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三）》
中華民國（四年 月 日，約下午四時），我捧例行公事謁項城（時我任國務院參議兼大總統府秘書）。談公事畢， 項城言：「昨日日本公使帶同翻譯某來見我（此翻譯官地位頗高，與項城頗熟），向我提出要求二十一條，並一再囑咐，萬勿泄漏，所要求太無理，令人憤恨，汝可往晤顧問有賀（法學傳士、文學傳士有賀長雄，本因敷衍親善，聘作顧問，月薪三千元，住宅費在外），密探日本內閣之真意究竟何在？晤後速句我。至於內容，既約定彼此須守秘密，此時我亦不便告汝，有賀一定常與日本使館接沽，但此二十一條的內容，他也許真不知道」云云。我立即往晤有賀（住秦老胡同街家西院花園）。有賀云：「按照國際公法慣例，惟有大使可以直接要求單獨見駐在國元首，公使無此權利。又，一國對一國有所要求，必須經過駐在國之外交首長。又，元首接見外國大使或公使時，外交首長應一同在座。此次外交首長是否外交首長是否先有所聞，均關重要。甲國對乙國有所要求，係常有之事，而國際間通行的禮貌，不能隨便破壞。此事無論內容如何，日本公使不守國際間通行的禮貌，似乎太不對。 」繼由我個人探其知道內容與否，因言：「大總統遵守彼此守秘密之約，我任秘書，其實一字不知，你何妨略言其大略。」渠力辯毫無所聞。看其情形，似彼實不知內容，乃云：「我私下問你。你的意見如何，還是不能不答應呢，還是可以駁回呢？大總統很尊重你，你可以秘密告訴我罷。」渠云：「大總統待我，禮如上賓，我很感激。但此事日公使館確未向我透露絲毫，我真不知內容。至於答應或駁回，更談不到了。」談話至此而止，因不得要領，礙難回覆項城，乃回寓暫息（時我也寓秦老胡同）。
匆匆吃完晚飯，又至有賀寓所，設法套他的真話。先詢日本政治情形，渠云：「日本完全由幾位元老當家，大隈伯爵（總理大巨大隈重信）雖任內閣總理，但外交、軍事最後決定，即外交應否決裂，決裂後如何遣兵調將，大權尚在天皇，而其實權仍操之於元老。日本現在元老，以松方侯爵及山縣公爵為最有權，若此二人不允許外交決裂，不允許用兵，大隈內閣一點辦法沒有。 」言次，又把他的法學博士態度拿出，大談其日本憲法，言其與別國憲法之區別，日本統率大權完全在天皇手裡，內閣不能過問。「質言之，即日本立憲時，統率大權仍保留在天皇手中，並未與其他統治權一併交與內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其實只是陸軍糧台、陸軍司務廳、海軍糧台、海軍司務廳而已。統率大權在天皇，輔之以參謀本部之帷幄上奏，而不輔之以內閣。極端言之，內閣總理大臣及陸軍大臣、海軍大臣，不能以命令遣一兵調一將，令其向某處開一槍。例如英國，只須總理大臣及閣員全體同意（當然應得議會同意）即能遣兵調將，向外國開戰用兵。而日本不然，日本天皇經帷惺上奏，已同外國開戰用兵，甚至總理大臣及陸、海軍大臣尚不知（極端言之）」云云。
時已夜深，我擬翌日回覆項城，而項城已遣使到我家催我即刻入府間話。晤項城後，將有賀之憲法論報告完畢。我以為與二十一條無涉，認為不得要領，容我再向別方面偵探。項城言：「何謂不得要領，聽他的憲法論，我己略得要領矣。你同他談話後，要立刻回覆我，要緊要緊。」
