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成章（1878-1912），字煥卿，浙江會稽（今紹興）人。早年在家鄉設館任塾師。此後接觸新學書籍，遂萌反滿革命思想。1900年義和團運動期間曾赴北京，圖謀趁機刺殺慈禧太后，未果；後赴奉天及東蒙觀察形勢1902年赴日留學，入東京成城學校學習軍事，在留日學生中倡言革命。1904年初回國，在上海參加中國教育會活動，並於同年10月與蔡元培等發起組織光復會，以「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為宗旨。在此期間，積極奔走於江浙間，聯絡會黨、策劃革命不遺餘力。曾與黃興等謀於11月16日（慈禧太后生日）在湘、鄂、浙同時舉義，未能實現。 1905年9月，與徐錫麟等在紹興創辦大通師範學堂，以體育專修科名義，召集浙江金州、處州、紹興各府會黨首領進行軍事訓練，培養革命骨幹。同年冬再度赴日，欲學習軍事，以圖打入清廷軍事系統，因駐日公使刁難，未成。1906年回國繼續從事武裝革命活動，曾參加秋瑾發起的光復軍活動，被推為五省大都督，計劃在杭州舉事，事泄後逃亡日本。1907年1月在東京加入中國同盟會，任留日會員浙江分會長，在浙江留學生中發展會員。同年夏回國，在蕪湖中學堂以教師職業為掩護，開展革命活動。徐錫麟、秋瑾在安慶、紹興舉事失敗後，亦被清廷通緝，遂被迫出國，先赴南洋，1908年3月到東京主編《民報》。同年秋赴南洋各地籌集革命經費，先後任新加坡《中興日報》、仰光《光華日報》記者。此時因與孫中山意見不恰，乃於1909年初在爪哇創辦光復會分會，負氣不以同盟會名義活動。同年9月發布《七省同盟會員意見書》（即所謂《孫文罪行》），誣指孫帝象吞蝕華僑巨款，要求罷免孫的總理職務。1910年2月更在東京成立光復會總會，推章炳麟為會長，自任副會長，「以反對同盟會幹部為號召」，從事分裂活動。1911年在南洋各地發動華僑捐款支持國內革命。武昌起義後，回國發動江浙舊部起義響應。浙江軍政府成立後被舉為參議會參議員。1912年1月繼湯壽潛任浙江都督。因與滬軍都督陳其美政見殊異，被陳指派蔣介石收買的光復會叛徒王竹卿槍殺於上海廣慈醫院。
這是官方出版的《中國歷史人物大辭典》（黃河出版社1992年6月）辭典對陶成章的簡介。從這個與國民黨一脈相承的正統史觀中，我們是無法知其歷史真相的。事實上陶成章之《孫文罪狀》，與辛亥革命一樣是紛亂如麻、錯綜複雜的事件。
陶成章是抱定光復會的誓言「以身許國，功成身退」參加革命的，光復會的多數黨人也是這麼履行的。例如湘籍元老李燮和功成身退後，在政壇息影，至今也鮮有人知其史蹟和貢獻。相形之下，同盟會許多黨人之人格是十分卑劣的。若以正統史觀言之，陶成章則是反對領袖的「罪人」。
陶成章與孫帝象的關係，首先由於潮惠起義失敗，繼之孫帝象分配日本政府及股票商鈴木久五郎饋金一事而驟然惡化。
同盟會成立前，各革命團體大都以所在的地域作為武裝起義的中心，如興中會在華南地區，華興會在湘贛地區，光復會在江浙皖贛閩地區，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在湖北地區。同盟會成立以後，形成了全國性的革命組織，革命形勢迅速發展，長江流域的革命浪潮也風起雲湧，而作為同盟會的領導人孫帝象應集思廣益，審時度勢，跳出原先地域性的小圈子，從全國革命的高度來確定軍事重心。毫無疑問，所有資產階級革命團體發起的武裝起義，都推動了全國性的反清形勢的發展。但是，很難肯定，究竟是孫帝象的「華南中心論」正確，還是陶成章的「中央革命論」正確。從辛亥革命首義不是在華南的廣州，而是在長江流域中部的武昌來看，不能不說孫帝象屢次在華南地區發動武裝起義，是有濃厚的狹隘的地方主義思想的。而中華民國得以最後成立，主要是得益於光復會和中部的科學補習所和日知會，即聯合後的中部同盟會。孫帝象把興趣放在南方，也是不能不令人匪夷所思的。1907年由孫帝象領導的南方起義失敗，引發許多革命黨人的不滿，從而導致了第一次「倒孫風潮」。
