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程：大清殉節考

疾風知勁草，板蕩見忠臣。艱難困苦，尤其是危機關頭，特別能考驗一個人對國家、對體制的忠誠

雖然殉節的漢族官員沒有滿族官員那麼多，但在革命期間，抵抗革命軍最有力的恰恰是漢族將領。比如辛亥革命只在兩個地方爆發了大規模的戰爭，一處是武漢，一處是南京。在兩地指揮清軍頑抗的恰恰是兩個姓張的漢族將領，武漢是張彪，南京是張勳。兩人都出身貧寒，有著悲慘的童年和少年，青年從軍，扛槍吃糧，不想在清末的亂世中平步青雲，做到了封疆大吏。社會地位的巨大躍升，反而讓這兩個漢族窮人家的孩子對清王朝感恩戴德，賣力地組織抵抗。而那些出身豪門的官僚們，沒有切身體會，對朝堂的感情也不深，該跑的跑，該降的降。在革命氣氛濃厚的廣東，就有這麼個例子。潮州總兵趙國賢是河南項城的漢人，小時候靠為別人傭耕為生，當兵吃糧後步步升至總兵。民軍圍攻潮州時，趙國賢率兵頑抗，失敗後面向北方磕頭說：「臣以一介武夫受恩深重，待罪海疆二載，於茲力盡聲嘶，外援不至。死不足惜，但苦吾民耳！」最後上吊殉節，諡號「忠壯」。

圍繞著「殉節」問題，清朝官吏還上演了不少滑稽戲。下面講兩個「另類」的殉節笑話，都發生在武漢，主角也都是漢人。

武昌首義後，湖廣總督端澂早就鑽狗洞，跑到軍艦（楚豫）上隨時準備開溜了；湖北布政使連甲也不知道躲到哪兒去了。湖北省政府的第三把手、湖北按察使馬吉樟聞變，卻動起了「殉節」的念頭。他不許家人收拾細軟開溜，自己穿戴整齊朝服，捧著大印，來到按察使司衙門大堂坐定，下令打開衙門，就等著革命軍上門，準備「慷慨就義」。開始還有衙門的幕僚、差役陪著馬大人，很快就陸續開溜，只剩馬吉樟一個光桿司令了；接著就有路過的老百姓，向衙門裡探頭探腦，好奇地看著呆坐在那的按察使大人，可能是把馬吉樟當作唱戲的或者雜耍的了。偏偏就是革命軍沒來。按察使司是負責司法刑獄的，既不管軍械，又沒有錢糧，政府都沒有了誰還在意前政府的法律呢？起義軍壓根就沒把按察使司衙門當作目標。馬吉樟等了小半天，硬是沒等到「就義」的機會。倒是他的老婆、小妾們等不及了，湧到大堂上來，一看馬吉樟傻愣愣的樣子，啞然失笑。幾個女流之輩七手八腳扒下馬吉樟的朝服，扔掉大印，給他換上便裝，然後帶著早就收拾好的金銀財寶，也開溜了。馬吉樟拗不過妻妾們，最終沒做成忠臣。說不定，馬大人心底叫冤：「我本欲殉節，奈何妻妾不從也！」既然能輕易被妻妾們改變主意，說明馬吉樟本就不想殉節。

不想殉節的人，藉口多了去了。除了「妻妾不從」外，還有「家有八旬老母」」，或者「忍辱負重，重振朝綱」等等。殉節成仁的理由只有一條，逃避的藉口卻有千萬條。因此，變節者總比殉節者要多。

