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瑩，字石甫，安徽桐城人，清代著名思想家，是清代最早開眼看世界的知識分子之一。他曾於嘉慶末年和道光初年任台灣縣令，後來又任噶瑪蘭通判，道光十八（1838）年，姚瑩出任台灣兵備道。在隨後爆發的鴉片戰爭中，他與台灣總兵達洪阿一起，領導了台灣的抗英鬥爭，不斷取得勝利，寫下了中華民族不畏強敵、英勇抗戰的光輝篇章。及至中國戰敗，在英國的無理要求下，姚瑩因功罹禍，被以道光帝為首的投降派貶到四川、西藏。在這種情況下，他仍念念不忘國家的安危， 著書立說，提出禦侮強國的建言，充分體現了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情操，值得後人景仰。
指揮若定，力撐台灣危局
1840年6月，英軍封鎖廣州洋面，發動了鴉片戰爭。頓時，整個東南沿海都籠罩在戰爭的陰影之下。台灣作為中國東南要區，自然是英軍覬覦的重要目標。戰爭爆發之前，英軍就不斷派人到台灣島內了解情況，並經常抓捕漁民詢問港口內部的情況。隨著戰局的發展，台灣形勢也越來越嚴峻，1841年8月廈門陷落，台灣的主要物資供應線被切斷，台灣島內更是人心浮動；同時，英軍軍艦進犯台灣，來勢洶洶。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局面，姚瑩和總兵達洪阿同心協力，積極籌防，同時在戰爭中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為台灣保衛戰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加緊訓練軍隊。姚瑩治軍「務在簡、嚴」，即「究其大端，不責苛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在抗英鬥爭中，台灣守軍同仇敵愾，英勇戰鬥，給英軍以沉重的打擊。
改善武器裝備，添置軍事設施。鴉片戰爭爆發後，姚瑩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來加強台灣防務。如製造巨艦以利於海戰；勘測各個港口的深度，因地制宜進行設防；在各個港口增設砲位，加固原有的砲台；將在福州新近鑄的6000斤大砲和8000斤大砲，調來一批以增加台灣的作戰能力，多置火器，教士兵應用。這些措施增強了守軍的作戰能力，在抗擊英國侵略者的鬥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在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的戰鬥中，就是8000斤和6000斤兩門巨砲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打斷了英軍的桅杆，從而迫使其撤退後觸礁沉沒。
團練鄉勇，使之協防。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姚瑩立即馳赴北部，督察防堵事宜，並沿途召見耆老、士紳，使之團練鄉勇。「每莊自一、二百名至七、八百名，通計四縣二廳，團練壯勇13000 多人，一旦有警，半以守莊，半聽調用。」當時5個比較大的口岸共用防衛士兵3481人，屯丁200人，而調用的協防鄉勇數量則為2160人，水勇520人，和正規軍的數量相差無幾。這還沒有包括那些沒有被調用的鄉勇。到了道光二十二（1842年），各地所練鄉勇已經達到了47000餘人，數量上遠遠超過了正規軍。而且，這些鄉勇平時不領經費，僅在戰時調用才撥給口糧。對於軍餉本來就缺乏的台灣來說，這種寓兵於民的做法無疑收到了一舉多得的效果。
