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周毅，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四川大學旅遊管理學院副教授。
在近代中國歷史上，翻譯最初被稱為「通事」，後來才叫做「翻譯官」和「翻譯家」。「通事」這種說法是從隋唐時期的「通解」演變而來，並一直延續至民國初期①。近代早期通事或嶺南通事最初是隨葡萄牙人16世紀東來廣東澳門一帶後才出現的（注：據明．葉權等在澳門所見，「島中夷屋居者，皆佛朗機人，乃大西洋之一國。」當他們進屋參觀後，發現屋內掛有耶穌受難和聖母瑪麗婭懷中抱着男嬰之畫像，因不明白這兩幅畫的意思，於是便指着聖母瑪麗婭懷中抱着男嬰的畫像問：「『一美婦人俯抱裸男子不知何謂？』通事為余言不了了。」幾日後又來到「番人」家，「見六、七歲小兒啼哭，余問通事，『番人所生耶？』通事回答說：『非。是今年人從東莞拐來買者，思父母哭耳。』番人多者養五、六人，女子多者十餘人，俱此類也」。見葉權等撰《賢博編、粵劍編、原李耳載》中《遊嶺南記》，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44-46頁）。
1557年，葡萄牙人以租借澳門為由，用賄賂手段獲得在澳門的居住權，並宣布正式開埠，長期霸占了澳門。從此，澳門便成了洋商、買辦、水手、傳教士、通事等聚集的主要場所。在葡萄牙人和中國人長期相互交往的過程中，產生了一種由葡萄牙語、英語、印度語、馬來語和中國粵語組成的雜交體--「廣東葡語」（Cantāo Portuguēs）或澳門葡語或洋涇浜葡語（Pidgin Portuguese）。起初，這種不中不西的「怪胎」語言主要由中外商人和水手、中國通事和買辦使用，後來也成為外國傳教士和當地店主、苦力的重要交流工具。在最初中國和西方處於相互隔絕的狀態下，一方面，廣東葡語作為口頭交流工具在當時非常盛行；另一方面，拉丁教義圖書和科學文化圖書的書面翻譯主要在來華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士大夫之間進行（如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與徐光啟、李之藻、王徵、韓雲等的翻譯合作）。
從18世紀下半葉至19世紀上半葉，由於英國人的對華交往後來者居上以及英語在世界上的影響增大，中國的英語翻譯才替代了拉丁教義圖書和科學文化圖書的翻譯；而洋涇浜英語作為一種頗有特色的口語形式開始流傳於廣東地區。因本文的主題所限，筆者在此將不涉及近代中國英語圖書的翻譯活動，而是着重探討活躍於這個時期操洋涇浜英語的「廣東通事」之角色特徵及其演變過程（注：為方便研究起見，一些學者把16世紀到18世紀上半葉的「通事」歸類為「嶺南通事」，18世紀下半葉至19世紀上半葉活躍於廣州的「通事」歸類為「廣東通事」，鴉片戰爭後不久游盪在上海洋涇浜一帶的「通事」歸類為「露天通事」或「口譯臨時工」。至於「翻譯官」和「翻譯家」的提法是稍後的事情。
從葡萄牙殖民者1557年獲得在澳門的永久居住權到1715年前後廣州英語出現時是「嶺南通事」活躍的時期，他們主要操澳門葡語，也有一些來自台灣操荷蘭語的通事活躍在台灣與嶺南地區之間。馬士曾提到，最初來中國進行貿易的英國大班「首先需要具備葡萄牙文的知識」，「1637年，第一次來的英國人，除了通過一位只懂中葡語言的通事，就無法與中國人打交道」。從18世紀中葉廣州英語開始流行到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口岸開埠時是「廣東通事」活躍的時期，他們主要操廣州英語即廣東洋涇浜英語，活躍在廣東珠江三角洲一帶。從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口岸開埠到洋務運動時是遊蕩於上海洋涇浜一帶的「露天通事」活躍的時期。洋務運動期間開始出現經過正規培訓的「翻譯」和「翻譯官」，他們多少帶有點官方的性質。至於「翻譯家」則是在清末民國初才出現的，主要活躍於文學和學術界。見［美］馬士著、區宗華等譯校《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2卷合訂本，第65頁）從而揭示出近代中國人與西方人相互交往的一些特點。
