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吾人意中之孫文，不過廣州灣之一海賊也。
而孫君乃于吾國腐敗尚未暴露之甲午乙未以前，不惜其頭顱性命，而虎嘯於於東南重立之都會廣州府，在當時莫不以為狂。而自今思之，舉國熙熙，醉生夢死，彼獨以一人圖祖國之光復，擔人種之競爭，且欲發現人權公理于東洋專制世界，得非天誘其衷、天賜之勇者乎？
熱心家初出任事時，其進誠銳，意若曰以齊王猶反手，而不知前途有無限之荊天棘地。至一旦失敗，則又徜徉于岐路，是以朝秦暮楚，比比皆是，此則孫君之所以異乎尋常之志士，讀者之所當注意，吾輩之極宜自勵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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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於1911年12月1日發表了《宣言》九則：「如僕所觀，孫君長於論議，此蓋元老之才，不應屈之以任職事。至於建置內閣，僕則首推宋君教仁，堪為宰輔，觀其智略有餘，而小心謹慎，能知政事大體，雖未及子房、文終，亦伯仲於房、杜，昔在東方，嘗以江左夷吾相許；今其成效粲然，卒為功首，猶複勞心綜核，受善若虛，上宰之任，不患無人矣。」
章太炎《偽民報檢舉狀》：「孫文本一少年無賴，徒以惠州發難，事在最初，故志土樂與援引……推為盟長……而孫文小器易盈，遂藉此自為封殖。在東京則言在南洋有黨羽十萬，在南洋則言學生全部皆受指揮，內地豪傑，悉聽任使。恃《民報》鼓吹之文，借同志擁戴之意，乘時自利，聚斂萬端。」
「背本忘初，見危不振」
「屢以函致南洋，欲孫文有所接濟，再差胡漢民或汪精衛一人東渡，郵書五六次，電報三、四度，或無覆音，或言南洋疲極，空無一錢。有時亦以虛語羈縻，謂當挾五、六千金來東助，至期則又飾以他語，先後所寄，只銀元三百而已。」
「夫孫文懷挾鉅資，而用之公務者計不及一，《民報》所求補助，無過三、四千金，亦竟不為籌畫，其幹沒可知已。及去秋有黎姓者自新加坡來云，《民報》可在南洋籌款，即印刷股票數百份，屬友人陶煥卿即陶成章帶致孫處，而孫坐視困窮，抑留不發。」「而身擁厚資、豢養妻妾之孫文，忝為盟長，未有半銖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詆毀他人，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雲南本中國之地，而欲贈送法人」
「試觀黃興，非與孫文死生共濟者耶？而以爭權懷恨，外好內猜；精衛演說，至以楊秀清相擬。關仁甫，非為孫文效死建功者耶？而以事敗逋逃，乃至密告英吏，誣以大盜。其背本無恩如此。」
「綜觀孫文所為，豈欲為民請命，伸大義於天下，但擾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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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9月，陶成章發布《七省同盟會員意見書》（又稱《南洋革命黨人宣布孫文罪狀傳單》）評價孫，指出：「竊念我同盟會初成立之際，彼固無一分功庸，而我同志貿貿焉直推舉之以為總理，不過聽其大言……於是彼之名譽乃驟起，彼又借我留學生之革命黨，推戴之名目，《民報》之鼓吹，南洋之西洋各報館，於是亦逐漸有紀其事、稱其名者。」
傅國涌：《主角與配角：近代中國大轉型的台前幕後》長江文藝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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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蓋孫文素日不能開誠佈公，虛懷坦誠以待人，做事近乎專橫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
「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孫逸仙已是落後於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黃興的優柔寡斷又誤了事，孫中山的空想再來誤事的話，革命怎麼辦呢？……黃興食言不來也無所謂，我有兵力，決不允許孫派的人踏進城門一步！」
唐德剛著：《袁氏當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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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7月，英國《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專訪黎元洪，在談及孫帝象時，黎說：「世人對孫逸仙有錯誤的認識。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沒做甚麼實際的工作。他返回中國時，革命已經結束。除了一些道聽途說的模糊印象外，我幾乎沒有聽說過他這個人。