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德宇：林則徐和渡辺崋山的西洋研究

林則徐和渡辺崋山都是我崇敬的歷史人物，不過把他們放在一起，或曰不著邊際。其實，尋遍與林則徐同時代的日本人，最相近的莫過於渡辺崋山了。眾所周知，林則徐是公認的「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東鄰的渡辺崋山被日本人譽為「我開國史上的第一人」①，二人均為中日兩國近代認識西洋的先覺者。他們大約處在同一個時代，又都是站在迎接西洋挑戰前沿的在朝學者，都為自己的民族盡了最大的努力又在當時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都被後世所敬仰。對他們研究西洋的軌跡做一探查，或許會給我們某種啟示。


一

林則徐（1785-1850）於1838年受命欽差大臣赴廣東上任後，因為要直接面對洋人，因而開始接觸並研究西洋問題，直到1840年9月被革職。渡辺崋山是日本江戶幕府（1603-1867）末期三河國田原藩（現愛知縣東部）藩士，1832年被任命為田原藩家老（日本江戶時代協助藩主代行藩政的職銜，一般從藩主家族和重臣中間選拔）兼海防掛（主管海防的官職）。翌年，日本國內天保飢饉②開始蔓延，而英國東漸勢力也在加速。當時在三河地區只有田原藩面臨太平洋，因而該藩為三河地區海防的唯一據點。對此，渡辺崋山深感責任重大，為解決內外危機，開始認真研究西洋問題，直至因筆禍罹罪的1839年。與當時日本正統職業「蘭學」家③比較起來，林則徐和渡辺崋山的西洋研究可算是小字輩，況且二人都不識洋文，但是，令人驚異的是他們分別達到了那個時代本國對「西洋問題」認識的最高水平。其中的原因，有許多具體問題有待於深入地考察研究，但是有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他們所處的時代以及在那個時代中所擔當的角色。

十九世紀中葉，就遠東地區而言，是西方殖民勢力的攻勢由「西力東漸」急速發展為「西潮東湧」的時代。中日兩國面臨著有史以來空前深刻的民族危機，迎接這次挑戰的成功與否將決定兩國近代史的發展方向。然而，在當時的中國和日本能清醒地認識上述現實的人卻寥寥無幾。林則徐和渡辺崋山同處於這一激蕩的時代，並分別擔當「馭夷」要職，又分屬本國統治階級中的開明人物。這些客觀條件促使他們對本國所面臨的險惡的國際環境以及民族前途極為敏感。面對歐美列強的強烈衝擊，他們不同程度地意識到西洋諸國的先進性和自我危機的嚴重性。為此，他們積極了解、研究、學習西方的先進事物，以尋求擺脫民族危機的途徑，正是上述相似的經歷將他們造就成為冷靜環視周圍世界的民族先覺者。另一方面，由於中日兩國具體國情的差異，他們研究西洋的側重面、深廣度又不盡相同，這也正是本文要討論的問題。



