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在風雨飄搖中死去。這時的美國，在經歷了南北戰爭之後，資本主義經濟急劇膨脹，已成為世界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而茁壯成長的工人運動，也在醞釀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罷工。
然而，中國的情勢並不相同。胡雪巖並不是死於一場讓資本家聞風喪膽的激烈的勞資鬥爭。按照弗朗西斯．福山的理論，傳統中國在社會形態上更加近似於「馬鞍型」，一邊是強大的政府組織，另一邊是原子化的個人和家庭，獨缺中間組織。事實上，在近代的中國，獨立商人作為一個階層，是普遍缺失的。
作為晚清最顯赫的大商人之一，胡雪巖的生平，知者甚眾，其人安徽績溪人，名光墉，字雪巖。生於1823年，因依靠左宗棠，力助其西征及開辦洋務，其所辦的阜康銀行由此左右逢源，一時威風無二。後由左宗棠出奏保薦，受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賜紫禁城騎馬之殊榮，成為名噪一時的紅頂商人。
如此顯赫背景，又有誰能與之爭鋒，竟讓其折羽？從表面的因果來看，其人叫盛宣懷。
盛宣懷，字杏蓀、幼勗、杏生等，江蘇武進人，1844年生人。在中國近代工商業發展史上，盛宣懷佔有極其重要的位置。中國近代的輪船、礦山、電報、鐵路、紡織等產業的建立和發展，無一不是在他的直接控製或參與下完成的，此外，他還是上海交通大學、天津大學以及張裕葡萄酒公司的創辦者。
盛宣懷與胡雪巖的生死之爭，早在19世紀70年代架設電報線之爭就已開始，然而，真正的決鬥卻是在1883年到來。這一年，法軍進攻駐越南的清軍，中法戰爭無可避免。胡雪巖的政治靠山左宗棠再次被招入軍機，趕赴京城，而胡雪巖則為左宗棠籌備銀兩忙得不亦樂乎，此時，盛宣懷趁左宗棠不在兩江，準備向胡雪巖下手。
他先是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讓其暫緩20天發給胡雪巖協餉，這筆錢是用來給胡雪巖償還其經手代清廷向外國銀行所借之錢款。在這20天時間中，盛宣懷串通好外國銀行，向胡雪巖催款，胡雪巖只好將其阜康銀行各地錢莊的錢調來八十萬兩銀子，先補上這個窟窿。然而盛宣懷卻給了胡雪巖致命一擊。他趁阜康銀行空虛之際，託人到銀行提款擠兌，與此同時，盛宣懷讓人四處放風，說胡雪巖積囤生絲大賠血本，挪用阜康銀行存款，欠外國銀行貸款八十萬，阜康銀行倒閉在即。引起愈演愈烈的擠兌風潮。胡雪巖除了將他的地契和房產押了出去，同時廉價賣掉積存的蠶絲，卻依然無力回天，胡雪巖不久即在憂憤中死去。
商場如戰場，其險惡自不待言。然而，真正決定胡雪巖成敗的，卻決不單單是他和盛宣懷的財技較量，而是幕後人物。真正想搞垮胡雪巖的，乃是盛宣懷的靠山--清朝重臣李鴻章。
與錢莊學徒出身的胡雪巖不同，祖上世代為官的盛宣懷，1870年，投入督師入陝圍剿回民義軍的李鴻章麾下，任行營內文案兼營務處會辦、會辦陝甘後路糧台等職，不久，他即隨李鴻章從事洋務運動，從此以後，隨著李鴻章的步步高升，他在李鴻章的信任與支持下，也扶搖直上。而更重要的是，他成為李鴻章與左宗棠在洋務及商業利益爭鋒的一張重要的「牌」。由於李鴻章與左宗棠在洋務及「海防」、「陸防」之爭上針鋒相對，各藏其私，互相拆台。而胡雪巖既商且官的雙重身分，不斷對左宗棠進行有效的財政支援，所以，對於李鴻章來說，「排左必先除胡」，胡雪巖成了李鴻章的眼中釘，而此時決定胡雪巖的命運早已不是他個人的努力，而是左李二人的仕途榮辱。就在胡雪巖死去這一年，盛懷宣終於如願以償回到輪船招商局擔任督辦，實現了控制招商局的夙願。
甲午戰爭後，李鴻章被撤銷直隸總督之職，盛宣懷失去了政治上的後台，改投湖廣總督張之洞，接辦漢陽鐵廠，1896年在張之洞等保薦下，盛宣懷經辦蘆漢鐵路，並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同年授太常寺少卿。耐人尋味的，乃是張之洞在舉薦盛宣懷的奏摺中所說，「官不習商業，商不曉官法，即或勤於官，通於商者，又多不諳洋務」，因此遇到有人能兼善三者，就顧不得制度，只好破格晉用，授與前所未有的大權。
