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運祜：現代中日關係史研究上永遠的缺憾--關於日本投降前後燒毀文書的情況及其他

《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5期，頁149-168

大正時代（1912-1926）、昭和戰前期（1925-1945）

就民國以來到抗戰勝利以前的現代中日關係史的學術研究而言，作為第一手資料的兩國檔案史料，其重要性與意義，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這種資料的狀況，至今卻不能盡如人意，甚至於人為地留下了永遠的缺憾。

就中方資料而言，自王芸生先生的大作《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問世（注：王芸生的文章，從1932年1月11日起，在天津《大公報》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專欄上連載。1932-1934年間，天津大公報社陸續出版了王氏之同名專著，共7卷。該書出版之後，即因其史料價值而受到日本方面的重視。1933-1936年間，日本學者長野勲、波多野乾一將該書改名為《日本外交六十年史》，編譯為10卷陸續出版。其中，當時的日本外相內田康哉還親自為1933年3月出版的第1卷（東京：建設社）作了序言，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而推舉該書。）以來的70多年，除了中國臺灣地區學界自20世紀60年代起編纂、出版的3套民國時期中日關係的檔案資料集（注：臺灣的3套資料集分別是：
(1)李毓澍、林明德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匯編．中日關係史料》，共23冊，臺北，1974—2000年版；
(2)中華民國外交問題研究會編《中日外交史料叢編》，共9編，臺北，1965-1966年版、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5年8月再版；
(3)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共7編26冊，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1988年版）
之外，大陸地區值得學界稱道的出版資料並不多（注：與之有關的兩套資料集，分別為：章伯鋒、李宗一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北洋軍閥》，武漢出版社1990年版，第1-6冊；章伯鋒、莊建平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抗日戰爭》，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卷。但是其中的檔案外交史料又非常有限。目前收錄檔案史料較多的資料集為：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共17卷（目前已出版16卷），中華書局1988-2004年版），以至於學者們除了經常參考、引用臺灣的上述資料之外，還要不斷查閱王芸生先生的大作（注：1979年起，王蕓生先生對原書進行了修訂，並且增加了第8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1981年版)。該書之後，王蕓生的老同事張蓬舟先生，又編輯了《近五十年來中國與日本(1932-1982)》之第1-5卷（1932-194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1995年版。但後者的史料價值，遠遜於前者）。前幾年，筆者買過一本名為《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資料全編(1915-1923)》（注：黃紀蓮編，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的書，驚喜於其「全編」的名稱之餘，仔細進行了研讀，並拜讀了有關的書評（注：吳元康、高紅：《一部精心整理的民國史專題資料集--〈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資料全編(1915—1923)〉評介》，《安徽農業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朱寒松：《民族屈辱與抗爭的歷史回望--評〈中日「二十一條」交涉資料全編(1915-1923)〉》，《黨史縱覽》2003年第5期。）之後，頗有名不副實之感：該書除了收錄一些翻譯的俄文資料（這是它有價值的地方）之外，關於中方的重要交涉資料，基本上沒有超出臺北的同樣內容的資料集，而最為重要的日方交涉資料則幾乎沒有收錄（如果本書書名改為「選編」，一字之別，也許就不存在上述缺憾，但這只是筆者之見）。「二十一條」交涉，是現代中日關係史上的重要事件，學界迄今仍然十分關注。 （注：參見張振鶤、鄭則民之間的一場學術爭論（張振鶤：《「二十一條」不是條約--評〈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選編與介紹〉》，《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鄭則民：《關於不平等條約的若幹問題--與張振鶤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張振鶤：《再說「二十一條」不是條約--答鄭則民先生》，《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日本的西村成雄教授對於現代中日關係史，還提出了從1915的「二十一條」到1945年的「日中戰爭30年」的見解（西村成雄：《「中國統一化」的歷史認識》，《日本學論壇》2002年第1期）筆者2004年7月24日在大阪教育大學的報告會上，再次聆聽並討論過西村教授的這個見解）關於該事件的資料編纂狀況尚且如此，更遑論其他了。