1908年，《民報》因經費問題陷於困境，連房租和印刷費都支付不起，主編章太炎有時只能靠啃幾塊麥餅充飢。章太炎也曾給南洋的孫帝象拍過幾封電報，寫過幾封信，籲請接濟，然而，要麼如泥牛人海，杳無音信；要麼以南洋經濟困難，無法籌錢予以「搪塞」；有時又聲稱到時將帶五六千元到東京來，屆時又不了了之。 《民報》社前前後後加起來只收到孫帝象寄來的300元左右。章太炎在萬般無奈之下，不得不派陶成章赴南洋籌款。孫帝象聞訊後，予以勸阻，以南洋同志甚少，而且大都不是資本家，肯定不會有甚麼效果，不如在東京自籌經費。但章太炎和陶成章沒有採納孫帝象的意見，陶成章化名唐繼高，又名開泰，毅然赴南洋群島，籌劃經費。
關於《民報》，它是中國同盟會成立後，於1905年11月創辦的機關報，先後擔任《民報》編輯兼發行人的有張繼、章炳麟、陶成章等人。革命派的《民報》與改良派的《新民叢報》，就革命與改良等問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論戰。章太炎和陶成章等光復會領導人以其深厚的國學基礎，弘揚華夏民族的輝煌歷史，明夷夏之辨，否定清王朝的合法統治。
《民報》始終以宣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為宗旨，所起的革命鼓動作用無可替代，許多留日學生轉變了對革命的看法，皆得益於《民報》的宣傳。 《民報》傳人國內，在新軍的中下級軍官中傳閱，瓦解了清政府的統治支柱。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得到新軍響應，迅速成功，《民報》功不可沒。當年魯迅也是《民報》的忠實讀者之一。他晚年回憶說：「我愛看這《民報》」，尤其愛讀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撰寫的戰鬥檄文，感到「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
1908年秋冬，陶成章帶著章太炎所印《民報》股票數百張赴南洋籌款。陶成章抵新加坡後，不僅身無分文，連攜帶的炒米也吃完了。陶成章找到華僑總會投宿，並打聽孫帝象、胡漢民和汪精衛等人的行踪。華僑總會介紹陶成章到《中興日報》社與孫帝象見了面。
陶成章住在《中興日報》社，參加了南洋革命黨人對保皇派控制的報紙《南洋總匯新報》的論戰。但南洋之行的主要目的是籌款，陶成章要求孫帝象給經濟窘迫的《民報》撥款3000元作為印刷費，並增加股款和維持費。孫帝象「四處張羅，無法籌措，乃出其手錶等物，囑往變款，以救燃眉之急」，此舉無異於是給陶成章難堪，孫帝象沒有滿足陶成章的要求，也未說明不資助《民報》的原因。陶成章當然不會不知孫帝象的潛台詞是甚麼。
陶成章還要求孫帝象為即將籌建的五省革命協會「籌款5萬元，回浙辦事」。孫帝象「推以近日南洋經濟恐慌，自顧不暇，斷難辦到」。陶成章的籌款要求被孫帝象斷然拒絕。陶成章極為失望，陶成章知孫帝象難與共事，遂決計獨自經營、自行籌款。然而，孫帝象在南洋的影響較大，而光復會對於南洋華僑還比較陌生。陶成章不得不請孫帝象介紹同志，分赴各地籌款。孫帝象對章太炎和陶成章等人在東京掀起第一次「倒孫風潮」還記憶猶新，對陶成章不聽勸阻執意要來南洋籌款更是懷有戒心。孫帝象對於陶成章要求寫介紹信的要求，起初並不答應，思忖良久，最後才勉強應允。
