野田越過整個山頭，來到約定地點。乾瘦的老年少尉小野田寬郎面對長官以最標準的敬禮動作，接受谷口義美少佐的指揮。而同樣身穿軍服的谷口對站得筆直的小野田念了投降的命令。從肩上拿下步槍，搖搖晃晃地向警察局走去。 1974年3月10日清晨，身穿半舊日本軍服的小野田到達盧邦島警察局，他向人們深深地鞠了一躬後，鄭重地把步槍放到地上，說：「我是少尉小野田。我奉上級的命令向你們投降。」

小野田在30年的戰鬥中共打死和打傷了130名菲律賓人，包括士兵、警察和平民。許多菲律賓人主張把小野田關進監獄，並繩之以法。但是，由於日本政府的斡旋，當時的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赦免了他，並允許已經52歲的小野田返回日本。 1974年3月12日，他與鈴木紀夫和谷口義美一起回到日本。

三十年之後，小野田終於回到了日本，所到之處，受到全國英雄般的熱烈歡迎，成了所謂日本「英雄」精神的象徵。他參加許多活動，特別是日本右翼退伍軍人的活動。每當典禮開始，舊軍歌被唱起時，小野會激動到流淚。他接受過無數次媒體訪問，當被問到如何看待上百個受傷與至少三十個無辜死亡的農民與破碎的家庭時，他堅決認為他沒有錯，他身處於作戰之中，不必為這些人的死亡負責。他堅稱自己是一位游擊隊長，不受任何一般戰鬬狀況的約束，他必須為自己尋找活路。他臉無愧色，他意氣始終高昂，他不覺得必須負擔任何道德的譴責，他愛國，他是一位高傲的日本軍人。他的自傳成了暢銷書，書名是：《絕不投降，我的三十年戰爭》『わがルバン島の30年戦争』。

歸國後日本政府本來打算給小野100萬日元的慰勞金，被小野拒絕。後來他就把這筆錢捐給靖國神社。他也拒絕了與首相和天皇的會見，首先去拜祭了島上一起戰鬥過的島田和小塚墓。

回到日本的小野田夜不能眠。洗衣機等家用電器令他害怕，而噴氣式飛機和電視則把他嚇得心驚肉跳。 1975年4月，小野田在巴西的森林中買了一個大牧場並在那裡定居。

1996年5月，他又回到了盧邦島，一位當初被他所射傷的農民，81歲的Tria，接受了74歲的小野田的擁抱。 Tria說：「我已經沒有了怨恨，那是許久之前發生的事了，現在提它幹嘛！」但是，其它的當地人並不肯原諒這個他們口中的「罪犯般的刺客」。小野田仍以一慣的口吻說:「軍人就是服從命令，在不違反國際法律的狀況下，我沒有責任」。但是他卻捐出了一萬美金給當地的學校當獎學金。

幾十年來，日本少尉小野田就一直活在1944年。縱使世界已經不斷的改變，他始終活在二次大戰的糾纏裡。當他終於回到了現代世界，面對社會的變遷時，他完全無法理解，特別無法理解日本憲法對於各類軍事行動的限制。年邁的他參與各種「愛國」的活動，當舊日悠揚的日本軍歌響起時，他會流下眼淚。他企圖喚起日本人對於國家的忠愛。他是一位日本軍國主義的英雄。

在巴西的事業成功後，便以「為了祖國而希望培養出健全的日本國民」為號召，創立了「小野田自然塾」，於假期指導青少年野外求生技巧，而且小野田在日本的拓殖大學擔任講師。

 2014年1月16日，小野田寬郎因為器官衰竭，在東京去世，享年九十一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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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日本的新聞再興

朋友知我是《朝日新聞》讀者，遊日歸來總會在成田機場買一份當天的《朝日新聞》作手信。熟悉的版面至今未變﹕第一版是綜合要聞，底版是一整頁電視電台節 目表；黑白單色廣告只在下半版，頂多一半大小，更多的是五分一版見方。一疊紙二十幾版，約莫等於香港報紙的A疊，就這麼多。

