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法制日報--法製網
發佈時間：2013-03-19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3月12日在日本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對東京審判的正義性提出質疑，認為「對於這一場大戰的總結，並不是日本人自己作出的，應該說是戰勝國一方作出的裁決」。安倍晉三的這番言論，不僅於國際法上法理無據，而且也是對法律公平和正義的公然挑釁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審判（東京審判）結束後的第六十五年，是整個國際社會懲治嚴重國際罪行值得永遠緬懷的重要事件。但日本首相安倍晉三3月12日在日本國會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對東京審判的正義性提出質疑，認為「對於這一場大戰的總結，並不是日本人自己作出的，應該說是戰勝國一方作出的裁決」。
安倍晉三的這番言論，不僅從國際法角度看法理不通，而且也是對法律公平和正義的公然挑釁。
國際犯罪與正義審判
按照安倍晉三的邏輯，國際軍事審判似乎只有日本人自己實施才能是正義和公平的。這顯然有悖於法理，在實踐中也是行不通的。在東京審判中被定有罪的日本內閣成員與軍國主義分子，其所犯下的國際罪行是當時日本不願意、也不可能進行追究的罪行，只有國際社會才能予以審理和懲治。
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戰勝德國法西斯和日本侵略者的盟國就在歐洲紐倫堡和東京分別設立了兩個國際軍事法庭，對發動侵略戰爭和犯有國際法嚴重罪行的德國和日本法西斯進行起訴和審判。日本於1945年9月2日接受《波茨坦公告》並無條件投降以後，蘇聯、美國和英國三個國家外長於同年12月在莫斯科舉行了會議。該會議設立了「盟國管制日本委員會」。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1945年9月2日的日本投降書等，決定對「所有戰爭罪犯--包括對被俘虜之聯合國人民實施殘暴行為之罪犯均應處以嚴峻的法律制裁。」據此，盟國在日本東京設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戰犯進行起訴和審理。
紐倫堡和東京國際軍事法庭在機構的組織上略有不同，但任務和目的卻是一樣的，即把軸心國對侵略和其他國際不法行為負責任的領導人當作首要的戰爭罪犯加以起訴和審判。《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5條規定：「本法庭有權審判及懲罰被控以個人身份或團體成員身份犯有各種罪行包括破壞和平之遠東戰爭罪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管轄的國際罪行主要有三種，即戰爭罪、反人道罪和破壞和平罪（侵略罪）。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1946年5月3日正式開庭時，其包括來自中國的11名法官，與之相對應還有國際檢察處，由同盟國十一國各派1名檢察官組成，代表的是整個國際社會。法官與檢察官各自獨立，彼此地位平等但又不同，顯示了法庭所固有的司法性和公正性。
為了清算日本的侵略犯罪行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將審理的起始時間定為1928年，就是皇姑屯張作霖事件發生的一年。從1928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時，總共是17年。第一批被起訴的甲級戰犯為28人，其中包括日本內閣要人、對外侵略活動的首要分子，如東條英機等；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者，如土肥原賢二、坂垣徵四郎、松井石根等；積極推行侵略戰爭的老牌外交家，如松岡洋右、重光葵等。這28名被告構成了日本戰犯的代表性人物。經過兩年半的審判，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25名主要戰犯分別被判處絞刑、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國際社會成立的這兩個國際軍事法庭，從國際司法實踐方面肯定了懲罰戰爭罪犯的原則，分別以大約10個月和兩年半的時間完成了對戰爭罪犯的審理和判決。這在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所以對戰犯進行審判並定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法和國際關係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創舉。
東京審判的正當性不容置疑
東京審判之所以能開庭審理，背景是美、蘇、中等國對日本侵略者的反侵略戰爭的勝利，但最終將那些戰犯繩之以法的，則是國際法律正義的結果。如果沒有國際審判，這些人的滔天罪行就不可能被記錄在案，也不可能得到應有的懲罰。
在國際刑法的發展過程中，紐倫堡與東京這兩個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具有史無前例的意義。其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確定了個人刑事責任原則。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明確認為，「對破壞國際法的個人是可以處罰的。因為違反國際法的罪行是個人做出來的，而不是抽象的集體（國家）做出來的；只有處罰犯有這些罪行的個人，才能使國際法的規定有效實施。」
東京審判意義重大。在中國現代歷史上，從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裡，中國及中國人民受到西方列強的無數次侵略，在1945年前沒有一次取得勝利。中國的財富被掠奪、壓榨到沒有一滴油水的地步，中國人民為此也受盡了種種屈辱和痛苦。抗日戰爭是中國反抗外國侵略中第一次真正的勝利；東京審判也是使中國人民真正得以揚眉吐氣的一個大事件。
然而，東京審判不僅僅是對日本戰犯所犯罪行的清算，也是人類正義力量與邪惡勢力的較量。日本侵略者種種令人髮指的行為，不僅是對中國乃至亞太地區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也是對整個人類犯下的罪行。毫不誇張地講，他們與希特勒納粹集團一樣，是人類中最為邪惡的勢力。
安倍晉三針對東京審判提出質疑，是想通過另一種方式來挑戰歷史問題和戰後國際秩序。但不管安倍晉三等如何辯解，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對象，都是犯有國際罪行的嫌疑犯，都是國際社會必須要懲治的戰爭罪犯。東京審判與反德、意、日的侵略戰爭一樣，都是對邪惡勢力的清算。然而，由於它動用的不是軍隊，而是法律，所以是比戰爭本身更為深入的清算。它不僅僅著眼於二戰結束時的那一時間，更是為了昭示一代又一代的後人。所以安倍晉三的質疑在法律上沒有道理、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法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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