陶成章旋即離新加坡去緬甸，並出任緬甸《光華日報》記者。《光華日報》出版後，「即大倡革命排滿，尤抨擊康梁不遺餘力。」緬甸華僑的思想為之一新。陶成章的《浙案紀略》在《光華日報》連載和日本再版後，宣傳了光復會在國內艱苦卓絕的革命業績，介紹了徐錫麟和秋瑾組織皖浙起義和英勇獻身的過程，此前南洋華界尚不知徐錫麟和秋瑾為何許人，由此也可推定：孫帝象在南洋只宣介南方的革命，讓世外之人只知秦漢、不知魏晉。陶成章的宣傳使光復會在南洋華僑中贏得了更多的支持，陶成章的名字為海外華人，特別是南洋華僑所熟悉，其堅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也為海外華人所欽佩。陶成章在南洋宣傳光復會的革命光輝業績，卻遭到孫帝象的「忌恨」。
陶成章轉至檳榔嶼，以江浙皖贛閩五省革命軍及佈置決行團名義進行籌款，並向捐款者頒發憑單。憑單正面蓋有浙江同盟會分會印，背面印有浙江同盟會分會的章程--《信禾簡章》，共有8條，最後一條是還款信約。迄今當下，我們還未見過孫帝象籌款憑單的「文物」面世，如果真有「借」款憑單，遲早會公之於眾的。
陶成章在檳榔嶼的籌款也受到當地同盟會員的阻撓。檳榔嶼同盟會會員提出：「按照同盟會章程規定，只有孫帝象派來的人才能籌款。」然而，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任職於《中興日報》的同盟會會員鄧慕韓，竟然跟踪陶成章的行跡。
陶成章在檳榔嶼因所籌款過少，所到之處遭受的冷漠，陶成章其時並不知與「孫文、胡漢民皆作函阻止之」有關，但他又不得不懷疑孫帝象表面上對其籌款不便反對，卻在暗中進行破壞。
陶成章在南洋的籌款之舉，有人四出散佈謠言，誣其為保皇黨，並險遭人暗殺。幸得李燮和等力為辯解和援手方得免於難。孫帝象先是對陶成章的籌款設置重重阻力，繼而「指控」陶成章是「保皇黨」，最後發展到像對付革命敵人一樣，要「暗殺」陶成章，是不是孫帝象所為，這應該不是個歷史「懸案」。
在南洋期間，陶成章與李燮和談到同盟會黨務、人事和經濟上的許多問題，對孫帝象的專斷極為不滿。陶成章與李燮和、沈鈞業、王文慶等光復會會員再三商議，覺得非重組光復會不可。於是，陶成章在浙人王文慶等的支持下，重建光復會，與同盟會南洋支部公開對立。而李燮和「亦屢忿孫文以詐術待人，遂聯絡江浙湘楚閩廣蜀七省在南洋辦事人，羅列孫文罪狀十二條，善後辦法九條，並將孫文往來信札，交先生（陶成章）手，託其帶至日本東京同盟會總會，不欲戴孫文為會長」。陶成章與李燮和決定「整頓會務，上書東京總部論孫文，請易黃興為會長」。釀成了第二次「倒孫風潮」。
陶成章認為南洋籌款受挫，是因為孫帝象的破壞與阻撓。1909年9月，陶成章聯合李燮和、柳聘農、沈鈞業、陳方度、胡國樑、易本羲等南洋革命黨人，以川、粵、湘、鄂、江、浙、閩等七省同盟會員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南洋革命黨人宣布孫文罪狀傳單》（又稱《孫文罪狀》），同時向東京同盟會總部提交了《孫文罪狀》，揭露孫中山在南洋的部分「罪狀」 ，共三種十二條。孫帝象於1909年10月29日在《致吳稚暉述歷來革命經費收支實情以辨誣函》中，也竭力為自已洗刷其誣（詳見附件）。然而，這個「辨誣」也沒能把那筆糊塗帳說清白。陶成章和章太炎等人還以傳單的形式，向南洋和美洲的華僑和華人報紙散發「傳單」，公開了革命黨人的內部分歧。黃興和孫帝象利用所掌握的同盟會報紙，組織系列文章進行反駁，革命黨人內部的分歧愈演愈烈。事實上，以章太炎、陶成章為代表的光復會領導人，和以孫帝象、黃興為首的同盟會領導人之間的分歧，是革命黨人內部不同的政見分歧，雙方屬於政友而不是政敵。
