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國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有個夭折的維新變法運動，都知道曾被康有為譽為「中國維新第一導師」的翁同龢卻在維新運動剛開始時被「開缺」。研究翁因何被罷官以及被誰所罷官，是研究維新運動一個重要的關節點。多年來，絕大部分學者都認為，這是西太后反對變法的重要安排，光緒皇帝出於被迫。但是，西太后最初並不反對變法，關於翁同龢被罷官出於西太后懿旨的各類記載，不是出於傳聞，就是出於猜測，無一可以視為確鑿有據的信史。
一、維新運動時，翁同龢身兼數職，權極一時，但由於舉借外債、內債和處理膠州灣事件「吃力不討好」，遭到了一些官僚的彈劾
研究是誰罷了翁同龢的官，首先要研究翁被罷前後的朝局和人事安排。維新運動進入高潮前，翁同龢身兼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等職，權極一時。這一時期，翁同龢做了兩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
（一）舉借外債、內債。《馬關條約》規定，清政府須向日本賠款兩億三千萬兩白銀。翁同龢身為戶部尚書，籌款還債是其職責。《條約》簽字後不久，翁同龢即開始向俄、法、英、德等國借款。此外翁同龢又發行國債，以昭信股票為名向國內官民各界借貸，同時加征鋪稅、房捐等稅。
（二）處理膠州灣事件。1897年11月，德國以兩名傳教士被殺為由，派遣軍隊搶佔膠州灣，向清政府提出六項照會。交涉中，翁同龢擔心事態擴大，採取「低顏俯就」的軟弱態度，所擬答覆德方的「照會稿」不僅奕訢不以為然，連西太后都覺得「甚屈」。
上述二事都受到言官和個別地方官僚的批評。1898年3月，御史何乃瑩、徐道、高燮曾等人陸續上奏，批評發行昭信股票過程中的弊端。同年4月，安徽藩司於蔭霖上奏，指責翁同龢辦理膠州灣事件之不當，「外則徇德人之請，內惑於張蔭桓之言，以至於今日無所措手」。
上述言官彈劾對光緒皇帝和西太后有影響。6月10日，光緒發布上諭云：榮祿著補授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在翁戶部尚書一職之上加了一個「管部大臣」榮祿，顯然與言官對翁舉借外債、內債的批評有關，但「上諭」並不曾免去翁的任何職務，更不曾觸動翁的其他權力，可見光緒皇帝和西太后對言官的彈劾並不過分重視，還不想對翁採取大動作。
二、維新運動開始後，翁卻顯得「過於持重」，並與急於變法的光緒皇帝多次頂撞，已被光緒皇帝視為維新變法的障礙
只是在五天後，情況才突然發生變化。6月15日，光緒皇帝再次發布上諭，將翁同龢「開缺回籍」，同時命王文韶迅即來京覲見，直隸總督著榮祿暫行署理。這兩道上諭相距時間極近，可見罷免翁同龢是突然起意，而非早有預謀，因此，不得不採取緊急措施：調王文韶來京以填補翁同龢的空缺，以榮祿署理直隸總督，填補王文韶入京後留下的空缺。倘使6月10日發布第一道上諭時就有罷翁之意，就沒有必要分成兩步，更沒有必要命榮祿「管理戶部事務」，過幾天再挪到「署理直隸總督」的位置上。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那麼，罷免翁同龢的直接原因就要從光緒皇帝發布6月10日的上諭以後去尋找了。6月12日，翁同龢與光緒皇帝之間發生嚴重衝突。翁同龢日記云：「上欲於宮內見外使，臣以為不可，頗被詰責。又以張蔭桓被劾，疑臣與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據理力陳，不敢阿附也。」可見，翁同龢和光緒皇帝當日的衝突有兩方面內容：一是接見外國使節的禮儀，二是提拔張蔭桓問題。
清初以來，清朝皇帝會見外國使節的禮儀一直是重大爭論，雖不斷改進，但始終沒有將「洋人」平等相待。光緒皇帝久有進一步改革的願望，但屢屢受到翁同龢的反對。1898年春，光緒皇帝批准外國使臣的車馬可以直入禁門，但翁同龢反對。6月初，光緒皇帝擬在乾清宮接見外國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對。12日，光緒皇帝重申此意，遭到翁的又一次反對，因而「頗被詰責」。從翁自己記下的這短短四個字，不難想見當年君臣互相辯駁以及光緒皇帝動怒的情況。
張蔭桓是康有為同鄉，長期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任職，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國，見識開通，支持維新，是光緒皇帝企圖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參劾張蔭桓「居心鄙險，唯利是圖」。同月末，王鵬運繼續參劾翁同龢與張蔭桓，「奸庸誤國，狼狽相依」。但光緒皇帝不為所動，他一面表示要將王「交部議處」，一面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為重用張蔭桓掃除障礙。不料翁同龢很倔強，就是不肯推薦張蔭桓，以致和光緒皇帝長時間頂撞，「臣據理力陳，不敢阿附也。語特長，不悉記。」從這短短的幾句話中也不難想象翁頂撞光緒皇帝的激烈程度。
