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天石在他的周遊講演中，說是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的看法
有很大區別，有時稱呼偉大領袖，有時稱呼人民公敵。楊天石特別提到陳伯達的《人民公敵蔣介石》一文，拿陳伯達興師問罪。映射毛澤東同志。
其實，歷史事實是這樣發展的： 蔣介石1934年在廬山對軍官們說到日本人對中軍人有下列錯誤看法：「中國的軍人，個個都沒有國家觀念」
接著蔣介石反駁道：「其實我們中國軍人大多數都是有國家觀念的。我們生為一個中國人，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族的同胞，那一個都知道要愛他自己的國家！愛他自己的民族！愛他自己的同胞！所謂不愛國家，不愛民族，割據稱碓，自私自利的跳梁小丑，不過是甘為國民的公敵！民族的罪人！最少數最少數的幾個人而已。」
蔣介石又斥責說「所謂不愛國家，不愛民族，不愛同胞的跳梁小丑，不過是甘為國民的公敵！民族的罪人而已。」
蔣介石1934年7月13日對廬山軍官團們的講話，字字珠璣話話動聽。他定義的「人民公敵」和「民族罪人」簡單明瞭，一看就懂！那就是「不愛國家，不愛民族，不愛同胞的人民公敵」。蔣介石說得多麼嚴肅，多麼堅定果斷，讓軍官團的軍官們五體投地佩服不已！
然而，沒到一年只有十個月的功夫，就來到了1935年5月31日。蔣介石就派何應欽部長代表中華民國，與日本華北駐軍司令梅津美治郎，在塘沽簽訂了《何梅協定》。這份《何梅協定》，居然把內蒙的熱河、察哈爾、河北省北部冀東的地方，一股腦兒奉送給日本法西斯了。這種時節，內蒙的熱河、察哈爾、冀東的大片國土；幾千萬人民群眾；富饒的煤炭鋼鐵以及遼闊的大好山河，從此便這麼輕輕易易的落入日本侵略者的虎狼之口。這些同胞姐妹們，各種民族的兄弟們，就被我們的委員長，出賣給日本法西斯了！
用蔣介石自己斥責的「不愛國家，不愛民族，不愛同胞的跳梁小丑，不過是甘為國民的公敵！民族的罪人而已」定義比對，出賣了內蒙、華北冀東的賣國賊，豈不就是「甘為人民公敵」的「民族罪人」蔣介石自己嗎？
因此，楊天石把「人民公敵蔣介石」的冠名權，委罪給陳伯達，實在是信口雌黃毫無根據。蔣介石自己定義的「人民公敵」，是在1934年的7月的廬山軍官訓練團；陳伯達出書《人民公敵蔣介石》是1947年的年底。楊天石不斥罵蔣介石，反而追究13年後的陳伯達，就把這位自詡是講究說老實話，不說謊話的楊天石，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好讓中國善良的老百姓知道，有這麼一位近代史專家，口口聲聲要講究科學性和真實性，然而，他自己和蔣介石差不多，都是自己抽了自己一個耳光！
楊天石為何嫁禍給13年以後的陳伯達呢？這是所有政治投機分子慣用的手段，要醜化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毛澤東，最好醜化毛澤東的私人秘書陳伯達，因為陳伯達的名聲已經在文革中臭遍全國，所以，哪怕「人民公敵」與陳伯達毫無關係，楊天石肯定要扣在陳伯達的頭上。這就是投機客的秉性鎖定的伎倆。
但是，「人民公敵」和「民族罪人」，都是蔣介石自己早在1934年7月的廬山講話中，自己定義好了的！你就是「不愛國家，不愛民族，不愛同胞」的漢奸一樣的賣國賊。所以，蔣介石被中國人民群眾斥罵為：人民公敵，千古罪人，獨夫民賊。都是蔣介石自己的言行不一造成的。即便是楊天石舌巧如簧，也無法把廣大人民斥罵蔣介石的一生罪惡，委罪給哪一個人製造的。既不是13年後的陳伯達，也不是毛澤東，而是更早更早的1927年4月12日開始，就由蔣介石自己爭得了這項殊榮！
魯迅先生早就寫過「血沃中原肥勁草，寒凝大地發春花！」以及「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至於魯迅先生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更是把千夫所指的人民公敵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拿陳伯達說事，實在是黔驢技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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