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新聞》程翔：國安第一案的論據──反駁劉智鵬、周天行的謬論

有「國安第一案」之稱的唐英傑案，控辯雙方都就「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了各自的闡述。如果控方的論述得逞，則今後香港的言論空間將被大大收窄，很多曾經支持這八個字的朋友都會蒙上被控告的陰影，所以我們有必要指出控方的荒謬以正視聽。 一 ，劉智鵬的解讀 控方專家的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的劉智鵬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作了一個非常狹隘的解讀。 1) 關於「光復香港」的意思 他指出，從歷史的角度，「光復」的意思基本上是「攞返、恢復返失去了的國土啦、政權啦，講得具體啲係城市啦。」從三國五代，乃至元朝、清朝到現代中國，「光復」的意思和應用均沒有改變過，「都是恢復、取回落入敵人或異族手上的領土」。劉指，可以同樣框架理解「光復香港」的意思，即香港的狀況「等同於被一個敵人或外族佔據了」，因此當此口號提出時，說話者的意思是「香港政府是被敵人控制的政府，或者不是一個我們國家政權底下的政府」，而根據說話者的意思，「敵人」即是國家政權，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因此劉認為「光復香港」意味不承認香港特區政府為政權的一部份，不把香港視為中國的一部份。劉又指，從歷史語境來看，「光復」某東西意味著本身的政權不正統，故此提及「光復香港」的人，即是將自己「放在正統的位置，而斷定他面對緊的政府不正統、不合法」，「香港的狀況就是被敵人控制呢個政府，因此講嘢的人認為香港政權是敵人的政府，而香港主權國是中國，根據說口號的人，中央政府是非法擁有香港，因此認為香港不屬於中央政府。」 2) 關於「時代革命」的意思 至於「時代革命」，劉指出，「革命」意思是不接受並且要改變當時的政權和社會制度，亦意味着原有的政權不是合法，而需要去推翻和改變。劉指，「革命」一詞並不一定跟政治有關，也可包括「工業革命」、「文化革命」和「科技革命」，可是在中國很長的歷史中，無論從商周乃至晚清，「革命」的意思都沒有變過，都是指「推翻現有政權及取而代之」。劉又指，在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一詞雖有受西方革命的影響，但在中國裏的用法也沒有太大改變，例如「辛亥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意思都是與政治有關。此外，劉指辭典將「革命」一詞的政治意思列在第一位，此符合了辭典的慣常做法，反映了「革命」的主要意思，因此「革命」一詞「由古到今都不會被聯想到政治以外的課題」。劉繼而詮釋「時代革命」即代表採取手段造成政權或社會制度改變，「從而造成時代的改變」。 3) 整句話來理解 劉續稱，若整句考慮「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意思是「採取一個手段去改變香港現有政權，同埋在依家的當權者手上取回政權」。 劉智鵬對「光復」和「革命」兩詞採取過於狹隘的、單一的解釋。 二，劉智鵬論據的歧義 劉智鵬論據的一個「致命傷」，就是對「光復」和「革命」這兩個詞作過於狹隘的、單一的解釋。他強調他是按這兩個詞的「歷史規範」和「約定俗成」的用法，這背後假設了漢語是大家約定俗成的語言，恰恰從「歷史規範」和「約定俗成」的用法，我們可以看到這兩個詞有極廣泛的用途。 1) 歷史上，「光復」一詞就有很廣泛的定義： - 「光復」一詞固然可以有劉智鵬在本案中改採納的定義，例如：《晉書・桓溫傳》：「誠宜遠圖廟算，大存經略，光復舊京，疆理華夏」。這裏指的「光復」即恢復「國土」、「江山」、「政權」。 - 但也可以定義為恢復固有制度，例如宋・辛棄疾《美芹十論》：「臣願陛下姑以光復舊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勢而自卑。」這裏指的「光復」，是振興朝綱的意思。 - 可以定義為恢復過去的好東西，例如民國初年章炳麟《與龔未生書》：「往昔所希，惟在光復，政俗革新，不圖廢清甚易，改政易俗，竟無毫銖可望，而腐敗反甚於前。」以白話解之，即推翻滿清很容易，但移風易俗卻很難，所以這裏指的「光復」，是「政俗革新」的意思。 - 可以指重振家道、家聲，例如1941年睢陽望族羅雅臣為其姻親立墓誌銘《清儒人袁雅堂墓表》：「及公之祖（袁可立玄孫袁景執），慨先世之不繼，是以克勤克儉，光復舊業⋯⋯及公身，當家道中落之後，立志自憤，敏而好學，月寒露冷，不懈不惓，故數年之間，德及於身矣，斐然盛章，燦然可觀」。這裏指的「光復」，是指袁氏家道中落後，其家族後人努力重新振興家聲。 - 可以定義為延續好的東西，例如：《中國教育報》2015-08-04文章：「復旦大學：光復震旦續文脈」。這裏指的「光復」，是延續好的傳統、命脈等。 以上諸例，都是「光復」一詞的「約定俗成」（劉智鵬所強調的）的意思，而被「光復」的標的物，可以是朝綱、政俗、文脈、家道，那麼為什麼劉一定要限制其只能解釋為「國土」或「政權」呢？ 