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亞鳴係堯都區原人大副主任、現堯都區三晉文化研究會會長
清朝末年的《山西米糧歌》是近百年來在晉南一帶廣為流傳，並且有很大影響的民間敘事長詩，或者說是長篇敘事歌謠。同時具有較高史料價值和藝術價值，是值得挖掘、研究的一份珍貴的地方歷史資料和文化遺產。
《山西米糧歌》在民間傳播有幾種版本，還有一種版本名為《山西未糧歌》，內容大同小異，基本一致。未，漢語的常用義是指沒有，表示否定。那麼「未糧歌」，也就是「沒糧歌」。「未」與「米」在字型的結構上有些相近，有可能是民間傳播中出現了筆誤。不同版本的出現，也是正常現象，它印證了民間文學作品的集體創作性和流傳變異性。總之，《山西米糧歌》，以其獨特的藝術形式和魅力，散發著歷史和民間文學藝術的光彩，為世人所傳頌。
珍貴的史料價值
《山西米糧歌》產生於山西晉南一帶，在近代山西文學史上具有一定地位。民間敘事長詩的價值首先體現在史料價值方面。它全面真實地反映了清末光緒三年（1877）大旱的情況，以及波及的範圍、時間、程度和發生在其間的重大歷史事件，為考證地方重大歷史事件提供了有力佐證。光緒三年（1877年）至四年（1878年）間，山西遭受了200年不遇的特大旱災，災害涉及的範圍之廣，人口之眾多，都是歷史上空前的。這場災害史稱「丁戊奇荒」，對山西的社會經濟發展等各個方面產生過重大影響。
從受旱範圍上，詩歌如實進行記敘：「……不料想三年上山西大旱，各處麥無收成旱得又寬。五六月未見雨民心慌亂，遍地裡無青苗百草旱幹，山西省旱得苦從首細觀，陝西省河南省彼此一般……」。這就說明當時災情已經波及到周邊省份。據史料考證，光緒二年至光緒五年（1876-1879年）間，華北地域及周邊的直隸、山西、陝西、河南發生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特大旱災，而山西是重災區，晉南一帶的平陽、絳州、蒲州則是重中之重，受災最重。
詩中詳細記敘了當時旱災發生後的社會狀況和受災程度。可以說大災之年，糧食奇缺，物價飛漲，商舖倒閉，流民遍野。連續三年的大旱使過去純粹靠天吃飯的山西百姓糧源枯竭，積蓄告罄，樹皮、秸稈一類凡可入口之物，都被用來充飢。特別是山西南部的平陽、蒲州、解州、絳州、霍州、隰州一帶重災區，更是赤地千里，餓屍遍野，樹木枯死，禾稼無收。詩中記敘：「……十口人有八口餓死大半，五口人有三口斷了炊煙。中年人餓死了成千上萬，老年翁三歲童盡遭塗炭……」。隨著旱情的持續，糧食更加奇缺，一斗麥要二兩銀子，野草挖光了，樹皮吃完了，就吃白土、乾泥等，甚至發生了骨肉相殘的狀況。據《臨汾縣志》記載：「光緒元年旱。二年大旱荒，人食樹皮、乾泥等物。三年大旱，人相食。四年大旱，秋鼠為災，冬多狼，白晝吃人。」可見人相食，是當時災年的實際情況，並非虛傳。
詩中記敘了光緒四年大災後，又一災連一災，爆發了瘟疫。鼠疫的傳播使百姓雪上加霜，更加苦不堪言。詩曰：「……老天爺降鼠疫不分善惡，滿世界是老鼠無邊無岸。家傷物地傷苗老鼠作亂，害得人晝夜間不得安然。七八月天氣熱瘟疫傳播，傷得人無其數豎四橫三……」。真是災情重重，饑民洶洶到了「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的境地。據史料記載在超過600萬的難民中，餓斃者達到半數，整村整鎮死亡者日以數計。光緒三年全省受災五成以上的重災區達84廳、州、縣，佔全省廳、州、縣總數的70%以上，成災村莊達1.8萬餘。其中，十成災的村達3518個，九成災的村達1089個，八成災的村達4218個，七成災的村達4544個，六成災的村達3518個，五成災的村達1247個，五成災以下的村達100個。全省人口由災前的1643.3萬，驟減至災後的1065.8萬人，省內三分之一的人口在這場大災中或餓斃，或流亡。重災區人口死亡、流失更為嚴重。臨汾縣由光緒三年的174588人到光緒十年僅有73716人，減少100872人，亡失率58%；洪洞縣10萬餘人，災後僅剩4萬餘人，減少60%以上；絳縣由7.64萬人，減少到3.67萬人，減少51.67%；隰州10.37萬人，減少到3.9萬人，減少62%以上。災後50年人口尚未恢復到災前水平。由此可以看出山西在道光、咸豐年間人口極盛，光緒大災以後，人丁驟減。
