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意在通過追尋林則徐（1785-1850）和渡辺崋山（1793-1841）研究西洋的軌跡，在中日西洋學（為敘方便，暫以此概念含指中國的西學和日本的洋學）比較研究領域做一粗略的嘗試。
一
林則徐自1838年受命欽差大臣赴廣東上任後，由於處理對外問題的需要， 才開始接觸並研究西洋問題，而且主要集中在欽差大臣任內（1840年9月被革職）。渡辺崋山是日本江戶幕府末期三河國（現愛知縣東部）田原藩藩士，於1832年天保饑饉和英國東漸勢力加速的內外形勢下，被任命為田原藩家老兼海防掛。當時在三河地區只有田原藩面臨太平洋，因之該藩為三河地區海防的唯一據點。對此，渡辺崋山深感責任重大，為解決內外危機， 開始認真研究西洋問題， 直至因筆禍罹罪的1839年。與日本正統洋學家比較起來，林則徐和渡辺崋山的西洋研究起步較晚，時間也不長，況且二人皆不諳外國語，雖然如此，他們卻分別達到了那個時代本國對「西洋問題」認識的最高水平。其中的原因，有許多具體問題有待於深入地考察研究，但是，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即他們所處的時代以及在那個時代中所擔當的角色。
十九世紀中葉，就遠東地區而言，西方殖民勢力的攻勢由「西力東漸」急速發展為「西潮東湧」的時代。中日兩國面臨著有史以來空前深刻的民族危機，傳統的對外觀念以及對外交涉原則已無用武之地，從而如何迎接來自西方的挑戰便成為中日兩國亟待解決的歷史課題，迎接這次挑戰的成功與否將決定兩國近代史的發展方向。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和日本能清楚地認識上述現實的人卻寥寥無幾。林則徐和渡辺崋山同處於這一激蕩的時代，並分別擔當「馭夷」要職，又分屬本國統治階級中的開明人物。這些客觀條件促使他們對本國所面臨的險惡的國際環境以及民族前途極為敏感，面對歐美列強的強烈衝擊，他們不同程度地意識到西洋諸國的先進性和自我危機的嚴重性。為此，他們積極了解、研究、學習西方的先進事物，以尋求擺脫民族危機的途徑。在此過程中他們各自將本國的西洋學提高到一個新階段，從而成為「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洋學的大施主」。簡而言之，他們處於同一時代，有著相似的感受以及這種感受所促發的民族使命感。正是上述相似的經歷將他們造就成為冷靜環視周圍世界的民族先覺者。另一方面，由於中日兩國具體國情的差異，他們研究西洋的側重面、深廣度又不盡相同。以下扼要敘述這種差異及其這種差異的前因後果，由此，或許會加深對中日兩國近代史的理解。
二
林則徐主持翻譯、 編譯的西方書刊主要計有：《四洲志》（HughMurray, Cyclopaedia of Geography ）、《各國律例》（Vattel Emericde,Law of Nations）、《澳門新聞紙》（Canton Press）、《澳門月報》（Chinese Repository）等。 《四洲志》是英國人慕瑞所著，原本於1836年在倫敦出版，屬當時最新之世界地理書，書中介紹了五大洲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地理、歷史、軍事、政情等。全譯本共四十九頁，其中歐美部分佔五分之三，美國部分則佔全書的五分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書中詳細地描述了美國總統、上下兩院及司法等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只可惜美國的民主制度沒能引發林則徐的興趣。儘管如此，該書是為中國第一部較系統地介紹世界地理志的譯著，也是林則徐譯述中對後來影響最大的一部書。它使中國西學、尤其是世界地理學領域跨入了新時代。梁啟超曾贊曰：「林少穆（則徐）督兩廣，命人譯四洲志，實為新地誌之嚆矢①。《各國律例》的作者是瑞士人， 漢譯名為滑達爾，該中譯本係原書之摘譯，後收於魏源著《海國圖志》。其內容包括關於一個主權國家對在留外僑的司法管轄權問題以及作為對外敵對措施的封鎖、禁運等手段。《澳門新聞紙》又譯作《澳門新聞錄》或《廣州週報》，係廣州商館英國自由貿易派商人於1835年創刊，1839年7月遷往澳門繼續出版，主編為慕勒（Moller Edmund）。由於該報「將廣東事傳至該國（指英國）並將該國事傳至廣東」②，自1839 年春始，林則徐命人將其中有關的時事報導和評論一一摘譯出來，諸如鴉片生產，國際社會對中國禁煙的反應，直至西方國家在中國周邊及鄰國的活動等。為便於查閱，又命人將譯文按時間順序「抄齊統訂數本」③，如此一直繼續到林則徐被革職。現存中譯《澳門新聞紙》抄本六冊，譯載了原刊1838年7月至1840年11月間的部分內容。 《澳門月報》亦譯為《中國叢報》，由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卑治文（Bridgman）主編，1832年創刊，至1852年共出版了二十卷。現存中譯《澳門月報》譯自其中1839年和1840年部分。與《澳門新聞紙》不同，《澳門月報》是按事項發類，即為：論中國、論茶葉、論禁煙、論用兵、論各國夷情等五輯，收於《海國圖志》卷八十一。從林則徐組織翻譯的內容看，可大致分為以下幾大類，即：海外、特別是歐美國家地志學知識；直接服務於外交的情報及其外交技術；歐洲輿論對中國的反應。從以上內容結構不難看出，這些譯書主要是為「馭夷」需要而作，事實上也確實為辦理「夷物」發揮了作用。
