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時代商報
在奉系軍閥裡，汲金純是一個另類。和張海鵬一樣，他也是馮德麟的人，不屬於張作霖的原有班底。但是，汲金純卻與張作霖最終達成諒解，不但順利接手28師，更升至熱河都統的高位。郭松齡兵變時，汲金純旗幟鮮明地站在張作霖一邊，立功不小。而東北淪陷後，汲金純為求日偽返還其家產，返回奉天，卻始終未出任偽職，只做了日偽統治下的一個「順民」，亦不失最起碼的民族氣節。至於他督熱期間，廣殖鴉片，搜刮地面，原也是武夫當政的「通例」，我們也沒法子指望汲金純做得更好。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汲金純的複雜人生。
汲金純的幼學根基
汲金純（1877年-1948年），字海峰，號殿一，海城牛莊鎮金家灣子人，祖籍山東昌邑。汲金純與張作霖一樣，出身貧寒，他父親汲魁靠給地主扛活維持生計，很早就因積勞成疾而故去。其時，汲金純的母親才20歲，生育了汲寶純和汲金純兩個兒子，孤兒寡母，更是艱難。汲金純的哥哥汲寶純未及成年，也開始給地主扛活。在早年，這樣的佣工只能叫「半拉子」。上工之前，要由地主及村裏的莊稼把式根據年齡、身體狀況等因素評判，給多少工錢，未成年人一般頂多只給一半的工錢；如果年齡小，也可能只給吃的，至於幹甚麼，則可以通過「童養媳」的「工作內容」來衡量，能幹甚麼就幹甚麼，比如說搬柴禾、掃地、燒火、餵豬餵雞甚麼的。
不難想見，在汲金純小的時候，挨餓受凍的滋味，肯定是嚐過的。不過，汲金純的母親是個堅忍的女人（至於汲母是否再嫁，未見記載），愣是挺了過來，甚至還供汲金純讀了幾年私塾。通常，我們以為，在那個年月，讀書只是富人的專利，但細想下來，恐怕也不盡然。那個時候的「課本」--「三百千千」和「四書」流傳頗廣，若有心向學，總可以弄到，至少可以抄嘛。再說，學費也並不貴得驚人，甚至還可以「通融」，秋後給點糧食就行了。
據《瀋陽文史資料》第二十一輯《汲金純》一文記載：「汲金純幼年時，在村塾裡讀過幾年書，粗通文墨，稍長，能讀懂《水滸傳》、《三國演義》和其他一些古典小說。汲受《水滸傳》的影響較深，思想開闊，不安於貧困。」《瀋陽文史資料》第十輯收錄了一篇胡震的文章《回憶先父汲金純》，也稱汲金純「幼年在村塾裡讀過幾年書，粗識文字。稍長看過《水滸傳》、《三國演義》和其他一些唱本之類的書籍。《水滸傳》對他的影響深一些，不安於貧困。」（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請汲金純「出山」，但汲金純未答應，日本特務為求報復，便在錦州抓走了汲金純的三兒子汲紹儒，說汲紹儒是共產黨，劫往日本。後來，汲紹儒歷經千難萬險回到了中國，改名胡震）。
而汲金純的孫子汲潮（新中國成立初期北京市公安局優秀預審員）則稱，汲金純尤其喜愛《三國演義》。汲潮在其所著《預審員札記》中回憶，他記事的時候，汲金純已經下野，賦閒在家，通常的日子裡，總是「清晨摸著黑打兩趟拳，練一套刀，耍一套槍，回到屋裡喝足了茶，抽足了煙，便坐在八仙桌旁看《三國演義》，一看就是半天……看到精彩處，往往要冷不丁吼出一種難以用文字表達的聲音來，用以宣洩心中的感慨，或讚歎，或傷楚，或憤懣不平」。
汲金純當了土匪
關於汲金純何以要當土匪，史料記載比較粗糙，似乎均出於胡震的記述。只說汲金純與張海鵬為地主扛活，不堪虐待，便合謀殺了那個地主。因有命案在身，遂鋌而走險，投到馮德麟的麾下，吃起了「江湖飯」。但汲、張二人如何犯下命案，那個地主又是哪個地方的人，又是如何施以虐待的，則未見記載。查了一下，汲金純生於1877年，而張海鵬生於1868年（與馮德麟同庚），二人相差9歲，又不是同鄉，所以二人的相識，也可能有些故事，但陷於史料，也不好妄加猜測。
我們只能粗略地分析，馮德麟是1900年經「奉天三才子」之一的劉春烺活動，得官府認可而成立「大團」的。據魏福祥《馮德麟其人其事》中稱，馮德麟17歲時就當「胡子」了，如果此說屬實，馮德麟大概在1885年的時候開始闖蕩江湖。而從馮德麟對汲、張二人倚為左膀右臂的情形來看，他們是較早加入馮德麟一伙的，至少不會遲於1900年。因為在土匪中，「論資排輩」的風氣較官場尤甚。
