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木林：北洋水師訪問新加坡的歷史反思--兼談甲午海戰時期的北洋艦隊

北洋軍艦「致遠」號曾於1887年、1890年及1894年三次到訪新加坡

北洋水師，或稱北洋艦隊、北洋海軍，是清朝後期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1888年12月17日於山東省威海衛的劉公島正式成立[1] 。中國海軍史上有兩個亮點：一個是永樂三年（1403）7月11日的鄭和下西洋；另一個是光緒十四年（1888）12月17日北洋海軍的成軍。尤其是後 者，更是晚清歷史上的一大盛事。北洋海軍的成軍顯現了三大歷史轉變，那就是：

一、由木帆船轉變為堅船利炮；

二、由分散各省的水師轉變為獨立的軍種；

三、由只有海岸防禦設置轉變到了制海權[2] 。

這支艦隊，威風凜凜，出沒於七洲洋上，通過實施遠洋航海練習，來維護國家主權和宣揚大清國威[3]。在1888年成軍前後，北洋艦隊就曾經三次到訪新加坡，在當地社會引起極大轟動。有關北洋艦隊訪新的情景，余思詒的《航海瑣記》 [4]，陳育崧的〈甲午前夕北洋水師訪問新加坡記〉[5] 及孫建軍的〈北洋水師三訪新加坡〉[6] 諸篇文章，可供參考。本文主要根據《叻報》報導，反思北洋水師訪問新加坡的點點滴滴，文末對甲午海戰時期的北洋艦隊，提出新的解讀。

二 「海防之要 莫重於水師」

早 在鴉片戰爭時，中國「海軍」力量之薄弱就已暴露無遺！準確地說，那時並無真正意義的「海軍」，而只能說是「水師」。這不單單是名稱上的差異，而是性質和能 力的不同。「水師」並非為一支獨立的軍隊，它被置於各駐屯地的總督、巡撫管轄之下，主要職責是從事取締偷稅、漏稅船隻以及「防守海口，緝捕海盜之用」，完全是一種消極的防衛行為，維持一般的海上治安尚可，若要對付大敵入侵，則是無能為力。

近代海軍的創建，始自19世紀70年代。尤其是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灣之後，建設一支能征善戰的海軍，才正式提到日程上來，清朝政府才逐步形成這樣的一個認識：「禦外之道，莫切於海防；海防之要，莫重於水師」 [7]。

當時朝野上下，中興迷夢正濃。清朝建設的南洋、中洋、北洋三支海軍，還從國外--主要是英國、法國、德國購買戰艦。從光緒元年（1875）到光緒十年 （1884）這十年中，清朝海軍擁有巡洋艦2艘、砲艦12艘、自產軍艦14艘。中法戰爭（法文：Guerre Franco-Chinoise 1883-1885）後，又集中力量建設北洋海軍，並向德國購買了「定遠」、「鎮遠」等鐵甲船[8]，每年撥款200萬兩白銀作為北洋海軍經費[9]。

為了培養一支近代化的海軍隊伍，清廷還從國外聘請專家。史載，在北洋海軍中有不少洋員[10]。北洋海軍將領幾乎都是從福州馬尾船政學堂挑選出來的，之後又 分批送往當時世界一流的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即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Greenwich College）培訓實習，他們全部使用英語交流[11]。這種做法主要是希望培養一批能打實戰的高質素軍官。

1888年10月3日《北洋海軍章程》頒布，完善了海軍的規章制度，制定海軍軍旗，從此北洋海軍於艦船、裝備的強化，以及制度、組織層面上的整備，都進展到相當的程度，成了一支近代化的隊伍，迎來了其最鼎盛的時期。[12]

北洋海軍陣容如下：大小軍艦共25艘，其中鐵甲艦2艘、巡洋艦7艘、運輸船1艘，其他尚有練船、蚊砲船、魚雷艇，總排水量3.7萬噸，官兵共4000餘人，號稱「亞洲第一艦隊」[13]。

 三 1887年北洋軍艦首訪新加坡

1887 年11月（光緒十三年九月），即北洋海軍成軍的前一年，北洋水師第一次到訪新加坡。前文述及，早在同治年間，清朝政府就開始建設海軍，並從國外購買軍艦。 此時距海軍初創，已過去十多年，北洋海軍的籌建，大致成型。這次訪問，其實是奉清政府之命，向英、德兩國接收訂造的「致遠」、「靖​​遠」，和「經遠」、 「來遠」四艘巡洋艦回國，途經新加坡。負責駕駛這四艘軍艦回國的是鄧世昌（正卿）、葉祖珪（桐侯）、林永昇（鐘卿）、邱寶仁（彪臣）四位管帶（管駕） [14]，他們都是福州馬尾船政學堂的優秀學生，中國第一代海軍悍將。

在北洋海軍總查，英國籍海軍顧問瑯威理（英語：William Metcalfe Lang，1843年1月19日-1906年12月15日）的帶領下，四艘軍艦經過直布羅陀、地中海， 穿越蘇彝士運河、紅海，然後橫渡印度洋，進入馬六甲海峽，在新加坡停留數日（1887年11月10日-17日）後才回到中國[15]。陪同護送四艦回國的駐英使館隨員余思詒在他日記體的《航海瑣記》中，有精彩的描述，其間不乏細節性的描繪，十分生動有趣[16]。

《航海瑣記》記載鄧世昌抵新後，病情好轉（正卿病漸瘥），因此得以參加往後的一係列活動，還當了瑯威理的華文通譯。[17]

參照《叻報》的報導，北洋艦隊是在1887年11月10日（星期四） 下午三點餘鐘抵達新加坡。當時，「陞旗山施放禮炮十五門」以示歡迎[18]。「岸上觀者如蟻，土人則舉手揚巾，華人則額手稱慶」。按規定，軍艦是不准參觀的。後經華社領袖再三懇請，瑯威理與四管帶才答應「由領事給牌登船遊覽」，開放供當地僑民參觀。由於艦隊停泊距岸約三海浬，「於是，有人棹片舟往來各船間，日中至昃，紛紜不息者五日矣。較之江河競渡尤為繁盛焉」。[19]

當時新華社會領袖陳金鐘（Tan Kim Ching 1829-1892，慈善家陳篤生兒子） 在樹林園設宴款待北洋艦隊四管帶及瑯威理[20]。樹林園可能就是今天的植物園（Botanic Gardens）[21]。根據1887年11月18日《叻報》新聞「公醼官兵」的報導： 此次公宴乃「本坡人士不忘宗國愛戴情深」而表謝忱。席間，陳金鐘「循西例起而敬頌中國大皇帝萬壽無疆」，接著陳明嚴（應係陳明巖，慈善家陳金聲兒子）「亦起頌英國大君主席斯百錄，並頌柔佛蘇丹千秋」[22]

清朝駐新加坡領事官左秉隆當然也是座上嘉賓。此次公宴，冠蓋雲集，叻坡紳商幾乎全部出動：李清淵，黃金炎，陳公錫（應係陳恭錫），陳若錦（陳金聲孫）等名流均參與其盛，「而本坡《浮理不來士西報》之採訪人亦與焉」，加上「英國鼓樂在園中演奏」助興[23]，一時「紅頂緞鞋、服行裝、操官音酬應賓官，為新嘉坡不數覯之盛會焉」[24]

瑯威理因身體不適，提早離席。辭前，他以英語致意，由鄧世昌翻譯。此次盛會

「盡歡至夜分三點鐘時」始散。[25]旅新期間，四管帶及瑯威理亦會見了英國總督[26]、巫來由國蘇丹（柔佛蘇丹）[27]、參觀《叻報》館、晤主筆葉季允[28]及各國領事[29]。

左秉隆的《勤勉堂詩鈔》也有關於北洋艦隊訪問新加坡的詩作。詩鈔第四卷內〈中國新購鐵艦抵坡喜而賦此〉的七言律詩，就是這時期的作品[30]。由於「弱國無外交」，左秉隆領新期間的心情是鬱悶的！[31] 他是多麼渴望看到祖國中興大業的完成，以提高他個人乃至海外僑民的聲望與地位。

1887 年11月15日（光緒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叻報》刊登〈會賢社十月課題〉 ，詩題是：〈詠鐵甲船〉，形式「不拘體，不限韻」。會賢社是一個成人教育機構，由左秉隆創辦，每月出課題一次，他親自評改課藝，且將自己的薪俸捐作獎學金，以勗士子。這是左秉隆為激勵當地僑民「內向之心」的一種作法[32]。

從記載上看，北洋艦隊將領在新加坡時酬酢甚繁，用餐地點福如居，廣東館等，顧名思義，此乃閩粵風味菜館，原址已無從考證，相信是在豆腐街（Upper Chin Chew Street）一帶。這條橫貫橋南路（South Bridge Road）及新橋路（New Bridge Road）之間的古徑，今天己不復存在。但早期這是一條繁華的街道，當年著名的酒樓、餐館、戲園、妓院都集中於此。這裡不僅是文人騷客常到之處，也是王孫 哥兒閒蕩的好場所，車水馬龍，熱鬧非凡。[33]

這是中國艦隊第一次來到新加坡，史無前例。當地首家華文日報《叻報》鄭重報導其事，連續幾天刊載北洋艦隊在新加坡的活動消息。

1887年11月14日《叻報》新聞「中國戰船紀略」熱情洋溢地寫道：「中國有此戰具，行將宏猷大振，雄視中原矣。海隅百姓，得瞻宗國旌旗，無不欣欣然額首相呼，歡聲雷動。戰具若此，民心若此，則富強之業，不可企而待哉」，表露了海外僑民對祖國的復興大業，寄以莫大的期望。

北洋艦隊此次來訪，是在1886年8月「長崎事件」發生之後（詳見後文），可能受「長崎事件」的影響，北洋水兵不敢再鬧事。艦隊停留新加坡期間，沒有甚麼不良報導。[34]

在新加坡停留一星期後，1887年11月17日（星期四） 北洋艦隊「起椗啟行，言往香港，汕頭，廈門等處矣」[35]。次年，四艦安抵大沽。1888年12月17日正式成軍，正名為「北洋海軍」；而其位於劉公島的「水師提督署」亦改稱「海軍公所」。此為近代中國海軍司令部，北洋艦隊則是今天北海艦隊的前身。

四 1891年清廷升格新加坡為總領事館

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公元1890年4月，在距離上次訪問的兩年半後，北洋海軍再度訪問新加坡。此次是成軍後正式奉命出巡，專程宣慰南洋華僑。根據《丁汝昌年譜》所載：「1890年3月21日（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初一日），丁汝昌率領『定遠』、『鎮遠』、『濟遠』、『致遠』、『來遠』五艦訪問西貢、新加坡、小呂 宋各口」。其實這支艦隊早在1890年1月2日就從上海出發[36]，1890年4月3日（星期四）抵達新加坡。[37]

據《星報》新聞「中國戰船來訪」（1890年4月4日）報導：「中國之戰艦六艘於…...昨日（1890年4月3日）十一點半鐘抵埠。於入口之際，燃炮二十 一門以為賀埠之禮；而本坡升旗山即如其數燃炮答之」。由於「英轄六十餘年，中國之戰船南來者，此為第一次。故本坡之華籍商民等互相欣慰藉，瞻故國軍容，共 知漢室之尊」。《叻報》亦云： 「凡我華人……瞻漢家之儀制，睹宗國之旌旗，殊足令人氣宇為之一揚……而瞻望者亦為之色舞眉飛。此為中國振丕之徵……華人雖異地棲遲，而其心志尚不忘故國」[38]。當時新加坡市民張燈結彩，歡欣鼓舞，紅燈碼頭一帶， 萬頭攢動，爭先恐後瞻仰新軍雄姿，十分興奮[39]。

此次來訪的北洋艦隊將官，除「北洋正統領海軍提督丁禹廷軍門汝昌」和「副統領提督銜紀名總兵瑯軍門威理」外，尚有劉步蟾（子香）、林泰曾（凱士）、鄧世昌、方伯謙（益堂）、林永昇、邱寶仁等。在新加坡期間，丁汝昌暫借李清淵別墅停驂[40]。李清淵是華人義勇軍李俊源隊長的令尊大人，是當時新加坡富豪之一[41]。

此時清朝駐新加坡領事左秉隆尚在任上，接待任務仍是由他負責。「駐叻之華領事官左都轉（左秉隆）即於下椗之頃往船……」[42]。1890年4月8日，左秉隆聯合商民在領事署舉行宴會，歡迎丁汝昌及各艦管帶[43]。《叻報》報導：「有中國樂隊，排列署前鼓吹，此樂隊為華人組織，而由西師教授，所奏係為西樂，其中或參奏以華調」。

席間，左秉隆致歡迎詞，代表僑民對清政府之派艦訪問表示感謝。丁汝昌則代表清政府對僑民加以慰問，並對「我中國旅叻之人一片忠愛之心，不忘君父」，深為嘉勉。其他叻埠英官及粵商、潮商、閩商也分別邀宴，熱情感人。駐新期間，「凡我華人每日於八點鐘以後，四點鐘以前，均許到船遊覽」，准許僑民登艦參觀。[44]

此次訪問，各艦將官還特地拜訪了老師曾錦文（Chan Kim Boon 1851-1920）。曾錦文乃檳榔嶼僑生，曾任福州馬尾船政學堂英文教習，北洋水師初期學生​​都出其門下。1890年4月5日，北洋艦隊將官們身佩長劍，全副武裝，前往曾錦文任職的墨經梳律師樓（Aitken & Rodyk，即Aitken & Co，後易名為Donaldson & Burkinshaw）拜見他，並行三跪九叩首禮，以示不忘老師教導之恩[45]。

與上次訪問一樣，《叻報》對此次北洋艦隊的到來予以跟踪報導，並發表專論。 1890年4月8日《叻報》社評〈觀中國巡叻戰船有說〉這樣寫道：「今日抵叻諸戰艦，前者亦經過叻。然則出巡之舉……實有不同也……致靖經來四艦曾於前年過叻……然此亦不過為督運回華，道經叻海，尚未經中國當道簽收歸隊……至於今日諸戰船，則經北洋大臣奏定，奉天子命而巡閱重洋，並有北洋統領丁良兩軍門為之督帶，是與前者過叻之時迥別……當日過叻諸船其數無多，不過三四艘而止，今則選其精銳巡閱外洋，計共有六艘之多，器械之精，旌旗之盛，已覺大非昔比」，說明了北洋艦隊此次到訪，性質和意義與上次大不相同。

同一天的《叻報》新聞還特別報導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總督絲絲金文泰史密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Smith）親臨「定遠」號拜會的情景[46]。報導中很驕傲地指出：「諸船內雖用有洋員數人，然不過以備料理不虞，並未在船中涉事。所有管駕管車各事，均為華員經理」說明了北洋艦隊中雖有不少外國顧問，但並無實際權力，具體日常事務仍然由中國官員處理。

停留新加坡期間，北洋艦隊的「煤斤食水等」補給事宜，由左子興都轉（左秉隆領事）商辦，並得華族社會支持：「煤炭一項則歸『義不憐佛洋行』承辦，計共需煤一千一百九十五墩；而食水一項則由本坡『南生號』承供」[47]。這是華族社會盼望祖國中興大業成功的一種表態！

北洋艦隊在新加坡受歡迎的程度，使丁汝昌躊躇滿志[48]，他在1890年4月14日（光緒十六年閏二月二十五日）從新加坡致電李鴻章報告：北洋艦隊在新加坡錨泊，受到歡迎，更令當地華人興奮異常[49]。

電報發出的第二天，1890年4月15 日（星期二），在新加坡前後停留了12天，北洋艦隊啟程前往小呂宋操巡閱歷，結束了這第二次的訪問[50]。四天後，《叻報》刊登「會賢社三月課題」，竟是應時的題目：「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論」，「觀中國戰艦有作」[51]。由此可見，左秉隆領新期間，時刻不忘引導僑民關心中國時局[52]。

北洋艦隊此行的最大成效，就是丁汝昌在巡視東南亞各港，目睹芙蓉、雪蘭莪、霹靂、檳榔嶼的華人遭有關當局虐待，回國後上奏：以南洋各島華僑「未設領事之處，多受洋人欺凌剝削，請求保護」，「擬請以新加坡領事改為總領事，其餘各島設副領事」。當時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薛福成乃以丁汝昌的報告為根據，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獻議。

1891年7月，清朝駐新加坡領事館升格為總領事館，領事升為總領事，兼轄海門（新加坡、檳榔嶼、馬六甲三地，統稱海峽殖民地）等處。新加坡領事館地位的升格，實受惠於此次北洋艦隊的訪問[53]。