翌日入府，項城又叫我進見，云：「我想叫你再去同有賀談話。我請他即日回國一趟。他能不能直接見松方侯爵及山縣公爵，把大隈提出的二十一條要求，及他叫日本公使不守國際間通行禮貌，直接向一國元首提出無理要求的情形，告訴元老，並詢諸位元老的真意」云云。我立刻又往晤有賀，有賀始而覺得回國晤元老，頗有難色。我云：「二十一條內容，我實一字不知。但我看大總統似己決心全部駁回，一字不能答應。事已至此，你想若真決裂，我固不利，兵連禍結，你日本也未必有利。」他心動云：「松方侯爵、山縣公爵都請我講過憲法及國際公法，都是熟人，我可以回國一趟。」遂定翌日即行。我回報項城，項城立開條命我向收支處領一萬元，送有賀作路費。並云：「如他略有嫌少之意，快來告訴我。」現在項城始將二十一條內容約略告訴我，命我轉告有賀，我至此時始知二十一條之大略。我立刻將一萬元送去，並將二十一條內容大略告知有賀。
翌日，項城己密派便衣憲兵二人護送他到瀋陽，我亦奉命至車站送他。有賀既行，項城因等回報，乃設法與日本公使拖延，而盼望回報之心甚切。每見我，必間有賀消息。而去後五、六日，竟無消息。後得我國駐日陸使（陸宗輿）電云，有賀於某日起程回華，項城始稍放心。某日，有賀在京家屬云，已來電命某日某時到車站接。項城又派我至車站接他。下車見面，我問他消息怎樣？他一言不發，約我同他到寓所詳談。到有賀秦老胡同寓所後，他說：「這件事真像已明。我見了松方侯爵，那裡知道，侯爵實不知其內容。如此大事，並未經過御前會議，松方只知道大隈要與中國解決懸案，不知其他。我（有賀）乃將二十一條內容告知松方，并言日本公使直接向駐在國元首提出要求，有失國際間通行禮貌。松方云：『大隈重信言大而誇，你快回華告訴袁世凱，滿洲係我帝國臣民以血肉性命向俄國人手裏奪過來的，應當予帝國以發展的機會。至於滿州以外中國領土上的主權及一切，帝國毫無侵犯的意思。大隈的要求，是他大隈重信的要求，帝國臣民不見得都支持他的要求』」云云。有賀附言：「山縣公爵，我因保守秘密，怕招人耳目，故未往見」云云。
我將其言回報項城，項城喜云：「得要領矣，得要領矣。滿洲以外的要求，當然半個字也不能答應他。就是滿洲，俄國所搶去的，他日本都拿去了，他還要想發展，你發展了，我卻癟了。 」自此以後，一切對日交涉，均由外交當局經手，我不預聞。只知彼此須守秘密之約，我己不守，東交民巷各國使館乃至各報館，均傳遍二十一條，而與我同事之跑英國使館方面之秘書（大總統府秘書），較我更忙而已。
項城又派我一很難的任務，在二十一條未發生以前，項城叫我聯絡日本浪人，即日本人有相當智識而懷才抑鬱者，揮金與交。數年之間，經我手推薦了若干人。項城就中選定六、七人，最高有月給五百元者，至少者亦月給二百元。直言之，即我方收買的日本間諜，其事極秘，除項城與我外，無第三人知之。項城言：「現在正當緊要關頭，你務必常跟他們聯絡，無論何種情報，是真是假，是虛是實，是大是小，都來報告我，並且你見了他們，應該說甚麼話，也要斟酌。你預先來問我，我告訴你」云云。我擔負此任務，即與彼等往來，竭力搜求日本公使館的內部情形，但毫無所得。我將我無能情形，回報項城，請求解除此項任務。項城云：「我所欲知者，不專指日本使館內部情形，我要知道日本商民之動靜。例如最近來的日本人多，還是回國的日本人多，以及他們為甚麼要來，為甚麼要走。走時是否把家財一齊賣盡，有無一去不復返之勢。是否接到日本公使館或領事館的命令，勸他們回國」云云。我竭力偵察，最近只有二、三家日本人回國，我趕緊報告項城，而項城己比我預先知道了，乃云：「我另有偵探。但他們只知道誰來誰去，不知其來去的原因。我注意此層，你替我探聽。」我一再探聽，日本僑民安靜如常，毫不驚恐。