除了聽到一些他的煽動性演說外，我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觀點。我對他的認識只有這麼多，我認為他是個空想家。南方黨（或共和黨）決定以南京為首都建立一個名義上的政府。此舉是為了在道義上影響國內外視聽。他恰好到了上海，做了名義上的總統。當時真正的革命領袖找各種理由拒絕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因為他們認為這一職位不會存在很長時間。孫逸仙離開中國時間長，與這裡的任何勢力均無關聯。他在國外名氣很響，因此他似乎適合這個位置。我從未聽說他對革命工作提供過甚麼實質性的幫助。他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構的……」
北一輝：《支那革命外史》
西里爾‧珀爾：《北京的莫理循》，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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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孫帝象北上向袁世凱承諾在十年內修築鐵路二十萬里，袁聽後詫異，向親信說：「孫氏志氣高尚，見解亦超卓，但非實行家，徒居發起人之列而已。」
1914年11月3日，袁在《箴規世道人心告令》中評價孫等人：「民國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國民弱點，遂倡為無秩序之平等，無界說之自由，謬種流傳，人禽莫辨，舉吾國數千年之教澤掃地無餘。求如前史所載忠孝節義諸大端，幾乎如鳳毛麟角之不可多得……一個國家不必愁貧，不必憂弱，惟獨國民道德若喪亡，則乃必魚爛土崩而不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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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13日，孫帝象病逝翌日，北京《晨報》刊登梁啟超專訪談話，以〈孫文的價值〉為題發表，梁稱：「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不公認的事實。我對於他最佩服的：第一，是意志力堅強，經歷多少風波，始終未嘗挫折。第二，是臨事機警，長於應變，尤其對於群眾心理，最善觀察，最善應用。第三，是操守廉潔，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亂弄錢，便弄錢，也絕不為個人目的。」
「我對於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孟子說：『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這句話也許有人覺得迂闊不切事情，但我始終認為，政治家道德所必要的。因為不擇手段的理論一倡……結果可以把目的扔向一邊，所謂本來之目的，倒反變成裝飾品了。」
「但我以為孫君所以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敗者亦未必不在此。我們很可惜的是：孫君本來目的沒有實現的機會便死去了，我們所看見的只是孫君的手段，無從判斷他的真價值。」
1927年5月5日，梁啟超在給女兒信中（與令嫻女士等書）說：「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依然是不能發展。適值俄人在波蘭、土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著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於是拿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窮〕，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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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陳炯明在其著作《中國統一芻議》中，對孫中山《三民主義》提出異議，他說：「三民主義及其發表之政綱，類皆東抄西襲，絕少獨立之思想，一貫之理論，而於國情亦未適合。在今日視之，已屬陳腐不堪，亟待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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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孫武力鎮壓廣州商團事變後，廣東各界有人組織「各界救粵聯合會」，在香港通電指控孫「禍國禍粵」十一大罪狀：搖動國體，妄行共產主義，縱兵殃民，摧殘民治，破壞金融，抽剝民產，大開煙賭，摧殘教育，蹂躪實業，破壞司法，鏟滅商民團。