在日本方面，大正時代（1912-1926）、昭和戰前期（1925-1945）的現代日中關係的檔案資料，主要收錄在外務省1936年開始編纂、出版的《日本外交文書》。大正時代的外交文書，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已經出版完畢。由於中方同一時期檔案資料的局限和不足，中國學者在研究北洋政府時期的中日關係時，迄今所運用的史料，主要還是同一時期的《日本外交文書》，例如章伯鋒《皖系軍閥與日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代表作，均是如此。關於昭和戰前期的《日本外交文書》，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在出版《日本外交文書．滿洲事變》（共3卷，東京：外務省1977-1981年版）之後，自1985年起，繼續編輯昭和戰前期的《日本外交文書》。目前已經出版者為：《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1927-1931年對中國關係）各1卷，以及《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1932-1937年對中國關係）之1932-1934年部分各1卷（東京：外務省1996-2000年版）。但是迄今為止，中國學者僅有限地利用過這些資料，進行了相關問題的研究 （注：利用《日本外交文書．滿洲事變》的代表作為：俞辛焞《唇槍舌戰--九一八事變時期的中日關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利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Ⅰ》（1927-1931年對中國關係）的代表作為：王建朗〈日本與國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對關稅自主交涉的考察〉，《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臧運祜〈中日關於濟案的交涉及其「解決」〉，《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

這樣，就如同中美關係史的學者主要運用《美國外交文書》研究現代中美關係史、實則主要是研究美國對華政策史（注：資中筠：《序言》，資中筠、陶文釗主編：《架起理解的新橋樑--中美關係史研究回顧與展望》，安徽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9頁）一樣，中國學者在現代中日關係史的研究方面，由於本國檔案史料的缺乏，進行的也主要是關於日本對華政策史或日本侵華史的研究（注：關於中國學界現代中日關係史的研究狀況的介紹與評述，參考李玉、夏應元、湯​​重南主編《中國的中日關係史研究》，世界知識出版社2000年版。關於日本侵華史的研究狀況及其與近代中日關係史的關係，參考張振鶤《日本侵華史研究：一個粗略的回顧》，《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3期。除了若干專著之外，筆者認為目前中國學界關於近現代中日關係史的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為：張聲振《中日關係史》第1卷，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日本侵華七十年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劉天純等《日本對華政策與中日關係》，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沈予《日本大陸政策史（1868-1945）》，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而且因此，與日本學者的相關研究，大致呈現的是同一史源、不同史觀的現象。這種並非正常的學術現象，在日本侵華史的相關研究上，表現的更加明顯：在關於「十五年戰爭史」的若干重大事件和重要問題的研究上，中國學者使用了和日本學者大致相同的史料，分歧的只是史觀。

上述狀況說明，中國學者關於現代中日關係史的研究，不但要受制於本國的資料，也受制於日本的資料，而後者的製約可能會更大。

那麽，除了中方的資料之外，日本方面的資料狀況到底怎樣？它又如何影響了學界的研究？帶著這個問題，筆者在拙著《七七事變前的日本對華政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出版之後，於2003-2004年在慶應大學法學部訪問研究期間，在東京繼續進行了調研。茲將有關情況作一簡要介紹。

日本方面關於現代日中關係史的最重要的第一手檔案資料，首先是「外務省記錄」，其次是「陸海軍文書」。然而，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後，日本政府與軍部為了銷毀戰爭罪證、逃避戰爭責任，分別命令下屬燒毀了大量的上述文書，由此造成了現代中日關係史研究上永遠的缺憾。這些情況，戰後日本的有關論著中有所提及，但語焉不詳，迄今也缺乏全面而係統的敘述。



一、關於「外務省記錄」的燒毀情況

日本外務省的文書，主要是「外務省記錄」，它是自明治初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期間關於日本外交活動的記錄。按照分類方法的不同，明治、大正時期的記錄稱為「舊記錄」，昭和戰前期的記錄稱為「新記錄」。 （注：《〈外務省記錄〉につぃて》，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錄目錄戦前期》第2卷（昭和戦前篇），東京：原書房1992年版。 ）這些重要文書，在外務省1923年3月建成的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四層書庫裏，一直得到很好的保護。 1923年8月的關東大地震、1942年1月的外務省大火災，以及1945年5月的東京大空襲期間，該書庫內的記錄文書都沒有受到很大的損害。（注：臼井勝美：《外務省記錄と〈日本外交文書〉》，《みすず》第200號，1976年9-10月，第54頁。）

但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前後，上述文書卻遭到了一次最大的人為的焚毀。

8月7日，在距離投降還有一周時間的時候，外務省做出了「燒毀記錄」的重大決定。同日，外務省召開了以外務次官松本俊一為首的幹部會議，擬定了《關於外務省文書的處理方針及設置臨時外務省文書委員會的文件》；同日，外相東鄉茂德對於該文件予以裁定。（注：外​​務省百年史編纂委員會編：《外務省の百年》下卷，東京，原書房197​​9年再版，第1295-1297頁）