日本紙媒這幾年經營環境平平，經濟泡沫爆破至今二十四年，苦日子不易過，猶幸紙媒大多是訂閱，銷路有保障，不必為廣告不足叫苦連天。既然不愁收入，精神 集中在新聞和評論。日本紙媒尤其是三大報，即日銷逾八百萬的《朝日新聞》以外，還有超過一千萬銷量的《讀賣新聞》和排第三的《每日新聞》都有看頭，尤其是 國際新聞，絕大多數是特派員現場報道，中東美洲歐洲非洲都有記者。報社立場清晰，信者則來，《朝日新聞》是知識分子報章，重視和平憲法高於一切，自由派大 報不是浪得虛名；《讀賣新聞》夠大眾化，立場傾向自民黨；《每日新聞》則在小商戶之間有大量讀者群。

說這些，是因為周五晚上看到小野田寬郎去世的消息而想起。小野田二戰期間是駐菲律賓日軍，戰爭結束後拒絕投降，在山林野嶺過了二十九年才出來，一九七四年回到日本成為大事。我知道小野田這事已是八十年代，老師講到當時日本報紙如何報道，令人訝然的是，當一個仍然穿著軍裝的日本兵從叢林走出來的時候，當社會冒起熱捧「武士道精神」的時候，傳媒的批判是如此的激烈。

那是《每日新聞》一篇文章。小野田寬郎初進菲律賓山林時，至少有三個兵跟他，一個叫小塚，一個叫島田，另一叫赤津。匿藏期間，小塚和島田先後在與菲律賓軍方交火時被打死，赤津則在初期就逃出森林投降。文章質疑，若不是小野田堅持要聽到戰區指揮官山下奉文的投降公告始願出來，小塚和島田就不必枉死。文章質疑，日本社會為了這個「不屈不撓」的軍人而大肆渲染到底是意欲何為。文章提出另一觀點：戰時日本從中國及朝鮮擄來大批平民到日本當苦工，其中，山東農民劉連仁逃出煤礦躲在北海道雪林，戰後十三年才被發現送回中國，詰問為甚麼日本社會當年冷待劉連仁事件，卻對小野田投以不能令人理解的注目。文章的題目一如其文，〈小野田是英雄嗎？〉

　
質問「小野田是英雄嗎？」

小野田寬郎是和歌山人，入伍之後以少尉情報官身分派駐菲律賓，他與另一名匿在關島二十七年、拒絕投降的日本兵橫井庄一（よこいしょういち、1915年3月31日-1997年9月22日）不同，橫井是不知道日本已降，躲在深山不出來，以為戰爭從未結束，小野田有說手上有收音機，兩者之間根本不能相比。後來的說法又變了，說小野田聽不懂美軍的招降日語，所以不出來云云。小野田之後一度移居巴西，再後回到日本，上周四去世。自民黨政府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說小野田是「堅韌意志」，右翼的《產經新聞》則是連篇累牘，與只有一條簡單 消息的《朝日新聞》有從態度到內容的明顯差別。

九十年代，日本總保守主義抬頭，右風猖獗，有良心的傳媒卻沒有從底線後退一步。其實，這條底線非始於九十年代，而是從戰後重建日本的那天開始。川本三郎的自傳體裁小說《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中的主人翁，六十年代在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一心要到《朝日新聞》當記者，第一年考不上，第二年終於給考上。《朝日新聞》在日本社會是颯颯強風下的一面自由派大旗，常在混沌時局起振聾發瞶作用。二○○七年，《朝日新聞》發表評論員船橋洋一文章〈新聞的再興〉，除了在新聞報道精準上公開自我期許，更令人注目的是為二次大戰期間該報沒有做好監察政府的工作自省。二○○七年是日本戰敗六十二年，船橋洋一對大半個世紀前報社的失腳耿耿於懷，日本傳媒幸仍存在有心的一群。

這條路不好走亦頗漫長，這是幾經掙扎反省和提升之後的得，也就更彌足珍貴了。日本戰後有所謂「政府四大醜聞」，即一九四八年的昭和電工及一九五四年的造船醜聞，都難與七十年代首相田中角榮被揭發收受美國洛歇飛機公司賄賂，以及八十年代利庫路特股票案相比。兩宗案都和權傾至今的自民黨有關，受賄的政界高層名單，可說幾乎就是自民黨首腦名册，人人有份。兩宗案子的差別在於把消息捅出的記者，田中案是自由記者立花隆，刊物是月刊《文藝春秋》；利庫路特則是《朝日新聞》地方分社的年輕記者。