二

我們先看一下林則徐的西學研究成果及其效用。

林則徐主持翻譯編譯的西方書刊主要計有：《四洲志》（Hugh Murray,Cyclopaedia of Geography）、《各國律例》（Vattel Emericde,Law of Nations）、《澳門新聞紙》（Canton Press）、《澳門月報》（Chinese Repository）等。《四洲志》是英國人慕瑞所著，原本於1836年在倫敦出版，屬當時最新之世界地理書，書中介紹了五大洲三十幾個國家和地區的地理、歷史、軍事、政情等。全譯本共四十九頁，其中歐美部分佔五分之三，美國部分則佔全書的五分之一。更值得注意的是書中詳細地描述了美國總統、上下兩院及司法等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只可惜美國的民主制度沒能引發林則徐的興趣。儘管如此，該書仍是中國第一部較系統地介紹世界地理志的譯著，也是林則徐譯述中對後來影響最大的一部書。梁啟超曾贊曰：「林少穆（則徐）督兩廣。命人譯《四洲志》。實為新地志之嚆矢。」④《各國律例》的作者是瑞士人，漢譯名為滑達爾，該中譯本係原書之摘譯，後收於魏源著《海國圖志》。其內容包括關於一個主權國家對在留外僑的司法管轄權問題以及作為對外敵的措施如封鎖、禁運等手段。《澳門新聞紙》又譯作《澳門新聞錄》或《廣州週報》，係廣州商館英國自由貿易派商人於1835年創刊，1839年7月遷往澳門繼續出版，主編為慕勒（Moller Edmund）。由於該報「將廣東事傳至該國（指英國）並將該國事傳至廣東」，自1839年春始，林則徐命人將其中有關的時事報導和評論一一摘譯出來，諸如鴉片生產，國際社會對中國禁煙的反應，直至西方國家在中國周邊及鄰國的活動等。如此一直繼續到林則徐被革職。現存中譯《澳門新聞紙》抄本六冊，譯載了原刊1838年7月至1840年11月間的部分內容。《澳門月報》亦譯為《中國叢報》，由美國公理會傳教士卑治文（Bridgman）主編，1832年創刊，至1852年共出版了二十卷。現存中譯《澳門月報》譯自其中1839年和1840年部分，按事項分為：論中國、論茶葉、論禁煙、論用兵、論各國夷情等五輯，收於《海國圖志》卷八十一。

從林則徐組織翻譯的內容看，可大致分為以下幾大類，即：海外、特別是歐美國家地理學知識；直接服務於外交的情報及其外交技術；歐洲輿論對中國的反應。從以上內容結構不難看出，這些譯書主要是為「馭夷」需要而作，事實上也確實為辦理「夷務」發揮了作用。

由於林則徐對西洋列強及其動向有了初步的了解，因此他的對外策略遠高於其他官吏。當時，主和派強調不可「輕起邊釁」，甚至提出容忍鴉片貿易；抵抗派則主張執行「閉關絕市」以徹底斷絕一切對外貿易的強硬政策。林則徐屬堅決抵抗派，反對被動讓步，但同時也反對「閉關絕市」論。林則徐的原則是「奉法者來之，抗法者去之」。他通過《各國律例》察知「此等奸夷（指歐美的鴉片走私犯）並未領照經商，而取偷渡躥越，若被該國查出，在夷法亦必處以重刑」⑤。據此，林則徐在採取一系列嚴禁鴉片的措施的同時，明確承諾「不帶鴉片者，仍皆准予通商」⑥。林則徐實際上已在遵循國際法的原則，因而也並沒有傷及中外貿易，可以說國際法知識之引入中國並應用於對外交涉是自林則徐開始的，他的國家主權觀念已開始帶有近代色彩。林則徐在處理外交事物中極少偏差，正是受益於他能掌握相當程度的西洋知識。林則徐自己也曾說過：「其中所得夷情實為不少，制馭準備之方多由此出。」⑦

林則徐得力於西洋知識的更重要的收穫是他在海防上的作為。他針對英國「以船堅砲利稱其強」的現實，於海防上傾注了極大的努力，在給道光帝的奏章中提出：「設法密購西洋大銅砲……務使利於遠攻」⑧。並「用價一萬八千元購得西洋大號舊夷船一隻，一備兵勇演習仰攻」⑨（此為中國購買西洋船隻之始）。1840年4月又首次仿造西洋式戰艦，奏報朝廷：「今春檢查舊籍，捐資仿造兩船，底用銅包，蓬如洋式」⑩。當時有外國人記曰：「1840年4月25日，二三隻雙桅船已在廣州河面下水，這些船都是按照歐洲船式修造的，它們已能加入帝國的海軍了」⑪。林則徐還曾向奕山建議：「查洋面水戰，係英夷長技……非自單薄之船所能追剿。應另制堅厚戰船……總需有船一百隻，始可敷用。此繫海疆長久之計，似宜及早籌辦⑫」。可見林則徐是在試圖建立一支有近代裝備的新式海軍。若能如此，「有船有炮，水軍主之，往來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逆夷以舟為巢穴，有大邦水軍追逐於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擾陸路，佔之城垣，吾不信也」⑬。綜觀上述不難看出，林則徐將其西洋知識付諸實踐，頗有成果。總體看來，林則徐作為欽差在廣州期間，英國在外交和軍事上始終無法逞強。

