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書彬
1912年，24歲的張競生被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稽勳局選派為官費生，被選派到法國留學。赴法前，他由原名改名張競生，取達爾文「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之意。此一改名也預示了他此後人生的諸多坎坷。
張競生1888年出生在廣東省饒平縣浮濱鎮大榕鋪村。原名張江流，學名張公室。
他在廣州黃埔陸軍小學就讀時，因為帶頭剪辮子和鬧學潮被開除，後來在革命黨人推薦下，前往新加坡見孫文。此後他入讀京師大學堂，並接觸當時的汪精衛等革命黨人。汪謀刺攝政王被捕後，張競生曾參與營救活動。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汪精衛出獄後親自寫信給孫文，推薦張競生擔任南方議和團的秘書，一同位列秘書的還有宋子文、楊杏佛、譚熙鴻等人。
一代「文妖」
張競生1919年獲得法國里昂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次年回國，被聘為潮州金山中學校長。他向當時的廣東省長陳炯明上書建議實行避孕，結果被子女成群的陳炯明斥為「神經病」。
時過80多年，張競生的次子張超談起這件事仍唏噓不已。「現在想起來，陳炯明說他是『神經病』這個說法很有代表性，陳這個人不是一個純粹的武夫，他還是有文化的，他的詩詞還是很好的，但他是封建文化的一個代表。這件事很形像地體現了東西文化的衝突，我父親要宣揚西方的一些理念，人又生活在東方，這是一個現實困境。」
張競生在1921年10月被蔡元培聘為北大哲學系教授，直到1926年張作霖佔領北京，他才離開北大。在此期間，張競生出版了《美的人生觀》和《美的社會組織法》兩書，宣揚由科學與哲學組成的「美的人生觀」和他的美學思想。
張競生的「榜樣」是法國的浪漫派，他在書中提出，要成立「遊歷隊」，認為全國成年男女每年都去遊歷是種權利和義務。張超說：「父親不是標新立異，他是從哲學的角度，覺得應該提出這些問題，即便他的理念不能實現他也要提倡，他本來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的很多東西都是為了他的美學理念，追求『藝術的人生』。」
讓他一生都飽受爭議的事也發生在此時期。1926年初，張競生在《晨報副刊》刊登《一個寒假的最好消遣法》啟事，徵集個人「性史」。後從徵稿中選出7篇，附上序跋和各篇批語，編成《性史（第一集）》，於1926年4月出版。張競生在序文中即表明出此書的目的：「我們不但看性為一種學問，我們尤當看它作一種藝術……我們所提倡的乃是科學藝術的交媾法。」
這本書引起了軒然大波，出版不到半年，即首先在南開大學遭到查禁。時任南開大學校長的張伯苓稱該書「誨淫之書，以此為最，青年閱之，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獸」。天津市警察局和全國許多學校貼出查禁《性史》的佈告。重壓之下，張競生追回已付印的《性史（第二集）》，但形勢惡化已難扭轉，各種假冒張競生之名的盜版《性史》四處氾濫。張超說，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他在香港還買到過一本《性史（第18集）》，「這麼多的盜版，最後就把書的本來面貌搞得面目全非。」
張競生因《性史》得了個「性博士」的花名。他與公開主張在教室做人體寫生的劉海粟和唱「毛毛雨」的黎錦暉，被傳統勢力目為「三大文妖」。認可他的人，極為稀少。魯迅先生雖然很佩服張競生的「偉論」，卻也認為：「張競生的主張要實現，大約當在25世紀」。魯迅的弟弟周作人看後說，「覺得并沒有甚麼……不覺得這些書的害甚於洪水猛獸。」然而持此種看法的人，在彼時中國寥寥無幾。
1926年張作霖佔領北京後，張競生離開北大南下上海，先任上海中華藝術大學教務長，後來與潮商合作創辦《新文化》月刊和「美的書店」，發行「美的從書」、「性育叢談」等，因受當局查抄迫害，僅半年就被迫停刊關門。張競生在回憶錄中記錄了此間發生的事：「曾有七八次，都由檢察長起訴美的書店所出的性學是『淫書』」。後來書店關門，張競生到杭州避暑，又被當時的浙江省政府扣留，罪名是「到杭州來宣傳性學，蠱惑青年」，幸得友人相助後保釋出獄。
