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惠民：吳祿貞殉難之謎新探

一、吳祿貞殉難之謎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全國各地紛紛響應，不少省份先後獨立。近畿直隸於10月底11月初，也接連出現了灤州兵諫和燕晉聯軍，清廷頻頻告急，坐鎮孝感督師的袁世凱也大有芒刺在背之感。但是，11月7日凌晨，燕晉聯軍大都督吳祿貞在石家莊火車站被人殺害，隨之直隸形勢急轉直下。吳祿貞被殺一案在全國引起了極大震驚，這不僅在於新任山西巡撫吳祿貞身首分異，更主要的是他謀劃的起義行動被認為對辛亥革命結局有舉足輕重的意義。清臣御史趙熙馬上就上奏：「京師人心惶惶，謂旗漢之爭，禍將不解」（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第六册，第374頁）。請求調查，而直隸總督陳夔龍奉旨查辦中卻「莫得其實在情形」（陳夔龍：《夢蕉亭雜記》，第62頁）。由於此案一直未見分曉，所以就成了名副其實的雙重「無頭案」，這就是中國近代史上有名的吳祿貞被殺之謎。

吳祿貞被殺之謎，確實撲朔迷離，不僅當時的新聞報導和人們傳言五花八門，而且許多當事人的追記與回憶也眾說紛紜，判若雲泥。近百年來人們進行的探索並沒有完全解開此謎，至今仍莫衷一是。

到目前為止，此案共存有五種說法：

持滿兵殺吳說者認為，清廷派去監視吳祿貞的第一鎮，發現吳祿貞聯合山西民軍翌日進攻北京的計劃後，頓反殺吳，後退至正定駐守（《民主報》1911年11月19日）。

持清廷主使謀殺說者認為，由於吳的起義計劃洩露，清廷知吳要反，故使人前往將其殺之（《辛亥革命》第六册，第362頁；《辛亥革命史料選輯》續編，第247頁）。

持袁世凱主使謀殺說者認為，吳祿貞駐兵石家莊，其一系列活動構成了對袁世凱的致命威脅，於是袁指使心腹前往殺之（李新《中華民國史》，第一卷下，第396頁；章開沅、林增平《辛亥革命》下册，第160-161頁；李宗一《袁世凱傳》，第177頁）。

持袁世凱與清政府共同謀劃暗殺說者認​​為，吳祿貞在石家莊車站攔截軍火，組織聯軍謀劃進攻北京，既危及清廷，又危及袁世凱，袁世凱與清廷兩方面共同策劃並派人到石家莊將吳殺死（《辛亥革命史叢刊》，第五輯，第74頁）。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既非袁之所為，亦非清政府所為，僅系個人間恩怨關係，被人報私恨所殺（載濤：《吳祿貞被殺真相》；引自《河北學刊》1985年第3期）。

在以上五種說法中，「滿兵殺吳說」和「報私仇所殺說」，除了在當時新聞報導及載濤回憶錄等提到外，史學界一般無人讚同。其它三種說法相比較而言，史學界多數傾向於袁世凱主使說。筆者認為，袁世凱主使暗殺說存在不符合事實和語焉不詳之處。由於吳祿貞被殺對形勢發展產生的影響，涉及到對吳祿貞掌握的實力等一系列歷史史實如何估價問題，因此，很有揭開此謎底的必要。


二、謎面質疑與謎底破釋

想揭開謎底，就要先剖析謎面。下面對吳祿貞殉難之謎的謎面提出幾點質疑。

袁世凱主使說、清政府主使說及兩者勾結共同主使策劃說，都強調吳祿貞被謀殺是袁世凱或清政府通過收買和指使原六鎮協統周符麟，由他指揮馬蕙田等人於11月7日凌晨動手謀殺了吳祿貞。李西屏在回憶錄裡說袁世凱「陰使李純、周符麟收買其騎兵團長馬蕙田率賊眾數十人於十一月七日（九月十七日）夜半，衝入正太車站……」（《辛亥革命首義回憶錄》，第四輯，第55-56頁）。內容類似的回憶錄還有很多，學術界的不少著述也都認為是周符麟被指使前往石家莊策動指揮殺了吳。例如，李新主編的《中華民國史》、章開沅、林增平主編的《辛亥革命史》等。羅正偉、孔庚等人的回憶錄則說，周符麟是軍諮府所派，當時的清軍諮府「知祿貞有異，乃以重賄啖其部下第十二協統領周符麟往刺殺之。」（《辛亥革命》，第六册，第362頁）後來，軍諮府大臣載濤所說的「被人報私仇所殺」，也是指周符麟對吳祿貞進行的報復。隨着幾種「主使」說的不同，周符麟行踪便也不一致，有的說周從河南彰德去石家莊；有的說從漢口前線去石家莊；還有的說是從北京去石家莊的。凡此種種，都表明了吳祿貞殉難之謎的一個關鍵就在於周符麟其人。　　

