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我的父親佟麟閣

本文選自《三聯生活周刊》2007年第25期

口述◎佟兵
記者◎李菁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的槍聲，標誌着中國人民長達8年的抗日戰爭的開始，而時任29軍副軍長的佟麟閣則成了抗戰殉國的第一位將領，由此拉開了中國軍民為抵禦外侮、慷慨赴死的悲壯一幕。

因年幼時活潑好動，常被父親叫做「小兵」，佟麟閣的次子佟榮芳後將自己改名為「佟兵」。佟兵如今已是位80歲的老人，退休前是北京第二醫院的藥劑師。父親去世那年，佟兵只有12歲。


將軍之死
　　
雖然倏乎間已過了70年，但那一幕卻永遠刻在我腦海裡：血肉模糊的父親被抬回來，左臂沒了，身上有些地方已長了蛆，母親一看立即暈厥過去。我站在父親的遺體邊……嫂子和姐姐給父親擦洗乾淨，換上便裝。我們把父親抬進原本為祖父準備的棺材，母親說，你們快再喊一聲「爸」吧，以後再也見不到他了。我們全家哭成一團。看着釘子落下釘在棺材上，就像個個釘在我心裡一樣……

自1937年5月後，北平的局勢越來越危險，4個重要通道中，通縣、丰台和南口均被日軍佔據，蘆溝橋是僅存的咽喉。「七七事變」發生時，29軍軍長宋哲元正在山東省親，任副軍長的父親肩負起軍事指揮之責。在南苑召開的軍事會議，他下令駐守宛平城的部隊「堅決抵抗，誓與蘆溝橋共存亡，不得後退一步」。

自「蘆溝橋事變」」爆發後，北平的形勢一天比一天危急，日本人的飛機經常低空飛行，炮聲隆隆，而身為29軍副軍長的父親自此就一直待在軍營裡。平時父親對待祖父母十分孝順，每逢休假必回家探視雙親，但自此後，他卻從未回過家，雖然他所駐守的南苑與北平城內的寓所近在咫尺。父親在給母親的信裡寫道：「大敵當前，此移孝作忠之時，我不能親奉湯藥，請代供子職，孝敬雙親。」我們都知道他前線將有戰事，全家人都很緊張，但也沒有辦法，因為他是一位軍人。

7月26日，宋哲元下令，讓南苑軍部撤到北平城內的中南海，主持軍部工作的父親應該首先撤離。當時南苑處於日軍包圍中，隨時都有失守的危險。比之北平而言，留在南苑實在是太危險了。但父親考慮再三，還是決定堅守南苑。他覺得如果自己奉令撤走，必然導致留守人員軍心不穩，南苑這個北平的南大門就如同拱手讓給敵人一樣。而南苑若失守，北平也就門戶洞開。他指令副參謀長張克俠帶領軍部的人員奉令撤回到北平，而自己卻留下來，決心與留守南苑的官兵和軍事訓練團的學員、大學生訓練班的學生等一同誓死保衛南苑。

父親手下有一位自16歲就跟隨他的副官叫王守賢，戰事吃緊時，他覺得自己隨時可能犧牲，有一天他把自己的存摺交給父親，委託父親在回城探親時代其交給父母。不料父親接過存摺後，沉思片刻又退給他說：「你隨軍部撤回城內，還是你自己拿着吧！」他反倒摘下自己的金十字架交給王，讓王回了城。母親彭靜智後來接到父親託人帶來的這包東西，打開一看是篤信基督教的父親最為珍視的那個金十字架，頓時淚流滿面。她知道，父親是抱定殉國的決心了。

1937年7月28日凌晨3時，日軍集結5個師團，10萬以上兵力，在幾十輛坦克掩護下，突然從東、南、西三面向駐南苑的國民黨第29軍發起空中和地面進攻。那時的南苑城已是一片火海，情勢十分慘烈：砲彈落在馬厩裡，上百匹馬被炸死。沒有堅固的工事掩蔽，在敵人飛機大炮的轟炸下，29軍用簡陋的武器，抵擋日軍數次猛攻。

11時，父親接到命令，要撤到永定門，他帶領手下邊打邊撤。我後來了解到，駐紮在南苑的部隊，只有37師及騎兵師的一部分，和1500名學生訓練團成員，共5000多人，但真正有戰鬥力的也不過3000人。

父親帶領的戰鬥力最弱的訓練團學員，卻遭遇了早已重兵設伏的日本軍隊。日軍以第20師團為主力，40門重砲、30架戰機的火力，集中準確地打在南苑軍部東南角。寡不敵眾的父親在南苑某村遭到日軍阻擊，日本人把機槍架在村民家屋頂上，有倖存者後來回憶，當時遍地是被日軍打死的戰友，屍橫遍野。

一直跟隨在父親身邊的貼身警衛高弘錫後來告訴我們，午後13時許，父親正在指揮部隊向外突圍時，兩架敵機突然飛來，向他們瘋狂掃射。父親右腿不幸中彈。衛兵讓他退後一步，以便包紮。但他說：「個人安危事小，抗敵事大！」並忍痛躍然上馬，繼續指揮部隊突圍。敵機再次俯衝下來，一顆炸彈正落於他的戰馬之下，父親不幸頭部中彈，年僅45歲以身殉國。