從1637年英國人第一次來廣州通過一位只懂中葡語言的通事與中國人打交道起（注：在1637年英國人第一次來中國廣東地區的時候，他們找不到懂英語的中國通事，只好通過一位只懂中葡語言的通事與中國人打交道。最初不熟悉中國情況的英國人要到廣州去見中國官吏難於物色中文翻譯，因為「在英國全國找不到一個懂中文的人」，只好叫葡萄牙人陪同，「在那裡有幾個葡萄牙的黑人逃亡犯為中國人做翻譯」。見［英］斯當東著、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北京：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9頁、第35頁），到1715年廣州英語開始成為中外貿易的通用語止②（65-66頁），廣州的中國商民和被稱為「紅毛番鬼」的英國人已打了大半個世紀的交道。在打交道的過程中，雙方自然需要一種語言溝通，於是就像澳門葡語發生的路徑一樣，廣州英語也應運而生。
在1715年之後的一百多年間，尤其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洋船隻許在廣州收泊」，對外經貿僅限廣州一口以及1760年廣州貿易制度（「公行」制度（注：廣州、漳州、寧波和雲台山等四口被稱為「粵、閩、浙、江」四海關。自18世紀初葉以來，外國商船漸漸只抵達粵海關，而很少問津其他三個海關。所謂「公行」也稱「十三行」，指早年清政府官方所特許的壟斷性商業組織，與在廣州的十三個外國商館或十三行夷館彼此靠近，有利於迅速辦理交易事務。而早在宋朝時，廣州就是中外貿易的市場和允許外國船隻停泊的口岸。見［美］亨特著、沈正幫等譯校《舊中國雜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235頁；另見於語和、庾良辰主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頁和吳建雍著《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對外關係卷》，瀋陽：遼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頁。）得以恢復到鴉片戰爭後五市通商口岸開埠，廣州英語穩步而迅速地取代澳門葡語而成為中外貿易不可替代的國際通用語（lingua franca）。甚至在鴉片戰爭期間，廣東通事還被徵調到浙江去翻譯英軍俘虜的供詞③，這表明當時江浙一帶通事的缺乏和廣東通事吃香的程度。
關於廣州英語在沿海一帶的影響，中國學者吳義雄在其研究文章中也提供了有力的證據：「但實際上，由於清政府限制外國人在廣州居住的時間，在非貿易季節只允許他們住在澳門，以致英美等國的貿易公司、商行在澳門建有住宅，有些人長期在那裏居住，這在客觀上為廣州英語在澳門的流行準備了條件……在鴉片戰爭之前，廣州英語甚至已不僅流行於廣州--澳門地區，而且開始傳到廣東以外。至於鴉片戰爭後廣州英語竟一度流行於上海一帶，就更非衛三畏寫文章時始料所及了。」③不難理解，隨着英美商人、傳教士和外交官不斷滲透到中國的事務中，英語一躍成為中西交往的官話。在一些清人著作中，可見到一些涉及清朝後期英語在我國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吃香的程度的記載。清人袁祖志的《談贏錄》記有下述誇張之說：「中上之人莫不以英國語言為『泰西官話』，謂到處可以通行，故習外國語言者皆務學英語。於是此授彼傳，家弦戶誦，近年以來，幾於舉國若狂。」④（6頁）
相比以前的嶺南通事，廣東通事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美國商人亨特對廣東通事有不少的記述，其中有褒有貶。在一些昏庸無能的清廷官員看來，廣東通事是群待遇不高的「出類拔萃」的人物：「廣州知府轉向坐在他左手下的知縣說：『你看，通曉番話真是很有用處呀！』然後，他又對著老湯姆說：『通事君，你學識淵博，聰明過人，令人敬佩……』」⑤（28頁、30頁）但在洋人的眼中，廣東通事或是「騙子」，或頂多只能是一些能幹的「下人」：「主要的通事有『老湯姆』、『小湯姆』和阿蘭仔。他們是外國人許多僱員中的首領，協助他們照料日常事務，如侍候城中出來的官吏，檢驗出入口的貨物，替這些稅吏們填寫稅表、呈報海關監督衙門，以備登記，以及後期徵稅等……作為一個團體來說，他們是我們最重要的人，那位總通事『老湯姆』，無論在體力和智力方面都是超凡的，它永遠保持冷靜。無論被官員恐嚇，或者被外國人辱罵，他都從來不發火。儘管有時遇到了難以和解的問題，他總是能圓滑地將官吏對付過去，並使『外夷』愉快。」⑥（37-39頁）