在中國西學衰落約百年後，林則徐能在不滿兩年的時間裡對西方了解到如此程度，並能運用於對外策略的實踐中，不能不令人嘆服。



三

參照渡辺崋山研究西洋的成果，或許會加深對中日兩國近代史的理解。

渡辺崋山真正的「蘭學」研究是從1832年被推舉為家老和海防掛以後才開始的，從這個角度講，在關心西洋的動機上與林則徐是相同的。渡辺崋山明確指出：「搜索西洋諸番之事情，實今時之急務」⑭，「不審敵情則無以立兵備之策謀。」（《慎機論》）渡辺崋山充分認識到西方船炮的威力以及日本傳統海防佈局和武器的落後，並在《諸國建地草圖》一文中提出過海防構想圖，很明顯二人對西洋關心的重合部分在於海防。然而，這個重合部分幾乎是林則徐西學知識的全部內容，而對渡辺崋山來說只佔其研究西洋成果的一部分，或者說是不太重要的一部分。渡辺崋山西洋研究的真正價值在於引照歐洲的經驗用以解決日本問題的思想和基於科學分析西洋而形成的具體的世界認識。

渡辺崋山通過潛心研究得出結論，認為西方文化的優越性在於「物理之精確」，而且「不惟於萬物以圖窮理，且於萬事議論皆專務窮理」（《初稿西洋事情書》 ），並提出西洋富強的根源是「學校之盛行」，即「其政事以養才造士為先」，通過教育「成才成德後，入教院、成學師，施其所學」（ 《外國事情書》）。渡辺崋山基於對西洋尊重實學、因才適用社會原理的憧憬，將當時日本的封建等級制度比作「天下（指幕府將軍）為一大箱，諸​​侯為小箱，士閉其內，制活物世界於死地」（《退役願書之稿》）的社會棺槨。

在對外問題上，渡辺崋山對幕府採取了的批判態度。 1837年美國商船「摩里遜號」為送還日本漂流民和要求締結通商條約駛來日本，幕府決定依照成法予以武力驅逐。對此，渡辺崋山通過分析當時國際形勢，提出了日本應採取的對策。他清醒地指出：「五大洲內除亞細亞外，四海大抵已成洋人領地。於亞洲之內，亦僅唐土、波斯、我邦未遭洋人之污穢。」（《再稿西洋事情書》）對日本來說，「英吉利求之於我者，如蠅逐羶，驅之而必復來」（《慎機論》）。針對內外形勢和力量對比的現實，渡辺崋山認為「古來唐土禦戎之論、我邦之神風不足恃」（《初稿西洋事情書》），揶揄幕府的攘夷政策是「井蛙之見」，主張取消「異國船擊退令」，並提出「因時變而立政法乃古今之通義」（《初稿西洋事情書》）的對處原則。這便引出了渡辺崋山西洋研究中「變」的主題。

統觀渡辺崋山有關西洋的論著，頗具冷靜的分析和清晰的思想體系。他是站在歷史哲學或稱人類文明發達史的高度來分析世界歷史並把握當時世界現狀的。因此，梳理出這些論述中「變」的主線可進一步理解崋山思想的歷史價值。筆者將渡辺崋山有關西洋的論述作了一個串聯，驚奇地發現他簡明扼要地勾畫出了人類文明發達史上「變」的歷程：

一地球因諸國變革而生生不已，或英主忽出以至天地化育相變，又由政變釀出英傑，以至學風政事一變，實乃千變萬化。首先是亞細亞四十度以南之地，自遠古教化開、文物盛，南方尊北方卑。後南方之教化次第擴至北方。由此北方剽悍詭黠之俗一變為強勇深智之國，而南方高明文華之地成疏大浮弱之風。唯今歐羅巴諸國於海外無不到之隅，以押領四大洲諸國，此實天地古今為之一變。其間物極則衰，衰極則又盛，理勢乘除無所不至。⑮

