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國近代史上，鴉片是伴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而進入中國的，它的傳入不僅導致中國發生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的不正常金融狀況，也直接摧殘著社會各階層的身體和精神面貌，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屈辱的一筆。隨著鴉片戰爭的擴大，地處內地的山西也不能倖免於難，從私販到零星種植，再到大規模的種植，甚至發展到在經濟中佔有重要地位。
嘉慶末年，滇西發現罌粟偷種現象，其後影響逐步擴大。隨著國內貿易發展和民間正常交往的擴大，鴉片被引入山西，以至於晉民「日久沾染，頗有吸食之人」。不過一直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發生之前，山西尚無發現有種植罌粟現象的發生，而僅僅是「山陝等處商賈便在來津銷貨時轉販煙土回籍。」這種情況也可通過道光十一年（1831年）山西巡撫阿勒清阿查禁鴉片的奏摺中得到證實：「嗣據各道府州縣，出據署內並無服食鴉片煙之人印結禀送，並據禀稱，該地方均無栽種罌粟花，亦無成段布種葵花取漿造作鴉片煙之事。」在查處汾陽縣民人司爛然販賣鴉片煙具和太谷縣熬賣鴉片煙人犯李三案中，阿勒清阿稱：「此煙並非晉省所產，則係來自遠方」。
一、清末罌粟在山西的種植
清政府對鴉片種植的態度。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被迫簽個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其中《通商章程善後條約》第五款規定鴉片作為洋藥「每百斤納稅三十兩」，即可公開進口，標誌著鴉片貿易的合法化。鴉片馳禁後，一直在國際貿易中處於入超地位的清政府，在短短幾年內出現了出超的情況。白銀外流、銀貴錢賤的金融危機幾乎波及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嚴重動搖了清政府統治的根基，而此時清廷又無法改變西方列強強佔中國通商口岸、內地商埠、河流的通行權，以及強制推行鴉片貿易的局面，又加之在高層統治集團內部對鴉片煙的危害認識不夠，從而出現了「以土抵洋」的想法。一些統治階級人物鼓吹這種理論，有說「內地之種日多，夷人之利日減，迨至無利可牟，外洋之來者自不禁而絕」。又有說：「鴉片之利數倍於麥，其益於農者大矣」。道光十四年（1834年）十月兩廣總督盧坤在其複奉中聲稱：「有謂應馳內地栽種罌粟之禁，使吸煙者買食土膏，夷人不能專利，紋銀仍在內地轉運不致出洋者」。在西方帝國主義列強鴉片侵入與腐朽清政府放縱政策的宏觀大背景下，又加之鴉片具有豐厚的利潤，山西省鴉片種植之風迅速蔓延。
清末山西鴉片種植對經濟的影響。據當時有人估計「自罌粟盛行，每縣之田種罌粟者不下十之三四，合全省土田計之，應佔十五萬頃。」鴉片的廣泛種植引發了農業生產力下降，國民身體素質降低，社會風氣惡化的後果，發展到後期，甚至清政府內部一些官僚也不得不承認鴉片帶來的惡劣後果，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禁煙。甲午戰爭後，民族危機空前高漲，清政府也更認清了鴉片的危害，在社會各方面的呼籲下，全國各地成立了禁煙會，山西省經過幾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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