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戈鐵馬去，馬革裹屍還是對軍人精忠報國的讚美，投降被認為是沒有骨氣的懦夫行為，一旦投降，對軍人而言，再沒有甚麼尊嚴可講，諸如貪生怕死、苟且偷生等專有名詞會鋪天蓋襲來。
鴉片戰爭以來，清軍雖然屢屢敗於列強，但是軍人在戰場上的表現還是可圈可點，士兵戰死無數，高級將領以身殉職者比比皆是，戰術性撤退雖多，叛國投敵少見。1860年八里橋之戰中，蒙古馬隊迎著炮火沖鋒的一幕不是裝出來的，1894年甲午海戰中，鄧世昌彈盡糧絕下令撞擊日艦的鏡頭也不是為了譁眾取寵，提高票房收入，1900年聶士成血灑疆場更不是為了博取虛名。
然而到了北洋政府時期，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鮮見誓死戰鬥捍衛軍人榮譽的場面，這一奇特現象讓人匪夷所思，北洋軍隊都是仿效德國和日本模式組建，按說多少應該學到點德國軍人的騎士精神或者日本軍人的武士道精神，然而事實卻相反，幾乎每次戰爭都有大批官兵叛變投降。
當然也有誓死不降的戰例，參與武昌起義的湖北新軍雖然勢單力薄，還是與占絕對優勢的北洋軍戰鬥到底，這又是甚麼原因造成的。
說到這裡，就不能不提清末反清起義。 1907年光復會成員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率領學生起義，失敗被俘，劊子手用鐵鎚將他睾丸炸爛，再剖腹挖心，祭奠恩銘在天之靈，心臟被他的士兵烹熟下酒，死法比凌遲還慘，另一位革命志士秋瑾被俘後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被處斬。清廷本想用這種殘酷手段對蠢蠢欲動的革命者進行震懾，然而正是這種高壓手段讓他們自食其果。
參與叛亂的湖北新軍被逼上絕路，他們能想像到劊子手的技術都是博士後級別的，甚至都能感覺剃刀在一寸寸割他們的肉。擺在他們面前的路有三條，第一條是譴責，第二條是強烈譴責，第三條是打，那時候的軍人很有血性，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三條，而且還是拼命。
其實他們沒有別的選擇，投降生還的可能性為零以下，政府絕不會容忍這種背叛行為，槍決還是比較幸運的，但是他們沒有權利選擇死法，九成會被押赴法場砍頭示眾，周圍還有看熱鬧的Fans，法場不是舞台，靠這齣名代價太大，那時候中國人還是願意保留全屍入土為安，砍頭後腦袋被掛在電線桿上是不能接受的。
他們是最精銳的政府軍，曾經滿腔熱血報效朝廷，因為一時衝動成了反政府武裝，以前所有的工作白幹了，政府還要從肉體上消滅他們，你說他們能答應嗎？肯定不能，他們不是任人宰割的老百姓，也不是毫無還手之力的維新派，他們有牛逼的資本--槍。
武裝叛亂後他們面臨的形勢是十分嚴峻的，北洋教父袁世凱不是吃素的，他一上台，北洋軍士氣大振，打得他們節節敗退，打仗掉腦袋誰都怕，但是他們更怕投降後遭迫害，所以寧死不降。
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絕對的鎮壓導致絕對的反抗。如果投降後連生命都無法保證，軍人選擇戰死也不會妥協，所以清廷的武力鎮壓只會讓衝突升級，不可能讓起義者屈服。
等到清帝退位，民國建立，情況就發生了改變，國家有了法律制度，人民有了基本人權，廢除了凌遲、車裂、腰斬、烹煮、宮刑、縊首等酷刑，不用再擔心一人犯法，夷滅三族，所謂一人做事一人當，這時候才真正實現。
軍人在戰場上英勇戰鬥，戰敗投降也逐漸被傳統觀念接受，不再被看做辱沒家門的恥辱，戰爭只是一時的，留着性命養家糊口，給父母養老送終才是正事。
勝利者對失敗者相當寬容，投降的將領只要低頭認錯，願意追隨勝利者，多數能維持原有地位，有些人看破塵世找個風水寶地當寓公，也不用擔心對他進行打擊報復，士兵願意接受改編的，可以為新首領效力，不願意接受改編的，發給遣散費，回家種地，保證人人都能得到妥善安置，都有飯吃，除非自己非要鑽山洞下沼澤拉隊伍當土匪。
1917年反復辟之戰，張勳戰敗，躲入荷蘭使館，進京的辮子軍或者投降接受改編，或者潰散，留在徐州老巢的定武軍在張文生的帶領下轉歸皖系，維持了蘇皖兩省的穩定局面，不願接受改編的部隊轉入山區，成了為害一方的匪軍。