詩中還記敘了清政府和各級官員對災情採取的種種措施和山西省內的自救活動。關於災情的查報和處理，清代已有一套較為完備的制度，要求受災地區逐級查報災情程度，災情報告制度也有嚴格期限，夏災五個月之內，秋災8個月之內奏報。若延誤報災，或者隱災不報，要受到嚴厲懲處。
實際這場百年大災「丁丑奇荒」，早在光緒二年（1876年）就初見端倪，當年陽曲等幾十個州縣「被旱、被雹、被蝗、被水」收成很低，民力難紓，當時山西巡撫鮑源琛上報災情，請求朝廷免去山西受災各縣的部分錢、糧，朝廷恩准對陽曲、永和、介休、太原、隰州、蒲縣、臨汾等30個受災較重的州、縣，分別免徵、緩徵五至七成的糧錢。光緒三年，也就是丁丑年的春夏之交，山西旱情有增無減，百姓收成無望。這時巡撫鮑源琛，因病開缺卸任，湘系軍伐官僚曾國荃來到山西任巡撫一職，繼續上奏災情，並請山西籍御史溫忠翰上奏山西災情，申請撥調海防經費接濟山西，朝廷批准並付諸實施。
詩中幾處提到了對清廷和山西巡撫曾國荃及各級官員對「丁丑奇荒」採取的救災措施的評價。「……曾撫憲憐窮民散賑濟難，愛百姓如愛子心是聖賢。同布政並按察政道兩憲，差委員到外省苦苦勸捐。山東省直隸省安徽地面，有湖廣和四川江西江南。各省城設捐局官宦代辦，為只為山西人日食維艱……」。連清廷太后接到奏章後，也大為震驚，下令救災。詩歌曰：「……皇太后將本章細看一遍，才知道山西省遭了大旱，是日裏開倉庫恩賜不淺，命欽臣運皇糧急救太原。蒙太后發帑幣四十八萬，又發來江漕米十萬八千。運到了山西省各處分散，眾百姓一個個齊把恩感……」。對照史料民歌基本反映了當時的情況。
據《山西通史》記載，清廷接到山西丁丑大災的奏報後，組織了一系列的救災活動，先是派人查災，接著派員進行救災。政府一系列比較積極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效果。
光緒三年春，對上年欠收，春荒嚴重的太原、汾州、平陽、蒲州、解州、隰州、霍州、絳州等各府及所屬各縣，酌情發放本地倉儲糧穀，賑濟貧困災民。自四月開倉放賑，一個月動用倉穀米、豆共計768393石。與此同時，朝廷同意在山西應解京餉內劃留銀兩20萬，用於購買糧食，並依照災情，分別予以賑災。當時設定，大口日賑穀米5合，小口減半。夏季，許多地方草皮樹根被掘剝殆盡，道殣相望，餓殍遍地，山枯川竭。清政府懼怕饑民鬧事，六月清政府批准山西在本省及臨近各省開設捐輸局，籌備救災糧款。八月，清廷撥銀38萬兩，並派人赴奉天（瀋陽）、歸化城（呼和浩特）、包頭等產米區買糧食。這38萬兩銀子中包括從浙江釐金項下海防經費中藉撥的10萬兩，以及李鴻章在海防經費下借撥的10萬兩。全部來應付山西災情。九月清廷向山西撥山東漕糧8萬石。十月對陽曲、太原、平陽、長子、懷仁等82廳州縣，均賑一個月口糧。十一月清廷撥江鄂新漕米6萬石，借撥江蘇、江西、安徽等9省稅課釐金50萬兩，代撥山東銀兩10萬兩，以解賑災漕糧的運費。
光緒四年（1878）四月，清廷令江蘇、安徽、福建、湖北、廣東等10省各撥銀兩6萬兩，解赴山西。當年秋季清政府下令對受災最重的平陽、蒲州、解州等南路州縣應徵當年錢糧一律蠲免。十一月從山東、安徽、四川、江蘇等省為山西撥漕賑糧運費50萬兩。
