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政協報》2010年9月2日第7版，作者：張家康，原題：《五四大潮中的康梁》
1919年1月15日，中國赴巴黎和會代表團啟程之際，康有為給首席代表陸徵祥去了封急信，為中國代表參加巴黎和會，提出兩條建議：
一、借和會之機，提出將中國全部開放，聽外人入內雜居，以此為條件，廢除列強在華治外法權；
二、自餘各國舊約，凡有稱特別地位，稱優先權，稱最惠國，稱利益均霑，稱機會均等，稱範圍地，稱不讓與他國種種不平等之詞，皆出於舊政府之愚昧，非吾人民之所願，概宜力爭，盡得删除！
此時，梁啟超正在巴黎，以學者、名流的身份，充當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的會外顧問。巴黎和會在美、英、法、意、日列強的把持下，已經成為強國重新瓜分弱國的會議。中國代表所提出的列強放棄勢力範圍、取消領事裁判權、歸還租界以及廢除「二十一條」，歸還山東等要求，根本沒有引起會議的重視。
山東問題一直是巴黎和會的焦點。梁啟超巴黎之行前，日本駐華代理公使芳澤特意宴請，試圖探聽梁啟超的態度，當談到山東問題時，梁啟超鄭重地說：「我們自對德宣戰後，中德條約廢止，日本在山東繼承權利之說法，當然沒有了根據。」芳澤吱吱唔唔、含糊其辭。梁啟超又說：「中日親善的口頭禪已講了好多年，我以為要親善今日是個機會。我很盼望日本當局了解中國國民心理，不然，恐怕往後連這點口頭禪也拉倒了。」芳澤聽後，尷尬不堪。
梁啟超到巴黎後，頻繁地進行外交活動，先後會見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和英、法等國的代表、黨派領袖、社會名流，以爭取國際力量的支持。不久，他發現自己的所有努力都是枉然，因為去年9月間，北洋政府已與日本訂立密約，承認日本為山東權利的合法繼承者。 3月中旬，梁啟超致電汪大燮、林長民：
交還青島，中國對德同此要求，而敦為主體，實為目下競爭之點。查自日本佔據膠濟鐵路，數年以來，中國純取抗議方針，以不承認日本繼承德國權利為限：本去年九月間，德軍垂敗，政府究用何意，乃於此時對日換文訂約以自縛。此種密約，有背威爾遜十四條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實。不然千載一時良會，不啻為一二訂約之人所敗壞，實堪惋惜。
梁啟超的電文，給國內傳遞了最新最確切的信息，全國民氣為之沸騰。張謇、林長民、熊希齡、范源濂等發起成立國民外交協會，聲援巴黎和會上的中國外交活動，並對北洋政府施加壓力。
可是，巴黎和會仍在日本的蠻橫施壓下，對山東問題久議不決。後來，日本代表又以拒簽對德和約，必要時將退出會議相威脅。西方列強出於利用日本威懾蘇俄的戰略企圖，終於不顧中國為戰勝國的事實，而同意將德國在山東的權利讓與日本。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外交徹底失敗。梁啟超早就預見到這一外交慘局，憤然提出，今日「國際間有強權而無公理」。他認為，應該把這一最殘酷的事實，公之於國民，以形成公民意識，發起拒簽對德和約的聲勢。 4月24日，他給國民外交協會拍去電報：
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這份電報傳到國民外交協會後，林長民立即起草《外交警報敬告國民》的文章，5月2日，《晨報》在頭條位置以「代論」的形式，用大號字體發表這篇文章，林長民在文中大聲疾呼：
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
更聞日本力爭之理由無他，但執一九一五年之二十一條條約，及一九一八年之膠濟換文，及諸鐵路草約為口實。
此噩耗前兩日僕即聞之，今得梁任公電乃證實。
國亡無日，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
「山東亡矣」的信息迅速地傳播開去，「拒簽和約」已是人心所向。 5月3日，國民外交協會作出決定：5月7日國恥紀念日，在中央公園召開國民大會，如巴黎和會不能同意我國主張，即請政府撤回專使。當夜，北京大學校園內群情激昂，法科禮堂內聚集著千餘名學生及外校學生代表，共同商討行動方案。決定：5月4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大示威。 《每週評論》是這樣記述的：
三日的一天，北京市民--政界、商人、學生，還有少數軍人--集了許多會，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是國民外交會，一個是學界大會。前一個會議，決請政府在外交上取最強硬的態度……更於國恥日在中央公園開個國民大會。後一個會議，決於次日（四日）專門以上各學校全體學生遊街示威，因為等不及五月七日了。
