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驚人成就始終與剛剛去世的李光耀這個名字連在一起--從1959年上台到1990年離任，做了31年總理，但留任內閣資政直至2011年5月才徹底退出權力中心，實際影響力整整持續了51年！套用一句孔子的話，可謂「知李罪李，其惟獅城」。
新加坡的成就應當歸功於法治的部分，權重相當之高--沒有法治，就不會有秩序，人們被確認的權利就無法得到保障，羅馬法諺所謂「無救濟則無權利」，李光耀及其繼承者治理的新加坡並不向人民輕易承諾幾乎所有民主國家都會承認的自由和權利，但一旦法律上擬定，就會嚴格按照法律保護這些自由和權利，同時，其法治也是嚴刑峻罰的代名詞，其法治的公信力裡有著濃重的法 家陰影，包括它備受讚譽的官員廉潔很大程度上既是高薪養廉，也是刑罰嚴酷的結果。
除了法治，新加坡的成就還要歸功於正確的經濟政策。李光 耀從最初勝選執政開始，就清晰地知道新加坡人民需要安居樂業，所以，他的經濟政策始終圍繞著根據新加坡獨特的地理位置、國際政治環境和風俗人情制定並調整經濟政策，並且時刻警惕和消除各種缺乏實效的空想的影響，包括當時在全球甚囂塵上的共產主義。多年來，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都被公認為是市場最自由也最規範的國家，其經濟開放度一直處於世界前茅。戴卓爾夫人讚揚李光耀，說「他從未出過錯」--這個「從未」應該是指重大決策方面，並非毫無道理。
政治是法治和經濟的基礎，對新加坡的政治，毀譽皆有，但它確實是新加坡經濟的重要基礎，自1959年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上台執政以來，近56年來它一直牢牢地控制著新加坡的政權，1968年以來的威權政體不是民主政體，但它的高效、廉潔、法治保証了新加坡各項政策的連續性和政府公信力，人民可能缺乏一些政治和私權的自由，但他們大體都能安居，也就能樂業。
除了上述之外，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常常會被人們忽視，這就是除了上述一目了然的原因之外，還有一個更不可思議的奇跡，就是新加坡立國過程中關鍵時刻的幸運--一種幾乎完全無法再現和複制的幸運。
幸運一：人民行動黨分享了共產黨的民意資源
「二戰」後，新加坡重歸英國，之前陸續成立的新政黨開始謀求新加坡獨立，民族解放運動由此開始。當時影響最大的政黨是成立於1930年的馬來亞共產黨，擁有下層民眾和中產階級華人的廣泛支持，在工會、教育機構、文化團體中根基深厚。1954年底成立的人民行動黨，領袖李光耀和吳慶瑞等人社會基礎薄弱，故與馬來亞共產黨聯合以分享民意資源，而共產黨也試圖借人民行動黨的行動自由改變原先被英國壓制而只能地下活動的弱勢狀態。
幸運二：林有福政府打擊共產黨勢力
自1947年開始的新加坡自治運動，到1955年勞工陣線黨魁馬紹爾任自治政府首席部長（類似後來的總理），新加坡人對這一自治權很弱的結果並不滿意，其後的自治談判僵局導致了馬紹爾辭職和林有福繼任。為了自治談判的勝利，林有福政府嚴厲打擊共產黨勢力，1956年10月的華文學校騷亂事件中，包括在野的人民行動黨左翼領袖林清祥、方水雙和蒂凡那等都遭逮捕，直到1959年大選人民行動黨上台執政後才獲釋。林有福對左派的這一強硬態度，使新加坡成功地從英方手中贏得了更大的自治權，也為李光耀的右翼人民行動黨上台至少暫時掃除了左翼障礙，並且使得林有福自己及其所在的黨和政府民意盡失，這一石三鳥給了李光耀 的人民行動黨極優的執政基礎。
幸運三：英國和馬來亞繼續主導嚴厲打擊共產黨勢力
