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成華：記先父賈德耀生平軼事

一、

1.先祖父賈芝玉在合肥鄉下以教私塾為業，先父十五歲前，跟隨祖父讀四書五經史記古文等舊書。雖然他後來棄學從戎，考入軍事學校，學習新的課程技術及日德文，但他修身、處世、為人，仍以儒家思想為準繩。是受幼年讀老書的影響的。

2.先父因幼年生活寒苦，身體並不好，在日本留學受軍事訓練異常嚴格艱苦。他對我們說； 「在外出打靶野營時，日本軍官一聲口令、滾、爬、跌打。臥倒在泥潭中，弄一身泥巴是常事。實在口乾沒有水喝，馬尿也得喝一口，平時伙食也很差，難得有小鹹魚和醬湯佐飯，就算是改善伙食了。你們想想，在年青時，如果不經過艱苦的意志和身體磨練，將來還能吃苦耐勞經風雨見世面嗎？堅持下去身體也就好了。」

3.先父青年時代正值清廷腐敗，受到列強欺壓凌辱的年代。他看到各種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氣憤難平，決心棄學從軍。留日歸國後，欲以所學日德新型培練方法達到富國強軍的目的。他在陸軍部編譯局及保定軍官學校任職期間均有所建樹和改進。

4.先父喜讀經史，愛好書法和觀賞字帖，書房中有全套二十四史及各種古書字帖等。他退隱家居時，常和教讀我們兄妹古文的史老師去北琉璃廠榮寶齋，商務、中華等書店瀏覽並買些字帖回​​來。我看見他書桌上擺有《史記》、《資治通鑑》及《孫過庭書譜》等書籍。可是，那時我們都已入學校上學，也無暇多理會，對於筆劃龍飛鳳舞的章草書法，更是看不懂，不過有時也跟隨先父去書店買書，也要買些少年讀物及各國童話故事。先父也能滿足我的願望，這是我對文學書籍和外國翻譯小說，也有些愛好的開端。先父沒有甚麼著述，來往信件和練習書法的條幅字跡卻不少。「七七」事變後，日軍強占我家住房，無法搶出，損失殆盡，到上海後雖然還留有一些字跡，在文革破四舊時又被銷毀，現在我留存的只有一本當年我練習小楷的字帖《靈飛經》和先父的幾支毛筆，一方石硯及幾顆印章。前幾年我入南通老年大學書法組學習竟找不到一張先父草書墨跡供臨摹之參考。至今思之，不勝遺憾，再有，每年正月初一，有兩件必要做的事，那就是由先父帶我們姐妹和四兄（另外三兄已去國外留學，先到史老師家給老師和師母拜年，然後再去二伯父家，他認為這是禮節，必須「尊師重教」，才能「學有所成」。為此，我們家的第二，三代，當孩子們開始上學時，首先吩咐的話，就是「一定要聽老師的話」。這對以後的學習和遵守紀律都大有好處，沒有發生過甚麼困擾和為難。這也許是我們的傳統「家風」吧。先父從陝西回到北京時，家裡養了一頭黃褐色的洋馬，又高又大。我常看見先父早晨騎馬去城郊遛早，後來去部裏工作，就以汽車代步，不再騎馬。所以騎馬和練字，就是他青年和老年時的愛好了。先父外出辦公坐汽車。卻從來不許家裏人隨便用汽車。我們上學路遠，都是坐人力車。先母不喜歡參與當時那些夫人們中的乏味應酬。她除了在家操持家務，就是看看古典書籍和《紅樓夢》之類的小說。她常常在星期日僱一輛馬車，帶我們去綢布店挑選衣料。當時北京有名的「八大祥」綢鍛店，就是她極愛光顧的地方。回來後，請裁縫給家裏人做四季衣服。那時沒有那麼多的服裝店，一般都是找認識的師傅來家做。那時的布店老闆都比較熱情，來了顧客先上茶，聊天，套近呼，然後再搬出各種衣料來供挑選。我們在布店等她挑選衣料，時間長了就不耐煩，可是當坐在像小屋子似的馬車裡，耳聽「得得」馬蹄聲，眼望窗外來往人群和街景，又覺得非常有趣了。回家路上，經常去正明齋，榮華齋等當時有名的點心鋪買些點心給孩子們吃。逢年過節，我家和二伯父家，因為兩家住得較近，同住西城，經常往來，有時也會擺開桌子，請親友們打幾圈「麻雀」消遣，可是我很少看見先父母坐下來和他們同玩，只是有時做做替手，或經常走來走去在旁邊看看，並招呼茶水應酬一下，因此我也養成了這樣的習慣，雖說也懂打牌，可是既不肯用腦筋去「和」，又沒有耐性長時間坐着，也是喜歡走來走去靠別人玩，所以更說不上賭錢論輸贏了。我在家讀舊書還沒入學校時，有一次女傭人的女兒（大約比我大二，三歲），從鄉下來看她媽媽，在我家住過幾天。我們在一起玩時，忽然想起叫她做學生，我做老師教她唸書的遊戲。她是剛進城的鄉下姑娘，那能正好隨我的意願？幾次教不會。我就發起脾氣來說：「你真苯。怎麼老學不會？要是再背不出來。我不打你手心，也要你給我鞠十個躬」（因為看見老師桌上放有做做樣子的戒尺）。她被弄得不好意思，幾乎要哭出來，正好先父走過看見，就說：「你是早就學過的，她剛從鄉下來，哪能一學就會？你怎麼可以對人家耍小姐脾氣？如果她父親也是做官的，她不是和你一樣早就唸書，也是『小姐』了嗎？ 」這雖然是一件童年往事，卻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當然那時我並不理解「平等」的意義。可是成年和工作以後，我卻常常想到為人要謙遜忍讓，不要有高人一等的優越感，與人為善，平等相待，才能免去許多不愉快和矛盾。後來在學校春秋兩季隨學生下鄉勞動及上山下鄉時和女知青一齊住草房汲井水，也能虛心向貧下中農請教，和他們打成一片。不感到有甚麼委屈。這也許是這個小插曲給我的啟發和幫助吧！
　　