關於外務省文書的處理方針，決定如下：
一、記錄文書中，根據內容、需要絕對防止委諸第三者的文書，迅速予以挑選，然後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優先轉移到有充裕時間的地方，進行保管；情況更加緊張之時，則予以燒毀。為了達到上述目的，要迅速選定適當的場所。
二、用畢或不要的文書，即刻廢棄。
三、不屬於上述一、二的重要文書，隱蔽於現在的疏散地方，務求全面保護；根據事態變化，予以燒毀（注）。
四、關於條約原本等作為國際關係基礎的文書，如果可能，也按照上述辦法處理。
五、未整理的資料，由有關局課合作，迅速處理。
六、電報稿，特別為了保護舊暗號的機密之目的，需要個別處理。
七、文書課暫時保管的天皇親書及玉照，迅速歸還宮內省。

為了迅速且無遺憾地實施上述文書的處理（多數要動用外務省義勇隊），設立以外務次官為委員長的臨時外務省文書委員會，詳如另紙。

（注）外務省記錄文書，不管其內容如何，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委諸第三者利用。然而，現在文書的數量，本省內藏有約三萬五千卷、疏散於各地者約四萬卷，將其轉移到其他場所，依目前的運送力量，實際上不可能。為了不要委諸第三者，可以採取下列方法：
1. 充分、盡快地全部燒毀；
2. 埋藏於現地附近的土地中；
3. 面臨緊急事態時，迅速燒毀。絕對有效的方法大致如此，此外其他方法難保完璧。

在上述規定中，「不要委諸第三者」的文書，是要燒毀的重點文書。反之，燒毀這些文書，也就是為了防止「委諸第三者」。可見，日本銷毀戰爭罪證的目的十分明確。

外務省做出上述決定之後，8月14日日本政府在閣議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同時，又決定燒毀重要機密文書。（注：原剛：《陸海軍文書の焼卻と殘存》，《日本歷史》第598號，1998年3月，第56頁）這樣，「燒毀文書」已經成為日本的國策。據此，8月17日，外務省文書課長專門擬定了《關於文書處理的文件》，規定：屬於機密內容的外務省記錄，大部分原則上予以燒毀。根據上述決定，日本外務省系統在日本投降前後，燒毀了大量的外務省記錄。被燒毀的文書的數量，據說在4000-5000卷左右。（注：小池聖一：《外務省文書·外務省記錄の生成過程--外務省文書の文書學的一試論》，《日本歷史》第584號，1997年1月，第12頁，注（ 6）。臼井勝美也指出為6698卷的大部分（臼井勝美：《外務省記錄と〈日本外交文書〉》，《みすず》第200號，1976年9-10月，第55頁）這個數量，與燒毀前的外務省記錄的總數量75000卷（本省35000卷、疏散於各地40000卷）相比較，約佔近1/10。

燒毀文書的數量雖然不多，但關鍵是被燒毀的文書的質量，因為它們屬於「不要委諸第三者」的機密文書。而其中與中國有關的文書​​，則被大量地燒毀了。

《外務省百年》一書承認：「由於這次戰敗時期的非常處置，雖然條約文書未被損害，但是其他的明治以來的主要記錄，例如『日英同盟關係』等，包括作為當時所謂『絕密記錄』而特別保管的文書，以日本外交為中心的記錄類的多數，已經被非正常燒毀。」（注：《外務省の百年》下卷，第1295-1296頁）

長期在外交史料館工作並參與編纂《日本外交文書》的日本外交史專家臼井勝美，在文章中補充說：「高度機密的與中國關係的記錄類，多數被燒毀，造成了戰前外務省記錄的重大欠缺。與二十一條、田中外交、滿洲事變以及此後的華北問題等等重要事件相關的文書，因之在外務省記錄中造成了欠缺」；只有明治20年到大正時期的記錄，被燒毀的比較少。 （注：臼井勝美：《外務省記錄と〈日本外交文書〉》，《みすず》第200號，1976年9-10月，第56、59頁）

大部頭的《日本外交文書．滿洲事變》於1981年出版之後，該書的編者也坦承：「關於滿洲事變的外務省記錄，約有半數被燒毀了。」（注：清水秀子： 《日本外交文書〈滿州事變〉につぃて》，《軍事史學》第18卷第2號，1982年9月，第38頁。）

外交史料館也承認：在昭和戰前期的外務省「新記錄」中，主要消失的是A門（政治、外交）的「對中國關係」等。（注：《〈外務省記錄〉につぃて》，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編：《外交史料館所蔵外務省記錄目錄戦前期》第2卷（昭和戦前篇））