有賀回北京之第三日，項城又派我一任務，似乎尚不十分信任有賀長雄的話。命我即日去日本東京見松方侯爵。我因久已暗中為項城收買日本高等間諜，為日本使館的注意人物，乃力辭云：「我為日使館注意人物，似乎不便。」我推薦金君（金邦平，號伯平，安徽人）即日攜有賀介紹信前往日本。我並推薦我表妹夫秦景阜（江蘇元錫人，號穎春）為金之輔佐，兩人一同前往。項城給以路費二千五百元，兩人即日啟行。到東京下車即往見松方，松方對金所談，與有賀所言完全一致。言極簡而意極堅。見松方後，未往旅館，即日回北京，往返似只三晝夜（或四晝夜），路費兩人只花去五、六百元。金覆命後，項城對於此事，似乎鬆了一口氣，但尚不免有緊張之色。
一日，又叫我前去與有賀長雄研究憲法，叫我力避談二十一條，並不可微露大總統派來之意。我心中頗覺不快，覺項城何迂腐乃爾。此何時華，憲法憲法，能解決外交問題嗎？項城似己覺我有不快之意，乃言曰：「我現在所欲知者，乃外交真正決裂後，大隈應取何態度，他能否奏請天皇即日派兵來中國。依日本憲法，天皇必須依他所請出兵呢？還是可以駁回不出兵呢？關鍵在此。你萬不可將此問題涉及二十一條，宜用旁敲側擊法，叫他就憲法論上解答問題。 」我奉命又去見有賀，託言我個人同你研究憲法。在我力避涉及二十一條，而他語語涉及二十一條，最後言：「內閣若請求用兵，必開御前會議，諸位元老當然列席。天皇及元老若不喜用兵，當然可以駁回。大隈此次大失敗，既然敢於提出這樣的要求，就應該先奏請開御前會議。議決如何要求，如何讓步，讓步至如何程度，不能讓步，若決裂，採用若何手段，如何用兵？今大隈內閣貿然提出，毫無準備，毫無後盾，天皇不知，元老不知，希望僥倖成功。國家大事，豈投機可以幸致。若袁大總統竟然駁回，決裂用兵，則未經過御前會議之件，出兵與否，尚須請示天皇，請示元老。不用兵，又傷帝國之威信，不倒奈何。」我說：「決裂後始開御前會議，請求出兵，不亦可乎？」有賀云：「如此，則他的二十一條中涉及滿洲外的要求，本非帝國本意，他應負責。即涉及滿洲的各條，也許有非帝國本意者，他也要負責。但有一層，他提出的要求，本非帝國本意，縱遭駁回，帝國之十之八九不至因此出兵。」而對方（即中國方面）若有重大侮辱帝國威信之言語行動，他可藉此激怒天皇、元老，乃至帝國臣民，促其用兵。此層亦不可不防。總之，他大隈這次的辦法，手段太拙劣。例如在中國開設醫院，在中國派和尚傳佛教，若不用要求方式，此二事可以辦到。例如北京日本人，現在醫院不下十餘所，何嘗有條約上的根據。中國政府又何嘗禁止，久已相忘於無形。有他這一要求，反惹起中國人的猜疑。宗教亦然。西洋同一耶穌教的國家，雖兩國戰事已起，而互相傳教如故。佛教流傳中國、日本、蒙古，背後何嘗有印度的兵力。假使以國家的威力行之，反多窒礙，此非我（有賀）一人之私見，日本人之稍明事理者，恐亦不以大限為然。要求條件既拙劣，要求方式又不合於禮貌，必失敗無疑」云云。
我將詳情回報項城。項城云：「滿洲外的要求，我儘量全數駁回。滿洲內的要求，多少答應幾點，而這幾點縱答應了，我有辦法要他等於不答應。不但如此，我還回打他一棍。我還向他有所要求，回文即將發出」云云。我因非外交當局，不便深問，故對於項城所說反打他一棍，反向他有所要求的是甚麼， 我不知道。