陶成章離開檳港返回日本時，李燮和擔心陶成章遭暗殺，便託人護送其至新加坡。汪精衛也奉孫帝象之命，尾隨陶成章來到日本。陶成章抵達日本後，譚人鳳曾與黃興一起勸說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顧全大局，但也認為陶成章等人譴責孫帝象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陶成章認為「惡莠不除，則嘉禾不長」。要求同盟會總會開除孫帝象並改選總理。黃興對此是極力抵制的。陶成章稱與孫帝象「已不兩立」，他真的著手自己去革命了，不跟同盟會扯在一起。1910年1月，他成立了光復會東京總會，以章炳麟為會長、他自己任副會長，大力展開了革命運動。陶成章稱與孫帝象「已不兩立」，還有一個歷史背景：他的好友徐錫麟早在光復會與同盟會合併時候，就拒絕加入同盟會，因為他看不起孫帝象。後來徐錫麟自己去革命了，以一死做宣傳，完成了偉大的殉道。這一不合作主義，深深的影響了陶成章。陶成章在徐錫麟殉道後拒絕同徐錫麟看不起的人合作，不是沒有由來的。
其間，劉揆一以黨內糾紛日甚，乃移書馮自由、胡漢民，請就近勸告先生，向東京本部引咎罪己，以平眾憤，引「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之古語為譬。馮、胡亦頗以為然，聯名函請孫帝象採納。孫帝象得書後斷然拒絕，謂「絕無引咎之理由可言」。黃興亦致書東京同志，謂宜傾心擁護孫帝象，萬勿舉己為總理，而陷於不義云云。
這一段時間，《民報》因被清政府禁止進入國內，銷數減半，印刷、房飯之費，不足自資，僅靠留日學生自願捐助。為使《民報》免遭停刊之厄，章太炎只得變賣家產籌措辦報資金，自己也常以燒餅充飢度日，搞得面黃肌瘦，疲憊不堪，以致臥病數月。這時內田良平送錢來了，頗似大旱之望雲霓。章太炎接過錢數了數，僅2000日元，這無異於是杯水車薪！
外務省和股票大王鈴木久五郎共捐贈15000日元給孫中山，孫帝象從中抽出2000日元補貼辦報，餘款徑自帶走了。此事更加重了孫陶雙方的對立情緒。
1912年1月，孫帝象就任臨時大總統後，陶成章曾致書孫帝象，重提「南洋籌款」舊事。孫帝象憤而覆書，責問陶在南洋發布《孫文罪狀》的理由，並稱：「予非以大總統資地與汝交涉，乃以個人資地與汝交涉。」這樣，兩人間沉澱已久的猜嫌再度攪起。
武昌起義後，陶成章在南洋籌集巨款，接濟軍需，上海李燮和、鎮江章梓的軍費多是來源於他。東南光復和他多年的奔走、苦心經營是分不開的。為攻克金陵，舉兵北伐，他在上海設立籌餉局，募集款餉，殫精竭慮，寢食不安，以致舊病加劇。他在醫院仍念念不忘國事，曾對人說：「現時對異族革命雖漸成功，但政治革命當甚艱鉅，北方未定，北伐尤急。」他特別對袁世凱、北洋軍閥有清醒的認識。
1912年1月7日，他在《民立報》發表致浙江舊部的聲明，稱南京破後，東南大局粗定，「請將一切事宜，商之各軍改分府及杭州軍政府，以便事權統一，請勿以僕一人名義號召四方。」
民國臨時政府成立後，湯壽潛被任命為交通總長，浙江要陶成章出任都督的呼聲很高，多次派人迎接他，滬杭之間「代表絡繹於道」。1月12日，他發表致各報館轉浙江各界電，堅決謝絕，並推薦了蔣尊簋。在民國初年的舞台上，像他這樣不爭權力、光明磊落的人真是太少了。他真正實現了光復會的誓言「以身許國，功成身退」。《民立報》對此發表過一個編者按，稱「益見陶先生功成不伐。不獨全國欽敬陶先生，即浙人亦當共體陶先生之謙德也」。
陳其美為何要殺陶成章？原因大致是：
1．陶成章拒絕陳其美的「協餉」要求。據章天覺回憶，陳其美為在上海籌辦中華銀行，曾向浙江都督湯壽潛要求「協餉」25萬元，作為發行紙幣的準備金。當時，陶成章在浙江軍政府任總參議，湯壽潛向陶徵求意見，陶表示容「緩商」，湯壽潛即覆電拒絕。後來，陳其美當面質問湯壽潛，湯答以陶成章「不允」。其他記載也說，陳其美曾因軍需，向陶成章要求分用南洋華僑捐款，陶回答說：「你好嫖妓，上海盡有夠你用的錢，我的錢要給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2．陶成章對陳其美在滬軍都督任內的作為不滿。樊光回憶說：「時陳其美在滬督任上，聲名惡劣，（陶成章）當然是大不滿意，間有譏評。」