李光耀上台後即開始謀求與馬來亞組成聯邦，但在是否並入馬來亞聯邦問題上人民行動黨發生了內部分歧。以林清祥為首的左翼於1961年退出政府和人民行動黨， 另組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目的是走議會外的街頭政治道路。這一分裂事件導致了李光耀右翼陷入極其艱難的境地，「大多數支部的核心人員都改投社會主義陣線， 而人民行動黨的最基層組織幾乎全面癱瘓。」（籐布爾：《新加坡史》，頁375）。1962年9月，新加坡並入馬來亞聯邦動議獲得75%的全民公投結果，新加坡可以作為比其他各邦擁有更大自治權的特別邦加入馬來亞聯邦，這挫敗了社會主義陣線試圖讓新加坡統一到他們計劃的共產主義馬來亞共和國的計劃，但要借助馬來西亞聯邦清除共產黨勢力，看來希望渺茫。
機會再次來臨。1963年2月，因新加坡的左派勢力支持剛剛發生的文萊暴動，李光耀政府的 內部安全委員會執行來自馬來亞聯邦和英國反共的「冷藏行動」，逮捕了包括林清祥和社會主義陣線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半數委員在內的115名左翼政治家、工運、 學運活躍人士，他們都反對加入馬來亞聯邦，而且支持以推翻馬來亞聯邦政權為目標的暴力活動。這一行動雖然並非李光耀政府主動提出，但也是積極配合，這給人民行動黨掃清共產障礙成為強勢政黨提供了絕佳機會。
幸運四：李光耀政府經濟社會政策取得了最初的成效，進一步消解共產主義的影響力。
1960 年，應李光耀政府的請求，荷蘭經濟學家魏森梅斯帶隊的聯合國技術扶助小組在訪問了新加坡，為新加坡量身定制了一套為期四年的經濟振興計劃，該計劃明確了擺脫共產主義的影響，恢復外資的信心，培育共同的馬來亞市場，這些主張都得到李光耀政府的認同。此計劃於1961年8月開始執行，由一位傑出幹才韓瑞生出任新成立的經濟發展局局長，迅速建起一個以紡織業等勞動密集、低附加值、低投資產業為主的工業園。同時，李光耀政府實行稅收優惠以及暫時的保護性關稅政策， 吸引了一批新興工業投資者，這些都為日後的新加坡經濟起飛奠定了基礎，對新加坡產生了深遠的政治和經濟影響。
兩年後，包括上述經濟政策 在內的一系列經濟與社會政策取得了顯著效果，原定的四年計劃提前實現，這大大地增加了李光耀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好感，這成為1963年9月大選中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獲得壓倒性勝利的重要原因（51個議席中獲得了37席，社會主義陣線獲得了13席，但從選票數上看，社會主義陣線也獲得了35%的選票，而人民行動黨也只獲得了47%，當時的新加坡選舉制度繼承了英國的威斯敏斯特體制，以「得票最多勝出」規則分配議席，所以選區的劃分常常會帶來選舉結果的巨大變化， 這也是後來新加坡進入威權體制之後李光耀政府動輒重劃選區的原因）。雖然為了大選勝利李光耀政府也搞了不少非法限制社會主義陣線的小動作（比如取締左傾社團），但不得不說，當時社會本身的狀態是有利於人民行動黨的。從上述35%和47%的選票數上可以看到，戰後新加坡第一次出現了不利於共產黨勢力的局面，這成為新加坡發展道路上的關鍵轉折點。
幸運五：被迫獨立與善用獨立
1963年9月，經過李光耀政府之前的努力以及一年前的全民公投結果，新加坡正式加入馬來西亞聯邦，由於新加坡與聯邦之間存在諸多政治、經濟分歧，以及尤其是種族利益上的矛盾，期間甚至發生了震驚世人的種族騷亂，死傷數十人，因此，入盟不到兩年後的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聯邦拋棄，被迫獨立。這在當時很讓新加坡人悲觀，但後來的發展卻表明了背水一戰的獨立使得新加坡在南亞列國中脫穎而出。當然，這一成功依然離不開李光耀政府在經濟上的諸多明智之舉。