根據上述權威部門和學者的說法，可以確認：昭和戰前期（1925-1945）的關於中國關係的外務省記錄，大部分已經被燒毀了。這是現代日中關係史上最大的資料破壞。





二、關於「陸海軍文書」的燒毀情況

與燒毀「外務省記錄」的同時，作為實施日本國策之一部分，日本軍部也進行了陸海軍文書的燒毀工作。

關於日本軍部的文書，一說是海軍內部早在1945年7月26日就下達了燒毀命令。 （注：田中宏巳編：《米議會図書館所蔵佔領接収舊陸海資料目錄》，東京：東洋書林1995年版，「解說」，第9頁）服部卓四郎在其戰史著作中則指出：「在天皇的停戰決定頒發以後，馬上由參謀本部總務科長和陸軍省高級副官向全體陸軍部隊發下了奉諭焚燒機密文件的通知。」（注：服部卓四郎著、易顯石等譯：《大東亞戰爭全史》第4卷，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703頁。稻葉正夫在該書的《編輯餘聞》中，也談到了軍部燒毀文書的情況(第1806-1807頁)）

有關專家的最新研究指出：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在閣議決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同時，決定燒毀重要機密文書。據此，陸海軍分別於同日向各自的部隊、機關、學校等，發出了燒毀機密文書的命令。根據該命令，8月16日，擔任日本九州地區防衛的第16方面軍司令部，發出「鎮西副電第1048號」電報：

陸軍秘密文書等其他認為重要的文書（含原本），由各保管者予以燒毀。但要採取措施，以至於直到最後仍然可以接收暗號電報。不需要報告燒毀的情況。本電報接受後，要直接燒毀之。

擔任薩摩半島之指宿地區守備的獨立混成第125旅團，也有「揖作命甲第27號」的燒毀命令，內稱：

各部隊要迅速將絕密文書等其他認為重要的文書（含原本），由保管者予以燒毀。燒毀報告可以電話報告。本命令在受領之後要直接燒毀之。

在這一命令之下，8月14日下午到16日，日本大本營陸軍部、陸軍省等陸軍中樞機關所在的東京市谷臺上，焚燒機密文書的濃煙不斷。與此同時，在大本營海軍部、海軍省等海軍機關所在的東京霞關地區，也同樣燒毀了機密文書。（注：以上最新研究情況及資料，參見原剛《陸海軍文書の焼卻と殘存》，《日本歷史》第598號，1998年3月，第56頁。作者原係防衛研究所戰史部史料班長。）

東京軍部中央的這一焚燒文書的舉動，其盛況之烈，日本學者後來形容道：遙望軍部機關，白晝青煙終日滾滾升天，夜晚上空久久紅照。 （注：《米議會図書館所蔵佔領接収舊陸海資料目錄》，「解說」，第10頁）

除了軍部自身保管的文書之外，還有一類重要的文書，係日本軍部首腦人物（陸、海軍大臣、參謀總長、軍令部長）上奏天皇後留在天皇身邊、由天皇的侍從武官府保管的文書。這類文書，也在戰敗之時，根據侍從武官長蓮沼蕃大將的指示，經由侍從武官之手，在坂下門附近的皇宮之內，進行了燒毀。（注：中村隆英、伊藤隆編：《近代日本研究入門》（增補版），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版，第379頁）

軍部這次有組織的大規模的燒毀行動，既沒有留下下達的燒毀文書的命令原件，下級燒毀的情況又不需要上報，因此，被燒毀的文書數量，已經難以統計。防衛廳研究所圖書館介紹說：「舊陸海軍保存的史料的大半，自戰敗之後，經由軍人之手，被燒毀、散落。」（注：影山好一郎：《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図書館》，《軍事史學》第29卷第1號，1993年6月，第97頁）其中，參謀本部、軍令部的資料，「幾乎喪失殆盡」（注：加藤陽子撰，川島真、傅弈銘譯：《關於中日戰爭日方史料的收藏與介紹》，(台北)《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1期，1996年3月，第181頁）。另有學者稱：「除了決定要保留的文書之外，免遭燒毀的文書的數量，據日本學者稱還不到0.1％。」（注：《米議會図書館所蔵佔領接収舊陸海資料目錄》，「解說」，第10頁）也就是說，除了預定要保留的文書，軍部機密文書已經被燒毀了99.9％，這幾乎就是全部燒毀了該燒毀的文書。

日本軍部在投降之際的上述行動，使得舊陸海軍的重要文書，在戰敗時「原則」上被燒毀。這個事實，對日本近現代史研究造成了「最大的障礙」（注：《近代日本研究入門》（增補版），第379頁）。

在燒毀外務省文書、陸海軍文書的同時，按照日本政府8月14日的決定，其他的政府與軍隊機關單位，應該也會採取燒毀重要機密文書的行動。其中，抗戰期間日本對華實行殖民統治的重要機構「興亞院」以及後來合組的「大東亞省」在東京本部的重要機密文書，也被同樣地燒毀了。（注：關於「興亞院」文書的燒毀情況，參見井村哲郎《〈興亞院調查報告目錄〉解說》，《興亞院刊行図書．雜誌目錄》，東京，不二出版1994年版，第7頁。「大東亞省」文書被燒毀的情況，暫不詳）


