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政治作為一種志業〉

馬克西米利安．卡爾．艾米爾．韋伯（德語：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德語：Wissenschaft als Beruf、英語：Science as a Vocation ）



政治作為一種志業，最主要的，是可以讓人獲得權力感。即使身居正式說來不是很高的位置，那種對人有影響力的感覺、插手在控制人的權力中的感覺、尤其是親手覺觸到歷史性重大事件之脈動的感覺，在都使得志業政治家覺得自己擺脫了日常庸碌刻板的生活。但是，他必須面對一個問題：憑甚麼個人的性質，他才能不負這種權力（不論在個別當事人的情況來說，這權力多麼有限），以及這權力帶給他的責任？在這裡，我們開始進入倫理問題的領域了；因為「甚麼樣的人才有資格把 手放到歷史舵輪的握柄上」這個問題，乃是一個倫理性的問題。


我們可以說，就政治家而言，有三種性質是絕對重要的：熱情（Leidenschaft）﹑責任感（Verantwortungsgefuhl）﹑判斷力（Augenmass）。所謂熱情，我指的是「切事」（Sachlichkeit）的熱情、一種對一件「踏實的理想」的熱情獻身、對掌管這理想的善神或魔神的熱情歸依……政治家不在於熱情本身，而是要在用熱情來追求某一項「踏實的理想」之同時，引對這個目標的責任為自己行為的最終指標。這就需要政治家具備最重要的心理特質： 判斷力。這是一種心沉氣靜去如實地面對現實的能力；換句話說，也就是一種對人和事的距離。「沒有距離」，純粹就其本身而言，是政治家致命的大罪之一；也是我們新起一代的知識份子，一旦養成便會註定他們在政治上無能的性質之一。因此，問題是熾烈的熱情和冷靜的判斷力，怎樣才能在同一個人身上調和起來。政治靠 的是頭腦，不是靠身體或心靈的其他部位。政治要不淪為輕浮的理知遊戲，而是一種真實的人性活動，對政治的獻身就必須起自熱情、養於熱情。但是熱情的政治家的特色，正在於其精神的強韌自制；使政治家和只是陶醉於「沒有結果的亢奮」中的政治玩票人物有別的，也正是這種堅毅的自我克制。要想臻於這種境界，唯一的 途徑，便是養成習慣，保持一切意義下的距離。政治「人格」的「強靭」，首要便在於擁有這些性質。

準此，政治家必須時時刻刻克服自己身上一種全然平常、全然屬於人之常情的敵人：虛榮……「權力本能」--如人常說的，乃是政治家正常性質的一個部分。 不過，一旦政治家對權力的欲求不再「切事」，變成純粹個人自我陶醉的對象，而不再全然為了某項「踏實的理想」服務，他就冒瀆了他的職業的守護神。因為在政治的領域中，最嚴重的罪惡，歸根究底來說只有二：不切事和沒有責任感（這兩者常常--但不是始終--是同一回事）。而虛榮--盡可能讓自己站在台前受人矚目的需要--在最強烈的時候，會引誘政治家犯下這兩項罪惡之一、甚至兩者皆犯。

政治行動的最終結果，往往--甚至經常--和其原先的意圖處在一種完全不配當的關係中；有時候，這種關係甚至是完全弔詭難解的。這完全是事實，甚至是整個歷史的一項基本事態。不過，在此我們不擬去證明這一點。可是，正是由於這個事態，政治行動若要有其內在的支撐定力，就必須要有追求一個理想的意圖。為了這樣一個理想，政治家追求權力，使用權力；但是這樣的一個理想究竟以甚麼形式出現，乃是一個由信仰來決定的問題。他追求的理想可以是關於一個民族的、或全人類的，可以是社會和倫理性的、或著文化性的，也可以是屬於此世的或者宗教性的。他可以完全投入他對「進步」（不論在哪一種意義之下）的強烈信仰，也可以 冷靜地否定這種信仰。他可以堅持應該為了某一「理想」服務，也可以在原則上否定這類要求，致力於日常生活的具體目標。總而言之，一定要有某些信念。不然的話，毫無疑問地，即使是在外觀上看來最偉大的政治成就，也必然要承受一切世上受造物都無所逃的那種歸於空幻的定命。

世界上的任何倫理，都不能迴避一個事實：「善」的目的，往往必須藉助於在道德上成問題的、或至少是有道德上可虞之險的手段，冒著產生罪惡的副效果的可能 性甚至於機率，才能達成……連古代的基督徒也很清楚，這個世界是魔神所統治的，知道捲入政治的人--就是取權力和武力為手段的人--和魔鬼的力量締結了 協定，知道就這類人的行動而言，「善因必有善果，惡因必有惡果」絕對不是實情；反之，情況往往正好相反。不了解這一點的人，在政治上實際是個幼童。

任何人，不論其目的為何，一旦同意採用（每個政治人物都採用）武力這種手段，就必須聽任它的特定後果的擺佈……任何人，想要從事一般政治工作，特別是想取政治為使命所在的志業，都必須先意識到這些倫理上的弔詭，意識到在這些弔詭的壓力之下，他自己內在所可能發生的改變，是要由他自己來負責任的。讓我們再重覆一次：在武力之中，盤踞著魔鬼的力量，從事政治的人，因此是在撩撥魔鬼的力量。

不錯，政治確實要靠頭腦，但絕對不是僅以頭腦為已足。在今天這個亢奮的時刻裡--照諸君的看法，這種亢奮，是一次不會「沒有結果」的亢奮（亢奮和真正的熱情，畢竟是會有不同的兩回事）……在這個時刻，我公開說，我們首先要問，在這種心志倫理的背後，有多大的內在力量。我的印象是，我碰到的十中有九，都是大言炎炎之輩；他們並沒有真正認識到，他們想承擔的事是甚麼樣一回事，而只是陶醉在浪漫的感動之中。就人性方面而言，我對這種東西缺乏興趣，更毫無使我感動之處。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這才是人性的極致表現，使人為之動容。只要我們的心尚未死，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會在某時某刻，處身在這種情況中。在這個意義上，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不是兩極相對立，而是互補相成：這兩種倫理合起來，構成了道地的人、一個能夠有「從事政治之使命」的人。

讓我們約定，十年之後再來討論這個問題。很遺憾，我不能不擔心，到了那個時候，由於一系列的原因，反動的時期早已開始，你們之中許多人以及--我坦然承認--我自己都在盼望、期待的東西，竟幾乎無所實現--也許不能說毫無所成，但至少看起來是太少的成果；到了那一天，如果實情恐怕很難免地真是如此，我個 人是不會喪志崩潰的；但不容諱言，意識到這種可能性，也是心中一大負擔。到了那一天，我非常希望能夠再見到你們，看看諸君當中在今天覺得自己是真誠的「心志政治家」、投身在這次不啻一場狂醉的革命中的人，有甚麼在內在方面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