然而，上述幸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新加坡的特定情況與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動黨之間互動中的幸運，並不是無語境的純粹幸運，也就是說，上述這些情境在另一個人另一個政黨的手裡，未必就是新加坡的幸運，比如獨立，也許在別人和別的政黨手裡，可能只是覆滅的起點，而不是騰飛的起點。
由於小，新加坡政治上的威權體制的弊病被其耀眼的經濟成就所遮蔽。如果按李光耀說的面積620平方公裡，將新加坡放大一萬五千倍，成為中國這樣一個大國，那麼李光耀政府尤其是1968年正式形成威權體制之後所實行的一系列威權政策--比如對媒體自由的打壓態度、以非民主方式打擊反對黨、在選舉制度中不停地搞各種小動作（比如選票編碼制、隨意重新劃分選區、集選區制等）以確保政權不旁落於他黨、對公民的表達遊行集會等政治自由的限制、公民社會因為遭壓制而十分孱弱、對人民個人生活無微不至地矯正性規範……則到底會是多大的同比規模？而前後兩種規模的政治效果會是甚麼也因缺乏有效數據，而難以討論。除此之外，被世人普遍盛讚的新加坡廉政制度，缺乏真正獨立的司法前提下，在一個大國是否可行？這一切，世界各國歷史上，大國中有無這樣的成功先例？戴卓爾夫人讚譽李光耀的那句話「他從未出過錯」在李光耀去世之後，是否能在新加坡繼續？而在一個類似中國或美國這樣的大國中，這種可能性即威權領導人在經濟、外交等方面的重大決策從不出錯可能嗎？
許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在獨立之前，新加坡沒有一個真正服膺於民主精神並且有廣大民眾基礎的政黨。普遍缺乏民主精神的社會中，最後的政治較量通常只能在極左政治團體和極右政治團體之間以及勝利者團體的內訌展開，那些服膺於民主精神的政治團體不是被邊緣化，就是在權鬥中敗北歸於沉寂。當時的共產黨當然不可能是民主政黨，他們不搞暴動就算很有民主精神了，而二戰後很長時間裡，新加坡的共產主義左派影響力一直滲透在整個基層社會而成為主導力量，如果不是英國政府出於冷戰戰略而促使最初的自治政府嚴厲打擊共產黨勢力，那麼在明裡暗裡的國際共運支持下，共產主義勢力統治新加坡幾乎是不言而喻的結果。
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動黨在對待共產主義勢力方面，從最初的相互利用到後來的不遺餘力阻擊，也經歷了一個其自身觀念的變化過程，雖然他們運氣很好，屢次都是主要由別人幫其清掃路障。這位出身劍橋的律師，一方面無疑有著權力本身的欲望，另一方面，他也確實逐漸意識到共產主義勢力將會帶來的災難--這既是一個政治家的直覺，也是一個法律家的理性。大眾向來熱衷於相信那些真誠而浪漫的政治妄想，自古皆然，所以，一國政治首要所當寄望者，通常應該是精英而不是大眾，李光耀親眼看到共產主義勢力在新加坡的蔓延和最後消除，都是經過了精英的不懈努力（包含著合法的鬥爭，也包含著破壞民主規則的不合法打壓）。大眾在艱難處境時樂於聽信夢話，但當境遇改善時則也會有基於實利的判斷能力，因此，隨著李光耀政府最初經濟計劃的提前成功，大眾的態度也就逐漸發生改變。
在缺乏民主土壤的政治鹽鹼地上，通過民主規則產生專制者甚至獨裁者的案例層出不窮，納粹通過威瑪憲法的民主程序走向前台從而引發世界性災難，這是20世紀最著名的民主走向專制的案例。在土耳其，凱末爾的繼承人伊諾努以高邁開闊的政治胸懷進行多黨制改革，但因此而崛起的民主黨在贏得大選後就開始了專制統治，直到十年後由軍事政變產生的軍政權來收場；在智利，自五六十年代以來的普選權改革到1970年取消選民資格識字要求達到極致，致使共產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險勝當選總統，他上台後激進的共產主義運動改革引發了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衝突，最後也是以軍事政變收場；最近十多年來，普京通過民主制度而逐漸成為威權統治者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實，普京的俄羅斯早已非民主國家。