三、美國的接收與歸還
   
日本宣布投降之後，美軍的佔領部隊在8月下旬開始登陸日本本土，9月中旬，美軍正式進駐東京。這時距離日本投降已經有一個多月的時間。與德國不同的是，日本在宣布投降後，擁有充分的時間，自行首先處理銷毀戰爭罪證等善後問題。這為他們燒毀文書提供了最大的方便：「在日本，不但擁有燒毀文書所需要的充足時間，而且擁有連紙灰也處理掉、不留任何燒毀痕蹟的充裕時間。」（注：《米議會図書館所蔵佔領接収舊陸海資料目錄》，「解說」，第10頁）

美軍佔領東京之後，美國的隨軍專門接收資料的機構--華盛頓文獻中心（Washington Document Center, WDC），於11月29日進駐東京丸之內的日本郵船大樓，並在東京北區王子的原陸軍省兵器廠舊址，設立了作業工廠，在盟軍最高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GHQ）領導下，開始了接收日本資料的工作。接收工作到1946年3月31日結束，共計5個月左右。

美國方面這次接收資料，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但由於華盛頓文獻中心是在日本方面已經燒毀了該燒毀的文書3個多月之後進行的接收，所以它能夠得到的資料已經非常之有限了。茲主要考察其對於外務省、陸海軍省資料的接收情況。
   
據日本學者的專門調查，華盛頓文獻中心接收的資料主要是：
(1)外務省：條約、協定的全文，關於外國的正式報告書，外交文書，領事警察報告，與駐外使領館之間的電報文件等；
(2)陸軍省：中國．太平洋戰線的作戰記錄，陸軍省．參謀本部的日記、報告書等文書，諜報關係，陸軍戰史特別是有關中國事變．滿洲事變的電報類等等；
(3)海軍省：關於戰略等的文書，軍令部組織，山本五十六文書，陸海軍協作的研究、歷史、絕密文書（1909-1940）等等。 （注：井村哲郎：《GHQにょゐ日本の接収資料とその後-2-》，井村哲郎編：《米議會図書館所蔵戦前期アジア關係日本語逐次刊行物目錄》，東京：アジア經濟研究所，1995年，「付錄」，第489-490頁）
   
關於外務省文書的接收情況大致是：華盛頓文獻中心從外務省記錄庫中，拿走了476卷記錄；盟軍最高司令部之國際檢察局，為了審判日本戰犯而拿走了部分資料。 （注：臼井勝美：《外務省記錄と〈日本外交文書〉》，《みすず》第200號，1976年9-10月，第55頁。）

美國此次的接收對象，主要是陸海軍的各機關。因此，華盛頓文獻中心對於陸海軍文書的接收，尤為著力。當時，歸陸海軍機關所有、保留到戰後的資料，數量大致超出70萬冊，包括公文書類和圖書類。公文書類資料，主要是陸軍省的《大日記》11117冊、海軍省的《公文備考》和《海軍省日記》等13884冊。這些資料，因為早就被軍部特意疏散保存而免遭空襲，也基本上沒有被燒毀，從而被全部接收。 （注：《米議會図書館所蔵佔領接収舊陸海資料 目錄》，「解說」，第12-14頁）而據美國學者稱：此次接收的陸海軍文書有3萬餘卷、圖書資料約25萬冊。 （注：James William Morely, " Check List of Seized Japanese Records in the National Archives" ,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9, No. 3( May 1950) , p. 306. ）
   
華盛頓文獻中心接收上述日本資料後，運回美國，放在其圖書館保存。1948年2月，該中心被廢止，其圖書館所保存的日本接收資料，被分別送往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Service, NARS）、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LC）繼續保存。陸海軍文書類在前者，外務省文書及軍事圖書類在後者。
   
1948年12月20日，美國國會圖書館致函美國國務院，請求複製日本外務省的文書。經過同意後，國會圖書館派出專家隊駐在東京，在日本方面的協助下，從1949年到1951年，前後用了28個月的時間，把美國接收的文書、外務省在戰後收集與恢復的文書，以及東京審判所用的外交文書等資料，全部以縮微膠卷的方式進行了複製。這些多達200萬頁的資料，被複製成2116個膠卷，膠捲全長為2116600英尺。這套資料被命名為《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為了使用者方便，美國國會圖書館1954年專門製作了目錄。（注：李鎮明：《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一部有價值的歷史文獻》，《圖書館學通訊》1987年第3期；Cecil H. Uyehara comp. , Checklist of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kyo, Japan, 1868-1945( Washington, DC :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Photoduplication Service, 1954) . ）
   