五 甲午前夕最後一次訪問

光緒二十年，公元1894年，歲次甲午。這年發生了歷史上著名的中日甲午海戰。戰爭前夕，1894年3月3日（星期六），北洋艦隊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訪問新加坡[54]。南洋史學界泰斗陳育崧的〈甲午前夕北洋水師訪問新加坡記〉一文中，有一段很感性的文字：「這一次的訪問……最令人難堪的，是艦隊離新北返，不數月，中日啟釁，便全軍覆沒了！這怎能不使千千萬萬的海外孤雛，椎心泣血呢……我們站在赤道上北望漲潮，南望落漈，不覺感從中來！」[55]

此次訪問不如前兩次那麼輕鬆，場面亦比不上前兩次來時的熱鬧。在國內，清政府的財政異常拮据。原有軍艦旣已陳舊，朝廷沒有能力再添購新的軍艦。另一方面，國際風雲瞬息變幻，中日關係已經吃緊，戰事有一觸即發的可能。

海外僑民當然不可能知道這些內幕。北洋艦隊「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六艦寄碇新加坡，宣慰僑民，華族社會依然盛情款待，連日酧酢甚勞。此次北洋艦隊訪問新加坡，有一個大的歷史背景。1893年，法國侵犯暹羅（泰國），英、德等國紛紛派戰艦前往保護本國商民。清朝出使英法義比四國大臣薛福成、駐新加坡總領事黃遵憲亦電請李鴻章，要求派 「兵船赴暹海口，隨同英德兵船進止」，以「慰輿情，尊國體」。但因有華商助暹，李鴻章擔憂引起與法國的糾紛，舉棋未定。然而，暹羅華商仍希望北洋艦隊能前往，遂公舉代表到新加坡請求總領事黃遵憲代為轉達[56]。

1893年8月25日，李鴻章去電丁汝昌：「據新加坡黃總領事禀，坡商盼望兵船前往遊歷，鼓舞人心。今冬南下，似可帶數船往新加坡巡歷一次，有領事照應亦便」[ 57]。

此時，原駐新領事左秉隆經已離任，接任新加坡總領事的是黃遵憲（1848-1905，字公度），即李鴻章電報中的「黃總領事」也[58]。當北洋艦隊於1894年3月3日下午二點餘鐘抵達時，「座駕定远战船即陞炮廿一門與本坡國家緻禮，陞旗山亦即鳴炮答敬」。恰好此時英國巡駐東方戰艦亦在港中駐紮，北洋軍艦「靖遠」號又陞炮十二門與英戰船示禮，「英座駕亦陞炮答敬」[59]。

「迨至六點餘鐘之際，中國駐叻總領事府黃公度觀察（黃遵憲）偕同那華祝太守、何惠荃廣文諸公乘輿至。於碼頭舍車而舟，欲到戰船謁見。奈觀察近來政躬時形弗豫，以至體殊虛憊。是日海風極厲，浪湧如山，故開行未遠，觀察以難勝浪不禁暈倒舟中。時那太守等諸君見此情形，諒觀察即到戰船亦必難於行禮，不得已將船仍駛回碼頭，扶觀察登岸陞輿而返」

「翌日早八點鐘時，觀察再偕那何兩君復到定遠座船謁見。至下午二點鐘之際，軍門登岸即至總領事府署答拜，旋往……東陵振裕園中駐節。聞軍門此來不欲重煩賤地紳商應酹，以省煩費，故是夕粵商萬春園，醉花林等眾設筵相請，均以足疾辭……」

上述引文，摘錄自1894年3月6日《叻報》新聞「中國戰船抵叻」的報導。報導中清楚記錄了北洋艦隊抵達時的情景。當時黃遵憲總領事原本計劃親登戰艦迎迓，無奈身體欠佳，不勝舟車勞累，還暈了船，乃延至次日上午八時才到「定遠座船謁見（丁汝昌） 」。抵達是晚，新加坡粵商本來要在萬春園，醉花林設筵相請，丁汝昌由於不想給當地紳商破費，「均以足疾辭」，沒有前去赴宴，因此還得到《叻報》的讚許：「儉德清風若軍門者，洵不愧為國家柱石矣」！[60]

與第二次來訪時一樣，丁汝昌此行依舊在「東陵振裕園中駐節」。振裕園（Mandalay Villa）乃李清淵別墅，遺址在今天的基里尼路（Killiney Road），故居已不復存在[61]。旅新期間，丁汝昌拜會的社會名流尚有「安和號」東主吳壽珍，「資政弟「主人陳宜敏，「大夫弟」的佘蔚園及「豐興號」等，同時亦至「佘氏園」參觀[62]。

1894年3月8日晚，曾錦文在平安閣招待各艦管帶，為同學們洗塵。3月9日「寓叻閩粵紳商」在同濟醫院公宴丁汝昌和各艦帶及麾下將官，濟濟一堂，盛況熱烈[63]。嗣後（3月28日）「靖遠」管帶葉祖珪還為曾錦文翻譯的《三國志》題寫書跋[64]。當日宴請結束後，北洋艦隊即轉赴馬六甲、檳榔嶼各地巡遊。至於暹羅，因其時與法國的糾葛尚未清結，未便成行。北洋艦隊訪問新加坡後，其他南洋各地華僑，也在熱烈地期待著清政府派艦到其居留地訪問[65]。

1894年3月9日， 寓叻閩粵紳商在同濟醫院公宴來訪的北洋艦隊將官。

1894 年4月4日（星期五），丁汝昌率艦隊自新加坡北歸，這是歷次訪新時間最長的一次，前後約一個月。4月27日北洋艦隊抵達大沽。5月17日至27日艦隊接受李鴻章的檢閱。1894年9月17日（光緒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星期一），在艦隊離開新加坡的六個月後，中日雙方在大東溝發生海戰，鄧世昌、林永昇等陣亡。直至1895年 2月12日（光緒廿一年正月十八日，星期二）劉步蟾、丁汝昌等相繼自殺殉國，北洋艦隊全軍覆沒！

為求一目了然，茲將三次訪問新加坡的北洋艦隊將領姓名，職位軍銜及甲午海戰後諸將領的命運，列表說明如下：

附表： 甲午海戰後訪新北洋艦隊諸將領的命運

軍銜職位　將領姓名　海戰下場

海軍提督　丁汝昌　自盡

右翼總兵「定遠」號管帶　劉步蟾　自盡

左翼總兵「鎮遠」號管帶　林泰曾　自盡

中副將「致遠」號管帶　鄧世昌軍　戰死

中軍右副將「靖遠」號管帶　葉祖珪　革職

中軍左副將「濟遠」號管帶　方伯謙　處死

左翼左營副將「經遠」號管帶　林永昇　戰死

右翼左營副將「來遠」號管帶　邱寶仁　革職

資料來源：

1. 「中國戰船抵叻情形續錄」，《叻報》新聞，1890年4月7日

2. 陳育崧，〈甲午前夕北洋水師訪問新加坡記〉，《天馬雜誌》，第2 期（新加坡：天馬雜誌社，1966年8月15日），頁8-10

3. 「北洋水師」，〈漢語iCIBA網〉（http：//hanyu.iciba.com /wiki/32589.shtml）

 從上表可知，當年參與訪問新加坡的北洋艦隊將領，幾乎都在甲午海戰中殉國了！這支寄託了中華大地億萬人民期望，與千百萬海外僑民驕傲的北洋海軍，自1888年12月成軍至1895年2月，僅僅6年的時間便煙消雲散了！難道這樣龐大的艦隊，而且經過國家多年的辛勤經營，就這麼如此不堪一擊？

        

甲午海戰前夕，北洋艦隊最後一次訪問新加坡。當地首家華文日報《叻報》於1894年3月10日（星期六）發表文章〈寓叻閩粵紳商公醼丁禹廷尚書曁諸戰船管駕及麾下諸將官紀事〉。六個月後，中日啟釁，北洋艦隊便全軍覆沒了！

六 如何解讀北洋艦隊三次訪新

綜觀三次訪問，除第一次的時間是在年底外（1887年11月），其馀二次都在年初（1890年4月& 1894年3月）。這是甚麼原因呢？根據《北洋海軍章程》規定，北洋艦隊每年夏季北巡，冬季南巡避凍，沿途熟悉風濤沙線、行船駕駛。按此規定，正式南巡時間必須選在年初的3、4月份進行。1887年11月艦隊從歐洲接船回國，行駛緩慢，乃因「拖有魚雷船一艘，所以加意詳慎，誠恐中途或有他虞」[66]。此行途經新加坡，稍作停留，不能視為正式訪問。因此《叻報》在報導1890年4月的第二次訪問時說：「此次諸船抵叻是為第一次之盛焉」[67]；《星報》亦云：「中國之戰船南來者，此為第一次」，[68] 兩家報紙都不約而同地忽略了1887年11月的到訪，原因即此。

根據記載，北洋艦隊訪新的軍艦，除第一次四艘外，其他兩次都有六艘之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兩次的訪問，北洋艦隊「定遠」、「鎮遠」兩艘旗艦都全部出動， 而且停留時間一次比一次長[69]。第一次停留一星期（1887年11月10日–17日）；第二次停留12天（1890年4月3日–15日）；第三次停留一個月（1894年3月3日– 4月4日），其間亦轉赴呂宋、馬六甲、檳榔嶼各地。由此可見此時清朝政府對海外僑民的政策，已由早期的擯棄轉變為爭取，尤其重視南洋群島一帶的僑民[70]。提升新加坡領事館的地位，就是北洋艦隊訪問的結果。

從歷次訪問新華社會盛情款待的情況看，說明了殖民時代的華族社會與中國社會一衣帶水的關係[71]。海外華族人口雖然龐大，但卻無本土意識。他們所祈望的是有一個強大的祖國作為後盾，以提高他們在海外的地位。因此在心理上遂有效忠國家領導層的傾向[72]。誰能把中國帶強，便向誰效忠。

巨艦列隊而來的北洋艦隊，其懾人的威容與事實上所持有的遠洋航海能力，激發了海外僑民的「內向之心」，加強了華族社會的凝聚力與自豪感。因此，每次北洋艦隊耒訪時，「會賢社」與「圖南社」都會在《叻報》刊登與艦隊訪問有關的「當月徵文課題」。然而，當甲午戰爭失敗，這個大清王朝終於失去人民的信任，再過十多年就被革命推翻了。從此，海外僑民也就轉向支持國民政府！[73]

甲午海戰爆發後，《叻報》並沒有即刻報導。直至1894年9月24日，在大東溝海戰發生後的一星期，我們才在《叻報》上看到一則「首報海戰：中日海軍交戰電音」的新聞說：「兩國海軍已在高麗海中開戰」。新聞報導不及時，或許由於當年通訊不甚快捷之故。

次日（1894年9月25日） 在「中日戰電匯登」新聞中，報導海戰的消息是：「中國沉覆之戰船係：揚威，致遠，超勇，經遠四艘……而致遠沉沒之役，船中無一人得慶生」。這則報導特別提到北洋軍艦「致遠」號的沉沒，無一人生還[74]。當日的社評〈慮患篇〉 開始擔心：「中國……十餘年訓練之海軍，未嚐一出而呈其效，坐使徒徒麋鉅帑，亦洙可惜……此時水師之人材，是否皆堪勝任，亦在不可知之……」，《叻報》對北洋艦隊的作戰能力，產生了懷疑！如果對照較早前有關北洋艦隊的表揚文字，這樣的評語，顯然十分嚴厲！

初戰不利，四艦沉沒，但尚不致言敗。北洋艦隊實力並沒有受到重創，只是稍處劣勢而已。使日本海軍忐忑不安的「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還在[75]。然而往後歷史的發展，「避戰保船」的政策，加速了北洋艦隊的覆滅[76]。

在劉步蟾、丁汝昌相繼自殺後（1895年2月12日），北洋艦隊可謂大勢己去[77]。 1895年2月17日（星期日），日​​本艦隊進入威海衛，北洋艦隊將所剩軍艦及所有軍需物資，悉數交給日本，北洋艦隊全軍覆沒[78]。

《叻報》對此又有怎樣的反應呢？在劉步蟾、丁汝昌自殺的次日，一篇題為〈論華軍致敗之由〉的社評在1895年2月13日（星期三） 的《叻報》發表，但未提及他們自殺消息。延至2月21日（星期四），《叻報》的「中日電音」才刊出「中國海軍提督丁禹廷軍門及劉公島統領大員現均為自裁」的報導。

從1895年2月 20日至25日一連五天，《叻報》發表了罕見的長篇社評：〈和倭統策〉；〈續和倭統策〉；〈再續和倭統策〉；〈三續和倭統策〉及〈四續和倭統策〉。這篇長文，基本上代表了《叻報》對甲午戰爭的看法。其中心思想在於「中國非不能戰之國也，而今日則受敗於日人者，蓋六誤成之也……凡此六誤，成茲不勝。然則非日人能勝中國，中國自不求勝耳」。文章進一步闡述了何謂「六誤」：「一誤於中國積習，猥鄙苟偷；二誤於國家立法，重文輕武；三誤於老成謀國，守備不裕；四誤於統帥將領，避敵畏死；五誤於軍卒兵士，訓練不精；六誤於船械槍砲，缺憾尚多」[79]。同年2月26日（星期二）〈急救中國之病論〉的社評，已開始對清朝政府頗有微詞了：「嗚呼惜哉……何京師袞袞諸公，不知古今之時局大不相同也！」

《叻報》創辦人薛有禮此刻的心情如何，不得而知。但在10年前，也就是1884年的中法馬江之役，他的弟弟薛有福就是在此戰役中犧牲的。根據《東山薛氏家譜》 所載：「（薛有福）於同治十三年（1874）在上海應出洋留學考試，名列優等，賞官費留美，進波時頓大書院學習工藝。光緒七年（1881）奉調回華，入福州船政衙門學習水師。八年派赴「揚武」輪船學習，十年七月初三日傍午法人寇福垣馬江，見危授命，盡忠殉難，沒於王事，僅廿三歲」[80]。

此次甲午海戰，結果比馬江之役的失敗還慘，北洋艦隊全軍覆沒，船政學堂畢業的學生為國捐軀的有十幾位海軍將領。1895年4月17日（光緒廿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三）《馬關條約》（Treaty of Shimonoseki）的簽署標誌著甲午戰爭的結束[81]。清朝代表為李鴻章和李經芳，日方代表為伊藤博文（Ito Hirobumi 1840-1909）和陸奧宗光（Mutsu Munemitsu 1843-1897）。這是中國近代史的國恥篇：接下來就是一連串的屈辱，割地賠款，加速了中國進入半殖民化的歷程。正如梁啟超所說的：「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之後始也」！

七 甲午海戰的歷史反思

中國文化向來缺乏反思的傳統。在一些需要反思的時候，往往搪塞而過。一百多年來，中國學界有關甲午海戰的失敗，至今仍是熱點話題。學者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意見很不一致，有的說朝廷腐敗，有的說軍紀不嚴，有的說炮火不佳，有的還集中在事件、人物本身的探討，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然而，歷史的真實情況又是怎樣呢？

近年來，有關甲午海戰資料， 尤其是英文、日文方面的資料，還有一些戰爭細節（如戰報等）不斷被發掘，使我們對海戰場景更加清晰。這些歷史細節的浮現，至為重要，它有助於學者們更科學地分析戰爭失利的因素。[82]

其實，任何一場戰爭失敗的原因當然是複雜的，單一的因素不足以解說其間的成敗因果關係，甲午海戰正是如此，它是由幾個不同單一因素組成的複雜原因。然而在其複雜原因當中，必然有些主導因素。這裡根據各派學者的研究，試圖從文獻資料中窺視其蛛絲馬跡，從而對甲午海戰失敗的原因做綜合比較分析，總結歸納為：管理理念，設備維修，及實戰經驗三個重點來探討此問題。當然，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又是互為因果，彼此關連的！

洋務派是十九世紀最後四十年裡最有實力的政治團體，在晚清近代化的過程中，在洋務派分子裡，集中了當時最有智慧的人物，其執行者當然是李鴻章，但如果沒有慈禧太后及醇親王的幕後支持，也很難成事。

我們可以說，甲午戰爭時期的北洋海軍無論從主力艦的排水量、速度、長度及武器裝備等方面看都是不錯的，甚至可以說是強大的。不幸的是，洋務派犯了歷史上任何改革者所犯的錯誤，在一段時期的雷歷風行後就開始鬆懈下來。

反思之一：管理理念（management　mentality）

瑯威理對北洋海軍的貢獻不容忽視。這位英國籍的軍官有豐富的海軍經驗，他是在中英兩國海軍合作的協議下，於1882年秋天來華負責北洋海軍的組織、操演、教育和訓練。頭銜是副提督銜北洋海軍總查（他在英國的軍銜是中校）。在瑯威理治軍期間，管理非常嚴格，完全按照英國海軍的條令訓練，為海軍官佐所敬憚 [83]。