2) 歷史上「革命」一詞同樣有很廣泛的定義 與解讀「光復」一樣，劉智鵬也片面理解「革命」一詞。劉智鵬說：「在中國很長的歷史中，無論從商周乃至晚清，『革命』的意思都沒有變過，都是指『推翻現有政權及取而代之』」。「革命」一詞「由古到今都不會被聯想到政治以外的課題」。這種論述適足以證明劉氏的偏頗。 在中國，「革命」一詞最早見於《易經》「革」卦的《彖》辭，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該卦的《雜卦》解釋說：「革，去故也」[1] 。 漢代鄭玄的「注」曰：「革，改也」。唐代孔穎達的「疏」說：「革者，改變之名也。此卦明改製革命，故曰革也」。又說：「革之為義，變動者也」。 孔穎達的「疏」還說：「『天地革而四時成』者，以下廣明革義，此先明天地革者，天地之道，陰陽升降，溫暑涼寒，疊相變革，然後四時之序皆有成也。『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次明人革也。夏桀、殷紂，凶狂無度，天既震怒，人亦叛亡。殷湯、周武，聰明睿智，上順天命，下應人心，放桀鳴條，誅紂牧野，革其王命，改其惡俗，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計王者相承，改正易服，皆有變革，而獨舉湯武者，蓋舜、禹禪讓，猶或因循，湯武干戈，極其損益，故取相變甚者，以明人革也。『革之時義大矣哉』者，備論革道之廣訖，總結歎其大，故曰大矣哉也」。 在這裏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從孔子作《十翼》解釋「革」卦開始，歷漢唐的注釋疏解，「革命」一詞，就從來有其廣義的解釋（所謂「廣明革義」也），也有狹義的解釋（所謂「革其王命」也）。事實上千百年來，大家都是這樣來理解「革命」的意義。劉智鵬卻偏偏認為「革命」一詞「由古到今都不會被聯想到政治以外的課題」，這種解讀與孔穎達的「備論革道之廣訖」相去甚遠，我們憑什麼要採納劉的狹隘解讀呢？ 我們不妨再看看晚清啟蒙大師梁啟超對「革命」一詞的解讀。他說：「革命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凡物適於外境界者存，不適於外境界者滅，一存一滅之間，謂之淘汰⋯⋯夫淘汰也，變革也，豈惟政治上為然耳，凡群治中一切萬事萬物莫不有焉。以日人之譯名（筆者按：此指日本學者把 revolution 翻譯成為『革命』）言之，則宗教有宗教之革命，道德有道德之革命，學術有學術之革命，文學有文學之革命，風俗有風俗之革命，產業有產業之革命。即今日中國新學小生之恆言，固有所謂經學革命，史學革命，文界革命，詩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音樂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種種名詞矣。若此者，豈嘗與朝廷政府有毫髮之關係，而皆不得不謂之革命。聞『革命』二字則駭，而不知其本義實變革而已。革命可駭，則變革其亦可駭耶？嗚呼，其亦不思而已！」（見梁啟超《釋革》，載《新民叢報》1902年第11期，1902年12月14日發表，現收入《梁啟超》文集下之「政論」部分） 在這裏梁啟超說得很清楚，社會生活中種種「革命」的觀念，都與政權爭奪無關（所謂「豈嘗與朝廷政府有毫髮之關係」）。所以可以這樣說，從漢唐古代到今天，「革命」一詞並非只解釋為「推翻一個政權」這麼狹隘的理解。為什麼劉氏會得出「由古到今都不會被聯想到政治以外的課題」這麼偏頗的結論？ 三，劉智鵬「證供」的「致命傷」 1) 從法律的角度看，劉智鵬這份專家報告的「致命傷」，就是無法 prove beyond reasonable doubt「光復」和「革命」就只能有他認定的一個解釋。 作為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所謂「歷史學家」（筆者特意指出此點，是有鑒於控方質疑辯方證人缺乏歷史學訓練），應該知道歷史上「光復」和「革命」兩個詞都可以有廣義和狹義的解釋，劉智鵬為甚麼會犯上這個「致命傷」呢？筆者認為這同他缺乏唐代歷史學評論家劉知幾在其《史通》所說的三才有關。所謂三才指「史學、史才、史識」，特別是史識（史識即章太炎推而廣之的史德，指史學家應有的道德）。筆者曾經撰文批評由劉智鵬擔任主編的《香港地方志》呈現「偏頗失實」以及「為當權者諱」的兩大缺陷，使得這部地方志完全不符合《史通》三才的要求，讀者可以參考，這裏不贅[2] 。《香港地方志》固然不敢記載中央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犯錯誤的歷史事實，就連本地左派在「六七暴動」期間的錯誤，也願意配合去洗白。所以，在《香港地方志》中，很多有關「六七暴動」中左派的暴行消失了。原來在2018年他接受一個專門遊說北京及特區政府為「六七暴動」平反的組織的20萬元捐款，要在嶺南大學建立一個所謂「六七暴動資料庫」（見下圖），其資料不言而喻都是強調香港左派的觀點。劉智鵬接受左派的捐款去洗刷其歷史污跡，則他的「證供」的中立客觀也就很值得懷疑了。 