光緒五年（1879）清廷還撥山東漕糧8萬石，豆2700石，其它雜糧39萬石，從直隸獲鹿、山西黎城正陽關等處入晉，賑濟山西災民。從「丁戊奇荒」的整個賑災情況看，有一定的作用，但並不十分理想。由於災民眾多，運糧路途遙遠，賑災效果也自然會受影響。詩曰：「……只說是皇糧到吃頓飽飯，總金多分金少每人若干。二十上為大口每天兩碗，二十下為小口減半分攤。每一天合不上四兩米麵，吃糧人十分中能救二三。」這是對當時賑災情況的真實寫照。
「丁戊奇荒」」中，從山西設局勸捐到光緒五年六月停捐，共捐賑谷58540石，賑銀2200多萬兩，其中直隸、上海、台灣等地捐銀4922499兩，江蘇、浙江、四川、湖北等13省捐銀3608143兩。由此可見，山西當時受災之重已引起全國范圍的極大重視和廣泛同情。
另外山西還組織了生產自救。同時，因為災情嚴重，山西一度停止釀酒，以節約糧食。為了不使山西田地荒廢，光緒五年三月清政府下令，將各地災民資遣回籍。 6月山西善後總局成立，負責荒地清查與散發種子事宜。並制定《查荒墾荒辦法》，規定對所有荒地一律查明，招人開墾，配備種子。無人地畝，准其族鄰或客民承種，如本戶歸來，次年播種方須認回。 5年後本戶未歸，即由佃戶承業耕種，並減免承墾農民一切雜稅。在這種政策鼓勵下，一些外省人進入山西耕種荒地，僅平陸縣在光緒六年（1881）就有外籍客民585人落戶墾種，從而促進了生產恢復。
光緒三四年的大災對山西經濟社會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首先，人口流失、死亡嚴重。大災中死亡和逃離的人口達五六百萬，全省人口由災前的一千五六百萬，災後下降至一千萬左右。其次，經濟倒退嚴重。大災過後，倉庫空虛，物力凋敝，商民交困，田畝荒蕪，差役煩苛，攤捐沉累，墟落蕭條。20年後的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全省每年產鐵50248噸，僅為同治九年（1870年）的三分之一。三是饑民暴動，社會動盪。這場災難對百姓的生計造成的影響最大，無以為生的百姓鋌而走險，以至組織一次次小規模暴動。遭災百姓苦不堪言，紛紛抗清起事，朔州、寧武曾發生饑民暴動。興縣、汾陽、臨縣、靜樂等州縣多次發生小規模農民起義。社會的動盪不安，對經濟恢復產生了極為不利的影響。
獨特的藝術特色
《山西米糧歌》從藝術分類上應當屬於民間文學的韻文作品，他是民間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民間文學大致分為三類：一是散文作品，包括民間故事、傳說、笑話等；二是韻文作品，包括民間歌謠、民間長詩、諺語等；三是民間曲藝和民間小戲等。民間文學是最古老的文學，因為當文字還沒有產生時，人類早已有了口頭創作--民間文學。這種文學是人民群眾的口頭集體創作，它形式豐富，代代相傳，不僅真實地反映了社會歷史的面貌，而且是人民群眾表現思想感情的重要形式。作為民間文學的韻文作品，《山西米糧歌》的藝術價值和特色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米糧歌》是山西南部近代文學史上原生態的最長的敘事民歌，或者說最長的民間敘事長詩。他在山西文學史上應有一席之地，作品記錄的是重大題材，反映了「丁丑奇荒」這一清朝末年重大歷史事件的全過程。作品共有376行，長達3760字。據現有資料分析，當是晉南歷史上最長的敘事民謠，在全省全國的民歌中也屬罕見。他是用民歌的藝術形式，真實記錄描寫了「丁丑奇荒」的歷史場面和百年不遇的災情。