就在胡盛二人爭鬥不休之際。在中國的西南，另一個人物卻正在崛起，他正是後來被人稱為「錢王」的王熾。
王熾1836年出生，彌勒縣虹溪人，字興齋，年輕時鬥毆殺死表兄逃至重慶，與旅渝滇商合營「天順祥」商號，來往川滇互貿。隨後又與席茂之在昆明合資開設「同慶豐」商號。
與胡雪巖、盛宣懷不同，王熾是以貿易起家。他的早期所謂經商，實際上就是跟從馬幫穿街走巷，翻山越嶺，通過販貨賺取微薄利潤。然而，作為封建時代的大商人，王熾不同於一般小商小販之處，在於他很快洞悉了時代的本質--官之所求，商無所退。若想發達，就必然要尋找政治上的靠山。
而他的發蹟之路，則與胡雪巖有異曲同工之處。時清廷雲南布政使的唐巡視督鹽，攤派籌借白銀十萬，當地商賈無不避之紛紛，惟有王熾冒險以「天順祥」」名號在限期內獨家承辦下來。王熾的天順祥不但一炮打響，王熾更由此使唐桐成為自己政治上的依靠，唐桐勸王熾開匯號並代辦鹽運。王即與席茂之分夥獨營，在全國西南、東南各大要埠設分號，專營存放匯兌業務。1872年，王熾在昆明主持「同慶豐」商號，並設「興文公當」兼營房地產，修建昆明同仁街，在彌勒、宜良等地廣置田產，年收租息千餘石。
隨著唐桐調任雲南礦務督辦大臣，他派王熾作為礦務公司總辦。王熾為籌辦雲南銅、錫礦業，先後墊支開發基金銀10萬兩。王熾在辦礦業中大獲其利，成為「富甲全滇」」的企業家。
正是因為洞悉權力的奧秘，王熾對內結交雲南巡撫岑毓英，對外則與法國駐雲南領事方蘇雅結為乾親。不止於此，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倉惶出逃西安，所帶銀兩不足大隊隨行人員衣食。王熾認為愛國必須忠君，因此十萬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馬所經地方，凡王熾「同慶豐」分行須全力出資力助。慈禧回北京後，國庫空虛，資金短缺，王熾發動海外及國內各分行融資接濟。晉、陝兩省大旱，黃河斷流，王熾仗義疏財。捐銀數百萬兩給工部興修水利，被李鴻章稱之為「猶如清廷之國庫也」。
而清廷則根據王熾的義舉，先後賜他四品道員職銜，恩賞榮祿大夫二品頂戴，誥封「三代一品」封典，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惟一的一品紅頂商人，超出了胡雪巖的「二品」商人封號以及盛宣懷的辦理商務事務大臣、太子少保銜、工部左侍郎的官階。
某種程度而言，王熾地處一隅，正是他幸運之處。他和胡雪巖同屬於以商捐官、以巨額捐獻而獲頂帶的「紅頂商人」，不同於以官吏招商，頭戴紅頂官帽卻縱橫商場的盛宣懷。然而，卻幾乎僅僅是因為地理上的原因，他得以在朝廷政治鬥爭劇烈的情況下，避開政治傾軋的激烈漩渦，並能夠在一個相對穩定的政治環境下，延伸自己的商業壽命。而胡盛二人，則既是官場鬥爭的受益者，又成為官場鬥爭的犧牲品。
在胡、盛、王三人命運的背後，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的事實，衰敗的晚清朝廷國庫空虛，在貌合神離的極權統治下，層層疊疊的官商結合，不僅是官員們藉機發財的機會，也是朝廷維繫的惟一選擇。然而可悲之處在於，商人僅僅是作為政治權力的延伸和附庸而存在。在龐大的官僚系統和分散的個人、家庭兩極之間，幾乎是一個真空的存在。
《錢王》，鐘源、瀛泳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
《胡雪巖》（上、中、下），高陽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版
《盛宣懷》陳景華著／哈爾濱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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