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祿作為清末最受慈禧寵信的大臣，參與了清末許多重大事件的決策。至今，人們還只是對榮祿在戊戌變法中扼殺維新運動的經歷了解甚深，而對榮祿其人的全貌，他的經歷，他在晚清歷次重大事件中的作用，尚缺乏全面認識。本文力圖對榮祿一生作一比較全面的評述。
榮祿，字仲華，瓜爾佳氏，滿洲正白旗人，生於道光十六年（1836年），卒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榮祿歷經咸、同、光三朝，他的發跡主要是在光緒朝。
榮祿出生在一個被清廷大加褒獎的「忠義」之家。祖父塔斯哈，道光初年官至喀什噶爾幫辦大臣，在道光十年（1830年）九月的新疆回疆動亂中被難於陣。動亂平定後，清廷授塔斯哈都統銜，並予騎都尉世職。榮祿伯父長瑞襲世職，授三等待衛，榮祿梵長壽以蔭藍翎侍衛。長瑞、長壽幾經升遷，至咸豐初年，長瑞官至天津直隸鎮總兵，長壽宮至甘肅涼州鎮總兵。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囯革命勃然興起於廣西，清廷立即遣將赴廣西鎮壓。長瑞、長壽同時被調從征，同領湖南兵，馳赴廣西象州、永安一帶鎮壓轉戰中的太平軍。在龍寮嶺之戰中，長瑞、長壽雙雙戰敗身亡。長瑞、長壽為效忠於清王朝而死，清廷為激勵更多的文臣武將效命疆場，對長瑞、長壽大加優恤。二人並贈提督銜，予騎都尉、雲騎尉世職。長瑞諡武壯，長壽諡勘勇，並於永安建祠祭祀，祠曰「雙忠」。
塔斯哈、長瑞、長壽已長眠地下，然而，他們的「忠義」業績卻為他們的後代榮祿敲開了躋身權貴行列的大門。榮祿在咸豐二年（1852年）「由蔭生以主事用」①，踏上仕途，服官工部，不久由工部主事晉升戶部銀庫員外郎。在戶部銀庫任上，榮祿差點被當時的戶部尚書肅順殺了頭。榮祿設法躲過了殺身之禍，以捐輸軍餉的名義花錢買了一個直隸候補道的頭銜，閉門閒居以避禍。
直至咸豐十一年（1861年）肅順在慈禧發動的宮廷政變中被誅，清中央政權統治格局發生重大改變時，才使榮祿的仕途前景由陰轉睛。榮祿及時地攀上同治朝日漸走紅的親貴醇親王奕譞。同治初年，奕譞受命創設使用火器的皇家軍隊神機營，榮祿以其先世所遺陣圖獻之，奕譞大為讚賞，立即把他派到神機營當差，賞五品京堂，充翼長，兼專操大臣。同治七年（1868年），捻軍大敗清軍的圍追堵截，縱橫馳騁於直隸、山東、河南數省。
為防堵捻軍，榮祿受命隨同恭親王奕訢襄辦巡防事，授右翼鎮總兵。捻軍起義被鎮壓後，清廷論功行賞，賞榮祿頭品頂戴。榮祿還因得到大學士文祥的推薦，於同治十年（1871年）獲補工部右侍郎；同治十二年（1873年），又被調補戶部右侍郎兼管三庫事務，第二年八月，榮祿被授總管內務府大臣。
在當時的清廷諸臣中，總管內務府大臣，其權位與御前大臣、軍機大臣三鼎峙，在預聞機密、參預決策中，甚至超過御前大臣和軍機大臣。時人謂，御前大臣班列是前，但尊而不要，軍機則權而要，內務府則親而要。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二月，19歲的年輕皇帝同治病逝，死時無子。榮祿在同治死後清統治集團爭奪皇位繼承權的鬥爭中，為慈禧的再度垂簾聽政大效其力。這樣，榮祿在光緒朝獲得更快的升遷。
光緒四年（1878年），榮祿被派充紫禁城值年大臣，不久，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旋擢工部尚書。正當榮祿於光緒朝飛黃騰達之際，厄運再度降臨。據《清史稿．榮祿傳》記載，榮祿這次遭厄運，是因「慈禧皇太后嘗欲自選宮監，榮祿奏非祖制，忤旨」②。光緒四年八月，榮祿被解工部尚書任，還被開去總管內務府大臣的差使。光緒六年（1880年），榮祿「又以被劾納賄」，被降二級調用，由提督降為副將，後三載閉門，賦閒家中。直至光緒十年（1884年），榮祿以購買槍枝為名，再次向朝廷報效了一筆錢，才蒙加恩開復處分。清廷陸續任命他為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專操大臣等職務。