這些案例都昭示了政治學者們無法回避的民主悖論問題，即如何防止專制者通過民主程序而推翻民主制。就像歐洲大量國家在二戰後將一切公然宣揚納粹的言論立法為犯罪一樣，受過某種東西損害的人往往會極度地警惕它和它的同類，有時甚至因此而走到與其敵對者相似的罪惡中去。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動黨並不是一個民主政黨，但它比曾經盛行一時的共產主義更有常識，在竭力戒斷新加坡的這一政治毒品過程中，它自身也染上了部分專制毒癮。不僅在共產主義勢力式微的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就是共產主義勢力已經幾乎徹底消亡之後的今天，李光耀政治的巨大慣性還在繼續，人民行動黨的威權統治在其無特權的法治護佑之下，依然會長期存在，而這與來自共產主義的威脅早已毫無瓜葛了。
公平的法治，權力的廉潔和高效，經濟的繁榮，社會的穩定，犯罪率的低下，潔淨宜居的城市……這一切都掩蓋了新加坡背後可能的危機，它的巨大成功即使在世界歷史中也是相當罕見的，而問題恰恰在於它的巨大成功，因為這一成功的大廈建立在流沙之上--社會力量極弱的強勢政府一旦出錯怎麼辦？
李光耀曾在1982年11月15日的政論《搜羅栽培精英分子》中說過這樣一段話：
「自1959年以來的23年裡，人民行動黨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一直領導著人民行動黨的那批核心黨員，並不是長生不老的人物。我們還可以繼續掌舵多幾年。不過，能夠支持多久卻是難以預料的事。」
李光耀的精英治國論不乏可圈點之卓見，他甚至清晰地意識到純粹精英治國的弊端，然而他的對治方案卻是繼續生產更多的精英。問題在於，且不說精英和大眾之間需要權力平衡，精英和精英之間同樣需要權力平衡，任何試圖獨霸的權力--無論是這一派精英還是那一派精英，無論是精英還是大眾，都會給城邦帶來災難，這在歷史上早有無數案例可供借鑒。正是耀眼的成就光環遮蔽了李光耀更遠的眼光，他和他的同袍們似乎從未認真思考過比精英治國更重要的問題，即上述各種力量之間的權力制衡與協調問題，因為這是基於人性本身必須解決的政治問題，短時期的擱置或許可以，但長期呢？
2011年的大選，人民行動黨雖然獲得了87個總席位中的81席，但其總得票率卻只有60.14%，是自執政以來得票率最低的一次，而只得了6席的反對黨得到的得票率卻有39.86%。這或許多少說明了一點新加坡社會對待人民行動黨長期執政理念的態度，並沒有李光耀及其黨的繼承人們所期望的那麼高。而嚴刑峻罰型的法治培養出來的表面公民美德， 並不是自由的制度下人們的自由選擇，同時它對於創造力的扼殺則更是被詬病已久，長此以往，新加坡會不會成為一個事實上的奴役之邦？
不過， 李光耀模式對於一些地理和人口規模不大的地方，或許可以作為一個成功的過渡性政體看待--尤其對於那些長期被諸如共產主義等政治海洛因嚴重毒害過的土地可能是劑必要的虎狼藥。只是，倘若鎮痛效果取得之後依然不肯停止注射嗎啡，那極有可能會是毒癮上身歷無窮劫的危險後果。至於任何一個大國，正如我前面的那些 提問，不知道它有沒有借鑒的價值。
作者蕭瀚，知名專欄作家，中國政治觀察者，致力於中國的改革和轉型研究。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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