周符麟是舊式軍人，原任十二協協統，吳祿貞出任六鎮統制後，將其撤換。也正是由吳祿貞死後周符麟官復原職重任第十二協協統的客觀事實，使袁世凱指使周符麟前往石家莊謀殺吳的情節顯得更加絲絲入扣，史學界的不少同志就是把周復職事實看作謀殺的佐證，而對袁世凱派周符麟謀殺吳說堅信不移。但是解開吳祿貞殉難之謎的研究工作，恰恰就在周符麟身上出現了突破口。

周符麟復職是事實，他對吳祿貞有切齒之恨也的確不假，僅此並不能完全肯定他參加了謀殺吳祿貞。因為，11月7日前後兩天，周符麟並沒有在現場。也就是說，周本人此時沒有去石家莊。當時擔任陸軍部秘書科科長職務並在武昌起義後隨清軍南下作戰的惲寶惠說，據他所知聞，吳祿貞被殺時周符麟和李純都還在漢口第一軍司令部，傳說周殺吳均不確（惲寶惠：《袁世凱再起與吳祿貞被刺》，《八十三天皇帝夢》，第223頁）。再查陸軍部檔案，即周符麟本人發至軍諮府和陸軍部的電報，可知他當時確實沒有在石家莊。周本人到達石家莊是事變發生60小時之後的事。 1911年11月9日周符麟發的電報說：「麟於本日下午到石家莊」（《周符麟電》、《中華民國檔案史料彙編》，第一輯，第198頁）。這份陸軍部所存電報直接說明了有關時間問題。再就是事變發生後，燕晉聯軍副都督閻錫山了解的情況也是如此，他從撤回山西的部分吳祿貞部下的敘述中，得到的深刻印像也「與一般所傳刺吳將軍者為周旅長符麟微有出入」（《近代史資料》，總55期，第136頁）。

從11月7日石家莊事變後的種種現象分析，周符麟也確實不在現場。假設，周符麟果真是袁世凱派往石家莊刺殺吳的話，那麼，一旦刺殺成功，他會馬上出來掌握形勢，控制住石家莊這個南北交通要道，不可能撒手讓十二協退往欒城，也決不會眼睜睜地看著山西民軍兩天內三度出入石家莊，把吳祿貞截留的清軍軍火輕鬆地運往山西。9日周符麟到達石家莊之後，石家莊的「混亂局勢」才得到初步穩定，正如周符麟的電報所說「麟到石後，將士壯氣，均以準備殺敵為樂」（《周符麟電》，《中華民國史檔案史料彙編》，第一輯，198頁）。以上情況說明，吳祿貞被刺不能斷定是袁世凱精心策劃的，而且種種跡像還表明這是他當時未料到的事變。

周符麟沒有到達石家莊如果是事實的話，那麼，清廷派周殺吳說和清政府與袁世凱共同策劃殺吳說，也就同樣不能成立。清廷主使說的另一條根據是孔庚的回憶材料，「軍諮府會議決議，表面上放他（指吳祿貞）山西巡撫，好使閻錫山和他火併，一方面派人暗殺他」（《辛亥革命史料選輯》續編，第249頁）。這段回憶錄的真實可靠性值得懷疑，理由有以下幾點；第一，清廷剛於4日任命吳為山西巡撫，就同時派人刺殺，似乎不合情理；第二，吳祿貞組織燕晉聯軍策劃起義都是秘密進行的，在未與閻錫山達成合作決議之前，清廷又怎麼會預料到吳祿貞一定會與晉省聯合、一定就能夠與閻錫山達成協議？如果刺殺了吳祿貞又怎麼能使他與閻錫山進行火併呢？第三，軍諮府無權任命吳祿貞為巡撫。所以說，孔庚所提到的這個「決議」是自相矛盾的。至於有吳祿貞升任巡撫時進京陛見的記載，則更不足為信。清廷任命吳為山西巡撫的上諭清楚地申明「命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置山西巡撫，迅速赴任，毋庸來京陛見」（《宣統政紀》，卷四十，第44頁）。更何況4日又有吳祿貞率何遂等人赴山西娘子關與閻錫山談判的確鑿事實，故從時間上分析也是不存在的。