二、

先父是皖人。和馮玉祥將軍也是同鄉（馮是安徽巢縣人）。他雖曾在段祺瑞政府任過總長總理，卻不是段的親信，更對安福系的骨幹分子王揖唐，徐樹錚之流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由於當時的局勢，段利用他為緩衝和與充當與馮的西北軍的牽線人。馮將軍在古北口駐紮時，先父曾多次去與他會晤。我在家中並看見他們一同在戰地合拍大型照相册。先父是喜歡攝影留念的。每年春節期間都要和家中人拍照，並留存親友的照片共有一大木箱，可惜經過戰亂逃難。這些珍貴的資料都已蕩然無存了。先父在陝西時和馮將軍情誼相投結為盟兄弟。當時對有些不合理的事，看不過去。常一同在督軍面前提提意見。可是督軍左右的人卻不以為然，覺得他們多事，是礙他們的眼。不久馮和先父都被派赴外縣各地巡視。先父在漢中任十五混成旅旅長兼陝南鎮守使職務時，被陝西鎮嵩軍圍攻，曾打電報向馮將軍告急，馮不顧路途難行星夜前往解圍。先父從陝西卸任回北京後，住在西城錦什坊街附近一所舊宅，和馮將軍的住宅只有一牆之隔。馮為人誠樸爽直，不拘小節，經常喊着「三哥三嫂」就到我家串門來了。後來馮夫人患病去世，他和李德全女士在北京續弦結婚。結婚那天，先母為迎親太太，我和四兄也跟着去了，並在一張有很多賓客的大照片上留影。晚上去南苑他們的住所賀喜。兩天後，先父又在吉英番菜館宴請他們新婚夫婦。我們也都跟著去了。先父因青年時代就和馮玉祥熟識，常在一起，所以他的政治思想是傾向西北軍，和西北軍中官員也都熟悉，四兄成騫就是經劉鬱勞和李鳴鐘兩位將軍作伐，和宋哲元將軍長女景昭結婚聯姻的。
　　

三、

先父從日本留學回國後的經歷，在陝西任職和在保定軍官學校任校長時的思想抱負，及對學校改建的業績，和在短暫代理國務總理時期的風波，已在「億先父賈得耀生平」一文中詳細記載，不再重述。
　　