此文發出以後，叫我設法打聽日本公使館內部情形。我驅策日間諜竭力偵察，亦無確實消息。但據日間諜報告，言日使館亂作一團。使館人皆云，萬不料袁氏敢於如此。日本東京得信後，亦出於意外，似乎大隈伯爵有受元老譴責之說，但無確據。又隔數日，我駐東京陸公使〈宗輿〉來電云，某君（日本人月受項城俸五百元日間諜之一）來館密告云： 「大隈內閣得袁氏覆文，驚袁氏之膽大。而未經御前會議，自己即提出此項要求，遭袁氏回敬一棒，狼狽萬狀。不得己上奏天皇，已開御前會議」云云。
項城又叫我去同有賀閒聊，話及日本開御前會議。有賀云：「大隈狼狽情形，於此可見矣。他以為袁大總統不知日本內閣無用兵之權，故敢於不經御前會議，提出激烈的要求，以為虛聲恫嚇，可以壓倒袁氏。殊不知你的弱點，袁氏何至研究不到，挨一回馬槍，進退兩難。今日方奏請開御前會議，其狼狽情形，己可概見。但是我請你告訴大總統，果係經過御前會議的要求，則他背後有相當力量，非大隈一人私見可比，非虛聲恫嚇可比，或允或駁，那就請大總統決斷罷。」言下之意，似經過御前會議的要求，還是答應的好。不然，就要打仗。我把他所說的話報告項城。
有一天，忽然有一日本朋友問我：「近幾日夜夜車站加車，車站似頗忙亂，你能告訴我是甚麼原故麼？」其實回文發出後，項城已告訴我了：「你的日本朋友若問及車站及火車，你只微笑不答好了。」我即以此態度報之。彼等窮問，我仍微笑不答。始知此點項城也有作用。此時我等急欲探知者，乃東京御前會議後的消息。暗懸重金，購買消息，迄元所得。日本間諜，思得重金，每日都有人向我報告。或云東京回電己到日使館，計有三案：第一案如何如何，第二案如何如何，第三案如何如何。先提第一案，不行，提第二案，再不行，提第三案。第三案不行，則決裂。我以為此種讕言，無報告之價值。而項城一再問及，並云：「你何以知其無價值，在我看來，一句謠言，都有價值。今日之事，猶如打撲克牌，快到最後攤牌之時了。你以無價值了之，錯了。你遵我是真是假，是虛是實，是大是小，都要報告之言，萬勿隱慝。」言下頗有責備我之意。
某日，日本間諜來報，日公使館的確接東京來電了，御前會議，依諸元老意見，只有一案，滿洲以外不提，滿洲以內較原案略有讓步。最重要是：（1 ）日本在滿洲內地雜居；（2）日本人得在滿洲租地種地；（3）滿洲警察局須聘僱日本人為顧問。似此三條，最為重要，非中國答應不可，不答應即決裂．我立刻報告項城。項城說：「真貨假貨，我一眼就看得出來，這個報告是真的。 」我說或者還能讓步，焉知無第二案。項城說：「我同日本人辦交涉數十年，他們的性情，我知之熟矣。他們性急，喜歡痛快。況且證以日本元老松方的意見，大都相符。我看這個報告，比較其他報告，最近於真」。其後果然，此報告與日使館來文，大致相符。
又隔若干日，二十一條問題解決了，與松方侯爵所言，無甚出入。涉及滿洲以外者，一字不提，涉及滿洲者，我不大記憶。〈來文我並未見過，條約我也未見着，只聽項域談及大略而已。）似乎有：（1）滿洲雜居，（2 ）在滿洲購地租地及（3）警察局用日本人作顧問等款。有賀又約我去談，他又拿出他法學博士的態度出來了，言滿洲依照這次簽訂之約，若干年後，一定會變成兩屬地，或如德、法間之阿爾薩斯、羅楞斯係爭地一樣，因掉書袋引證西洋各國兩屬地及係爭地之所在，及歷史、及兩屬地係爭地國際法上的性質。他叨叨不絕，一講便是一兩個鐘頭。而我呢？聞兩屬地、係爭地之名詞，即懷憤恨。他講他的，我充耳不聞，亦未報告大總統。