特別是《米糧歌》還保持著原汁原味的「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原生態，也就是傳統的樸素的藝術風格和特徵。民間文學一般口頭創作、口頭流傳，並在流傳過程中不斷發生變異。經過人民群眾的長期的加工，尤其是經過文人的加工整理，有些民間文學作品可以達到玉潤珠圓的境地。比如《詩經》是我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公元前6-11世紀）約500年間的詩歌305篇。作品分為風、雅、頌三大類，其中「風」又稱為「國風」，共160篇，是《詩經》的精華所在。「風」就是當時的君主派官員從十五個諸侯國採集回來的民歌，用以觀民風，主要反映諸侯國的風土和風俗。當然這類民歌，已經過了文人精心加工，成為定型作品。到漢代，民歌民謠再掀高峰，通過朝廷樂府機關的收集、加工、整理，使許多優秀民歌得以流傳下來。比如漢代樂府民歌中的《東門行》、《十五從軍徵》、《孔雀東南飛》等，代表著漢代詩歌的最高成就，也是出自漢代人民群眾之口，是「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作品。樂府民歌具有感情真摯，語言質樸，形象鮮明，富有勞動人民的粗獷氣息和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特別是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它標誌著民歌藝術發展到了一個高度成熟的階段，開創了古代敘事詩的優良傳統。《孔雀東南飛》取材於東漢獻帝年間發生在廬江郡的一樁婚姻悲劇，詩中無情控訴了封建禮教。全詩共長340句，約1700餘字。這些作品雖然來自於人民群眾的口頭創作，但是經過樂府文人的加工提煉，作品已經定型，流傳不再變化，不再屬於民間文學的範疇。
與《詩經》和漢代樂府民歌比較，《米糧歌》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雖然是清末作品，晚了幾個朝代，但是《米糧歌》仍然保持了民間文學的原生態，保持了自身樸素無華的藝術特色，而且《米糧歌》比《孔雀東南飛》還長2000字。同時，他在流傳的過程中充分體現了民間文學的口頭性、流傳變異性、集體性和傳統性。從《未糧歌》和《米糧歌》的兩個不同版本就證明了他的藝術特點和流傳變異性，也說明了他在創作和流傳過程中集中了群眾智慧，是集體智慧的結晶。
民歌民謠，民間文學作品對後世的文學創作，文學發展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文學創作的起源分析，民間歌謠對文人詩歌、諸子散文、歷史散文，乃至說唱文學，劇本，小說都有著直接的影響和聯繫。就連司馬遷所著的《史記》中也處處閃爍著民間文學的光彩。作者司馬遷十分成功地採用了大量的口語和歌謠俗諺，從而使《史記》語言生動，通俗易懂，讀起來朗朗上口。比如：《留侯世家》中的「忠言逆耳利於行，苦口良藥利於病」就充滿著歌謠膾炙人口的特點。由此可見，歷代的文學高潮都同民間文學有著深刻的淵源關係。
其次，《米糧歌》保持了簡單直白，樸素易懂的表現方法和朗朗上口、合撤押韻的通俗的語言藝術特點。作品用白描的表現方法，記錄了眾多的社會人物和大量的社會信息，並通過具體的描繪，展示了清末光緒三年大旱造成的悲慘社會現狀。從歌謠的內容來看，它展示的主要是重災區晉南一帶的受災情況，所用的也是晉南一帶的方言和大量的群眾口語，體現了民歌直接的人民性的語言，通俗化的藝術風格和地域特色。如果說北宋末年著名畫家張擇端在他的傳世名作《清明上河圖》中，用如神之筆描繪了當時汴京的郊野風光，汴河的碼頭繁忙和汴京以城樓為中心的集市、街道、樓宇等風情。同時在畫中還描繪了官吏、士子、仕女、縴夫、醫生、江湖相士等神態各異的各類人物共815人，房屋樓宇30棟，樹木170餘棵，船28艘，展現了一派繁榮浮華的都市景象。那麼，《山西米糧歌》則是用民間文學的色彩，用大量群眾的口語藝術地再現了光緒三年大旱的社會畫卷。《米糧歌》描繪了大旱波及到華北及山西全省的受災情況，特別是對山西南部重災區，各州縣糧荒造成的災難，商業集市受到衝擊，物價飛漲。