《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製作以後，美國方面把資料原件逐步退還給日本方面。日本由此繼續與美國協商歸還陸海軍資料的問題。1956年9月，美國國務院與日本駐美大使在華盛頓達成了關於歸還日本陸海軍文書的協議。1957年美國方面由於財政問題延緩一年實施歸還。這期間，有些美國學者鑑於這批資料的重要性和以前之外務省文書縮微膠卷化的經驗，由哈佛大學的賴肖爾（Edwin O. Reischauer）、喬治頓大學的約翰．揚（John Young）等人組織了專門委員會，將這些待歸還的資料縮微膠卷化。他們作業8個月左右，拍攝了166個膠卷，數量達40萬頁，隨後並製作，出版了目錄。這就是《日本陸海軍檔案（1868-1945）》。 （注：《米議會図書館所蔵佔領接収舊陸海資料目錄》，「解說」，第17-18頁；John Young comp. , Checklist of Microfilm Reproductions of Selected Archives of the Japanese Army, Navy, and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1868-1945(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Washington, DC , 1959) . ）但由於時間、經費的關係，《日本陸海軍檔案（1868-1945）》所收錄的陸海文書並不太多。據當時參與這個工作的約翰．揚說：只有大約5％的陸海軍檔案被拍攝複製了。 （注：《日本細菌戰罪行如何被掩蓋》，1999年3月24日《參考消息》，第16版，原載1999年3月4日（美國）《紐約時報》。）
   
1958年4月，美國國家檔案館所藏的日本陸海軍文書被正式歸還日本方面。這些資料中，陸軍方面是以《大日記》7721冊為中心的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鬥記錄類，海軍方面以《公文備考》為主，包括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時日記》、《戰鬥詳報》，以及明治時代的一些戰時資料，計15592冊。（注：《近代日本研究入門》（增補版），第381-382頁。）但是，據說在歸還時，美國方面又拿走了1/3的《陸軍省大日記》和1/7的《公文備考》。（注：加藤陽子：《關於中日戰爭日方史料的收藏與介紹》，（台北）《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1期，1996年3月，第181頁）而美國國會圖書館所藏的舊陸海軍圖書文獻等資料，並未歸還日本。
   


四、日本現存資料的狀況與不足
   
從上看來，美國接收、部分歸還於日本的資料，主要是日本的外交文書、陸海軍文書等。而這些資料，又主要是在日本投降前後，免遭燒毀或人為保留下來的文書。
   
上述資料歸還日本之後，20世紀70年代以前，日本對這些歸還文書並未開放。因此，海外學者還只能主要運用《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日本陸海軍檔案（1868-1945）》等縮微膠卷資料。也正因為這些資料，使得戰前日本的機密文書公開於世，而便利了學者們的有關研究。（注：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者克勞利利用上述資料寫作了博士論文，並出版了專著( James B. Crowley, Japan' s Quest for an Autonomous Defense：National Security and Foreign Policy, 1930-1938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中國的北京圖書館在20世紀50年代就從美國購買了上述膠卷資料，但利用者一直寥寥。1964年10月，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現代史教研室編印、內部發行的《抗日戰爭時期漢奸汪精衛賣國投敵資料》，主要出自《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楊凡翻譯）；黃美真、張雲編《汪精衛集團投敵》、《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內中有部分資料亦出自《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秦祚翻譯）。最近出版的《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6．汪偽政權》（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合編，中華書局2004年版），也收錄了一些出自《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的翻譯資料）
   
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根據國際檔案30年解密的慣例，日本陸續開放了這些資料。目前，除了一部分資料藏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之外，外務省的文書主要保存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陸海軍文書主要保存在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於1971年4月開館，收藏的主要資料是「外務省記錄」。現存戰前期的記錄約有50000卷，其中，「舊記錄」約有22000卷，「新記錄」約有26000卷。（注：白石仁章：《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日本歷史》第534號，1992年11月；柳下笛子：《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軍事史學》第32卷第3號， 1996年12月）筆者在該館仔細進行過核對、考察，發現昭和戰前期的「新記錄」A門（政治、外交）之關於中國部分的外交文書，主要就是美國退還的《日本外務省檔案（1868-1945）》（縮微膠卷）的原件。
   