或許是因慈禧對榮祿仍心懷芥蒂，或許是政敵的裁抑，雖歷經數年，榮祿始終沒能恢復以前的級別和地位。不僅如此，光緒十七年（1891年），榮祿還被遣離了清廷權力中心的北京，被遠遠打發到了西安，出任西安將軍。榮祿自然不會甘心，他時刻夢想捲土重來。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舉行大肆鋪陳的60歲誕辰慶典。榮祿準備了一份十分豐厚的禮物，借為慈禧祝壽的機會，再次入京。這年，日本發動了侵略朝鮮和中國的戰爭，榮祿疏陳急固根本之策，他所提出的鞏固畿輔的幾項措施，被清廷一一付諸實施。榮祿也被留在了京師，先是令其會同商辦軍務，不久又命在總理各國事務大臣上行走。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榮祿獲遷兵部尚書。至此，榮祿總算如願以償，既恢復了原來的地位，又回到了清廷權力中心，也回到了慈禧的身邊。光緒年間，近二十年的官場升沈的經歷，磨去了榮祿的鋒芒、棱角，也使他懂得了一個再淺顯不過的道理：在光緒朝，要想保住已得的權位並獲得更高的權位，那就必須緊緊地依靠慈禧。為了獲得慈禧的眷顧，他在慈禧寵監李蓮英跟前花了大量的銀子，終於漸漸地改變了慈禧對他的印象，榮祿逐漸成為慈禧的親信大臣。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春夏之交，當維新變法運動在全國迅速開展時，榮祿在帝、后兩黨的激烈鬥爭中，毫不猶豫地站在慈禧一邊，肆無忌憚地反對康梁的維新變法，並充當起慈禧扼殺維新運動的兇惡打手。慈禧賦予他更重要的使命，任其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目的在於使榮祿統馭直隸境內的北洋三軍，並以北洋陸軍來鎮制京師。與此同時，慈禧又授榮祿文淵閣大學士銜。這樣，榮祿便「身兼將相，權傾舉朝」，成為慈禧身邊決策性人物。其後，榮祿直接參預了戊戌政變，為慈禧再次以訓政名義重新控制政權效盡犬馬之勞。政變後，榮祿更是身價百倍，慈禧對他信仗之深、眷顧之隆，一時無比。
在政變後慈禧策劃的廢除光緒皇帝的陰謀中，榮祿又為其出謀劃策。最後，慈禧採納了榮祿的建議，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為大阿哥，以逐步取代光緒，解除了慈禧後顧之憂。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榮祿被授內大臣，並賜以紫禁城內西苑門內乘坐二人肩輿的特殊待遇。
榮祿在庚子年的義和團運動中，儘管他不贊成慈禧及后黨官僚對外主戰，對內主和的政策，但為了保住自己的權利地位，左右逢源，依違於帝、后兩黨之間。他又不惜冒著生命危險，對后黨進攻使館的命令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對使館進行了明攻暗保，從而為慈禧向侵略者的乞和留下了餘地。
當慈禧在侵略聯軍兵臨北京城下倉皇出逃時，榮祿作為留京辦事大臣留下來。他授計負責議和的奕劻和李鴻章：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責任，不需慈禧歸政，一切條件都可答應。在他完成了這個任務後，立即奔赴西安行在，繼續效忠於惶惶不可終日的慈禧之前。慈禧如獲至寶，立即令其管理戶部事務，賞穿黃馬褂，賞戴雙眼花翎。慈禧還特地頒下一道懿旨，稱讚榮祿「保護使館，力主剿『匪』，復能隨時贊襄。匡扶大局。」③
