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和久田幸助，是日本的廣東語專家，戰時被徵服役，編入香港佔領軍，在報道部任「藝能班」班長。曾負責戰時的香港劇藝工作，故與影星伶人有所接觸，因有袒護中國人的嫌疑曾遭日本憲兵隊拘捕。本文即回憶其與梅蘭芳、胡蝶交往的經過
﹔對梅胡二人的民族氣節和人格備加贊揚，對日軍的強橫迫害做沉痛指責。
戴雪白手套的男人
我初次與梅蘭芳會面，記得是一九三八年春天在香港。
一九三七年七月，發生盧溝橋事變。中日戰爭開始之後，上海、南京、徐州、武漢、廣州等中國各大都市相繼落於日軍之手，各地的難民都匯集到戰火未波及的香港。
有一天下午，我到香港告羅士打酒店去飲茶，發現在鄰桌，有一位帶雪白手套的中年男子，帶了三四個人，也在飲下午茶。因為在不知寒冷的香港，不需要戴手套，我覺得很稀奇而注視那個中年男子，他原來就是梅蘭芳。
關於白手套的事，後來我曾問一個懂得京戲的中國人，他告訴我說：
「因為是男青衣，對於手必須妥為保護。」
香港是一個狹小的地方，以後又在海岸上、街上，見過梅蘭芳好多次，就在那個時期，利舞台貼出了梅蘭芳上演收山戲的廣告。連著幾晚演出的諸如「天女散花」、「霸王別姬」、「西施」等，全都是拿手好戲。因為要看這個絕代名伶最後的舞台表演，我每晚都沒放過，一位京劇行家的中國人告訴我說：
「梅蘭芳現在已經四十四五歲了。他的巔峰時期是十六七歲。現在所看的，可不是當年的虞美人和西施啦！」
就在數年之後，不可知的命運之繩，把我和梅蘭芳牽連一處，是我做夢也沒想到的事情。
希望過安靜的生活
一九四一年所謂「大東亞戰爭」（即太平洋戰爭）爆發，十二月二十五日，日軍佔領香港，我因為研究廣東語文而被徵用，參加了佔領軍。
我被編在報道部工作，掌管與廣東語有關的工作，即統制電影、戲劇及其他藝術活動，報道部下設一「藝能班」，我被任命為班長。
英國當局為了准備戰爭，曾存貯了大量的糧食，甚至有的劇院都改做了糧倉，日軍佔領香港後，控制了全部倉庫，市面上一粒米也不見了。
當時香港居民開始陷於缺糧的災難，可是日軍當局並沒有設法解救糧荒。
我因為有許多中國朋友，市面上發生的事情，很快就傳到耳裡來。不管其他部門怎樣，我將「藝能班「有關的人士，如電影制片廠、電影院、劇團、戲院的員工和家庭，全部實行登記，在日軍佔領的第五日，即開始了配發糧食。
為了配糧的事情，我曾與報道部長和佔領軍參謀長，進行了頑強的交涉。我對他們說，如果連這點表示善意的事情都不做，便無法得到居民的合作了。
於是梅蘭芳也在這一措施下領到配給的糧食。當時我曾想過怎麼對待這個舉世聞名的藝人，我認為必須自己直接先和他談談。
當時日軍的方針是很清楚的，那就是集中一切人和物，協助「大東亞的建設」。我負有這個責任，也必須向梅蘭芳提出這種要求，但是我向他提示了三個保証：
一、妥善保護他的生命和財產。
二、尊重他的自由。如果他感到不能接受日方的做法，想去重慶的話，及時無條件放他到重慶去。
三、不損害中國人的自尊心，中國人和日本人，站在平等立場互相合作。
以上三個條件，並非上峰的指示，乃出於我個人的考慮。
對我的要求，梅蘭芳這樣回答：
「我所以來到香港，是因為不願卷入政治漩渦。現在中國分成兩個，蔣介石先生的中國和汪精衛先生的中國。我和蔣先生和汪先生都是好朋友。我作為一個朋友來說，對兩人任何一方都不應接近。為了這個緣故我才來到香港，今後我仍希望過安靜的生活，如果要求我在電影舞台或廣播中表演，那將使我很為難……」
我充分理解了梅蘭芳的立場，並且照他所說的互相約定，使他過安靜的生活。那以後我堅守彼此的約定，從來沒有要求他演戲或廣播。
還有，我去拜訪他，都盡量地審慎從事；可是後來我與他仍在一起吃過好幾次飯，他有一次在閑談中表示：
「我的家原來在上海，想回上海去，希望替我辦手續。」
我就很快地為他辦了手續，備妥了護照，讓他回上海去了。
亡命日本的傳說
梅蘭芳去上海之後，我因工作忙碌，對他的事情就逐漸淡忘了。翌年（一九四二）春天，我因公去上海。當時從香港到上海，要坐三天的船。在船上遇到一個年及花甲的中國人，和我攀談起來。