俗話說，亂世出豪傑，馮德麟在土匪中脫穎而出，可歸因於甲午戰爭、庚子國變和日俄戰爭期間的東北地方糜爛。尤其是日俄戰爭，日軍打着「幫助中國驅逐沙俄」的旗號，收編胡匪，組織「東亞義勇軍」（民間戲稱「花膀子隊」，即在胳膊上戴上袖標，一說在臂上刺字），以求騷擾之效，更使馮德麟等一些民團得以做大。據《北洋時期東北四省區（含熱河）軍政首腦》一書中收錄的《汲金純》一文記載，1904年夏，日俄雙方會戰於遼陽，日本特務林賓宜邀請馮德麟「加盟」，馮德麟表示同意，並指令部下李子陽與日方「談判」。首山（遼陽西南7.5公里）戰役時，馮德麟從日本人手中接收了20餘車軍火，這對於馮德麟的擴充勢力必然大有好處；馮德麟也確實幫了日本人的忙，有力地牽制了俄軍。一些資料記載，馮德麟曾因此而得日本天皇的嘉獎。
而在此間，汲金純和張海鵬出力不小，應當是可以想見的。所以，馮德麟所部受招安後，汲金純和張海鵬一道，升為管帶，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汲、張二人原本就是馮德麟手下的頭目。1912年，馮德麟就任中華民國陸軍28師師長，下轄兩個旅，即55旅和56旅，汲、張二人又同任旅長。在那個年代，旅長是相當了不得的「大官」了，軍銜是少將，你想，張作霖也不過是個師長。再說，整個奉天，也不過兩個師，4個旅長（分別是湯玉麟53旅、孫烈臣54旅、張海鵬55旅和汲金純56旅）。
「驅段」立下大功
可以這樣說，袁世凱的帝制自為，為張作霖攫取東北提供了千載難逢的良機。當時，東北的最高首腦就是段芝貴，官銜是鎮武上將軍兼奉天巡按使，節制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軍務，不把這個人「驅逐」，甚麼也談不到。恰好段芝貴又是帝制禍首，他是第一個向袁世凱稱臣的武將，曾聯合14省將軍上書袁世凱，請求「速正大位」，因為推戴有功，而被袁世凱封為一等公，但也因此而被列為帝制「七兇」之一，險被「明正典刑」。段芝貴主政奉天時，還有一個「懸案」，那就是他貪污官款200萬（一說250萬）。這個遠來的「和尚」念的這是甚麼經？因此才有「奉人治奉」的口實。
張作霖和馮德麟等人就核計，我們得攆他走，我們也有攆他走的理由--那還等甚麼？於是，馮德麟扮黑臉，嚇；張作霖扮白臉，勸。結果，段芝貴以到天津養病為由，離開奉天，而在溝幫子車站攔截段芝貴專列，令其無顏再回奉天的，就是汲金純具體「指揮」的。
1916年4月，張作霖以奉天省內群情激憤，28師官兵有譁變跡象，27師部分官兵亦受蠱惑，呆在奉天恐有不測，「勸說」段芝貴離奉暫避一時，為表示好意，張作霖還派孫烈臣隨車護送。但一到溝幫子車站，就被汲金純所部邱團長攔住了。
邱團長帶着汲金純的名片上車，出示兩份奉天團體及28師全體官兵拍發的電報，稱段芝貴為帝制禍首，理應嚴懲，不意竟攜款潛逃，「奉天人民無不髮指痛恨，電請汲旅長派兵就近截留，押赴奉天」。一旁的孫烈臣故意大聲說：「豈有此理，我去問問。」段芝貴左等右等，也不見孫烈臣回來，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邱團長帶人卸下隨軍攜帶的官款、軍火等物。段芝貴當時心裡可能在想，這「紅鬍子」成堆的地方，我是再也不回來了。從那以後，段芝貴也確實沒有到過奉天。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凱權衡再三，任命張作霖為盛武將軍督理奉天軍務，馮德麟為軍務幫辦。但馮德麟以「前輩」自居，套用廉頗的話就是，張小個子「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5月22日，馮德麟將軍隊開進省城，與張作霖奪權。個中細節，在《張作霖巧施苦肉計，馮德麟敗走「華容道」》一章中已有描述，茲不贅言。