持袁主使殺吳說與清廷主使殺吳說的另一個理由，是兇手殺吳祿貞後，割其首級向主子去報功。暫且不論有言「南下報功」，有言「北上領賞」兩說，而實際上，參加殺害吳祿貞的兇手當時根本沒有離開石家莊。7日白天，十二協二等參謀何遂與晉軍重返車站後，在站長室裡仍親眼見到馬蕙田、夏文榮、吳雲章、苗得林等，並進行了問話。他們還目睹到一位士兵押上一個兇手，交出一把帶血的刺刀。根據其它的有關回憶錄的線索分析，吳祿貞的首級當時就埋在石家莊車站北邊一里許的地方。兇手們離開石家莊是在袁世凱返京出任內閣總理之時，袁世凱的親信王錫彤在《辛亥記事》裡記述道：「袁宮保回京任內閣總理，過石家莊，撫諭吳祿貞之亂軍，其尤黠者攜之來京，任守衛」（《近代史資料》，總25期，第618頁）。實際上這是把兇手暫時包庇起來。

關於對兇手獎賞問題，並不能證明兇手在事變前得到了袁世凱的主使。賞金數字就連袁世凱主使說也有二萬、三萬、五萬幾種不同說法。在所有記載獎賞問題的史料中，曾毓雋的《憶語隨筆》可謂談的最直接、最詳細，曾毓雋當時在段祺瑞手下任職，段率兵駐石家莊後，才有人挖出吳的首級向官復原職的周符麟請賞，於是周又向段祺瑞匯報，段說「此案中央作如何處理，尚不可知，汝與之五千元，告其速去」，說此話時，曾毓雋「適在側」（《文史資料選輯》，第41輯，第20-21頁）。由此可見，賞金不是預付的。

持袁世凱主使說的同志，還把段祺瑞的兒子段宏業在1924年說過的「馬蕙田是英雄，夠朋友，他的行動省了不少的事」（《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第481頁）當成其觀點「有力」證據。筆者以為不然。在當時看來，由馬蕙田等六鎮反動軍官自發的殺了吳，為袁世凱返回北京掃清了道路，可以算得上「省了不少的事」，是因為省去袁世凱等親自籌劃，也就省去擔心人們找到袁世凱的把柄，所以，兇手們才「有錢用，無官做」，沒有落得參與宋教仁案的爪牙那樣被滅口的下場。如果真是袁世凱主使，恐怕馬蕙田等人早已成為他的刀下鬼。

由上質疑使我們感到，吳祿貞被殺案與其說是袁世凱或清廷主使，倒不如認為是袁世凱屬下的六鎮反動軍官們自發進行的一次反對以吳祿貞起義為目的的兵變。這可能更符合事實、更符合情理。眾所周知，袁世凱領導的是一個迅速膨脹起來的新生政治集團，袁世凱苦心培植的親信遍布北洋軍。但是，嘍羅們的一舉一動並非完全需要袁世凱的親自策劃指使，可以說袁世凱恨吳祿貞不死，與他的六鎮舊屬為袁北上出任內閣總理而剷除吳祿貞這個障礙的動機和出發點是完全一致的，是由他們政治集團共同利益所在而決定的。但是，動機與行動、指使與自發又不完全是一碼事，應該有所區別。吳祿貞在石家莊車站殉難之謎，如果視為被人指使的單純暗殺，似乎將問題看得簡單了一些。在六鎮中，專意反對和破壞起義的勢力豈只是幾個兇手。6日晚，吳祿貞在六鎮中級以上軍官會議上，宣布翌日起義時，馬上就有「官長反對獨立之說」（謝良翰：《吳祿貞被倒真相》，《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下卷，第201頁）。筆者認為，吳祿貞殉難不是個別人進行的單純暗殺，而是由六鎮反動軍官們共同發動的旨在反對吳祿貞舉兵計劃的突發事變，其理由有以下幾點：