「這位是和久田先生吧？我是梅蘭芳的朋友。從梅蘭芳那裡常聽到你的事情。」
他在談話中曾問我，在上海住多久，住在哪個旅館等等。
到了上海，下船的時候，我曾說：「請代我向梅蘭芳先生問好。」遂與他分手。第二天早晨，我在旅館才睡醒，正在洗臉，聽到有人來敲門。打開門一看，只見梅蘭芳一個人立在那裡，白淨豐滿的臉上浮著微笑，我立刻請他進來。他說道：
「昨天晚上，朋友告訴我，你來到上海，我就趕著來看你。」我受到溫文有禮的歡迎。
問過我停留上海的時間及情況之後，他又說道：
「希望在一起吃個晚飯，順便領你逛逛，你對甚麼地方有興趣請告訴我。」
我不客氣地說道：
「現在如果上海有京劇上演，我想去看戲。」
「恰好，最紅的李少春正在『大世界』演唱，一起去看吧！」
第二天吃過晚飯，我們一同去看李少春的孫悟空，當時李少春還很年輕。第二天下午，我就要離開上海。
早晨我整裝待發，又聽到有人敲門，開門一看，又見到梅蘭芳的笑臉。
「來向你道別。」他說著話，手中遞過來一卷東西。又說道：「這是我亂書的一個扇面。我姓梅，所以畫的是梅花。在戰時，沒有甚麼好東西送給你。非常不好意思，如不嫌棄請收下。」說著和我握了握手。
我雖然早就知道中國人講究禮儀，可是我仍深被這樣鄭重的禮貌所感動。當時不禁用力回握他的手。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到梅蘭芳。
梅蘭芳為了抗日留了八字胡鬚，是有名的佳話，可是我所認識的梅蘭芳並沒有胡鬚。留胡鬚是那以後的事情。
梅蘭芳畫的梅花，並未被戰火燒掉，今天仍挂在我的書房裡。
胡蝶托我買口紅
當時如果說梅蘭芳是京劇大王，那麼胡蝶可以說是電影女王。
她住在九龍塘裡面一所幽靜的住宅裡。同住的有她的母親、丈夫和兩個孩子。
因為她是廣東人，我又懂廣東話，所以常常通電話。有一次她在電話中托我一件事。
「有件事麻煩你，等你下次來舍下的時候，請替我買些唇膏好不好？你知道，我一向是不出街的……」
她所說「我一向不出街」云云，含有不高興日本人的意思。
因為無論是廣州或是香港，在日軍佔領的都市，各街角都堆起沙袋，由憲兵站崗放哨。中國人通過步哨之前必須深躬敬禮，如果步哨看著不順眼，還要搜身檢查。
雖然設哨的目的在防備游擊隊，可是對於通行的中國人，每因忘記鞠躬或態度不夠恭敬，即遭日本憲兵毆打﹔單是這一件事，就強烈地損傷了中國人的尊嚴。
胡蝶有兩部轎車，都被日軍徵用了，以至不能出街，這本是大為憤慨的事情，可是她卻笑著說：
「因為是在戰爭，這些事只好忍耐。」
有一次我去拜訪她，看見一個士兵的影子從後門跑出去。
我就問道：
「那些日本兵跑來這裡幹甚麼？」
她笑著答道：
「是來要手錶的。我若是有的話就給他們了。這附近駐了好多日軍，所有的錶都已經給光了。」
我以一個日本同胞，對此深感恥辱，於是說道：
「不能容許這麼亂來，布告上明令禁止的事情，我將去調查一下，看是哪一部分的兵，把拿去的錶送回來。」
相反的，她以教訓我的口氣答道：
「因為是在戰時，這種事情，任何一國的軍隊都難免的，我覺得沒甚麼。你也不必介意了。」
「幫助我到重慶去！」
在上述情況下，約在一年之間，胡蝶家中較值錢的東西，都送給了不請自來的客人。在快要過年的時候，一天佔領軍參謀長打電話給我：
「一位從東京來的將軍，無論如何想見見有名的女明星胡蝶，要請你安排一下。今天晚上為將軍設宴，胡蝶如果能夠參加是最好的機會。」
當時我答稱，胡蝶住在九龍塘，通常完全不出街，如果請她來香港參加宴會，希望派車去接她。另一方面我立刻把消息通知了胡蝶。胡蝶和往常一樣自然，非常輕鬆地答應了。
當晚七點鐘，在一廣東酒樓為將軍設了酒宴，照預定時間開始，我也出席了宴會，在座的人都為一睹胡蝶的豐採而翹首盼望。可是時間已過了七點半，眼看就要到八點了，不知為何仍不見胡蝶的影子。
參謀長不用說直向我使眼色，我也等得焦急，就打電話到胡蝶的家中，並向各處打聽聯絡，都不知她的下落。
就在這種情況下，大約等到八點半的光景，胡蝶才出現了。
經過修飾的胡蝶，愈發顯得雍容華貴，使沒有女性的宴席，立時增加了光彩，她先向參謀長和將軍說了幾句應酬話：