由於丁汝昌不熟悉海軍事務，艦隊訓練多由瑯威理主持。他日夜操演，官兵請假離船甚難。在他的作風影響下，無人敢出差錯。軍中流傳著「不怕丁軍門，就怕瑯副將」的說法。在其任內，北洋海軍的訓練水平達到了顛峰[84]。

然而後來由於內部意見不同，說洋人不懂中國國情，矛盾愈積愈深，最終由於一件意外的糾紛，導致了瑯威理於1890年6月憤而離職[85]，終止了中英兩國海軍這一合作，英國拒絕再派軍官訓練北洋海軍，也拒絕中國留學生再赴英國學習。瑯威理走後，北洋海軍由丁汝昌接管，軍紀乃由嚴轉弛。

中國自古以來就不是一個法制國度，沒有一套總的管理理念，統治管理靠的是領袖的人格魅力，治軍更是如此。精良的軍隊靠的是將領的才能風格，一些部隊甚至冠以領導將軍的名字，使敵人聞風喪膽，如楊家將、岳家軍、戚家軍等。即使到了近代黃興領導的武裝起義，還高舉「黃興到」的旗幟。解放戰爭時期的「劉鄧大軍」都是明顯的例子。

中華民族這種人性化的管理（講情面，講法外情），在丁汝昌接管北洋海軍後也就體現出來。因為是中國人管中國人，軍官副將都是老鄉親戚朋友。這樣一個人性化管理體現在北洋艦隊上，使北洋海軍染襲了過去中國軍隊那一套裙帶關係，所謂「上陣要靠父子兵，打仗還需親兄弟」， 多數管帶（艦長） 讓自已的親戚、朋友擔任其艦船的文案、支應委員官（會計）等職位， 培養自已的私黨[86]。北洋艦隊在人事管理方面旣存在許多弊端，士兵的日常生活中惡習也不少。玩忽職守​​，演習是做戲。平時在操練活動中極不活躍，個個士氣低下，紀律鬆散。這支由西方新式裝備包裹著的艦隊，骨子裡仍是一支傳統的家族式封建軍隊，整個體係還是舊的。[87]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是騎兵將領，對海軍，尤其是按照西方近代化標準建設起來的北洋海軍的管理，不甚精通。他上任後，雖然極力學習海戰知識，但亦有限。丁汝昌在煙台、威海置有房產，出租以贏利，還在家裡蓄養歌妓，生活驕奢淫逸，甚至發展到了和部下方伯謙「共溺一妓」的程度。[88]

在這樣的領導風氣下，北洋海軍在趕走了精明能幹的英國顧問瑯威理後，艦隊的訓練水平也隨後落入低谷，迅速走向墮落之路。「濟遠」艦管帶方伯謙也在威海購置多處房產，他的兩個太太忙於做生意。一些下級軍官竟相仿效，中飽私囊。本來按規定，海軍將士不得離艦上岸夜宿，但在這種上行下效影響下，有一半的人不在崗位。水兵們仍然脫離不了嫖娼、吸食鴉片與鬥毆的惡習，以至於由於北洋艦隊的駐節，導致了煙台、威海等地娼妓業的空前發展 [89]。

不僅如此，更令人驚訝的是：一些北洋官兵竟然以軍艦載客，利用軍艦豁免權，從朝鮮向國內走私「高麗參」賺錢。艦隊平常訓練亦敷衍了事，每逢軍事演習，輒預先設定標靶，從而制造「百發百中」的效果，以便向上級邀功[90]。士氣渙散至如此地步，一旦中日啟畔，北洋海軍怎能與朝氣蓬勃的日本海軍相抗衡？

北洋海軍管理混亂，紀律鬆懈，從1886年在日本發生的「長崎事件」及1891年的「主砲晾衣」這兩件事情上，很能說明問題。

1886 年8月10日，丁汝昌率領北洋海軍「定遠」、「鎮遠」、「濟遠」和「威遠」等四艘軍艦抵達長崎港[91]。8月13日，北洋水兵上岸，前往長崎一家妓館尋樂，不知何故與日本警察發生衝突，結果一名日本警察被北洋水兵刺重傷。兩天後（8月15日）艦隊放假，又有數百北洋水兵上岸觀光，遭到早有準備的日本警察的襲擊，長崎的市民也加入圍攻北洋水兵，結果北洋水兵當場被打死5名，重傷6名，輕傷38 名，失踪5名。而日本警察也有1名被打死，傷30名，一些市民也受了傷。北洋水兵回到軍艦上後，將砲口對準長崎，引起日本全國上下的恐懼。

此事結果由國際法庭判決，在重砲威逼下，日本向中國賠款道歉，這就是著名的「長崎事件」（日本文獻記為「清國水兵暴行」事件）[92]。「長崎事件」激發了日本舉國，上至天皇，下至民眾對北洋海軍產生反感和抗拒的心理，甚至激發其對大清的敵愾心。從此「一定要打勝『定遠』」，成為日本海軍的流行語，甚至連小學兒童遊戲，也把孩子分為兩組，一組扮成中國艦隊，另一組扮成日本艦隊，進行捕捉「定遠」、「鎮遠」的戰鬥遊戲。[93]

因嫖妓而引起衝突，雖是小事，但也反映了北洋海軍軍紀鬆散，士兵驕橫。李鴻章本人也不得不承認，「爭殺肇自妓樓，約束之疏，萬無可辭」[94]。把「定遠」、「鎮遠」送到日本修理，本來就含有威懾的意圖，卻沒想到竟發生「長崎事件」，從而刺激了日本人的民族心理。

「長崎事件」發生五年後，1891年6月26日，循日本政府之邀請，北洋海軍「定遠」、「鎮遠」、「致遠」、「靖​​遠」、「經遠」、「來遠」六艦再度訪日。這次停放的地點是橫須賀軍港（Yokosuka Naval Base）。1891年7月8日《東京朝日新聞》以「清國水兵現象」為題，報導了觀感：「登上軍艦，首先令人注目的是艦上的情景。以前來的時候，甲板上放著關羽的像，亂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難聞之極。甲板上散亂著吃剩的食物，水兵語言不整，不絕於耳。而今，不整齊的現像已蕩然全無；關羽的像已撤去，燒香的味道也無影無踪，軍紀大為改觀。水兵的體格也一望而知其強壯武勇。惟有服裝仍保留著支那的風格，稍稍有點異樣之感。軍官依然穿著綢緞的支那服裝，只是袖口像洋人一樣飾有金色條紋。褲子不見褲縫，褲襠處露出縫線，看上去不見精神。尤其水兵的服裝，穿著淺藍色的斜紋布裝，幾乎無異於普通的支那人。只是在草帽和上衣上縫有艦名，才看出他是一個水兵。」日本記者的觀察只停留在表面，然而有經驗的日本軍官卻看到了北洋艦隊的缺陷。[95]

當時日本海軍軍官東鄉平八郎（Togo Heihachiro 1848-1934） 也是從英國學習海軍回來的，他與北洋海軍將領劉步蟾有同學之誼。當他視察「濟遠」時，看到艦上各處殊不清潔，砲管裡沒有擦乾淨，一摸就是一把灰，甚至主砲上像洗衣坊一樣，還晾曬著水兵的衣褲[ 96]。他認為主砲是軍艦的靈魂，對於軍艦靈魂如此褻瀆，而來往的軍官們卻熟視無睹，說明北洋艦隊在軍械保養以及軍紀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問題。可見這是一支沒有紀律的軍隊，是很容易可以被擊滅的。

有些學者認為「主砲晾衣」說未必可信，因為軍艦主砲懸空，不易晾衣[97]。但筆者認為，晾衣的地點在何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有這回事？筆者在中國工作多年，時常發現這樣的現象：中國人求知慾強，有很好的學習精神。開始向西方學習時，可以不惜重本，在硬件上狠下功夫。但又因民族的自尊，學習差不多就可以了，因此在軟件的後繼培訓上往往跟不上。

北洋海軍雖號稱「亞洲第一艦隊」，擁有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其威力類似今日 核動力航空母艦。但疏於管理，尤其缺乏對中下級海軍將士質素的後繼培訓，造成上述《東京朝日新聞》所報導的「清國水兵現象」是完全有可能的。就如一些星級賓館，雖硬件設備一流，但服務態度其差的道理一樣。目前停放在威海，於2005年4月以一比一複制，供遊客參觀的「定遠」艦[98]，才幾年時間就有維修管理不到之處。將今論古，正也說明了疏於軟件培訓及設備維修的管理理念，至今猶然。《東京朝日新聞》所報導的實有其可信度。

或許出於不願「崇洋媚外」的民族自尊，北洋海軍原有的英國顧問瑯威理被排擠。反觀曾作為日本海軍顧問的英格斯上校（Colonel Ingalls），日本海軍可說是由這位來自英國的海軍顧問一手訓練起來的。英格斯回憶說，他在日本服役時，日本政府曾封以貴族銜，使他能有足夠的權力和地位與日本高級將領接觸。當日本認為有理由獨立行走時，英國人便體面地告退。

日本「堅持走著他們在英國的指導下踏上的道路，他們不僅使艦隊保持著英格斯離​​開時的面貌，而且還更趨完善」[99]。這兩位同是來自英國的顧問，分別在中日兩國的海軍中服務，他們個人不同的際遇，是否已為日後甲午海戰兩國的勝負，埋下伏筆？

反思之二 ： 設備維修 （maintenance concept）

前文述及，北洋海軍成軍之際，為了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朝廷每年撥款200萬兩白銀作為經費，還從國外購置軍艦，比如「定遠」艦就是向德國伏爾鏗造船廠（Aktien-Gesellschaft Vulcan Stettin）訂購的，排水量7335噸，主砲口徑305毫米，在硬件上，「定遠」可說是「亞洲第一艦」[100]。設備維修對這樣一支近代化的艦隊至關重要。設備維修不僅是對原有軍艦設備部件（components）的維護檢修，包括例常維修（routine maintenance），週期性維修（cyclical maintenance）與預防性維修（preventive maintenance），更涵括了對軍艦設備的更新（renewal of facilities），甚至添購新的軍艦，以保持與時並進的軍備設施，提高艦隊的戰鬥力。

然而，北洋海軍長期缺乏維修，更準確地說是沒有維修的概念（maintenance concept）， 有些洋顧問因此辭職。根據英文報章《字林西報》 （North China Daily） 1894年10月18日的報導，「濟遠」艦的「管機西人」，即德國人哈富門（Gustaff Hermann Hoffmann） 因為「濟遠」艦的損毀被馬虎地維修，他不願意再跟隨如此境況的「濟遠」艦，所以「跟濟遠艦結束了關係」，離開了服務約7年的北洋海軍。[101]

尤有進者，北洋海軍原有每年200萬兩白銀的撥款，清政府從來就沒給足過。實際上，北洋海軍每年能夠收到的只有100萬兩上下，但其每年需要的開銷約為177萬餘兩，根本無力支付[102]。頤和園工程用去海防經費約為庫平銀860萬兩，另外三海工程（即慈禧歸政後頤養之地南海、中海、北海）用去海軍經費也有庫平銀440萬兩，兩項合計達1300萬兩。當時，北洋海軍的主力是購自英、德的7艘戰艦，共花銀778萬兩。如果能將園工用款用於購置新艦的話，那麼，差不多可以再增添兩支原有規模的北洋艦隊[103]。從1888年成軍到1894年甲午海戰爆發，北洋海軍竟然一艘軍艦都沒有購買。因軍費不足而使艦隊設備近代化的程度，落後於日本近7年。[104]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早已決定從1883年起，將釀造業，煙酒業稅收2400萬日元作為海陸軍軍費，連續8年建造軍艦。明治天皇更發布詔勅，甚至節省宮中費用， 撥內帑以為造艦經費，要不惜一切代價建設一支強大的海軍[105]。正是在這樣的動力下，日本國民紛紛捐款捐物，完成了海軍擴展計劃，其中包括專為對付北洋海軍「定遠」、「鎮遠」鐵甲艦而購買的「吉野」（Yoshino） 與「浪速」（Naniwa） 這兩艘當時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艦。在往後的海戰中，這兩艘巡洋艦成了北洋海軍的尅星[106]。到了甲午戰爭之前，日本的海軍急速擴大，其快射砲以及船艦的行駛速度均超過了北洋海軍。

相比之下，在中日海軍競賽的關鍵時期，北洋海軍的建設卻鬆懈下來[107]。由於北洋海軍看起來己成軍，用李鴻章的話說：「就渤海門戶而言，已有深固不搖之勢」（即以渤海灣為重點的防禦體係已初步形成）[108 ]，並沒有意識到海軍是一個需要連續投入、不斷更新的軍種； 加之慈禧太后的60大壽慶典、光緒皇帝大婚典禮、黃河河工等巨額開支，清政府的財政異常拮据。1891年，戶部更決定暫停南北洋艦隊購買外洋槍砲、船隻、機器兩年。這一決策，使清國海軍的發展停頓了下來，也使日本海軍後來居上。

北洋海軍軍費是否充裕？頤和園工程是否挪用海軍軍費？至今仍為學術界討論熱點。不過，從當時艦隊內部的腐敗程度和管理機制的層面看，北洋海軍即使軍費充裕，再多添購幾艘鐵甲艦，是不是就可以打敗日本的聯合艦隊？筆者認為答案未必是肯定的。經費不足，沒有添購新的軍艦，這些因素大大地減低了北洋艦隊的戰鬥力。甲午戰爭前夕，鐵甲艦「定遠」、「鎮遠」和巡洋艦「濟遠」服役都將近10年，巡洋艦「經遠」、「來遠」、「致遠」、「靖遠」將近7年。長時間高強度的使用，對軍艦的鍋爐係統產生極大的損壞，使軍艦的速度變慢。丁汝昌曾向李鴻章多次申請大修，更換鍋爐，李鴻章也多次向清政府申請，均無下文。

戰艦長期缺乏維修，一旦戰爭爆發，船身容易震裂。譬如「揚威」、「超勇」兩艘 巡洋艦是1880年下海的陳舊軍艦，艦齡已達14年，老蝕不堪，速度遲緩，一開砲就震得炮上的鐵鏽紛紛落地。黃海海戰中，日艦四艘快速巡洋艦集中火力攻擊，「揚威」、「超勇」先後中彈起火後沉沒[109]。這就是平時不保養、不檢修所造成的後果。

反思之三： 實戰經驗（practical experience）

接下來要談的是實戰經驗。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陸軍大國，陸戰經驗豐富，但缺乏海戰經驗。在歷史上，陸戰罄竹難書，海戰則屈指可數（如赤壁之戰，鄱陽湖大戰等）。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係陸軍出身，他與李鴻章同鄉，都是安徽合肥人。丁汝昌曾投身太平天囯，早年可能是長江水師（附屬劉銘傳的銘軍）的軍官。其後水師改為馬隊，丁汝昌又成為騎兵將領。因此，丁汝昌是以騎兵將領稱著，但他的水上經歷，在淮軍將領中卻極為罕見，所以被委為海軍提督[110]，職務類似今天的海軍司令[111]。北洋海軍由騎兵將領統領，有些歷史學者因此責怪李鴻章用人不當，李鴻章當然不能迴避這個責任。但丁汝昌在甲午海戰到底有甚麼影響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及其上級領導的戰略思想與理念。

上文所述，丁汝昌接管北洋海軍時已年逾不惑（時年52），沒有近代科學的基礎，更不懂英文。試想：一個騎兵將領，帶領一支西式軍備包裝且滿腦子封建思想的中世紀軍隊，可以打贏19世紀的海戰嗎？[112]我們只要比較一下當年北洋海軍與日本海軍所留下的歷史照片，就不難發現日本海軍不論從士兵的軍服、儀態、氣勢等方面，更給人予深刻印象。

李鴻章把這支近代化海軍艦隊的命運寄託在一位騎兵將領的手裡，一旦戰爭失利，「一死以報君恩」，其悲劇結果，實非意外。雖說「在海軍創建初期，出現以外行統領海軍的情況即斷言為失誤，未免有失公允」[113]，然而當年中日關係已吃緊，國際風雲瞬息變幻，戰事一觸即發。更何況日本早有準備，北洋海軍面對的是一支訓練有素，覬覦中國己久的精良艦隊！

李鴻章雖然是推行洋務運動的北洋大臣，但對海戰具體觀念的理解，非常有限。李鴻章的基本主張是「陸戰為主，海戰為輔」，深通洋務的他也沒有意識到19世紀已經是海洋的時代[114]，海軍戰略早已上升到國家戰略的高度，顯然他缺乏通過艦隊決戰的方式，爭奪制海權的作戰思想。