這裡，我們只關注一下汲金純的態度。我們發現，在馮德麟與張作霖的權位之爭中，汲金純的「意見」相當微妙，他並沒有無條件地支持馮德麟，而是勸其「顧全大局」，與張作霖「合作」。而在1917年6月，馮德麟攜張海鵬進京襄助張勳復辟，整個28師的「事務」就交與汲金純「代理」。此間，馮德麟曾電令汲金純派遣一旅人馬進京，為復闢大業增加籌碼。但老謀深算的汲金純接電後，並未草率行動，而是去找張作霖「面商一切」。張作霖說：復辟一事，絕難成就，就算馮師長進京，也於事無補，我已經決定採取隔岸觀火之策，靜待段祺瑞的態度。而當務之急，是力保關東地面平靜。張作霖的態度與汲金純不謀而合，他也認為帝制難為，且西南討逆局勢形成，各省獨立之狀凸顯，如冒昧出師，小則損兵折將，大則危害國家，因而以電報不辨真偽為由，按兵不動。照事後的發展來看，汲金純的這一做法是相當高明的，時人評價汲金純處事圓滑，心機深沉，並非虛言。
28師的「師長風波」
復辟失敗後，馮德麟在天津被扣，又是汲金純以28師的名義懇請張作霖施以援手。固然，這樣做在客觀上是搭救了馮德麟，但筆者以為，事情並不如此簡單。就當時的情形來看，張作霖必須「搭救」馮德麟，這樣，他才能對得住他一貫標榜的「義氣」二字，而且，此舉能換來28師「好感」。當然，從不利的角度來講，這樣做也可能有「縱虎歸山」的擔憂，但如果剪其羽翼，縛其手腳，那麼更多的結果是你救了一隻老虎，而得到了整個森林--只要你把這隻老虎「關」起來就行了。
由此而言，汲金純可能是在做着「賣主求榮」的買賣，他本來是馮德麟的人，卻與張作霖時有聯絡。更重要的是，汲金純是不是與張作霖有過甚麼「交易」？考察的結果是，有。據《北洋時期東北四省區軍政首腦》一書中收錄的《汲金純》一文記載，張作霖曾對汲金純說：你「妥為維持，將來馮師長被撤，予必薦汝為師長」。事實上，汲金純與張作霖早有交易，及至馮德麟進京參與張勛復辟，汲、張二人的「交易」則有了明確所指，即馮德麟調兵進京，汲金純按兵不動；若馮德麟被撤，汲金純將保證28師交與張作霖「節制」；作為回報，張作霖推舉汲金純為28師師長。
情形也確實如預料的那樣，馮師長被撤了。張勳復辟失敗後，馮德麟跟着吃「鍋烙兒」，雖然被撈了上來，但已不再「清白」，而且，段祺瑞也並沒有完全放過他，「判決書」上雖然寫着「附逆謀叛各情毫無實據」，但又以馮德麟「吸食鴉片」而處「罰金五百元」，並「科令限期戒斷」。一位邊疆重臣因「吸食鴉片」而被「罰金」，委實顏面無光。不用說，師長的位子也保不住了。
這樣一來，張作霖勢必要「收編」28師，這也就到了汲金純和張作霖談條件的時候了。玄機恰恰就在這裡。張作霖當初答應汲金純當師長，可能不過是敷衍，是利用。再怎麼說，汲金純也是「異己分子」，若想完全「佔有」28師，必須派遣自己的人去。這是不言自明的事情，當時的軍隊似乎並沒有「效忠國家」的風氣，而只效忠於自己的「長官」。袁世凱在小站練兵時，帶兵官就問：「我們吃誰的飯？」答：「我們吃袁宮保的飯。」再問：「我們為誰賣命？」再答：「我們為袁宮保賣命。」所以袁世凱跑到洹上釣魚，卻仍然可以遙控他的新軍。其實，馮德麟的28師也是如此。所以，張作霖起初並不打算讓汲金純真的當師長，而是打算讓孫烈臣去做28師師長。
張作霖固然是這樣的想法，而汲金純和張海鵬卻不這樣想，他們當然不願「接納」孫烈臣。其實想法也很簡單，我們師長下台了，但我們28師又不是沒人了，憑甚麼斜插進來一個孫烈臣？他算哪盤菜？就資歷而言，汲金純和張海鵬都有當師長的「資歷」，實際上他們也都有這個「野心」。但仔細掂量下來，張海鵬略遜一籌--他畢竟也在復闢的鬧劇中惹了一身臊嘛。
汲金純當了師長
汲金純的高明之處在於，他只爭他能夠爭到的，即28師師長的位子，若得了這個位子，他可以向張作霖宣誓效忠；而汲金純的更高明之處還在於，他敏銳地感到師長的位子非他莫屬，可能，他會對張海鵬說，師長的位子只有一個，不是你當就是我當，不過，老哥，你是有「案底」的人，爭這個師長，你的難度比我大。倒不如幫我爭這個位子，然後咱們再從長計議--我汲某是不會忘了老哥的。但張海鵬仍然表示，除馮德麟回任以外，誰當師長他都反對。結果，汲金純與張海鵬最終達成諒解，制訂了一個有進有退的計劃：反對孫烈臣之輩插手28軍；退一步說，張作霖若親自兼任，亦可歡迎。而就當時的實際情形而言，馮德麟復出的可能性不大，至少是為時尚早，所以張海鵬的想法也無從堅持。