1920年北方爆發直皖大戰，皖系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鑑於官兵傷亡慘重，掛起白旗投降，曹錕不但沒有給他難堪，還給了他很高的禮遇，皖系戰敗後，段祺瑞下野當起了寓公，直系雖然對徐樹錚、段芝貴等發出通緝令，但不久就特赦，士兵除了少數陣亡，部分被遣散，其餘被編入直系和奉系軍隊，反而是南方張敬堯第七師拒絕投降的部隊，成為流寇，四處作亂。
由此可見，軍人在完成使命後選擇投降，不但沒有玷污軍人榮譽，還避免了更多的流血犧牲，有利於社會穩定。
投降有個前提，那就是勝利者心胸開闊，能夠接納受降官兵，尊重受降者的人格，給他們必要的戰俘待遇，如果動不動就秋後算賬，再老實巴交的官兵也會以命相搏。
派系的核心是軍事首領，首領的胸懷是派係不斷壯大的必要條件，沒有一顆寬以待人的心，別說受降者，就是派系內部也難以維繫。
皖系首領段祺瑞道德情操高尚，為官清廉，本來是最有希望繼承北洋集團首領的衣缽，統一全國，就是因為肚量太小，脾氣火爆，容不下不同意見，偏聽偏信徐樹錚，內部紛爭不斷，外部普遍不滿，被直系和奉系聯合推翻。
張作霖被五省聯帥孫傳芳擊敗，統一之路受挫，按常人觀點，張作霖恨不能把他扒皮抽筋。然而等到孫傳芳被北伐軍擊敗，投到張作霖帳下乞降時，他一反常態，接納了孫傳芳，雙方化干戈為玉帛。
正所謂「冤冤相報何時了，舊怨莫計較。前線頻傳炮火聲，東南不堪回首觥籌中。北洋江山應猶在，只是勢力衰。問君能有幾多愁，但求爛醉一笑泯千仇。」
孫傳芳作為一個後起之秀，靠個人能力雄踞東南五省，在戰場上的表現幾無出其右者，以一個軍人的標準來衡量，他很成功，但是他的心胸過於狹隘，內心深處有睚眥必報的一面。 1925年，魯軍第二軍軍長施從濱戰敗被俘，孫傳芳不依不饒，次年將其槍殺。他的這一行為不僅激怒了對手，也引起了部下的強烈不滿，後來施從濱之女施劍翹為父報仇，將遁入佛門的孫傳芳刺殺。正所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從這裡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北洋軍人把北洋集團視為一個大家庭，戰場上雙方士兵再怎麼廝殺，也不影響他們之間的個人感情，戰敗一方如果投降，會得到善待，最起碼能保證人身安全，這是基本的道德準則，多數人都會遵守，如果破壞遊戲規則，任意處置戰俘，只為圖一時之快，事後立馬就會遭到更加嚴厲的報復，得到的短期利益和快感很快就會被抵消。
明白了這個道理，就不難理解為甚麼戰爭期間會有大批官兵投降，對官兵來說，他們都是領薪水的合同兵，勝負跟他們關係不大，如何在槍林彈雨中保命才是主要的，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戰敗就像被更強的企業併購重組，並不是多麼丟人的事，送了命才是徹底失敗，打來打去都是一家人，天下還是北洋的。
不過這樣的好日子沒過多少年，國民黨在南方崛起後，打破了這種平衡格局，北伐軍步步推進，戰爭不再是小孩過家家，以前打仗只是爭地盤，打斷骨頭連著筋，人情味還是有的，一家人好說話，現在是兩個不同體系的生死戰，再難通過投降進行投機鑽營。
北伐中的戰爭中，汀泗橋戰役、賀胜橋戰役、武昌戰役、龍潭戰役等，打得相當慘烈，傷亡較之以往的軍閥混戰大得多，別說士兵，高級軍官陣亡的比比皆是。被俘官兵被虐殺的現象屢見不鮮，在南昌，張鳳歧、岳思寅、唐福山等被公開審判後執行槍決。武昌城破後，劉玉春、陳嘉謨被定名為反革命罪，劉玉春反駁說：「我從未入革命黨，何言反革命，中國人民四萬萬，隸革命軍者不過二十餘萬，其餘者皆反革命耶。」
官兵投降後性命如何，一切歸於天命，仇殺代替了禮遇，人民公審、遊街、槍斃、活埋，原有的戰爭規則被徹底破壞，中國又一次回到了叢林社會，軍人除了誓死奮戰，還是誓死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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