四、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得寸進尺，妄想吞我中華，經常在華北惹是生非，企圖挑起糾紛。 1933年國民黨駐北平的軍分會，和日本人又簽定了所謂「何梅協定」（何應欽和梅津）。華北門戶等於洞開，日本人更是肆無忌憚。隨意藉口抓我思想進步的愛國人士和學生。當時北京學生中流行一句話「華北雖大，已經不能安靜地放一張書桌」。青年人的憤慨心情和抗敵禦侮的高漲意志，可想而知。因此，1935年冀察政委會成立時，北平市學聯已醞釀將組織大中學生舉行「反對華北特殊化，要求團結抗日」的示威遊行。「一二九」學生運動前兩天， 成和二哥從井涇礦務局回北京診病，當時我正在讀高中二年級，得知外界傳聞，在當天晚上，同去問先父究竟情況如何？先父對我們說：「南京國民政府電示宋哲元將軍，羅織各方人士組成冀察政務委員會，其目的一方面為緩和華北局勢，另一方面，也是爭取時間，為全面抗戰做準備，外界不明內情，當然要有看法和意見。我息影家居多年，只擔任掛名的閒散職務（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有時去南京開會），本無意再重臨從政仕途，但想到國難當頭，匹夫有責。如能在晚年為國家稍盡微力，也是份所應為的。只是和日本人打交道難度很大，當時的環境又很複雜。現除擔任該會委員外，尚要我兼任外交委員會主任。則尚在考慮中。殷汝耕在冀東成立的傀儡偽組織，是日本人一手操縱造成。我認為既然冀察政委會成立日方如有誠意和緩華北局勢，就應取消『冀東偽政權』，冀東各縣劃歸政委會管理，決不能喪權辱國。在華北的土地上，留下一個隱患毒瘤。這是說不過去的，也不能取信於國人的。」先父為此通過外交途徑，和日本使館人員進行交涉，經過多次口舌交鋒據理力爭，終以環境複雜險惡，日方又經常藉故製造事端。雖然談判交涉一年多之久還是無所進展。加以先父為此事思慮過度徹夜難眠，導致心臟病發作，因而始終未正式就任，後由魏宗翰先生繼任外交委員會主任職務。 1937年先父患病住在頤和園養雲軒休養。一個星期天，先母帶我和弟妹去西郊看望。傍晚回家時，汽車行至海淀村忽然發生故障不能行駛，那時天色逐漸黑下來，停在郊外無處求助，正在着急，幸遇外交委員會專員熊少豪先生乘車經過，看見我們圍立在汽車旁，就把我們順路送回家中。 7月初北平各學校已放暑假。成騫四兄在南京中央軍校即將畢業。景招四嫂也和我們在家等他回來。忽然爆發蘆溝橋事變，經過二十九軍的激烈抗戰，佟趙兩位軍長壯烈犧牲，不久先父得到張自忠將軍的通知，了解北京以無法住下去，決定逃避到天津。第一次難民火車開出北平時，因恐漢奸特務認出，先父商請熊少豪夫人陪四嫂及我和彬妹先行，熊夫人機警幹練。她和四嫂佔在靠近廁所面向窗口的腳落旁，我和彬妹則混坐在婦女小孩中，車上人聲嘈雜，擁擠不堪，寸步難行。每到一站，就有日本兵上車來搜查，這樣走走停停，大家也無法喝水吃東西。從早上走到旁晚才到達天津，總算鬆了一口氣。我們抵津後暫住宋家。不久，「八一三」滬戰也開始，局勢更加緊張嚴峻。那時租界中常有愛國人士抄錄來的各地抗戰消息，用小型的傳單形式，塞進有些人家的門縫中。來源就是從夜間偷聽內地廣播得來的。我們兩家都有父兄在抗戰前線，怎麼能不關心戰事的進展和勝負？於是我們也在半夜起來，把窗簾拉上，開個小桌燈，圍在收音機旁偷聽內地的抗日消息。並學着用小報的形式記錄下來，當然這是有一定的危險的。可惜這些資料在天津發大水時都遺失了。先父對我們的這些做法，沒有加以禁止，但要我們十分小心，千萬不要惹出事來。因為那時發生了一件事，就是宋家有個原在北平工作的親戚，從某地乘船回天津，被日本憲兵隊抓去了。他的家屬很驚慌，曾來問先父，看有甚麼辦法救他。先父也沒有辦法， 後忽然想起老友黃宗法係天津的名律師，在當地頗有名望，也和外國人常有來往。於是請他想想辦法，再向各處託人疏通。還好，不久就給保釋了出來。先父在天津閉門謝客足不出戶，每天以練習章草書法消遣。有時同住英租界附近的龔心湛老伯（他也是安徽合肥人，做過段政府的總長總理，長住天津後即從事實業），常來家和他聊天。 1938年春，傳宋哲元姻伯密電，叫家屬設法先去香港，再轉赴內地。那時成騫四兄已從中央軍校畢業，正在29軍中服務。先父囑成和二兄陪宋姻伯母及四嫂攜她的弟妹們先去上海再換輪船去香港。沿途也歷經日軍盤查，總算闖過難關。關於「七七事變」後逃離華北的往事，四兄之長女賈志宏（她在美國讀得博士學位，現為美國東卡羅來那大學心理學教授）為她母親在美國出版的那本《景昭詩文集》中也有較祥的敘述。 1939年夏，天津大水災，先父抱病和我們婦孺老幼冒險乘船逃到上海，先在西北軍舊友上海著名律師薛篤弼老泊家二樓客廳中。我們全家老幼則租住在附近的滄州旅館。後來薛篤弼老泊為我們租借到他家對面李烈鈞將軍的空房居住。我們全家搬入。先父在此期間，治療養病將近一年，於1940年冬去世。我們隨即搬遷到炳生小學附近一個小樓居住，以利弟妹就近上學。
　　