收養遊民，穩定後方。台灣遊民素多，成為社會不穩的重要因素。歷史上許多樹旗滋事、趁機搶劫的事件大都是遊民所為。姚瑩一直比較注意解決遊民問題，任台灣道不久，就提出了收養遊民的問題，要求將他們編入各莊保甲，由各莊的總理、董事進行約束，「無事則使巡守田園，有事則逐捕盜賊。」這一政策取得了相當的效果，與以前相比，遊民滋事的數量明顯減少。鴉片戰爭爆發後，姚瑩收養遊民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他在《會商台灣夷務》中說：「水師兵少，不敷分撥，必須多募鄉勇，既得防夷之用，又可收養遊手，消其不靖之心。」這些遊民大多被編入鄉勇，直接補充了軍事力量。對於抗英鬥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對於部分遊民趁抗英鬥爭期間製造混亂，搶劫財物的行為，姚瑩則給予堅決的打擊，以保證後方的穩定。道光二十一（1841年）9月11日，北路嘉義地方發生了遊民暴動。他們數十成群，向鋪戶強借銀錢，並於15日黎明攻擊官員寓所，殺死兵丁。總兵達洪阿迅速帶領兵丁平定了這次騷亂。然而北部剛剛平息，又有遊民在鳳山縣豎旗滋事，殺死民人祭旗，並攻擊汛地。姚瑩迅速調兵緝拿，很快擊潰了這一股勢力，穩定了形勢，從而保證了抗英鬥爭的順利進行。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豎旗事件有很多是和英國侵略者相互關聯的，有部分流民被英國人收買,到台灣作內應,配合英軍進攻台灣。據英國俘虜自己交代，英軍司令璞鼎查（香港首任總督砵甸乍爵士，Bt，GCB【Sir Henry Pottinger】，1789年10月3日-1856年3月18日）曾給漢奸番銀90000元、紋銀6000兩，「來台購買奸民」。自道光二十一（1841）年以後，政府緝捕的人員中有很多是這類人。因此，對流民豎旗滋事的打擊和打擊漢奸、抗擊外國侵略者緊密結合，事實上構成了整個抗英鬥爭的一部分。
採取正確的戰略戰術。鴉片戰爭中，中國方面明顯處於劣勢，無論在武器裝備和整體作戰能力上均是如此。所以姚瑩採取了比較靈活的戰略。一方面，他堅決反對堅壁清野，撤往內山的做法， 而是堅持大小口兼顧，以大口為主的原則。另一方面，「以夷炮猛烈」，故「不與海上爭鋒」，而是採取誘敵深入的策略，待到其登岸以後再利用險要的地形進行伏擊，因此在幾次戰鬥中，均以較小的代價，取得了勝利。道光二十一（1841）年8月，英國軍艦進入雞籠港，對二沙灣砲台連發兩炮，打壞兵房一間。參將邱鎮功督率軍隊，以大砲轟擊英國軍艦，將其桅杆打斷，英軍被迫撤退，慌亂之中撞上了礁石，船被撞破，英軍紛紛落水，邱鎮功諸人率軍分路追殺，取得了勝利。這一戰計斬英軍32人，俘獲133人，大砲10門，以及圖册等物。同年九月初五，又有英軍三桅船1艘，在雞籠口外停泊，初掛紅旗，繼換白旗，並放舢板船入口，聲言要索回以前被俘獲的英軍，每名願付銀洋100元。見到岸上沒有回應，於9月13日闖入口門，直撲二沙灣砲台，大砲齊發，同時在三沙灣強行登陸。守軍迅速發炮轟擊打死英軍2名，其餘英軍見岸上戒備森嚴，不敢再繼續進攻，倉皇而退。
英國兩次失利後，於道光二十二（1842）年正月二十六日派軍艦3艘到台灣外洋「見機行事」」。 30日，有一艘英國軍艦「隨帶夾板船4隻」，準備在大安港進入口門，護北路副將邱鎮功、北路營游擊安定邦等人前往堵禦。英軍見防守嚴密，於是退往外洋。此時守軍僱募的漁夫週梓，以土音向英艦上的漢奸打招呼，將他們誘入土地公港擱淺，然後岸上大砲齊發，將英艦擊破。此次計俘獲英軍49人，漢奸5人，取得了比較大的勝利。隨後英軍又於二三月間，派船隻到台灣，不過沒有直接進攻，只在外洋窺探。台灣守軍嚴加防範，英艦見無機可乘，始行退去。台灣保衛戰以中國軍民的勝利告終。這也是鴉片戰爭中中國軍隊取得的唯一勝利。