《華字日報》19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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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20日孫傳芳自南京前往江西九江督師。臨走對前來送行之人士說：「今日是中秋節，是團圓的日子。但是南京興兵寇境，常言道：國不圓何能家圓？我本報定保境安民宗旨，但求固我疆土，決無何等之野心。昔日，孫中山先生欲以三民主義治國，這本是一種黨綱。不幸中道而喪。一部分國民黨員，誤解其真意，勾結赤俄，大
倡以黨治國，實行暴民專制。我以為，共和國家，必有政黨。然必須實行兩黨制。一黨在朝，一黨在野，互相監督，國家始有進步可言。民國以來，中國此黨仇視彼黨，此系推翻彼系。同是國民互相仇殺。本屬一系，忽而倒戈，是謂自殘，有何意義？」
「諸位，本帥此次出征，抱定三愛主義，孫中山是三民主義我孫傳芳是三愛主義！有人稱沒主義的人要失敗，我也是有主義的，我們是不會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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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初，孫武聽聞孫發緒講述孫文如何吹牛，南京政府如何賣國後，孫武表示「南京政府如此敗壞，我寧可承認袁世凱，不承認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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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犬養毅時為日本眾議院議員，曾把孫介紹給當時日本外相、日本進步黨首領大隈重信。據《孫中山年譜長編》記載，犬養毅寫信給長年在中國活動之日本大商人平岡浩太郎，稱：「願吾兄將彼等握住，以備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時可用。彼等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
1900年，犬養毅對平岡浩太郎（日本「玄陽社」頭子，長期在中國活動，為日本搜集情報）告誡：「願吾兄將彼等（孫帝象等人）握住，以備他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時可用。彼等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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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宮崎寅藏調解孫、黃（興）矛盾無果，遂致函在上海之宮崎民藏（宮崎寅藏之兄），對其直言：「孫氏曰，『支那人皆廢物也，唯吾獨豪。吾乃支那之救世主也，凡服從吾命者來矣！』對此，就連一直追隨孫文始終奮戰、最終逃亡的李烈鈞也產生了反感。」
侯宜傑：〈論黃興不入中華革命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致富崎民藏函〉，《富崎滔天全集》第五卷，轉見挾間直樹《孫文思想中的民主與獨裁》；譯文載《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1輯
宮崎寅藏：「黃氏曰，『孫文瘋子也！還自鳴得意地謂其神降人界，此乃最善！』可見孫、黃二氏並非固有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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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月31日，已卸任日本遞相之犬養毅於東京回憶稱：「孫實不愧為一廉潔之士，處世接物，既決無半點私心，且又常以實現其理想為懷，其為自己之主義而苦戰奮鬥，備極勞瘁者，蓋數十年。雖其所志未克盡伸，然其勇往直前之氣，固數十年如一日也。」
周谷：〈宋慶齡第一張出國護照及其結婚誓約書（下）〉，《明報月刊》，香港，1993年2月號，第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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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潘惠祥指出，孫為革命的成功，不惜曲解西方民主政治，甚至用非民主手段。孫的思想無疑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政府有重要影響，尤其是用武力解決政治分歧的手段，成為他的繼承人蔣介石奉行圭臬之一。中華革命黨成立後，孫忠實的同盟者離他遠去，他的擁護者也因陳炯明的例子而不敢有不同意見。即使反抗，也被孫開除出黨。