第二個「另類殉節」的人是原新編陸軍第八鎮步兵第十五協29標標統張景良。武昌起義後，張景良附和革命，還出任了湖北軍政府參謀部副部長。一次在軍政府會議上，張景良突然大喊大叫，用頭撞擊黎元洪。革命軍把他逮捕。不過黎元洪看好張景良，出面證明張景良只是暫時精神不正常，把他保釋出來。陽夏保衛戰打響後，張景良出人意料地表示要到前線殺敵立功，還願意以全家人作為人質。革命黨人面面相覷，最後勉強同意張景良出任前線總指揮。張景良到達前線後，故意拖延時間，不作任何作戰部署。後來，軍政府發現部隊混亂，就越級下令，代替張景良下達指令。戰鬥打響後，革命軍和清軍激烈戰鬥。張景良這個前線總指揮棄軍不管，還在相持的關鍵時刻突然放火焚燒軍需物資，造成革命軍彈藥告罄，傷亡過大，節節敗退。漢口保衛戰的失利，張景良「功不可沒」。事後，張景良在漢口找了個地方躲藏起來，被革命軍發現後抓起來，以「通敵」罪槍斃。

《清史稿．忠義傳》記載：「景良臨刑夷然，仰天大言曰：『某今日乃不負大清矣！』」《清史稿》能夠挖掘出張景良這麼好的「典型」來，著實不易。可是，張景良的行為也算不上是「殉節」，而是超越殉節，上演了一場「無間道」。

需要指出的是，殉節是官員階層的特權，而且還要是一定級別的官員。布衣之身是沒有殉節的榮耀的。普通老百姓，或者基層的小官吏，即便是對王朝感情再深，殉節行為再慷慨再激昂再壯烈，朝廷也看不到，更得不到像中高級官員那樣的哀榮。其實，普通人的為國赴難，表現出來的對王朝的感情才是真摯的、可貴的。所以，史官們在修前朝史書的時候，留意挖掘基層的殉節故事，藉此證明王朝恩澤深入民心。《清史稿》也不能免俗。遺憾的是，基層人物極少有為清朝殉節的。《清史稿》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叫做胡國瑞的人：

胡國瑞，湖南攸縣人，舉人出身。清王朝對長期考不中進士的舉人中有一項「大挑」的制度，就是挑選那些能寫官樣文章、滿口官話且長得就像是個當官的人當官。光緒二十九年，胡國瑞就被挑中，分配到雲南候補。之後幾年，胡國瑞在雲南當過幾個窮地方的官，都是些短期的小官。晚清，官場競爭激烈，當官不僅要拼關係、拼人脈、拼金錢，還要拼智慧、拼說話、拼表現。那些沒錢沒背景，不會說話​​不會表現的人，就只好在小官下僚的職位上徘徊，在窮鄉僻壤屁股還沒坐熱就被調任、閒置、候補。胡國瑞不幸就屬於這類混得不好的小官。辛亥革命爆發時，胡國瑞已經被解職了，準備「修墓歸里」，也就是混不下去要回湖南了。當地訛傳北京城破，胡國瑞就跳井自盡了。這麼好的一個案例，《清史稿》自然不會放過。書中記載，胡國瑞還在背上寫下遺書（不知道他是怎麼寫上去的），說：「京師淪陷，用以身殉。達人不取，愚者終不失為愚。」胡國瑞自認「愚者」，的確沒錯。那些聰明的「達人」、「達官」們在清朝官越當越大、缺越補越肥，賺了金山銀山，革命發生後又安然脫身，下輩子享福去了，或者混入革命陣營繼續當官。反倒是胡國瑞這樣的「老實人」，孤獨地去為一個並沒惠及自己多少恩澤的舊王朝殉葬去了。不知胡國瑞孤零零地走在黃泉路上，會不會感慨：知府、道台、巡撫大人們怎麼都沒來呢？

殉節的人少，也就意味著革命的阻力小。槍聲響起，清朝各級官員望風而逃，地方政府土崩瓦解。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夠以較小的代價完成，這場革命之所以被成為一場「低烈度的革命」，很大程度上還要感謝那些貪生怕死、落荒而逃的清朝官吏們。

體制內部信仰缺失、口是心非、鮮廉寡恥的官僚，實際上也是政權的敵人。相比體制外的敵人，這些內部的敵人更加危險。因此，對於一個建康的體制來說，剔除內部的無恥官僚，至關重要。如何遴選出戴著面具的官員，如何真正將意識形態融入體制的血液中，考驗著每個政權的自信、智慧和能力。