因功罹禍，不改赤子之心
台灣抗英鬥爭的勝利令中國軍民士氣大振，道光帝也稱讚這幾次戰鬥說「可稱大快人心」。特賜姚瑩花翎，兼二品冠服，「以旌其功」。然而，台灣抗英鬥爭的成功卻使部分投降派大臣、特別是直接參加了鴉片戰爭的投降派大臣如鯁在喉。在戰爭中，閩浙諸地均喪師失地，獨有台灣地區取得了勝利，「鎮道受賞而督撫無功，有以小加大之嫌。」且台灣「屢邀上賞，已犯獨醒之戒」。姚瑩等人「早已為中外大臣所嫉」。同時，英國侵略者也對他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
1842年中英簽定了《南京條約》，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之後不久，英軍向中國方面提出，要求釋放在戰爭中被台灣軍民俘獲的士兵。但是，在戰爭結束之前，除了9個英軍頭目之外，其餘的英軍戰俘已在道光帝的同意下被「就地正法」了。英軍在得知這個消息之後，就向清政府提出交涉， 謊稱這些俘虜本係難民，因商船在台灣海峽遭遇颱風，漂流至台灣，卻被台灣鎮道當作官兵殺害，以冒功請賞。英國公使璞鼎查堅決要求將台灣鎮道「去官正法」，否則的話，「將奏明我國君主， 非惟傷及二國和好之氣，誠恐難保無致干戈再起。」進行戰爭威脅。
姚瑩對於英國公使的上述說法進行了義正辭嚴的駁斥，他指出：
一，這些英軍被俘時台灣海峽並無颱風，因此遭風之說完全是無稽之談。
二，在1842年大安之役中俘獲的英國船隻上發現了浙江寧波鎮海營中的軍器、綠營旗幟和署為「溫州鎮左營守備」所造附近山形水勢圖一本。可以說明此船曾參與過這些侵略中國沿海的戰役。
三，英國船上設有砲台，「打仗勝則稱為兵船，以耀其武， 敗則指為商船，以諱其短。」而並非如璞鼎查所稱僅是商船。
因此，姚瑩認為，英國公使的說法俱是捏造，僅僅是為誣陷、打擊台灣抗戰軍民提供口實而已。但是這些辯解並沒有阻止投降派官員將姚瑩羅織成獄。事發之後，「江、廣、閩、粵四省大帥……彈章相繼，或日為書，偏布京師，曰『 不殺鎮道，無以謝夷，以堅和約』。」清政府令閩督怡良到台灣調查此事。怡良「成見早定，不容陳辯」，沒有經過調查，立即將姚瑩、達洪阿革職查辦，「以其所聞於夷人者令鎮道俱對」。在這種情況下，姚瑩有口難辯，終於被煅煉成獄。對此，姚瑩在一首詩中寫道：
海外功名泡影如，
群公網豈漏游魚。
然明未必都相識，
猶有平原待薦書。＊
＊作者注：「顏惺甫尚書撫閩，察余被議之枉，將奏白之。時余在臺灣，未相識也。公屬臺鎮音公促使內渡，且致語曰：吾薦牘已具，待若來即發。余未及渡而公督畿輔去。余尋丁先大夫憂，竟未一見。」
＊作品出處：以《中復堂全集》為底本，覆校《中復堂選集》。此詩又載陳漢光《臺灣詩錄》。
表達了他的無奈之情。姚瑩含冤下獄，道光帝是知道其中隱情的。當時處決俘虜的命令就是他下的。因此在見到姚瑩下獄以後所寫的「供辭」時說：「台灣事，朕已知之，毋庸閱也。」但是經過了鴉片戰爭之後，他早已被英國侵略者嚇破了膽，根本不敢違背英國人的意願。最後還是作出了荒唐的決定，將姚瑩下獄。
但是，姚瑩的遭遇卻激起了主戰派愛國人士和台灣人民憤怒。怡良到台將姚瑩及達洪阿逮問入京時，就有「精兵數千人攘臂呶呼，其勢洶洶」，幾乎激成兵變。後經勸導，眾人才「痛哭投戈而罷」。不久，「士民復千百為群，日匍伏於大府行署，紛紛僉申訴者，凡數十起。」及至姚瑩下獄，「臺諫諸公紛紛上書言台灣事」，「爭為頌冤」。在各方壓力下，道光帝不得不將姚瑩「赦免」出獄。但是為了使英國人清滿意，將他「以同知直隸州知州，發四川效用」。儘管這樣，投降派官員猶不滿足，後來又令其「使乍雅」、「出西藏治獄」、「往返六七千里，道經絕漠。」讓他受盡了折磨。
