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中國第一個農工商總局的「局長」。他舉辦了第一個全國規模的大型商品展銷會。他領銜奏請停止科舉考試，廢除了流行1300年的科舉制度。他創辦了中國的第一個公共圖書館。他建立了中國的第一個幼兒園。他建立了各類大、中、小學200多所。他向國外派遣了留學生1000多人。他收藏有《紅樓夢》原稿早期手抄本。他在國內首先使用照相機和放映電影。早在一百年前，他就提出了使用化肥和機器種田的「農業現代化」。
端方（1861-1911），字午橋，滿洲正白旗人。在辛亥革命中被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殺戮於四川資州（今資中縣）終年50歲。
端方在晚清政壇上佔有重要位置，是個複雜的歷史人物。由於他是清王朝派到四川解決鐵路風潮的，又是被革命黨人所殺，因而四川人一提起他就很反感，無不將其視為死有餘辜的反面人物，一些文藝作品還將其刻畫成貪婪、兇殘、愚蠢、無能的奸邪之徒。然而要是有人問他究竟乾了哪些壞事？他真的一無是處，那麼醜惡嗎？卻又很多人都不甚了了。
在辛亥革命時期，端方在政治上確實是站在革命的對立面反對革命的；但是在戊戍變法和新政期間，他的思想卻是相當進步、開明的，尤其在促進我國近代工商業的發展和推廣近代文化教育方面，大刀闊斧，成就不凡。
端方的政治面貌
自19世紀後期以來，近代中國經歷了洋務運動、戊戍變法、清末新政三次政府主導型的現代化變革運動。洋務運動時期，端方剛剛步入仕途，位卑職低，無有多大作為，但是在戊戍變法和推行新政的時候，他就權位顯赫，萬眾矚目了。
戊戍維新是一次進步的政治改革運動，端方被光緒皇帝任命為農工商總局督理大臣，賞三品頂戴。這一時期他的政治立場是站在銳意改革的光緒一邊的，屬「帝黨」人物，是進步的。在職期間，他積極籌劃，提出了一系列振興農業和工商業的具體方案，雖然還未來得及實施就被慈禧發動政變而成了泡影，但他的遠見卓識卻為後來的資本主義現代化作了思想理論上的準備和初步的實踐嘗試，是很有價值的。政變發生後，維新派志士血濺京華，受到殘酷鎮壓，參與變法的帝黨官員也無一倖免，受到懲處，端方督理的農工商總局亦被撤銷，他本人則因為是旗人，「成份好」，只給了個「銷銜撤差」的輕微處分。但他畢竟是個「巧於為宦」的投機政客，為了維持政治生命，他四處張羅打點，向慈禧求情，還撰寫了一千多字的《勸善歌》，傳布全國，極力討好西太后，受到太后嘉許，不僅不再追究他的「過失」，反而任命他為陝西巡察使，並從此之後官運亨通，先後出任陝西布政使、湖北巡撫、署兩廣總督、江蘇巡撫、湖南巡撫、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等顯職，步入了一場更大規模的社會改革運動。
如果說戊戍變法時期端方的思想是進步的，那麼在新政時期他的思想就是相當開明的。在政治立場上，他固然是反動的「慈禧一族」，鎮壓過陝西的義和團運動，捕殺過湖南的華興會會員馬福益。但在當時的封疆大吏中，他卻是「通達時局」，比較溫和的。他知道對付革命不能光靠鎮壓，主張「剛柔相濟、恩威並舉」，當徐錫麟安慶起義失敗後，他專門致電安徽布政使馮煦，指示他「若舉事者僅徐及所帶學生甘心作亂，並無他項人與之同盟，斷不株連窮究」。並說「欲解散亂黨，則惟有於政治上導以新希望，而於種族上杜其所藉口」。他是想在封建王朝不被推翻的情況下革舊佈新，強國富民。認為只要把國家搞富強了，人民就不會反對了，革命也就自然消弭了，民族矛盾也會化解了。真是用心良苦！
在這種思想支配下，他對付革命的手段是分化瓦解，拉攏收買。同盟會員劉思培、何震、汪公權等就是被他的「懷柔政策」網羅到身邊的。在解決四川的保路風潮中，他也是審時度勢，主張「川局宜撫不宜剿」，一進入四川就用了大量的古董字畫網絡川人頭面人物。但「時不利兮騅不逝」，清王朝氣數已盡，他是朝廷派到四川的頭號官吏，鬼使神差成了替罪之羊，受到身首異處的可悲下場。
端方的經濟思想
首先應當指出：端方懂經濟，是個很有經濟頭腦的幹吏。 1891年，他任過張家口關稅監督；1893年，任過工部郎中；1898年，又補授直隸霸昌道，「深諳時務」，因而被光緒委以農工商總局督理的重任。端方認為：中國是農業之國，興國必先興農，而興農則必須改革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他在《督理農工商總局大臣端方等摺》的奏章中，條分縷析，提出了一系列堪稱「現代化」的改革計劃。以下幾點：諸如開辦農業專科學校，聘請國外農業專家傳授新式農業知識；改良農作物種子，將優良品種向全國推廣；使用化肥和科學的種植方法，聘請美國或日本的農業教師前來指導；由官方辦立農學報，翻譯介紹西方的先進農業技術和國內外的農業動態；成立農學協會，會員可將優異成果帶到協會，推廣先進經驗，進行學術交流；改進農業生產工具，「自美國和日本酌量購買農器」等等。