就是這種思想，構成了「避戰保船」的政策，朝廷在戰爭與和平之間游離搖擺，沒有做好戰爭的具體籌備。另一方面，日本早己有隨時作戰的決定。在明治天皇的《日清兩國宣戰之詔》中鼓勵部下「賴汝有眾之忠實勇武，而期速克平和於永遠，以全帝國之光」，詔書顯得霸氣十足；而此時光緒皇帝的宣戰《上諭》卻說： 「變詐情形，殊非意料所及」，暴露了清政府直到戰爭開始，仍然沒有做好準備的窘態，很不情願地匆匆上了戰場[115]。晚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羅伯特．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 也說：「對於戰爭毫無準備，實在令人可驚！」[116]。

北洋海軍沒有實戰經驗，李鴻章也承認，他說：「各船管帶由學堂出身者，於西國船學操法固已略知門徑，而戰陣實際槪未閱歷，必得久經大敵者相與探討砥礪，以期日起有功，緩急可恃」。[117]

中國留學生沒有實戰經驗，當時的日本也沒有實戰經驗。然而日本畢竟是島國，有淵源流長與海洋為伍的歷史背景。明朝中葉以來，日本就能跨海作戰。遠赴中國東南沿海騷撓的倭患，讀史者早已耳熟能詳[118]。而明朝卻是實施海禁，「片板不許入海」[119]，中國內陸文化一旦與朝氣蓬勃的海洋文明相碰撞，其結果可想而知。

八 中日海軍的較量

近代中國海軍人才的培養，始於馬尾船政學堂。這是中國第一所海軍學校，1866年在船政大臣沈葆禎（1820-1879）的主持下於福州設立，初建時稱為「求是堂藝局」[120]。差不多與馬尾船政學堂創辦的同時，日本也在廣島縣瀨戶內海南端的江田島設立海軍學校（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al Academy）[121]。所不同的是這兩所學校的訓練方式。

船政學堂分為​​前後兩學堂。前學堂為「制造學堂」，目的是培育船舶制造和設計人才，設有造船專業，優等生被派往法國學習深造[122]。後學堂為「駕駛學堂」，旨在培養海上航行駕駛人員和海軍船長，主要專業為駕駛專業。以後增設了輪機專業[123]，學習優異者選送英國留學。1867年為了培養工程繪圖人才，在前學堂內附設「繪事院」。1868年又在前學堂內增設技工學校（藝圃），培養技術工人。藝圃的藝徒半天上課半天學習，學習期限3年，畢業後擇其優者隨「前學堂」學生赴法國各大船廠實習，其餘分配於船政各廠。

根據當年洋人留下的筆記，船政學堂的學生性格內向；而江田島海軍兵學校的日本學生在學習近代海軍戰術、技術、西式外交禮儀的同時，其日常訓練和管理也特別嚴格甚至殘酷，並且非常注重武士道精神教育，突出忠於天皇和侵略擴張意識。這種教育被稱為「江田島精神」，它是日本海軍的精神支柱。江田島海軍學校為日本海軍培養了大批骨幹人才，通過嚴峻的軍訓，使日本海軍可以在任何惡劣環境下生存[124]。將來中日開戰，結果仍見明曉。

沒有實戰經驗，平時的演習操練又流於形式，於是海戰一旦開啟，就注定了北洋艦隊不可能發揮有效的作戰能力。北洋海軍主力艦最初排列成兩列縱隊，而後以艦隊中的兩艘主力艦「定遠」、「鎮遠」為核心，其他各艦分別往兩翼變陣展開，形成了一個略似人字型的橫隊，並最終以這個陣型與排列成單縱隊的日本聯合艦隊展開激戰。[125]

採取這個陣型與日本聯合艦隊開戰，最關鍵的因素就是航速。北洋艦隊必須趕在日本聯合艦隊的縱隊出現在自已正前方的最佳時刻，及時衝鋒、靠近、通過近距離肉搏一般的撞擊戰，以彌補北洋艦隊在航速、火砲型號等方面的劣勢。

可是北洋艦隊參戰軍艦艦齡老化，鍋爐接近報廢，用的又是劣質燃煤，竭盡全力也無法獲得需要的高航速。如此一來，當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時50分發現日艦的第一游擊隊正以高速度向已方右翼運動，很快就要脫離發起亂戰的最佳目標區時，北洋艦隊旗艦「定遠」乃於6000米的遠距離，首發主砲攻擊正在駛離目標區的日本第一游擊隊，揭開了大東溝海戰的序幕[126].

海戰開始不久，丁汝昌就在飛橋（flying-bridge或稱艦橋）上受傷[127]。由於丁汝昌在戰前沒有明令指定代理指揮人或旗艦[128]，即沒有「作戰指揮鏈」（operational chain of command）的機制，因此當他負傷後，已來不及採取任何補救措施，整個艦隊立即失去統一指揮，各艦怕違抗命令，沒有及時分兵對付日本兩個分隊的戰術，終於被日本擊敗。

軍艦缺乏維修，丁汝昌負傷失去指揮職能，各艦協調不一，整個艦隊處於群龍無首而各自應戰的被動局面； 管理不當，沒有「作戰指揮鏈」的機制，平時把訓練當兒戲，凡此種種，於是又出現了在海戰中令人啼笑不得的場景。

當時日本海軍大臣樺山資紀（Kabayama Sukenori 1837-1922） 乘坐代用巡洋艦「西京丸」（Saikyo Maru） 隨行督戰[129]。1894年9月17日午後2時40分樺山資紀乘坐的「西京丸」被劃出陣外，遭到北洋軍艦「平遠」、「廣丙」及魚雷艇「福龍」號的包圍。

北洋軍艦用猛烈的砲火向「西京丸」轟擊（當時北洋海軍並不知曉此為樺山資紀的座艦，而誤判為日本的運兵船），「西京丸」中彈起火，同時北洋艦隊魚雷艇（雷擊 艦）「​​福龍」號逼近「西京丸」，於400米處連發兩枚魚雷，第一枚偏右，被「西京丸」艦首犁出的浪花改變了方向，未中；第二枚從「西京丸」艦尾3米處 擦過，亦未中；接著「福龍」號又於40米處右轉，用艇尾的旋轉魚雷管射出最後一雷，但魚雷卻從「西京丸」艦底鑽過，由右舷逸出，又未擊中，樺山資紀逃過一刼，絕塵而去[130]。為甚麼連發三枚魚雷，尤其是致命的第三枚魚雷， 在如此近距離亦未能擊中「西京丸」呢？原來是魚雷的設定深度（定深）搞錯了[131]。倘若不是平時訓練流於形式，當不致發生這樣的現象。假設黃海海戰中能擊斃日本海軍大臣，歷史可能改寫。當然歷史是不能假設的。

九 結語

甲午戰爭失敗，使千百萬中國人民椎心泣血。中國學者在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往往喜歡打悲情牌。甲午海戰前的種種缺憾，是為埋下戰後國恥的契因。一旦戰爭爆發，頹敗之勢必不能避免。於是就以鄧世昌等一批愛國將領的鮮血作墊底，挽回民族的尊嚴與顏面，固然悲壯偉大，實屬可悲！讀史者只看到鄧世昌的英勇壯烈，楊用霖的軍人氣概[132]，丁汝昌的無奈，卻掩蓋了此事件背後更值得反思的問題。

甲午海戰失敗後，在接下來半個世紀的悠長歲月中，中國再也沒有能力建立一支與北洋海軍相媲美的艦隊了。這局面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才得以改觀。[133]

不知是否是歷史的巧合，就在北洋海軍成軍120週年之際，2009年4月20日至23日，一場展示各國海軍共同構建「和諧海洋」決心的海上大閱兵，在青島附近的黃海海域展開。這是中國第一次舉辦多國海軍檢閱活動。有來自14個國家的21艘海軍艦艇參加此次盛典。中國海軍於此閱兵式上，展現了自已的海軍實力。[134]

2009年12月7日，中國海軍東海艦隊艦艇「舟山」號導彈護衛艦，在圓滿完成赴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執行護航任務後，應邀抵達新加坡進行為期3天的友好訪問。訪新期間，中新雙方海軍官兵互相參觀艦艇、進行護航經驗交流等一係列活動。這是東海艦隊艦艇首次訪問新加坡。此次訪問，距最後一次北洋艦隊來訪時，歷史又過去了115年！ [135]

原載〈〈南洋學報〉〉，第65卷（新加坡： 南洋學會， 2011年8月）， 頁17-61

注釋：

[1] 有關中國近代海軍之研究，日本學者田中宏巳的〈淸末海軍的消長（一） 、（二） 、（三）〉， 載《防衛大學校紀要》（第63、64、65輯）， 1991年9月、1992年3月、9月一文， 是至今為止， 對甲午戰爭以前清朝的艦隊， 尤其是北洋艦隊的創建過程，作出詳細論述的唯一論文. 該論文打破中國學界認為北洋海軍於1888年成軍的說法，提出1879年自英國購入「龍驤」等四艘砲艇後，北洋海軍就編成了一支艦隊，這一年​​應是成軍之年。之後則為北洋海軍增強其實力的時期. 至1888年， 北洋海軍停止擴建活動，實力達到最強盛。如果兼顧到擁有人才的狀況，則總查瑯威理（Captain William Metcalfe Lang 1843-1906）在職期間，及其所發揮的作用等，1890年是為其頂峰期。—、資料引自馮青， 甲午戰爭前北洋海軍的對日交流與日本的對抗性競爭〉，《北洋海軍成軍12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冊》（中國： 威海，2009年5月），頁152-170。

[2] 張序三，〈海軍是維護海防和海權的核心〉，《北洋海軍成軍12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冊》，頁3。

[3] 北洋艦隊日常出巡任務極為繁重，每年都要執行從北到南，沿中國海岸線巡邏和宣揚主權的行動。其巡防區域最北端到海參威，中經朝鮮、日本各港口，最南端到達南海諸島以及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等地。

[4] 《航海瑣記》共四卷，是作者余思詒於光緒年間受命前往護送北洋艦隊四艘巡洋艦返國，沿途所見所聞的詳細實錄，資料豐富而具體，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重要參考資料。余思詒的生平事蹟鮮為人知，筆者在1887年11月16日《叻報》新聞「戰船再述」中看到有關余思詒的簡介，彌足珍貴，茲錄於後：「查水部（即余思詒，《叻報》作余易齋）係江蘇常州人，家世書香。而君幼誦儒書，即留心大局。三餘之暇兼治扁鵲，青鳥家言；而於易義為尤精。咸豐間因助餉報效事，議敘以主事用。九年銓工部虞衡司主事。而君素饒大志，自束髮受書時，即以天下蒼生為己任。因恥步司馬長卿之後，因請假赴蘇為從戎計。祇以堂有雙親，不欲君之遠涉，因促歸里。由是閉門潛脩 者垂二十年。於讀書事親外毫無所求，既而封翁及太夫人相繼壽終，君遂讀禮家居。服閔後乃重至京師辦理私事。旋經吏部告以銓選到班，君乃赴部銷假供職冬曹。時光緒壬午年也。是時正在法燄披猖之際，君滿腔熱血，即擬奮袂從戎。因恥奔競之風，乃上疏條陳時弊；並上書當道痛陳利害，一時見者莫不知為識時務之豪傑。當時中國各報競將君稿登錄報中，海內之人，無不知君之名者。去歲劉芝田廷尉奉使英俄，知君之才，因奏調出洋用，資臂助現在致遠等船報竣，而中英緬甸之約又己議成，故特委君賚送約章並護送諸船回華繳納也。海忠介謂讀書不務科名，為學須求實用，君其有焉」

[5] 陳育崧，〈甲午前夕北洋水師訪問新加坡記〉，《天馬雜誌》（新加坡： 天馬雜誌社， 1966年8月15日），第2期， 頁8-10。

[6] 孫建軍，〈北洋水師三訪新加坡〉，《威海晚報.劉公島之聲》（2009年4月7日）

[7] 清朝創建與發展海軍，有一個過程。當時的「海防」主要以防禦自南方海上入侵而來的敵人為其目的，所以海軍建設的重​​心也置放於南方，即呈現所謂「重南輕北」的現象。1866年7月，清廷設置福建船政局，開始了創建近代福建、廣東海軍的歷程。1870年代初，中國近代海軍的嚆矢—閩粵海軍得以成軍。1870年中葉以後，在以往的西洋諸列強之中，又增添了日本這個新敵人。為了對付日本這個來自東方海上的新威脅，作為近鄰又是永久之串的緊張感，日本於是成了中國海軍的假想敵，也是建設北洋海軍的推動力。籌建一支強有力的海軍，以對付日本的海上之敵，便成為清政府的當務之急。在這種背景下，清政府遂決定構築擁有北洋、南洋、閩粵三支海軍的防衛體係。作為中國近代海軍代名詞的北洋艦隊的創建，因此得以實現。1880年7月11日，清政府發布《建造鐵甲艦令》。同年底，向德國伏爾鏗造船廠（Aktien-Gesellschaft Vulcan Stettin） 訂造了「定遠」艦（7430噸，1882年下水），1881，1883年又陸續向該公司訂購了「鎮遠」 艦（ 7430噸，1883年下水）、「濟遠」艦（3055噸，1884年下水）。三艦同時於1885年10月12日抵達大沽，被編入北洋海軍。「定遠」、「鎮遠」兩艦乃當時最新式且為亞洲第一巨艦。從此，清朝海軍從沿岸防禦階段，跨入了具備外洋作戰能力的新階段。參閱馮青，〈甲午戰爭前北洋海軍的對日交流與日本的對抗性競爭〉 （同注1）。

[8] 鐵甲艦是當時最先進的軍艦，每艘造價約163萬兩。1888年北洋海軍成軍，清廷亦曾花150多萬兩白銀從英國購置15艘配置先進武器裝備的艦艇。

[9] 所謂北洋海軍經費，指的是根據清政府的劃撥，用於維持北洋海軍以及附設的學校、機器局、修理廠等機構的日常經費。根據筆者在虎門砲台的考察，北洋海軍軍艦多以此處砲台名稱命名（如「威遠」、「鎮遠」、「靖遠」等），或許是用以紀念鴉片戰爭時期中國因海軍衰弱，致使虎門被攻陷的歷史事實。

[10] 洋員是清朝公文中對外國僱員的稱呼，本來並沒有褒貶的意味，但這個詞在傳統的中國近代史中，卻絕對是個帶有貶義的詞語。北洋海軍到底聘請了多少洋員作為艦隊的輪機員、炮術教官及各種實用技術教官等，至今沒有一個確實的統計數字。加拿大籍學者王家儉長期研究北洋海軍洋員，許多北洋海軍洋員資料均出自其手。洋員中如瑯威理，馬吉芬，哈富門等都是名氣比較大的。在大東溝海戰中，也有8名洋員參加海戰。根據《叻報》新聞「中日匯電」（ 1894年9月27日） 報導：「經遠一船則有西籍砲手尼高勞士（一作尼格路士，即英國人Nichols） 經已陣亡」（1894年10月23日，李鴻章向清政府奏請，增發尼格路士三年薪水，支付給其在英國的家人，作為撫卹）； 而「鎮遠」艦的洋幫帶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 1860-1897） 在戰後悲憤自盡，頗有專業精神。參閱：陳悅著，《沉沒的甲午》（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2月第1版），頁187-201；孫建軍，〈參加甲午海戰的洋員都是誰〉，《大連近代史研究》（第5卷），（遼寧：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頁108-114。

[11] 「公醼兵官」報導：「查戰船諸公均深識英文英語，或曾在歐洲肆業……故不惟深識西國文字語言，且於駕駛戎機均無不習之純熟也……」 《叻報》新聞， 1887年11月18日。

[12] 《北洋海軍章程》是以英國海軍規制為藍本而制定的，共14款，目前有多種版本傳世。從《北洋海軍章程》規定中可知，北洋艦隊自提督以下設置了總兵、副將、參將、游擊、都司、守備、千總、把總、經制外委等計315名各級人員。但此時的北洋海軍尚未導入近代的海軍官階制度。章程亦闡述了北洋海軍船制、官制、升擢、事故處理、招考學生、俸餉、卹賞、工需雜費、儀制禮節、鈐制、軍 規、簡閱、武備、國旗、將旗、通語旗、水師後路各局等事項。這是中國第一個海軍條令，規定得很具體，有些規定到今天還有用。比如，海軍艦艇官兵不得到岸上 住宿，只能在艦艇上居住。這些章程在世界上也是先進的。參閱《北洋海軍章程》， 〈中國船政文化網〉 （http：//www.czwh.org.cn/ ） 及馮青：〈甲午戰爭前北洋海軍的對日交流與日本的對抗性競爭〉 （同注1）。

[13] 北洋海軍在世界海軍排行榜上到底名列第幾，至今研究學者還沒搞清楚，有的說是第四，也有說第六，第七或第八的。本文不在此問題上糾纏不清。因為這「世界海軍排行榜」到底依據的是甚麼標準，為何如此不能確定？不過，當年北洋海軍在亞洲乃首屈一指是無疑的。