五、

先父篤於手足情義，重視對侄男女的培養教育，大伯父體弱早年去世，遺下一子一女，先父尊大伯母為「長嫂」， 一力承擔他一家老幼的供養。大堂姐成敬和保定軍校當時的教官何柱國結婚，是先父的主張並一手操辦，由馮玉祥將軍為他們證婚。大堂兄成章在農業大學畢業後，成家立業，繼又和二哥三哥同去德國留學，後獲林業學博士學位。回國後在東北創辦農林專科學校任校長。「九一八」事變後，入關在河南農學院任教育系主任。解放後，在北京林業科學院任研究員。五叔嬸有一女二子。五嬸在生第三子時，因難產去世。鹿鍾麟將軍代理河南省主席時，五叔賈德潤在河南任縣長時又因公殉職（事見馮玉祥著《我的生活》書中582頁），於是他們三個孩子都成了孤兒。兩個堂弟成鴻和成驥年齡尚小，由姑母負責照顧教養，成慧堂姐（比我大一歲）即接到我家，由先父負責培養， 和我一同讀完初高中，當時我考入平大文理學院化學系，成慧姐則考入朝陽學院經濟系。抗戰時我們到了上海。先父逝世後，她先擔任過家庭教師，後即隨親戚去內地，並在西安工作結婚。我們全家到滬後，因先父去世，我已不可能獨自再回燕京上學。當即申請減免半費，轉入復旦教育系，別人讀大學只要四年，我卻時斷時續兩次轉學，​​還好那時在各校念的「學分」都給予承認，總算花了六年的時光才完成了大學的學習任務。戰亂時期種種困難和不理想的學習條件及環境，可想而知。
　　


六、

先父對子女的學習一向重視。他和商震將軍也是好友。商將軍領導的32軍的兵士以會打馬球而聞名。他們夫婦思想進步，熱心教育和體育事業。我在上小學時，體弱多病，經常休學在家，先母曾兩次托商夫人為我請家庭女教師補課。諸兄在去國外流學時曾請德國大使館的王梅蓀先生為他們補習德文。四兄和成彬妹入中學前也請有家庭教師為他們補習數理化和外文。記得成彬妹剛入中學時，我隨先父曾陪她去「送考」，一直在考場外等待，到考完才一同回家。抗戰開始後，我隨家避亂津門，在英租界居住​​時，先父托黃宗法律師介紹了一位外國女教師指導我複習英語。然後才轉學考入燕京大學。先父對我們鍛煉身體也同樣重視。童年時每天傍晚請武術教師吳先生來家教諸兄打拳和練劍棍等。先父本人有時也打打太極拳。我們在旁也跟着學。後來我和成惠五姐繼續學太極拳和練劍，直到上中學才停止。現在我年逾古稀，仍在練簡化太極拳和劍。是老年體協的會員，也是和幼年培養的興趣分不開的。
　　