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在1979年12月設立了「史料閱覽室」，按照1980年日本內閣關於公開情報的決定，向一般的研究者公開所藏史料。本館史料以「陸海軍文書」為中心，陸軍史料81000卷、海軍史料35000卷，共計約有116000卷。而其中最重要的「陸海軍文書」，是由美國歸還的陸軍省的《大日記》、海軍省的《公文備考》。前者自明治初年到1942年，約7700卷，內有關於滿洲事變的「陸滿密」、「陸滿普」，關於「中國事變」的「陸支密」，關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陸亞密」等文書多卷。後者自明治初期到1937年，約11000卷。 （注：注：相沢淳：《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戦史部》，《日本歷史》第533號，1992年10月；影山好一郎：《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図書館》，《軍事史學》第29卷第1號，1993年6月）此外，日本投降前後，軍部的某些重要幹部，私自保存了一些資料，既未被燒毀，也未被美方接收；他們在自己先行撰寫了著作之後，將這些資料移送到該圖書館保存利用。主要是陸軍的服部卓四郎、堀場一雄保存的關於中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國防政策的文書「服部史料」、「堀場史料」，以及海軍的島田俊彥保存的軍令部文書「霞關史料」等。 （注：服部卓四郎：《大東亞戦爭全史》，東京：鱒書房1953年版；堀場一雄：《支那事変戦爭指導史》，東京：時事通信社1962年版。島田俊彥自著、合著的著作有多種。因為資料的特殊性，他的著作一貫受到重視。關於服部卓四郎等的工作，參見井本雄男《所謂服部グル—プの回想》，《軍事史學》第39卷第4號，2004年3月）根據上述在日本殘存的軍部文書，防衛研修所戰史室（1955年10月20日成立、1976年5月10日改稱「戰史部」），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編纂、出版了《戰史叢書》共102卷（東京，朝雲新聞社1969-1974年版），其中有關於中國部分的多卷。這套叢書因其史料價值，一直受到中國學界的重視。

注：《戰史叢書》直接有關中國的部分為：
《支那方面陸軍作戦》(1)、(2)、(3)
《中國方面海軍作戦》(1)、(2)
《北支の治安戦》(1)、(2)
《昭和十七、八年の支那派遣軍》
《昭和二十年の支那派遣軍》
《一號作戦(1)河南の會戦》
《一號作戦(2)湖南の會戦》
《一號作戦(3)広西の會戦》
《香港．長沙作戦》
《關東軍》(1)、(2)
《滿州方面陸軍航空作戦》
《中國方面航空作戦》

中國大陸首先出版的中文譯本有：《中華民國史資料叢稿．譯稿》之《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昭和十七、十八年的中國派遣軍》、《昭和二十年的中國派遣軍》、《香港作戰》、《長沙作戰》、《河南會戰》、《湖南會戰》、《廣西會戰》、《緬甸作戰》、《日本海軍在中國作戰》，中華書局1979-1991年版；《華北治安戰》，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大本營陸軍部〉摘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臺灣隨後出版的中文譯本有：「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譯《日軍對華作戰紀要》1-43卷，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7-1991年版）

1978年開始，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開始刊行1934-1945年間的海軍省調查資料。該資料原係戰前海軍省調查部門收集、戰後由昭和同人會保存下來的，其中大部分屬於海軍的「公文書」。（注：土井章監修：《昭和社會経済史料整合．海軍省資料》第1-30卷，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刊，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78-2004年版）
   
進入21世紀以後，為了適應現代社會網絡檢索資料的需求，日本根據村山富士前首相1995年8月的談話精神，作為「和平友好交流計劃」事業的一部分，於2001年11月30日，在国立公文書館設立了「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把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所藏的上述資料，進行數碼畫像處理後，通過網絡逐步發布，以供日本國內外學者利用。目前，海外學者即使不在東京，也可以通過互聯網（http://www.jacar.go.jp），利用上述資料。 （注：牟田昌平：《獨立行政法人国立公文書館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軍事史學》第39卷第1號，2003年6月）不過，要把全部館藏資料上網，尚需較長的時日。
   
儘管如此，由於投降前後燒毀文書，日本的現存資料狀況仍然有很大缺陷；而且由於美國的接收和日本在海外各地燒毀文書的情況不一，自然造成了大量日本資料散落海外，以至於日本的有關專家也慨嘆道：約有一半的資料，並不在日本。（注：《米議會図書館所蔵佔領接収舊陸海資料 目錄》，「解說」，第23頁）
  