[14] 「戰船再述「 《叻報》新聞， 1887年11月16日。

[15] 根據《叻報》 新聞「戰船堅利」 （1887年11月15日） 報導，此次「致靖經來四戰船抵叻」，主要是為裝添燃煤：「因購辦煤斤裝載糧食等件，須暫為停泊……聞此四船須在叻暫泊約至十月朔日始行展輪東渡雲」又根據該報次日（11月16日） 新聞「戰船再述」的報導：「現查得（四船管駕官）……至英德兩國驗收諸船駛回華海，而鄧協戎（鄧世昌）兼理營務處，以便督率諸船將弁並管理餉項以專責成；而船中復派有提督銜英國教習龍軍門（瑯威理）同駛回華。蓋緣諸船東歸之際，沿途所過之埠要皆他國屬土，誠恐諸將弁兵丁等人地生疎，於聘辦煤糧等事或形未便，故派龍君同行以便沿途照料一切」，說明了鄧世昌是此次艦隊回華的主要負責人；派遣英國教習瑯威理同行的目的是為方便在「他國屬土」 「聘辦煤糧等事」。

[16] 茲將《航海瑣記》中的精彩描述摘錄於下（引文錄自孫建軍，〈北洋水師三訪新加坡〉，同注6）「二十五日（1887年11月10日），晴……正卿病漸瘥。丑正過馬六甲燈塔……巳初遙見新加坡，單魚貫陣。岸上觀者如蟻，土人則舉手揚巾，華人則額手稱慶。未刻停輪下椗。新嘉坡距岸約三海裡，偕四管駕同拜領事左子興太守名秉隆。晚，隨員左樹南請福如居便酌。亥刻回船。」「二十六日（1887年11月11日），晴……早督船令各船曬晾衣服。午後偕四管駕拜英國總督。回至領事府閒談，偕來遠船管駕邱彪臣，在廣東館小酌。亥刻回船，知瑯總理接丁軍門電：奉北洋大臣李諭，新船至廈門與北洋水師同陣過凍等因。」「二十七日（1887年11月12日），晴……早英國總督來答拜。午後登岸，繞市遊一周，至吳丕球所開藥店內少坐，偕薛駿卿、都雅村及靖遠船中學生洪桐書、溫朝義同在廣東館晚飯。洪、溫兩生亦 天津學堂高材生也。亥刻回船。是晚，英國總督請瑯總理及四管駕飯。」「二十八日（1887年11月13日），晴……早四管駕至巫來由國蘇丹府午飯，因昨日在英署同席面訂也。左領事請晚酌，遂與瑯總理、四管駕往。同席巫來由國蘇丹、中國董事陳金鐘、黃江永及各國領事皆絡繹而至，英國總督辭未來。」「二十九日（1887年11月14日），晴……午後登岸，乘鐵道火輪街車至新聞館，晤葉君季允，館中之主筆也……是晚，四船管駕公請於廣東館，同坐左 領事竹林。亥刻回船。昨鄧參戎赴巫來由國蘇丹府宴，蘇丹贈以巫來由國地圖一幀，水陸地名皆詳。亟按度抄錄之。」「十月初一日（1887年11月15日） 甲申，早晴晚雨……午後登岸，在領事府閒談。近晚，偕四船諸君赴山芭樹林園星坡眾商董公宴。亥刻散，至碼頭，將喚渡回船，而船主鄧正卿及方竹舫、解秀珊皆至。…未幾，雲高雨至……及返而衣履濕透矣。樹林園者，坡之山芭地方，閩商遊燕之所也。一路樹木蔭翳及園四維，花木中建洋式房屋一，分內外堂。是日，外堂張各種旗，中懸龍旗，左右列座皆華式。左設櫃如西式，中西茶酒果餌皆備；正面扎高台，結彩懸燈，有廣東女優演戲，台下陳西樂數十名，夾道皆懸燈……是日，同座者巫來由國蘇丹、中國領事、中國提督 銜總理接船事宜瑯威理及四船管駕、大副、二副、正副管輪及學生、文案、司事、醫官、洋大副二副、洋管輪、洋翻譯咸集，而主人則閩幫董事二品銜候選道陳君金鐘為首也。是日，紅頂緞鞋、服行裝、操官音酬應賓官，為新嘉坡不數覯之盛會焉。」「初二日（1887年11月16日），晴，晚小雨……早僱升火土人八名，分派各船，病故升火、水手甚多，故也。惟致遠獨無之。晚廣東商人羅奇生獨四船 管駕夜宴，同席左領事竹林。　　兵船例不准人窺探。四船抵新嘉坡，眾商籲領事請船仰瞻新式，爰與瑯總理、各船管駕商準，由領事給牌登船遊覽。於是，有人棹片舟往來各船間，日中至昃，紛紜不息者五日矣。較之江河競渡尤為繁盛焉。」「初三日（1887年11月17日），晴，…辰初，督船有令起錨。午初開行，雙燕行陣，船微宕，向東行。」

[17] 「公醼兵官」，《叻報》新聞， 1887年11月18日。

[18] 「中國戰船紀略」《叻報》 新聞， 1887年11月14日； 又據該報次日（11月15日） 新聞「戰船堅利」報導：「前日中國致靖經來四戰船抵叻後…日來華人之赴船遊觀者實繁，有徒無不嘖嘖然，​​嘆為中國海防利器」。

[19] 《航海瑣記》「二十五日（1887年11月10日）」及「十月初二日（1887年11月16日）」條陳。

[20] 「公醼兵官」，《叻報》新聞，1887年11月18日；又「漏述補登」亦記錄了陳金鐘當晚的談話摘要：「我大清自開基以來二百餘年，尊尚王道，乃日久而弱，故數十年來海疆多事。但有文事必有武備，惟今作始，必先治內而後外患不入，非一朝一夕可以為之夫！中國能自振興，共享太平，自是朝廷之福，而我輩亦可共樂堯天。茲遇諸君皆抱異才，際遇風雲，可作公侯千城之選，將來精忠報國，共勳昇平，敬望諸君有以盡歡於今夕也……」《叻報》新聞，1887年11月19日。

[21] 新加坡植物園有悠久歷史，早在1822年就已具雛型。目前位於古魯尼路（Cluny Road） 的植物園，1859年始建，至今也有150年了。參閱「Singapore Botanic Gardens」（http：//www.sbg.org.sg/aboutus/ourhistory.asp）

[22] 「英國大君主席斯百錄」即英國首相Lord Robert Cecil （1830-1903）。此公時常更換名字。 Lord Robert Cecil為其原名。1865-1868用的名字是Viscount Cranborne，後又改為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此公三度任英國首相（1885 - 1886，1886-1892及1895 -1902）。北洋艦隊訪新時他在任上，當時所用名字是： Marquess of Salisbury 或Lord Salisbury –參閱「Robert Cecil，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 /Robert_Cecil，_3rd_Marquess_of_Salisbury） 。

[23] 《叻報》新聞「公醼兵官」 （ 1887年11月18日） 提及的「本坡《浮理不來士西報》之採訪人」指的就是《新加坡自由西報》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記者，可見當晚亦邀請了英文報人參與其盛。《新加坡自由西報》係繼《新加坡紀年報》（「The Singapore Chronicle」 ）後的第二家英文大報，1835年10月1日由William Napier 與GD Coleman，Edward Boustead 及Walter Scott Lorrain聯合創辦. 1869年曾一度停刊，1884年由Charles Buckley再度復刊直至1946年為《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 ）收購。1962年併入《馬來郵報》（「The Malay Mail」 ），至此《新加坡自由西報》遂不復存在矣。參閱「The Singapore Free Press「by Thulaja，Naidu Ratnala，written on 1997-09-29，National Library Board Singapore ， Comments on article： InfopediaTalk （http：//infopedia. nl.sg/articles/SIP_88_2005-02-03.html）

[24] 《航海瑣記》 「十月初一日（1887年11月15日） 」條陳。

[25] 「公醼兵官」，《叻報》 新聞， 1887年11月18日： 「（瑯）軍門係英人，不講華語，因以英語略申已意畢，更托致遠戰船管駕官鄧正卿參戎（鄧世昌）代操華語向​​諸君稱謝……未幾，瑯軍門因政躬稍為弗豫，遂離席與辭先返。而諸公乃陳醼盡歡至夜分三點鐘時而後散……」當晚，瑯威理致辭內容是這樣的： 中國海軍已有自行操縱船炮之能力，歐人動謂中國之管駕官如無西人以輔之，即不能駕駛，則屬偏見。實際中國各管駕才幹甚優，現在中國、高麗一帶戰艦均由華人自行駕駛，並無西人在內……中國海防已漸加強，旅順口一帶實為天險之區。現中國正在建築砲台以資防守，是則不惟一國之船難以攻入，即合二國之船，亦恐無 奈之何。以俟中國各口均已次第整頓，嚴設守禦，將來敵船若攻中國恐有甚難，蓋十年前中國與今日之中國大有不同。若再閱十年二十年必可與各大國爭雄於天下 也。中國情形，先如睡而後如醒，整軍經武，晝夜不遑，而其存心非欲結怨於人，抑或食人土地也。不過欲以自強起見，保護吾民耳」。瑯威理致辭錄自〈北洋水師三訪新加坡〉， 同注6。

[26] 根據《叻報》 新聞「醼賓補述」（1887年11月19日）報導：「……去月廿七日（1887年11月12日）為叻督施制府延請諸員。自瑯軍門以下諸船管駕等均至赴席……」。文中提及的「叻督施制府」指的就是當時的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s）總督絲絲金文泰史密爵士（Sir Cecil Clementi Smith 任期：1887- 1893） ，與《航海瑣記》「二十七日（1887年11月12日）」條陳吻合。

[27] ​​《叻報》 新聞「柔王謁客」 （1887年11月18日） 報導：「初一日（1887年11月15日），柔佛蘇丹率同其參政大臣至中國「靖遠」戰船中拜謁瑯軍門並管駕等各員。因覽諸船大加歎賞，敘談良久而後與辭。該戰船即升炮二十一門致送，蓋以王禮待之。故王心甚為歡愜也」。又《航海瑣記》「二十八日（1887年11月13日） 條陳」述及「四管駕至巫來由國蘇丹府午飯」與《叻報》1887年11月19日新聞「醼賓補述」報導的「二十九日（1887年11月14日）柔佛蘇丹為東道主人設筵相欵」有出入。筆者認為應以《航海瑣記》所載為準。在「蘇丹府宴」一事上，《航海瑣記》連續兩天（11月13與14日）記錄此事，應該不會有誤筆。「蘇丹府宴」應是11月13日，而不是11月14日。當年的柔佛蘇丹即阿布峇卡（Abu Bakar ibni Daing Ibrahim 1833 – 1895）。

[28] 《航海瑣記》 「二十九日（1887年11月14日）」條陳：「乘鐵道火輪街車至新聞館，晤葉君季允，館中之主筆也」。文中的「新聞館」，指的就是《叻報》館，當年館址設在源順街25號（今直落亞逸街Telok Ayer Street）。《叻報》是新加坡乃至全東南亞最早以報紙形式出版的華文日報，創辦人為薛有禮。從1881年12月（光緒七年）到1932年3月，足足維持了51年的悠長歲月。葉季允主《叻報》筆政凡四十年，鞠躬盡瘁，殊為難得。《叻報》之所以能維持這麼長久，葉氏實有莫大功績。參閱柯木林：〈葉季允任主筆期間的《叻報》〉，載柯木林著，《石叻史記》（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年8月第一版），頁81-90。

[29] 《叻報》1887年11月17日新聞「冠裳盛會」 ：「廿九晚（1887年11月14日） 中國駐叻領事官左子興太守（左秉隆）特設盛筵邀請船中執事各員，並延叻地官紳醼集。計與宴者為柔佛國蘇丹，中國委員總理接船事宜提督銜瑯威理副將銜補用，參將致远战船管駕兼管營務處並理支應餉項事鄧世昌補用，都司靖远战船管駕葉祖珪補用，都司經远战船管駕林永昇補用，守備來远战船管駕邱寶仁，中國駐英使署隨員委派護船蹇約事宜工部主事余思詒，四船營務處文案方履泰，美利堅、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各國駐叻領事官，本坡華紳則為二品銜補用道新嘉坡甲必丹兼充暹羅駐叻領事官陳金鐘……及中國駐叻副領事官補用縣丞左棠。主客德國駐叻領事官，能解華言粵東上海土音，皆惟妙惟肖，而於京都之語，為尤精…是夜之會由七點鐘開席，九點鐘撤筵至十點鐘時，諸賓始散。是亦可見一時冠裳之盛會矣，爰志之！」

[30] 左秉隆的《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 卷四，頁113的七言律詩「中國新購鐵艦抵坡喜而賦此」 這樣寫道：「喜見王家神武恢，新從海外接船回。龍旗如面握雲日，魚艇中心伏水雷。自古成功多用眾，由耒豪舉總輕財。聖朝自備防邊策，分付鯨鯢莫妄精」。由於北洋艦隊曾經三次訪問新加坡（1887，1890 & 1894），何以證明此詩為是次訪問而作？翻閱1887年11月14 日的《叻報》報導（「中國戰船紀略」）：「查英廠所制二船曰致遠、靖遠； 德廠所制二船曰經遠、來遠，是皆在歐洲交割，升豎中國龍旗，並有魚雷快船一艘，麾駛而來…...」與左詩中「魚艇中心伏水雷」的陳述一致。1890年4 月訪問新加坡時的北洋艦隊共六艘，並沒有「伏水雷」的報導；而1894年3 月北洋艦隊最後一次耒訪時，左秉隆已不在任上。按常理說，1887年11 月乃北洋艦隊首次抵達新加坡，左秉隆心情激奮而作此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31] 柯木林：〈我視新洲成舊洲： 左秉隆與新中關係〉，《南洋學報》，第63卷（新加坡： 南洋學會，2009年12月），頁109-130

[32] 陳育崧，〈左子興領事對新加坡華僑的貢獻〉，載《勤勉堂詩鈔》（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頁1-9； 又據《叻報》新聞「冠裳盛會」（1887年11月17日）的報導：「予（指余思詒）……在案頭所見「會賢社」課卷數十本，實不意叻地文風有如此之盛也！」可見當年新華社會在「會賢社」倡導下，文風頗盛。

[33] 柯木林：〈豆腐街昔日繁華今何在〉，載《石叻史記》，頁234-236。

[34] 「長崎事件」後，清朝與日本簽訂《中日兩國軍艦管理規定》，其內容規定兩國軍艦停泊對方國家港口之際，需先訪問當地地方官，遵守當地警察、衛生、檢閱規則等，並限制登岸軍官、水兵的人數，及滯留岸上的時間等。

[35] 根據《叻報》新聞「公醼兵官」（1887年11月18日） 的報導：「諸戰船本年須至廈門度歲，蓋因北洋現已冰河，不能前進，須俟來春解凍後，始至北洋也」 ； 又據《叻報》「戰艦啟行」 （1887年11月19日） 的新聞，與《航海瑣記》「二十六日（1887年11月11日）」 條陳中「瑯總理接丁軍門電：奉北洋大臣李諭，新船至廈門與北洋水師同陣過凍」相吻合。再對照1887年11月16日的《叻報》新聞「戰船再述」，均確定艦隊離新前往廈門也：「……查此諸船之統帶官為北洋水師統領丁禹廷軍門。現在諸船接悉電諭，謂該四船年內可以無庸趨至北洋，即在廈門度歲。而丁軍門刻已率北洋諸戰船駛至廈門。候此諸船到廈之時點驗後，即行會操。須俟來春解凍時始赴北洋駐紮。蓋此四船均撥歸北洋，為丁禹廷軍門統帶也……」

[36] 戚俊傑，〈丁汝昌年譜〉，載《甲午期刊》（威海： 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2009年9 月），第3期（總第34期），頁13。年譜記錄此次訪新軍艦五艘；而馬幼垣的〈福州船政教習曾錦文傳奇〉一文（載《北洋海軍成軍12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冊》，頁127 -135） 卻說是7艘。這裡根據《叻報》1890年4月7日報導（ 「中國戰船抵叻情形續錄」） 應係六艘軍艦，即：「定遠」、「鎮遠」、「致遠」、「濟遠」、「經遠」、「來遠」六艦； 而1890年4月4日《星報》新聞「中國戰船來訪」的報導，也是六艘軍艦。

[37] 陳育崧的〈甲午前夕北洋水師訪問新加坡記〉一文說「北洋艦隊的第一次訪問星洲，是在1890年4月4日」，實誤。根據《星報》新聞「中國戰船來訪「 （1890年4月4日） 此次抵新日期應係1890年4月3日（星期四）。