悲苦歲月

僥倖生還的高弘錫當天來到我們家，起初他只是告訴母親，說佟將軍受了重傷，住院了，然後把父親隨身帶的一塊懷錶交給母親，那不是一塊普通懷錶，會打點報時。母親一看，立即意識到發生了甚麼：如果只是受傷的話，怎麼把父親這些東西都帶回來？

噩耗最終沒有瞞住，堅強的母親在悲痛過後，立即決定瞞着年邁多病的祖父母，趕緊託人找遺體。第二天，紅十字會派了一輛汽車去村裏接回父親遺體。當時跟隨父親的訓練團學員也幾乎全部殉國，陣亡學員的屍體被村民就地埋在土路東側。

7月29日晚22時左右，我跟着母親和家人，趁着夜色，提着箱子和包裹，扶着父親的靈柩離開了東四十條40號，從此開始了8年的流離生活。父親的靈柩安放在哪裡，這成了一個大問題。母親再三考慮，決定先暫放於雍和宮以東的柏林寺。因為篤信佛祖的祖父母常去那裡燒香，寺裡的老方丈仰慕佟將軍為國獻身的精神，冒殺頭之罪把父親的靈柩埋入柏林寺東跨院的地下，只砌了一個花池掩人耳目。老方丈保守寄柩秘密直到抗戰結束。父親的靈位寫着「先府君胡先生之靈位」。「胡」是我祖母的姓。從那天起，我也把原來的名字佟榮芳改名為胡榮芳。

安排好父親的靈柩後，我們一家先是躲進了東交民巷法國醫院。幾天後，悄悄搬到東裱褙胡同自家原來的空房子。我後來和姐姐佟亦非偷偷跑到東四十條，見家門口不時有日本汽車和日本人進進出出，一打聽，家已經被日軍頭目南本公使霸佔。

為了避免被日本人知道身份，我們一直隱姓埋名，遷居陋巷，我也不停地換學校，就是怕別人知道了身份。那幾年，也有一些人​​知道我們的身份，給我們提供了很多幫助，否則我們也無法度過那段艱苦歲月。
母親為了一家人，想盡辦法謀生。在火藥局三條一個3米寬、十幾米長的小院裡，她支起了一架新買的機器，用這個機器，母親可以把買來的白線織成襪子拿到街上去賣，再買回配給的棒子麵。和從鄉下逃難的親人一起搬進這個破舊的小院後，家裡再也沒有任何積蓄，母親的收入維持着20多人的口糧。

1944年我考進輔仁大學，有一次被偽警察局抓去，說我參加了某種活動，母親為了救我，將一隻金手鐲賣掉。那是結婚20年時，父親為母親訂的禮物，也是全家最後一件可以變賣的東西。為了避免受到迫害，我只好休學，離開北平。

這樣的悲苦歲月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才結束。 1946年7月28日，國民政府舉行隆重的國葬，將父親靈柩從柏林寺移葬於北平香山蘭澗溝的坡地上，並將西城區的一條街更名為佟麟閣路。沿途，數萬民眾自發擺設供桌、祭品。抗戰勝利後，我們才第一次能扶着父親的靈柩痛哭一場。

現在想起來，稍感遺憾的是，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位冒死為父親保留8年靈柩的方丈的名字。



壯志未酬


父親原名凌閣，字捷三，1892年10月29日出生於河北高陽縣一農民家庭，是滿族人。 7歲時拜舅父胡先生為師，熟讀經史，擅長書法。 16歲時憑書法功力考入高陽縣衙做了繕寫員，每月可掙10兩銀子養家。
父親不甘於縣衙中的刀筆吏生涯，1912年20歲時投入馮玉祥的部隊。由於父親能文能武，很得馮玉祥賞識，升遷很快。在馮玉祥麾下，從最初的哨長、排長、連長，一步一步升到營長、團長、旅長、師長乃至軍長。在長達27年的軍旅生涯中，父親的練兵一向以嚴格著稱。他也是馮玉祥西北軍中最得力的將領之一。

父親是那個年代典型的中國軍人，律己、愛國。他特別崇敬文天祥、岳飛，在張家口任職時，在饅頭山上蓋了座岳飛廟。他常說，如果我們國家多幾個文天祥、岳飛，就不會被欺負了。

多少年以後，父親當年的部下仍斷斷續續找到我或者寫書，回憶當年的佟軍長激盪人心的言行。「釁將不免，吾輩首當其衝，戰死者榮，偷生者辱。榮辱係於一人者輕，而係於國家民族者重。國家多難，軍人應馬革裹屍，惟以死報國。」父親有一次在給軍訓班講課時專門安排了一個特殊內容：看工匠師傅怎樣磨大刀。他對學員們說，今天他們流汗磨刀，就是為了拿日本人的血試刀。那首《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就是寫給當年29軍在喜峰口英勇殺敵的讚歌。

每年的清明和7月28日，我們全家都會去父親墓前祭拜。每次去，我都會默默對父親說一些話。我經常想，父親以己之死喚醒了一種更強大的民族精神，他的血沒有白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