3．陶成章在上海練兵，並號召舊部。據《民立報》記載，1911年11月下旬，為了進攻為清軍盤踞的南京，陶成章曾電飭浙江溫、台、處三府，添練義勇三營，又電告南洋各機關，速匯巨款；同時又在上海成立「駐滬浙江光復義勇軍練兵籌餉辦公處」，準備在閔行鎮一帶練兵。這一舉動，自然更易引起陳其美的警惕，認為其鋒芒是指向自己的。 1912年初，章太炎曾勸告陶成章：「江南軍事已罷，招募為無名。丈夫當有遠志，不宜與人爭權於蝸角間。」所謂「與人爭權」，自然是指陳其美等。
陳其美本是上海灘青幫頭目，他除了崇拜權利和金錢，是沒有理想和信念的。他之革命只能說是風雲際會、大浪淘沙，投機於斯而已。上海光復之際，陳其美因冒進而被關在江南製造局，光復會的李燮和率軍攻打製造局救了他。救他出來後，他趁李燮和等人不備時．竊取了上海都督之位。陳其美不僅不感救命之恩，居然派刺客去刺殺他的救命恩人李燮和、居然非法槍決革命軍參謀長陶駿葆。其流氓本性暴露無遺。
1912年1月14日凌晨，廣慈醫院的悲劇一幕就發生了，此時離中華民國成立不到半個月。這位十多年奔走革命，備嘗艱苦，顛旆流離，對光復東南貢獻巨大，卻力辭浙督的革命元勳沒有死在清王朝的手裡，卻在革命剛剛勝利的時刻被來自革命陣營內部的子彈擊中了。如此民國，可想而知。章太炎說「成章死，光復會亦暗不章」。此後，光復會即煙消雲散，原成員和同盟會更加離心離德了。
然而，頗為巧合的是，孫帝象就任大總統後曾寫信給他，「詰問從前宣布罪狀之理由」，他收到這封信僅三天，便慘遭蔣介石、王竹卿的毒手。
陶案發生後，輿論嘩然，蔣介石不得不避走日本；刺陶的另一兇手王竹卿逃到浙江嘉興，被當地光復會員僱人殺死。蔣介石在其自述《中正自述事略》中說：「陶之喪心病狂，已無救藥，若不除之，無以保革命之精神，而全當時之大局也……故再三思索，公私相權，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又說：「余因此自承其罪，不願牽累英士，乃辭職東遊，以減少反對黨之攻擊本黨與英士也。」可見後來蔣介石對於剌陶案是供認不諱的。
陶成章被暗殺後，孫帝象聞訊，「不勝駭異，非常痛悼」，並即刻下令：「嚴速究緝，務令兇徒就獲，明正其罪，以洩天下之憤。」然而問題是：陶成章多年批孫的事，當然為孫帝象的死黨陳其美所深知，陳其美此時此刻，要「秉承領袖意旨．體念領袖苦心」，而要「教訓」陶成章，豈不正是意料中事？孫帝象焉有不知之理？
蔣介石和陶成章並無私人恩怨，他是以他大哥的恩怨為恩怨．當其時，陳其美已享有上海光復的革命果實，而躍居上海幫領頭地位，基於派系心理，遂視陶成章為不可共存之政敵，代替大哥奪權，執行行刺任務，蔣的任務顯然是這麼來的。至於蔣介石二十多年後才宣布陶成章罪狀，當然這是蔣介石的歷史大污，也是與事實大相逕庭的。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陶成章死後不久，國民黨二次革命討伐袁世凱，討袁罪狀之一就是說這位中華民國袁大總統「滅絕人道，而暗殺元勳（宋教仁）」，試問比起陶成章的被暗殺，袁世凱不會稱彼此為「同道」嗎？
掌權後的國民黨，對陶成章是十分不公正的。如國民黨編纂出版的《革命先烈先進傳》、《先烈先進圖像文物集珍》、《先烈先進文物大展圖錄》等書，根本不列陶成章，好像歷史上沒有這個人似的。創建中華民國的大功臣陶成章，卻以35歲韶華之年，死於黑槍之下，下場竟然如此，那些「革命元勳」之後裔，那些為國捐軀的志士仁人，該當作何感想？會不會寒心得潸然淚下！辛亥革命已然100年了，與改元革命遙遙相望的我們這一代人，以及我們以後的人們，該是如何紀念辛亥革命？怎樣紀念辛亥革命？紀念辛亥革命的甚麼呢？
［參考資料］：