隨著孫與同盟者離異，孫的政策愈來愈激進。孫在三民主義中表現出的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可歸咎於對西方民主政治誤讀。孫對「權利」的錯誤理解，導致日後憲政運動缺乏「權利」元素。以孫為首的革命派認為，只有國家先統一，然後才有民權可言。孫在追求民權過程中，手段與目的混為一談，甚至不惜犧牲個體權利，顛倒目的與手段，導致日後國民黨政府有一種明顯傾向，為了國家自由，可以暫時放下個人自由，甚或犧牲、棄置不顧。孫領導下的國民黨黨政文化、三段建國模式以及模仿蘇俄式政黨（列寧主義），更是蔣介石政府「一黨專政」的理論淵源，也是事實上的延續。從中國憲政歷史發展來看，孫的專制和「以黨治國」，成為中國憲政歷程中的巨大包袱。「以黨治國」的黨權政治是一種威權政體，使黨組織控制個人、國家乃至社會每個角落。這種功能與孫思想深處的專制潛在一致。
潘惠祥：〈晚年孫中山〉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200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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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勞逸在《流產的革命》一書中，評價晚年孫「無論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變得日趨獨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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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辛灝年稱，武昌起義是「共進會」和「文學社」共同發動，其負責人與同盟會密不可分。共進會首領本名孫葆仁，為發動革命，將名改爲「孫武」，字改爲「遙仙」。之後武昌到處流傳準備發起的新軍起義是孫文弟弟孫武領導。這樣，學生和新軍革命黨便振奮起來，紛紛參加起義和革命。孫葆仁改名孫武後，有大約1,500名新軍戰士參加革命黨。辛亥革命先驅張難先在回憶錄中曾說：「當時中國，人人心裡都有一個孫中山的形象。許多青年人甚至想跑到海外去追尋他，去跟著他革命--因為孫中山這個名字，就意味著「革命」，一個要「推翻專制、創建共和」的革命。」辛灝年稱武昌起義發動者因製造炸彈而暴露後，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三位烈士被捕。三人赴義前，共同喊出口號：「孫中山萬歲！未死同志萬歲！」其實，共進會與同盟會的關係在史學界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部分學者認為前者是後者的外圍組織；部分學者認為前者和後者之間存在親緣和離合關係；部分學者認為前者從後者分離後有著自己的綱領，並非在同盟會的部署下開展工作。至於「文學社」，學者王怡表示這個組織與孫文沒有絲毫淵源。另外，孫武因仰慕孫文而改名孫武之説確有流傳，但孫武的字本是堯卿，後改為搖清，而非遙仙，搖清取「搖翻清朝」之意。
【透視中國】辛灝年：誰背離了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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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教育家蔣夢麟追憶，1911年10月8日，同盟會北美機關報《大同日報》稱，孫在報社內告訴革命同志，中國有一場革命要爆發。
蔣夢麟：《西潮．第十章 美國華埠》：「1911年10月8日，大概晚上八點鐘左右，孫先生穿著一件深色的大衣和一頂常禮帽，到了《大同日報》的編輯部。他似乎很快樂，但是很鎮靜。他平靜地告訴我們，據他從某方面得到的消息，一切似乎很順利，計劃在武漢起義的一群人已經完成布署，隨時可以採取行動。兩天以後，消息傳至舊金山，武昌已經爆發革命了。這就是辛亥年十月十日的武漢革命，接著滿清政府被推翻，這一天也成為中華民國的國慶日。」
相關記載稱在辛亥革命爆發10多天前，孫收到黃興要求匯款電報，當時有些遲疑是否需立刻回覆，直到辛亥革命爆發隔日，在報上得知革命軍佔據武昌。後來雖收到要求立刻歸國的信函，但孫並未立刻歸國，而是赴歐洲，要求英美德法四國銀行團拒絕貸款給滿清政府，並且支持中國革命，主要是擔心列強像在義和團與太平天國時與滿清軍隊聯手攻擊革命軍，導致革命失敗。
見《孫文學說》
學者辛灝年（1947年生）評論認為：武昌起義爆發後，孫帝象在國外的作為，使得「四國銀行團」終究並沒有貸款給滿清王朝，是滿清政府垮臺和袁世凱敢於逼退隆裕皇太后和末帝溥儀的重要國際因素。
