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安黃帝文化研究
明長城徐流口位於遷安市境內最東端的徐流口村北，關口雙側山坡較平緩，關口建築已毀。明代中後期屬薊鎮東協建昌營路（一度曾屬燕河路）所轄。邊牆上（明朝人不想重現秦朝的悲劇，諱稱「長城」，因此稱邊牆。）現保留一塊萬曆三十五年「修建冷扳台子起至雞林山邊牆記名碑」（碑題名為作者擬，以下簡稱「記名碑」）。經風沐雨400多年，字跡仍清晰可辨，而碑上首位被記名者蹇達卻因缺失姓氏而被忽略，致使這位英雄的英名被歷史塵封了幾百年。本文就此對蹇達做一梗概介紹，與讀者共享。
一、記名碑所記簡述
此碑青石質，寬1米，高0.82米，厚0.17米。碑正面四周陰刻卷草紋，其內陰刻楷書，豎行右起，碑文共22行480餘字。碑文內容如下：
欽差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達；欽差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業弘；欽差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兼備倭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杜松；欽差總理永平等處糧儲、兼管屯種，戶部郎中周禦；欽差整飭永平等處，後任兼管屯田、馬政、驛傳、海防，山東布政使司右參政、兼按察司僉事應朝鄉；欽差協守薊鎮東路等處，分理練兵事務，副總兵、右軍都督府都僉事胡承□；欽差分守薊鎮建昌路等處，參將、署都指揮僉事沈弘猷；欽差河南都司僉事、統領薊鎮秋班、署都指揮僉事董□□；欽依守備冷口關等處、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僉事左□□；督理工程……分理工程……萬曆三十五年「秋防」，客兵、河南營軍原蒙派修建軍冷扳台子七十四號台西窗起、至雞林山七十六號台東窗止□等邊牆八十六丈一尺。下用條石、磚壘砌。底闊一丈六尺、收頂一丈三尺，高連垛口二丈五尺。
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孟冬吉旦立……
記名碑把修建「冷扳台子起至雞林山」一等邊牆官員姓名、部隊、番號、工匠姓名、施工數字和任務、建築材料、修建年代等做了較具體的記錄。但首位記名者的姓氏卻因磨損、漫漶而缺失，經筆者詳細考證，得知其為明代著名將領蹇達。
二、蹇達的履歷生平
蹇達（1542年-1608年），明代中期政治人物、長城名將，字汝上，更字汝循，號理庵，重慶衛（亦作巴縣，治今重慶市）人。同進士出身，官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兩任「薊遼總督」。著有《鳳山堂集》、《督府奏疏》十二卷、《西南平播碑》文傳世，也有少量詩詞傳世。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出生於一個累世豪門之家（父親蹇來譽，明嘉靖二十九年進士）；四十一年（1562年）壬戌科進士（與父親中進士相隔12年），獲「第三甲賜同進士出身」；四十二年（1562年）至萬曆二年（1575年），先後授潁上縣令、祥符縣令，安慶府（今安徽省域內）丞；四十四年（1564年），任升儀制司員外郎；隆慶元年（1567年），升山東僉事；六年（1572年），平定州（今山西域內）知州；萬曆三年（1575年）至十四年（1586 年），授安慶府丞，攝篆（兼任）望江縣，請城（築城）望江，閱月告竣；明年（1576年）復董役城桐城。後流寇殘破郡縣，二城獨完。「擢拔為平陽同知（行知府權），累遷三吳按察使、備兵（兵備）使」；「崇明（今屬上海市），故沙邑也……警於倭，始議用甓……以請於備兵使者蹇公。蹇公上於台中丞王公、侍御宋公...…以萬曆之十四年（1586 年）八月築土城，至十二月而畢 … 而王公、宋公、蹇公握其要矣。」十五年（1587年）「春防」，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順天巡撫」；十八年（1590年）八月至二十年（1592年）四月，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初任薊、遼、保定三鎮總督；二十年五月至三十年（1602年）八月，以都察院右都御史晉升兵部左侍郎（正三品），協理戎政。