光緒二十七年年末，榮祿隨慈禧返回北京，被授文華殿大學士。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榮祿病逝，慈禧以各項殊榮，恩典加諸其身，恩賜陀羅經被，命恭王帶領侍衛十人前往致祭，諡以「文忠」，追贈太傅，入祀賢良祠；又破例將未立戰功又非皇室宗支的榮祿之子賞以優等世襲之職。當光緒去世時，慈禧將榮祿的外孫溥儀指為皇位繼承人，「以為榮祿一生忠誠之報」。
通過以上對榮祿為官軌蹟的描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榮祿的發跡是在他調整了與慈禧的關係、緊緊追隨慈禧之後。榮祿作為慈禧的馴服奴才而飛黃騰達，榮祿也因助紂為虐而遭千載罵名。然而，榮祿作為晚清重臣，他的思想，他在清末許多重大問題上的真實立場，卻是我們評價這個人物的絕不可偏廢的方面。
首先，榮祿在日本入侵時，是主張以戰為根本的。光緒二十年（1894年），日軍在朝鮮摧毀了清軍後，兵分兩路發起了對中國遼東半島的進攻。清軍軍無鬥志，在日軍凌厲攻勢面前潰不成軍，遼東重鎮相繼失陷。清軍的節節敗退和屢戰失利，使清廷龍興之地的遼寧頻頻告急，京師為之震動。這時，慈禧、奕訢卻不思採取積極的應敵之策，一味乞求予列強的調停，急切地企求停戰議和。榮祿卻以「急固根本之策」疏陳清廷，提出；「馭夷不外和戰二策，然必先以戰為根本，而後能以和蕆事。」外敵「未有不受懲創而能成和者也」④。顯而易見，榮祿的這些言論，和慈禧、奕訢的言行是大相徑庭的。榮祿還提出募重兵，用宿將等具體措施來對抗日軍。
其次，榮祿在甲午戰後中國愈益貧弱、民族危機日甚的嚴重關頭是主張練兵自強、雪恥復仇的。在光緒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甲午戰爭中，中國遭到慘敗。戰後，中國被迫割地賠款，簽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日戰爭的結局，給世界資本主義列強以強烈刺激，列強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戰後迅速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人民發出了強烈的救亡圖存的呼聲。然而，在清統治集團中，還有那麼一些人仍做著「天朝上國」的迷夢，醉生夢死，不思振作。榮祿對於當時中國所面臨的險惡局面是有著清醒認識的。他在給清廷的上疏中指出：「國家自舊歲失馭東洋，示弱天下，環瀛列國，窺我虛實，不循約章，不守公法，乘間抵隙，肆意要求，拒之不能，爭之不聽。本年德人藉口山東教案，徑據膠灣，所索各條，多已委曲遷就，仍不肯出膠澳，為天下萬國之所未有。現在各處教堂林立，設有『匪徒』剽掠，彼將悉援德人之例索地以償，即幸而無事相安，或執利益均霑，以一島一埠為請，何以處之？時事艱難，於斯已極。」
誠然，在清朝統治集團中，對當時國家所面臨的嚴重威脅有清醒認識的是不乏其人的。然而，在這些人中對於解決危機的相應對策是不盡相同的。甲午戰爭後，以李鴻章為首的一批後黨官僚一意主張「結強援，立密約」，幻想通過與沙俄結盟來抵制其它列強的侵略。清統治集團中親俄勢力的抬頭，為沙皇俄國在華勢力的擴張提供了絕好的機會。甲午戰後，沙俄乘李鴻章赴俄祝賀俄皇加冕典禮之機，與之訂立《中俄密約》。
《中俄密約》表面是中俄兩國共同防禦日本的軍事同盟，實際不過是俄國以中俄同盟為幌子來實現蓄謀已久的控制我國東北的陰謀。俄國仍不以此為滿足，正當李鴻章等人沉浸在「此約可保中國二十年無事」，的夢幻中時，沙俄又把它的軍艦開進了旅順口，接著又逼迫清政府簽訂條約，以租借的名義強佔了旅順、大連。沙俄的強盜行徑，沒有使清統治集團中的親俄派清醒，他們仍然以不斷滿足沙俄的侵略要求來維持中俄間的所謂同盟關係。