[38] 〈觀中國巡叻戰船有說〉，《叻報》社評，1890年4月8日。

[39] 當年新加坡市民擁向參觀北洋艦隊的紅燈碼頭即今Clifford Pier（克力福碼頭） 的俗稱，其前身Johnston’s Pier（莊士敦碼頭），1854年初始建，1856年3月竣工，用以紀念新加坡開埠先驅史丹福萊佛士爵士（Sir Stamford Raffles）的友人Alexander Laurie Johnston . Johnston’s Pier就是《叻報》中提及的「然申碼頭」 （見1890年4月8日《叻報》報導「中國戰船抵叻情形三錄」）。此碼頭於1933年7月折毀後，由Clifford Pier取代。Clifford Pier係新加坡著名建築商「和合」 （Woh Hup Pte Ltd）所建，目前是國家保護古蹟， 己改為五星級賓館–參閱「Clifford Pier： A story of a Demolished Pier」by Dhoraisingam S. Samuel（http：//www.streetdirectory.com/travel_guide/singapore/historical_sites/46/clifford_pier__a_story_of_a_demolished_pier.php）

[40] 根據《叻報》新聞「中國戰船抵叻情形三錄」（1890年4月8日） 報導：「船中諸公以在船中住居已久，故抵叻之後多居行館，得以舒散襟期。而丁禹廷軍門車駕則由左子興都轉，暫借本坡華紳李君清淵別墅為停驂之所……良軍門則在本坡 大酒店為居停」，可知丁汝昌與瑯威理在新加坡時，並未同住一處。李君清淵別墅即振裕園（Mandalay Villa），參見注61。

[41] 柯木林主編：《新華歷史人物列傳》（新加坡：教育出版私營有限公司，1995年11月第1版），頁50

[42] 「中國戰船來訪」，《星報》新聞，1890年4月4日；又《叻報》新聞「中國戰船抵叻情形續錄」 （1890年4月7日）亦有詳細記載：「當諸艦抵叻之時，因諸事匆忙，是以中國駐叻領事官左子興都轉尚未到船拜謁。迨至翌日十五早八點鐘時，始經丁禹廷軍門派有差官至『大清國領事府署』，以接左子興都轉暨副領事官左樹南大令至戰船中會晤。暨商辦煤糧等事，並由禹帥預撥小輪船一艘，以備都轉諸公乘坐。相見之後敘談頃刻，都轉遂即與辭。該戰船即照例陞炮七門致送。嗣都轉乃復乘原船至各戰船中拜會其管駕官畢，隨即回署。迨至十點半鐘之際，丁良兩統領即乘坐小輪船由然申碼頭登岸。時本坡施制府已派有中軍官一員，帶領槍兵一隊在該碼頭迎候，並預備自乘之雙馬車為兩軍門乘坐，而陞旗山亦即陞炮十七門示敬。時丁禹帥乃用行裝冠服並穿黃馬褂；而良軍門亦具冠服。登岸後，即乘坐制府官車至督轅拜會寒宣畢，即命駕至『大清國領事府署』答拜。旋在署中午膳畢，即偕同左子興都轉乘坐馬車至叻市遊行至四點餘鐘始迴座船。而施制府則定於本日上午十點半鐘時，登船答拜。並聞諸船已奉到將令，每日自上午八點鐘起至下午四點鐘，任憑諸華人到船中游覽，以示與民共樂之意。此諸艦為我中國之船，故特准諸華人到為瞻仰也。但上午八點鐘以前下午四點鐘以後則不准閒人遊覽，以肅軍令云」。

[43] 「中國戰船抵叻情形三錄」：「左子興都轉已定於本日晚間，延請諸公在署中宴會，並藉到船中軍樂一部計共二十四人到署演奏，以佐行觴。計船中諸公與於是宴者共三十餘人，並邀請本坡 閩粵兩籍紳士各廿餘人到為陪宴，共計與是席者七十餘人，洵一時之盛也……」，《叻報》新聞， 1890年4月8日。

[44] 〈觀中國巡叻戰船有說〉，《叻報》社評，1890年4月8日。

[45]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7）（reprint） ， pp.166-167 ；又參閱《新華歷史人物列傳》，頁191及《叻報》次版頭條「本館附志」（1890年4月7日）。

[46] 「中國戰船抵叻情形三錄」：「十六日（1890年4月5日） 十點鐘之際，本坡施制府即率同隨員等，由然申碼頭乘坐官輪至定远战船答拜。主賓相見，酬酢甚歡。迨至制府告行之時，該船即如例陞炮十七門以為致送」，《叻報》新聞， 1890年4月8日。

[47] 《叻報》新聞「中國戰船抵叻情形三錄」（1890年4月8日）中的「南生號」為粵藉殷商胡亞基店號。此時胡亞基己辭世，「南生號」由其後人繼續經營，主要業務為供應牛肉、麵包、蔬菜等各類商品給軍艦和商船。

[48] ​​「獻頌揚威」對丁汝昌推祟備至：「丁禹廷軍門威望崇隆，功勳彪炳，久為北洋統領，我華人士無不深仰聲威。近來督帶諸戰船巡視南洋，諸君子欵接之誠連日…茲本坡華紳劉金榜，司馬元勳，吳夔甫太守……等諸君，以軍門駕抵新洲，因持聯上頌詞，以揚威德，是亦可見軍門豐功偉烈之久在人心矣……」，《叻報》新聞，1890年4月16日。

[49] 〈丁汝昌年譜〉，載《甲午期刊》 第3期（總第34期），頁14。又：《叻報》新聞「戎麾小記」（1890年4月14日） 也有這樣的報導：「丁禹廷軍門統率諸戰船抵叻各情形，本報有聞必錄。此以禹帥之勳名事業，為我華人所共仰.故特為之祥報，以快眾觀也。茲查悉二十一日（1890年4月10 日），禹帥憲節特偕同駐叻領事官左子興都轉（左秉隆）往閩商陳君明遠家中小坐.茶話之餘，即辭出至府署後華人拋球場中，閱視中國海軍奏樂畢；復偕都轉及諸戰船管駕等諸公同至東陵章君芳林墅中赴宴。蓋章君聞禹帥戎麾抵叻，不勝欣慕。故不惜重費，恭備盛筵，請禹帥都轉及戰船上管駕諸公到而宴會，並藉取「定遠」戰船軍樂一部，在墅前演奏以助其歡.嗣諸君暢飲至十點餘鐘而後散。章君此舉亦可謂能盡慇懃，善於酬應矣.又聞諸戰艦原定於昨日啟程，嗣因裝載煤斤不能即時足額，故特再為展期大約須二十五六日（1890年4月14/15日）， 始能解纜也！」

[50] 〈丁汝昌年譜〉；又據《星報》報導，此次北洋艦隊訪新，因有水兵違法攜帶「五加皮酒」入境，被當地海關人員查獲，經調解後始告結案。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廿三（1890年4月12日） 早六點半鐘，有中國兵輪之華兵在然申碼頭登岸，手攜五加皮酒六枝，係因不知本坡例禁，欲藉此以送親朋者. 嗣為酒公司巡丁瞥見，截而詢之，華兵因以實告。該巡丁見其有干例禁，遂將其蹺獲解交聞巡捕官嘉君處。嗣嘉君廉得其情知，係中國兵丁悮而犯禁，與販私者殊不同科。備文將兵及酒送回中國兵輪，於此可見中英交情之厚，無不以禮相待也！」參閱「以禮相待」，《星報》新聞，1890年4月14日。

[51] 「會賢社三月課題」，《叻報》新聞，1890年4月19日。

[52] 柯木林：〈左秉隆領事與新華社會〉，載《石叻史記》（新加坡：青年書局，2007），頁74-80

[53] 林孝勝〈清朝駐星領事與海峽殖民地政府間的糾紛（1877-1894）〉，載柯木林、吳振強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新加坡：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頁27。又： 1890年4月8日《叻報》社評〈觀中國巡叻戰船有說〉也曾提出：「南洋各埠僅設有領事官一缺，駐於叻地，他處則尚未經設立。然則中國領事官雖為駐叻，而南洋各埠諸華客亦應歸本坡領事所兼權也。今諸戰船等倘能至南洋各埠 廣為巡閱，則宜請本坡華領事會同前往，藉以宣揚我朝德化，使海隅蒼赤咸知感戴之心，是則似於時務大有所裨……」此次丁昌汝上書奏請新加坡領事館的升格，可謂順從民意。

[54] 「中國戰船抵叻」：《叻報》新聞，1894年3月6日。

[55] 陳育崧，〈甲午前夕北洋水師訪問新加坡記〉，前引書，頁8-10。

[56] 「中國準派戰船馳赴暹羅電報」如此記載：「前日，寓暹羅諸華商公舉梁君松岩到叻，禀請總領事黃公度觀察電達中國北洋，請派兵輪一事，經列前報。查本坡領署據禀後，登即將情用中國號碼為之電請其略：謂暹法交涉日亟，現法封港。各國保護己民戰船雲集，寓暹華人百餘萬公議，遣人來坡禀請電求北洋大臣李，遣橃戰船南來保護華民，情事迫切，是以飛電禀請懇求明準云云。迨至二十晚十一點鐘時，本坡領署接到李傅相覆電，內開既札飭兵輪事緊，即來云云。據此電報則傅相已准予所求，雖題事 至今已有和好之機，然得華艦南來，亦足以為旅暹華人生色也！」，《叻報》新聞， 1893年8月3日。

[57] 引文錄自孫建軍：〈北洋水師三訪新加坡〉（同注6）

[58] 柯木林：〈黃遵憲總領事筆下的新加坡〉，載《石叻史記》，頁91-104。又： 黃遵憲繼左秉隆任總領事後，亦積極引導海外僑民關心中國局勢。他把左秉隆任內倡辦的「會賢社」易名為「圖南社」，繼續推廣與發揚中華文化事業的工作。當北洋艦隊第三次訪問新加坡時，圖南社當月的徵文題目就是「丁軍門統率戰艦南巡記」參閱「圖南社二月課題」，《叻報》新聞，1894年3月8日。

[59] 除英國東方戰艦外，北洋艦隊在新加坡海港也遇到荷蘭戰船。參閱1894年3月6日及12日《叻報》之「中國戰船抵叻」與「戰船見禮」兩則新聞。1894年3月12日的「戰船見禮」新聞報導是這樣的：「荷國戰船於初三早由船澳以至叻港，爰遵各國戰船相見之禮，即陞炮與中國北洋座駕定遠鐵艦示敬。旋由定遠還炮以相答禮，而示友邦睦誼云」。

[60] 《叻報》新聞「中國戰船抵叻」（1894年3月6日）提及的那華祝太守乃黃遵憲的翻譯官，又名那三。由於黃遵憲本人不諳英語，故特委命那華祝與他同來叻地，襄辦一切。查那華祝籍隸屬滿洲駐防東粵人，廣東同文館學生，後又保送京師同文館，與左秉隆同一屆，亦曾隨使駐在倫敦，熟悉洋務，精通英語（相關資料可參閱1894年12月11日《叻報》新聞「再權總篆」）。又： 萬春園故址何處，己不可考；醉花林（Chui Huay Lim Club） 舊址在慶利路（Keng Lee Road） 190號，目前已折除重建。

[61] 1984年，筆者與時任《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雙語版」編輯張夏幃前往振裕園憑弔。這是一幢兩層樓的南洋風格式別墅。入門處懸掛不少匾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多羅貝勒行邸」一匾，高懸於大堂入口處。「貝勒」乃滿語皇子的意思。可見當年振裕園係中國內地高官顯要旅新時駐節之地。振裕園已被折除，憑記憶，其具體位置應該在現址No. 110，Killiney Road附近。

[62] 《叻報》新聞「中國戰艦抵叻後紀事二」（1894年3月10日） 提及的吳壽珍（1854-1909）乃閩籍殷商，新加坡中華商務總會首任會長；陳宜敏即陳旭年（1827-1902） ，潮籍殷商，「資政第」主人；佘蔚園係佘連城（1850-1925），太平局紳；「豐興號」為陳金聲店號。陳金聲（1806-1864）係新加坡華文教育創始者，曾捐巨資協助殖民地政府改善居民食水問題；「佘氏園」即「南生花園」。原主人胡亞基去世後，其後人把這佔地70畝的「南生花園」賣給佘連城。佘連城以此作為自己的住宅與應酬交往場所。《叻報》當天的報導是這樣的：「中國戰艦南巡，本報已迭將所見聞，一再錄登報牘。茲悉本坡『安和號』東主吳壽珍廣文世奇，於廿九晚復在『萬春園』中設筵邀請戰艦諸公暨叻地紳商會醼……初一早，丁禹廷統帥邀同叻地華紳……於九點半鐘時乘坐馬車出門拜客。先至東陵「資政第」，拜會陳封翁宜敏敘談。頃刻，復至佘『大夫第』拜訪佘蔚園諸昆…而後復往閩紳『豐興號』、『德源號』等處。拜候畢時已過午，炎傘高張，軍門乃暫返振裕園中小憩。所餘各處訪人持帖奉候而已。至下午二點餘鐘之際，軍門復約同吳夔甫太守偕至『佘氏園』中游覽。見其花竹園亭之勝，頗愜所懷。爰即在園小酌而後言歸……」

[63] 陳育崧的〈甲午前夕北洋水師訪問新加坡記〉一文有關曾錦文在平安閣，及「寓叻閩粵紳商」在同濟醫院的宴客日期均有誤，今查閱《叻報》，特此更正： 平安閣宴客日期應為3月8日，而不是3月12日；同濟醫院宴客日期係3月9日，而不是3月10日。陳育崧是根據當天《叻報》新聞消息。其實宴客是在前一天 或早幾天進行，《叻報》事後報導。參閱「中國戰船抵叻後紀事三」，《叻報》新聞， 1894年3月13日。

[64] 馬幼垣，〈福州船政教習曾錦文傳奇〉，《北洋海軍成軍12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冊》，前引書，頁133。

[65] 孫建軍，〈北洋水師三訪新加坡〉 （同注6）

[66] 「公醼兵官」，《叻報》新聞， 1887年11月18日。

[67] 〈觀中國巡叻戰船有說〉，《叻報》社評， 1890年4月8日。

[68] 「中國戰船來訪」，《星報》 新聞， 1890年4月4日。

[69] 北洋艦隊也曾三次訪問日本，但也沒有「定遠」、「鎮遠」兩艘旗艦三次都同時出動的記錄：- –第一次（1886年8月10日） ： 「定遠」、「鎮遠」、「濟遠」 、 「威遠」；第二次（1891年6月26日）：「定遠」、「鎮遠」、「經遠」、「來遠」、「致遠」、「靖遠」；第三次（1892年6月23日）：「定遠」、「經遠」、「來遠」、「致遠」、 「靖遠」、「威遠」。上述可知「鎮遠」並沒有參加第三次的訪日活動。（資料引自〈甲午戰爭前北洋海軍的對日交流與日本的對抗性競爭〉）

[70] 《星報》曾例舉一則逼良為娼的拐騙案，受害者家人向「中國領事官左都轉（左秉隆）並巡叻兵船統帶丁軍門（丁汝昌）」求助的案件。據《星報》新聞「拐案摘錄」（1890年4月19日） 的報導：「蕭某者，粵之惠州人，幼讀父書，蜚聲早著。取妻某氏，琴瑟甚敦。月前不知因何事故，被粵婦李金蘭及何亞蒙誘其妻來叻，欲為奇貨之居，迨後鬻與馬交街某娼寮中，以為搖錢之樹。其妻不甘倚門賣俏，常與鴇母爭相，為巡差察知，將鴇及氏逮案，嗣送至？署提訊。氏將被誘情形逐一剖白，而蕭某剛尋妻到叻，遂到？署領回。而何蒙復誘氏往柔佛，鬻在該處某勾院，得資四百五十元，親手立回字據，先取銀一百五十元餘，候一月收足。嗣蕭某偵知，以為一介書生，難與作對。遂將情照禀中國領事官左都轉並巡叻兵船統帶丁軍門，以求作主。嗣兩憲念具一領青襟髮妻誘被，故據情轉諮叻督，以得徹底跟究。昨府憲已電致柔佛王家，飭其查辦。現柔佛已將鴇母及氏執獲，二十七日在該處府署提審，想日內定能解叻也。至誘該氏南來之李婦何蒙均已就獲聽審矣！」。

[71] 譬如：1894年3月北洋艦隊第三次訪問時，曾前往巴城（印尼椰加達）巡歷。在艦隊抵達前，爪哇華人早就作好迎接的準備。據《叻報》新聞「不忘本源」 （1894年3月1日）的報導：「中國戰船此次南來將往巴城遊歷，各節經列前報。茲接爪亞來信云：該處諸華人因聞中國戰船不日行抵巴城，是以各屬甲必丹等諸人紛紛言往巴城，以便欵迎丁軍門及諸管駕雲。是亦可見海外華人不忘中國也」； 而此次訪問期間，有些僑民為爭睹軍艦雄姿，竟然冒生命危險，乘「一葉扁舟」企圖駛近戰船遊覽，卻不料被「風濤覆沒，人皆滅頂」，幸得北洋艦隊士兵「奮不顧身，躍入水中拯得」始得脫險。這些例子都說明了海外僑民「不忘本源」的「內向之心」。參閱「舟覆幸全」，《叻報》 新聞， 1894年3月7日。