第一，從吳祿貞抵石家莊到11月6日晚宣布起義前，他打出的公開旗幟是奉命鎮壓和招撫晉省革命黨，而與閻錫山達成聯合、密謀起義全都是非公開進行​​的。6日晉軍先頭部隊在被吳祿貞招撫歸順的掩護下，才得以抵達石家莊。如果說這是事變前吳祿貞尚沒有與六鎮舊派勢力發生直接衝突的原因，那麼，6日晚中級軍​​官會議上吳祿貞起義計劃的宣布，就點燃了與六鎮袁記勢力矛盾的炸藥包。6日深夜、7日凌晨的事變，就是吳祿貞公開宣布起義的結果。

第二，6日夜、7日凌晨的事變不只是個別兇手參加，而是六鎮反動官兵們的一次集體行動。重要當事人何遂當晚住在車站，他被槍聲驚醒後，在奔往站長室的途中，「忽見一隊人從吳祿貞的住室奔出」，當他又奔往有一連守軍駐紮的倉庫求救時，其守軍也已譁變，並揚言要「殺了他」，何遂只好逃走，去找到達石家莊不久的山西民軍求救（《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第478頁）。　　

第三，從參加事變的人員職位看，有協統、標統、管帶、隊官、排長及參謀等不同級別的軍官和士兵。為首的是協統吳鴻昌、標統曹進，他們直接參加和指揮了包圍車站的行動。當夜宿於車站之外的孔庚，被槍聲驚醒後，在從晉陽旅社奔往車站司令部的途中，發現吳鴻昌、曹進都在現場附近，已經包圍了車站。吳鴻昌站在通往車站司令部的橋上，「不准行人來往」，嚴格控制了各要道，以此配合馬蕙田等行刺，裡應外合。更能證明吳鴻昌是此次事變參加者和指揮者的根據，是何遂等人與山西民軍重返車站後，命令槍斃一名參加行刺的兇手時，吳鴻昌懼怕該兇手洩露事機，連忙以押送軍法處詳審為由，將其救下藏起。難怪閻錫山聽取返晉部下的匯報後，感到石家莊車站的殺吳事變似是吳鴻昌所為（《近代史資料》，總55期，第130頁）。

第四，事變不單為了殺死吳祿貞，而且有意阻止晉軍來石家莊，以最終達到破壞燕晉聯軍的起義計劃。6日當夜，住在僅與吳祿貞一牆之隔的車站司令謝良翰，看到吳被殺後，「該兇手等即在車站前面向空鳴槍」（《武昌起義檔案資料選編》下卷，第201頁） 。住在晉陽旅社的孔庚等人說：「外邊槍聲很緊張」、「炮聲如聯珠」（《辛亥革命史料選輯》續編，第252頁）。住在距車站不遠的英美煙草公司樓上的張厚琬說：「一夜槍聲不息，天明始停」（張國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06頁）。這怎麼是僅僅暗殺一個吳祿貞呢，其驅趕已經抵達石家莊的晉軍先頭部隊的企圖是顯而易見的。駐紮於車站西面七里遠的晉軍，果然聞聲便撤，待何遂趕到其駐地時，已無影無踪。特別是第二天白天，晉軍出乎所料地重返石家莊後，吳鴻昌指示將電話線切斷，中止了石家莊車站的電訊聯絡（《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一集，第480頁），這些都是單純暗殺所無法解釋的。

通過以上破釋，筆者認為吳祿貞殉難之謎的謎底有可能就是六鎮反動軍官旨在反對吳祿貞起義的突發事變。


三、謎底的透視

吳祿貞作為六鎮統制、新任巡撫，在關鍵時刻不能駕馭六鎮，這是石家莊車站事變的重要原因。冰凍三尺，非一日寒。從1910年12月23日吳祿貞出任六鎮統制，到1911年11月7日殉難，他始終就沒有真正掌握住六鎮。