至於懂一點英文的買辦，他們是絕對不願「棄商從譯」的。英國學者斯當東在其所著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中就提到略懂英文的廣東商人不願放棄有利可圖的本行而轉行專門從事地位低下的通事一職： 「不但這兩個商人的英文知識絕對無法充任翻譯，並且他們在廣州的對外貿易上獲利很大，他們也不願在這個時候放棄本行，改操他業（通事），同時他們還可能被利用在北京參加反對外商的陰謀。」⑦（203頁）
即使到了鴉片戰爭前後，廣東通事能登大雅之堂者仍寥寥無幾，而基本能勝任朝廷洋務的通事仍然奇缺。斯當東就有中英在有關英國造船事業的商討中「翻譯人員的水平太差以至於許多技術上的名詞譯不出來」的記載⑦（406頁）。吳義雄的文中提到的一位未領牌照而私自充任通事的例子證實了這一點：「而琦善受命南下廣州辦理『夷務』之際，因一時無訪得合適人選，便在路過山東時將『自幼學習夷語』的鮑鵬帶上。鮑鵬這樣一個低級買辦，因躲避林則徐追究其販賣鴉片之責的逃犯，只因『初曉夷語』，即具廣州英語的知識，先由他的親戚、山東濰縣知縣招子庸舉薦給山東巡撫托渾布，再由托渾布舉薦給琦善，竟一度成為辦理『夷務』的關鍵人物。」③
另外，這些通事在朝廷眼裡未必「可靠」、「勝任」。李鴻章在《請設廣方言疏》中講道：「因伏為中國與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達其欲，周知其虛實誠偽，而後有稱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來，彼酋習我語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讀我經史，於朝章憲典，吏治民情，言之歷歷。而我官員紳士中絕少通習外國語言文字之人……中國能通洋語者，僅持通事。凡關局軍營交涉事物，無非僱覓通事往來傳話，而其人遂為洋務之大害。」⑧（3227頁），晚清外交家、曾國藩長子曾紀澤（1839-1890）在出國前接受東、西太后召見時特別提到「不敢使用買辦、通事之緣故」：「現在能通洋務而深可信任之人，未易找尋，臣願中竟無其選，只好擇臣素識之讀書人中，擇其心中明白、遇事皆留心者用之。至於通事剛八渡（作者按：即「買辦」）等人，大半唯利是圖，斷無忠貞之悃，臣不敢輕易攜帶。」⑨（3-4頁）
19世紀50年代，容閎（1828-1912），廣東香山人，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近代第一個留學美國的中國人。少時，入澳門馬禮遜學堂，1847年隨美國傳教士、馬禮遜學校校長佈朗渡海求學，1850年考入美國耶魯大學，後入美國籍。1855年回國，曾為上海寶順洋行採購絲茶，後歷任中國留美學生監督、駐美副使。著有《西學東漸記》等。見《辭海（縮印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6頁。）在上海海關翻譯處任翻譯時就發現「中國船上商人與海關中通事，咸通聲氣，狼狽為奸，以圖中飽」，他「深惡其卑鄙，不屑為伍」⑩。
當時通事們的英語水平尚未達到可以勝任辦理洋務、查閱西書或者翻譯外交照會等這些專門工作的程度，而且，他們並非由朝廷培訓出來的心腹，因此不可能受到官方的器重。在通常情況下，朝廷寧肯依靠外國的「翻譯官」也不任用那些能說不會寫的「自學成材」者或曾受訓於「洋學堂」的通事們，至於像琦善那樣任用未領牌照的「露天通事」純屬應急之舉。司佳的研究成果涉及了這種現象：「1843年11月上海開埠以後，英、法、美、俄等國在滬皆設有領事館，除設有『按察史』、『副按察史』 、『正領事』、『副領事』等職以外，還有『翻譯官』一職。因其時清政府沒有可以勝任外交談判的翻譯人才，在中外官員會面之時往往僅依靠外國的『翻譯官』傳述。」⑪
1839年，欽差大臣林則徐在與英國人交涉禁販鴉片事宜時就任用了幾位美國來華傳教士做他的譯員，其中傳教士裨治文擔任他的口譯（注：見於語和等主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頁。
另，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第一位來華的美國新教傳教士。1830年到廣州，從馬禮遜學漢語；1839年任林則徐譯員，曾到虎門參觀焚燒鴉片；1847年遷上海，曾創辦並主編《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1843年任美國專使顧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的譯員兼秘書，次年參加訂立《望廈條約》。見《辭海（縮印本）》，第1802頁）