可見，渡辺崋山把上述盛衰興亡看作是歷史發展的鐵則。渡辺崋山的研究並未至於此，接下來的問題是，西洋變強的原因何在？對此，渡辺崋山精闢地指出：「西夷皆專於物理之學，故而，審度天地四方，不以一國為天下，而以天下為天下，因是，頗有廣張規模之風氣。」（《外國事情書》）簡而言之即是「科學精神」和「世界視野」。這就是西夷變強的原因，同時也是世界格局急劇變化的源點。由此渡辺崋山產生了強烈的危機意識，他清醒地認識到：「古之夷狄為古之夷狄，今之夷狄為今之夷狄」（《外國事情書》），「時勢既今非古，故以古論今者，如膠柱鼓瑟」（《鴃舌或問》）。

那麼在劇烈變動的世界中，日本該如何應對？對此，我們再串聯一下渡辺崋山所主張的通過學習西方以適應世界大勢之劇變的思想：「彼犀兕之革可以作鎧，波斯之草可以活人，非以備用者乎。若夫當路重任讀之，有審其俗而知其變，防其微而杜其漸，余望外之幸也。」總之，西洋在變，世界在變，日本也必須變。我們可以從渡辺崋山的洋學論著中，通過與西洋對比而描述日本社會的文脈中整理出其要求變革的一系列願望。即，古來華夷之辯的「井蛙之見」要變為「以天下為天下」；「高明空虛之學」要變為「萬事議論皆專務窮理」；面對西洋對東亞的攻勢，「唐山禦戎之論、我邦神風之說不足恃」，因之「專於內患、不慮外患」的海防體制也要變；「不痛不癢的世界」（指日本國內狀況）要變為「憂勤國政、內外慎密」之局面。這正是渡辺崋山真正的苦心所在，如能達到上述變革，他大概就會感到「望外之幸」了。總之，他始終抱定一個「變」的信念，以至於臨終前仍念念不忘「數年之後為之一變」⑯。這裡雖然沒有更具體地說明變甚麼、怎樣變，但是，通讀上述論述，似乎已無須再做解釋了。

綜觀上述，可映照出林則徐與渡辺崋山研究西洋的不同特點。林則徐的西洋知識直接應用於對外交涉，是制定具體「馭夷」策略的重要參考資料，具有明顯的實用主義傾向，並確實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可以說林則徐研究西洋還基本上局限於與中國直接有關的西洋知識，因此其西洋學視野還不似渡辺崋山那樣寬闊、系統，也沒能達到渡辺崋山那樣的理論體系。對比之下渡辺崋山對西洋各國本質認識的水平遠遠超乎林則徐之上，他是從原理上認識西洋社會的。他認為「萬事窮理」為西洋社會運行的基本原理，觀其文脈，有理由認為他是站在新舊社會交替的高度來看待西洋社會與東亞及日本社會的，只是沒有使用「近代社會」和「傳統社會」這樣的概念而已。也正因如此，在渡辺崋山那裡才出現了以「變」為核心的認識鏈，即西洋社會變了，創出了新的社會原理，日本也要學習西洋，以變應變，從而在理論上提出了迎接西洋挑戰的總原則。然而，另一方面也應該承認在將西洋知識付諸實踐的領域，是渡辺崋山的弱點，他雖然也曾在海防方面傾注過精力，卻是無法與林則徐系統的海防活動相提並論的。正如有日本學者所述：「就其（崋山）一般施政而言，幾乎找不到直接將洋學知識直接付諸實踐的證跡」⑰。由此，從理論和實踐的角度可以得出「實踐的則徐」和「理論的崋山」這樣的認識。當然，筆者無意否定渡辺崋山西學的實學性質，而且必須承認，崋山西學中濃烈的危機意識正是當時日本即將走向近代變革過程中的一個至關重要的甚至說是不可缺少的認識環節。林則徐雖然也抱有危機意識，但那是從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具體危機所感受到的，而不似渡辺崋山那樣對西洋深入研究而得出清晰的認識。因此，林則徐不可能認清世界發展趨勢，也不可能從東西不同社會原理的高度來理解近代危機的深刻程度。如前所述，林則徐甚至認為只要有一支近代化的艦隊即可渡過危機。