由於林則徐對西洋列強及其動向有了初步瞭解，因此他的對外策略遠高於其他官吏。當時，主和派強調不可「輕起邊釁」，主張對英讓步，甚至提出容忍鴉片貿易。抵抗派則主張「閉關絕市」徹底斷絕一切對外貿易的強硬政策。林則徐屬堅決抵抗派，反對被動讓步，但同時也反對「閉關絕市」論。其原則是「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④，他通過《各國律例》察知「此等奸夷（指歐美的鴉片走私犯）並未領照經商，而取偷渡躥越，若被該國查出，在夷法亦必處以重刑。⑤」據此，林則徐采取了一系列嚴禁鴉片的措施。但同時他又認爲：「將現未犯法之各國夷船與英吉利一同拒絕，是抗違者摒之，恭順者亦摒之，未免不分良莠，事出無名。設諸夷禀問何辜，臣等礙難批示。⑥」並強調：「凡有夾帶鴉片夷船，無論何國不准通商，則不帶鴉片者，仍皆准予通商。⑦」這裏林則徐實際上已在遵循國際法原則，可以說國際法知識之引入中國並應用於對外交涉是自林則徐開始的，他的國家主權觀念已開始帶有近代色彩。作爲具體策略，他還提出：「查英吉利在外國最強悍，諸夷中惟美利堅及佛蘭西尚足與抗衡……此中控馭之法，似可以夷制夷。⑧」林則徐在處理外交事物中錯落有致，很大程度上得力於他的西洋知識，林則徐自己也曾說過：「其中所得夷情實爲不少，制馭準備之方多由此出。」⑨
林則徐得力於西洋知識的又一重要收穫是他在海防上的作爲。他針對英國「以船堅炮利稱其強」的現實，於海防上傾注了極大的努力，在給道光的奏章中提出：「尤恐各台舊安炮位未盡得力，復設法密購西洋大銅炮，自五千斤至八九千斤不等，務使利於遠攻。⑩」並「用價一萬八千元購得西洋大號舊夷船一隻，一備兵勇演習仰攻。⑪」（此爲中國購買西洋船隻之始）1840年4月又首次仿造西洋式戰艦， 奏報朝廷：「今春檢查舊籍，捐資仿造兩船，底用銅包，蓬如洋式。⑫」當時有外國人記曰：「1840年4月25日，二、三隻雙桅船已在廣州河面下水，這些船都是按照歐洲船式修造的，它們已能加入帝國的海軍了。⑬」林則徐還曾向奕山建議：「查洋面水戰，係英夷長技……非自單薄之船所能追剿。應另制堅厚戰船，以資制勝……總需有船一百隻，始可敷用。此系海疆長久之計，似宜及早籌辦。⑭」可見林則徐是在試圖建立一只有近代裝備的新式海軍。並認爲如能擁有這樣一隻「器良」並且「技熟、膽壯、心齊⑮」的海軍，「有船有炮，水軍主之，往來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逆夷以舟爲巢穴，有大邦水軍追逐於巨浸之中，彼敢捨舟而擾陸路，佔之城垣，吾不信也。⑯」綜觀上述不難看出，林則徐將其西洋知識付諸實踐，頗有成果。總體看來，林則徐作爲欽差在廣州期間英國在外交和軍事上始終不得要領。此外還有一點頗值得注意，即他在主持編譯《四洲志》時已察知沙俄正向伊犁推進，並開始注意沙俄的動向，且預言：「爲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⑰」對此林則徐建議在中國西北邊境應「改屯兵爲操防⑱。」而滿清朝廷對西北邊境的危機却無動於衷，不幸，其後不久，林則徐的憂慮變成了現實。
在中國西學中衰約百年後，林則徐能在不滿兩年的時間裏對西方瞭解到如此程度，並能運用於對外策略的實踐中，不能不令人嘆服。
三
如前述，渡辺崋山真正的蘭學研究是1832年被舉爲家老和海防掛後開始的，從這個角度講，在關心西洋的動機上與林則徐是相同的。渡辺崋山明確指出：「搜索西洋諸番之事情，實今時之急務⑲」、「不審敵情則無以立兵備之策謀」⑳。渡辺崋山有關海防的構想集中在其《諸國建地草圖》一文中，和林則徐一樣，渡辺崋山充分認識到西方船炮的威力以及日本傳統海防布局和武器的落後，並提出過海防構想圖。此外，渡辺崋山對沙俄的擴張也表示出極大的憂慮，並認爲：「魯西亞垂涎日本最久，日本之憂患必有北陲。㉑」很明顯二人對西洋關心的重合部分在於海防。然而，這個重合部分幾乎是林則徐西學知識的全部內容，而對渡辺崋山來說只占其洋學成果的一部分，或者說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崋山洋學的真正價值在其引照歐洲的經驗用以解決日本問題的思想和基於科學分析西洋而形成的具體的世界認識。