榮祿作為清統治集團中的重要成員，對於親俄派一意聯絡俄國的政策深不為意。他在上疏中歷數沙俄的種種欺騙行徑：「曩者，日本議款於遼東九城，要我割讓。俄人約德法二國仗義執言，有迫日還遼之舉。議者遂謂俄人暱我，多欲引為奧援，國家降心相從，許其築路於東三省，行船於松花江，報俄者不可謂不厚。原欲假其勢力，藉弭各邦之侵侮。乃德事方興，始稱調撥兵船，相助鎮攝，繼則援助之義，寂然無聞。西報多謂德法二主，今歲咸赴俄都聯盟合從以圖我。」「九月，彼得堡俄報，亦謂三國當堅持己見，以相索請。未幾即有青島之役，是三國協以謀我之情形已可概見。」⑤
榮祿認為，將國家的安危繫於中俄同盟，是荒謬而不現實的。他的結論是：「目前之策，莫如求自強，自強之策，莫如多練兵。」「治國之道，惟在兵強，無不可復之仇，無不可雪之恥。」⑥榮祿這種將復仇雪恥的願望建立在自身自強基點上的主張，無疑是正確的。
第三，榮祿在甲午戰後是主張對封建統治的陳法作一些改革的，在清末的兵制改革中，所起作用尤大。《馬關條約》簽訂後，全國各階層人民採取各種途徑進行著救亡圖存的活動。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派，以「公車上書」為起點，將維新改革的政治運動不斷推向高潮。隨著維新改革運動的深入發展，在清統治集團內部，圍繞變法與否的問題，形成不同陣營。以翁同龢為首的帝黨官僚，與康梁維新派接觸較多，出於救亡圖存和為光緒及帝黨爭取實際統治權的雙重目的，傾向於康梁變法。以徐桐為首的頑固派官僚，抱定「祖宗成法不可改」、「夷法不足效」⑦的宗旨，頑固地反對任何一點微小的改革。而以奕訢為代表的一派洋務派官員，他們和頑固派的態度既有區別又有共同點。這一派人物他們並不一概反對變法。他們口頭上也談變法，同時也身體力行實行變法。為了推行變法，洋務派官員有時候難免和頑固派發生衝突。
榮祿在戰後出於復仇雪恥的強烈願望，主張對舊法實行變革，其中尤為注重對養兵、練兵之法的改革。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榮祿首請變通武科舉。他在給朝廷的上疏中，力陳在「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的情況下，仍沿用武科舉來選拔軍事人才的弊端。他建議清政府，將全國參加武科舉考試的三四十萬年富力強、里籍可考的應試武童，於各省延聘精通洋操之教習數十人，就地教練，一年之後，即可成精兵。同時，於應試武童中挑選材武聰穎者，進入武備學堂學習，「習格致、輿地諸學，分砲隊、槍隊、馬隊，工程隊諸科」。學習三年，由督撫進行考試，列優等者，作為武舉人。再將這些武舉人，諮送京師大學堂，限以三年，由欽派王大臣考試，列優等者為武進士，再經過廷試「驗其技藝，詢以方略」，即「以侍衛、守備分用」、「各路軍營自哨長以上，均用此項武舉人、武進士充補，以備干城之選。」榮祿認為，「似此參酌中外兵制，造就將才，於國實有裨益」⑧。榮祿的這個建議很受光緒重視，「詔下所司議」，雖「未及行」，但在其後的百日維新期間，武科舉終被廢除，各省武備學堂相繼設立，這和榮祿的上疏不能說沒有關係。
在軍隊的訓練方式上，榮祿主張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他在百日維新期間給朝廷的折奏中，曾明確地指出：「非練成勁旅，無以拯救艱危，非改習洋操，難以破除積習。」主張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訓練軍隊的方法來訓練各省綠營、勇營。並提出具體的訓練辦法；「擬令各項營勇更換舊章，參用新式……一年約可練洋操二十餘萬人。」至於各縣所需教練，榮祿提出了解決的辦法：「現在天津新建陸軍、江南自強軍，均係德人教練，如北省勇隊改練洋操，可由新建陸軍酌撥營哨之學成者分往教練，南省由自強軍酌拔營哨教練，營規口號，如出一轍，似較易為功」⑨。