商人亨特（William C.Hunter，1812-1891），美國商人。1825年到達廣州時只是一個十三歲的少年，後到馬六甲英華書院學習中文，在廣州、澳門、香港等地活動長達40年，並開設亨特洋行。著作有《舊中國雜記》（Bits of old China））和《廣州「番鬼」錄》（The Fankwae at Canton）
傳教士眼科醫生伯駕（Peter Paker，1804-1888），美國新教傳教士兼外交官。1834年來華，在廣州設眼科醫院；1839年任林則徐的譯審；1844年，作為譯員協助美國專使顧盛（Caleb Cushing，1800-1879）強迫清政府訂立《望廈條約》。1855-1857年任美國駐華公使。見《辭海（縮印本）》第232頁）
英華書院校長美國傳教士布朗（Rev.Samuel Robbins Brown，生卒年不詳），美國傳教士，曾任設在澳門的馬禮遜學校的校長，1847年1月因健康緣故返美，容閎、黃勝、黃寬三人隨之渡海求學，由此開始了近代中國留學生史。見《中國與歐洲文化交流志--第10典（中外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頁）等擔任他的譯審。
一百年間對外經貿僅限廣州一口，自然造成通事、買辦之流主要來自廣東地區和南洋地區的局面。譬如，被林則徐聘在府裡的四位中國翻譯中，除一位祖籍來自四川外，其他三位均出自廣東地區，而且四人都有在廣東或南洋地區受過西洋式教育的經歷。
其中，亞孟有一半的血統為孟加拉人，早年在印度英國教會學校念過十多年的書，受過多年的英文教育；
袁德輝的原籍雖在四川，但長期在南洋生活學習，曾在馬來亞的檳榔嶼羅馬天主教所辦的學校學過幾年拉丁文，與亨特在馬六甲英華書院同窗六年，中、英文造詣頗高；
林阿適出自廣東，很小便赴美國康州和賓州留學，其英文水平較高；
梁進德，廣東高明人，10歲時由其父梁發（1789-1855），廣東高明人，第一位華人牧師。初為中國印刷工，自1810年接近在中國首傳基督教新教的馬禮遜，並為其刻印中譯本《聖經》，1816年入教，後成為教會宣教師、牧師。）託付給美國來華傳教士裨治文，學習英文和希伯來文以及《聖經》，1834年隨父到新加坡讀書。
在開埠之初，能操一口「夷語」的通事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很吃香，而通事者仍以廣東籍者居多。來自福建的潘振承於26歲時闖廣州，憑着自己精通洋文，先後三次前往呂宋（菲律賓），並遠達瑞典，從事商貿活動⑫（425頁）。
來自廣東香山（今中山）的清末大買辦唐廷樞（1832-1892），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清末買辦。著有6卷本的《華英音釋》，即《英語集全》的原稿名。見《辭海（縮印本）》，第856頁；另見吳義雄：《「廣州英語」與19世紀中葉以前的中西交往》），早年在香港馬禮遜學堂學習英國語言文字，1850年馬禮遜學堂停辦後，他轉入英國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出生於蘇格蘭的英國傳教士，19世紀著名的西方漢學家。來華前曾從倫敦大學教授吉德學習漢語。1840年1月到達南洋馬六甲，擔任倫敦傳教會在那裡開設的英華書院的院長；1843年，隨英華書院遷至香港。曾資助中國著名學者王韜赴歐並與之合作翻譯中國古籍。1846年，其夫人在香港創辦「英華女校」。見於語和等主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28頁）在香港所辦的學校繼續學習；由於他的英文水平在當時中國人中是屈指可數的，1851年到1857年間便受僱於香港的司法機關充任譯員；1858年，他到上海海關任總翻譯；1861年，他任英商怡和洋行買辦，兩年後躍身為總買辦；1873年，受李鴻章委派入輪船招商局總辦，為李鴻章辦洋務的得力助手。
1850年代中期在上海起義的「小刀會」領袖劉麗川也是廣東香山人，來上海前曾在廣州做過英語通事和商場經紀人，能講一口比較流利的洋涇浜英語⑬（P.54）。
再一位廣東香山人--清末買辦徐潤（1838-1911，廣東香山人，清末大買辦。見《辭海（縮印本）》第802頁），早年在廣州做通事，後到上海為英商寶順洋行買辦，1873年受李鴻章委派入輪船招商局會辦，後任招商局代理總辦，曾開設同文書局。
中國近代留學之父容閎亦出生於廣東香山，早年就讀於澳門洋人所辦學校，後轉入馬禮遜學校，1847年赴美留學，1854年從美國耶魯大學畢業。回國後，他先為香港一法庭做翻譯，後到上海海關翻譯處、江南製造局任翻譯，不時參與清廷政府的外事翻譯活動。