[72] 甲午年（1894） 適逢慈禧太后六十大壽，《叻報》在1894年3 月1 日（光緒二十年正月廿四日，星期四）首版特此遙祝「皇太后六旬萬壽」，即是最好的例子。

[73] 柯木林： 〈葉季允任主筆期間的叻報〉，載《石叻史記》，前引書， 頁81-90。

[74] 「致遠」艦於1894年9月17日午後3時30分沉沒於東經123度34分，北緯39度32分。戰後第二天，日本聯合艦隊又重返戰場，破壞了一些沒有完全沉沒的中國軍艦，並從殘骸上折走了一些物品。「致遠」艦上裝備的機關炮就有一枚被折卸，至今還在日本橫須賀市的「三笠」紀念艦公園展出。又：根據《叻報》新聞「中日匯電」（1894年9 月27 日）報導：「當致遠沉覆之時，船內有西籍機器師巴美士亦遭沉溺」。文中提及的「西籍機器師巴美士」即中國史書記載的英籍工程師余錫爾（Alexander Purvis），負責管理「致遠」艦機器。《沉沒的甲午》一書指出（頁192）：「為了紀念這位年輕的英國戰友，根據中國的傳統，人們在旅順大船塢旁，為余錫爾修建了衣冠塚……1894年10月23日，應李鴻章的奏請，清政府也給予余錫爾同樣的撫卹，向其家人支付三年的薪餉。」由於影片《甲午風雲》的關係，大都以為「致遠」艦是被日艦用魚雷擊沉的，這樣的看法影響了整整一代人。直到近年，才在一份絕密的日方檔案中，找到「致遠」艦沉沒的線索。因為「致遠」艦沉沒時， 與日艦的距離尚未進入魚雷的有效射程，即400米內，否則「致遠」艦也極可能向日艦發起魚雷攻擊。那麼，「致遠」艦沉沒的真正原因何在？有兩種解釋，一種是「致遠」艦可能是魚雷發射艙中彈，魚雷被引爆，最終導致軍艦爆炸沉沒。另一種解釋認為，是被日艦大口徑砲彈擊中鍋爐艙引起爆炸所致。2003年，海軍大連艦艇學院教授陳明福從浩翰的史料中，得到的證據也是「致遠」艦是「中炮沉沒」而非以往所認為的係被「日艦魚雷擊沉」。陳明福是海軍大連艦艇學院魚水雷係畢業生，又曾擔任過驅逐艦魚水雷部門長，深知發射魚雷必須有較長準備時間，日艦不可能倉促間立刻發射；且「致遠」艦是以艦首主動迎敵，不易被魚雷擊中。他進一步研究後發現，黃海大戰中，整個日本聯合艦隊沒有發射過一枚魚雷。最終，他從史料中得出了上述「致遠」艦沉沒的真相。參閱：《沉沒的甲午》，前引書，頁176-180。「甲午海戰」致遠「沉沒原因有新說」，《中國日報》網站環球資訊，發表於2003年12月15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gb/worldinfo/2003-12/15 /content_290450.htm）

[75] 李鴻章曾在其電文中提及：「聞日酋向西船主言，甚畏『定』、『鎮』兩艦……」， 見〈寄威海丁提督戴道劉鎮張鎮〉，《李鴻章全集．電稿（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頁219。

[76] 《叻報》社評〈論華軍致敗之由〉（1895年2月13日） 分析海戰失敗乃因「八旗駐防與漢人殊分畛域也。旗漢相處，旗人往往輕視漢人」；又：1895年3月5日的《叻報》新聞「威海軍事電音」謂「威海之失，實因中國水陸統領不睦，以至於斯……嗚呼！將領不和，最犯行軍所忌，今若此，尚安得而不挫敗也！」而2009年5月19日至23日一連5天在山東省威海市舉行的「北洋海軍成軍120週年學術研討會」也有5篇論文討論甲午海戰失敗的原因：

a）戚其章：〈 北洋艦隊覆沒的歷史反思〉

b）關偉：〈北洋海軍從籌建到覆沒的幾點思考〉

c）周彥、黃志強：〈北洋水師覆滅的真正原因〉

d）丁昌明：〈用更廣闊的視角去進一歩認識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

e）邵雍：〈威海衛的陷落與北洋海軍的覆沒〉 ，這些論文將匯總出版專集。

[77] 劉步蟾在1895年2月10日服鴉片自盡，實踐了生前「苟喪艦，將自裁」的誓言，時年43歲。兩天後丁汝昌也以同樣方式自裁。自裁前因恐「定遠」艦落入敵手，乃下令將「定遠」艦炸毀。 1895年3月1日，在丁汝昌逝世兩週後，《叻報》曾為他鳴冤。當天社評〈補記丁軍門冤狀〉寫道：「茲特為之補登報牘，藉為軍門身後一雪不平之氣，而杜眾口之交讒焉……按丁禹廷軍門本非水師出身，人員聞其征剿粵寇時，轉戰安徽，江南，青江一帶地方，卓著動勞，歷保至提督軍門。事在同治之初年，非餘目睹不能遽為詳述。洎中國創辦海軍，余以輇材説襄戎務，始與丁軍門相識共事數年，深悉其為人並非畏葸無能之輩……此次中日之役……（丁軍門）大東溝之戰，奮不顧身，獨立「定遠」鐵艦望為之上，指揮諸軍。腮腿兩處日受重傷，猶復裹創力戰，不少退怯。當轉左右再三苦戰，始委劉總戎步蟾暫行代理，藉資休息。是日戰舉立即召醫調治，僅十餘日傷勢尚未平復，仍力疾從戎統帶海軍各艦往來於天津、大沽、旅順、威海衛、燕台、劉公島之間籌商事務，足無停趾……況大東溝海戰以後，部下軍艦完固，砲位 整齊，堪以任戰者僅有四五艘，即欲馳救，亦苦於力量不足……含寃莫白……」這段文字，是大東溝海戰丁汝昌受傷後的記錄，很有史料價值，故摘錄之以便研究者參考。

[78] 邵雍：〈威海衛的陷落與北洋海軍的覆沒〉，《北洋海軍成軍12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冊》頁424-430；又：1895年3月7日的《叻報》新聞「燹餘追痛」報導說：「昨接北邊來信言，威海之役，劉公島諸船被擄者除蚊子船外，則為靖遠、濟遠、平遠、廣丙、鎮邊、鎮中、鎮北、鎮南、鎮西、鎮東各船，均淪於敵。惟鎮遠一船，撥往旅順修理；餘船則概駛往東瀛，並聞敵人將威海各砲台一律為之毀去云」 。根據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展出資料顯示，當時被俘清軍共5137人，其中北洋海軍官弁183人，北洋海軍士兵2871人，水師學堂學生30人，北洋海軍僱傭洋人13人，北洋護軍官弁40人，北洋護軍士兵2000人.劉公島大部份被俘清軍在威海軍港北岸上陸。

[79] 〈四續和倭統策〉，《叻報》社評， 1895年2月25日。

[80] 柯木林：〈薛佛記家族對新華社會的貢獻〉，載《石叻史記》，前引書，頁65-73。

[81] 《馬關條約》在日本馬關（今下關市）簽署，原名《馬關新約》，日本稱為《下關條約》或《日清講和條約》。

[82] 中日甲午戰爭（日本稱日清戰爭） 的時間僅一年四個月，資料卻浩如煙海。海戰主要由豐島之戰，黃海大東溝海戰及威海衛保衛戰三組戰役組成。尤其是黃海大東溝海戰，歷時5小時，為海軍裝備發展進入蒸汽鐵甲艦時代以來，耗時最長、規摸最大的一次海戰，名揚世界海軍史。由於日本是戰爭勝利的一方，再加上日本重視戰爭記錄，以及技術先進，所以相對而言日本保存、積累、整理出版的資料較多。尤其一些秘藏的第一手資料，長期陳封在檔案館、圖書館或私人手中，這些資料往往是最珍貴的。其中包括《日本外交文書》以及諭旨、曉諭、告示、實記、對策、報告、日記、傳記、照片、時畫、圖表、講演錄等。此外當時報刊也載有專文、通訊等，較全面反映甲午戰爭的前因、經過與後果。參閱關捷：〈評《日藏甲午戰爭秘錄》〉， 載《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館刊》（總第35期）， 2009年4月，頁28-31.

[83] 〈北洋海軍的洋顧問瑯威理〉，《文匯報》， 2003年4月25日。

[84] 同上注。

[85] 1890年2月24日，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率「致遠」、「濟遠」、「經遠」、「來遠」四艦至南海一帶操巡，預定3月10日左右返回。瑯威理、林泰曾、劉步蟾帶「定遠」、「鎮遠」、「超勇」、「揚威」在香港維修。 3月6日，「定遠」管帶劉步蟾忽然降下提督旗換升總兵旗，表明自己是艦上的最高長官。北洋海軍提督旗為黃灰黑藍紅五色，角上飾以錨形，而總兵旗為黑、綠、 紅三色。瑯威理責問：「丁提督離職，有我副職在，為甚麼撤下提督旗？」劉步蟾答曰：「按海軍慣例應當如此。」瑯威理立即致電李鴻章，對自己的地位提出質問，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之後，因為李鴻章偏袒劉步蟾，明確表明北洋海軍只有一個提督，導致瑯威理辭職。參閱「從瑯威理看洋顧問」，〈鳳凰資訊〉，2008年8月13日發表（http：// 2008.ifeng.com/specials/chnfootball/200808/0813_4404_719080.shtml）

[86] 馮青：〈甲午戰爭前北洋海軍的對日交流與日本的對抗性競爭〉（同注1）

[87] 《北洋海軍章程》明確規定：「每年由北洋大臣閱操一次」，並規定每年春、夏、秋季北洋艦隊與南洋艦隊會操。然而規定歸規定，許多時候還是敷衍了事。譬如：1891年，南北洋艦隊聯​​合施行大演習之際，當時日本的外交官就親眼看到的事實，作如下評價：「該國的演習往往如斯，於此期間內緊急補充營兵、研究兵器、訓練士卒等，於檢閱結束的第二日起，又即刻恢復到遊惰緩慢，不規則的舊狀」。又如1894年5月， 作為第二次全國各艦隊聯合大演習的一個環節，日本的外交官也觀察到：「海防嵩民兩營皆各自有定員，政府曾下付全額經費，而將領平素卻不按定制養兵員，一味節減經費以之為自己的部分所得」。由此可見清朝海軍士兵的人數難以確保，其訓練也不夠充分。資料引自馮青：〈甲午戰爭前北洋海軍的對日交流與日本的對抗性競爭〉（同注1）

[88] 「廣甲」艦管輪盧毓英之回憶錄《盧氏甲午前後雜記》（節錄）眉批六月廿一日，〈新浪軍事〉，發表於2004年9月14日，（http：// mil.news.sina.com.cn/2004-09-14/1607226968.html）；又參閱姜鳴：《龍旗飄揚的艦隊》，（上海： 三聯書店，2002年12月版），頁308。

[89] 周英傑：〈 北洋海軍的『自殺癖』 〉《文史天地》（貴州：文史天地雜誌社），2007年2期。

[90] 李鴻章在光緒十七年（1891）五月初四日上奏的《巡閱海軍竣事折》中云：「四月二十一日，開赴大連灣，北洋各艦分行布陣，奇正相生，進止有節……次日，駛往三山島，調集各艦。魚貫打靶，能於行駛之際命中。旋以三鐵艦、四快船、六雷艇演放魚雷，均能中靶。」但據中下級技術軍官披露，艦隊炮術訓練的真相是「預量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駛。碼數已知，放固易中」，「徒求其演放整齊，所練仍屬皮毛，毫無裨益」。

[91] 有關此次北洋艦隊訪日的意圖，有許多推測與說法，但事實上當時停泊長崎港，只是出於修理艦船、補給燃料等純粹技術性的理由而已。作為北洋海軍旗艦的「定遠」、「鎮遠」，於德國竣工後，長途跋涉航行到中國，至1886年6月已到了非檢點、非修理不可的狀態。「定遠」、「鎮遠」 吃水深，中國無可修之塢，非借香港大石塢，長崎大石塢不能修理。又因巨艦過重，香港祥生船廠的船塢底承受不住，遂使「香港船塢不接納定鎮二艦」。因此，北洋艦隊不得不停靠長崎港， 進行艦船修理與給燃料等。1886年8月12日，「定遠」艦因船底需要修繕而駛入三菱長崎造船所的立神船渠待修。

[92] 馮青， 〈甲午戰爭前北洋海軍的對日交流與日本的對抗性競爭〉 （同注1）

[93]「1886年北洋水師訪日之長崎事件」 ，〈真名網〉， 發表於2008年12月9日（http：//www.zmw.cn/bbs/thread-91851-1-1 .html）

[94]「長崎事件」 ， 〈維基百科〉 ， 此頁面最後修訂於2011年5月26日（http：//zh.wikipedia.org/wiki/長崎事件）

[95]「北洋艦隊兩次訪日：激起日本海軍極速發展」，〈網易新聞〉，發表於2009年1月28日（http：//war.news.163.com/09/1228/17 /5RKUEH8L00011MSF_2.html）

[96]「北洋水師覆滅是歷史的必然」，〈鳳凰網〉 ，發表於2007年8月22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08/0822_335_198639.shtml）

[97] 陳悅，〈北洋海軍軍艦『主砲晾衣』說考辨〉，《甲午縱橫》（北京： 華文出版社，2008年9月第1次版），頁250-265。

[98] 2009年10月， 德國博多特蒙工業博物館館長艾格哈特．辛格爾（Eckhard Schinkel） ，在參觀了海軍史研究會會長陳悅為威海港務局主持復原的「定遠」艦後，應陳悅的要求，找到了歷史上1883年德國海軍部的「定遠」艦設計圖；同時也找到了「濟遠」、「經遠「艦的原始設計圖紙，並確認了它們的設計師叫「魯道夫．哈克」。「定遠」艦復原造價5000萬人民幣，目前是威海的旅遊觀光點之一（「定遠「艦景區）。參閱楊東曉：〈濟遠經遠回來了〉，Sina 新聞中心，2009年11月23日發表，（http：//news.sina.com.cn/c/2009-11-23/115519108780.shtml）

[99]「洋槍隊首領贈言李鴻章：不能戰而好主戰者皆斬」，2010年3月9日，〈鳳凰網〉（http：//news.ifeng.com/history/phtv/dsy/detail_2010_03/09/363547_3.shtml）

[100] 根據《叻報》新聞「中國戰艦抵叻後紀事一」 （1894年3月7日）報導： 「按定遠一艦，長有七千四百米，其機器可抵馬力七千三百匹；船中弁兵四百零三名，巨砲十四門」。

[101] 周政緯：〈甲午戰爭中濟遠艦上德籍船員哈富門相關史料及其研究價值初探〉，《北洋海軍成軍12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冊》，頁358。

[102] 《沉沒的甲午》，前引書，頁181-183。

[103] 從理論上說，頤和園工程所用的海軍軍費，和北洋海軍軍費並無關係，而是出自海軍衙門的經費。海軍衙門是清末一個十分特別的中央級洋務機構，雖然冠以「海軍」的名字，但其權限極廣，不僅僅管理海軍建設，礦務、鐵路、電報等這些業務也屬於海軍衙門的管轄範圍。光緒皇帝的生父，海軍衙門大臣醇親王負責頤和園工程，頤和園修成，意味著慈禧太后將遠離紫禁城，光緒皇帝可以獨立親政，這對醇親王而言是一種特殊的動力。當年醇親王挪用海軍衙門經費，同一時期北洋海軍的軍費並沒有受到任何的侵佔。此外，頤和園工程中所用的帶有「海軍色彩的經費還有兩部分。一是「海防捐」，即以海防的名義募集社會捐資， 以虛職的官銜等作為回報，類似封建時代的賣官。其所得的「海防捐」，雖然大部份進入了園工，也有一部分後來成了鐵路建設經費。另外一筆稱為「海軍巨款」， 即向一些沿江海省份的總督、巡撫授意，​​讓其籌資報效頤和園工程。這筆「海軍巨款」旣不屬於海軍衙門經費，也不屬於北洋海軍軍費，仍是額外籌集所得，所以不能算作挪用海軍軍費。不過，從另一個角色來說，慈禧所用的儘管不是北洋海軍的經費，但與日本明治天皇節省宮中費用，撥內帑以為造艦經費的行為相比， 慈禧之為後世詬罵，自然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蓋以昆明（湖）易渤海，萬壽山換灤陽也」。「渤海」指北洋海軍；「灤陽」為承德的別稱，指清漪園（1888年改名頤和園）。意謂以訓練水師為名，將海防經費用來修建清漪園行宮，行偷樑換柱之計也。