榮祿注重軍事制度的變革，但也不局限於此。他在戊戌變法期間的改革還涉及到其它方面。他在光緒二十四年四月間在保定省城創設畿輔學堂，由外府州縣考選年少聰穎、曾經入學者40人，入堂肄業，作為正額，另選備取二三十名，俟有額缺，俟次請補。學堂所設課程，正課除經史外，兼習西國語言、文字、圖算、格致等項。榮祿還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間在天津創設頭等學堂、二等學堂各一所。
百日維新期間，榮祿遵旨將保定蓮池書院改為省會高等學堂，將新設的畿輔學堂，改為保陽郡城中等學堂。這些改設的學堂，採取中西並重，每所學堂都學西文。榮祿以為，通過學習西文來考求學術，「取徑較迂」，是很費事迂緩的，而延聘洋師，需費尤巨，研究西學，「應以繙譯西書為本原」，榮祿於是決定在天津高等學堂內設立編譯書局，與京師大學堂編譯局相輔而行。
百日維新期間，榮祿還遵旨於天津籌辦設立農工商分局。天津農工商分局定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十六日開辦，所籌辦法為：
一、農田必藉資水利，宜考究東西各國濬河築閘成法，擇要試行，以為農務根本；
二、工業以製造工物，抵制洋貨為要義；
三、商務以資本充足，轉運宜事事得佔先機，為製勝之道，擬飭局員邀集各業巨商，並本地紳富設一總商會，隨時聚議，考核貨物盈虛，中外市情。⑩
從榮祿在戊戌變法時期的言行，我們可以看出，榮祿是主張變法的，但榮祿以及奕訢等人的變法，乃是清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就不斷推行的洋務新法，其變法的內容僅限於學習西方先進的練兵、制械、通商、開礦諸項。他們對於康梁維新派實行的包括學習西方法度政令、改變官制、實行君主立憲等內容的維新變法是深惡痛絕、堅決反對的。榮祿對自己在戊戌變法中的政治立場是表述得很清楚的。榮祿在慈禧召集一些大臣討論新舊法的利弊時曾說：「富強之道，不過開礦、通商、練兵、制械，其它大經大法，自有祖宗遺制，豈容輕改？」⑪
榮祿及翁同龢、李鴻章等人在總理衙門與康有為對話時，榮祿也曾明確聲言「祖宗之法不能變」。榮祿這樣的政治立場，就決定了他在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後，在帝、后黨的激烈鬥爭中，必然要拋棄前嫌和頑固派攜手合作，共同維護已經病入膏肓的封建專制制度，共同不遺餘力地反對康梁和帝黨推行的維新改革；也使榮祿必然要堅定不移地站在慈禧一邊，為其出謀劃策，助其扼殺維新變法運動。即便如此，榮祿在戊戌變法期間所言所行，和頑固派是有些區別的。
第四，榮祿在義和團運動期間是反對慈禧、載漪等人圍攻使舘的盲目、愚蠢的行動的。1900年發軔於山東的義和團運動迅速發展到整個中國北部地區。這一年的五、六月間，大批義和團民進入北京城。義和團的鬥爭，使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受到嚴重威脅，列強組織侵略聯軍，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面對義和團的迅猛發展和八國聯軍的入侵，清統治集團內部因對外政策的分歧分裂為兩大派。
總理衙門大臣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等一批朝廷樞臣和兩廣總督李鴻章、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一批封疆大吏，對內主剿，對外主和，他們認為只要鎮壓了義和團，才能取得列強的諒解，避免列強的干涉。而端郡王載漪，軍機大臣，吏部尚書剛毅，大學士徐桐等另一批朝廷樞臣，則對內主撫，對外主戰。這批人企圖利用義和團的力量，來製止列強對光緒的支持，使大阿哥溥儁早登帝位。在這兩派的激烈鬥爭中，光緒自始至終站在主剿主和派的一邊，而慈禧由傾向於主撫主戰派發展到完全支持主撫主戰派。