高野長英在述及以渡辺崋山爲首的蠻社形成的最初動機時曾說：「近年凶欠延綿，人心紊亂，故於洋書之中抄尋萬國之國體、政務、人情、世態等。㉒」渡辺崋山通過潜心研究，得出結論，認爲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在於「物理之精確」，而且「不惟於萬物以圖窮理，且於萬事議論皆專務窮理。㉓」並提出西洋富強的根源是「學校之盛行」，即「其政事以養才造士爲先」通過教育「成才成德後，入教院、成學師，施其所學。㉔」渡辺崋山基於對西洋尊重實學、因才適用社會原理的憧憬，將當時日本的封建等級制度比作「天下（指將軍）爲一大箱，諸侯爲小箱，士閉其內，制活物世界於死地㉕」的社會棺裹。在對外問題上，他對幕府採取了同樣的批判態度。1837年美國商船摩裏遜號爲送還日本漂流民和要求締結通商條約駛來日本，幕府決定依照祖法予以武力驅逐。對此，渡辺崋山通過分析當時國際形勢，提出了日本應採取的對策。他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內除亞細亞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領地。於亞洲之內，亦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穢㉖」的局面。對日本來說，「英吉利（崋山誤認爲摩里遜號爲英國商船）求之於我者，如蠅逐膻，驅之而必復來」㉗。針對內外形勢和力量對比的現實，渡辺崋山認爲：「古來唐土禦戌之論、我邦之神風不足恃」㉘，並揶揄幕府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見」，主張取消「異國船擊退令」， 並提出「因時變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義㉙」的對處原則。這便引出了崋山洋學中，通過分析西洋及內外形勢而得出的「變」的主題。
統觀渡辺崋山有關西洋的論著，頗具冷靜的分析和清晰的思想體系。他是站在歷史哲學或稱人類文明發達的高度來分析世界歷史並把握當時世界現狀的。因此，梳理出這些論述中「變」的主綫可進一步理解崋山洋學的歷史地位。渡辺崋山的著作雖不那樣龐大，但是簡單扼要地勾畫出了人類文明發達史上「變」的歷程：「一地球因諸國變革而生生不已㉚」，「或英主忽出以至天地化育相變，又由政度釀出英傑，以至學風政事一變，實乃千變萬化」㉛。首先是：「亞西亞四十度以南之地，自遠古教化開、文物盛……古代南方尊，北方卑，後來南方之教化次第擴至北方」，由此「北方剽悍詭黠之俗一變爲強勇深智之國」，而南方「高明文華之地成疏大浮弱之風……唯今歐羅巴諸國於海外無不到之隅，以押領四大洲諸國㉜」。此「實天地古今爲之一變……其間物極則衰，衰極則又盛，理勢乘除無所不至㉝」。可見，渡辺崋山把上述盛衰興亡看作是歷史發展的鐵則。那麽十九世紀當時西洋變強的原因何在，或者說西洋是靠甚麽來押領四大洲的呢？對此，渡辺崋山精闢地指出：「西夷皆專於物理之學，故而，審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國爲天下，而以天下爲天下，因是，頗有廣張規模之風氣㉞」。簡而言之即是「窮理精神」和「世界視野」。這就是西夷變強的原因，同時也是世界格局急劇變化的源點。由此渡辺崋山産生了強烈的危機意識，他清醒地認識到：「古之夷狄爲古之夷狄」㉟，「時勢既今非古。故以古論今者。如膠拄鼓琴」㊱。那麽在劇烈變動的世界中，日本該如何應對？對此，渡辺崋山主張要向西方學習以適應世界大勢之劇變。他在《鴃舌或問》中明言：
「彼犀兕之革可以作鎧。波斯之草可以活人……非以備用者乎。若夫當路重任讀之。有審其俗而知其變。防其微而杜其漸。……余望外之幸也。」㊲
總之，西洋在變，世界在變，日本也必需要變。我們可以從渡辺崋山的洋學論著中，通過與西洋對比而描述日本社會的文脉中整理出其要求變革的一系列願望。即，古來華夷之辯的「井蛙之見」㊳要變爲「以天下爲天下」㊴；「高明空虛之學」㊵要變爲「萬事議論皆專務窮理」；面對西洋向東亞的攻勢，「唐山禦戎之論、我邦神風之說不足恃」，因之「專於內患、不慮外患」㊶的海防體制也要變；「不痛不癢的世界」（指日本國內狀况）㊷要變爲「憂勤國政、內外慎密」㊸之局面。這正是渡辺崋山真正的苦心所在，如能達到上述變革，渡辺崋山大概就會感到「望外之幸」了。
總之，他始終抱定一個「變」的信念，以至於臨終前致好友「極秘永訣」的遺書中，仍念念不忘「數年之後爲之一變」㊹。這裏雖未更具體言明變甚麽、怎樣變，但若通讀上述論述，似已無須再做解釋了。