我草一條陳，內容大致言，已答應了的各條，宜速籌補救之法：（1 ）破壞雜居，宜訂一外僑內地雜居條例；（2 ）破壞租地、購地，宜訂一外僑永租地權條例；（3）破壞警察顧問，宜訂聘僱外人條例。於條例中寓限制之意，即能暗中破壞條約。似此之類，尚有若干條。條陳上後，項城告我云：「你的條陳，意在破壞，但你係法家，只知法律，單靠法律，破壞不了條約。我已籌畫好了：（1）購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買不到手。（2）雜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屬地，即遇危險。至於（3）警察顧問用日本人，用雖用他，月間給他幾個錢便了，顧不顧，間不間，權卻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壞條約，用法律破壞不了。又其他各條，我都有破壞之法」云云。
項城所用老秘書某君（蘇州人，屢以正言規項域。項城極尊此人，而不盡用其言）亦參與密勿，本來反對簽定此約，聞項城及我暗中破壞之說，大不以為然。云：「既簽定條約，即應忠實履行，明知不行，而虛與委蛇，表面允其所要求，暗中卻加以破壞，必為禍根。本應推誠佈公，向彼明言不能應允之故。如彼不聽，縱以兵戎相見，彼曲我直，勝敗之數，尚不可知，而我理直氣壯，雖敗猶榮。今既允矣，成事不說，壯士斷腕，聽客所為。白水黑山，暫同棄地，痛定思痛，在關內勵精圖治，待機而動，收復故土，似亦一策」云云。項城斥為書生之見，並云：「推誠佈公果能成事，世界早太平了。」
項城曾對我言，擬頒布一懲治國賊條例，凡未經政府許可，私賣田土與外國人者，以國賊論，殺無赦①。我未見此條例頒布，惟聞東北軍界及民間皆傳言有此不成文法，而法制局及東北行政官署，卻無片紙隻字，又張作霖②只任巡防營某路統領，有兵千人，槍千餘支而已。二十一條簽定後，段芝貴僕僕風塵，密赴奉天數次。張氏勢力陡增，以巨金向德國某洋行購槍械，遂大言有我在，日本人不敢出附屬地，東北寸土不能入日本人手。其後尾大不掉，竟逐段芝貴而代之。作霖為國而死，春秋之筆或……應予之。而用作霖者袁氏也，作霖暗中排日，殆有人指示歟。張民父子據東北若干年，或謂其基礎奠自項城，而實奠自之十一條，此言似非無因。
項城死後數年，我去東北。日本友人告我云：「我等被囚禁於附屬地界內，一步不敢出附屬地。」至於向中國人購地、租地，更談不到。日本人受中國各機關聘僱人員，亦向我云：「我等名為顧問，其實絕無人顧，絕無人問」云云。二十一條簽字後，東北情形如此。張氏父子據有東北時亦如此，殆實行項城之策耶。其策為何？至今東北政界軍界老人，猶有存者，諒能言之，而我只覺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變相繼而起，禍根殆伏於二十一條歟。意者書生之言，有時而中歟。