先父為人心胸坦蕩思想開朗。他待人誠懇，廣於交友，看不慣當時軍政界有些人爭權奪利趨炎附勢的種種惡習，但也不願多干預。總是謙遜容讓而已。記得四兄在我的一本紀念册上，題有「學吃虧」三個大字，並說：「蓋先父之遺教，亦吾家之祖訓也。願共勉之」。我在家中看見有兩個匾額堂名。一個是「世德堂」，一個是「治安堂」，（大約典出賈誼的〈治安策）一文吧）。這是甚麼含義呢？也許是他性格作風的表現吧。先父對子女雖然要求嚴格教育子女的方針以德育做人為主。卻並不是說教式的訓誡。只是經常問問我們的學習情況，看看成績單報告，並沒有甚麼特殊的方法。在那內憂外患的戰亂年代，他要我們不荒廢時光，認真學習知識技能，自立自強做一個於國於民有益的人。我覺得先父嚴於律己，寬厚待人。治家有方。言行端正。有良好的為人處世和讀書治學的習慣和態度。這對我們有潛移默化的感染力和影響的。

作為政治家和軍人，先父退隱多年後，仍關心世界變化和國家大事，書房中總是白着兩三份報紙。這就有機會使我們後輩也養成了看報的習慣。我在讀初中二年級時，就天天看天津《大公報》。在那風雲多變的時代，更喜歡看張季鸞主編寫的「社論」。當老師評講作文，提到我的作文有點社論味道時，我更是沾沾自喜，以後凡是可以自選題時，我總是學着瞎議論一翻。這樣一來，自然對抒情描寫的文章就寫不好了。但對看報我確是幾十年如一日，從不間斷，就是下放農村勞動鍛煉時，也要家裡隔幾天給我寄報紙來。時至今日，我一天不看報就好像「耳不聰，眼不明」似的不自在。現在兒孫們也都有每天必看報紙的習慣這也算是「傳代」吧。對於課餘看小說，先父並不絕對禁止。他說課餘有工夫可以看看。但應有選擇的看點有益好書，而且應該隨年齡而決定，例如；《紅樓夢》等，一定要到高中，懂得分辨美善醜惡再看，不能隨便甚麼書，拿來就看也是不行的。這對現代青年們，也應該是同樣的要求吧。

1942年，我在上海復旦大學教育系畢業。那時正值「珍珠港事件」前後，上海當時已成「孤島」， 我和同學們辦義務學校任家庭教師及在各中小學任課。 1956年隨愛人調往首都。任北京林學院教務處函授部秘書及教學法指導員。 1961年因自然災害，家中老幼人多，申請仍調回南方，於是來到南通，先後在市一中，市五中任教。至1979年退休。現在是南通市政協無黨派人士組成員。

1986年，合肥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方鄭兩同志到南京上海收集有關先父事蹟準備出版「合肥人物」，曾來我家採訪。我也提供了一些資料。並和南通市政協文史辦公室梁秘書​​長談起，他說：「賈老先生是民國史上有名的人物，他們寫的是地方志，性質比較簡單。你們在海內外的後輩自己寫些點滴軼文事蹟都可以。現在各地都在開展這項工作，也是黨和國家對前輩人物的關心和懷念。」當時我想這些事已過去半個多世紀，還有必要寫嗎？奇怪的是我已年逾古稀，對眼前的事，莫不關心常會忘記。而對童年往事，卻縈迴腦際，像映電影一樣，經常記憶猶新，歷歷在目。因此也就隨時在回憶中摘錄一些。

綜上所述，只是在我童年和青年時代，隨侍父母身邊的一些見聞感受。日常家庭瑣事，更不成其為文。不過，從另一方面，可以展示當年我們一代人經歷的生活情景，和先父一生的思想情操，精神面貌，以及他對我們的教誨和影響。如果緬懷先人的同時，也能啟發激勵後輩，珍惜祖國現在的大好時光，努力學習，奮發向上，為國成才，那將是我寫這篇拙文的心願和期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