第六鎮由武衛右軍和南洋自強軍組成，是袁世凱的嫡系部隊。吳祿貞的前三任王士珍、段祺瑞、趙國賢都是袁的心腹。吳祿貞能夠出任六鎮統制，一方面由於他花了巨款，賄通慶親王奕劻；另一方面又是皇族中載濤等一派與袁世凱勢力爭權奪勢的產物。近畿六鎮除第一鎮外，全是袁世凱訓練指揮過的軍隊，並由其親信們把持了上下兵權，只是自載濤任軍諮大臣後，才開始重用留日士官生，吳祿貞是作為摻「沙子」補缺上任的。

由於形格勢禁，吳祿貞深感沒有用武之地，他的性格和抱負與所處的環境存在明顯矛盾，對上、下兩級的關係始終都處在極不和諧的狀態。吳祿貞曾試圖改變舊有狀況，打破六鎮原有配備結構，通過人事調整而逐步控制六鎮。陸軍部雖然按吳祿貞提議撤換了十二協協統周符麟，卻「擬暫由二十四標統帶吳鴻昌升署」，沒同意他提名的張遞補，為此吳祿貞親筆草函，逕呈大臣、副大臣，語氣凌厲，要以必行，結果仍未批准，「吳因以大憾，不滿之意，形於詞色」（《八十三天皇帝夢》，第221頁）。吳祿貞這樣做不僅激化了與周符麟的矛盾，還因為他表示不滿陸軍部任命吳鴻昌暫補十二協協統，又招致了新任協統的憎恨，為以後的石家莊事變埋下了禍根。吳鴻昌後來在駐石家莊六鎮中是僅次於吳祿貞的最高指揮官。

統制與協統不合就更無法控制下級軍官。開始時，六鎮各級軍官因撤周符麟，都「無不人人自危，各懷去志」（《陸軍部檢查官吳宗煌上陸軍大臣蔭昌密呈》，宣統三年二月），與吳祿貞積怨匪淺。後來，這些袁世凱的大小爪牙也不甘願受吳祿貞的擺佈，上下其手，多次鬧事起哄要挾。性剛毅爽的吳祿貞，幾經努力毫無奏效，加上陸軍部大臣蔭昌因吳祿貞寫信指責他，而懷恨在心，派人到六鎮收集材料，羅織罪名，試圖尋機撤他。不願削足適履，而又無可奈何的吳祿貞惘然若失，「覺得第六鎮現在既無法整理，將來對革命也發生不了大作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五集，第452頁）。此後便常住北京「與朋儕飲酒賦詩，藉以清除胸中的積悶，很少到保定去過問第六鎮的事」、「與該鎮官兵的關係不免日漸疏遠」（《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五集，第453頁）。由此可見，在六鎮這個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袁家軍中，吳祿貞未能改變客寄虛懸的地位，仍然沒有掌握住任何實力，可以說吳祿貞統制的官銜確實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正是由於這種狀況存在，當吳祿貞計劃起兵的時刻，出現六鎮反動軍官的集體事變，也就不足為奇了。吳統制與下屬部分反動軍官們對立關係，正是石家莊車站事變的基礎。

吳祿貞對六鎮已失去信心，一直到遇害的前夜他還談到「第六鎮是靠不住的」。那麼，為甚麼他還要冒險組織起義呢？單從現有的歷史現像出發，而不從心理分析角度觀察難以揭示其中奧秘。

武昌起義的槍聲驅散了吳祿貞的低沉情緒，報導各地獨立消息的電訊改變了他借酒消愁的抑制狀態，激起他的無比興奮。在與從南方來京的李烈鈞痛飲的宴席上，李烈鈞「宜早舉動以為響應，我等須努力，武漢不足恃」的話語與暢飲的烈性酒一併在吳祿貞胸中燃燒起來。直隸開始騷動了，參加秋操的張紹曾拒不受命回防，駐紮灤州，並聯合通電要求清廷立憲。被激情所驅使的吳祿貞此時「頓足曰『好事讓人為之』」（《辛亥革命》，第六册，第329頁），便想撫慰灤軍之機，約張紹曾共濟策應。直隸鄰省山西爆發起義後，清廷直接命令吳鴻昌領六鎮前往進攻娘子關，在灤州的吳祿貞聞訊愧曰：「吾勸諸將襲北京，而所部攻晉，何面目在此與諸將相向乎」（《辛亥革命》，第六册，第371頁），連夜由灤州趕赴石家莊。在急驟變化的形勢發展影響下，吳祿貞大腦的興奮與抑制兩種過程失去平衡，出現了優勢興奮中心，以往對六鎮的失望心理被沖淡，這是抑制功能減退的一個標誌。他劾蔭昌，截軍火，組成燕晉聯軍，制定進攻北京的起義計劃，都是在興奮與抑制不平衡的心理狀態下決策和進行的。吳祿貞所舉大計與他統轄的六鎮反動軍官的行為準則是根本對立而不相容的，可他卻恰恰又模糊了這種認識，因此，兩者間矛盾衝突必將爆發無疑。