然而真實情況是西方政府並不支持中國革命，1910年成立的四國銀行團為控制中國鐵路權，主動勸誘清政府向其借款，並最終訂立借款修路合同，後來因武昌起義借款案未能實現。另外，武昌起義後，孫在美、英、法的外交努力全部落空。1911年11月11日，孫到達倫敦，以革命勝利後「給英美在華若干優先權利」為條件，企圖向其借款100萬英鎊，英國外交部官員格雷評價孫為「理論性的與喜說大言的政治家」，並轉告孫：「英國將保持中立，對袁世凱將予尊敬」。11月21日，孫向法國東方匯理銀行總裁西蒙提借款請求，西蒙以四國銀行團已達成一致協議嚴格遵守中立等理由拒絕孫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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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馮勝平稱，孫是一國國賊，兩黨黨父。作為一名職業革命家，孫從辛亥革命前到中華民國建立後，都致力破壞，拙於建設。他開啟近代中國百年動亂先河，是中國現代極權制度始作俑者。
從二次革命起，孫先後聯合日本並引入蘇聯干涉中國內政，重組中國國民黨，與蘇俄一道培植中國共產黨，發展黨軍，施行黨內獨裁，以革命名義，借北伐名義奪取政權。孫死後，蔣介石完成國民黨的黨國法西斯體制。
馮勝平認爲，孫對近代中國最大傷害，不是賣國和假博士的身份，而是先後與章太炎、宋教仁、黃興和陳炯明四位同仁決裂。1909年，章太炎為反對孫專制獨裁而重建光復會，退出中國同盟會。孫公開指責章太炎為滿清暗探，指使蔣介石暗殺章太炎好友陶成章。1912年，孫與熱衷政黨政治的宋教仁分開。為爭奪國民黨領導權，孫中山和宋教仁不和。馮勝平鑒於兩人之恩怨和宋教仁在國民黨中實際地位，判斷孫是宋案主謀。1913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指責黃興無能，遂組建中華革命黨，要求入黨者按手印向他個人宣誓效忠，最終黃興遠離孫。1922年，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孫與之決裂，兵戎相見。爲奪取政權，孫以國家領土權益為交換，陳炯明則效仿吳佩孚，主張建設地方，反對蘇俄兼并外蒙，拒絕做其在中國的傀儡。
孫中山與四位同仁四次決裂，堵住四條可能使中國通往民主自由的道路。不論是章太炎主張自由主義，還是宋教仁偏向議會道路，或是黃興堅持法制道路，或陳炯明鍾愛聯邦制，都可能將中國帶出黑暗，但這些道路都敗於孫的革命。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主義的黨國體制是孫留下的政治遺產。蔣介石、毛澤東都繼承這個遺產。為爭奪這一遺產，國共兩黨內戰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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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黎建軍稱，孫生前是中國國民黨獨裁者，死後為中國國民黨精神領袖。中國國民黨為把建立的黨國合法化，在統治地開始把孫供上神壇。黎建軍表示，用歷史眼光看，孫對於中華民國而言實為罪人而非功臣。孫通過二次革命、護法戰爭、聯俄聯共、北伐戰爭等，把清末民初幾代人幾十年逐漸建立的秩序毀滅殆盡。孫革命幾十年，所爭取的並非民眾利益，實乃自己一己私利。
黎建軍：民國盡頭是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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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學者倪章榮（筆名楚夢）評價稱，辛亥革命前孫發動數次革命影響有限，暴動皆以失敗告終，讓清廷和國民等閒視之，認為是一群亡命之徒小打小鬧。之後武昌起義孫事先對起義一無所知，與孫無任何關係。孫沒有領導辛亥革命，其影響非常有限。
至於孫被選為民國臨時總統，是立憲派和革命黨妥協的結果。孫後來不想「出讓」臨時大總統一職，企圖向日本借款來武裝軍隊與袁世凱決戰，因借款未遂而罷手。
倪章榮稱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孫是中國國民黨領袖，國民黨順理成章把革命功績戴在孫頭上，中共把革命功勞給予孫也不難理解，因為若沒有辛亥革命和反北洋政府的正當性，國共就不能證明自己政權正當。孫是一個為了需要而被肯定的人物。孫後期在走途無路時與蘇俄取得聯繫，當時俄國有圖於中國特別是外蒙，在北洋政府拒絕與俄國合作後，蘇共與孫開始合作。中國大陸政治形態很大程度都是孫造成，若沒有孫聯俄聯共，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迅速壯大。孫的黨在國上之理論和黨指揮槍的思想被國共兩黨全盤接收。
重寫民國史--從客觀評價孫中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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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李劼認為，孫上斷改良之路，下啟國共之禍。他稱孫打斷自曾國藩、李鴻章到袁世凱的改良進程。然而，孫革命的喜劇性，在於其與辛亥革命兩大主要事件皆無關。武昌首義時，孫不在場。清室遜位是袁世凱所為，與孫無關。民國成立後的二次革命，孫把中國推回到江湖造反的歷史輪迴中。孫習慣江湖造反，缺乏宋教仁雙方都遵守遊戲規則的現代政治意識。孫口講三民主義，骨子是洪秀全。後來聯省自治也是一條政治現代化道路，國共史家將聯省自治混同於軍閥割據，是為孫的北伐戰爭尋找理由。這場戰爭使中國未能從聯省自治走向民主聯邦。孫後來以列寧主義為中國政治培養兩個勢如水火的國共兩黨，國共內戰是北伐戰爭一種歷史延續。