寂然餘生
1929年張競生再赴法國。他譯出盧梭的《懺悔錄》，成為中國第一位翻譯盧梭《懺悔錄》的人。
再往後，張競生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待在了饒平家鄉。從法國回來後，張競生在饒平主持修公路、辦苗圃、建學校，投入鄉村建設並在廣州任省參議以及經濟委員等閑職。這期間他深入農村做經濟調查，寫出《農村復興實驗談》、《人口與經濟問題評議》等調查報告。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張競生出任饒平縣生產會主任委員。隨後土改開始了。張超說：「當時廣東有個保護政策，就是把曾經支持過地下黨的人士調到廣州安置起來，1951年初，父親奉調到廣州南方大學學習，如果他還待在饒平的話，肯定會被槍斃的--1952年，因為成分是地主，我叔叔就在土改中被槍斃了。母親當時常給我們講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土改中的很多事讓她非常沉痛，她在1952年春天自殺了。」
調到廣州的張競生也並非完全離開了危險。張超說：「1952年時，饒平縣有一份材料舉報到廣東省方面，說我父親在饒平修公路時打死過人。這份材料經過時任粵東行署主任的林美南，這個人曾經在我父親修公路時被聘為技師。林美南看到舉報材料就壓下了，說他很清楚，沒有這回事。不然我父親肯定要被槍斃了，聽說公安局的佈告都準備好了。」
1953年起，張競生開始任廣東省文史館館員，這期間撰有《十年情場》、《浮生漫談》、《愛的旋渦》等自傳性隨筆文集，並在香港、新加坡出版。「寫這些書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因為當時農會要我家交出2000石穀子，父親需要多賺些稿費」，張超說。
張超回憶說，張競生對政治的東西不感興趣，省文史館可以請假，他就避在家裡，不參加討論，也沒有參加鳴放。到1984年落實政策時，張超才得知當時父親是「內定中右」。
1960年，張競生從廣州申請回饒平居住，志在興辦華僑農場而未果。在饒平，他先是被安排住在縣城的華僑旅社，後來旅社改造，就自己租房子住。
文革開始了，「父親作為『牛鬼蛇神』蹲了三個月的牛棚，還被打成『國民黨殘渣餘孽』、『反動文人』，被批鬥、遊街」，張超說。「父親在遊街時，有兩個解放軍戰士跟著。當時在饒平縣浮山鎮的批鬥已經打死了7個人，父親以前在鄉間做過修公路、辦農校等很多實事，批鬥他時有許多張氏宗親參加，台上一開始批鬥，台下的張氏宗親就集體叫：『不是這樣的』，為了防止出現『群眾鬥群眾』的局面。兩個解放軍戰士在旁邊，防止我父親被打死。」
曾讓張競生「名聲大噪」的《性史》，在文革中竟意外地被人「忽略」了。「人家找他的毛病，大都是一些具體的事情，比如說修公路時『打死過人』」，張超說，對於張競生的著作，鄉間其實了解的並不多。至於張競生被打成「反動文人」，張超說，當時的情況是，知識分子被批鬥時大多都是「反動文人」。「要說他『反動』，他倒是的確很『反動』的，比如他尊崇的就是孫中山的三民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但是，人家就是沒挑到他這個毛病」，張超說。
1969年，林彪發布「一號命令」，進行戰備疏散，張競生被遣送到廠埔村。這是饒平樟溪鎮的一個偏僻山村，「當時有幾個姓張的村要他去，但是人家不讓他去，擔心他會得到照顧。在村裏他一個人住公社安排的一間小屋內。那裡有一個也是姓張的女子，是嫁到廠埔的，和我父親同輩分，天天給他送飯。1970年6月18日，她送飯時敲門沒人開，還以為人在裡面睡著了，推開門發現，父親已經突患腦溢血去世了」，張超說。
張競生在下放到偏僻山村後，「當時我和弟弟不能自由活動去看望他。他去世後，當地人告訴我，每天早上他就朝著太陽的方向散步，『迎太陽』，然後到山溪洗澡，在沙灘上曬太陽；傍晚他就向西散步，因為傍晚的太陽在西方，『送太陽』」，張超說。
張競生去世時身邊沒有家人，就葬在廠埔村外的一個小山頭上。 1980年，張超和家人和把父親移葬到故鄉大榕鋪村，1984年落實政策後，才立墓碑。