論及吳祿貞殉難的文章一般都認為，他志大氣豪，將警惕視為怯懦，所以是他的粗心大意招致了殺身之禍。筆者覺得吳被刺固然與他的粗心有關，但僅僅看成粗心所致，似乎不足以說明問題。

六鎮駐紮石家莊的只有吳鴻昌統帶的十二協，十一協已被派赴漢口前線，「原有司令部的僚屬均被調離分散，隨從吳本人的很少」（《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五集，第437頁）。吳祿貞身邊自己的力量本來就十分單薄，此次到石家莊前線後就更顯得弱小。所以，在「宣布採取革命手段，明晨直赴北京」「有不服從者即以軍法從事」（《辛亥革命回憶錄》，第五集，第453頁）的命令之後，當場便遭到反對，吳祿貞意識到力量對比懸殊後，也預感到局勢的危急，頭腦逐步清醒，並為之感到「心跳」（《八十三天皇帝夢》，第223-224頁）。為防遭人暗算，吳祿貞等人曾到辦公室後的花圃裡躲避，第一次兇手到站長辦公室行刺時未發現，吳祿貞等人剛從花圃回辦公室時，與第二次行刺的兇手遭遇。筆者認為，面臨馬蕙田這樣的警衛首領都參與的集體事變，即便再增加幾名衛兵，肯定也是無濟與事。吳祿貞在政敵環逼的險惡對峙時，公然宣布對不服從命令者軍法從事，就迫使政敵向他舉起屠刀，招致了無法躲避的災禍。即使七日凌晨沒被殺害，翌日起義中能不能倖免亦很難預測。

雖然吳祿貞殉難了，但他的名字和他的革命精神永遠被後人所銘記，他一生的光輝業績得到了後人的高度評價。不管是回憶錄、紀念文章，還是史學論文，在評價吳祿貞殉難造成的影響時都一致認為，他若不死，「其事業必大有於中國，並影響及於世界無疑」（曹亞伯《武昌起義真史》中册，第235頁），「中國的歷史也許會呈現出另一種局面」（趙宗頗《吳祿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98頁）。有人具體分析說：「他當夜不死，翌晨會同山西軍隊與張紹曾、藍天蔚的隊伍向北京進攻，清廷即可推倒，不會給袁世凱以進京操縱和談的機會」（《辛亥革命回憶錄》 ，第五集，第455頁）。還有人則斷定，「綬卿不死，京津大局必早底定。武漢南北兩軍，亦不致激成惡戰。然則綬卿死而因之死者千萬人」（張元濟：《附錄吳綬卿先生遺詩序》，《東方雜誌》，第八卷，第十號）。人們對吳祿貞的懷念和對他的犧牲所表示的惋惜之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要冷靜地正視歷史的話，就需要對上述「吳祿貞七日凌晨如不由於粗心而被殺，中國歷史就會重寫」的說法進行重新認識。當然，歷史發展的實際結果已對此作了回答，我們之所以要重新對以往的假設再認識，目的在於說明客觀歷史從來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吳祿貞七日凌晨如果沒有被刺，第二天起義軍就一定能夠打下北京嗎？吳如不犧牲，七日白天起義能否爆發存在兩種可能，一是起義按期舉行；再就是因六鎮反動軍官的集體反對，起義遭到破壞。根據六鎮實際狀況分析，後一種可能性更大。退一步說，即便起義計劃宣布順利，按時爆發，那麼打下北京也不是沒有問題的。下面從三個方面略做分析：