5月4日，以北大為主體的3000多人齊集天安門前，他們手持「還我青島」、「保我主權」、「誅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標語，舉行遊行示威，一場規模宏大的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迅速向全國發展，一頁激動人心的歷史篇章，就這樣揭開了。梁敦錞在《我所知道的五四運動》中說：「林長民所發布的新聞有無上的魔力，五四學生示威就是他掀起來的。」而林長民的新聞來自梁啟超電文，這是點燃五四運動的直接導火線，梁啟超的歷史功績是不可抹煞的。梁啟超把國內激昂向上的民氣，迅速地告知中國留法學生，從而堅定他們的信念和鼓舞他們的士氣。 6月28日，是預定和約簽定的日子，這天，中國留法學生和工人圍住中國代表的駐地，堅決阻止中國代表簽字，在強大的愛國輿論的壓力下，中國代表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五四運動發生後，康有為同情和支持學生的愛國熱忱，認為民國以來未見真民意，真民權，獨學生此舉當之無愧。 5月6日，康有為公開發表《請誅國賊救學生電》，譴責北洋政府濫捕學生大興冤獄的無恥行徑。
自清季以來，相沿相師，無憂無懼，賣國成風。則我五千年之中國，二萬里之土地，四萬萬神明之冑，日供其犬馬犬羊之束縛，出售以供人屠宰，至亡國絕種而後已。至今乃討亡，亦已晚矣，豈復有救哉！幸今學生髮揚義憤，奉天行討，以正曹汝霖、章宗祥之罪。舉國逖聞，莫不歡呼快心，誠自大學士陳東、歐陽澈以來之稀有之盛舉也。試問四萬萬人對於學生此舉，有不稱快者乎？假令其徒黨親戚有不快者，必無四百人以上。則學生此舉，其可謂代表四萬萬之民意，代伸四萬萬之民權，以討國賊者。
梁啟超親歷巴黎和會，對列強擴張掠奪的本性，有着深切的體會，況且他又是個精通歷史的思想家，更能鑑往知今，由歷史聯繫現實，由現實預知未來，窺視出世界形勢的險惡。他在《巴黎和會鳥瞰》中闡述：
總之，那時我們正在做那正義人道的好夢，到執筆著這部書時，夢卻醒了。擦眼睛一看，他們真幹得好事，拿部歷史一比，恰好和一百年前的維也納會議遙遙相對，後先輝映。維也納會議由幾個大國鬼鬼祟祟的將萬事決定，把許多小國犧牲了，供他們的利益交換，這回還不是照樣嗎？維也納會議過後有個俄普奧三國同盟，這回有個英法美三國同盟。維也納會議後，大家都紅頭漲臉的來辦法國革命的防堵，這回又有個俄國過激派供他們依樣畫葫蘆的材料。唉，天下事有哪一件脫離得了因果關係？十九世紀的種種禍根都是從維也納種下來，如今他們又在那裡造孽了。
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沒有達到目的，野心不死，又提出所謂山東善後問題，要求與中國直接交涉。當時，梁啟超已在上海，他堅決反對中日直接交涉。在對《申報》記者發表談話時，他說：
余初履國土，即聞直接交涉之呼聲，不勝駭異。夫既拒簽於前，當然不能直接交涉於後。吾輩在巴黎對於不簽字一層，亦略盡力，且對於有條件簽字說，亦復反對，乃有不簽字之結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盡失，並且前後矛盾，自喪信用。
國際人格從此一墮千丈，不能再與他國為正義之要求矣。
梁啟超的拒絕「直接交涉」的呼聲，很快便得到國內有識之士的響應，也堅定了中國不與日本直接交涉的立場。 1921年冬至1922年春，中國參加華盛頓舉行的9國會議，終於收回青島及山東的權利。
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一樣，對北洋政府濫捕學生的行徑表示不滿，他專門致書徐世昌，呼籲釋放被捕學生：
學生運動過去之陳跡，啟超越在海外，靡悉其祥。要其出於愛國之愚誠，實天下所共見，至其舉措容或過當，此自血氣方剛之少年所不能免。政府若誠以父師自居，而愛之如子弟，則充其量不過收二物之威，斷無取繩以三尺之法。
梁啟超畢生致力於反對專制、爭取民主憲政的鬥爭，五四運動所標誌的反帝、反封建、爭取民主的傾向，更使他深受鼓舞，心嚮往之。他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平民教育社發表演講中指出，清末的立憲運動、革命運動、保路運動，是「中國國民運動的起源」，然而，這些運動都「未能建設在民眾意識的基礎之上」，五四運動才是「國民運動的標本」，是「國民史上值得特書大書」的事件，因為，五四運動使外國人「漸漸覺得中國民氣和世界輿論可怕」，並且「引起中國青年的自覺心。這是中國外交的國民運動的巨大成就」。他由五四運動看到民眾的力量，大聲疾呼開展廣泛的國民運動，並欲把這一運動引申到民主立憲的軌道上來，以使政治清明，國家太平，人民安康，這是他一生的夢想和追求，勿論其現實與否，可行與否，其用心和設想，誠哉可貴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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