對於這種遭遇，姚瑩卻安之若素。雖「兩次奉使往返萬里，冰山雪窖中，崎嶇備至」，卻能「處之如恬，途中誦讀吟詠不輟」。更為重要的是，在這一時期，他系統地考察了所經地區的山川、 地形和風土人情，同時，對「西洋各國情節及諸教源流，尤深致意焉。」根據這些資料，寫成了《康經行》15卷，並附圖一卷。他在書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者，必須要學習他們的自然科學技術，並要進一步了解他們的情況。他在書中還特別提醒人們要防範英國侵略者對西藏進行侵略。這部書和魏源的《海國圖志》、徐繼畬《瀛環志略》一起，開啟了中國早期近代思想啟蒙的先河。同時，姚瑩那種雖處江湖之險遠，卻仍繫心於國家之憂患的拳拳赤子之心，足以垂範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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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瑩（1785-1853），字石甫，號明叔，晚號展和，以「十幸」名齋，又號幸翁。安徽桐城人。從祖姚鼐為桐城派古文創始人之一（姚鼐姪孫）。
嘉慶十三年（1808）進士。
嘉慶二十一年（1816）出任福建平和縣知縣。
嘉慶二十二年（1817）調任龍溪知縣。以法治縣，頗有政績。
嘉慶二十四年（1819）調任臺灣知縣，不務苛細，一以恩信撫之，深得士民心。旋兼理海防同知。
道光元年（1821）移署噶瑪蘭通判。蘭地初闢，姚瑩多方規劃，撫恤災民，興利除弊，士民稱善，旋以遭忌罷職。他將從台南一路前往噶瑪蘭就任旅途之見聞、記述成《台北道里記》一書。
道光三年（1823），方傳燧調任臺灣府，復應邀渡臺襄助，殫精竭慮，多所建言，至道光五年（1825）始回內地。
道光十八年（1838）擢臺灣道，以臺灣民情浮動，外阻大海，內逼悍番，遊民錯處，奸宄時作，因收養遊民，略以兵法部署之，以為義勇，又訓練士卒，陰為戰守計。
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軍犯雞籠海口，又犯大安港，姚瑩設方略，與總兵達洪阿積極備戰，奮勇抗敵，數次擊退英軍攻擊，斬獲甚眾。奏入，皇帝特賜花翎，兼二品冠服，蔭一子雲騎尉，以旌其功，由是為中外大臣所嫉。和議後，英人與清廷投降派相互勾結，誣陷姚瑩，遂於二十三年（1843）以「冒功」罪被革職逮問。出獄後，貶至四川。
咸豐元年（1851）調任廣西按察使，參與鎮壓太平天囯，可惜言論方略多受牽制而不見用。兵敗後隨軍至湖南，任湖南按察使，憂勞憤鬱，病死。
姚瑩以經世自任，常以濟人利物為念。為政務因地制宜，無所偏執。在臺十餘年，洞悉臺灣地勢民情，整飭吏治，振興文風。著有《中復堂全集》九十八卷（清同治六年八月刊本。臺北，文海出版社，1962年重刊），其中《東槎紀略》、《東溟奏稿》並為關係臺灣重要史料。
姚瑩博覽群籍，平素慕賈誼、王守仁之為人、為學，體用兼備，不為空談。文章善持論，指陳時事利病，慷慨深切；詩自明七子入，而以盛唐為宗，主張不強作，大抵於古人善處別有會心，不肯貌襲，往往成一家言。
姚瑩有關臺灣之詩作，《中復堂選集》輯錄《後湘》二集、續集，共有古詩十一首，律詩三十三首，絕句十四首，合計五十八首。章法縝密，溫雅蘊藉。今以《中復堂全集》為底本，覆校《中復堂選集》，參以賴子清《臺灣詩醇》、陳漢光《臺灣詩錄》等選本。（吳福助撰）
中復堂全集共分為十卷，收錄了東溟外文集、東溟外後集、識小錄等內容。
《台北道里記》、《東槎紀略》、《上督撫言防海急務狀》、《節錄臺灣十七口設防狀》、《駁淡水守口兵費不可停給議》 、《康輶紀行》、《康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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