綜觀上述，可映照出林則徐與渡辺崋山研究西洋的不同特點。林則徐的西洋知識直接應用於對外交涉，是制定具體「馭夷」策略的重要參考資料，具有明顯的實用主義傾向，並確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可以說林則徐研究西洋還僅僅局限於直接與中國有關的知識，因此其視野還不似渡辺崋山那樣寬闊、系統，也沒能達到渡辺崋山那樣的理論體系。對比之下渡辺崋山對西洋各國本質認識的水平遠遠超乎林則徐之上，他是從原理上認識西洋社會的。他認爲「萬事窮理」爲西洋社會運行的基本原理，觀其文脈，有理由認爲他是站在新舊社會的高度來看待西洋社會與東亞及日本社會的，只是沒有使用「近代社會」和「傳統社會」這樣的概念而已。也正因如此，在渡辺崋山那裏才出現了相連續的「變」的思想，即西洋社會變了，創出了新的社會原理，日本也要學習西洋，以變應變，從而，在理論上提出了迎接西洋挑戰的總原則。然而，另一方面也應該承認在將西洋知識付諸實踐的領域，是渡辺崋山的弱點，他雖然也曾在海防方面傾注過精力，卻是無法與林則徐系統的海防活動相提並論的。正如有日本學者所述：「就其（崋山）一般施政而言，幾乎找不到直接將洋學知識付諸實踐的證迹」㊺。由此，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暫且可以得出「實踐的則徐」和「理論的崋山」這樣的認識。當然，筆者無意否定渡辺崋山洋學的實學性質，而且必須承認崋山洋學中濃烈的危機意識正是當時日本即將走向近代變革過程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甚至說是不可缺少的認識環節。林則徐雖然也抱有危機意識，但是，那是從當時中國所有面臨的具體危機所感受到的，而不似渡辺崋山那樣對西洋深入研究而得到的較清晰的認識，因此，林則徐不可能從東西不同社會原理的高度來理解這種危機的深刻程度，如前所述，甚至認爲只要有一隻近代化的艦隊即可渡過危機。
四
爲甚麽活動於同一時期的這兩種西洋學會出現上述差異？
首先，追溯一下兩國西洋學史就會發現，十八世紀二十年代是至關重要的歷史關節點。1720年和1723年日中兩國的統治者分別發出了內容截然相反的政令。德川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發布「洋書緩禁」令，使洋學信息源源流入日本，包括通過荷蘭商館購入的荷蘭語書籍和由中國輸入的有關西學的漢文書籍。1740年德川吉宗又授命青木昆陽、野呂元丈學習荷蘭語，其後，自杉田玄白翻譯《解體新書》以來，洋學家學習荷蘭語便成爲一種傳統，洋學運動在日本驟然興起。反顧中國，明末清初有不少西方傳教士將西洋書籍譯成漢文，早期西學也曾一度發達，但是，因清廷與羅馬教廷之間發生「禮儀之爭」，康熙皇帝於1723年明令在中國禁止天主教，由此，西學在中國也隨之衰落。如果說在相對和平的時代這種差異還無關緊要的話，那麽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國際環境下，這種差距所帶來的惡果便暴露無遺了。我們可以從渡辺崋山和林則徐的洋學知識來源清楚地看到
這一點。
渡辺崋山的情况約略說來主要有以下幾條途徑。其一是利用當時傳入日本的有關西洋知識的漢籍（包括漢譯西書）以及日本洋學家們譯述的有關洋學的書籍。關於前者，自1720年緩禁洋書以來，有關西洋知識的漢文書籍不斷流入日本。而後者，即使自1774年杉田玄白翻譯的《解體新書》刊行算起，至渡辺崋山活動的時代也已60年，這期間日本洋學家譯、著的洋學書籍已逾幾百種。渡辺崋山任家老後極力鼓動藩主繼承人三宅友信修習洋學，在此期間三宅友信購入了「一室充棟」的荷蘭文書籍，僅現存兵學類即有219册㊻。這些書籍成爲渡辺崋山研究西洋的基本資料，僅渡辺崋山所著萬餘言的《外國事情書》直接引用的書籍計有：《職方外紀》（在華耶穌會士艾儒略所著）、《皇朝經世文編》中的〈澳門圖說〉、〈外番借地互市說〉、日本洋學教育家大規玄澤編著的《環海異聞》、日本洋學有青地林宗所譯《輿地志略》等十餘種㊼。其二，延請高野長英、小關三英等一流洋學家譯讀所需荷蘭語書籍，《崋山先生略傳》即云：「（渡辺崋山）常招小關、高野二氏，使讀地志歷史之屬。」其三，直接請教荷蘭商館人員以補正自己的洋學知識。渡辺崋山的《鴃舌或問》即是1838年3月訪問在江戶參府中的荷蘭商館長尼曼後而撰寫的有關西洋情勢的訪談錄。
在中國，由於西學的中衰，從皇帝到官僚以至知識層對西洋事物以及西洋所發生的變革一無所知，更可悲的是直至鴉片戰爭前夕「沿海文武員弁不諳夷情，震於英吉利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㊽。此時林則徐可資利用的西學書籍，不過明末焦勖的《火攻挈要》而已。在這種背景下，林則徐要研究西洋只得依靠自身的苦心經營，在料理政事的同時，還要利用各種機會購買、搜求西方書刊，「欲繋夷情，多方購求」㊾，須「輾轉購得新聞紙」㊿。由於信息源的限制，林則徐不得不採取「凡以海洋事進者，無不納之，所得夷書，
就地翻譯」由於信息源的限制，林則徐不得不採取「凡以海洋事進者，
無不納之，所得夷書，就地翻譯」