四

為甚麼活動於同一時期的這兩種西洋研究出現上述差異？

首先追溯一下兩國西學史就會發現，十八世紀二十年代是至關重要的歷史關節點。1720年和1723年日中兩國的統治者分別發出了內容截然相反的政令。德川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發布「洋書緩禁」令，使洋學信息源源流入日本，所謂洋書實際是指由中國輸入的漢譯西書和有關西學的漢文書籍。1740年德川吉宗又授命青木昆陽、野呂元丈學習荷蘭語，其後自杉田玄白等「蘭學家」翻譯《解體新書》⑱以來，「蘭學家」學習荷蘭語便成為一種傳統，「蘭學」在日本驟然興起。反觀中國，明末清初有不少西方傳教士將西洋書籍譯成漢文，早期西學曾一度發達，但是因清廷與羅馬教廷之間發生「禮儀之爭」，康熙皇帝於1723年明令在中國禁行天主教，由此，西學在中國也隨之逐漸衰落。如果說在相對和平的時代這種差異還無關緊要的話，那麼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國際環境下，這種差距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便暴露無遺了。這可以從渡辺崋山和林則徐的西洋知識來源清楚地看出。

渡辺崋山的西洋知識來源約略說來主要有以下幾條途徑。其一是利用當時傳入日本的有關西洋知識的漢籍、漢譯西書和日本「蘭學家」們譯述的有關西洋的書籍。關於前者，自1720年「洋書緩禁」以來，有關西洋知識的漢文書籍不斷流入日本。而後者，即使自1774年杉田玄白等「蘭學家」翻譯的《解體新書》刊行算起，至渡辺崋山活動的時代也已歷六十年。這期間日本「蘭學家」譯、著的有關西洋的書籍已逾幾百種。此外，渡辺崋山任家老後極力鼓動藩主繼承人三宅友信修習「蘭學」，在此期間三宅有信購入了「一室充棟」的荷蘭文書籍，僅現存兵學類即有二百一十九冊⑲。這些書籍成為渡辺崋山研究西洋的基本資料。僅渡辺崋山所著萬餘言的《外國事情書》直接引用的書籍計有：《職方外紀》（在華耶穌會士艾儒略所著）、《皇朝經世文編》中的《澳門圖說》、《外番借地互市說》、日本「蘭學」教育家大槻玄澤編著的《環海異聞》、日本洋學家青地林宗所譯《輿地志略》等十餘種⑳。其二，延請高野長英、小關三英等一流蘭學家譯讀所需荷蘭語書籍，《崋山先生略傳》即云：「常招小關、高野二氏，使讀地志歷史之屬。」其三，直接請教荷蘭商館人員以補正自己的洋學知識。渡辺崋山的《鴃舌或問》即是1838年3月訪問在江戶參拜幕府將軍的荷蘭商館館長尼曼後而撰寫的有關西洋情勢的訪談錄。

在中國，由於西學的衰落，從皇帝到官僚以至知識層對西洋事物以及西洋所發生的變革幾近無知，更可悲的是「沿海文武弁員不諳夷情，震於英吉利之名，而實不知其來歷」㉑。此時林則徐可資利用的西學書籍，不過明末焦勗的《火攻挈要》而已，而《四庫全書》所收西學書籍已被遺忘。在這種背景下，林則徐要研究西洋只得依靠自身的苦心經營，在料理政事的同時，還要利用各種機會購買、搜求西方書刊，「欲繫夷情，多方購求」㉒，且須「輾轉購得新聞紙」㉓。由於信息源的限制，林則徐不得不採取「凡以海洋事進者，無不納之，所得夷書，就地翻譯」㉔的做法。此外，當時國內翻譯人才也是鳳毛麟角。林則徐到廣州時，十三行（獨占對外貿易的公行）中雖有華籍通事，但他們只是略知商務知識而已，而林則徐需要的譯員則要具備政治、法律、歷史、軍事、科學技術等諸方面知識，而且對外國語的要求也很高，通過苦心訪求，也僅得四名不太合格的英語譯員㉕。這些譯員與精通外國文字和西洋事物的日本「蘭學家」相比，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從以上二人的知識源可以了解到渡辺崋山是在日本「蘭學」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拓寬研究領域，提高研究水平，而林則徐的使命則是奠定中國近代西學的基礎。顯而易見，與渡辺崋山相比，林則徐的西學研究要困難得多。