接下來，就是汲金純和張作霖的「鬥智鬥勇」了。 1917年7月25日，孫烈臣欲赴廣寧（今北鎮，28師師部）上任之際，突然接到汲金純和張海鵬兩位旅長的「加急電報」：「比聞軍長（指張作霖）不採下情，已派孫烈臣為師長，即將來廣寧接任，按用人行政，旅長等固無干涉之權，惟部下將士多不滿意於孫氏，憤懣激昂大有不穩之勢，孫氏如欲必來，請令為相當之預備以免危險。否則仍請我軍長兼懾以服軍心而慰眾望。」隨之，又擺出孤注一擲的姿態，令28師官兵「戎裝待命」，擺出一付「誓死捍衛」28師的陣勢。
這簡直就是「攤牌」了--他孫烈臣若敢來，我們就敢「收拾」他。而如果你張作霖自己來兼任，也可以商量。收到如此火藥味十足的電報，孫烈臣表示絕不赴任。張作霖連夜召集眾人商議，也認為孫烈臣去做那個師長，難以「上下和睦」，但既然28師同意張作霖兼任，只好變通一下，由孫烈臣擔任27師師長，而由張作霖兼任28師師長。最後，張作霖採納了這種意見。
在這裡，汲金純的強硬是值得玩味的，他既不想與張作霖搞翻，也不想讓張作霖拿捏。就此事而言，理在汲金純而不在張作霖。因為在事前，張作霖曾答應汲金純，若妥為維持，待馮師長被撤，則推舉汲金純為師長。說這話也就是十幾天前的事情，言猶在耳，如何食言而肥，另派孫烈臣？再則，汲金純有28師的支持，事實上，反對孫烈臣出任28師師長，並不僅僅是汲金純和張海鵬二人而已，在事前召集的「碰頭會」上，另有18名團長和20名營長一致反對此項任命。這些人認為，馮德麟被處「罰金」，是受了張作霖的暗算。事實也確乎如此，馮德麟赴京襄助復辟，曾經得了張作霖的「首肯」，並授以「全權」。此為袁金凱的計策，若復闢成功，則不失擁戴之功；若失敗，則將責任推於馮德麟。張作霖當然不會將此等心機公諸於世，但明眼人一看便懂。況且，28師編成以後，「不無微功」，若師長出缺，依例應由28師循級提升，難道說28師連一個可用之人都沒有嗎？再說，孫烈臣是張作霖的心腹，與28師素無往來，若任其接任，現有官佐必遭「排斥」，而代之以孫烈臣親近之人，舊人將無立足之地。可能，這也正是團、營級軍官反對孫烈臣的根本原因。
那麼，電報中又何以「認可」張作霖兼任呢？筆者以為大概有這樣一層意思，彼時，張作霖已為奉天督軍兼省長，公務繁忙，即使兼任師長，也不會事無鉅細，都要過問，28師仍有相當的自主權。此種兼任，實際上也就相當於師長「空缺」。對汲金純來說，這未嘗不是緩兵之計--只要不派來一個「實授」的師長，就可以徐圖挽救。由此可知，說歡迎張作霖，也未必是真心。
7月26日，張作霖發表通告，任命孫烈臣為27師師長，而自己兼任28師師長。但不久，又聽到消息，說張海鵬等人加緊活動，謀劃馮德麟復出。於是，張作霖索性上報中央，明令任命汲金純為師長。這樣一來，28師師長風波才告平息。看來，汲金純的寶是押對了。
照事後的發展來看，汲金純對張作霖還是比較忠心的，他也的確得到了張作霖的信任，所以他因為要當28師師長而與張作霖撕破臉皮的舊事，人們也就逐漸淡忘了。但它確實發生過，我們不要忘了，汲金純的師長位子是「逼」來的。
汲金純與張作霖早有不睦
當我們仔細思考張作霖的統治時，發現他並非如同評書中所宣揚的那樣，獲得奉系一致「擁戴」。美國學者齊錫生在《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一書中說：「督軍的權威也可能從內部消弱，省內的地方軍人通常有他們自己的小塊勢力範圍，督軍對這些地方充其量只能有斷斷續續的可憐的控制權。」這一現像在軍閥割據的中國普遍存在，張作霖也是如此，按着齊錫生的說法，「地方軍人」通常在不危及自身利益時才會選擇與督軍合作。而且，在合作中，他們也通常採取陽奉陰違的手法。當然，督軍們總是不遺餘力地壓制這種「自治」傾向，但這種壓制一般不會極端到足以激起「兵變」。舉個例子，1932年8月，熱河危機，汪精衛向張學良提出加強熱河防守，「增兵換將」，即將山西的駐軍如宋哲元、龐炳勳、孫殿英各部，開往熱河東北軍的地盤，替換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所部各軍。但張學良說，他對湯玉麟有所忌憚，如果惹惱了湯主席，他馬上就會倒向偽滿。此說雖有託辭的成分，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集團領導者並不總能隨心所欲地決定下屬的命運。