店鋪紛紛倒閉，經濟嚴重蕭條，百年不遇的大災荒導致了經濟社會混亂。詩中描述：「……城鄉關缺糧戶足有大半，日每間無度用飢困不堪。抱衣服拿器物或賣或典，值一千能變得二百銅錢。沒幾天各當舖都把門關，只許贖不許當止號停辦。把多少好房院盡都拆散，拿木料當柴燒毫不值錢……千片瓦五分錢親眼所見，五百磚賣得錢不足一錢。……二斗麥就能買下一座全院，五升米又能換樓房幾間。」由於連年天氣乾旱，顆粒無收，食物的奇缺達到驚人的程度，凡是能入口的東西，都被用來充當食物。「……糧米麵價甚實高度用難辦，又有人吃白土、乾泥秸稈。乾泥麵攪麥秸難吃難嚥，吃一口滿嘴裡沾上一圈。咽一口噎得人低頭合眼，出恭去難行走眼淚不干。」「……舊皮繩爛皮塊胡吃胡咽，吃棗核流眼淚刺破喉咽……餓得人身無力腰酸腿軟……」，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犬吃犬使人心寒」的悲慘狀況。連續三年旱災，飢餓瘟疫導致人口大量死亡、流失，造成了餓殍遍野，赤地千里，一片淒涼景象。歌謠還用白描的手法刻畫了眾多的人物形象。其中有：皇太后，朝廷官員、御史、工部侍郎、巡撫大臣，州縣官吏，還有店鋪伙計、黎民百姓。既有婆婆、老漢、婦女、兒童在面對飢餓、瘟疫、死亡威脅中的痛苦煎熬，也有店鋪伙計在門店倒閉後的無奈。比如：作品對一位在「大街上東遊西轉，插草標自賣身」的婦女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形象刻畫。詩曰：「……顧不得滿面羞開口呼喚，叫一聲老爺們細聽奴言。遭荒年婆家人全都死完，回娘家空院房人都不見。是那個行善人把我憐念，奴情願跟隨你並不要錢。只要你收留奴做妻情願，那怕是當使女作為丫環。白晝間我給你捧茶端飯，到夜晚我給你掃床鋪氈。你就是收妾房我也情願，或三房或四房我都不嫌。每一天奴只用麵湯兩碗，不吃饃淨喝湯奴也喜歡。從清晨只叫到天色黑晚，滿街上並沒有一人應言。」詩歌中描寫了這位婦女在婆家、娘家親人均都喪生的情況下，孤苦零丁，飢寒交迫，頭插草標，自賣其身，願意給人做妻做妾，甚至當丫頭、使女，然而就連這樣的一個願望也難以實現。從而使這位婦女在大災之年，家人喪生，流離失所，萬般無奈的悲慟欲絕的形象躍然紙上。作品通過眾多的人物形象和社會狀況的如實描寫，充分向後人展示了一幅清末光緒三年，山西「丁丑奇荒」受災圖，也充分體現了《山西米糧歌》的藝術價值。
有益的警世作用
《山西米糧歌》作為一首民間敘事長詩，直接反映了勞動人民的願望、理想和意志，體現了民族風格和地方特色，實際上也是一首長篇警世謠，具有深刻的社會教育意義。這是因為民歌、民謠一般都有深刻的哲理性，是千百年以來勞動人民在勞動和生活中的經驗總結與智慧結晶。在《米糧歌》這篇敘事長詩中集中體現了作品的史料價值、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特別是《米糧歌》在作品的結尾部分通過對光緒三年大災之後的反思，向世人發出了警世之聲，告誡人們不能樂而忘災，富而忘憂，豐而忘欠。特別是對山西的特殊地理位置，地處黃土高原，十年九旱，極易發生旱災的特點，必須有抗旱防災的意識和居安思危的意識。詩曰：「……實指望遭劫後人心歸轉，胡吃哩海喝哩更不堪言。把五穀與米麵輕易拋撒，將油鹽和柴炭任意作踐。」「見多少作孽人挑食嫌飯，得飽暖忘前苦不思飢寒。」「……有銀錢莫浪費克勤克儉，粗茶飯只要飽莫論香甜。把粒穀視珍寶不可輕看，或一粥或一飯不可作踐。雖然間年景好糧米極賤，可千萬莫忘了光緒三年。作一首米糧歌借表傷慘，少詩文無佳句平仄亂顛。盡說得是真話無事常看，權當是看故事清悶解煩。願此歌在民間代代相傳，普天下眾百姓共樂堯天。」詩歌通過對「丁丑奇荒」的反思，對世人起到教育警示的作用，向後人提供有益啟示。