一生被曲解的人
從饒平縣位於海濱的縣城黃岡鎮北行約半小時，就到了張競生的故鄉大榕鋪村。村口立有一碑，上刻「張競生博士故鄉」幾個字。碑旁，是1933年張競生主持修建的從三饒鎮（時饒平縣城）直通大海的錢饒公路。七十多年的時間過去，這條公路已十分破舊，但仍不時有車輛路過。當地村民說，現在從饒平浮濱鎮一帶去海邊的錢東鎮，走這條路仍是捷徑。
入村前，大榕鋪村黨支部書記張小寒先帶記者參觀了張競生墓。墓地位於進村公路的旁邊，沿著長滿雜草的石階走上十多米，就到了墓地邊上，墓碑前放著一束已經枯萎的野花。張小寒說，幾天前廣州一位教授曾帶其研究生來此，此花即為他們所獻。
村外一片面積約10畝的地方曾是20世紀三十年代張競生歸鄉後居住的舊寨園。2005年，廣東省有關方面撥款在這裡重修了張競生故居，但無專人管理，居室內空無一物，室外長滿了荒草。故居旁有一間陳列室，放置著關於張競生的一些文字材料和其生前衣物，平時亦無專人看管。有人來參觀，張小寒就把陳列室門鎖打開。張小寒說，平時來此參觀的人「並不算少」，平均每兩天就有人來參觀，主要是一些潮州同鄉和知識分子。
大榕鋪村孩子們讀書的地方--維新小學由張競生在1936年主持創建，校門處刻著張競生寫下的校訓：「凡事認真做，苦心做快做」。張小寒指著校園旁的幾棵橄欖樹說，那就是張競生當年種下的。在距離大榕鋪村不遠的饒平五中，即張競生創建的農校舊址，校園內有一棵青翠的相思柳，是當年張競生親手栽種。
在大榕鋪村一帶，「張博士」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幾乎每一個村民都能講出和張競生有關的故事。在饒平五中旁拉客的摩的司機張平有說：「張博士啊，他有7個國家送的一把手槍，受7個國家保護，他還有7個國家送的一根拐杖」。在大榕鋪村旁的浮山鎮開店的一名婦女說起這根拐杖：「張博士修路時，一個婦女背着孩子過來，問：『哪個是張博士？修路不能占我們家的地』，張博士就讓她把孩子放下，然後舉拐杖就打……」
張小寒說，這些說法在當地很有代表性，村民記住的，都是張競生在家鄉做的實事，比如修公路、辦學校、修苗圃，對於張競生的學術方面並不清楚，只知道他是個「大人物」。在村裏張競生的出生地--一座有着幾百年歷史的老房子，張小寒說，按照村裏流傳的說法，張競生出生時，這房子是通屋發亮；在張競生出生前，有人在此屋後山上看到一個小孩在唸書，張競生出生後，唸書的小孩就不見了。
1998年廣州出版社出版了《張競生文集》，這是建國後首次出版張競生作品。張競生的饒平同鄉、現在廣東省社科院任職的江中孝在該文集序言中說，張競生是「蓋棺已久而論未定」，當時《張競生文集》的另一篇序文將張競生稱為「中國出版史上的失踪者」。
時至今日，江中孝認為，現在說張競生是「失踪者」已不太合適，現在對於張競生的「炒作」已經多了起來，但是對其理解尚存在偏差和功用性的「拔高」。「不能太從實用性的角度解讀張競生，重要的是張競生給我們提供了一些思路，不一定非要實行，但是可以啟發我們對美的追求」，江中孝說。他宣揚「美的人生觀」和「美的社會組織法」，期望極美好的人生和社會；他出《性史》，啟發國人「美的性慾」；他倡議城市的鄉村化，鄉村的城市化，但是從核心角度來說，張競生應該是一位社會思想家，他首先是一名有著鮮明個性和蓬勃生命力的人。真性情的他，一生都執著地要將他的以美育為核心的烏托邦實踐於人性蒙昧千年的中國社會。
但是，張競生「熱烈的願望注定只能落下蕭索悲涼的結局」。目前準備出版《張競生評傳》的廣東作家張培忠說，張競生絕不僅僅是出了《性史》的張競生，他有著系統性的美學觀和社會思想，首先應該將他看作一位哲學家，其次，他還是美學家、性學家、文學家和教育家。
在接受記者採訪中，張超先生作為張競生的後人，也一再表示應該將張競生看作一名哲學家。在張超看來，不能以過於實際的眼光來看待張競生和他提出的東西。
江中孝說，今天我們再來看張競生，比「我們需要張競生」更重要的是，我們的社會是否已經具有容納張競生的基礎。他是做學問的，「不妨他極端些」，一個正常、健康的社會，要容得下一些看來「怪異」的想法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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