〔51〕的做法。此外，當時國內翻譯人材也是鳳毛麟角。林則徐到廣州時，十三行（獨占對外貿易的公行）中雖有華籍通事，但他們只是略知商務知識而已，而林則徐需要的譯員則要具備政治、歷史、軍事、科學技術等諸方面知識，而且對外國語的要求也很高，通過苦心方求，也僅得四名英語譯員〔52〕，因而，不得不請西洋人協助審定譯文、翻譯和介紹「夷情」資料〔53〕。這些翻譯人員與在具有洋學功底的基礎上精通本國和外國文字的日本洋學家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其次，當時西洋對中日兩國衝擊的力度是大不相同的。日本雖然面臨「北方之警」沙俄的威脅和英國的進逼，但是，終究沒有發展到培理叩關的階段，渡辺崋山有充分的時間從理論上深入瞭解、研究西洋。換言之，西洋對日本的總攻擊雖然已迫在眉睫，但終究還沒有成爲現實，渡辺崋山的洋學研究是出於一種強烈的預感，其使命是警世，即向日本的統治者說明世界曠古以來巨大的變動和隨這一變動而即將到來的民族危機，並提出：「防其微而杜其漸」的對處原則。就是說，歷史要求渡辺崋山以思想家的眼光來分析西洋社會進步的原因，從根本上爲日本對付西洋的衝擊尋求理性的出路，從而，産生了渡辺崋山那樣的預感階段，來自英國咄咄逼人的攻勢已然使中國陷於名副其實的深刻的民族危機，嚴酷的現實不容林則徐象渡辺崋山那樣做書齋式的研究，而只能急起應戰。很明顯，林則徐的西洋學是以直接抵禦侵略爲核心而成立的，因此，其內容除爲制定外交策略所需要的知識外，學習西洋先進的軍事技術就被置於首要位置。
〔注釋〕
①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市中國書店1985 年，第323頁。
② 楊國禎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頁。
③ 楊國禎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頁。
④林則徐：《會奏川鼻尖沙嘴迭次轟擊夷船情形摺》， 見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二， 神州國光社1954年，第190頁。
⑤ 《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649頁。
⑥ 《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794頁。
⑦ 《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796頁。
⑧ 《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795頁。
⑨ 陳錫祺主編：《林則徐奏稿·公牘·日記補編》， 中山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00頁。
⑩《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838頁。
⑪ 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總論卷八十，原叙，後叙，古微堂重印本，咸豐二年（1852年）。
⑫《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865頁。
⑬ 陳大宜：《從鴉片戰爭到一八六一年的中國軍事工業》，見列島編，《鴉片戰爭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58年，第163頁。
⑭ 陳錫祺主編：《林則徐奏稿·公牘·日記補編》， 中山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00頁。
⑮ 楊國禎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3頁。
⑯ 楊國禎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6頁。
⑰《清史稿．林則徐傳》卷三百六十九，第三十册，中華書局1977年，第11494頁。
⑱ 清朝國史管撰：《林則徐傳》，見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組：《林則徐詩文選注．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26頁。
⑲ 渡辺崋山：《再稿西洋事情書》。以下有關渡辺崋山論著之引文皆引自，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長英論集》，岩波書店1978年。
⑳ 渡辺崋山：《慎機論》。
㉑ 渡辺崋山：《慎機論》。
㉒高野長英：《鳥之鳴音》，載《日本思想大系》44，岩波書店1977年。
㉓ 渡辺崋山：《初稿西洋事情書》。
㉔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㉕ 渡辺崋山：《退役願書之稿》。
㉖ 渡辺崋山：《再稿西洋事情書》。以下有關渡辺崋山論著之引文皆引自，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長英論集》，岩波書店1978年。