孫中山--上斷改良之路 下啟國共之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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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劉宗正（1948年生），指責孫有「大漢沙文主義」思想，指出孫試圖宣揚漢族同化少數民族的合法性，例如：「就歷史上說，我們四萬萬漢族是從那一條路走來的呢？也是自帝國主義一條路走來的。我們的祖宗從前常用政治力去侵略弱小民族」（《民族主義》第四講）、「中國自秦漢而後，都是一個民族造成一個國家」（《民族主義》第一講）。
劉宗正：《孫中山的聯邦思想》
「有人說，清室推翻以後，民族主義可以不要。這話實在錯了……現在說五族共和，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我的意思，應該把我們中國所有各民族融化成一個中華民族。」但通觀孫之民族主義言論，其實更接近美國國族主義，即美利堅國族，以漢族為主體，對內求各族平等，對外求平等，融合而成為中華民族的國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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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稱，孫真正的政治遺產是暴力革命和列寧式政黨，大量史料證明，孫不管在思想上還是在行動上都是激進的革命者和霸道的專制者。劉曉波根據孫死前的作為，認為若孫統一中國後，極有可能是一代極權君主。中國政黨史上，孫開創黨派至上、君師合一、以黨建軍、以黨訓政之傳統；中國新聞史上，孫是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孫眼中的報紙是黨的宣傳工具，新聞和記者是黨派思想的宣傳員。劉曉波稱，改革開放後重寫中國近現代歷史和重新評價歷史人物，變成自由知識界的主流。學者袁偉時和王怡先後撰寫大量文章批判孫的錯誤選擇和機會主義外交，用大量史實論證從民主走向獨裁的孫文道路，其中包括「黑金政治」、「恐怖主義與獨裁」、「出賣國家主權」、「內戰與分裂」，稱孫「亂共和、亂民國，並在『天下為公』的旗幟下亂天下人的性命。」
劉曉波：喉舌思想的始作俑者--孫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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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錢穆稱，康有為主張要變法，不要革命，是看制度沒有看主權；章太炎主張要革命，不要變法，是看主權沒有看制度。孫認為非革命不可，而革命之後還得要變法。變法最重要是把皇位傳襲徹底廢除，根本不要皇帝。他參照中西古今制度，想來創建一個新制度。康有為、章太炎不脫是單純書生之見。孫始是一個大政治家，有書生修養，對政治和社會也有深刻觀察，認識中國，也認識西方，所以他的革命理論也不同。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香港：人生出版社，1952年11月，第137-1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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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唐德剛表示，在孫、袁、蔣、毛四人之中最後志願都是搞個人獨裁的最高形式皇帝。
唐德剛：從蔣中正與毛澤東說到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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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內田良平聽孫帝象說：「吾人之目的在於滅滿興漢，革命成功之時，即使以諸如滿、蒙、西伯利亞之地悉與日本，當亦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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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下田歌子曾接獲孫帝象請求以協助籌措軍費。下田歌子稱「革命成功之日，須將滿洲讓與日本。孫稱可以。」