日本既以為親善之說來，項城亦以偽親善之說應。知日本大權，不在內閣，不在天皇，而在元老。乃思以偽親善之說籠絡元老，又遣有賀回國見松方致意，並請松方來北京一晤。松方允來北京，乃為之備行館，以東廠胡同大住宅（良姓所有，政府租作陸軍俱樂部，後為黎副總統所有），為其行館，房屋粉飾一新，並為其備日本式澡堂及日本Tatami式住房一間（松方所要求）。乃松方竟以他事婉辭不來，其原因何在，吾不得而知之矣。日本使館既向我提出二十一條，彼方面亦倍加警惕，暗遣中日偵察，密探有賀及我之舉動。秦老胡同左近，時有面生可疑之人，我萬萬注意不及此，但有賀卻有所警覺。他由日本見松方回華後，漸覺日使館對他態度不如往日。又從某方面得到消息云，他往見松方侯爵，為袁氏效力奔走，已為大隈內閣所探知，將遣少壯軍人來華撲殺此賣國賊。（有賀云：「我遵從元老之治命，不隨從大隈之亂命。我忠於我的日本國，忠於我的天皇。對於袁氏，只盡友誼而已。大隈方面，詈我為賣國賤，隨他罵去，是非終久自明」。）有賀手下亦有一小部分密探，為之偵察。某日將實情告我，請求大總統派人秘密保護。項城立即應允，派便衣憲兵四人在秦老胡同左近巡邏。我之住宅附近，亦時有便衣憲兵踪迹，保護我歟？偵察我歟？聽之而已，我不問也。
有一日本間諜報告我云，某日日本使館開秘密會，言及對付有賀長雄及我之件，館員某云，某（我）為袁氏鷹犬，專為袁民收買我方（日方）高等問諜，似宜加以懲處。（警署收買日本間諜尤多，但非高等）。他館員云，不然，彼（指我言）為華人，其罪可恕，有賀為日本人，乃敢賣國。宜捨彼（我）而專對付有賀及其他日本間諜，眾贊成（似有一日本人回國上岸為暴徒所刺） ，但此後我及有賀皆未遇任何危險，而有賀卻日夜警戒，鬚髮染白為黑，閉門深藏不出矣。
簽約後，日使館又遣館員與我親近。某日，邀飲於某日樓，使館武官醉後向我言，中國政府何必用有賀長雄為顧問，其人學問誠淵博，但人品不足取。因言北京將建日本圖書館，伊及坂西③中將收入最優。坂西慨捐巨款，而有賀一文不出，只捐贈破書數十册。又老猶好色，其所僱下女，皆其外妾云云。似此毀有賀之語，不一而已。我唯唯而已，不贊一詞。
簽約數月以後，駐東京陸使致我密函，言有日本人某某，來使館密言，伊等四人運動選舉，缺運動費約日金十餘萬元，請求中國政府秘密補助。當選後，必彈劾（或質問）大隈內閣以為報，請示大總統應如何處理云云。我萬不料世界上竟有此奇事，選舉必須運動，運動必須運動費（似係四人，每人四萬元） ，而運動費卻向敵國（表面親善實係敵國）請求補助。我以為彼等想入非非，或係撞木鐘，不必理他，亦不必報告大總統。
一日，偶向項城談及此事，並力陳必係撞木鐘，不必理他。而項城聞言，對我微有怒色。深責我如此要件，你竟不告訴我。斥言：「你係書生，以為奇事。自我視之，毫不足奇」。索信觀後，立電東京使館，撥款與之（似係十二萬元） ，並云： 「讓他們吵家務。」又隔數月，東京陸使寄來日本眾議院速記錄若干份，言及請求運動費之日本人，在議院發言彈劾（或質問）大隈內閣之速記錄，由該日本人交付中國使館者。憲政憲政，如是如是。此則二十一條之尾聲，因附記之。
①北京政府一九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公佈《懲辦國賊條例》無此內容，此記載不確。
②張作霖清末任奉天巡防營統領，民國初年任二十七師師長，1916年4月任奉天將軍。
③坂西利八郎， 1912年任總統府軍事顧問，時為大佐，後始昇為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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