「到得太遲了，真抱歉。因為途中感到不舒服，休息了一下。幾乎想折返原路回家去，因為已經約好了，所以還是趕來與各位見個面。對不起，只能與各位乾一杯，我就得回去了。」
說完，她拿起酒杯，向在座的人逐一敬過酒，即匆忙地走了。
我從背影看出來，她的身體非常緊張，完全沒有素日那樣輕鬆和易的氣氛。這使我益發感到不安，等宴會完了，我就在酒樓中給胡蝶打電話。她好像劇烈地哭過，以從來沒有過的激動聲調，反覆地說著兩句話：
「馬上請你來一趟。有話要向你說。」
等我一到了她家裡，見了面她就突然對我說：
「照我們的約定，請讓我們到重慶去。我向來以為處在戰時，所有的事情，我都忍受了，可是今晚上的事，我不能忍受。我有生以來，沒受過那樣的侮辱。」
她以無法控制的激動，半哭著這麼說。
碼頭上被罰站
胡蝶在憤怒、哭泣和激動之下說出來的受辱事件，大概情況如下。
照著約好的時間，參謀長的車在六點半鐘到了胡蝶的家，打扮好了的她，即乘該車離家而去。
從九龍到香港來，必須先到油地的過海碼頭。當車子通過油地的日軍哨崗，後面突聽日本憲兵喝令停車的聲音。
車停之後，憲兵走過來，以半吊子的廣東話，命令胡蝶下車；於是責問她，為甚麼在通過哨崗時，不像其他中國人一樣，先下車鞠躬敬禮再通過。
她嚇得用結結巴巴的日語、英語加上廣東話解釋說，「今晚是應貴國參謀長的邀請，很久完全沒有出過街，甚麼地方有哨崗都不知道。因為坐在車裡邊，沒有注意到這件事。」又連說了幾次請原諒的話。
可是對她的解釋愈來愈生氣的憲兵，用她聽不懂的話痛罵她，不予寬恕，並加處罰，命令她：「站在這裡！」
她被罰站的地方，在油地渡船碼頭的前面，時間正在香港九龍人們往還最頻繁的日暮時分，憲兵監視著這個盛裝赴宴的女明星，四周筑起人牆圍觀。
在這種情況下，她被罰站了一個多小時，並反覆受那憲兵惡作劇的騷擾，好容易挨到「你可以走了」的命令。因為受了太大的羞辱，哭都哭不出來了，到此她結束了談話。據知，在場的參謀長的司機，則始終袖手旁觀。
這是萬萬想不到的事情，我完全與胡蝶同感，當時我對她說道：
「請給我一天的時間，一定要把鬧事的人找出來加以懲罰。之後，如果你仍要去重慶的話，你可以完全自由行動。」
為了向參謀長報告，我立刻又趕回香港來。
憲兵隊反措是造謠
我回到香港的時候，已經過了十二點鐘。馬上與參謀長取得聯絡，向他報告了事情的大概情形。參謀長也大為震驚，立刻就打電話給憲兵隊長--命令調查胡鬧的人，並限令明天上午回報。當時我感到，即使處分了胡鬧的憲兵，也難使胡蝶息怒了。
第二天上午，參謀長在電話中告訴說：
「究兵隊長說，憲兵隊沒有這樣一個人。他還說，一定是對憲兵隊有惡意的人，在制造謠言，表示非常憤慨。」
我大為吃驚，忙把事件經過又說了一遍，力言確是事實，絕非謠言；參謀長夾在我和憲兵隊長相反的意見之間，對這事件感到很難處理了。
在事件尚未廓清的情況下，約近正午時間，我想起應向胡蝶聯絡一下，於是打電話給她。可是只聽嗚嗚的電話鈴叫，很久很久沒有人接。我心想：
「難道真的已出發去重慶了嗎？」
我所以想到「真的」二字，因為我對胡蝶所受的屈辱感估計得太輕了。就在當天早晨，胡蝶和全家，動身去了重慶。
她在銀行的私人保險箱裡，存有很多的金子和貴重品，不用說都來不及取出，幾乎是身無長物，如被追捕一般地走了。
九龍半島三面環海，她大概設法避過日軍耳目，在某處坐了漁船，拼命掙扎逃出去的。
事實上胡蝶化裝成一個貧家女，有如賽珍珠在《大地》中所描寫的阿蘭，脫出虎口逃到重慶方面廣東省政府所在地的韶關，五天之後這個消息就傳遍了全世界。
高興的蔣介石，派一架專機把她接到重慶去，並予盛大的歡迎，使之成為激動人心的新聞。
這個消息震動了東京的參謀本部，並責問香港總督，為甚麼讓胡蝶從香港逃走。
（摘自《中國戲劇大師的命運》，作家出版社出版，定價：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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