我們如此分析，並非離題太遠，它對於我們理解張作霖與汲金純的「合作」大有關係。實際上，早在1915年，張作霖就與汲金純有過衝突，而此後，他們又選擇了「合作」，這種合作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汲金純也有他自己的本錢，那就是他對28師的控制要比張作霖「直接」而且「有力」。後來，汲金純升任熱河都統，也與此有關。汲金純就任28師師長以後，提升郭瀛洲升任56旅旅長，而對原有團長、營長等軍官或保持原位，或只提不降；不惟如此，汲金純還較馮德麟愈施恩寵，博得「重義氣，燒冷灶」之譽，所以迅速得到全體官兵的擁護，這就是汲金純的本錢，而這種本錢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積攢的--我有「自己」的軍隊，你張作霖打仗時自然用得上，那麼打了勝仗之後，論功行賞，也自然少不了我的。
這裡，我們說一說汲金純與張作霖的衝突。 1914年，時為28師56旅旅長的汲金純由彰武移駐錦縣。當時，張作霖為27師師長，但因其駐防省城，兼及50個縣，已握相當權力，奉天將軍張錫鑾（1843-1922）年老體衰，且手無兵權，遇事則仰仗於張作霖；而28師師部在北鎮，只及7個縣和阜新地區，這種劣勢必然阻礙28師的發展。由此而言，馮德麟在與張作霖的爭權鬥爭中落敗，也是實力不濟的一面。饒是如此，在撤換錦縣縣知事一事上，亦能反映出汲金純這等「地方軍人」的相當「自主權」。
汲金純剛到錦縣，錦縣知事項惠豐即奉命赴省，此後又傳出消息，說項惠豐要調走，而代之以王文藻。王文藻原任彰武縣知事，汲金純駐防彰武時，二人交情頗深。此番同來錦縣，個中原由不言自明。據《錦州文史資料3．錦州軍閥汲金純罪行片斷》一文記載，汲金純與王文藻「相互勾結，向商民加捐加稅，二人平分，地方人敢怒不敢言。」有鑑於此，錦縣士紳向省城發電，挽留項惠豐，抵制王文藻來錦執政。
但這樣的電報卻被汲金純「查獲」了，他召集各機關負責人和地方士紳到旅部開會，到會的人有商會會長魏振卿、勸學所長劉夢九、農會會長趙香圃、收捐委員蘇紀軒等人。汲金純坐在主位上，身後站着五六個馬弁，伺候著點上旱煙袋，也不說話。冷場了一會兒，汲金純手下的110團團長郭瀛洲說：「今天旅長請諸位不為別的事情，聽說你們給省署大帥打電報保留項知事，旅長特意來向大家問一問這個事究竟是甚麼意思？……旅長為的是保衛地面，請調王文藻來都是熟人，為的是地方有好處。你們大家保留項知事，究竟項知事對大家有甚麼好處？王知事有甚麼壞處？可以把這些情況說一說，如果項知事真有好處，旅長還要給大家幫忙，也一同保留他。」
你想，汲金純手裡有槍，郭團長的「外交辭令」裡也帶着火藥味，誰還敢說甚麼？勸說所長劉夢九打破僵局，說：「項知事上省究竟為甚麼，我們不知道，旅長這番意思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就因為縣長有調換的消息，所以大家才去電挽留。而項知事在地方上並沒有甚麼好處，也沒有甚麼壞處，這是歷次縣長去職時照例的做法。至於省裡准不准，我們就不知道了。」郭團長接過話茬，說：「這事，旅長是為地方好，項知事既然對地方沒有甚麼太好的感情，那麼就依照旅長的意思辦吧！」
於是，撤換縣知事的事情就這樣輕描淡寫地定下來了。再說省城，張錫鑾（鎮安上將軍，督理奉天軍務，節制三省軍務，並任奉天民政長）再是老邁，也不願如此更換縣知事--你汲金純只是駐防錦縣，行政用人權如何妄加干涉？張作霖久有大志，自然不願汲金純如此擅權，也提出了反對意見。不想，汲金純又給省裡發了一封電報，稱「有汲則無項，有項則無汲」，張錫鑾讀此電，氣得甚麼話也說不出來，而張作霖也沒辦法，只是發了一通脾氣而已。