楊天石：《從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後史事發微》，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湯志鈞編：《陶成章集》，中華書局，1986
載李新、任一民編：《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人物》，
馬巽伯：《追懷陶成章先生》，載《團結報》1984年4月28日，
楊天石、王學莊《同盟會的分裂與光復會的重建》，載《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陶永銘：《祖父陶成章被害的前前後後》，均載《紹興師專學報》1987年第l期，
楊天石：《蔣介石刺殺陶成章的自白》，載《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4期。
［附件］
致吳稚暉述歷來革命經費收支實情以辨誣函
（1909年10月29日）
吳先生鑑：
昨日先生之意，以為宜將此事和盤托出，以解第三者之惑，而表世界之公道。弟再思之，先生之言甚是。而世人之所見疑人者，多以用錢一事著眼，故將弟所發起之三次革命所得於外助之財，開列清楚。然此適表出以前助者之寡，殊令吾人氣短。然由前三次推之，則一次多一次矣。若明明白白表示於人前，使新得革命思想者無此疑惑，安知下次不更得多助乎？前二次助者無幾，無甚可對人報銷之事。前年第三次之款多由外助，而出款之人如南洋各埠，則零星合集數万金，當為千數百人之所出也，弟此處未有詳細數目。然各款收入與支出，弟在安南時多自經手，弟離安南後則漢民經手。而受款分給各處用者，則河內之五家字號經手，以用於欽廉、廣西、雲南三地；其潮、惠之款，則由香港同志經手；日本辦械、租船之款，則由日本殷實商人經手；皆有數目列明。除所人各款，尚支長萬餘元（即河內之欠債）。弟所開各處之人款是大約之數，因不記詳細，所報皆過多面【而】從無報少也。收款多由精衛，支款則我與漢民也。此事弄清，則可破疑惑矣。除三人經手之外，知各款之來路去路者尚有多數共事之同志，即今巴黎之張驥先（張翼樞，字驥先）亦其一也。請先生為長文一編，加以公道之評判，則各地新開通之人心自然釋疑，而弟從事於運動乃有成效也。所言事實皆當作第三者之言，則較弟自言者更為有力也。留此以作面談，今晚有暇請到寓敘為望。
弟文字
所攻者以我「得名」、以我「攫利」為言，而不知我之經營革命在甲午以前，此時固無留學生為我吹噓也。而乙未廣州之事失敗，則中國舉國之人，無不以我為大逆不道，為亂臣賊子，為匪徒海盜。當時如有陶成章，想亦不欲得此等之名辭也！今日風氣漸開，留學之士以革命為大光榮之事業，而陶輩始妒人之得名。然我之初意只在赴大義、行宗旨，而與共事之同志亦無不如此。不期今日乃有以名而始談革命者，此故固屬風氣之開，而亦道德之退化也！
以我為「攫利」，而不知我於未革命以前，在社會上所處之經濟界中固優勝之地位也。若不革命，則我之地位必不失，而世人所欲圖之快樂我無不得之，革命「攫利」云胡哉？且當時圖廣州之革命以資財贊助者，固無幾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資數千，檀香山人出資數千，合共不過萬餘耳。而數年之經營，數省之聯絡，及於羊城失事時所發現之實跡，已非萬餘金所能辦者也，則人人皆知也。其餘之財何自來乎？皆我兄（孫眉）及我所出也。又庚子惠州起兵及他方經營接濟，所費不下十餘萬元，所得助者只香港李君（李幻蚩）出二萬餘元及一日本義俠出五千元，其餘則我一人之籌獲而來也。自此吾一人之財力已盡，而緩急皆賴家兄之接濟，而妻子俯蓄亦家兄任之。是從事革命十餘年以來，所費資財多我兄弟二人任之，所得同國人及日本人之助者前後統共不過四五萬元耳。