對於工商業，端方主張大力扶持、發展和保護。當時我國的工業主要分為軍用和民用兩大類，軍用多為官辦，以船廠、鐵廠、槍砲廠、火藥廠為主，產品不計算成本價格，不參加市場交易，具有濃厚的封建國防性質；民用產品多為民辦，但先天不足，很多都是城市手工業和農民家庭手工業破產後轉化而成，產品以繅絲、榨油、扎花、釀酒、麵粉、火柴、造紙、棉紡織、食鹽、煤鐵居多，其中繅絲、棉紡織、麵粉三大行業為民族資本工業之主體，但受的外國資本衝擊也最嚴重，於是端方提出要對這些民族工業「皆當設法鼓舞，以盡其用」。他特別重視絲茶這兩項利潤大而銷路廣的產品，主張購買機器，採用新的種植製造技術，擴大產量，提高質量，增強與外洋的競爭能力。
在銷售方面，他提出「官設銀行，商集公司，解決行銷過程中出現的華商資本不足和爭先銷售導致價格下跌，以保護利權」。在振興商務方面，他鑑於各省之商務局「由紳為經理，未能著效」，提出「延訂各省富商專任各省興商事務，果能自籌股本或糾集公司，查明款項屬實，應即批准，給以文札，議章興辦，並由京外總分局與地方官吏共同保護，不使掣肘」。
1904年，他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一上任就將不相統屬、分歧複雜的支應局、籌防局、籌款局合併起來，組成江南財政總局，札飭按月造表，申報收支情況。這種先進的財務管理制度，他在國內最先使用。
最了不起的是：他在光緒三十四年奏請舉辦「南洋勸業會」，全國各個省份都要參加，由他擔任會長，鄭孝胥為副會長。宣統二年（1910），勸業會在南京正式召開，會場中每個省都設立了一個專館，又集中設置了教育館、武備館、工藝館、美術館、農業館、機器館、衛生館、電學館。千姿百態，洋洋大觀，舉世轟動。這是我國的第一次全國規模的大型博覽會和物資展銷會，會期從五月開到九月，萬商雲集，盛況空前，其重大的歷史意義和深遠影響是不可低估的。
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建樹
在近代中國第三次變革運動的清末新政中，端方最為值得稱道的業績是重視現代教育，興辦新式學校，派遣生員出國留學。他四處為官，四處建校，一共建了小學、中學、師範、大學、警察學校、法政學堂、商業學堂、方言學堂、陸軍講武學堂等各類學校200多個，派遣了留學生1000多名。他認為：「中國積弱已非一日，惟賴盡人知學，始能養成智力，與外洋競存取勝」。因此，他將興學作為最急之務。
中國的第一個省立公共圖書館也是他在湖北建立起來的，並委託武昌府太守梁鼎芬負責督辦具體事宜。
端方還相當廉潔。 1904的4月，他調任江蘇巡撫，當時的慣例是每逢新官上任各個州縣都要向巡撫衙門送門包，他卻嚴令革除，叫各個州縣將這筆錢用來選送兩名學生出國留學（可見數額不菲）。接著又在蘇州建立江蘇師範學堂、江蘇高等學堂、實業學堂、旗營工藝傳習所。 1906年，端方從歐美考察政治後回國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創辦了南洋大學堂，招收南京、蘇州、安徽、江西和南方各省的學生；暨南學堂，招收華僑子弟；南洋陸軍講武堂，培養陸軍軍官；官立粹敏第一女學堂，分為師範班、預科班、小學班；南洋方言學堂，教授德文、法文。他對法律也很重視，認為：「今日立國根本，當以法律知識普及為第一要義」，於是又設立兩江法政學堂，正科培養學生，別科培訓官吏士紳。後來又採納張謇的建議，籌建南洋工科大學。
在南京他還建了個比湖北湖南更為大型的江南圖書館，邀請著名的藏書家、校勘家繆荃孫擔任圖書館的總辦，鎮江著名藏書家陳慶年擔任會辦。他聽說浙江錢塘丁丙的「八千卷樓」要出售，立即派人用七萬三千元買下。 「八千卷樓」是清末四大藏書樓的第一樓，藏書最多，珍版也多，他將這些書全部送入江南書館。
端方還有件值得一書的壯舉是奏請廢止科舉。1905年，以他為首，約同袁世凱、張之洞等一群地方督撫聯銜奏請停止科舉考試，獲得核准，終於廢除了流行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
結語
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端方死在資中，我是資中人，從小聽到許多有關他傳聞和故事。傳聞中說他很壞，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我是「聽其言而信其行」，信以為真，將他恨之入骨。後來長大成人，看了些書，從梁啟超撰著的《戊戌政變記》中揭露頑固守舊派「窮捕義士」的二十二名志士名單中忽然看到了端方的大名，不由大吃一驚，嗣後又從《榮慶日記》中得知端方是收藏家，攜帶了一部《紅樓夢》原稿手抄本到四川，更加驚奇，便想方設法專門搜尋他的有關資料，通過「聽其言而觀其行」，才知道這個反動營壘中的骨幹分子並非一無是處，他在維新運動和清末新政中的經世致用思想和變革精神，不應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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