那麼，汲金純為甚麼一定要王文藻來呢？原來，王文藻是「清丈」高手，熟知丈量土地的訣竅。二人在彰武時，便有很好的「合作」。王文藻到錦縣後，果然沒有辜負汲金純的「提攜」。在那個年代，人少地多，所以有些很平坦的地方，也未開墾，勤快農民便選擇好的地段開荒，慢慢也就成了熟地。但為了少報捐稅，開墾農戶大多不向官府申報，這樣的地塊俗稱「黑地」。王文藻到任後，大刀闊斧，清查「黑地」，然後由官府發文，將土地交給汲金純等人「領有」。受此牽連的農民達數百家，這叫「當天窮」--原本還是「自耕農」，轉眼之間甚麼也沒有了。據記載，不多日，汲金純便「領有」了2000餘餉農田，錦縣東部有一個屯子叫汲家窩堡，原來就是管理汲家土地的「辦公場所」。
王文藻給汲金純立下汗馬功勞，但卻沒有得到好下場。 1921年，汲金純升任熱河督統，王文藻也隨汲金純到了熱河，繼續給汲金純做土地一類的買賣。第一次直奉戰爭時，奉軍失利，汲金純退出熱河，行至半路時，找王文藻問話，可王文藻落在後面沒跟上來，偏偏汲金純有句口頭彈，提起哪個人沒用，就說「不如槍斃算了」。這一次，汲金純也是這等說法：「真是不知緩急，這是甚麼時候還慢騰騰的，無用之人真不如槍斃了！」若是往常，人們聽聽也就算了，偏偏旁邊有個向營長與王文藻有仇。原來，向營長在錦縣下五旗村買了一片好地，用的是汲金純的名義。王文藻知道後，便向汲金純作了匯報，汲金純找了向營長，說你真「孝順」，還想著給我買地，好小子。
向營長白白費了心機，連買地的錢也搭進去了，賠了夫人又折兵。可是，向營長又不敢怨恨汲金純，便把這筆賬記在了王文藻的頭上。這一次，向營長逮著了機會，策馬回頭，趕到王文藻的身邊，說「奉都統令，槍斃算了」，把王文藻弄到路邊，不容分說，便開了一槍。等到向營長回到汲金純的身邊，汲金純便問：「方才你做甚麼去了？」向營長說，執行你的命令去了。汲金純忙問甚麼命令。 「你不是說王文藻無用，槍斃算了。」汲金純大怒，說我甚麼時候讓你槍斃他了？據稱，後來，王文藻的家人向張作霖告狀，向營長也被判了死刑。
汲金純督熱
我們知道，張作霖與徐樹錚是死對頭，直皖戰爭之前，張作霖還未與皖系撕破臉皮，充當直皖之爭的「和事佬」，徐樹錚曾想對張作霖採用「非常手段」。何以至此，說來也不複雜，因為張作霖與徐樹錚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地盤」之爭。 1919年，徐樹錚就任西北籌邊使兼邊防軍總司令（西北籌邊使在官制上和職權上比東三省巡閱使還要大。他有軍、民、財的獨立權，練兵購械可先行後報，西北各省如內蒙、新疆、甘肅、陝西的文武官吏均須受其節制），實際控制了蒙古地區的軍事全權，而「滿蒙一體」是清朝以來的「國策」之一，徐樹錚收復外蒙，立下不世之功後，完全可能想到要「一統東北」；張作霖自1918年9月就任東三省巡閱使，成為「東北王」後，亦視蒙古為嘴邊的肥肉，而熱河、察哈爾和綏遠三個特別行政區更與東北關係甚大。如果張作霖想插手內蒙，最大的障礙就是徐樹錚；徐樹錚若想統一東北，最大的障礙則是張作霖。
1921年4月，張作霖邀請直系首領曹錕、國務總理靳雲鵬及兩湖巡閱使王占元到天津開會，主要商討「征蒙」問題，張作霖稱，外蒙在蘇俄的慫恿下，漠視國家主權，必須出兵勘亂，而東北離外蒙最近，可由奉軍擔起平定外蒙的「重任」。
通常，我們總說曹錕是「布販子」出身，行事顢頇，其實曹錕在做布販子之前，曾做過幾年私塾先生，舊學根基還是有的，後來又讀過北洋武備學堂，說是文武全才也不為過。他當然知道張作霖的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征蒙」固然是美好的說辭，而插手熱河、察哈爾和緩遠，則為現實的機要。但曹錕明知如此，卻並不反感，因為曹錕的地盤主要在華北和東南，對蒙古鞭長莫及；再則，蒙古本來就不是直系的地盤，直奉聯合不久，也不好一下子鬧僵。外界風傳直奉聯合有如同床異夢，但即有「同床之誼」，就應當勉力維繫，給些好處，正如上海密勒士評論報主筆鮑威爾所講的那樣：「我和奉張就像初婚夫婦一樣，偶然拌幾句嘴是免不了的，日子一久，我們的感情就會一天天濃厚起來。」同時，曹錕也並非沒有所圖，他提出的「反要約」是由直軍接管陝西、甘肅。就這樣，在天津會議上，直奉兩系順利達成了「分贓協議」。