其次，當時西洋對中日兩國衝擊的力度是大不相同的。日本雖然面臨「北方之警」沙俄的威脅和英國的進逼，但是終究沒有發展到培理叩關（1853年美國海軍提督培理以軍艦為後盾要求與日本通商）的階段，渡辺崋山有充分的時間從理論上深入了解、研究西洋。換言之，西洋對日本的總攻擊雖然已迫在眉睫，但終究還沒有成為現實。因而，渡辺崋山研究西洋是出於一種強烈的預感，其使命是警世，即向日本的統治者說明世界曠古以來的大變局和即將隨之而來的民族危機。歷史要求渡辺崋山以思想家的眼光來分析西洋社會進步的原因，從根本上為日本對付西洋的衝擊尋求理性的出路，從而產生了渡辺崋山以窮理觀為核心的變遷理論。而在中國，根本就沒有經歷過渡辺崋山那樣的預感階段，及至中國人發現歐美的野心，來自英國咄咄逼人的攻勢已然使中國陷於名副渡辺崋山其實的深刻的民族危機。嚴酷的現實不容林則徐像渡辺崋山那樣做書齋式的研究，而只能急起應戰。林則徐一到廣州便親身感受到，以英國不法商人為首的鴉片走私貿易正使中國步步陷入亡國滅種的危險，同時也親眼看到了船堅砲利的英國海軍。出於直接應對這種民族危局的政治家的責任感，林則徐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是如何擺脫眼前的危局，保國保種。就是說，林則徐是為抵抗侵略而被迫研究西洋的，這一點與渡辺崋山大不相同。渡辺崋山是通過研究西洋逐漸意識到即將降臨的民族危機，而林則徐則是危機到來之後才開始認識西洋。所謂失之毫釐謬之千里，這個時間差竟然成為日後日本蠶食、鯨吞中國的歷史關鍵機關。



五

與上述差異相因果，他們所產生的歷史影響也不盡相同。林則徐的影響不在於其研究水平的高低，而在於他奠定了中國近代西學研究的基礎。如前所述，中國西學自明末清初以來即已發端，並留下了不少漢譯的西洋書籍。不過這些書籍皆是西洋人所譯，或經西洋傳教士口譯，再由中國熱心於西學的知識人筆錄而成。而由中國人自己翻譯西洋書籍則是從林則徐開始的，這在中國西學史上是一個革命性的環節。明末清初時的早期西學因中國人不通西文，因而對於西洋知識的選擇和吸收量的多寡完全是由西方傳教士決定的，這便使得中國西學無法反映西洋世界的最新發展動向，而林則徐跨越了這種局限。再有，通觀前述林則徐組織的翻譯事業，報刊自不必說，主要譯書也皆為當時西洋最新出版的著作，這些譯著書刊在相當時期內成為中國西學研究的基本資料。魏源的名著《海國圖志》即是林則徐西學的延續和發展。1841年林則徐遭貶在赴流放地伊犁途中巧遇魏源，遂將他在廣州時收集、翻譯的資料和《四洲志》原稿交與魏源，並託囑魏源進一步搜尋、研究海外資料，以編撰《海國圖志》㉖。魏源自己也曾說：「《海國圖志》六十卷，何所據？一據前兩廣總督林尚書所譯之《四洲志》，再據歷代史志及明以來島志並近日夷圖、夷語」㉗。可見，《海國圖志》所利用的最新資料主要是由林則徐提供的。不僅如此，林則徐的一些主張也被其後人繼承下來。例如，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即是魏源從林則徐繼承而來，並通過《海國圖志》發展並傳播的。林則徐的學生早期維新思想家馮桂芬「以學問文章受之於文忠最深」㉘，並繼承發展了林則徐「藏​​富於民」和「造炮禦侮」的主張，明確提出了「求富求強」的口號。晚清官吏中直接繼承林則徐遺志的莫過於左宗棠了，左以林則徐後繼者自許，為完成林則徐未竟之事業，「今我復重來」㉙，洋務運動期間左宗棠在福州創立船政局，製造出西洋式蒸汽船，並在新疆實行屯墾以抵禦沙俄，初步實現了林則徐的遺願。也正因如此，甚至有人認為洋務派是林則徐的繼承者，當然，這種說法還有待於研究。