㉗ 渡辺崋山：《慎機論》。
㉘ 渡辺崋山：《初稿西洋事情書》。
㉙ 渡辺崋山：《初稿西洋事情書》。
㉚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㉛ 渡辺崋山：《再稿西洋事情書》。以下有關渡辺崋山論著之引文皆引自，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長英論集》，岩波書店1978年。
㉜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㉝ 渡辺崋山：《再稿西洋事情書》。以下有關渡辺崋山論著之引文皆引自，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長英論集》，岩波書店1978年。
㉞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㉟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㊱ 渡辺崋山：《鴃舌或問》
㊲ 渡辺崋山：《鴃舌或問》。
㊳ 渡辺崋山：《慎機論》。
㊴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㊵ 渡辺崋山：《慎機論》。
㊶ 渡辺崋山：《諸國建地草圖》。
㊷ 渡辺崋山：《慎機論》。
㊸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㊹ 渡辺崋山：《遺書》。
㊺ 佐藤昌介：《渡辺崋山》，吉川弘文館1992年，第92頁。
㊻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㊼ 佐藤昌介：《洋學史的研究》，中央公論社1980年， 第176、197頁、184、194頁。
㊽《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649頁。
㊾ 琦善：《奏遵查林則徐在粵辦理禁煙形摺》，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中華書局1964年，第615頁。
㊿ 楊國禎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頁。
〔51〕姚瑩：《康輶紀行》卷十六。
〔52〕參見林水俁：《論林則徐組織的迻譯工作》，見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林則徐與鴉片戰爭論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53〕參見林水俁：《論林則徐組織的迻譯工作》，見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林則徐與鴉片戰爭論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② 楊國禎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頁。
③ 楊國禎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頁。
④林則徐：《會奏川鼻尖沙嘴迭次轟擊夷船情形摺》， 見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二， 神州國光社1954年，第190頁。
⑤ 《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649頁。
⑥ 《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794頁。
⑦ 《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796頁。
⑧ 《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795頁。
⑨ 陳錫祺主編：《林則徐奏稿·公牘·日記補編》， 中山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00頁。
⑩《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838頁。
⑪ 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總論卷八十，原叙，後叙，古微堂重印本，咸豐二年（1852年）。
⑫《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865頁。
⑬ 陳大宜：《從鴉片戰爭到一八六一年的中國軍事工業》，見列島編，《鴉片戰爭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58年，第163頁。