1921年5月25日，徐世昌大總統鄭重其事地將「征蒙」重任交與張作霖，隨後又任命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兼「蒙疆經略使」，節制熱河、察哈爾和綏遠。其實早在直皖戰爭結束不久，也就是1920年9月，張作霖就通過北京政府，為奉系骨幹人物張景惠謀得了察哈爾都統的職務；至於綏遠，也略施小計，收入囊中--原綏遠都統馬福祥雖不是奉軍嫡系，但其出任綏遠都統之前，有意謀劃甘肅都督，但因甘肅「軍方」反對而作罷，而其出任綏遠都統，曾得張作霖「提攜」之功，因而對張作霖有感念之情；再說，奉軍精銳鄒芬率一旅兵力駐於陶林縣（1954年，鑲蘭紅聯合旗和陶林縣合併為察右中旗），可「遙望」馬福祥所駐張家口，馬福祥也難有動作，只得聽命於張作霖。
1921年9月，張作霖命汲金純率28師向熱河方向推進，但心有忌憚，亦不敢輕舉妄動，只是採取敲山震虎的策略，給姜桂題一種大兵壓境的態勢，而同時，張作霖又派人攜帶「蒙疆經略使」的印信和辭職報告趕往北京，交內閣總理靳雲鵬。意思是說，若是熱河不歸我老張，那我這個「蒙疆經略使」還有甚麼幹頭？靳雲鵬只得以內閣總理的名義宣布，調姜桂題任陸軍巡閱使，任命汲金純為熱河都統。
消息傳出，姜桂題的部下炸了鍋，紛紛揚言要找張作霖算賬，找北京政府討個說法。然而，姜桂題本人卻十分平靜，無意與張作霖爭鬥。至於原因嘛，說來也簡單，就是我們前面所說的，「資格太老」。因為「資格」通常是靠年齡來累積的，這一年，姜桂題已經78歲了，功名已經看得很淡了。姜桂題深知張作霖對熱河勢在必得，若是鬥起來，大約也沒有甚麼勝算，倒不如認清形勢，博得一番清靜。據記載，姜桂題提的惟一一個「條件」，就是待本年的鴉片收穫之後，再行交接。
1921年10月，汲金純正式接任熱河都統。接下來的問題是，張作霖如何會讓汲金純擔此重任？對此，現有資料還不曾談及這一話題。胡震在《回憶先父汲金純》一文中提及汲金純升任28師師長時說：「由於先父處事謹慎，從未參與馮（馮德麟）張之間的權力之爭，此番復辟活動又未參與其間，因而取得了張對他的信任。」此說亦可作為汲金純升任熱河都統的一種解釋，但筆者以為，汲金純因掌握部隊而擁有實力，也絕對是不容忽視的原因。再說，熱河雖然重要，較之東三省仍相距甚遠，把汲金純這樣一個「投誠」而來的可以擁兵自重的領兵將領置於熱河都統的位子，應當是再恰當不過的安排了。因為這樣就可以「安撫」汲金純，使其不生二心--郭松齡兵變的原因之一，不就是因為領有戰功而不得督辦或都統之位嗎？更深一步想，筆者甚至以為，張作霖將張景惠任為察哈爾都統，可能也有「牽制」汲金純的想法--夾於奉天、察哈爾之間的熱河，就是想鬧「獨立」 ，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這只是筆者的猜測而已，事實上，汲金純並沒有「謀叛」張作霖的意思，他得其所得，對張作霖也是心存感激的。至於他在督熱期間，聲名不佳，原來可以想見。郭松齡在給張學良的信中曾質問道：「試觀現在之山東、熱河，其政績較之直系秉政時代，誰優誰劣？」此說雖言之鑿鑿，但我們又如何能對汲金純寄與「厚望」？那樣的年月，那樣的戰亂，那樣的軍閥，又如何能做到「政績斐然」，又如何可能「愛民如子」？汲金純取代姜桂題，亦不過是「城頭變換大王旗」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汲金純在郭松齡兵變時，不但沒有追隨，反而旗幟鮮明地站在張作霖一邊，並立下頗具趣味的戰功。 1925年11月21日，郭松齡召開灤州軍事會議，公然扯起反對張作霖的大旗。這次會議，汲金純派其參謀長白文林代為參加。郭松齡知道，他不可能爭取汲金純這樣的老派人物的支持，便命令白文林回去接替汲金純的職務。但白文林回去後，據實相告，汲金純聽後大罵：「這小子反了天了。」當時，汲金純駐防昌黎，與灤州接壤。郭松齡若舉兵，汲金純所部首當其衝，而郭軍勢力太盛，汲金純不敢硬碰，立即撤往葫蘆島連山一帶，與張作相的15旅及黑龍江的梁忠甲旅共同布防，抵擋郭軍，但也僅僅堅守了三天，便又向錦州退卻。不過，這三天時間對於張作霖來說，卻至關重要。