林則徐另一大歷史功績還在於他衝破了「天朝盡善盡美」的中華意識，不愧為「近代以來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如果追溯中國的歷史就會發現，在承認中華民族落後的前提下而學習外國的思想是從林則徐開始的。從此之後，了解、學習西方就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命題，同時也是貫通中國近代史的一條主線。在中國近代蹣跚的步履中，自魏源開始，經早期改良派、洋務派到資本主義改良派的康、梁變法，直至本世紀初期的新文化運動，無一例外地貫穿著學習西方的衝動。從這個角度講，如果僅僅將林則徐評價為抵抗外國侵略的民族英雄，勢必會大大降低他在中國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回溯渡辺崋山以前的日本「蘭學」史，總體看來主要研究對像是西洋的近代科學，而對西方社會文化的研究則被作為一種副業。而渡辺崋山在「蘭學家」們研究的積累之上，開創了以「蘭學」知識批判、並試圖改造日本社會的新的研究領域，將日本的「蘭學」研究推向了新的階段。與此同時，渡辺崋山「將近代社會輪廓明確地形象化了」㉚ 。再有，在渡辺崋山著作中首次利用的諸多最新西文資料，直至幕末始終是日本人研究西洋的主要知識源。可見，崋山的西洋研究代表著當時日本西洋研究的前沿水平。他對西洋社會原理的研究雖然很難說有直接的繼承人，但是這種研究西洋的視點已經預示了至幕末維新時期洋學研究的發展方向，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到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出現為止，渡辺崋山的西洋觀始終居於最高水平。從這個意義上講，渡辺崋山的思想似乎已超前進入近代思想階段。此外，崋山思想對周圍人們的影響也頗值得注意，如果說渡辺崋山在世時沒能將自己的思想付諸實踐的話，那麼，其對外交涉原則和海防策略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深受其影響的幕臣江川英龍得以實現㉛。首先是1842年幕府撤銷了「異國船擊退令」，繼而起用江川英龍推進軍事改革，而江川的施策貫穿了渡辺崋山的海防構想。再對照一下幕末維新時期的日本社會，可以說渡辺崋山所期待的變革已逐漸成為現實。

通過上述兩相對照清晰地顯現出，林則徐的西學還只停留在反侵略的本能反應，學習西方的重點也還僅限於軍事技術和應用外交領域，遠沒有達到渡辺崋山那樣深邃的西​​洋觀。以崋山西學為參照便清楚地映照出中國近代西學的先天不足，「中體西用」論即是典型的反映。在這種理論指導下，至十九世紀末，中國學習西洋的範圍基本上被限定在軍事技術和產業技術領域，作為結果，中國人終於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眾所周知，甲午戰爭中清朝艦隊不謂不強，結果卻是中方慘敗。至此，中國人才終於明白僅效法西洋的皮毛是無補於事的，由此好不容易才產生了要求更大規模學習西方資本主義的「百日維新」。由林則徐創始的近代西學發展到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運動，整整花了半個世紀，而最終仍不免歸於失敗。不難看出，中國近代西學的先天不足決定性地延宕了中國近代化的進程，成為近代中國落後的一個關鍵性的癥結。