中國最早的民營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是1873年安南（越南）華僑商人陳啟源（1825-1905，清末資本家，廣東南海人，1854年去南洋經商，遍歷南洋各埠，1873年回國，在廣東南海縣簡村創辦繼昌隆機器繅絲廠。該廠為中國第一個民營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見陶有倫：《試論早期買辦階級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安徽史學》1995年第3期；另見《辭海（縮印本）》第431頁）在廣東南海縣設立的繼昌隆機器繅絲廠。
無疑，廣州曾是中國行商和買辦的搖籃，但在《南京條約》簽訂後，「十三行制度」被廢除，廣州顯赫一時的行商也樹倒猢猻散。於是，洋行和外商向通商口岸轉移，也導致了廣州通事和買辦向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口岸轉移。所謂「廣州買辦」已不是指在廣州的買辦，而是指活躍在中國其他口岸的廣東籍買辦。這些人業務熟、人品精、經驗多、能講洋涇浜英語，與洋行有良好的相互依存的關係，對上海近代工商業的興起繁榮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吳健彰（1815-1870，廣東香山人，清末大買辦。初為廣州十三行「同順行」商人，鴉片戰爭後，捐資得道員銜，在上海當美國花旗昌洋行買辦；1848年，在英美支持下，出任蘇松太道兼江海關監督，並勾結英、法、美鎮壓上海小刀會起義軍，後被革職。見《辭海（縮印本）》第732頁）
鄭觀應（1842-1921，廣東香山人，中國近代改良主義者。曾當英商寶順、太古洋行買辦，捐資得道員銜。歷任上海機器織佈局總辦、輪船招商局會辦，漢陽鐵廠和粵漢鐵路公司總辦等。著有《易言》、《盛世危言》等。見《辭海（縮印本）》第448頁）、容閎、徐潤、唐廷樞等是其中的佼佼者。
憑藉洋涇浜英語起家的海派商人葉澄衷（1840-1899，浙江鎮海人，清末資本家。初在上海碼頭為商販，與外輪貿易，後在上海、漢口等地辦廠，1899年在上海辦澄衷學堂。見《辭海（縮印本）》第724頁）一例則很能說明上海買辦的情況。葉澄衷1840年出生於浙江鎮海的一家貧苦農家，1854年到上海法租界一家雜貨舖當學徒。他頭腦靈活，記憶力好，能說會道，誠實勤奮。由於黃浦江上進進出出的外國商船很多，他便撐着小船在黃浦江面向外輪水手、雜工兜售一些小商品。在與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很快盤會了一口洋涇浜英語。後來一次偶然的機會使他贏得了一家五金洋行大班美國商人的信任，稍後他「棄船登岸」，於1862年在上海虹口開設了「順記五金洋雜貨店」--上海第一家五金商店，成為一代風雲人物⑭。
直至19世紀70年代，上海洋行的買辦「半皆粵人為之」⑮（236-237頁），通事的情況與買辦的情況大致一樣。第一次鴉片戰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上海一帶的翻譯和商業中介的任務最初大多是由來自廣東的一些通事和買辦所承擔，正是他們把廣州英語帶到了上海。但對外貿易的不斷發展對通事的需求和要求大大提高，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局面，於是，上海本地人也逐漸開始學習使用英語，他們用上海方言標注讀音以便更好、更快地掌握英語，如像在上海的寧波人馮澤夫以寧波話注音編著《英語註釋》（1860）和上海人曹驤以上海話注音編著《英字入門》（1874）由寧波人馮澤夫編著，幾名在上海的寧波人士合資刻印的《英語註釋》問世於1860年，預示了上海洋涇浜英語的誕生。而出版於1879年，由常州人楊勳編著的《英字指南》標誌著上海洋涇浜英語的確立。編著者馮澤夫在自序中道出了編書的原因是「至道光壬寅年，奉旨五口通商，貿易日盛，而以上海為大宗……向有《英話》一書，所注均係廣音，好學者仍無把握」。同樣，由上海人曹驤編譯的《英字入門》，賦予已經流傳的上海洋涇浜英語以書面形式。他在序中所陳述的編書理由也是當時缺乏以上海話注音的英語讀本：「今方通商之國，莫甚於歐羅巴洲，而歐洲中，因推英國為巨擘，其餘如俄普法荷等國之商人，大半皆能識英字，道英語者，無他，欲其貿易之盛，懋遷至廣，不得不學之……邇來各口岸習英字語者，日新月盛，我國人之研究西學者，往往有所撰述……大抵皆殫精竭慮，足以嘉惠後學，然所注均非滬音，我邑人之欲習者，終以未易學步為憾。」馮澤夫在自序中又稱：在開埠之初的上海等通商口岸，能操一口「夷語」的通事倍受青睞，而通事者仍係廣東籍居多。