連山一役，汲金純所部幾乎潰不成軍，損失慘重，36旅大部在錦州一帶被繳械收編。後來郭松齡在興隆店受挫，上士文書李純民（後升為旅長）、李純華兄弟兩人乘機打出第九師的旗號（1925年，張作霖將其軍隊整編為20個師，汲金純為第九師師長），重整隊伍，並開始收編其餘「反正」士兵，扣了郭松齡的後續戰略物資，又在女兒河至雙陽店一帶布防，並致電張作霖，聲稱第九師已經收復錦州，張作霖大喜過望，急命滯留於奉天的汲金純到錦州處理善後。郭松齡兵變之所以迅速土崩瓦解，這宗「後院之火」也是一重要原因。
現有資料並未闡明，汲金純的部隊在錦州被郭軍繳械收編是否為「詐降」之計，如果真是這樣，那簡直就是用兵如神了。但不管怎麼說，在平定郭松齡兵變時，汲金純立功不小，倒是真的。由此而言，汲金純總體來說，對張作霖還是比較忠心的。
只做順民不做漢奸
張學良主政東北後，為強化對軍隊的控制，取消軍、師級建制，整個東北軍一律以旅為單位，原有軍、師級將官則委以虛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公署軍事參議官。在這種背景下，汲金純基本退出軍界，就任上將軍事參議官。為示安撫，張學良特命汲金純設立辦事處，派少將二人，校官五人輔佐，並配備一個衛隊連。
「九．一八」事變時，汲金純恰在錦州弔唁張作相的父喪，張學良發來電報，命汲金純到進京暫避，免為日人所用。隨同汲金純進京的，有家眷、隨從等近百人，張學良批了20萬銀元，在天津英租界購得兩幢樓房，安頓下來。但此後，便斷了生活來源。而此時，汲金純的多年老友張海鵬和張景惠投靠日本，他們為汲金純斡旋，屢請汲金純返回奉天，希望拉他「入夥」。他們說只要汲金純回奉天，就可以發還原來家產的70%，斷了生活來源的汲金純同意了，回到奉天，住在商埠地四經路，但卻未出任偽職，只做了一個順民。而據胡震回憶，因為汲金純拒絕出任偽職，原定的70%便縮水了，只還了40%。
據稱，關東軍司令本莊繁曾親自去勸說汲金純「出山」。汲金純的孫子汲潮在《預審員札記》中，曾詳細記錄了此節。本莊繁見到汲金純後，優禮有加，親熱地說：「在我還是小小的參謀副官時，汲翁已是赫赫有名的上將軍了。當年在遼西與俄人對壘，我曾於兩軍陣前一睹老將軍之風采，老將軍，您還認得我嗎？」
汲金純裝出一副不諳世故的樣子，眯縫著眼睛怔怔地看了半晌，說：「不，我不認識你。」這種回答，令在場的各色人等目瞪口呆。本莊繁則繼續表現出「寬容大量」的姿態，依舊笑容滿面地說，「說到張海鵬這個人，汲翁不會不認識吧？」汲金純回答：「認識，他不是要當滿洲國的侍從武官長官麼？」
經考，張海鵬是1934年10月出任偽滿皇帝的侍從武官長的，此前，張海鵬曾任「偽滿討熱作戰總司令」，後又出任偽熱河省長。而本莊繁於1932年8月即卸任關東軍司令之職。再則，張海鵬是不是一開始就想當所謂的「侍從武官長」，也殊為可疑，因為這一職位雖然顯赫，但基本屬於「宮內閑職」。所以，汲潮的這一記述只能存疑，但不管怎麼說，汲金純確實拒絕了日本人的「邀請」，並沒有擔任過偽職。
又據記載，汲金純拒任偽職，曾引來日本特務的騷擾與威嚇，甚至將汲金純的三兒子汲紹儒劫往日本。但後來，日本人發現，甘受驅使的人還真不少，偽滿官位已經顯現出「僧多粥少」的窘相，也不差汲金純一個人，慢慢地，也就平靜下來。後來，汲金純舉家遷錦縣。1948年，汲金純病逝於北京。
考汲金純一生，生於貧賤之家，起於草莽之間，而官至熱河都統，成一方封疆大吏，當有常人不及之處。尤其是他原非張作霖的班底，28師師長風波時，又鬧得很兇。但二人最終找到了合作的基調，因而相處融洽。郭松齡兵變時，汲金純旗幟鮮明地站在張作霖一邊，立功不小。而東北淪陷後，汲金純為取得日偽發還其家產，返回奉天，卻始終未出任偽職，只做了日偽統治下的一個「順民」，亦不失最起碼的民族氣節。至於督熱期間，廣殖鴉片，搜刮地面，原也是武夫當政的「通例」，我們也沒法子指望汲金純做得更好--他畢竟是一個軍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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