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苗》第28期，1994年3月
日本的代議制政治制度在國家議會由普選產生眾議院和參議院，在地方（都道府懸、市、町、村）由直選產生行政首腦和議會，前者基本上由財閥（主要是銀行與基礎建設業）主導，後者則比較直接地代表各利益集團的利益，所以，如日本共產黨這樣的堅持意識形態原則的政治團體就難以獲得政治性的權力，各種調查數據表明它的支持率只有5%左右，在議會（眾議院有優先決定權）中只有3%左右的席位。筆者1988年～92年參與了「地方自治研究會，對上萬名議員普通國民的問卷調查，體會到日本社會（學術界）對日本共產黨的政治價值的忽視。
日本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五日，由於其唯一的反日本天皇的政治色彩，直到戰敗為止都是非法政黨（這本身就表明了日本「代議制」的非正統性）。這是一段反抗國家法西斯權力（特別是秘密警察「特高科」）的可歌可泣的社會主義光彩歷史，同時又是一部人性充足表現的歷史，據稱只有至今仍統率日本共產黨的宮本顯治是唯一沒有向「天皇」低過頭的活過來的黨員，另一位創始人野板參三前不久被舊蘇聯檔案中揭露出曾向共產國際提供情報誣陷同志至其被斯大林槍決，使這位百歲長老被撤消顧問名譽、開除黨籍。盡管不斷出現叛徒、特務，但作為唯一反戰、反「天皇」（這兩者是一體的）的政治組織，只有日本共產黨代表了可以與世界和平友好相處的良心，現任委員長的不破哲三在戰敗還是少年，當他認識到日本天皇與戰爭的本質並知道有個組織在戰前就持有這種主張的時候立即加入了日本共產黨。除此之外，基督教會在戰後也進行了反省，懺悔在「天皇」的強權下放棄了對神的信仰，但社會黨卻不願提及自己的過去，只說其創立於戰後的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談論日本政治離不開天皇制，今天的御用文人喜歡說「天皇」是文化傳統，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存在離開政治強權的文化制度，但天皇制無論其起源、發展，至戰前的登峰造極及今日的傀儡式的政治工具功能（如其訪華的目的），都是不折不扣的、罪惡的人支配人的國家制度，日本社會主義的首倡者幸德秋水就是被誣陷為「謀殺天皇」而被處死的。日本社會黨（的前身）在戰前協助法西斯國家權力，今天又放棄自己的基本信仰鑽進完全沒有主權的國家政權，墮落為現存制度的附庸而不願、不能擔負起社會主義原有的改進社會的職責，可以判斷：只有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日本共產黨才代表了社會主義的方向。
日本共產黨戰後公開活動，卻受到恐懼共產主義的美國佔領軍的壓制，日本雖然在美國人指導下製成了其歷史上最可稱範的和平憲法，卻因為朝鮮戰爭以及後來的冷戰的到來，阻礙了日本社會自身的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的進一步展開。記得一位女電工告訴過我：「美軍基地不撤離日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多麼樸實的真理！我在這個國家權力機器的「學術界」混了五、六年，決不可能學到這樣的客觀、中立、純粹的知識。遺憾的是，冷戰的結束並沒有為日本共產黨帶來與今天的意大利同樣的政治變化，這主要歸因於包括日本共產黨在內的左翼社會主義勢力的內部分裂：現實路線（議會道路）的社會黨等勢力現實得為了目前的政治需要（選舉、政權）可以拋棄最基本的原則，原則路線的日本共產黨以及一些根本排斥現實制度的激進派則不願意因策略的妥協而放棄自己的信條。一九九一年當海部內閣乘海灣戰爭的「大好時機」（不至於引起亞洲鄰國的反感與恐懼），踐踏保証日本四十多年繁榮和平的案法派兵海外的時候，社會黨動用在反對「賣品稅」中奏效的「牛步戰術」拖延法案的通過，但這一次公明黨與民社黨背離自己的主張投了贊成票，讓社會黨遭到恥笑失敗。日本共產黨當然貫徹自己的理念投下反對票，卻不曾對結果抱任何期待，在國家利益（實際上是操縱國家權力的少數統治集團）的名義下，我們見到過太多的以國會名義通過的犯罪法制，這種以代議制為托詞的「集團犯罪」並不能推卸掉任何集團一分子的責任，但我們很難對大和民族的各個體寄與這種哲學式的、遠離個人切身利益的期許。不過奇蹟會發生的：在日本「自衛隊」出兵波斯灣的當天，我在大阪鬧市中心梅田目睹了「日本馬克思主義學生同盟中核派」的遊行：前面是一個開路的小車（貼滿標語）不斷播放出抗議聲，後面緊跟著用統一的白色粗裝把從頭至腳都覆蓋起來的、白色頭盔上赫然印有「中核」字樣的五十餘名成員，他們緊緊拉住前面的人，抵抗四周把他們團團圍住的上百名手持棍棒的警察，前後幾輛裝甲車不斷播出高音喇叭的警告：「你們這是非法集會，趕快解散！」