注釋：
①（日）鈴木清節編纂：《崋山全集》第一卷，第1頁。
② 天保為日本年號（1830-1844），飢饉發生在1833-1836年。
③ 當時日本主要通過長崎的荷蘭商館學習荷蘭語攝取西洋學問，因而當時學習西洋知識的學者稱為「蘭學家」，日本學者認為不懂荷蘭語就不能稱為「蘭學家」。
④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書店1985年版，第323頁。
⑤ 林則徐：《東西各洋越躥外船嚴行懲辦片》，見《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49頁。
⑥ 林則徐：《東西各洋越躥外船嚴行懲辦片》，見《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796頁。
⑦ 林則徐：《答奕將軍防禦粵省六條》，見陳錫祺主編：《林則徐奏稿．公牘．日記補編》，中山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頁。
⑧ 林則徐：《東西各洋越躥外船嚴行懲辦片》，見《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38649頁。
⑨ 魏源：《海國圖志．籌海總論》卷八十，古微堂重印本，咸豐二年（1852）。
⑩ 林則徐：《東西各洋越躥外船嚴行懲辦片》，見《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865頁。
⑪ 陳大宜：《從鴉片戰爭到一八六一年的中國軍事工業》，見列島編：《鴉片戰爭史論文集》，三聯書店1958年版，第163頁。
⑫ 林則徐：《答奕將軍防禦粵省六條》，見陳錫祺主編：《林則徐奏稿．公牘．日記補編》，中山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頁。
⑬ 林則徐：《致蘇廷玉·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見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第186頁。
⑭ 本文所引渡辺崋山論著皆出自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長英論集》，岩波書店1978年版。
⑮ 本文所引渡辺崋山論著皆出自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長英論集》，岩波書店1978年版。
⑯ 本文所引渡辺崋山論著皆出自佐藤昌介校注：《崋山．長英論集》，岩波書店1978年版。
⑰（日）佐藤昌介：《渡辺崋山的洋學研究與蠻社之獄》，載東北大學文學會《文化》，第十八卷，第一號，昭和二十九年一月。
⑱ 原書為德國人Johan Adam Kulmus（1689-1745）著：Anatomische Tabellen（解剖圖譜），日譯本是據荷蘭文譯本Ontleedkundige Tafelen翻譯過來，1774年出版。參閱（日）小川鼎三：《醫學的歷史》，中央公論社1988年版，第112頁。
⑲ 贈從四位三宅友信公自筆：《蘭書目錄．兵書之部》，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本。
⑳ （日）佐藤昌介：《洋學史的研究》，中央公論社1980年版，第176-197頁。
㉑ 林則徐：《東西各洋越躥外船嚴行懲辦片》，見《林則徐集．奏稿》中，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649頁。
㉒ 琦善：《奏遵查林則徐在粵辦理禁煙情形摺》，見《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二，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615頁。
㉓ 林則徐：《致蘇廷玉．道光二十二年三月》，見楊國楨編：《林則徐書簡》增訂本，第174頁。
㉔ 姚瑩：《康輶紀行》卷十六。
㉕ 參見林永俁：《論林則徐組織的迻譯工作》，見福建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編：《林則徐與鴉片戰爭論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㉖ 楊國禎：《林則徐傳》，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8頁。
㉗ 魏源：《海國圖志．原敘》，古微堂重印本，咸豐二年（1852年）。
㉘ 馮桂芬：《顯志堂集．序》，校邠廬刊光緒二年（1876）。
㉙《左文襄公全集．聯語》，第四函，光緒二十三年（1898）。
㉚（日）佐藤昌介：《渡辺崋山的洋學研究與蠻社之獄》，載東北大學文學會《文化》，第十八卷，第一號，昭和二十九年一月。
㉛ 1839年3月江川英龍視察江戶灣沿海後，計劃在向幕藩進呈視察復命書時添加一些有關西洋情況的材料，並將此事託付給渡辺崋山。《初稿西洋事情書》、《再稿西洋事情書》、《外國事情書》、《諸國建地草圖》等，皆為此而作，對江川英龍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的洋學研究與蠻社之獄》，載東北大學文學會《文化》，第十八卷，第一號，昭和二十九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