 一是，如上所述，由於美國方面並沒有歸還接收的全部日本資料，因此，在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國家檔案館裡，迄今仍然藏有不少日本檔案資料。（注：除了日本學者的上述介紹之外，在美國的華裔學者吳天威教授也在文章中介紹說：華盛頓國家檔案館於1994年9月9日公開了「日本外交文件（1934年7月至1938年7月）」3000餘份，其中特別有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文件（吳天威輯譯：〈美國新公開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檔案資料〉，《抗日戰爭研究》1995年第2期） 。筆者曾在北京大學多次向吳天威教授請教過有關情況。也有的中國學者說美國國家檔案館製作了縮微膠卷「1930-1940年的中日關係檔案」）龔書鐸、鄭師渠：《中國歷史》，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編：《哲學社會科學各學科研究狀況與發展趨勢》，學習出版社1997年版，第435頁）。最近，王選女士自美國國家檔案館收集、複製了《日本戰爭犯罪索引》的檔案資料目錄，並在2003年9月贈送給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一套。詳情可參考：http://news.sina.com.cn/c/2005-04-23/14276471561.shtml）
   
二是，在中國等其他海外地區，仍然殘存著不少日本檔案資料。根據筆者的推斷：按照日本東京的中央政府與軍部關於燒毀機密文書的命令，日本駐中國的各機關與派遣軍等部門，應該也會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前後，大量燒毀自己保存的文書；但由於中國各地受降（包括蘇軍在東北受降）的情況差別很大，應該有一些日本機關未及全部燒毀檔案，而殘留在中國當地。例如：滿鐵本部的檔案，主要館藏於瀋陽市的遼寧省檔案館；大連市檔案館也藏有部分資料，該館還專藏當年日本焚燒之後留下的「紙灰」（碳化）檔案。（注：參見遼寧省檔案館編《遼寧省檔案館指南》，中國檔案出版社1994年版；大連市檔案館編《大連市檔案館指南》，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年版）北京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1957年接收了滿鐵調查部的遺留文獻；而滿鐵大連圖書館的資料，至今仍藏於大連市圖書館。 （注：韓建平、厲莉：《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對滿鐵文獻的一次接收》，《中國科技史料》2003年第3期）日本駐北京大使館的檔案，在北京也有收藏。（注：日本駐北京大使館的檔案，有日本學者指為美國所接收（井村哲郎：《GHQにょゐ日本の接収資料とその後》，《図書館學雜誌》第74卷第8號，1980年8月）。也有美國學者稱自己於1946年2月在北平，收購了被日本焚毀之餘的日本CIC總部的檔案，後送交北平國家圖書館（TK Koo, " Some Economic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Genesis of the Japanese-sponsored Regime in North China" ,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6, No. 1, 1946, pp. 65-77. 另外參考戴東陽《近60年來美國的近代中日關係研究》 ，http://www.cass.cn/jindaishisuo/show-News.Asp?id=6775）。關於這些檔案在戰後的接收與在北京的收藏情況，筆者目前還不太清楚。原北京圖書館曾經接收過日本投降時未及全部銷毀的使館檔案，並編印了目錄（北京圖書館外文編目組編：《館藏日本大使館檔案目錄》，1954年7月印行）。張雁深《日本利用所謂「合辦事業」侵華的歷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版）和吳根梁《日本土肥原機關的吳佩孚工作及其破產》（《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等中國學者的論著，都使用過該檔案資料。已故的汪精衛研究專家蔡德金先生，據說利用過有關檔案。曾在原北京圖書館從事過整理工作的房建昌先生，最近在多篇論文中都介紹和使用過其中的部分檔案（參見房建昌《從日本駐澳門總領事館檔案看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寇在澳門的活動》，《廣東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日本在華北、華中地區的經濟活動檔案資料，在天津、青島、上海市檔案館有所收藏。 （注：居之芬主編：《日本對華北的掠奪和統制--華北淪陷區資料選編》，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居之芬、莊建平主編：《日本掠奪華北強制勞工檔案史料集》(上、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上海市檔案館編：《日本在華中經濟掠奪史料（1937-1945）》，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1996、2001年筆者曾分別在上海、青島市檔案館進行過有關的調查）日本在內蒙古地區（「蒙疆」）的文獻，在張家口市圖書館也有收藏。 （注：王啟元：《張家口市圖書館館藏日文文獻評析》，《國家圖書館學刊》2001年第4期）台灣總督府的檔案，全部現存於台灣地區。 （注：藏於南投的台灣省文獻委員會館）
   
這些情況說明，在日本國內現存檔案資料有限的情況下，於「日本之外」發掘、尋求日本的檔案資料，不但十分必要，而且還是大有可為的。
   
綜上所述，日本投降前後燒毀文書之事，在現代中日關係史研究上（包括日本侵華史，中國抗戰史等領域）造成了永遠無法彌補的缺憾。因此，筆者最後要提請所有研究現代中日關係史的學者們，必須注意自身成果的局限性，並繼續努力在「日本之外」發掘新的檔案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