我看著這種對於國家強權犯罪的抗議，回想起自己兩年前首次走向這裡來表達一個中國人對自身政權強權的憤怒，感到了某種自人類社會產生以來就必然伴隨的對於壓迫、支配反抗的文明動力，看著遠遠避去的市民們，更充滿了對這個缺乏政治寬容性的民族的憐憫。中核派只是受托洛茨基影響的、被日本共產黨斥為「極端冒險主義」的革命共產主義同盟中的一個分派，如果說社會的非寬容性是激進派存在的條件的話，日本在政治生活中的非寬容使得反抗這個制度的各種組織本身也帶有這種非寬容性，例如我們在意大利共產黨組織（雖然現在已經改名）中就不會找出日本天皇的「倒影」。正如基督教會，為了反抗猶太教既得利益對信仰的壟斷和羅馬帝國的權勢，必須發展出不容得妥協的教義，最後必然形成羅馬教會、天主教式的統治，共產主義者正因為是理想主義的信仰者，也不會輕易妥協，但問題在於他們是否可以為了現實的共同社會需要達成共識。在今天日本的政治生活中，舉出幾件重大的課題：反對天皇制，反對政教合一（公明黨‧創價學會）、反對腐敗的政黨‧官廳‧財閥構造，反對違憲、修憲的政治（強權）大國化的企圖給予朝鮮人（已經是二世、三世了！）等「外國人」基本普選、受教育或參加公職的人權、反對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特別是美軍把核武器運進日本的基地），反對核開發等等，都迫切要求一切有良知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者，宗教信徒廣泛聯合起來。有時候，我經歷著改善日本法制（如人權）的鬥爭看到「大赦國際」或教會等市民運動擔負著本來屬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工作，深感真正的（廣義）社會主義理想的消褪主要並不是由於資本主義的改善或強大而在於社會主義運動本身沒有如過去那樣緊扣住普通平民的生活。
日本政府為了鑽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席位（其目的並不在於其標榜的「國際貢獻」），竟不惜以我們暫時居日的社會改進黨人為籌碼討好北京政權，把日本的國家主權也破壞掉，默視中共強權在日本境內橫行迫害中國人（如同它二十年代在中國境內隨意抓朝鮮人）。而除日本共產黨以外的所有國會政黨都不會維護日本國家自身的尊嚴，平等待吾中華民族之任何個人，反而積極推行小選舉區制以便產生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修改憲法。當然，日本共產黨也面臨著全球性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衰退帶來的危機和謹慎，並暴露出其基礎的脆弱以及對於當代世界認識的缺欠，沒能力擔負超越出日本國家法權的國際責任，也過於固執反對大米等農產品市場的開放等等。我前不久拜訪靜岡東部的委員長川島先生，他坦承如何與我這樣的在日本境內的外國人交流都必須由中央本部考慮，他們與蘇共、中共的交往是今天欲揮不盡的陰影。我建議他們先在維護基本人權展開一些積極的工作，他們送我機關報《赤旗》供我學習其主張，我為了表明中國民主、人權運動與日本共產黨的純潔理念聯繫，堅持付款給送報的三島市議員金子先生。
1993.12.30～94.1.3三島市
〔本文因篇幅關係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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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吟虎嘯：不甘寂寞的日本共產黨
2013年11月29日（五）
中國人民、亞洲人民、世界人民還記得有一個日本共產黨嗎？可能還有很少人記得，但記得也沒甚麼意義，因為成立於一九二二年、只比中國共產黨小一歲的日本共產黨，早已在日本國內外都沒有了影響力。儘管她目前還是日本排名第四的政黨，但在日本政壇和選舉制度下，不要說排名第四，就是排名第二也「不好使」，用處不大。
不過，日本共產黨還是不甘寂寞的，特別是對當年「親如兄弟」、在二戰中「共同反侵略」的中國共產黨還是念念不忘的。這一陣子，日共有兩個表現要和中共以至中國進一步翻臉：一是她要在黨代會上提出一項議案，認定「中國未達到社會主義國家」，要和中共在政治上「劃清界線」；二是她「在釣魚島問題上堅持釣魚島屬於日本，不存在主權問題」。
日共和中共歷史上關係十分密切，當年同屬莫斯科領導下的「共產國際支部」，相互有不少「交叉黨員」，二戰反法西斯戰爭中更是在情報戰線出生入死，共同奮戰，流血犧牲，有換命交情。
二戰後，中共繼續武裝鬥爭，打敗國民黨坐了天下，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日本則被美國佔領，對其實施徹頭徹尾的「團體大手術」，將美式民主制度移植到日本，因日本共產黨沒有武裝鬥爭奪權的膽量、本錢和條件，只好像當年歐洲法國共產黨、意大利共產黨似的「走議會鬥爭道路」，成了「修正主義黨」。
這樣的「兄弟黨」，中共是看不起的。不過，日共那時致力於和新中國發展「民間外交」，對打破美帝、蘇修和各國反動派「封鎖孤立新中國」有幫助，兩黨關係還算可以。然而，兩者在文化大革命前鬧翻，中共極左路線當道，不稀罕中日民間外交，日共又幫着蘇聯整中國。後來中美破冰，中日建交，日共在中共眼裏就更無價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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