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善：略談日記和日記研究

先來做回文抄公。 1925年3月，周作人寫了一篇《日記與尺牘》，開宗明義：

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為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都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煉，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札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真實更天然的了。

一年四個月以後，魯迅也寫了一篇《馬上日記》，公開聲明：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著這樣的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為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真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周氏兄弟不約而同對日記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儘管表述各不相同，但觀點還是較為一致的，即日記與其它文學樣式相比，「更真實更天然」，更可以看出作者「真的面目」來。相隔八十五六年後重讀這兩段話，我仍深以為然。

在我看來，日記之所以是一種特殊的文字體裁，在於它原本是完全私密的，不加掩飾的，也不打算公開的，因而有可能更為具體地記錄當時的歷史語境和文化氛圍，更為真實地袒露個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揭示兩者之間複雜的互動，許許多多不為後人所知的作者的交遊、活動、觀點和著述，大大小小鮮活生動的歷史細節和世事線索，通過日記才有可能得以一一呈現。日記是時代風雲和人情冷暖的投影之所在，能夠承載這種投影的文類並不多，日記恰恰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種。

但是，正是由於日記具有相當的私密性和敏感性，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名人時賢的日記很少公開，很少引起關注。就中國現代文學史領域而言，1927年9月郁達夫《日記九種》的出版，曾轟動一時；

1937年6月，上海《青年界》月刊又出版了「日記特輯」；但去世作家的較為完整的日記面世，則自魯迅始。1951年3月上海出版公司據手稿影印了《魯迅日記》。馮雪峰在《〈魯迅日記〉影印出版說明》中強調這部日記是「研究魯迅的最寶貴和最真實的史料之一」，將其影印出版「完全為的保存文獻和供研究上的需要」。1963年11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三輯又發表了《〈朱自清日記〉選錄》，王瑤在《題記》中也強調這些日記「關於他（指朱自清--筆者註）全生命活動中最豐富的三分之一多的真實記錄，如果都印出來，是非常可寶貴的」，可「作為了解和研究他平生治學為人的參考」。由此可見，學界對作家學者的日記一直十分重視，一直肯定它們的研究價值。

我所見第一部系統研究作家日記的專著是包子衍的《〈魯迅日記〉札記》（1980年5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初版），作者以幾乎大半生的精力研究《魯迅日記》，厚積薄發，出版了這部雖僅15萬字卻有分量的《魯迅日記》研究成果，書中把魯迅的新文學創作與日記記載互證的研究路徑，尤具啟發。作者在此書《後記》中特地引用了馮雪峰的話，馮雪峰主張研究魯迅日記「重點是在『考』與『注』」，頗有見地。其實，不但魯迅日記，解讀所有作家和學者的日記，考證註釋工作都是至關重要，必不可少的。

1980年代以降，隨著黃侃、胡適、周作人、郁達夫、徐志摩、朱自清、顧頡剛、吳宓、蘇雪林、楊樹達、宋雲彬、蕭軍、夏承燾、夏濟安、郭小川、顧準、王元化等近現代作家和學者的未刊日記在海峽兩岸陸續披露，儘管日記長短不一，又涉及不同的歷史時期，內容或也有所删節（公開出版的日記有無必要删節，一直存在爭議，贊成删節者以涉及隱私不宜公開為由，我則主張不作任何删節以存歷史原貌），都無不引起海內外學界的極大興趣，相關的研究成果接連不斷。余英時著《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2007年3月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初版）對顧頡剛日記的精彩解讀，江勇振著《捨我其誰：胡適》第一部（2011年4月新星出版社初版）對胡適早期日記的獨到分析，都在「考」和「注」上下足功夫，令人耳目一新。在這樣的文學和學術背景下，古農君與自牧君等合作，於十年前創辦了《日記報》（後改名《日記雜誌》），倡導民間的日記寫作和日記研究，推動民間與學界日記研究者的交流，別具一格，堅持出版，意義非同一般。現在古農君又精心編選了「書脈日記文叢」四種，收錄海內各家圍繞日記和日記文學的各種著述，有評論，有漫談，有自敘，還有序跋，妙論迭出，足資啟迪。這不僅是對《日記報》創刊十週年的一個總結性的紀念，也為建構當代中國的「日記學」作出了新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