走出樊籠的新聞記者

這一差別極為明顯，客觀說明兩個世代之間日本傳媒精神面貌的變化。日本社會講究集體意識，任何乖離「集體」的「個人」，俱難以逃離世俗責難。這種社會規範在新聞界曾經極其顯揚，日本新聞線索很多來自政府，不論中央政府及地方部門都是，以中央政府為例，每個部門都有傳媒專任記者長駐，這就出現了一種我們可視之為「怪物」的記者俱樂部。所謂俱樂部，不是指吃喝玩樂的club，而是同行之間的聯誼組織。當年的操作模式是俱樂部控制了新聞的發放，比如說，今天寫某大臣的活動，明天寫部門公務計劃，統一行動，一同下筆。

可以想像，在一個高度集體化的社會，類似的記者聯誼組織對民眾的知情權是如何的戕害。以今天的香港傳媒術語而言，這些都是「大圍」新聞材料，也就是說， 當年日本甲乙丙丁傳媒是在同一天寫同一內容的同一條新聞。尤有甚者，倘若俱樂部成員提前報道未及安排的消息，後果是被同行排擠。因此，記者俱樂部的形態客觀上就是新聞壟斷，傳媒一時間沒法推倒這堵高牆，局面是曠日持久的納悶。應對之道是加強評論，七八十年代日本報章最常見做法，是三數編採人員對談，全文刊登以助讀者了解事，但依然缺乏從量到質的消息。這在另一個側面說明，日本戰後為數不少的調查報道揭破醜聞的背景﹕他們並非傳統媒體記者而是作家，最負盛名當是揭露侵華日軍製造化學武器的《惡魔的飽食》作者森村誠一。

立花隆以個人之力擊潰當年日本最大政治勢力田中角榮統治集團，另一作用是踏出摧記者俱樂部的第一步。至於在具體操作上，推翻俱樂部制度的則是利庫路特事件，這家上巿公司向自民黨高層大量送贈股票，其時自民黨內五派，除了河本派沒有受賄，其餘四派竹下派、中曾根派、安倍派、宮澤派，自會長以下所有高層都沾腥。自民黨八十年代五大巨頭及其後援者構建牢不可破的「三角大福中」體制（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一夕之間隆然倒下。必須 一提，前述的安倍派是指時任自民黨幹事長安倍晉太郎，是安倍晉三之父，利庫路特事件令安倍晉太郎拜相之路幻滅。

捅出這條令自民黨癱瘓消息的不是東京的記者俱樂部，而是《朝日新聞》橫濱支局駐神奈川縣地方分社記者，他們非俱樂部成員，不受羈束，大新聞是根據縣警吐露的一句話進而查出：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朝日新聞》頭條報道醜聞，再在七月六日起五天大篇幅刊登；十月，警視廳介入調查。日本社會形容，《朝日新聞》的手法是「擠牙膏及鑽牛角尖」並用，從下而上，敲山震虎，足以媲美七十年代的美國水門案。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新晉記者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令遠方讀者慨然的不是書中提到的個人印記，儘管書內尾崎紀世彥《直至重逢之日》的意在曲外昭然若揭，可是我仍然倘佯於川本三郎投考 《朝日新聞》的一節：第一年失敗落第，他留在東京打散工；第二年重考，考官看了他的履歷說了一句，「去年不是來過嗎？」川本說「是」，「好吧，一起來幹吧」。在安倍晉三治下民族主義盛行的今天，《朝日新聞》不是識時務的俊傑，至今仍視和平憲法然不可侵犯，也許是不夠煽情動感。然而，當村上春樹要就釣魚台表述他的看法，「我們應當小心舞劣酒暢飲煽動的這類政客名嘴」，他選擇在《朝日新聞》一字不易刊登出來。從理性層次而言，這毋庸置疑清楚折射出船橋洋一的 「新聞的再興」的實質意涵；從稍微一點的浪漫氛圍當中，我則想起在燠熱的六十年代夏天，川本三郎「一起來幹吧」的熱誠--不單是兄弟同心其利斷金，更是無畏無懼的給社會一個重生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