榮祿在兩派鬥爭中，就其真實的政治立場來說他屬於主剿主和派。榮祿作為最得慈禧寵信的大臣，他的主剿主和立場曾給主戰派帶來很大希望，他們奔走其門下，希望以他為內援，說服慈禧放棄主戰立場，同時藉助所統率的武衛五軍的實力來剿滅義和團。但榮祿的言行令他們大失所望。他在慈禧為決定和戰方針召開的四次御前會議上，並沒有如主剿主和派希望的那樣，公開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而始終講話不多。這是因為他既不敢得罪於權勢日增的朝廷新貴載漪等人，更不敢貿然得罪於自己生命所繫榮辱攸關的慈禧。他依違於兩者之間，盡量跟著慈禧的指揮棒轉。
在這期間，只是在一個問題上，榮祿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場，那就是對慈禧、載漪等人作出的圍攻使館的決定採取了明確的反對立場。在慈禧召開的第三次御前會議上，載漪等人置國際慣例於不顧，首先「請攻使館」，榮祿與主和派的袁昶、許景澄等一道，以「攻殺使臣，中外皆無成案」⑫為由，反對攻使館。慈禧在第四次御前會議上，終於決定宣戰。在決定宣戰的第二天，慈禧獨自召集樞臣會議，榮祿還想作最後努力，竭力勸請慈禧勿攻使館以免使各國」連合一氣，致死報仇」，並用「以一國而敵各國」、「不獨勝負攸關，實存亡攸關」⑬的嚴重後果來說服慈禧。
然而，慈禧不但沒能聽進榮祿的勸告，反而「力言其非」。榮祿為此受到慈禧的嚴厲申斥。慈禧還強令榮祿擔任了圍攻使館的總指揮。榮祿不敢違抗慈禧的命令，但背地裡卻反其道而行之，對使館實行明攻暗保，致使使館被圍攻56天而未能攻下。義和團運動期間對使館的圍攻，是慈禧和載漪一手策劃的政治陰謀，圍攻使館事件不僅違反國際慣例，還給八國聯軍擴大侵華以口實。榮祿對圍攻使館所持的反對立場，固然出於維護封建統治的目的，但和頑固派的盲目愚蠢行為相比較，不失為明智之舉。
榮祿的一生是效忠清王朝的一生，更明確一點說是效忠於慈禧的一生。對他一生的功過是非，歷史已作了結論，筆者無意對其作新的評價。本文的目的不過在於把榮祿一生中被人們忽視的某些方面作一些介紹，以期人們對榮祿有更全面的了解。
①《清史稿》卷437，第12373頁。
②《清史稿》卷437，第12373頁。
③《清代七百名人傳》第1174、1171、1172、1173、1172頁。
④《清代七百名人傳》第1174、1171、1172、1173、1172頁。
⑤《清代七百名人傳》第1174、1171、1172、1173、1172頁。
⑥《清代七百名人傳》第1174、1171、1172、1173、1172頁。
⑦《戊戌變法》（一）第330，468頁。
⑧《清代七百名人傳》第1174、1171、1172、1173、1172頁。
⑨湯志鈞著：《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下編第522、524頁。
⑩湯志鈞著：《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下編第522、524頁。
⑪《戊戌變法》（一）第330，468頁。
⑫《義和團》（一）第14、67頁。
⑬《義和團》（一）第14、67頁。
（資料來源：《遼寧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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