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宧，粤音ji4，直音：怡
《唐韻》與之切《集韻》《韻會》盈之切《正韻》延知切，音怡。
《說文》養也，室之東北隅，食所居。
《爾雅．釋宮》室東北隅謂之宧。
《李巡曰》東北，陽氣始起，育養萬物，故曰宧。宧者，養也。
又曰日光所漏入處。孫氏云：日側之明，是宧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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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讀書報》（ 2012年08月08日10 版）
辛亥百年推出的影視作品與出版物，至今餘溫尚存。筆者屢見國家重大歷史題材作品中，竟出現了將歷史人物的人名或姓氏搞錯的硬傷。
那是在《建黨偉業》熱播期間，素來很少看電影的我，一天傍晚應邀在新建的影院去湊了一下熱鬧。可是，當看到香港著名影星周潤發扮演袁世凱出場，脫口說出「陳宦」二字時，讓人大跌眼鏡。接着，袁氏問及黎元洪對帝制的態度，回答竟是「大總統指向哪裡，我就打向哪裡」。事實上，黎氏在其他方面唯袁氏馬首是瞻，惟獨對帝制斷然反對。此處完全違背歷史事實，我再也坐不住了。
無獨有偶。去年盛夏時節，筆者到河南項城博物館參觀，展板上介紹袁世凱的親信陳宧，也赫然寫成「陳宦」，講解員竟將「宧（yí）」說成「宦（huàn）」。我當即給講解員糾錯，講解員說：她也知道錯了，但說慣了就將錯就錯。展板將在辛亥百年慶典期間更換。最近，筆者觀看電視連續劇《護國大將軍》，劇中再次重蹈覆轍，將陳宧念成「陳宦」。為了防止以訛傳訛，筆者不揣淺陋，略作闡發。
這裡的「陳宦」，實為「陳宧」之誤。 《中國近代史詞典》（陳旭麓、方詩銘、魏建猷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2年出版）、《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版第277頁）等辭書，都有「陳宧」專條。且「宧」與「宦」讀音不同，含義迥異，不能混為一談。
其實，陳宧其人，是民初南北統一後，一位活躍於北京大總統袁世凱與身在武昌的副總統黎元洪之間的聯絡人。筆者曾在《首義大都督黎元洪》（湖北教育出版社2011年9月版）的第十五章第142、143頁，進行了專門敘介。
陳宧（1860-1943），原名儀，又名寬培，字養鈿，號二庵。湖北安陸人。晚清拔貢，湖北武備學堂畢業，原受清軍將領錫良的特達知遇，曾在四川、東北任軍事要職。赴歐洲考察後，任清鄉督辦。錫良生病辭官後，陳宧又受知於袁世凱，這時的陳氏已經名滿海內，他與吳祿貞、藍天蔚並稱「湖北三傑」。辛亥首義成功後，因是湖北同鄉之故，曾一度受聘於黎元洪幕府。又經同學李書城、耿覲文介紹，結交陸軍總長黃興。 1912年4月被袁氏電召入京，就任中華民國參謀本部次長。時參謀總長黎元洪想在武昌繼續做「湖北王」，便委託陳代行總長之職。此乃陳為袁黎之間牽線人的來由。
陳宧既是袁、黎之間的聯絡員，也是出賣黎氏的一名悍將。奇怪的是，袁氏雖老奸巨猾，對陳氏則言聽計從，所有湖北接近袁氏的要員，如立憲派大老湯化龍、黎元洪的文膽饒漢祥等，均由陳為之引見。袁對湯、饒總是說：「你們甚麼事，多和二庵商量。」袁對革命黨人之排斥，對黎元洪之入京，對黃興之自請撤銷留守府等等，悉由陳氏設計促成。袁、黎之間文電往返，經常由陳會同饒漢祥在京或在武昌擬好，然後分別由袁、黎具名發出。難怪特立獨行的國學章太炎在見了陳宧後，評說道：「此第一人才，然亡天下者未必非此人也。」
湯化龍在陳宧的引薦下，一到北京，就立即向袁世凱獻媚：「湖北黨人正在分化，孫武組織民社其目的即在與同盟會對抗，加以運用，裨益非淺。」袁當然高興萬分，並囑湯設法擴大組織，成為擁護政府的黨。袁惟恐黎、湯號召力不夠，又叫湯化龍立即趕赴日本，迎梁啟超回國，成為袁御用的進步黨，與國民黨分庭抗禮。袁得到這些人的捧場，便為所欲為了。
不僅如此，袁氏還親自安排湯化龍坐上了議長的寶座，並重金收買饒漢祥、陳宧，促成黎元洪北上，瀛台冷坐；並徹底摧毀湖北黨人勢力和湖北8個師的軍隊，使黎氏成為一個「光桿司令」。同盟會「先天會員」、民初國會議員劉成禺曾對人說：「饒漢祥、陳二庵把黎元洪賣了200萬元。」（劉成禺：《世載堂雜記》，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95頁）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陳宧是袁世凱「囚黎驅段」的悍將，也是導致袁氏帝制鬧劇草草收場，直至一命嗚呼的所謂「二陳湯」之一。 「二陳」即四川將軍陳宧、陝南鎮守使陳樹藩，「湯」是指湖南將軍湯薌銘。尤其是陳宧與蔡鍔的聯手，是對袁氏的致命一擊--