⑭ 陳錫祺主編：《林則徐奏稿·公牘·日記補編》， 中山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00頁。
⑮ 楊國禎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93頁。
⑯ 楊國禎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6頁。
⑰《清史稿．林則徐傳》卷三百六十九，第三十册，中華書局1977年，第11494頁。
⑱ 清朝國史管撰：《林則徐傳》，見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近代史組：《林則徐詩文選注．附》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326頁。
⑲ 渡辺崋山：《再稿西洋事情書》。以下有關渡辺崋山論著之引文皆引自，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長英論集》，岩波書店1978年。
⑳ 渡辺崋山：《慎機論》。
㉑ 渡辺崋山：《慎機論》。
㉒高野長英：《鳥之鳴音》，載《日本思想大系》44，岩波書店1977年。
㉓ 渡辺崋山：《初稿西洋事情書》。
㉔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㉕ 渡辺崋山：《退役願書之稿》。
㉖ 渡辺崋山：《再稿西洋事情書》。以下有關渡辺崋山論著之引文皆引自，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長英論集》，岩波書店1978年。
㉗ 渡辺崋山：《慎機論》。
㉘ 渡辺崋山：《初稿西洋事情書》。
㉙ 渡辺崋山：《初稿西洋事情書》。
㉚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㉛ 渡辺崋山：《再稿西洋事情書》。以下有關渡辺崋山論著之引文皆引自，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長英論集》，岩波書店1978年。
㉜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㉝ 渡辺崋山：《再稿西洋事情書》。以下有關渡辺崋山論著之引文皆引自，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長英論集》，岩波書店1978年。
㉞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㉟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㊱ 渡辺崋山：《鴃舌或問》
㊲ 渡辺崋山：《鴃舌或問》。
㊳ 渡辺崋山：《慎機論》。
㊴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㊵ 渡辺崋山：《慎機論》。
㊶ 渡辺崋山：《諸國建地草圖》。
㊷ 渡辺崋山：《慎機論》。
㊸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㊹ 渡辺崋山：《遺書》。
㊺ 佐藤昌介：《渡辺崋山》，吉川弘文館1992年，第92頁。
㊻ 渡辺崋山：《外國事情書》。
㊼ 佐藤昌介：《洋學史的研究》，中央公論社1980年， 第176、197頁、184、194頁。
㊽《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第649頁。
㊾ 琦善：《奏遵查林則徐在粵辦理禁煙形摺》，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中華書局1964年，第615頁。
㊿ 楊國禎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4頁。
〔51〕姚瑩：《康輶紀行》卷十六。
〔52〕參見林水俁：《論林則徐組織的迻譯工作》，見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林則徐與鴉片戰爭論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53〕參見林水俁：《論林則徐組織的迻譯工作》，見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林則徐與鴉片戰爭論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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