第一，按北上計劃實施，需要有二十鎮張紹曾的緊密配合，而不論張紹曾是否為立憲派，也不論吳祿貞發給張的電報已被陳夔龍截獲，僅就張當時的身份和心境而言，他不會響應吳祿貞的夾攻北京計劃。11月5日張紹曾被清廷封為長江宣撫使，解去二十鎮實權後，使本來就不堅定的信念就更加心灰意冷了。史學界不少文章的觀點都認為，吳祿貞赴灤宣撫二十鎮時，早與張紹曾約定好夾攻北京大計。其實這與史實不符。吳祿貞三十日到灤州，三十一日得知吳鴻昌率六鎮去攻打山西，連夜匆匆趕赴石家莊，不可能已經制定出「聯晉約張」共同起義打北京的計劃。實際上，吳與閻的聯合也並非一拍即合，是經過了多次談判，雙方才相互妥協讓步，達成最後協議。陸軍部秘書科科長惲寶惠的回憶可為之提供佐證，「吳祿貞與彼（張紹曾）等往返密商事誠有之。若謂吳曾奉派往灤州宣撫，始得協謀發動，則不記憶有此事。且在時間上似不可能，蓋兩人之動機不同，其辦法亦不一致」（《八十三天皇帝夢》，第222頁）。

第二，六鎮十二協的反動軍官們也決不會順順噹噹地服從吳祿貞的指揮，背叛他們的主子而登上革命黨的「賊船」。在六鎮中，除了吳祿貞這個靠捐兩萬兩銀子得到的虛位統制外，革命黨人打入北洋新軍的寥寥無幾，像何遂、孔庚等還是吳祿貞臨時找來幫忙的，所以，革命黨人對六鎮新軍的影響力微乎其微，故此不能與南方新軍同日而語。再者，吳祿貞與京、津、保的革命黨人聯繫甚少，沒有得到他們的支持，也沒有在自己周圍真正形成一股促使革命形勢發展的勢力，更談不上吸收工農參加。那麼，單憑光桿司令怎能輕而易舉地拿下北京呢？顯然這是過高估計了革命勢力的力量。　

第三，清廷近畿已加強收縮防守，仍有一定實力，並非不堪一擊。蔭昌當時已經返回北京坐鎮，清廷仍牢牢地掌握着禁衛軍、舊式練軍和其它各鎮所剩各營，在石家莊還有第一鎮第一標死死牽制着吳祿貞的行動，直隸總督陳夔龍奉旨新招的巡防二十營也是一支不可輕視的力量。武昌起義後，清廷被震驚而出現慌亂這是事實，但是，這架封建統治機器尚未完全停止運轉，袁世凱集團還要利用清廷。至於清廷打算撤往承德的說法，不過是革命黨人為製造輿論鼓動革命的宣傳策略而已。清廷給直隸總督的諭電：「現在人心不靖，謠諑紛壇。朝廷以鎮靜為主，並無北狩之說，著即傳諭士紳，萬毋聽信說訛言」（《宣統政紀》，卷四十，第23頁），足以證明沒有此事。

以上所論說明，吳祿貞起義並不完全具備必定勝利的條件。假設條件充分具備，起義也決不會因吳祿貞被殺，整個佈置全部戛然而止，形勢毫無向有利於革命的方向發展。這裡並無意貶低吳祿貞先烈發動的聯軍起義，只是想真實地評估這段歷史，並透過吳祿貞殉難的事件，重新認識武昌起義後直隸的形勢，以及袁世凱培植的私人武裝在此次事變中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把吳祿貞被殺事變與袁世凱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最終篡奪革命果實的結局，作為歷史進程中兩個相互聯繫的現象加以重新審視。也只有正視袁世凱勢力在北洋新軍的私屬關係，認識六鎮反動勢力的頑固性和袁記親信如林的客觀環境，才更能顯示出吳祿貞挺身而出的英雄本色和他那種敢於直搗黃龍的膽略與氣魄，從而確認吳祿貞不愧為辛亥革命的「磅礴精英」、「蓋世之傑」（《孫中山祭吳祿貞文》，《時報》，1912年3月17日）。同時，研究工作也不能完全以感情代替歷史，以主觀假設代替客觀分析。過分誇大了吳祿貞犧牲對中國歷史的影響，就等於過分誇大了歷史進程中偶然性的作用，從而會使我們模糊這段歷史，得出一個離奇的結論。正如英國流傳的一首詩所說：「釘子丟，馬掌掉；馬掌掉，馬摔跤；馬摔跤，騎士亡；騎士亡，打敗仗；打敗仗，國家亡；丟了一個釘子，亡了一個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