期間，參與部署、指揮了「萬曆三大征」，取得了全面勝利。加太子太保、晉兵部尚書；三十年（1602年）九月至三十六年（1608年）七月，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復任「薊遼總督」。期間，在今遷安市徐流口長城留下記名碑刻。三十六年末（或三十七年）去世。三十九年（1618年）十一月，朝廷「敘有功文武官員」，蔭一子入監，明神宗朱翊鈞「命禮部從予優予卹典，王國賞銀幣」。
三、督薊遼、撫順天間在今冀東的作為
萬曆十五年（1587年），蹇達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任「順天巡撫」--「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含永平府，今遷安屬之）等府地方」。期間，除今遷西縣（時屬遷安縣）域內兩處長城碑刻反映其參與了長城修建外，史料還記載其在保障國家財政收入上的「實事求是」。
《明神宗實錄》載，萬曆十五年二月乙丑，兵部覆順天巡撫（駐遵化）蹇達稱：「地土起存稅糧，自有定例。但天災流行似不分於民屯、草場。被災草場租銀，應照依原勘災傷地畝，分數量免四分，該銀三千四十七兩有奇。其無災地土，並應徵六分，共該銀四千五百四十一兩有奇，盡數起解。」
萬曆十八年（1590年）八月至萬曆二十年（1592年）四月，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初任薊、遼、保定三鎮總督。期間，正是明朝與蒙古信守「隆慶和議」的「新婚燕爾」階段，明、蒙間沒有戰事衝突，也沒有發現史料記載其作為。只能推測他盡心職守地執行了朝廷國策，保持了與蒙古鄰居的和平共處。
萬曆三十年（1602年）九月至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七月，以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復任「薊遼總督」--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略禦倭。期間，在今遷安市徐流口長城留下了「修建冷扳台子起至雞林山邊牆」的記名碑刻，督導直隸巡撫，薊州鎮（含永平、山海等處地方）總兵官官署，兼備倭總兵官署，永平等處糧儲、兼管屯種等衙署，及薊鎮建昌路等處地方、統領薊鎮秋班、守備冷口關等衙署重新「修建冷扳台子起至雞林山邊牆」，完善了邊防軍事設施。
同時，蹇達密切注視邊防形勢的變化和發展。在此期間正值遼東寬甸（今遼寧寬甸滿族自治縣）等六堡發展迅速、人口日繁，受建州女真阿台（建州女真頭領、努爾哈赤的外祖父或舅父）部威脅益重之時。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八月癸亥，「督撫蹇達、趙楫等遣官招徠六萬餘人盡歸故里，事聞，上嘉其功……先後與事諸臣及貢夷奴兒哈赤等，各賜銀兩亦有差。」十二月，遼東總兵官李成梁認為「六堡孤懸難守」，向薊遼總督蹇達、遼東巡撫趙楫建議放棄該地，將堡內的居民全部遷到內地。對不願遷徙者，動用了軍隊強迫他們遷居，造成大量死亡，蹇達應負「領導責任」。明廷給事中宋一韓力言「棄地非策」，吏科都給事中鐘羽正，彈劾蹇達等官吏不稱職，御史熊廷弼也贊同。萬曆皇帝（明神宗）俱不聽，而採用李成梁的建議。此舉遼東寬甸等六堡人民免遭了戰爭災難。
萬曆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蹇達在給朝廷的一份奏疏中提到，努爾哈赤已蓄養精兵三萬有奇，既要侵擾朝鮮，又要交通蒙古，對明朝則「漸萌反側之念」（見日本《明實錄》抄第4篇）。幾年後其擔憂成為現實：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努爾哈赤稱「汗」，建立「大金」（史稱後金）；四十六年（1618年），「七大恨」告天，起兵叛明。