詩歌啟示人們，要牢記歷史，崇尚節約之風。它讓世人不要忘「丁丑奇荒」經歷的百年不遇的種種苦難經歷，豐收了不要忘記荒年，物質豐富了不要忘記大災的困苦生活，富裕了不能奢侈浪費。要克勤克儉多行善事，歷行節約之風。崇尚勤勞節儉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只有勤勉敬事，家才能興，國才能立。勤勞是治國安邦的根本。古人云：「民勞則思，思者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噁心生。」意思是說：人民勤勞就會想到節儉，想到節儉就會產生善良的心；安逸了就會縱慾放蕩，縱慾放蕩就會忘記善良，忘記善良就會生出壞心腸。可見勤勞會影響一個人的品德，一個家庭，一個民族，乃至一個國家的風氣。可以說，中國的農業經濟養育了中華民族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的傳統美德，中華民族又以這樣的美德和精神，戰勝了一個又一個困難，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蹟，一步又一步走向繁榮富強。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所以，我們要崇尚勤勞節儉之風，大力倡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詩歌啟示人們，要增強憂患意識，發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詩歌對大災過後，社會上的一些奢侈浪費現象進行無情的批判，「世人快回心積德行善，善報善惡報惡報應無偏。」告戒世人要「居安思危，戒奢以儉」，「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體現了一種憂患意識。《山西米糧歌》這篇優秀民間文學作品，在我們邁向現代化建設的今天，仍然有一定的教育意義。我們不能忘記歷史，所以作為後人，我們要進一步增強憂患意識，要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胸懷，要弘揚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全面推進小康社會建設。中華民族是一個有著艱苦奮鬥歷史的民族，從古代神話傳說中的夸父逐日、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到歷史上的大禹治水，無不折射出艱苦奮鬥的光芒。「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這是一條飽含著豐富哲理的歷史規律和真理。古今中外的事例證明，艱苦奮鬥是成就事業的強大動力。在改革開放，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今天，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條件下，我們要更好地發揚中國共產黨的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要進一步弘揚井崗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開拓創新，銳意進取，積極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大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造福人民，造福後代。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