以上說明，洋涇浜英語已從廣東一帶傳入上海一帶，或至少可以這樣講，英語的市場需求在上海一帶大大增加，而且以粵語和閩語注音的英語詞彙話集已不能適應上海、寧波等口岸。另外，比起大買辦唐廷樞，編著者馮澤夫、曹驤和楊勳在歷史上名不見經傳，因此有關他們的記載極少。見周振鶴著《隨無涯之旅》，北京：三聯書店，1996年年版，第200-204頁；另見曹驤編譯《英字入門》「序言」部分，上海文英書局1904年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1879年，由畢業於上海廣方言館的楊勳（少坪，生活在19世紀後半葉的中國，常州人，上海廣方言館科班出身，曾親受林樂知等西方人之教育。由於係科班出身，故其所編《英字指南》比起前人的《英語集全》、《英語註釋》和《英字入門》在發音釋義上自然更正宗，並且他在注音時不像前人那樣僅用一地之地方音，而是以江浙地區通用的吳語語音標注。見周振鶴著《隨無涯之旅》第205-206頁）編著、以江浙地區通用的吳語語音標注的《英字指南》出版。至此，從書面語言確立的角度而言，廣東洋涇浜英語就基本上結束了它的歷史使命，取而代之的則是上海洋涇浜英語；從此，英語便開始帶有濃厚的上海特色，廣東通事就正式朝着上海通事轉變。而從歷史事件的影響來說，我們同樣可以這樣認為（就像當初香港取代澳門一樣），鴉片戰爭後隨著五口通商興起，先是廣州逐漸取代香港作為遠東國際大商港，爾後是上海逐漸取代廣州的地位成為遠東著名的國際大都會。
第一次鴉片戰爭給西方殖民者帶來的直接好處之一就是清廷開放五市通商口岸，特別是開放他們早已垂涎三尺的上海地區（注：早在鴉片戰爭前的1832年，來華英籍普魯士傳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就提出：「只有打開上海這個大門，才能發展西方貿易。」見馮天瑜著《千歲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國觀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91-92頁）。
經濟地理和人文政治條件尤為優越的上海滬西（今浦西）的洋涇浜一帶迅速從一個普通縣城發展成為當時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和近代工業的搖籃，西方人紛紛湧入這個「冒險家樂園」，廣州漸漸失去其原先重要的地位。廣東通事和買辦把廣東洋涇浜英語帶到了上海，並且很快本地化。問世於1860年的《英語註釋》的編著者馮澤夫在自序中道出了編書的原因是「向有《英話》一書，所注均係廣音，好學者仍無把握」。
同樣，由曹驤編著的《英字入門》，賦予了已經流傳的上海洋涇浜英語以書面形式，他在序中所陳述的編書理由也是當時缺乏以上海話注音的英語讀本。這說明，洋涇浜英語已從廣東一帶傳入上海一帶，或至少可以這樣講，英語的市場需求在上海一帶大大增加。通事、買辦是中國近代最早一批和西方人打交道的中國人，他們最先接觸到西方文化，最先感受到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就時間順序而言，通事在前，買辦在後；廣東在前，上海在後。但天時、地利、人和使上海後來者居上。開埠之後，上海租界迅速成為當時中國信息最為靈通、與西方交流最為頻繁的開放地區，而上海也成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文化大熔爐。
19世紀80-90年代，當學習外語在北京等地還被士大夫普遍嗤之以鼻的時候，上海各種各樣以英語為主的外語培訓班如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多得可以與當舖相比⑯（268頁）。風行一時的上海洋涇浜英語就充分體現了國人特別是通商口岸的人們對待西方文化的態度，也是「移民」群體適應新文化生存環境的一個明證。為了與西方人更好地進行交流，需要大量了解西方的人才，時人紛紛發出要求培養「精通西學」人才的呼籲，甚至以「通學習、識西語」作為對人的表揚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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