[104] 曾經參加黃海之役的德籍洋員、總教習漢納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就說過：「查中國海軍近八年中未曾添購一新船……而倭之砲船，皆係簇新」。據載，日本在甲午戰前的6年間，平均每年增添新艦兩艘，其裝備質量遠遠超過了北洋海軍。對此，英國海軍部有一個內部評估：「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艦隊編制還很簡陋，日本海軍才是真正的帝國海軍。」參閱戚其章：〈北洋艦隊覆沒的歷史反思〉，《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館刊》，2009年第3期（總第34期） ，頁5-12。

[105] 1886年，明治天皇頒布敕諭說：「立國之務在海防，一日不可緩」。

[106] 據說這兩艘巡洋艦剛在英國下水時，北洋海軍本想購買，因清政府撥款海軍費用不足，兩艦最終給日本買去，成了對付北洋海軍的兩把利刃。有關「吉野」 的最終下場，可參閱〈甲午最囂張日艦「吉野」號最終被撞沉在中國黃海〉 ， 〈鳳凰網〉，2007年9月25日（http://news.ifeng .com/history/1/200709/0925_335_237223.shtml）

[107] 日本的近代海軍，幾乎和中國從同一道起跑線上出發，始終呈現你追我趕的軍備競賽形勢。早期，兩國爭先恐後從國外購買軍艦。中國購買了「超勇」級， 日本立刻購買同型的「筑紫」，旋又購買從「超勇」級改良而來的「浪速」；中國則立即購買從「浪速」 改良而成的「致遠」。然而，到了北洋海軍成軍後，這種軍備競賽就漸漸成了日本的獨舞。

[108] 《李鴻章全集（4）》，（中國：海南出版社，1997年），頁2058-2064

[109] 在英國阿姆斯特朗公司（Sir W. G Armstrong & Co.Ltd）下水的「超勇」號（1880年）和「揚威」號（1881年）都屬於無防護的撞擊巡洋艦，在建造上屬於世界上最新式的概念型軍艦。但在日新月異的新技術淘汰下，到甲午戰爭時已經是極為落後的軍艦。日本海軍的同型軍艦「筑紫」已経退入二線，而北洋海軍的「超勇」、「揚威」仍然在充當主力角色。因此，甲午海戰是中日兩國海軍實力的總較量， 亦是19世紀蒸氣機船艦的一次大戰。對戰事經過的記錄，日方相當認真，對當天（1894年9月17日）海戰中沉沒的北洋軍艦的位置和時刻，日方也有專業化的丈量：「揚威」於午後1時10分起火，後於東經123度40分9秒，北緯39度39分3秒擱淺燒毀；「超勇」於午後1時20分起火，沉沒於東經123度32分1秒，北緯39度35分。參閱：《沉沒的甲午》，前引書，頁150；紀榮松：〈甲午海戰清艦接仗陣形析探〉，《北洋海軍研究（第三輯）》，頁103 注3。

[110] 據《丁氏宗譜》所載，丁氏先祖世居安徽鳳陽，元朝末年為避劉福通兵亂，丁家世隆、世興兄弟二人遷居巢湖之濱，分別落戶於合肥南鄉崗頭寺（今廬江縣同大鎮戴拐村）和廬江北鄉石嘴頭（今廬江縣石頭鎮丁家坎村）。世興一支的第15代為丁志勤（字燦勳），生二子，長子夭折，次子即丁汝昌（原名先達，後改名汝昌，又字禹廷，號次章）。研究甲午戰爭長達半個世紀的戚其章，曾親訪丁汝昌故居，揭開了丁汝昌早年參加太平軍達七年之久的真相。丁汝昌其後投誠湘軍，後轉淮軍。戚其章認為：李鴻章的《丁汝昌統領海軍片》稱「該提督曾在長江水師管帶砲船」，不過是為了掩蓋丁汝昌參加太平軍的這段不便公開的歷史，以爭取清廷批准其統帶北洋水師。有關丁汝昌早年生涯概述，可參閱：蘇小東、陳美慧：〈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身世及早年經歷〉，《北洋海軍成軍12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冊》，頁177-182。《沉沒的甲午》，前引書，頁281-284.

[111] 丁汝昌的海軍提督職務，又與現代意義的海軍司令有所不同。因為在他之上還有朝廷、海軍衙門、北洋大臣、海軍營務處的層層監管。在艦隊事務方面，海軍的軍械補給由天津軍械局管理，燃煤由礦務局負責，丁汝昌實際上都沒有直接的指揮、統轄權。艦隊內部，丁汝昌主要負責總攬全局的人事、後勤、艦隊活動方針等事務，具體的艦隊訓練、指揮則由在他之下的左、右翼總兵負責。

[112] 程萬軍：「丁汝昌為何不是伊東佑亨的對手？」，〈讀書論壇〉，2008年12月8日（http://forum.book.sina.com.cn/viewthread.php？tid=1916759&page=1#pid16323505）

[113] 蘇小東、陳美慧，〈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身世及早年經歷〉 ，《北洋海軍成軍12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冊》，頁181。

[114] 王家儉：〈甲午海戰挫敗的幾點反思〉，〈北洋文庫〉（http://www.beiyang.org/wenku/fansi.htm）

[115] 「甲午戰爭中日兩國的宣戰詔書」 （中日兩國於1894年8月1日（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星期三） 同時宣戰），〈王朝網絡〉（http:/ /www.wangchao.net.cn/yule/detail_1449.html）

[116] 「甲午海戰北洋艦隊失利因素分析」 ，〈百度貼吧〉 （http://tieba.baidu.com/f？kz=528814318）

[117] 李鴻章：「奏留丁汝昌片」（光緒五年十月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頁24。

[118] 蜚聲國際美籍歷史學者黃仁宇博士（Dr. Ray Huang）在其名著《萬曆十五年（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北京： 中華書局，2009年1月第9次印刷）一書的「自序（頁4） 中就提出了引人深思的問題：「何以島國日本可以侵犯中國而中國卻不能遠征日本？」

[119] 〈朱紈傳〉，《明史》卷二百五列傳第九十三。

[120] 「馬尾船政學堂」， Baidu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606.htm？fr=ala0_1 .） 在此順帶一提的是，目前坊間所看到的沈葆楨照片，乃係以訛傳訛。據馬幼垣的考證， 坊間照片中那個豐滿而無須的人物，為光緒初年駐守北京區的中級陸軍軍官徐潤芝參將（生平事蹟不詳），而不是歷任船政大臣，兩江總督的林則徐女婿沈葆楨。沈葆楨健康長期不佳，痼疾繁多，經常為病魔所苦。沈葆楨的容貌，應以沈家所留存的那張臉瘦削、顴骨高、鼻子尖挺、留些鬍子的為準—參閱馬幼垣，「讀中國近代海軍史札記之一：沈葆楨照片真偽考」，〈北洋文庫〉 （http：//www.beiyang.org/wenku/wenku113.htm）

[121] 「江田島海軍學校」是中國人起的名字，原來的日本名字是「海軍兵學校」，簡稱「海兵」，意思是「學兵學的學校」，所謂「兵學」，就是用兵的學問。1870年，明治政府模仿幕府的「長崎海軍教習所」在東京的築地開設了「海軍操練所」，第二年改名為「海軍兵學寮」，到1876年改名為「海軍兵學校」。1888年搬到了廣島縣的江田島，在東京的海軍兵學校原址上則辦了海軍大學校。參閱「關於大神，大河母校江田島海軍兵學校的介紹」，〈櫻緣〉， 發表於2008年8月31日（http：//www.oursakura.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322 ）

[122] 前學堂又稱「法語學堂」。開設有法語、基礎數學、解析幾何、微積分、物理、機械學、船體制造、蒸汽機制造等課程。參閱「福州馬尾船政學堂」，〈Baidu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065606.htm）

[123] 後學堂亦稱「英語學堂」，下設英語、地理、航海天文、航海理論學等課程。學生稱為藝童，堂長稱為監督—參閱「福州馬尾船政學堂」，資料來源同上注。

[124] 「日本海軍與江田島」 ，〈博客網〉 （http：//sakuran.bokee.com/6771315.html）

[125] 陣型是指將若干單艘的軍艦編組到一起的一種編隊形式，可以發揮集群作戰的力量，以取得戰鬥力、生存力的倍增，因而陣型是考察一場海戰的重要研究對象。此次北洋海軍所用的略似人字型的橫隊，就是丁汝昌在海戰後，於1894年10月7日經北洋大臣李鴻章轉奏，呈送至朝廷的正式報告中所提到的「夾縫雁行陣」參閱《沉沒的甲午》，前引書，頁165-168.

[126] 日本第一游擊隊軍艦有「吉野」、「秋津洲」、「浪速」、「高千穗」，由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Ito Sukeyuki 1843-1914）率領。

[127] 有關丁汝昌在飛橋上受傷的原因，一直以來比較普遍的觀點是：北洋旗艦「定遠」向日艦「吉野」開砲，不但沒有擊中，巨大的後座力還使「定遠」艦年久失修的飛橋（艦橋） 當場震塌，丁汝昌從艦橋上跌落負傷。其實，丁汝昌受傷的真正原因，海戰之後他本人有過詳細的匯報，只不過這份匯報屬於沒有大量刊行的檔案，一般人甚少注意到，報告內容也未提及「飛橋震飛」的現象。丁汝昌受傷是以燒傷為主。海戰次日（1894年9月18日）他率艦隊回到旅順時，旅順船塢工程總辦龔照嶼也有一段類似的記錄，也是以燒傷為主，沒有出現摔傷的跡象。更何況從飛橋區域結構看，飛橋下方是處於兩座砲台之間的柱形司令塔。司令塔在飛橋甲板之上還有觀察口和頂蓋，這樣的結構不可能出現震動坍塌。如果真發生飛橋震飛的情況，這些支撐物勢必受損，然而正常海戰 乃至戰後的維修報告中，都沒有發現這類的記錄。不過，筆者認為，丁汝昌在海戰開始後不久負傷，而軍艦的信號裝置係統亦被摧毀，可能與日方了解「定遠」旗艦結構，從而集中火力猛攻有關。由於戰爭前夕，北洋艦隊曾三次訪問日本，尤其是第二、第三次的訪問，還在「定遠」艦上數次大張宴席，招待眾多日本官民，讓軍艦的內部構造、船艙設計、武器裝備等毫無保留地對外開放。日本海軍軍人就利用此機會，盡情觀察了艦內的各種裝置，連角落也不放過，把握到該艦戰時指揮上的重要情報。其中就包含了以下的情況：即德國伏爾鏗造船廠制造的「定遠」艦， 其艦內諸機器也為德國制造，船體分上下兩層結構，下層置有煤炭庫、機械崙、食料崙等；上層左右兩舷設有軍官室、中央置廚房等；船首置醫務室，最上層望樓中置艦長室（2間）等。至於該艦指揮中樞的號令台，日方也於報上作了公開報導，如「號令台（戰時指揮官觀戰之處， 四面八方裝有窗戶，通過窗戶監視敵人的動靜， 內安裝有電鈴，以按電鈴的方式向艦內各處發布號令） 呈橢圓形， 裡面有橫向房間2間，縱向房間5、6間等」。由此可見，較之日方積極收集北洋艦隊軍官、水兵的情報等活動，第二次訪日期間北洋艦隊單方面自發性的公開軍情的行為，更為致命。因此，馬幼垣就曾提出，北洋艦隊停泊日本港口修理艦船而暴露了其軍事機密，此實為一失策。上引資料參閱：馮青，〈甲午戰爭前北洋海軍的對日交流與日本的對抗性競爭〉（同注1） ；《沉沒的甲午》，前引書，頁168-172.

[128] 「北洋水師覆滅是歷史的必然」，〈鳳凰網〉，發表於2007年8月22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1/200708/0822_335_198639.shtml）

[129] 代用巡洋艦「西京丸」（ 排水量2913噸）原為日本郵船公司商船，後因日本海軍大臣樺山資紀隨聯合艦隊出海督戰，為乘坐舒適計，將「西京丸」臨時徵用加裝火砲作為座艦。參閱〈甲午戰時日艦船資料：「西京丸」號巡洋艦〉 ， 〈新浪軍事〉 ，發表於2004年9月15日（http：//mil.news.sina.com.cn/2004-09 -15/1357227373.html）

[130] 有關大東溝海戰戰況，可參閱張黎源：〈大東溝海戰航跡考〉，《北洋海軍成軍120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冊》，頁280；及馬吉芬著、張黎源譯：〈鴨綠江外的海戰〉，載《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館刊》（總第35期），頁17-28。作者馬吉芬（Philo Norton McGiffin 1860-1897），美國人，1894年甲午戰爭中參加了黃海海戰，在「鎮遠」艦上協助指揮。原文「The Battle of the Yalu， Personal Recollections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Chinese Ironclad Chen-yuen」發表於Century Magazine （August 1895）， pp585-604.

[131] 「福龍」魚雷艇艇長是蔡廷幹，廣東省香山縣（今廣東省中山市）人。幼年入選中國留美幼童計劃，派往美囯留學，後入天津水師學堂，學習魚雷和魚雷艇技術。《沉沒的甲午》（頁176） 對「福龍」艇魚雷失的的真正原因，從技術角度作了如是分析：「當時的魚雷入水後，通常要經過深淺機的一番上下調整，才能夠達到預定定深，這段時間裡魚雷在水中運動的路線是一條上下起伏的曲線，直到經過100多米的 航行後才能基本調整完畢，開始在預定深度上以直線行進。『福龍』艇在距『西京丸』30-50米距離上發射的魚雷，顯然還來不及調整航行階段，就和目標相遇了。以『西京丸』的吃水而言，魚雷即使在『乍起乍伏』的行進狀態下，命中的概率仍然很大，蔡廷幹所以在近距離上下令發射，可能就是考慮到了這個原因，而且此舉也會避免射程過遠而帶來的航向偏差。然而『福龍』發射艇尾魚雷時，艇體剛好經過了大旋轉，出現嚴重的左傾，這樣可能導致了魚雷發射角度過低，入水過深，借助升降舵上浮所需時間較長，以致從『西京丸』船底經過後還未能上浮起來。」

[132] 楊用霖是北洋艦隊行伍出身的最高階軍官。少年投軍時，在福建「藝新」砲艇學習英文與航海術。楊氏機敏好學，頗得瑯威理器重，積功升至鐵甲艦「鎮遠」幫帶。甲午海戰中清軍陣形散亂，諸巡洋艦或沉或逃，獨有鐵甲艦「鎮遠」護衛旗艦「定遠」須臾不離。「定遠」不沉應歸功於「鎮遠」。嗣後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提督丁汝昌、總兵劉步蟾等相繼服鴉片自盡，唯獨楊用霖以手槍自裁，端坐不僕，不失軍人本色。參閱紀榮松：〈甲午海戰清艦接仗陣形析探〉，戚俊傑、劉玉明主編：《北洋海軍研究（第三輯）》（天津： 古籍出版社） ，頁108 注1。

[133] 1900庚子國難，中國海軍建設再遇挫折。1909年10月，清政府重申整飭海軍，由宣統皇帝溥儀的叔叔貝勒載洵任籌辦海軍事務大臣，宿將薩鎮冰任副大臣，並於1909、1910兩度赴歐美及日本考察海軍。考察團週曆各國期間，除了考察海軍建設制度等外，還沿途訂購了一批軍艦，譬如向意大利、奧匈帝國訂制驅逐艦「鯨波」號及「龍湍」號。1910年在日本考察時，又訂購了「永豐」、「永翔」砲艦。其中「永豐」號就是後來著名的「中山」艦。辛亥革命後，民國政府因財政緊張，無力支付驅逐艦「鯨波」號及「龍湍」號餘款，兩艦未交中國。軍閥混亂時期，中國海軍裹足不前。1949年4月23日，海軍機構在江蘇省泰州白馬廟鄉成立，中國海軍從此誕生。後來，4月23日被定為海軍成立紀念日。中國海軍成立之初，其荒廢冷落的港口，只有清朝餘留下來的老舊廢置砲艦，民國初年下水的「永績」號砲艦，及被打撈上來的早年沈船。這說明中國海軍裝備的起步，必須從零開始。參閱《民國海軍艦船資料》，發表於2008年6月10日（http：//hi.baidu.com/denglei19081984/blog /item/956ed9221264aff6d7cae2c8.html）

[134]《參考消息》（第18328期），2009年4月20日。

[135] 柯木林：〈從「舟山」號想到北洋水師訪問新加坡〉，《聯合早報「言論版」》， 2009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