從《香港地方志》我們可以看到劉智鵬治史「偏頗失實」以及「為當權者諱」的兩大缺陷之後，從他接收左派團體捐獻去配合他們洗白暴行之後，人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對「光復」和「革命」這兩個名詞要採取單一的狹隘的解讀，以便為文字獄提供「證據」，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充當「幫兇」的角色。 2) 從「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提出時的語境看 梁天琦提出這口號時，他正是在準備參加立法會補選。不論他提出甚麼口號，他實實在在做的事，是在香港《基本法》制定的政治制度及運作模式下參與政治的行為。所以儘管他喊出咋聽激烈的口號，他實際上都是認同現有制度、願意在現有制度的規範下從事政治活動的表現。忽視了這個現實，單從他的競選口號來認定他「鼓吹香港獨立」，中間有太多 missing links， 難以形成完整的證據鏈。 3) 參與遊行群眾對「光時」這八個字的理解 誠如辯護律師指出，遊行群眾對「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八個字都有很不同的理解，筆者本身支持這八個字，的確是因為香港自從回歸以來失去很多原有的自由，而香港作為一個有別於大陸其他城市的獨特性則逐漸消失，這些都是令人惋惜的。筆者相信，百萬人級別的超大型遊行，同大家意識到失去了彌足珍貴的東西有關，所以大家才會覺得這八個字反映了他們潛藏心坎中的憂慮。這才使這八個字能夠迅速成為運動的口號和標誌。筆者相信，絶大部分人不一定主張「港獨」，所以硬把這八個字解釋成為「港獨」，只是刻意為當權者製造藉口以便治老百姓罪的一個拙劣表演而已。 四，關於「文化大革命」中，革命一詞的理解 周天行借用中共歷史對「革命」一詞的演繹，反映他對中共歷史及其話語系統的不理解。 控方署理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引用1981年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引述其對文革的描述：「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1970年至1971年間發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政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先是批准開展所謂『批林批孔』運動，在發現江青等人藉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又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他想藉此來論證「革命」一詞具有策動武裝政變、推翻現有政權的含義。 周天行此番表演，只是證明他對中共歷史及其話語系統的不理解。在中共歷史上，自從毛澤東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以後，凡是與毛澤東的意見相左的，都被定性為「路線鬥爭」。從1927年從蘇聯引入「路線鬥爭」這個概念來形容黨內不同意見的紛爭之後，直到1976年這半個世紀期間，中共黨內共出現了十一次「路線鬥爭」。周天行所引用的《決議》所提及的林彪和四人幫事件，在中共的話語系統裡被稱為「第十次路線鬥爭」（林彪）[3] 和「第十一次路線鬥爭」（四人幫）[4]。這些「路線鬥爭」，都只是黨內有人反對毛澤東的政策而已，並不是要推翻共產黨這個組織，更不是要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權。所以，縱使《決議》用「反革命」一詞來形容第10、11次路線鬥爭，其實質都不涉及推翻中共執政黨及中國的國家政權，周天行想用中央文件提及「反革命」一詞來證明「革命」」一詞必然同推翻政權有關，完全是「捉錯用神」。 筆者希望此短文能够駁斥控方的謬論，為千千萬萬曾經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朋友一掃文字獄的陰霾。 註釋： [1] 筆者按：《彖》與《雜卦》，都是用來解釋《易經》的，相傳為孔子所作。《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像、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 。《史記注》：「夫子作十翼，謂上像、下像、上彖、下彖、上系、下系、文言、序卦、說卦、雜卦也」。孔穎達《周易正義序》：「八卦宣其像；《十翼》彰其用」，說明「十翼」用來解釋八卦。 [2] 見《信報》2021年1月14日《香港地方志》失實偏頗 及《信報》2021年1月21日《香港地方志》欠缺史德 [3] 見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1973年8月24日 [4] 見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新聞公報（一九七七年八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