若謂我以十餘年之時問，而藉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萬之資，耳。若謂我以十餘年之時問，而藉革命以攫取他人四五萬之資，則我前此以賣藥行醫每年所得亦不止萬餘元，此固港粵人人所共知共見也，而其他之事業投機取利者猶過於此也。若為圖利計，我亦何樂於革命而致失我謀生之地位，去我固有之資財，折我兄已立之桓【恆】產耶！（兩年前家兄在檀已報窮破產，其原因皆以資助革命運動之用。浮錢已盡，則以桓【恆】產作按，借貸到期無償，為債主拍買【賣】其業，今遷居香港，寄人籬下，以耕種為活。而近因租價未完，又將為地主所逐。乃陶更誣以在九龍建洋樓，夫家兄本為地主實業家者，非我從事革命以耗折之，則建洋樓亦尋常事，陶等何得多言。）此庚子以前，我從事革命事業關於一人得失之結果也。
自庚子以後，中國內外人心思想日開，革命風潮日漲。忽而萍鄉之事起，人心大為歡迎。時我在日本，財力甚窘，運掉【調】不靈，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許助五萬金，始從事派人通達湖湘消息，麗萍鄉軍已以無械而散矣（此事不過乘一時礦工之變而起，初未謀定而動，故動，他方同志多不及助，是以不支也）。惟有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計南行，得港人資萬四千元及前述所許五萬元，以謀起義。初從事潮惠，潮黃岡以未期而動，事遂不成；惠七女湖愴悴【倉卒】應之，亦屬無功。吾人遂轉向欽廉，與該處軍隊相約，遂破防城，圍靈山。惟此時所有之資以買械而盡，而安南同志雖陸續集款以助軍需，精衛又親往南洋籌資，惟所得不多；欽軍統領終以資少不肯如約反正，欽事遂不成。吾人轉破鎮南關砲台，以促欽軍之動，事又不成。我遂出關而人安南，過鎮南關砲台，以促欽軍之動，事又不成。我遂出關而人安南，過文淵，為清偵探所悉。廣西官吏托龍州法領事到安南查我踪跡，知我寓某街洋樓，密告清政府，與法政府交涉，逼我退出安南。我遂往星加坡。我到星加坡後則河口之事起，佔據四砲台，誅彼邊防督辦，收降清兵陸【綠】營。本可進取，據有全滇，惜當時指揮無人，糧食不繼遂退。自潮州、惠州、欽廉、鎮南、河口五役及辦械、運動各費，統共所用將近二十萬元。此款則半為南洋各地同誌所出，為革命軍初次向南洋籌款者。今計開：由精衛向荷屬所籌者約三萬餘元，向英屬所籌者萬餘元，共約四萬元；向安南、東京及暹羅所籌者約五六萬元。我手得於上述之同志五萬元，得於日本人萬四千元，河內欠責【債】萬餘元。此各項之開支，皆有數目，皆有經手。除梁秀春自行諞去五千及累去船械費數万，又一人諞去千餘及陶成章用去一百，此外之錢皆無甚枉費。自我一人於此兩年之內，除住食旅費之外，幾無一錢之花費，此同事之人所共知共見也。而此期之內，我名下之錢撥於公用者一萬四千元，家人私蓄及首飾之撥人公用者亦在千數百元。此我「攫利」之實跡，固可昭示於天下也！
又以東京同志以官費折作按貸錢，責我不代籌，此誠我罪矣。然家兄亦因以家產作按而致今日之破產，亦我罪也。河內五家作保之萬餘元至今猶未還，亦同為我之罪也。然此時則無如之何之際，聞陶現在南洋托革命之名以撿【斂】錢亦為不少，當有還此等債之責也，何不為之?
又謂在南洋有出保護票之事，此乃荷屬一隅同誌所發起行之，本屬自由行動，至成效如何我全未聞之，亦無從代受責任也。而陶成章亦在南印發票布，四處撿【斂】錢，且有冒託我名為彼核數，其不為棍諞乎？其無流弊乎？向陶成章當自知之，今乃責人而不自責。
（據《致吳稚暉緘第五函》親筆原件影印，載胡漢民編：《總理全集》第四集，上海、民智書局，一九三0年二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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