那是在民國三年，蔡鍔進京，與陳宧同為袁氏海陸軍統帥部辦事處委員，陳、蔡兩人相處甚歡，有英雄相惜之感。一來蔡是湖南人，陳是湖北人，兩湖素有大同鄉之誼；二來蔡的出身，和陳相同，均是貧窮出身，也均靠自己苦讀奮鬥見重於世；三來蔡的門生故吏遍西南，陳的門生故吏也遍西南。有此多種因素，兩人過往甚密。蔡領導護國倒袁後，就是靠了這一段友誼陳反戈一擊，最後迫袁退位之功。章太炎逝世之後，陳宧曾對人說：「太炎歿，世間無真知我陳某者。太炎真知我，我也真知太炎。彼陸建章謂得太炎一篇文字，勝過十萬兵馬，猶輕視太炎耳，我則謂太炎一語，足定天下之安危也。」此話印證了陳宧關鍵時刻的倒戈，促成了袁氏帝制的終結。
在我們對陳宧有一個初步了解後，再來看一下有關出版物對陳氏的記述。在《中國近現代人名大辭典》（李盛平主編，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年出版）與《民國人物大辭典》（徐友春主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辭條中，在《百年家族．黎元洪家族》之《困居之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76頁），在《黎元洪傳》第十三章《初任總統》（崇文書局2009年版第211頁）裡，居然都是將「陳宧」誤作「陳宦」。而《民國大總統黎元洪》之《黎大總統面面觀》則是「宦」、「宧」相間（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頁）。更可笑的是，陶菊隱著述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三聯書店的版本（1957年出版，1978年重印）均是「陳宧」；而海南出版社於2006年，以《武夫當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1895-1928》（全五册）重新出版時，竟赫然印為「陳宦」。諸如此類，將辛亥首義人物「金兆龍」誤作「金銚龍」，把程定國（正瀛）變成「陳定國」（伍立楊著《中國1911：辛亥年》，春風文藝出版社2011年1月版；伍立楊：《首義第一槍到底是誰放的》，《海南日報》2011年10月10日第十六版）等，也時有發現。
綜上所述，為何將「陳宧」一而再，再而三地搞錯呢？我想，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有三：
首先，「宧」與「宦」筆劃相近，容易混淆；「陳宧」是歷史人物，影響有限，且「宧」不常見，容易出錯。其次，編劇、導演與演員，乃至我們的審查官員，史學修養不足。例如在民國初年，一般稱人名不是直呼其名，而是呼其號，或以里望稱人名。像稱陳宧，一般稱作「陳二庵」；稱黎元洪為「黎黃陂」等。如果稍有歷史常識，演員在影視劇中，只會將「宧」稱作「陳二庵」，不會誤呼「陳宦」。再次，傳記的作者與編者，對與傳主相關人物的研究，以及工作責任感，亟待加強。據筆者了解，上述專著的作者與編者，不是史家，便是中文專家、教授，不存在知識問題。只是有的學者偏重於宏觀，疏於微觀所致；有的作家、編劇，往往注重藝術性，而忽視歷史真實。再則有的作品，純屬應酬之作，未作深入的考訂。所以，我們只要稍加認真，是完全可以避免出現這一硬傷的。
人名是一個人特有名詞，稍有不慎，就會張冠李戴。有時甚至造成不必要的誤會。記得有一位領導退休前參與編纂了一部專著，但編輯竟將他的名字的「驊」，除掉了「馬」字旁，被人譏笑為「下馬了」。鬧得很不愉快。曾幾何時，筆者也曾深受其害，有人將敝姓「裴」誤作「斐」，我就起筆名「斐禕」，又被人誤為「斐偉」。後更名為「飛翼」，有人仍誤作為「飛冀」，真讓人哭笑不得。
怎樣才能不出錯，竊以為，一個辦法，少一點應酬，多一點知識的積累；再就是，有疑問，多查詢；信不足，多請教；付梓前，多給專家看。當然，還有一個最笨也最可靠的辦法，那就是認真再認真，細心再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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