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局農曆新年前於網站刊登題為《語文學習支援》的文章，提到「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港法定語言，但接近97%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而英語則多作商業用途。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普通話的使用日見普遍，反映內地與香港經濟及文化的緊密聯係」。其中廣東話「不是法定語言」而只是「方言」的表述，惹來「本土派」非議，認為此舉矮化廣東話，甚至是滅絕廣東話的前奏。
去年十月才成立的「港語學」《面書》群組，迫不及待發起名為「一人一信要求教育局解釋點解廣東話不係法定語言！」的行動，得到部分網民支持。行動的公開信質疑教育局「一、誤以為廣東話係『中國方言』。在語言學上大家視粵語為語言（語言分類代號 ISO 639-3
yue），廣東話係粵語標準語。『定性』為『方言』有矮化粵語之嫌；二、認為廣東話並非法定語言，同大眾認知以及實際情況有出入。香港的法定語言包括中文
及英文，其中『中文』一詞乃係統稱，並未特指口語應該用邊一種語言。然而『中文』在香港境內，一向特指『廣東話』，而非『漢語普通話』或其他語言。政府發言、法官宣讀判詞等場合，用的都係廣東話。政府不論內外，口語交流皆以廣東話進行。點解廣東話不係香港的法定語言？」
以吳克儉為首的眾多教育局官員，可能感到不勝其煩，在大年初三的星期日即發出新聞稿，表示「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的表述「含糊不精準」，並對引起誤會「深表歉意」。
這次的「方言事件」，事實上是不久前施政報告「年輕年青事件」的變奏。無論是用字也好、語言也好，這些爭議的核心都是抗拒中國，但它們通過文化的形式表現出來。政治鬥爭蔓延至文化戰線不是昨天才開始，但其「泛文化化」的趨勢越演越烈。政治的「泛文化化」，意味着草木皆兵，小型的集體行動也因此越來越頻繁。
無論是無線劇集也好，粵語流行曲也好，任何的素材在病態本土主義手中都隨時可以變成政治議題，防不勝防。
亦正因為如此，這些看似無謂無聊的議題，我們也必須針鋒相對、不能掉以輕心、更不能無原則地隨便作讓步。既然吃俸祿的吳克儉局長不願意堅守愛國愛港的文化戰線，那我們這些不在其位的評論員只有越俎代庖，捍衛正確。
現代漢語標準奠基於民國時期，正如教育局網頁說的一樣，是今天中國的「法定語言」。很多人以為「兩文三語」之中，廣東話和普通話是平等地位，其實大錯特錯。按照語言學的理論，廣東話毫無疑問是歷史悠久、自成體系「語言」，在日常生活中，一般港人最常使用的也是廣東話；但這些論點都忽略了問題的根本。
沒錯，普通話沒有多少歷史，它事實上甚至可以說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產物。當年，知識分子為了普及中文，提倡「我手寫我口」，但這個「手」寫的不是既有的
「口」。實際上，新文學運動同時創造了新的書面語和口語。按照現在的官方定義，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個定義從語音、詞匯、語法三個方面明確規定了普通話的標準。因此，普通話不只是一種「語音」，它就是「兩文」中的「中文」。
和內地一樣，香港的官方書面語也是現代白話文，不是「港語學」用的，「廣東話係粵語的標準語」那樣的語言。真正的廣東話有自己的詞匯和語法，非常值得保存，但即使在殖民地年代，也從來不是官方書面語。我們如果硬要說廣東話從來都是香港官方語言，就要把普通話粵讀視為正統，反而是本末倒置，傷害了文化的多樣性。
教育的理想是求真，其他如經濟和就業的好處都不過是形而下的東西。如果學生不能擇善固執，香港的大學排名再高，學生在國際比賽得獎再多也沒有意思。但我們的官員又能否做到擇善固執呢？
吳克儉身為教育局局長，一再說錯話，不但說明他知識貧乏、水平低劣，更反映了他的立場有問題，並證明嚴重影響特區有效管治。普通話的來源、對近代中國的貢獻、它的憲制地位等等，吳克儉不講清楚，反而急着道歉，助長了本土主義的氣焰，以後我們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剛過去的「年青年輕」鬧劇，他也要負一份責任，我在本欄剛批評過，在此不贅。還記得吳克儉保證教師在課堂上教授「佔領中環」，抑或參與行動，教育局都不會秋後算帳，變相奉上免死金牌，鼓勵教師和學生參與戴耀廷等也承認是違法的「佔中」。
事實上，吳克儉剛上任之時，批評國民教育教材「偏頗」，表示「就算我剛入來，作為第三者角度看，我都覺得有問題」。他根本不明白，教材說中國執政集團「無私與團結」中的「無私」，用英文表達，是impartial而不是unselfish。這是因為內地沒有政黨紛爭，不是說這個制度在道德上優越。就是這個無知的吳局長口輕輕的這樣一句話，直接導致了政府在國教問題上最後的敗局。
所謂因果循環，報應不爽，香港有這樣不求甚解、「偏頗」的教育局長，自然就有「學民思潮」那樣的「偏頗」學生。
（原刊於2月10日《大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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