《東亞先覺志士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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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台灣日治時期總督兒玉源太郎曾在八國聯軍侵華期間，要求孫帝象等人攪局，製造侵佔廈門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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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2月13日，來自人民網文史頻道的作者赫連勃勃大王（梅毅）稱：「日本友人」眼中的孫帝象：日後能賣大價錢的「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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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除與日本黑龍會關係密切外，據文獻記載，孫還有多次出讓中國利益給法國、日本、英國、蘇聯等國的言論與協議。
1900年6月初，法國公使朱爾斯‧哈爾蒙德接獲孫中山的表示稱「在華南境內給法國以大面積的租界」作為交換目的。
1903年前後，法國再次聽到孫中山表達此一類似言論。
1905年，孫對日本朝野稱：『滿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國革命目的在於滅滿興漢。」；
1911年，孫為得到英國政府幫助，向其表示願把中國海軍交於英國軍官指揮；
1912年1月，孫致信阪谷芳郎，委託他建立中國中央銀行，把設立經營和管理中央銀行特權交給外國人（1913年5月19日，此事被記者黃遠庸公諸報端）；
1912年2月，日本三井財團代表森恪與孫談判，孫在會談中表示：「當此次舉事之初，余等即擬將滿洲委之於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國革命。」；
1913年春，孫對桂太郎說：「日本真正理解中國，能協力建設新中國，即使將滿洲等地提供給日本也沒有關係。」；
1914年5月，孫在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信中表示袁世凱反日，國民黨掌握政權目的未達到之前，中國不可能安定；
1915年3月，孫給日本外務省政務局長小池張造的日文密函，附有「盟約案」十一條，並有「孫文」簽名。該密函的內容與日本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極為相似（見《孫中山年譜長編》，第933-935頁 ）；
1917年9月，孫文向河上清表示：「一旦自己掌握了權力，將愉快地將滿洲交給日本管理。」；
1918年11月，孫對松永安左衛門說：「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話，可以承認日本對滿蒙的領有。」；
1922年2月，孫與日華林礦工業公司的代表簽訂密約，同意將海南島及所有沿廣東海岸島嶼開發權，及從廈門以南至海南島的漁權，全讓給公司專利包辦；
1922年，孫為換取蘇俄支持，同意蘇俄可以不撤出外蒙，中國為此代價慘重。
1901年2月23日，頭山満、內田良平等人在原「玄洋社」基礎上於東京組織成立黑龍會，目的在於謀取黑龍江流域為日本領土，其會名即從黑龍江而來。內田自任首任「主幹」，聘頭山満為顧問，創建會刊《黑龍》。日本黑龍會宗旨是：「回顧東亞的大局和帝國的天職，為實行興隆東亞的經綸，挫折西力東漸之勢，目前的急務是先與俄國開戰，在東亞將其擊退，把滿洲、蒙古、西伯利亞連成一片，建設經營大陸的基礎。」內田良平1894年就曾經建立「天佑俠」組織，深入到朝鮮東學黨起義軍中。內田良平1898年就通過宮崎寅藏與孫中山相識，1900年到新加坡幫助孫中山組織廣東惠州起義。1905年7月孫中山從歐洲再到日本，具有重大歷史意義中國同盟會成立籌備會就是於7月30日在東京內田良平家中召開的，會上內田良平正式加入了中國同盟會，不久當時黑龍會會員北一輝也加入中國同盟會。內田良平在《日本之亞細亞》一書中提到孫中山1906年以來曾對日本朝野人士遊說，以中國革命後在長城以南建國，滿蒙讓給日本，作為日本援助中國革命的報酬。1912年2月初南北議和成功的前夕，孫中山、黃興通過森恪與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山縣有朋等商談由日本提供給革命黨一千萬到二千萬日元的援助，換取新政權把東三省讓與日本，由於2月12日南北議和成功，這一意向無形打消。
袁偉時：孫文「賣國」檔案--孫中山才是真正的漢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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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對孫部分涉日言論予以否認，稱《東亞先覺志士傳記》出自日本黑龍會，裡面內容存在捏造言論，目的是為了使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合理化。又稱，孫當時連被日本侵佔的臺灣都主張在中國版圖內，何況中國主權仍存的東三省。