不幸的是，第二天又發生翁同龢阻擋光緒皇帝召見維新派人員之事。據《翁同龢自訂年譜》記載：6月13日徐致靖奏保康有為、張元濟、黃遵憲、譚嗣同、梁啟超為「通達時務人材」，求才若渴的光緒皇帝意欲即日召見，但翁同龢卻主張「宜稍緩」。
翁同龢與光緒皇帝的衝突非僅上述數事，膠州灣事件後，二人之間即沖突不斷。年輕氣盛的光緒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長久忍耐。頒布《明定國是詔》後，光緒皇帝急於任用新人，迅速推行變法，卻一再受到翁同龢的阻撓和反對，這樣，儘管翁同龢與光緒之間有多年的「師生之誼」，甚至有過「情同父子」的經歷，然而在翁同龢一次又一次地頂撞之後，他已被光緒皇帝視為維新變法的障礙，其被「開缺」的命運就是必然的了。
三、揆諸史實，翁同龢被罷免，其與光緒皇帝關係的惡化應是主因，而西太后方面，則是次因
「開缺」上諭寫道：「協辦大學士翁同龢近來辦事多不允協，以致眾論不服，屢經有人參奏，且每於召對時，咨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斷難勝樞機之任。」研究該上諭，可知將翁同龢「開缺」理由有二：一是「近來辦事多不允協」，其內容當即上述舉借內外債及處理膠州灣事件，但是，前文已述，光緒皇帝對有關彈劾並不十分重視，而其真正原因則顯然是，「每於召對時，咨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見於詞色，漸露攬權狂悖情狀」，其所指，當即上述翁同龢與光緒皇帝的一系列衝突。這些衝突都發生於君臣「召對」之間，光緒皇帝如冬日飲冰，點滴在心，而西太后則不會很清楚。即此一點，亦可以證明，「開缺」上諭為光緒親筆，出自本意，而非西太后干預。
那麼，西太后是否和「開缺」翁同 毫無關係呢？也不，她是此事的批准者。理由很簡單，西太后長期掌握最高權力，罷免翁同龢這樣的大臣可以說是當時的頭等大事，光緒皇帝不可能不和西太后商量。如果西太后不同意，光緒皇帝決不可能一意孤行。西太后之所以批准光緒皇帝的要求，而未提出異議，原因複雜。
翁同龢受到過西太后的寵信，多次受到西太后召見，所受恩寵，一時少見。但是，自1894年（光緒二十年）珍、瑾二妃事件後，寵信漸衰。當年11月，西太后借口「有祈請干預種種劣跡」，將光緒皇帝寵愛的珍妃、瑾妃降為「貴人」。此事是西太后打擊光緒皇帝親信的開端。事件中，翁同龢再三要求西太后「緩辦」，並且抬出光緒皇帝相抗，當面詢問西太后：「上知之否？」12月，安維峻上奏，請殺對日妥協的權臣李鴻章，聲稱和議為「皇太后旨意」，並尖銳地提出：「皇太后歸政久，若遇事牽制，何以對祖宗天下？」光緒皇帝指示拿交刑部治罪，但翁同龢卻以安維峻「究係言官」為理由要求從寬處理。這些，都會引起西太后對翁的不滿。
西太后的特點是敢於重用漢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都受到她的信任。沒有充分必要，她不會輕易甩棄翁同龢。這以後的一段時期內，西太后與翁同龢之間還維持着既不算好也不算壞的關係。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1898年5月底，恭親王奕訢去世。張謇的兒子張孝若寫道：
等到恭王一死，小人漸漸出頭擅起權來，在太后那一方面，就要排斥翁公，使帝黨孤立；在帝這一方面，此時已經懷了變政的決心，覺得翁公過於持重，常常掣他的肘，心上也不願意。所以太后既要去翁，他也無可無不可。
這裡所說的「小人」，乃指剛毅。剛毅與翁同龢素不相合，某次二人論事，意見衝突，幾乎當面翻臉。奕訢去世後，剛毅為防止翁的權力繼續上升，向西太后「進讒」是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西太后當然也有排斥翁同龢之意。
張謇是翁同龢的門生，與翁相知甚深。戊戌政變後，翁同龢曾將他和光緒皇帝關係的部分情況告訴張謇，張謇又告訴了張孝若。上述光緒皇帝覺得翁「過於持重」，苦於被「掣肘」等情，非局外人所能知，當亦出自翁同龢本人。張孝若敘述此段歷史時，不採光緒帝被迫之說，而從西太后和光緒皇帝兩方面分析翁同龢被罷官的原因，是有道理的。揆諸史實，光緒皇帝與翁同龢之間關系的惡化應是主因，而西太后方面，則是次因。
作者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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