宦官高淮「採礦徵稅遼東」，任稅監，恃皇帝寵愛，橫行不法、為所欲為。數與邊將爭功、剋扣軍士月糧。三十六年四月，前屯衛軍不堪其壓迫，披甲而起，誓食高淮肉；六月，錦州、松山軍也發生兵變。高淮懼死逃回，反誣告同知王邦才、參將李獲陽逐殺欽使、劫奪御用錢糧。二人皆逮問，激起邊民更大不滿。薊遼總督蹇達連續上疏揭露高淮的罪行，「（朝廷）乃召歸，而以通灣稅監張曄兼領其事。」
四、文學造詣
蹇達以深厚的家學熏陶，文進士入仕，自有深厚的文學造詣。不僅作有大量的公文類「奏疏」，且有所撰碑文和部分詩詞傳世。如《西南平播碑》文、《同丘古木》、《登蓬萊閣》詩等。
在《西南平播碑》文中，熱情歌頌了萬曆「西南平播」總指揮--李化龍（1554-1616年；長垣人，以少司馬、兼大中丞任四川、湖廣、貴州「總督」 ）恢復祖國西南邊疆的功績：「……故師期僅及三月，費僅逾一百萬，而殲八百年大憝，若摧枯拉朽，且拓地張官，一以中國之治治之；瘴雨蠻煙之鄉，永為樂土。公之功不弘且遠哉。而公不自功也」。蹇達任潁上縣令時曾作《同丘古木》詩：「扶疏古木雜松楸，高映淮流野渡頭。空鎖煙雲仙已去，行人猶自說同丘。」任山東僉事時作《登蓬萊閣》詩，詩中有「仙圃幾人求大藥，孤根何處托扶桑？」之句。
蹇達子蹇宗伊，「字海嶠，好奇耽古，結交多名流，恥與達官伍」。人稱「蹇痴」，風流不羈，不求仕進，至於落魄。文學作品有《山羊賦》。
五、被抹煞於史籍的根源
蹇達為官，創下了良好的「官譽」，多處地方志將其列入「名宦」作傳。明代高官、文學家袁宏道《答蹇督撫》書中讚蹇達：「唯是溟渤之大，不讓滲潢；以茲沙石之頑，得效礱礪……一叩無從，再拜肅史;；遠思縣旆，徒有搖旌而已。」《山西通志．名宦》載：「蹇達……隆慶六年，以進士知平定州，學問博雅，為時宗匠。居官以廉自厲，遇事斧劈理解，動中機宜，訟庭清暇，官吏悉袖手而綱舉目張，迄無廢事。」
蹇達文武雙全，他以進士入仕後，明嘉靖、隆慶兩朝仕途進展一般，到了萬曆年間，才逐步得到明神宗朱翊鈞的賞識。他「協理戎政」期間參與指揮的「萬曆三大征」（寧夏戡亂、抗倭援朝、播州平叛），直到現在，仍是世界學者研究明代歷史的重要部分。著名的民族英雄、抗倭名將李如松（李成梁長子）、董一元，都是蹇達麾下的得力悍將，在其兩任「薊遼總督」期間，與李氏父子有莫逆之交。特別是萬曆三十年至萬曆三十六年第二次任「薊遼總督」，他對建州女真族阿古部、努爾哈赤部、倭寇的防備，保持高度警惕，並主持薊、遼銜接地帶長城加固。年過花甲的蹇達「皓首再籌邊」，使女真部遭受了重大挫折。蹇達由於憤於當時的閹黨專政，卸任後抑鬱成疾而終。就在過世的幾個月前，他還曾洞若觀火、慷慨上書指出建州女真對明王朝的巨大威脅。
清軍入關，遏制了「祖宗基業」發展的蹇達，首當其衝成為滿清朝廷從「正史」」中刪除的明代官員。清朝編寫《明史》有一大「潛規則」：「累朝之恩威，諸臣之功過，所繫於女真者，一切削除之。『隱沒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者。」蹇達當然要被乾隆皇帝親筆從《明史．列傳》中剔除，包括他的奏疏和詩文作品也被滿清朝廷列為禁書，全部予以銷毀。更有甚者，與蹇達交往甚密的文學大家及其讚頌蹇達的作品，如袁宏道《答蹇都督》、謝廷諒《集內寄贈少司馬蹇公詩》等也被株連，成為「文字獄」的一個構成部分。
蹇達文武兼攻、以才濟世、重視邊防、以民族利益為重的愛國精神，富有現實意義；他的棄虛務實的文風，也值得繼承和發揚。當然，蹇達支持「萬曆三大征」、與李成梁父子在「遼東」問題的處理上的得與失，尚待深入探討。
參考資料
《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科進士登科錄》
《明史》
《明實錄》
明．黃虞稷《千頃堂書目》
明．李維楨：《大泌山房集．卷一百一十三．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蹇公行狀》
《明實錄（抄）》（日本）
《康熙安慶府志》卷十二「明同知」：「蹇達，四川巴縣人，萬曆乙亥任皖郡丞。」
《山西通志．名宦．平定州．明》
《民國巴縣志．金石》
皎傑：《補續全蜀藝文志卷（點校）》
穆遠、學君、陳環、李長浩：《唐山境內的長城碑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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