《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三冊之有目的的捏造傳播，日本產經新聞連載
蔣介石稱，1914年在東北考察時，孫曾告訴他東北和日本都需交還給中國。
《蔣總統秘錄--中日關係八十年之證言》第四冊之蔣總統繼續未完任務，日本產經新聞連載，蔣中正在其「整軍與建軍」一文中追憶：『記得我在民國三年到東北去考察的時候，總理曾經對我說：「日本人如果不將東北和臺灣交還我們，並保證朝鮮獨立，我們國民革命運動是不能停止的。你要將這個意思告訴日本將領。」
對於孫與日本的盟約案，日方堅持認為有據可查，白紙黑字還有簽字印章，而中國大陸和台灣的部分學者極力證偽，加以否認。
如學者王耿雄稱，經美國、日本和中國專家筆跡與孫簽名方式考證，其「孫文」簽名為他人手筆。
王耿雄：《再論孫中山與「中日盟約」的真相》，《歷史檔案》，2000年第4期
日本《產經新聞》連載《蔣總統秘錄》，也質疑其真偽。
歷史學者諶旭彬指出，孫當時通過《中華革命黨通告》散布謠言，稱「二十一條」是袁世凱為換取日本支持稱帝主動提出。諶旭彬指出，孫在「二十一條」問題上對日本保持沉默，是為了換取日本支持自己反袁，而孫也成了日本攫取中國利益的工具。
專欄作家民非民稱，即便把《中日盟約》證偽，也不能否認孫尋求日本支持的事實，雖然政客道德與常人不同，但是至少不能突破投敵賣國這條底線，凡是為個人目的進行以國家利益為抵押的政治交易，都屬於賣國性質，道德上已不容置辯。
關於外界對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與孫的關係的各種評論，部分史學家作出解釋來維護孫的形象。
中國國民黨稱孫流亡日本後，企圖推動中日合作，首先提出大亞洲主義。他認為日本為亞洲最強國家，中國為亞洲最大國家，中日同文同種，以東方王道文化為基礎，驅除西方霸道殖民文化，但日本卻曲解本意，作為大東亞戰爭和成立偽南京國民政府之藉口。
《孫中山與日本友人》，台北，第437頁
對於孫諸多出讓中國利益的言行，中國大陸方面有不同聲音，一方表示孫出讓滿蒙利益與其愛國並不矛盾。還有孫「為救國而賣國」的觀點。另一方則認為，前者說辭是不顧邏輯地為國民黨洗黑，稱孫的行為荒唐。學界人士如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唐啟華表示，中國必須告別革命外交；紐約州立大學華人教授謝選駿表示，賣國行為應受國家法庭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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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記者端納，在辛亥革命後記述他曾親見孫帝象首次披露全國鐵路計劃時的狀態時寫道：「孫中山帶了一幅約六英尺見方的大地圖，當他把它攤在地板上時，我看到了一個最令人信服的證據：他不僅是個狂人，而且簡直是個瘋子。他不因地圖上的種種阻隔而氣餒，只是握著畫筆，在地圖上儘可能地用鐵路線填滿各個省區和屬地（包括蒙古）。說他瘋了，不是因他在地圖上畫線……而是因為他竟天真地認為，畫了這些鐵路線，外國資本家就會給他足夠的錢，在五至十年內把這些鐵路全部建成！」
上海一個鐵路工程師H．T．福爾德寫道：「聽說孫逸仙有一套修建鐵路的計劃，於是我就主動與他結識。在我的印象中，他缺乏政治家的才能；與他交談之後，這種印象更加強烈。我發現他頭腦簡單，當然不是一個危險人物，只是一個徒有虛名的黨魁。該黨受到廣東勢力的控制，可能惹麻煩。端納也和孫博士討論過鐵路問題。他對孫博士的能力更沒有留下甚麼好印像： 他是個傻瓜……他告訴我他已決定盡自己的畢生精力來發展鐵路。他說他幾個月內還不能公開他的計劃，我搖唇鼓舌磨了好一陣子，他最終……拿出一張6英尺見方的大地圖，鋪在地上。從這張地圖完全可以看出，他不僅狂妄透頂，而且簡直是個瘋子。他完全不切實際，缺乏常識，對自稱目前正在開創的事業沒有最基本的了解。這幅地圖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國西部最邊遠的地區。孫煞費苦心地用毛筆在各省及其周邊地區的地圖上畫了許多線條。 他用雙線標出從上海到廣東沿海岸方向的鐵路線，方向一轉，鐵路線越過崇山峻岭直抵拉薩，然後穿過西部直抵邊界，又蜿蜒曲折地進入新疆，到達蒙古！他畫的另一條鐵路線是從上海經四川到達西藏。還有一條經戈壁灘的邊緣抵達蒙古。 他還畫了從北到南，從西到東的許多線。無數細線遍布各省，經過孫加工過的地圖成了一幅怪誕的中國智力遊戲拼圖。 孫席地而坐，向我介紹他的計劃。當他坐在那兒的時候，我想，這個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竟會演出這麼愚蠢的一幕，簡直不可能。他真的瘋了。」
William Henry Donald（1875年－1946年11月9日）：《端納回憶錄--我在孫中山．張學良．蔣介石身邊的日子》東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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